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阶级意识

由于工作的专门化，任何整体景象都消失了。

这种系统一方面既不能看穿它自己的物质基础，也不能从它出发找到认识社会总体的途径，所以，另一方面，它也不能把这种物质理解为一种可变的、永恒的“给定之物”。这就使得科学无法理解物质特有的物质的产生和消失，无法理解它的社会性质以及对它可能采取的态度的社会性质和特有形式系统的社会性质。

各种物品的数量存在再危机时，突然变成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危机时，它的各种效果以这些规律不再起作用的形式表现出来，物化了的理智也不能看到这种“混乱”的含义。

虽然危机的不可理解性，即它的非理性，在内容上也是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状况和阶级利益产生的，但它在形式上同时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方法的必然结果。

消费不进入这个商品从中出来的资本循环。例如，纱一旦卖出，不论卖出的纱起初变成什么，纱所代表的资本价值的循环便可以重新开始。产品只要迈出，在资本主义生产者看来，一切就都正常。他所代表的资本价值的循环就不会中断。如果这种过程扩大，那么生产资料的生产消费扩大（因为这个过程是以生产消费为先导和媒介的）——剩余价值生产——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可以增长起来——在生产过程就处在非常繁荣的状态——但商品的一大部分只是表面进入消费，实际上是对堆积在转卖者的手中没有卖掉，事实上仍然留在市场上。

希望有一种综合性的科学，即哲学来实现整体的联系，是很徒劳的。各个学科由于远离其概念形成的物质基础都有意识地放弃了对整体的认识。为此不必机械的把专门化的各专门科学联系成一个统一体，而是要通过内部统一的、哲学的方法从内部把它们加以改造。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要使立场来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合理的客体化掩盖了物（质和物质的）直接物性，消灭了原来的真正的物性；各种使用价值毫无例外表现为商品时，他们获得了一种新的客观性，新的物性。“私有财产不仅使人的个性异化，也使物的个性异化。”如土地对土地占有者来说只有地租的意义，土地可以失去这一特定但不失去它的任何内部固有的特性如肥力，这一特性的程度以至于其存在都取决于社会关系，不依赖于个别土地占有者。

人们相互之间以及人们同满足自己现实需要的真正客体之间的关系逐渐消失得无法觉察和无法辨认了，这些关系必然成为物化意识的社会存在的真正代表。从物化的意识看来，可计算性样式必然成为这种商品性质真正直接性的表现形式。商品性根本不力求超出这种形式之外，相反力求通过“科学地加强”这里可理解的规律性来坚持这种表现形式，并使之永久化。

马克思《资本论》：社会关系最终成为一种物即货币同它自身的关系。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作为资本本身提供利息；利息原是利润即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榨取的剩余价值，却反过来表现为资本真正的果实，表现为某种本原的东西。转化为企业收入的利润却表现为在生产过程中附加进来增添进来的东西。资本的拜物教形态和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已经完成。生产关系最高度的颠化和物化，把资本说成是价值和穿凿价值的独立源泉，利润的源泉再也看不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也离开过程本身而取得了独立的存在。

物化现象同它们存在的经济基础，同它们的真正可理解性的基础的这种分离，由于下面这种情况而变得较为容易：要使资

（法律国家）

现代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是：在合理技术基础上的严格合理的劳动组织，没有一个地方是在这种结构不合理的国家制度内产生的，而且也决不可能在那里产生。➡它们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出来，在这里，法官像在具有合理规律的官僚国家中那样或多或少是一架法律条款自动机器，投进去案卷、放入必要的费用、吐出或多或少具有令人信服理由的判决：因此，法官行使职责至少大体上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其动机和效果都同上提到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对生活的各种法律调节逐渐合理系统化。

要求系统化，要求抛弃经验、传统、材料限制、就是要求精确的计算，另一方面，作为固定的系统同社会生活的个别事情相对立。

合理计算的本质最终是——不依赖于个人的“任性”——以认识到和计算出一定的事情的必然的，有规律的过程为基础的。而人的行为仅限于对这种过程成功的可能性作出正确的计算（仅限于通过保护装置、采取防御措施等等）灵活避免发生干扰性的“偶然事件”，而不企图通过运用其他“规律”来干预过程本身（如保险事业等等）。

工人——个别机器；企业家——一定类型的机器发展；技术员——科学的状况和它在技术上运用的有利可图，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意味着量的区别，不直接是意识结构上的质的区别。

只有在这种联系中，现代官僚统治的问题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下层的官僚统治完全机械化、“无聊的”劳动方式；客观方面越来越强烈地按照正式和合理化的方式处理所有问题，越来越厉害的同官僚处理方式具有的“物”的质和物质本质相分离。分工中片面的专门花越来越基情发展，破坏了人的人类本性。／／工人的劳动力同他的个性相分离，变成一种物，变成在市场上出卖的对象，这种情况在这里也发生，区别仅仅在于，不是所有的精神能力都收到机械化的压抑，而是只有一种能力（或一系列能力）被与整个人格分离开来，被与它相对立地客体化，变成一种物、一种商品。

