【转】朱兵：精英与大众之平衡——论莫斯卡的“精英主义民主观”
【摘要】莫斯卡（1858—1941年）是20世纪意大利知名的“精英三杰”之一，与帕累托、米歇尔斯一起，对构筑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颇具特色的“精英主义民主观”做出了重大贡献。莫斯卡从小便立定学术志向，后转益多师，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思想视角，并以如椽巨笔撰写了体大思精的《政治科学要义》一书，奠定了其思想大家地位。莫斯卡深受马基雅维利式现实主义政治观之影响，并在与同时代思想家如克罗齐、帕累托和米歇尔斯等人的交流碰撞中，在对于政治实践的亲身参与和体悟中，不断砥砺思想锋芒、调适思想架构与完备思想要旨。莫斯卡的“精英主义民主观”是对现代大众民主浪潮的系统反思，力图在新的时代情境下诊断大众民主所固有的缺陷与弊病，旨在对症下药，设计出一种平衡精英统治与大众民主的多元主义制度构架，如此才能维持一种中道与均衡的良善政治秩序。莫斯卡的“精英主义民主观”折射出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之对立统一，是对民主观的一种极大丰富与延伸。后世思想家如熊彼特、米尔斯、达尔等人对莫斯卡的民主观进行了扬弃，打造出了一套更加丰富而完整的精英民主理论。
【作者简介】朱兵，四川隆昌人，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西方政治思想史。
【文章来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22(04)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是西方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政治框架巨变和大众民主狂飙突进的年代，各类谱系的政治思潮在这段时间里彼此激荡、互为竞争。其中，被称为“新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意大利“精英三杰”莫斯卡（Gaetano Mosca）、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和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共同打造了“古典精英主义”政治观，为现代语境下精英主义思想第一次系统而全面的陈述，具有守先待后、继往开来的思想界标地位。思想家胡克曾言：“莫斯卡、帕累托和米歇尔斯在一个乐观主义弥漫的年代著书立说，正如今日的悲观主义四溢一样，他们提出了所有的关键性问题，这些问题在今日已处于风口浪尖。他们运用大量的历史材料和细致入微的分析，加强了对于政治权力本质的结论，尽管这不会获得我们的赞同，但也会让我们肃然起敬。”确实如此，“精英三杰”以其独特的观察视角与高超的诠释技艺，揭开了笼罩在政治权力之上的神秘面纱，对现代政制进行了鞭辟入里的透视，是现代政治科学的探路人。三者思想上“重叠共识”之处颇多，但也“和而不同”，共同推出了自身独特但又相互关联的精英主义民主观，其中莫斯卡又是三者之中的先行者。“通常，‘精英主义’与‘民主’被视为对立的概念，然而，存在着这样一种政治思想传统，那就是将这两种概念视为相异却非完全相反，而且相互依存。莫斯卡便是这样一种传统最早也是最具说服力的阐释者之一，我认为仅据此一点，便使得对他的思想进行认真研究变得合理。”基于此，本文拟就以莫斯卡的个人际遇和所处的时代语境、思想渊源与参照及其精英主义思想诸要素等层面为框架，力图呈现出其独具特色的“精英主义民主观”。
一，生平、时代与著述
1858年，加埃塔诺·莫斯卡出生于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的首府巴勒莫。在《政治科学要义》的英文版序言中，译者利文斯顿曾指出，意大利许多伟大的理论家往往来自南部，从康帕内拉、布鲁诺到维科，再到葛兰西、克罗齐，可谓众星闪耀，天才云集。为意大利民族作传的巴尔齐尼曾指出：“在有献身精神的人和聪明的人的地方，文明之树和生活之花最为繁荣艳丽。这些人为了获得较为满意的职业而愉快地接受平平常常的生活条件，他们宁愿要高位、名誉、权威、声望或心神安逸，而不是只要金钱。他们就是那些学者、诗人、艺术家、小说家、圣徒、哲学家、法学家、特立独行之士、自奉简朴的贵族。意大利的这类人物大多产生于南方。他们对意大利贡献甚大。”［不仅如此，出生于西西里岛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莫斯卡对于政治的热情：“并非每一位西西里人都适合做政治家，但只要一位西西里人成为政治家，那他肯定会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西西里人对政治有着尤为强烈的嗜好。”［此外，莫斯卡在故乡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长时间的生活经验，对其思想模式的型塑产生了重大影响：“莫斯卡西西里岛的出身，以及他在意大利南部度过整个青年时代的经历，决定性地指引了其政治思考。……他从来没有摆脱对于代议制机构最初所持的疑虑，这源自于他对西西里政治中那种毫不掩饰的暴力和腐败的直接感受。”
莫斯卡家境优越，自幼立志从学并博览群书，对历史类著述尤为偏爱。1877年，莫斯卡进入帕勒莫大学法律系学习，并于1881年获得学位。后曾在罗马停留一年，参加了关于政治和行政科学的辅助课程，并转益多师，虚心问道，其中包括梅赛达利亚（Angelo Messedaglia，1820—1901）这样的名家。如是个人经历和思想氛围明显影响了年轻的莫斯卡，他在法律方面的炽热学术兴趣与一种强烈的对历史学和政治学的偏好融合起来。当莫斯卡就读于帕勒莫大学时，也曾受到著名艺术哲学家丹纳《现代法国的起源》一书的影响。“莫斯卡不仅寻找例证，他还寻找‘法则’。他受之于丹纳的启迪是明显的，而且得到广泛承认。如同这位法国先辈一样，莫斯卡对于政治思想家所普遍使用的方法和分类极为不满，他认为这些方法和分类是不准确的，是建立在情感之上的，与政治行为之记录事实（recorded facts）普遍没有联系。结果便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其他学科，还未能成为一门科学”。利文斯顿指出：“莫斯卡接受了丹纳的理论以及该理论中的伦理假象，并将其作为自己有关‘统治阶级’衰落理论的基石。”此外，从1879年开始，莫斯卡便积极介入公共知识论坛，曾为《帕勒莫评论》（Rassegna Palermitana）、《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和《论坛报》（Tribuna）撰稿。莫斯卡主动走出象牙塔，将专业知识运用于公共实践，这使其政治思想与现实政治进一步融合，有助于拓展其政治视野，磨砺其批判棱角，将理论化的学理演绎与实践性的严肃思考有机地结合起来。
1888年，莫斯卡来到罗马大学任教，“成为全意大利讲授《政治学说史》和《政治制度史》的第一人”。在此期间，莫斯卡殚精竭虑，潜心撰写未来让他暴得大名的《政治科学要义》。他不断磨砺治学方法论，将理论与实践、观念与经验、学说与事实等用不同的方式组合起来，寻求最佳的书写路径，提炼对于政治及其相关问题的总体观点。在这个时期里，莫斯卡的视野超越了对于意大利（有时是西西里）事务的关注，在政治中心俯瞰全国政治生活，甚至是放眼世界、纵横古今，其中不少地方涉及遥远的中国，这使得《政治科学要义》的视野辽阔、格局磅礴。1896年，《政治科学要义》一书正式出版。莫斯卡提交此书，成功申请到了都灵大学的宪法学讲座席位，自此开始在这所学校长期任职，但“醉翁之意不在酒”，“莫斯卡教授的是宪法，但他的授课内容主要聚焦于历史和政治研究，而不是法学研究”。
