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阶级意识

階級意識就是理性的適當的反應，而這種反應則要歸因於生產過程中特殊的典型地位。階級意識因此既不是組成階級的單個個人所思想、所感覺的東西的總和，也不是他們的平均值。

1李凯尔特机器历史哲学然而历史的本质恰恰在于那些结构的变化（19c，如里格儿、狄尔泰、德沃夏克等）我们把李凯尔特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的态度（从批判的角度来看，是资产阶级发展中最清醒的一种）称作是陷入了纯直接性的态度。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错误观点，十分显然要归因于缺少中介，归因于在方法论上没有使用中介范畴，归因于直接接受了推导出来的对象性形式，归因于陷入了——纯直接的——表象阶段。但这同时也就是历史的自我扬弃。钓雪：卢卡奇的理性冷静地可怕！这种缺陷自有其方法论的原因，即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直观的和直接的关系创造了费希特所说的那个“黑暗空虚”的非理性空隙，它的黑暗和空虚也粗现在我们对过去的认识中，然而在那里被空间和时间的距离、被历史的间隔遮盖住了，而现在却必须让它暴露无遗。恩斯特·布洛赫——距离说——钓雪：似乎和中国的物我合一不同我又要提到普列汉诺夫指出的旧唯物主义的两难困境。任何一种资产阶级历史观的逻辑立场都力图把“群众”机器化和英雄非理性化。这一点马克思已向布鲁诺·鲍威尔指出过了。举例来说，我们可以在卡莱尔或尼采那儿发现这样一种两重性历史观。即使象李凯尔特那样谨慎的思想家（尽管是有保留的）也倾向把“环境”和“群众运动”看作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和只把个人看作为历史的个体）。艺术作品的内在完善能够掩盖横在这里的深渊：它的完善的直接性不许可进一步从直观立场来看是不再可能的中介。但是现在作为历史问题，作为实际上不可回避的问题，迫切需要这种中介。

近代批判哲学是从意识的物化结构中产生出来的。它和以前的哲学问题相对立的特殊问题即源自这种结构，只有希腊哲学史某种例外。但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物化现象也在发达的希腊社会中发生过作用。因此，如果我们说，那托尔普认为柏拉图式康德的先驱，和托马斯·阿奎那想在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他自己的哲学一样，都是一种武断的行为，那末这种说法还是恰如其份的。希腊哲学虽然一只脚站在这种社会中，另一只脚则还站在自然地建立起来的社会中；因此就一直可以从发展的两个方向上来利用希腊哲学的问题，虽然要借助于强有力的新的解释。

1恩格斯：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在这些动机的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马克思针对这种独断主义（Dogmatismus）提出了一种批判主义（Kritizismus），一种关于理论的理论，一种关于意识的意识。这一批判主义——在许多方面——就意味着是一种历史的批判。钓雪：元起来吧。“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完全一样地把现状永恒化，把现状说成是人类发展不可逾越的界限。在这一点上（当然也只是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叔本华是一致的。或者，纯粹“个别性”上；历史科学就象兰克那样必然要坚持每个历史时期都“同样接近上帝”的说法，也就是说都达到了同样完善的程度，因此，历史的发展——出于相反的原因——就都不复存在了。遗憾的是，我在这儿不可能更进一步地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关于这些思想的各种论述，如十分重要的“经济人”范畴；我更不可能在这儿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好资产阶级经济学类似的企图（如马克斯·韦伯的理想典型）之间的关系。柏拉图和托马斯·摩尔那样的伟大的空想主义者，马克思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因此阶级意识——抽象地、形式地来看——同时也就是一种受阶级制约的对人们自己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地位的无意识（Unbewuβtheit）。“他虽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却把它说了出来。”马克思就是这样谈到富兰克林的，见《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65页。情况正相反。首先，一个阶级的利益能得到实现的条件常常只有依靠最残忍的暴力（例如资本原始积累）。第二，正是在暴力问题上，正是在阶级与阶级之间赤裸裸的生死斗争的情况下，阶级意识的问题才表现为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例如，匈牙利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埃尔文·萨博反对恩格斯关于伟大农民战争（1525年）在本质上是以一场反动运动的观点。“虚假”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