分工像在实行泰罗制时侵入“心灵领域”一样，这里侵入了伦理领域。

在新闻领域，正式主体性本身，即知识、气质、表达能力，变成了一架按自身规律运转的抽象的机器，它既不依赖“所有者”的人格，也不依赖于被处理的各种对象的客观－具体的本质，新闻工作者们“没有气节”，出卖他们的信念和经验，这些只有当作资本主义物化的极端表现才能被理解。

商品关系在人的整个意识上留下它的印记：

世界的这种表面上彻底的合理化，渗入人的肉体和心灵的最深处，在它自己的合理性具有形式特性时这到了自己的极限，就是说，生活的各个孤立方面的合理化，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形式上的规律，虽然直接地和表面看来归入一个有普遍“规律”的统一系统，但这些规律的内容所依据的具体方面，会使这种规律系统实际上显得缺乏联系，局部系统的相互联系是偶然的，这些局部系统相互之间表现出比较大的独立

物化现象的总结：物化是资 本主义社会中个体的普遍命运。首先,对经济生产的 合理化必然要求着对其他相关领域的合理化。之所以 会有此必然要求,是因为没有后者,经济领域的合理化过程就无法产生实际效果。其次,劳动力成为商品 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生产领域,它同时发生在政治、军 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借助于韦伯对现代官僚制度的 论述,卢卡奇再次强调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已经发生在 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职业活动领域中。在此前提之下,合理化的原则已经成为规定着整个社会的普遍原 则。最后,直观的态度已经不再局限在工人身上。当现代官僚制度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时,各个不 同领域的职业从业者们对于日益合理化的外部生活都 会产生同样的直观的态度。在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第二自然的问题就被更直接地表现为我们被束 缚在一个彻底合理化了的系统之中。对于处在该系统 中的每个个体来说,只有被不断重复着的自我客体化 的过程,没有黑格尔意义上的自由( 既没有任何主观规 定意义上的自由,也没有追求特殊性的自由) 。

带来危机：

－－－－－－－－－－－－－－－－其实蕴含着结构性的危机－－－－－－－－－－－－－－

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结构是以以下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一方面，一切个别现象中存在着严格合乎规律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总过程却具有相对的不合理性。

生活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联系即使在最正常起作用时也是偶然的，因此那种假象，即似乎整个社会生活都服从于一种“永恒的、铁的”规律，这种规律又区分为各个别领域的不同的特殊规律，必然显出其假象的原形。

当社会的确切的、合理的、合乎规律起作用的形态也同个别现象的合理性相符合时，不同商品所有者的竞争就不可能了。支配整体的某种“规律”，只是这种“规律”一方面必然是相互独立的个别商品所有者独立活动的“无意识的”产物，因此是相互作用的各种“偶然性”的规律，而不是真正合理组织的规律。另一方面，这种规律不仅能超脱个人的意志而起作用，而且它也绝不是完全地和相应地可被认识的。

重点：这种分工破坏了任何一个有机统一的劳动过程和生活过程，把它分解成它的各种组成部分，以便让再精神上和肉体上特别适合于这些组成部分的“专家”，以最合理的方式来完成这些合理的和人为分开的局部职能。但是，各种局部职能的这种合理化和鼓励话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他们中的任何一种职能都是独立的，并倾向于自行负责、根据自己特长的逻辑、不依赖于社会其他局部职能（或它所归属的社会那一部分的职能）地使自己进一步改进。

越来越合理化的分工增长，“专家们”对职业和地位等等的兴趣也就越强烈。这种分离运动并不局限于一定领域的一些部分。

商品结构的本质：其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幽灵般的对象性”），它的基本本质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

商品拜物教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在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问题。虽然商品交换和与此相适应的主观客观商品关系在社会很原始的发展阶段就已经有了，但是这里的重点是：“商品交换及其结构性后果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整个外部的内部的社会生活。”

物物交换是交换过程的原始形式（其使用价值开始转化为商品），交换价值没有取得独立的形式，直接和使用价值结合在一起。——生产本身为了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当使用价值超过消费需要量时，才不再是使用价值而变成交换手段，变成商品；另一方面，使用价值两极分化，但只是在直接使用价值的界限之内变成商品，因此，商品交换者的商品必须对双方是使用价值，每一商品必须对它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

作为人们的社会物质代谢的许多形式之一的商品和作为社会构造的普遍形式的商品之间的质的区别不仅表现在，作为个别现象的商品关系至多对社会的结构和划分产生否定性的影响，而且这种区别反过来也影响范畴本身的性质和有效性。