都灵是意大利的工业中心，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在这座城市里，莫斯卡呼朋引伴，广交名流，诸如鲁夫尼（Francesco Ruffini，1853—1934）、索拉里（Gioele Solari，1872—1952）和埃诺迪（Luigi Einaudi，1874—1961）等学界名家都是他的座上宾。莫斯卡也与1907年在都灵大学获得教职的米歇尔斯建立了互为欣赏与尊敬的师生关系，为后者的成名作《政党》（Political Parties）一书提供了诸多创作灵感。从1898年到1923年，居于都灵的莫斯卡思想活跃而佳作连篇，将其从事的学术事业与所扮演的政治角色成功地融合起来。凭借出众的个人才能，同时也由于曾给当时的意大利总理、同为西西里人的鲁迪尼侯爵担任过秘书和政治顾问，莫斯卡在1908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1914—1916年担任管理殖民地事务的副部长，1919年被任命为参议员，至此达到荣耀巅峰。莫斯卡从政的经历可以使他远离书斋中的玄思冥想，亲身目睹时代的沧桑巨变与静水流深，诸如普选权时代的到来以及意大利选举式民主的蹒跚起步，以及政治家之间为了权力和利益的分配而进行的合作与斗争。莫斯卡对众议院不屑一顾，他认为众议院只是各种个人利益的混合体，“这些利益加起来都远远不能代表公众的利益”。在西方经典政治思想家序列中，如莫斯卡一般把学者和政治家身份如此完美融合者，可谓凤毛麟角。
此外，莫斯卡还曾在米兰的路易吉·博科尼（Luigi Bocconi）大学教授宪法和行政法，这给他带来了两方面的帮助：首先，在一所意大利最高端的、活跃于伦巴底区域的与企业家密切联系的私人学术机构里，莫斯卡可以先睹为快地见证一种新的“统治阶级”的形成，这可以对其理论进行实践上的检验；其次，由于教学之故，莫斯卡可以逐步完善关于政治科学的课程，他对宪法和法律问题的兴趣开始永久地让位于此。1923年，莫斯卡再次回归罗马大学，系统性地开启了《政治学说史》这门学科。他把这门学科与历史、法律文化有机结合起来，而且将其与现代代议制国家中新机构的出现与发展联系起来。对于官僚制度在政治生活与国家组织中的重要性，莫斯卡早已有所意识，但他的现实主义视角排除了任何类型的抽象分析，而是以大量的历史案例作为支撑，融会贯通，浑然一体。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莫斯卡确确实实远离了抽象的分析，但其特别的方法论和伦理学上的论证是极为精妙而富有洞见的”。
1884年，莫斯卡小试牛刀，在都灵出版了《论诸政府与议会政府的理论：历史和社会学研究》，这本书铺陈了其理论的主要元素，也呈现了最根本的方法论视角，可谓其政治思想的宣言。“这部著作第一次完整地陈述了‘政治阶级’概念，并使莫斯卡跻身于政治科学行列的伟大思想家和创新者之列。此书清晰地表达了存在着‘有效的、有组织的少数人’，他们是历史的真正主角”。此后，莫斯卡便在此基础上不断打磨，锲而不舍，终成大作。莫斯卡是一位“刺猬型”思想家，他不忘初心，精益求精，其成名作《政治科学要义》梅塞尔认为，《政治科学要义》是其原初意大利文版本的名字，这表明在莫斯卡心目中，有一种比特定的精英理论远为宏大的构想。英文名《统治阶级》毫无疑问更具视觉刺激性，但也有误导性，实际上，全书只有不超过三分之一的内容在具体处理“统治阶级”问题。三易其稿，对核心议题不断打磨，对例证不断充实，对结构不断完善，并与时俱进地修订论点。1896年，《政治科学要义》第一版面世。1923年，莫斯卡推出了一个扩充本，其中对民主和代议制度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讨论。1939年，此书的英文版发行，在莫斯卡本人的同意下，更名为《统治阶级》。这一次修订不仅体现在书名上，更是体现在内容上，莫斯卡弱化了对于民主的批判，他认为：作为平衡各种政治势力的框架，代议制度尽管并不完美，但已是最优选择。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这部旨在为现代政治科学奠定元叙事的著作，可谓体大思精，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之演进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沃格林对此书评价甚高：“作者在政治分析中那种令人钦佩的冷静与客观，那种不为政治观念所笼罩的令人惊讶的处理方式，那种做出清晰区分的能力以及对素材的精湛组织，使得《政治科学要义》成为一部经典，以及一部特定的意大利式政治科学经典。”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凭借此书，莫斯卡可以被称为意大利政治科学的奠基者。
莫斯卡政治思想体系的塑造是循序渐进的，可分为三个阶段：1.源自1879年的开放系统阶段，一直持续到1895年。在此阶段，他写作了《论诸政府与议会政府的理论：历史和社会学研究》和《现代政制》（1887年）二书；2.科学系统阶段。从1896年《政治科学要义》第一个版本的面世到1922年；3.学说成型（codified doctrine）阶段，从《政治科学要义》的第二版（1923年）到长时间写作《政治学说史》（1933—1937年）。学说成型阶段包含两个涵义：首先，在这段时期写就的著作中，莫斯卡赋予其政治学说以最终的标准形式，《政治科学要义》的最终版本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其次，在此期间，莫斯卡以一种尤为敏锐而原创的方式将早期著作里蕴含的一系列观念精雕细琢、发扬光大。通过巧妙处理政治理论与政治制度史的联系，莫斯卡将论述主题融入一种更为复杂的系统之中，揭示出一种新颖独特的政治学视角：政治不仅仅被视为政治程式（political formula）面具之后事件的简单发生，而是哲学系统、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之间交错缠绕的历史。鉴于此，莫斯卡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将其政治思想用一个系统组合起来的学者，并在这种系统设定的基础上对其他学者进行批评。可见，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演进脉络中，莫斯卡具有和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孟德斯鸠等经典思想家一样的宏伟抱负。他力图在新的时代情境下，在实证主义和工具理性滥觞的年代，赋予传统政治学以现代科学的地位，打造媲美自然科学的政治科学。
二，思想源流与参照：马基雅维利与克罗齐
莫斯卡的政治思想颇具创新性与前沿性，这与他所具备的独特的实用主义思想视角息息相关。与帕累托、米歇尔斯一样，莫斯卡深受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启发，是其所肇端的政治现实主义的现代继承者，他将自己从神学或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带偏见地科学而系统地审视政治问题。有学者指出，莫斯卡受之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惠泽太过明显，在其著述中随处可见，根本不需要进行特别的强调。如若翻阅其《政治科学要义》，马基雅维利确实如“幽灵”一般四处游荡，其人其学经常被提及、运用或引申。远在帕勒莫大学求学期间，莫斯卡曾以《论国家诸要素》一文获得学位，此文后在《欧洲杂志》（Rivista Europea）上发表。在这篇处女作中，莫斯卡提出了一个贯穿其毕生思想和实践活动的规划，那就是成为一名坚定的现实主义者，致力于解构政治神话，不懈地揭示潜藏在意识形态和形而上学之宏大叙事下的真相与细节。这是对马基雅维利及其所倡导之方法的忠诚宣誓。
作为马基雅维利式现实主义者，莫斯卡在著书立说中坚持以事实和经验为准绳和依据，其目标是凭借现实主义视角来取得一种真正的自由主义式的和政治上的综合。莫斯卡的自由主义是一种伦理—政治立场，一个清晰的世俗价值观的世界，一种关于社会和政治机制的普遍学说，一种源自于公共精神要求的成型的道德意识。因此，莫斯卡坚定地拒绝了雅各宾式的民主程式，无论从道德上还是学理上，他都接纳了英国式自由主义，因为这种自由主义以“真实的人”而非抽象的人类为根基。因此，莫斯卡的现实主义是取自于其著述中的真正的“马基雅维利式”元素。莫斯卡思想中的这种现实主义元素，使他可以避开任何类型的情感冲动，提炼出一种实质性的社会平衡理论，以及一种相应的作为现代政治秩序之恒定因素的各种主导性力量之间的平衡模板。与所有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一样，莫斯卡摒弃了那种认为单独的原因便可以解释事情进程的一元论历史观，认为一元论与复杂而多面的历史事实风马牛不相及。有学者据此指出，莫斯卡思想立场的主要特征是他对人类复杂性的认识，以及他那种忧伤但可能是合理的幻灭感。在莫斯卡看来，诚实和虚假的倾向是两种不同且不相容的心理状态。建立这种区分之后，莫斯卡明确地将马基雅维利视为诚实的类型。如果马基雅维利真的有一种行骗的倾向，他的事业会飞黄腾达，不会用写作《君主论》的方式将这一行业的秘密和盘托出，以至招致骂名与责难。诚实或直率的品质恰恰是莫斯卡为政治学的实践者所设定的首要资格，基于此，他将马基雅维利视为政治学奠基者。莫斯卡曾如是评价《君主论》：“这本著作招来了过多的责骂，同时也受到了过分的赞誉。无论如何，不管是责骂还是赞誉，这本书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尽管莫斯卡极为仰慕马基雅维利清醒的头脑和直率的文风，但也批评他有时立论不切实际，论证也不科学。他对马基雅维利的同时代人、政治思想家圭恰迪尼似乎更感兴趣，在其《政治科学要义》之中，莫斯卡曾多次提及圭恰迪尼并引用他的学说，不吝溢美之词，引为同道中人。
莫斯卡也具有那种马基雅维利式解构欲，也就是穿透政制形式和政治修辞，以便发现潜在的如是现实：对于权力的无休止争夺。他也遵从马基雅维利的想法，那就是这种争夺可以被化约为某些重复性模式，可以从中推导出有效的关于政治行为的规则或箴言。依照这种分析，政治科学可以挖掘的“真理”之一，便是精英统治不可避免，但它必须得到某种普遍正当性的认可。民主或是“人民的意愿”仅仅是诸如“君权神授”这样的“巨大迷信”之一，它掩盖了残酷的权力事实，因此被用来将国家或文明统一起来。因此，一种真正的关于政治的科学将会忽视制度结构以及采取一种行为主义式的视角，将会集中于“统治阶级”如何吸纳“新鲜血液”、维系自身的权力以及将其主宰性地位合法化。可见，莫斯卡与马基雅维利一样，并不止于对政治生活表层的描述性分析，而是径直陈述了自身的偏好以及对于政体类型之优劣的观点。莫斯卡的目标不是超自然或乌托邦式的，他并不憧憬一个“完美的国家”或是一种“绝对的正义”。在他看来，许诺乌托邦和绝对正义的政治学说比起在表面上没有那么令人入神的学说而言，可能造成坏得多的社会影响，对于那些真实目的值得怀疑的人而言，乌托邦式蓝图甚至可能是最为便捷的幌子。此处正如霍布豪斯所言：“当人们愿意把问题逐个地予以解决，而不是把它们彻底摧毁以建立一项吸引想象力的全面制度，脚步就更持久可靠。”深受莫斯卡思想启迪的博比奥曾区分了两种现实主义：一种取决于“真实事物”和“理想事物”的对立，嘲笑乌托邦式逃避主义，揶揄对最终方案的找寻；另一种则建立在“真实事物”和“明显事物”的对立上，揭示权力的潜在层面，剥除现状（status quo）的神秘色彩。莫斯卡作为一名思想家的非凡之处在于，他用一种兼具毁灭性和革新性的分析方式，将两种类型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但莫斯卡也绝非庸俗的现实主义者，而是兼具理想情怀，他认为：在我们所栖息的实际社会世界中，虽然追求绝对正义之不可能，但却并不会使我们追求近似正义尺度的努力变得徒劳。也正如萨托利所言：“没有‘理想化的民主观’，就不会有现实世界中的民主。”
莫斯卡和20世纪意大利思想大家克罗齐是同时代人，但二者居于认识论光谱的对立面，莫斯卡是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倡导者，而克罗齐是“对于科学的唯心主义式反抗”的创始者。“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强烈反对实证主义，力图复兴唯心主义，这与秉持实证主义范式来打造政治科学的莫斯卡必有诸多相异之处。鉴于此，克罗齐对莫斯卡的社会学进行了激烈批判，对于“政治科学”的独立存在，始终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在思想气质上，莫斯卡与克罗齐也可谓截然不同。如上文所述，莫斯卡是一位“刺猬型”思想家，在同一个主题上苦苦求索，这在他写作《政治科学要义》一书时所体现出的那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中便可看出。而克罗齐则是一位典型的“狐狸型”思想家，他目光四射，辗转腾挪于诸如哲学、美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诸多领域之间，思想体系飘逸多姿、枝繁叶茂。1923年，在《政治科学要义》第二版付梓之后，莫斯卡认为已经表达了基本的思想主旨，没有更多可以值得下笔的内容了，他对思想导师和资深政治家的角色心驰神往，几乎保持20年之久。而克罗齐则不同，他终生笔耕不辍，在诸多领域披荆斩棘，开拓创新，开风气为人师，引领学术风尚。
然而，同为意大利人的莫斯卡与克罗齐也确实有不少“家族相似性”。首先，他们的思想立场一致，二者都是具有浓烈保守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如同克罗齐和许多其他人一样，莫斯卡对于民主的接受过程也是勉强为之。此外，同克罗齐一样，莫斯卡认识到：20世纪大众政府的命运与自由主义的命运交错缠绕，二者要么并驾齐驱，要么同归于尽”。可见，莫斯卡与克罗齐都处于政治光谱的同一侧，强调自由的优先地位，“莫斯卡的精英主义是诞生于自由式思考中的”，是以自由主义作为底色与基调的。但在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政治实践上，莫斯卡更加一以贯之，也更早看清法西斯主义的真实面貌，而克罗齐则有短暂的迷失彷徨，幡然悔悟后义无反顾地高举反法西斯主义的大旗。其次，二者同为“知行合一”的思想家，他们不仅著书立说、启蒙大众，而且深深介入现实政治，官居高位，他们都是参议员，都曾担任过政府部长。1922年，墨索里尼掌权，开始不断强化法西斯独裁统治，在危如累卵的时局面前，在国家生死存亡之秋，二者也曾志同道合，不仅“妙手著文章”，而且“铁肩担道义”。在1924—1925年间，他们曾一起组建“自由党”，尽管这种努力由于法西斯主义不断强化的重重政治高压而烟消云散，但这种逆流而上不屈于威武的士大夫气节，显示出知识分子的尊严。1925年，为对抗法西斯主义官方哲学家真蒂莱带头签署的支持墨索里尼当局的《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宣言》，克罗齐拍案而起，带头组织持不同政见的诸多意大利知识分子签署《反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宣言》，莫斯卡与几百位良知未泯的学者一起签名支持克罗齐。“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性方面，莫斯卡从来不是很突出，诸如此类的政治斗争对他而言可谓深恶痛绝。