作为不占支配地位的商品交换的特征，交换的数量比例，起初完全是偶然的，它们之所以为商品的形式，是因为它们是可以交换的东西。而连续不断的交换消除了这种偶然性。这首先为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人，即比较货比价格并赚取差额的商人（通过他的运动本身确立等价）

商品形式向整个社会的真正统治形式的这种发展只有在现在资本主义中才出现。只有在这一联系中，由于商品关系而产生的物化才对社会的客观发展和人对社会的态度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人的意识屈从于这种物化所表现的形式，对试图理解这一过程或反抗这一过程的灾难性后果对试图理解这一过程或反抗这一过程的灾难性后果，对试图从这样产生的“第二自然”的这种奴役里解放出来，也有觉醒性的意义。

人与人之间：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才去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

在主观方面，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异于人的客观性。它正如变为商品的任何消费品一样，必然不依赖于人而进行自己的运动。在资本主义时代，劳动力是归他所有的一种商品的形式。

因此，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制约着在商品中对象化的人类劳动的抽象。在客观方面，质上不同的对象的形式相同性原则只能根据它们作为抽象（即形式相同的）的人类劳动的产物的本质来创立。在主观方面，

——抽象的、相同的、可比较的劳动，即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越来越精确测量的劳动，同时作为资本主义产生的产物和前期的资本主义分工的劳动，只是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才产生的，因此它只是在这种发展的过程中才成为一个这样的社会范畴，对这样形式的社会的客体喝主体的对象性形式，对主体同自然界关系的对象性形式，对人相互之间的这种社会中可能有的关系的对象性形式，有决定性的影响。

劳动过程：手工业——协作、手工工场——机器工业的发展：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一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一方面，劳动过程越来越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工人与作为整体的商品的联系被切断，工作也简化为一种机械重复的专门职能；另一方面，在这种合理化中，而且也是由于这种合理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合理计算的基础，最初知识从经验上可把握的平均的劳动时间，后来是由于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和合理化越来越加强而作为可以按客观计算的劳动定额（以现成的和独立的客观性同工人相对立）。

最重要的是在这里起作用的原则：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原则。经济过程的主体和客体方面发生的决定性变化：一、劳动过程的可计算性要求破坏商品本身的有机的、不合理的、始终由质所决定的统一，只有通过把任何一个整体最准确地分解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研究它们生产的特殊局部规律，合理化才是可以达到的。它必须同根据传统劳动经验对整个产品进行有机生产的方式决裂：没有专门化，合理化是不可思议的。

第二，生产的客体被分为许多部分这种情况，必然意味着它的主体也别分成许多部分。由于劳动过程的合理化，工人的人的性质和特点与这些抽象的局部规律按照预先合理的估计起作用相对立。人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他对劳动过程的态度上都不表现为这个过程的真正主人，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随着劳动过程的越来越合理化和机械化，公认的活动越来越失去自己的主动性，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越来越失去意志。而面对不依赖于意识不可能受人的活动影响而产生的即作为现代的系统而表现出来的一个机械有规律的过程，直观态度也改变人对世界的直接态度的各种基本范畴：空间和时间堪称共同的东西，“劳动把人置于次要地位、某人在这一小时中和那个人在同一小时中是等值的，人至多是时间的体现。”这样时间就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它凝固成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工人的物化的、机械地客体化的、同人地整个人格完全分离开的“成果”）充满的连续统一体、即凝固成一个空间。在抽象的可确定推测的时间里劳动主体也必然相应地被合理地分割开来。

一方面，他们的机械化的局部劳动，即他们的劳动力同其整个人格相对立的客体化，变成持续的难以克服的日常现实，人格只能作为旁观者，被加到异己的系统里去；另一方面，生产过程被机械地分成各个部分，也切断了那些在生产是“有机”时把劳动的各种个别主体结合成一个共同体的联系，生产的机械化把他们变成一些孤立的原子，他们不再通过劳动成果属于一个整体，相反，仅仅由结合进去的机械过程的抽象规律来中介。

（市场上商品运动的价值的形成，服从于严格的规律，而且嘉定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有一种严格的规律性作为计算的）个人的原子化只是以下事实在意识上的反映：

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表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整个社会隶属于一个统一的经济过程；社会所有成员的命运都由一些统一的规律来决定。

所有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像列宁说的那样，成立“一种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44

马克思的问题是要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理解他的方法和他的体系，并表明它们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必须加以保持。在黑格尔那里则正好相反，这里的任务是要把各种各样相互交叉而且有时是相互尖锐矛盾的倾向分离开来，以便把黑格尔思想在方法论上富有成果的东西作为对现在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拯救出来。这种富有成果和力量比许多人想象的更大。在我看来，我们愈能够有力地把这个问题具体化，这种富有成果和力量就能看得愈清楚，当然为此必须更好地了解黑格尔的著作（需要补充这一点是有点过分，但必须作此补充）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