但是他跻身于一个小的参议员团体之内，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这个团体在意大利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公开表达对墨索里尼统治的反对。”也就是在1925年，在英勇地谴责墨索里尼政权破坏代议制民主之后，他不愿同流合污，愤而退出参议院。最后，历史学在克罗齐的思想体系中一直居于中心位置，其“历史与哲学同一论”和“绝对历史主义”等主张便是鲜明体现。关于克罗齐的政治思想，可参见拙文：《在历史与政治之间：克罗齐政治思想初论》，《中国政治学》待刊。和克罗齐一样，莫斯卡赋予了历史学或历史方法以极为重要的地位，正如其自身所言：“无论政治科学在未来有怎样的实际价值，这一领域要取得进展，必须立足于研究社会事实，而这些事实只有在各国的历史中去找。也就是说，如果要使政治科学立基于对政治生活之事实的观察和诠释，那么我们就必须诉诸传统的历史方法。”在其撰写的自意大利统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著述中，克罗齐曾如是评判莫斯卡：“莫斯卡可能是含蕴着丰富观念，并通过历史沉思之力，把注意力从法律形式转到政治现实，从立宪体制和议会的程序转到领导阶层或政治阶层的人。”莫斯卡认为，尽管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都使用过历史方法，但是由于他们不享有现代科学体系之便利，因此无法构建真正的媲美自然科学的政治科学。“莫斯卡留给人们最为深刻的印象是：对他来说，除非历史成为某种一般性的原理，前后一贯，甚至被提升到哲学层面，否则历史便毫无价值可言。”
此外，在其主编的《批判》杂志上，克罗齐对《政治科学要义》一书曾有高度的评价：“这本书最主要的概念此时已是众人皆知，因为它是与莫斯卡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政治生命真正聚焦的是‘政治阶级’或‘统治阶级’的观念。这样一个阶级在数量上虽是少数派，但质量上却是多数派，因为其拥有行动的意识和可能性。这样的概念对于政治史的阐释是最为重要的，通过诸如气候、种族情况等外在原因去寻找这种解释是徒劳的，或是任何其他种类的诸如被认为自身便具有价值的政治形式的外在原因亦然，那就是例如君主制、共和制之类的抽象和空洞之物。”可见，擅长用撰写历史著述的方式呈现政治思想的克罗齐与莫斯卡一样，都是马基雅维利的精神传人，他对于莫斯卡著述中的历史视角与现实主义精神是颇为赞赏的。克罗齐与莫斯卡在学术理念与政治情怀上具有诸多一致性，具体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第一，克罗齐明显赞同莫斯卡的根本性精英原则，克罗齐认为这种概念对于理解政治史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克罗齐认为莫斯卡的根本性精英原则是我们时代甚至是所有时代的政治教育的指南。克罗齐此处的含义是，这样一种原则在政治上也是有用的和相关的，因为它暗示了我们应该集中我们的努力来完成对于一种精英或是统治阶层的正确教育。第三，对于形成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领导者阶层的问题的一种特定解释。第四，克罗齐认为传统的基督教不再是最为可行的宗教，用“自由、平等、博爱”三个空洞的单词取而代之也是如此，它们构成了共济会式的愚蠢宗教。克罗齐赞同莫斯卡的看法，那就是爱国主义是最为可行的宗教，但克罗齐强调，爱国主义应该与民族主义区别开来。第五，克罗齐赞同莫斯卡的特定的民主理论。克罗齐强调，莫斯卡的理论并非反对民主，而是提供一种特殊的替代性民主理论，它并不反对各类既存的民主趋向，而是试着理解它们。第六，克罗齐认为莫斯卡并不是与自由国家为敌，而是这种体制的坚决捍卫者，这种体制是欧洲政治生活中最为成熟的体制，因为对莫斯卡而言，自由的国家并不等于民主的国家。可见，将克罗齐与莫斯卡的思想主旨进行参照对比，可以更为清晰完整地体现莫斯卡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元素。
三，“精英主义民主观”诸要素
在《论美国的民主》开篇，托克维尔曾有这样的一段经典表述：“在我们这一代，领导社会的人肩负的首要任务是：对民主加以引导；如有可能，重新唤起民主的宗教信仰；洁化民主的风尚；规制民主的行动；逐步以治世的科学取代民情的经验，以对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使民主的政策适合时间和地点，并根据环境和人事修正政策。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莫斯卡也具有这样的“时代使命感”，在《政治科学要义》的开篇之处，莫斯卡便提及波利比乌斯、塔西陀、圭恰迪尼、麦考莱和丹纳等人，认为他们都为政治科学做出了贡献。他继而展示了自己的理论雄心：
在众多政治或社会科学门类中，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支已在科学性上趋于成熟，其丰富而充满见地的研究成果使得其他学科相形见绌，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然而，若没有率先起步的政治经济学这一姊妹学科业已取得的研究成果，考察政治权威组织形式的内在趋向是不可能的。而研究这种趋向正是目前这本书的主要任务。我们称这项研究为‘政治科学’。之所以采用这一术语，是因为在人类思想史上，这一术语还是第一次使用，而且它并未被人们废弃。
据此，菲诺基亚罗认为：“莫斯卡是所谓的精英理论或是说政治社会学中的精英学派的一个古典来源，也是政治科学这门学科的一位奠基者。在其作为专栏作家、行政与立法部门的政府官员的活动中，莫斯卡试图付诸实践的‘政治科学’具有实践和意识形态上的影响，这已是学界共识。”那么，莫斯卡倾心打造的精英理论和政治科学具有哪些要义呢？
（一）阐发“统治阶级”概念
毋庸置疑，在莫斯卡的精英主义中，“政治阶级”一词占据中心位置。莫斯卡可能是第一个阐述我们今天所知的“政治阶级”一词的学者，尽管这个现象之前已经有不少思想家观察到了，但有些人对“少数人”这个观念是模糊不清的，其他思想家如圣西门、孔德、阿蒙等对这个观念进行了概述和准确界定，但却没有对其足够重视。莫斯卡是第一个将“政治阶级”学说与国家法（constitutional law）直接联系起来的学者，因此找到了主权原则与政治现实之间的连接点。莫斯卡是第一个从科学视角处理这个问题的学者。“统治阶级”一词在莫斯卡的著述中不同部分清晰地呈现出来：“一切社会，从非常原始、文明尚未成形的社会到高度发展、实力雄厚的社会，都会形成两个人们的集团，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者阶级。……众所周知，在一切政治有机体中，总有某一个人是整个统治阶级领导者中的领袖，正如我们所说的，他是国家的‘舵手’。” “因此，有人的地方必然会形成社会，有了社会必然会有国家：即居于统治地位的少数统治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多数。” “人类社会从未出现过绝对平等，政治权力从来不是、将来也不会建立在多数人的明确同意基础之上。它始终是掌握在那些有组织的少数人手里的，他们始终能够在不同的情势下主导多数民众。”“从最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在任何发展到一定文明程度的人类社会，政治控制（包括行政、军事、宗教、经济和道德等方面的主导地位）总是由一个特殊阶级或有组织的少数掌握的。” “一个民族的兴盛也应当归功于统治阶级的远见卓识。”
有学者将精英主义划分为规范性精英主义和分析性精英主义。规范性精英主义是主张某些人在道德、思想或是其他方面更加卓越，因此有资格进行统治，正如柏拉图笔下的哲人王；而分析性精英主义关注的不是应然之物，而是实然之物，也就是政治制度在实际上如何运作的。莫斯卡自然属于分析性精英主义的类型，在他看来，“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二分法是对政治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可以将其称之为“根本性精英原则”，这是一种描述性、分析性和解释性的原则，而非一种规范性或评价性的原则。精英原则是价值无涉的，是一种经验性的总结，在所有达到政治发展初级阶段的社会都适用，而且也是一种方法论，可以提供一种卓有成效的研究路线。套用韦伯的话而言，莫斯卡的这种二分法是一种“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莫斯卡认为，居于统治地位的少数人拥有某些处于被统治者地位的多数所不具有的品质，诸如自律、节制、诚实和勇气等，这些品质给予他们某种物质的、智识的甚或道德上的优越性，让他们得到人们的敬仰，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莫斯卡认为，要克服代议制和社会结构本身的危机，“统治阶级”必须祛除自身的偏见并改变心理状态，必须意识到自己是“统治阶级”，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统治阶级”必须提升自己的政治能力和理解力。莫斯卡也认为，总体而言，“统治阶级”具有世袭倾向，如同物理学意义上的惯性，他们更容易赢得选举，可以垄断国内的所有政治力量。因此，寒门想要跻身于“统治阶级”，难度则要大得多。“在任何类型的社会，无论是表面看来是民主的还是相反，出身高贵是一个人得以身居高位的最重要理由。”
与帕累托一样，莫斯卡认为，“统治阶级”不可能僵化固定，而是需要更新换代，吸收新鲜血液，如此才能长期保持其地位。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精英循环观”：“在一切人类社会，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一种民主趋向，即从下层补充统治阶级的趋向。统治阶级的革新有时会以疾风暴雨式的暴力途径实现。但经常是通过一种循序渐进的筛选过程使那些来自下层阶级的成分进入上层阶级。……民主趋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人类社会‘进步’所不可或缺的。……那些处于上层的人与那些出身社会底层然而却渴望获得上升机会的人们之间的斗争，始终是迫使个人和阶级扩大他们的范围并寻找新的出路的重要力量。……只要对现有的社会制度进行适当的变革，一切基于出身而形成的特权将被取缔。未来社会将是人类的自由联合体，人们的社会地位将完全取决于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莫斯卡认为，国家或民族的灭亡可能导致文明的灭绝，“而要避免这样的后果，只有一种途径，那就是统治阶级缓慢而持续的改进，逐步将那些新的力量同化，并形成新的道德力量，逐步实现统治阶级的新陈代谢。这就要求各种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自然趋向、趋向保守的力量与要求变革的力量之间实现某种合理的平衡”。
在人类历史上，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可以诉诸父权制、神权中心、神圣的权利、某些优异人群的自然优越性、政治生活的自然性等。这种差异性和丰富性在现代性的情境下，缩减为单一的正当性标准：被统治者的认可、信念或共识。莫斯卡认为，这种正当性标准是至关重要的，“统治阶级”尽管掌控国家大权，但也不能仅仅依靠强力进行统治，他们需要“为政以德”，凭借“政治程式”来提供道德上的正当性，诸如古代及中世纪的“君权神授”、启蒙运动之后的“人民主权”等，旨在获得被统治者的主动合作。这种程式并不需要任何“科学的”基础，只要被人们接受即可。莫斯卡认为，这种接受的根基是社会意义上的，而非心理学意义上的。“政治程式”必须与其所在的社会语境相适应，但它并不是由社会所决定的。莫斯卡自身如是表述道：“在人口众多并发展到一定文明程度的社会中，统治阶级并非完全通过自己掌握权力这一事实来为自己提供正当性论证的，而是通过为这一权力确立道德和法律基础，在权力和人们普遍接受并承认的原则信仰之间建立某种逻辑关联。……这种为统治阶级权力提供支持的法律和道德基础或原则，在有些场合被称为‘政治程式’。……这些程式满足了人类天性中被普遍感知的某种真正需要：即个人不只是被物质或精神力量统治的，而是被一种道德信念统治着。”正如贝拉米所言，在1890—1945年这段时间里，意大利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家主要关注的是马基雅维利式的“强力”（force）和“同意”（consent）问题。意大利国家中“强力”的缺失体现在它既无力对外捍卫和提升自身，也无力对内保持法律和秩序。这在意大利国家内部的阶级、政教、民族、区域整合中的举步维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意”的缺失据说是源自“制造意大利人”的失败，结果是很少有人强烈地认同新国家，用现代语言表达，也就是身份认同构建的失败，这使得新生的国家充满离心力。莫斯卡之所以构思出“政治程式”这样颇具创新性的概念，是与他长时间对“同意”问题的严肃思考相关的，指向的都是具体的政治现实。在莫斯卡看来，“政治程式”可谓“高贵的谎言”，“这种程式不会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可以说具有将人治政府转化为法治政府的功能。这样一个问题后来由索雷尔在其政治神话理论中进行了处理，而帕累托在其衍生物理论中阐述得更加详尽”。
基于此，莫斯卡以承认如下事实作为其政治思想的起点：（1）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的永久存在，无论政府在形式上如何进行划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二分法是一个即刻可见的既定事实；（2）作为这种划分之结果的一个政治阶级的继续存在，这是一个运行国家机器的特殊阶级，比起在形式上通常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可见的权力结构更为广泛和复杂；（3）诸如军事勇气、财富、教育、出生和品性等社会价值观的存在，一个政治阶级围绕着这些价值观形成了凝聚性的整体；（4）由于这种阶级凝聚和被统治的大众中的个体因寻求接纳而产生的冲突所带来的某种流动性；（5）存在着一套引导“政治阶级”行为和为被统治者所接受的价值观和合法性原则，也就是“政治程式”。可见，莫斯卡将职业政治家对复杂现实的洞察力与宪法学专家的理论分析力结合起来，使得其学说有血有肉、神形兼备。他主张，“统治阶级”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主导权，根本上在于一个小规模组织对大规模组织所具有的那种组织优势。“统治阶级”的构成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因为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复杂以及技术更加精密，需要其领导者与时俱进，不然就将被淘汰。因此，他们用来为其权力正名的“政治程序”或意识形态机制也会发生相应改变。但是，政体的改变并不会更改政治制度本身的精英主义本质。民主并不会带来多数人的统治，它仅仅使得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控制变得更加微妙与难以察觉。在对现代政党制度的批判中，莫斯卡展示了众多议员是如何使用从虚假的承诺到直接的贿赂等各种手段来使自己当选的，所谓他们被选举者自由而公开地选择产生，只是炮制出来欺瞒大众的神话而已。
莫斯卡对政治生活的实际运作了然于胸，他的笔下展现了腐烂透顶的议会代理人、为粗鲁的大资本家掌控的垄断行业摇旗呐喊的议会、施以小恩小惠以拉帮结派的煽动性政府。但莫斯卡的志向不至于此，在揭示出议会政体当下的腐败后，他开始登高望远，寻求救赎之道。正如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和社会一样，莫斯卡认为意大利政治生活的中心问题便是创造一个“统治阶级”，能够凭借其“政治程式”，理解大众渴求，协调各方利益。随着法西斯主义专政逐渐强化，在1924年，当所有人都在宣布议会的终结以及赞美独裁制度之优点的时候，莫斯卡认为，议会制度仍然是形成、提炼、区分并最终实现一个精选的领导层（select leadership）的最好工具，这个领导层具有在自由竞争和公开批评中长期习得的品格。在其著述中，莫斯卡旨在加强这种民主和自由倾向，大胆地将精英与政治竞争这两种想法融合起来。可见，基于其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视角，莫斯卡的“统治阶级”概念并非抽象的理论演绎，而是对意大利具体政治境况所开出的药方，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在陈述“统治阶级”理论的时候，在将人类划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时，莫斯卡以一种马基雅维利式口吻指出：这样一种划分是普适而永恒的，是政治生活的一种普遍形式，是事物本身的真实呈现，不应当视其为一种善或恶，以善或恶的视角视之，无疑是荒谬透顶的。
（二）认同“代议制”政府
在《政治科学要义》一书的末尾，文风突变，与之前冷峻而客观的说理与阐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莫斯卡以《君主论》末章那般热情洋溢的呼吁来呈现内心最真诚的愿望：“任何一代人中间都会形成相当多的有着开阔胸襟的杰出人物，他们热爱或者至少在表面上热爱那些高贵和美好的东西，他们的主要活动就是改进他们所在的社会，或至少防止其越来越糟。这类人构成了一小撮道德和知识上的贵族，避免人类陷入自私自利和物欲横流的泥淖。正是由于这些贵族集团的存在，世界上的许多民族才得以彻底脱离野蛮状态。”梅塞尔对这种转折进行了说明：“一些《君主论》的批评者认为，马基雅维利最后对其同胞的呼吁与全书的其他部分并不协调，《政治科学要义》最后的劝告也可以作如是观。但是将如此美妙的一段视为与整体不一致，是对那些仅仅将莫斯卡视为一个权力哲学家而非道德主义者而言的。他有时可能与马基雅维利政治学中那些冷酷而实用的观点眉来眼去，当他最终直面红衫恐怖和黑衫恐怖年岁里那些赤裸裸的权力的时候，他在惊骇中畏缩了，并再次成为道德主义者，不得不相信一种规范性的有价值观的政体。”
此处构成了“精英主义民主”的最初表达。在莫斯卡看来，文明所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避免一种“煽动性财阀政治”的灾难。与那个时代的托克维尔传统一脉相承，他们将自由主义与民主明显地区分开来，欣然接纳前者，而将后者视为一种煽动家夺权的有效工具或神话。民主因此被视为一种危险的手段和革命的催化剂，遭受了精英主义者的猛烈攻击。民主一方面被嘲弄为一种神话，另一方面却会滋生专制。莫斯卡最终认为，“代议制政府”是解决政治稳定问题的必备元素，尽管纯粹的民主形式导向不稳定和专制，但在精英统治下成了一种反对革命的力量，可以确保政治稳定和自由的维系。莫斯卡对于寡头统治之不可避免性的悲观解释，以及他对自由社会中财阀统治趋向的直率承认，让我们认识到需要不断增加精英的多样性以及保持自下而上的领导层革新。莫斯卡的“统治阶级”理论并不迷恋于少数人统治之不可避免性，这一理论只是对我们的政治体进行内在反省的工具，直率地评价自身的力量与羸弱之处所在，诚实的调查和自我分析会促使我们去改变“统治阶级”的构成，目的是让其变得更好。因此，“统治阶级”理论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启示，促使我们直面现存的主宰体系，而不仅仅是鼓励我们对不可抗拒的政治法则进行一种平心静气的研究。莫斯卡认为，这一理论可以作为打破一个特定“统治阶级”主宰的颠覆性工具，从下层阶级中不断对“统治阶级”进行补充的民主推动力（democratic impulse）是人类进步的关键，他对精英的力量和羸弱之处进行诊断似乎更多是出于对少数派主宰的揭露，这就鼓励自下而上的政治领导层的民主革新，而非对精英统治欢呼雀跃的推销或是默不作声的接受。因此恰如卢梭所言：“马基雅维里自称是在给国王讲课，其实他是在给人民讲大课。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乃是共和党人的教科书。” 同理可言，莫斯卡与其说是在给“统治阶级”背书，不如说是民主的诤友，在给民主谋划与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
秉承精英主义式“傲慢与偏见”，莫斯卡最初对代议制持一种批评与怀疑态度，他认为：“代议制根本不可能带来多数人的统治，它仅仅是某些社会价值在国家的指导下的参与。……绝大多数选民事实上消极被动的，他们与其说是在自由选择自己的代表，还不如说只拥有在众多候选人中做出选择的有限权利。”但莫斯卡对代议制的基本原则是认同的：“尽管这一权利相当有限，但它能够迫使候选人不得不极力赢得多数票以便当选。这样他们就要通过讨好、利诱等手段以博得选民的好感。这样，‘人民群众’的情感和激情就会对代表们的思想态度产生影响，使主导意见、极端的不满情绪能够及时上达政府最高层。”随着其思想体系的逐渐成型，莫斯卡对于代议制的支持更为直截了当：“在所有代议体制中，代议机构的缺陷以及因议会对权力的控制和参与而造成的不良后果，这些与取缔议会或彻底消除议会的影响所造成的危害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代议体制为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体制提供了一条途径，因此，它可以平衡和限制其他社会力量尤其是官僚机构的影响。” “在最大限度地协调每个人的努力和行动，使其服务于某些涉及集体利益的目标方面，代议制国家在所有政治有机体中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最为成功的。” “随着我对许多欧洲国家以及自己的国家意大利进行的更为细致客观的考察，我越来越感到有必要让成长中的一代维护并复兴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政治体制。”诚如密尔所言，代议制民主政体是代表一切人的政体：“在这种政体里，各种有才智的人的利益和意见虽然居于少数但仍然会被听到，并会有机会依靠品质的分量和论点的有力得到照他们的人数说来得不到的影响。这种民主政体，它是唯一平等的、唯一公正的、唯一由一切人治理的一切人的政府、唯一真正的民主政体。它将避免现在流行的被虚假地称谓的民主政体的最大害处。”此段话也反映出莫斯卡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他认为，现代代议制所具有的最大优势在于“它承认自由原则与独裁原则的创造性平衡，议会和地方政务会代表自由原则，而永久性官僚体制则代表独裁原则”。
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政权建立后，莫斯卡对代议制持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他参照法西斯主义专制来评判之前的代议制，可谓高下立判。达尔指出：“虽然从统一到法西斯主义的70年间，意大利的政体典型地走过了从竞争性寡头政体到包容性多头政体的道路，意大利人在政治事务中相信议会中多数派的变化论和政治生活在缺乏公民道德的毛病就太明显了，这就使得议会制政体不能得到充分支持。但是，莫斯卡认识到，这种有严重缺陷的政体在本质上与法西斯主义是不同的——而且，纵然这种政体曾经不足取，也比法西斯主义要好。”由此可见，莫斯卡骨子里认同民主，尽管由于他对民众的反复无常而由此导致的对民主之黯淡前景的预兆，使得这种立场不那么清晰可辨。但他质疑的是民主的形式，而非民主本身。莫斯卡曾经指出：“如今，民主学说对文明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如今，与其他政治体制相比，民主体制也许具有更强的自我保护能力。”“民主趋向的一个最让人向往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使这样的个人有机会施展自己的特殊品质。”可见，莫斯卡对民主制的批判，如丸之走盘，是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指出其薄弱之处，以此夯实其根基与稳固其构架。“精英民主理论不是要攻击民主，而是要帮助我们理解民主政治的实质。精英论不是为精英规则辩护，也不是要庇护政府的罪行和压迫，事实上这些正是精英阶层在民主政治中需要防范的威胁。确切地说，精英论是从实质上解释民主制度如何运行、民主价值如何受到保护又如何受到威胁、精英阶层和民众如何相互作用、公共政策如何确定以及何种利益盛行等问题。”莫斯卡的民主理念可作如是观，是一种典型的精英主义民主路向。
在古典政体理论中，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孟德斯鸠的三分法（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以及马基雅维利的两分法（君主制与共和制）都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在莫斯卡看来，上述三位思想家无一例外地都以掌权人数的多少作为标准，因此其划分法只是停留于现象的表面，没有完全捕捉到这些现象的本质。莫斯卡认为，所有的政体只能是寡头式的，因为在这些政体中，都有一个广泛而有组织的精英阶层在进行领导以及服从领导的多数人。从这个视角看，数字上的区别是不足够且有欺骗性的，应该有其他标准来区分和归类政体。因此，他主张一种建立在完全不同的逻辑和参数之上的划分模型，他用了两个概念来完成这样的工作：政治阶级的组织和形成。一方面，他声称政治阶级的组织类型可以限定为两者：一种是权力自上而下的流动，他称之为专制式的，另外一种则是自下而上的权力委托，他称之为自由式的。对于政治阶级的形成，他认为有两种相反的倾向，一种是通过吸纳“被统治阶级”之中的新鲜元素对既存“统治阶级”进行更新，或者至少说是由于莫斯卡所定义的民主元素的助力而完成；第二种趋势旨在借助权力的世袭传递对社会管理进行具体化，他将其称之为贵族式的。基于此，莫斯卡认为存在四种政体：（1）贵族制—专制政体；（2）贵族制—自由政体；（3）民主—专制政体；（4）民主—自由政体。莫斯卡认为，只有采取这样的新序列，政治现象的观察者才能完整地理解不同政体的特征。毫无疑问，莫斯卡青睐的是自由政体，这种体制有如下三个特点：（1）在该体制中，法律乃基于绝大多数公民的同意；（2）执行法律的官员由其下属直接或间接任命，其职位实行任期制，行事必须符合法律；（3）在处理其与个体公民和公民团体之间的关系时，国家通常习惯上接受对自身权力的限制。贝拉米也指出：“莫斯卡坚持传统的自由议会理想，在其中，独立的、有教养的代表之间进行不带个人好恶的理性的辩论。”鉴于此，莫斯卡最钟爱第二种即“贵族制—自由政体”，但莫斯卡心知肚明的是，第四种政体即“民主—自由政体”正在不可避免地成为时代主流。基于如是判断，将莫斯卡定义为“保守自由主义者”（conservative liberal）将是公允而准确的。梅塞尔认为，莫斯卡是一位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者，准确地说，在他宣称对自由的奥秘进行一种现实主义式阐释的意义上，他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
（三）倡导混合政体与多元主义
博比奥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莫斯卡的思想体系中，混合政体理论占据重要位置，因为这是所有美好理念落地生根的载体，关乎每一个个体。在追溯了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利比乌斯、西塞罗、阿奎拉至孟德斯鸠、加富尔的共和（混合）政体思想后，莫斯卡指出：“所有这些伟大的思想家或政治家似乎都有一个共同倾向：一套合理的政治制度取决于在一切政治有机体中发挥作用的各种不同的持久的原则与趋向的适当混合与平衡。……而一个国家要保持稳定，避免类似的灾变，则往往取决于两种原则、两种趋向之间的适当平衡。这一假设可以证诸大量的历史事实。但这一假设背后有这样一个预设，即只有当这些相反原则和趋向相互对立（似乎可以说相互竞争）时，才能防止每一原则或趋向本身的缺陷过度膨胀。”因此，莫斯卡心仪的统治制度是以立宪为基础的共和政体，在这种制度下，由向国家元首负责的内阁部长们执行实际统治的工作。国家元首任免内阁部长并保持制定政策的最后权力。这种政府制度的典范是德意志帝国。莫斯卡争论说，这样一种制度培育最大限度的自由，因为它使社会力量可以达到最完美的均衡。民主制度只迎合一种社会利益，即没有财产的多数的利益。因此它是不利于自由的。莫斯卡属于加富尔、俾斯麦和黑格尔保守派而不是属于极权主义派，他所敌视的民主是卢梭式绝对主义民主，而不是瑞士、英国和美国实际存在的自由主义民主。
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之捍卫者以及亚里士多德式中道原则的热爱者”，莫斯卡认为，最好的政体是试图用一种明智的方式将各种对立的原则（诸如民主制和贵族制）以及不同的面向（诸如民主和自由）吸收和组合起来。实际上，他最为根本性的规范性原则是中道（moderation）和多元化（pluralism），而他的混合政府理念可以被视为“中道多元主义”应用于政体的具体例证，莫斯卡本人并没有使用“中道”或是“多元”这样的语词，而是使用的“司法防护”（Juridical defense）。莫斯卡将“司法防护”定义为“规范道德约束的社会机制”，也就是尊重法律、实行法治。莫斯卡骨子里对大众民主充满防备之心，他一直关心如何限制不断扩大的民主，而这种限制的关键在于“司法防护”这样一套机制。莫斯卡认为，“统治阶级”在范围上要比统治者广泛得多，包括所有在政治上活跃且有才能的个人。一种有效的“司法防护”形式，不仅可以在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形成制衡，而且还能够在“统治阶级”不同层级之间建立一种制衡。社会和政治权力应当被分散开来，以避免任何群体对其形成垄断。为了维护自由，使人尽其才，某种单一的政治原则或阶级都不应当主导和控制所有资源。正如贝拉米所言：“司法防护”并非是对于“政治程式”之取代，而是建立在其之上的，一种“集体道德意识”是政治有机体成功运作的关键。
莫斯卡受孟德斯鸠影响颇深，始终对权力的过度集中充满警惕，他念兹在兹的一个观念便是“分权”：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以及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对莫斯卡而言，如果不将政治与经济分离，那就在根本上意味着掌握政治权力的同一类人将会掌握经济权力；如果不将教会与国家分离的话，那么掌控政治制度的同一个组织也将会占据处理神圣和超自然之物的宗教机构。在两种情况下，都会出现不为其他力量所制衡的权力垄断，这将会导致弊端丛生以及无法形容的非正义和压迫。相反，坚持社会制度中基本结构性元素的划分，意味着没有哪种力量或组织享有独断专行的权力。由此可以看出，莫斯卡继承了孟德斯鸠的规范性制衡原则。莫斯卡认为，“统治阶级”成员的身份应该建立在个体的品行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出身或是继承而来的特权之上。基于如是考虑，莫斯卡认为，崇尚“选贤与能”的贤能制（meritocracy）是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因此，莫斯卡对贤能制的思考可以视为其“中道多元主义”的另一个例证，不止于显赫出身，才能（merit）也是进入精英层的基础。但莫斯卡认为，权力的制约与平衡只有在特定社会的政治实践中才能得到真正推行，进而关涉到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他对代议制的批评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该原理基础之上的。
作为现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多元主义是其基本价值之一。通过其著书立说，莫斯卡给精英主义及多元主义民主叙事都贡献了关键元素。莫斯卡政治理论的两个主要原则便是“精英主义”和“中道多元主义”。“精英主义”最为根本性的政治区别便是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区别，继而我们依照精英与大众的关系和相互影响来审视所有的政治现象和问题。而“中道多元主义”指的是有原则地避免任何片面性和极端。在莫斯卡的理论体系中，多元主义在重要性上可与精英主义抗衡，甚至比其更为显眼，通过将精英主义视为一种分析性解释原则，而将多元主义视为一种规范性评价原则，或许可以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本质上的平衡。莫斯卡认为，政治自由观念源自古希腊罗马，尔后圭恰迪尼对其进行了打磨，在英国议会制中付诸实践并不断完善，他认为这便是“自由民族”这一术语的词源学内涵，也就是自我管理的一个民族。莫斯卡认为，分权是政治自由的居中环节，而多元主义则是政治自由的最终环节。
在莫斯卡的政治思想体系中，除了具有一种由“精英民主观”所构成的分析性元素以及由“中道多元主义”所构成的规范性元素外，还有第三类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方法论元素。在许多方面，莫斯卡对政治权力的关注将自身置于马基雅维利式政治传统之中，但是在其理论构思中，恰恰是对社会力量角色的关注，使其著作成为民主研究中“社会事实”传统的基石。莫斯卡的“统治阶级”论点长期以来颇为流行，对于“精英理论”的阐述经常会遗漏莫斯卡对社会民主的批评，这种批评（源自于对大众的不信任）同一种科学性社会理论相结合，将其基本假定打造成一种民主“事实”。如同勒庞一样，莫斯卡将这种无思想能力和无组织的大众视作对于社会秩序的威胁，但是与勒庞不同之处在于，他付诸历史经验主义来为政治构想打造一种类型学，以便更好地理解这种威胁。因此，莫斯卡所提出的与精英理论主题相关联的“社会事实”，挑战了社会民主中的人民主权角色，将其视为不可能及不可欲的。莫斯卡的“统治阶级”理论和“政治程式”理论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方面暴露了人民主权学说的抽象性与非现实性，另一方面则坚持了自由和宪制之至高重要性。与其追随者米歇尔斯和对手帕累托不同，莫斯卡并没有转向法西斯主义。相反，在一战之后，法西斯主义者的煽动使得他主张强化宪制框架，确保对立党派在其中进行良性竞争。这样一种立场促使他设计出了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的一个早期版本，后世思想家如熊彼特和达尔等将这种理论发扬光大。莫斯卡诊断出了激进民主理论的“阿克琉斯之踵”，他提醒世人：我们能够发现既存的严重失误这个事实本身，并不意味一种更优的替代性选择存在。尽管达尔批评莫斯卡是民主的敌对批判者（adversarial critic），但他实际上赞成莫斯卡关于平衡多元主义的根本性原则，并认为这种平衡多元主义是民主的关键标识。
结语
莫斯卡的“精英民主理论”并非自说自话式的冷门绝学，而是在三个方面得到了发扬光大：“米歇尔斯所谓的‘寡头统治铁律’；C.怀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学说；以及对精英的经验性研究。”可见，莫斯卡的精英主义思想兼具理论和实践影响力，正如梅塞尔所言：“任何人只要提及莫斯卡，便不可能对米歇尔斯、帕累托或是卡尔·曼海姆、约瑟夫·熊彼特、C.怀特·米尔斯保持沉默。”这种纵向与横向的延伸将其思想的意蕴与张力发挥到了极致，诸如莫斯卡将民主定义为“仅仅意味着人民有机会接受或是拒绝将要统治他们的人”，这样一种由精英所统治的稳定而公开的政治制度与熊彼特所重构的民主框架完美契合。熊彼特认为，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也不能意味着人民真正在统治，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识别民主方法的另一个标准是“由未来领导人自由竞争选民的选票”，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政治。熊彼特指出，为了避免当代政治的最糟糕的风险和危险，“热爱民主的人们”必须清除其头脑中“虚构的”假设，清除那些民主的“古典学说”的命题，首先必须摒弃“人民”对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有正确的和理性的看法以及决定权是民主的主要因素这样的看法，将“人民”视为政府的“生产者”，是选择“谁能够决策”的一种机制。因此，应该把民主理解为一种政治方法，作为选民的人民运用这种方法定期在可能的领袖人物之间进行选择。因此，“竞争性精英主义”是最实用、最有效和最合适的民主模式。此外，萨托利将民主定义为“择优的多头统治和基于功绩的多头统治”，这与达尔标志性的“多头政体”理论可谓异曲同工，皆为莫斯卡“精英主义民主观”的历史回响与精神传承。
概而论之，作为“古典精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莫斯卡，具有“重估一切价值”的雄心壮志，力图为现代政治科学立法，为精英民主背书，其思想之中诸多新见熠熠生辉、启人深思。莫斯卡力图破除“人民主权”与直接民主的迷思，传承古典自由主义传统，重申代议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弘扬宪制的至尊地位，推崇混合政体，强调包容性的多元主义，利用马基雅维利式现实主义解释纷繁复杂的人类政治现象，并用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式进路将这种解释进行了提炼与升华，将宏大的哲学视野、精准的历史事例与规范性的政治学原则融会贯通，展示出一种极强的综合力、思辨力与解释力。莫斯卡秉持精英主义立场，对大众民主持一种审慎和批判态度，这是时代潮流的烙印，也是人生际遇的折射，其民主思想启迪了后世的思想家如熊彼特、博比奥、萨托利、米尔斯、达尔等人，这些思想家扛过“精英主义民主”的旗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将这种理论进行创造性转化，使其更为周全完备，显示着精英主义思想在历史长河中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和与时俱进的适应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