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阶级意识

“物化”也是贯穿《历史与阶级意识》全书的一个中心概念。它是指人的活动、他自己的活动成了对他说来是客观的和对立的东西。这种对立既有客观的方面，也有主观的方面。客观的方面是，出现了一个事物及其关系（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的世界，它们的规律的确能被人们所认识和利用，但是人们不能加以改变。主观的方面是，人自己的活动、他的劳动成了与它对立的客体，这个客体服从于支配社会的客观自然规律，但是对人说来是异己的。

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的产物……

合理的客体化掩盖了物（质和物质的）直接物性，消灭了原来的真正的物性；各种使用价值毫无例外表现为商品时，他们获得了一种新的客观性，新的物性。“私有财产不仅使人的个性异化，也使物的个性异化。”如土地对土地占有者来说只有地租的意义，土地可以失去这一特定但不失去它的任何内部固有的特性如肥力，这一特性的程度以至于其存在都取决于社会关系，不依赖于个别土地占有者。

人们相互之间以及人们同满足自己现实需要的真正客体之间的关系逐渐消失得无法觉察和无法辨认了，这些关系必然成为物化意识的社会存在的真正代表。从物化的意识看来，可计算性样式必然成为这种商品性质真正直接性的表现形式。商品性根本不力求超出这种形式之外，相反力求通过“科学地加强”这里可理解的规律性来坚持这种表现形式，并使之永久化。

马克思《资本论》：社会关系最终成为一种物即货币同它自身的关系。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作为资本本身提供利息；利息原是利润即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榨取的剩余价值，却反过来表现为资本真正的果实，表现为某种本原的东西。转化为企业收入的利润却表现为在生产过程中附加进来增添进来的东西。资本的拜物教形态和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已经完成。生产关系最高度的颠化和物化，把资本说成是价值和穿凿价值的独立源泉，利润的源泉再也看不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也离开过程本身而取得了独立的存在。

物化现象同它们存在的经济基础，同它们的真正可理解性的基础的这种分离，由于下面这种情况而变得较为容易：要使资

（法律国家）

现代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是：在合理技术基础上的严格合理的劳动组织，没有一个地方是在这种结构不合理的国家制度内产生的，而且也决不可能在那里产生。➡它们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出来，在这里，法官像在具有合理规律的官僚国家中那样或多或少是一架法律条款自动机器，投进去案卷、放入必要的费用、吐出或多或少具有令人信服理由的判决：因此，法官行使职责至少大体上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其动机和效果都同上提到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对生活的各种法律调节逐渐合理系统化。

要求系统化，要求抛弃经验、传统、材料限制、就是要求精确的计算，另一方面，作为固定的系统同社会生活的个别事情相对立。

合理计算的本质最终是——不依赖于个人的“任性”——以认识到和计算出一定的事情的必然的，有规律的过程为基础的。而人的行为仅限于对这种过程成功的可能性作出正确的计算（仅限于通过保护装置、采取防御措施等等）灵活避免发生干扰性的“偶然事件”，而不企图通过运用其他“规律”来干预过程本身（如保险事业等等）。

工人——个别机器；企业家——一定类型的机器发展；技术员——科学的状况和它在技术上运用的有利可图，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意味着量的区别，不直接是意识结构上的质的区别。

只有在这种联系中，现代官僚统治的问题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下层的官僚统治完全机械化、“无聊的”劳动方式；客观方面越来越强烈地按照正式和合理化的方式处理所有问题，越来越厉害的同官僚处理方式具有的“物”的质和物质本质相分离。分工中片面的专门花越来越基情发展，破坏了人的人类本性。／／工人的劳动力同他的个性相分离，变成一种物，变成在市场上出卖的对象，这种情况在这里也发生，区别仅仅在于，不是所有的精神能力都收到机械化的压抑，而是只有一种能力（或一系列能力）被与整个人格分离开来，被与它相对立地客体化，变成一种物、一种商品。

分工像在实行泰罗制时侵入“心灵领域”一样，这里侵入了伦理领域。

在新闻领域，正式主体性本身，即知识、气质、表达能力，变成了一架按自身规律运转的抽象的机器，它既不依赖“所有者”的人格，也不依赖于被处理的各种对象的客观－具体的本质，新闻工作者们“没有气节”，出卖他们的信念和经验，这些只有当作资本主义物化的极端表现才能被理解。

商品关系在人的整个意识上留下它的印记：

世界的这种表面上彻底的合理化，渗入人的肉体和心灵的最深处，在它自己的合理性具有形式特性时这到了自己的极限，就是说，生活的各个孤立方面的合理化，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形式上的规律，虽然直接地和表面看来归入一个有普遍“规律”的统一系统，但这些规律的内容所依据的具体方面，会使这种规律系统实际上显得缺乏联系，局部系统的相互联系是偶然的，这些局部系统相互之间表现出比较大的独立

物化现象的总结：物化是资 本主义社会中个体的普遍命运。首先,对经济生产的 合理化必然要求着对其他相关领域的合理化。之所以 会有此必然要求,是因为没有后者,经济领域的合理化过程就无法产生实际效果。其次,劳动力成为商品 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生产领域,它同时发生在政治、军 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借助于韦伯对现代官僚制度的 论述,卢卡奇再次强调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已经发生在 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职业活动领域中。在此前提之下,合理化的原则已经成为规定着整个社会的普遍原 则。最后,直观的态度已经不再局限在工人身上。当现代官僚制度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时,各个不 同领域的职业从业者们对于日益合理化的外部生活都 会产生同样的直观的态度。在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第二自然的问题就被更直接地表现为我们被束 缚在一个彻底合理化了的系统之中。对于处在该系统 中的每个个体来说,只有被不断重复着的自我客体化 的过程,没有黑格尔意义上的自由( 既没有任何主观规 定意义上的自由,也没有追求特殊性的自由) 。

带来危机：

－－－－－－－－－－－－－－－－其实蕴含着结构性的危机－－－－－－－－－－－－－－

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结构是以以下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一方面，一切个别现象中存在着严格合乎规律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总过程却具有相对的不合理性。

生活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联系即使在最正常起作用时也是偶然的，因此那种假象，即似乎整个社会生活都服从于一种“永恒的、铁的”规律，这种规律又区分为各个别领域的不同的特殊规律，必然显出其假象的原形。

当社会的确切的、合理的、合乎规律起作用的形态也同个别现象的合理性相符合时，不同商品所有者的竞争就不可能了。支配整体的某种“规律”，只是这种“规律”一方面必然是相互独立的个别商品所有者独立活动的“无意识的”产物，因此是相互作用的各种“偶然性”的规律，而不是真正合理组织的规律。另一方面，这种规律不仅能超脱个人的意志而起作用，而且它也绝不是完全地和相应地可被认识的。

重点：这种分工破坏了任何一个有机统一的劳动过程和生活过程，把它分解成它的各种组成部分，以便让再精神上和肉体上特别适合于这些组成部分的“专家”，以最合理的方式来完成这些合理的和人为分开的局部职能。但是，各种局部职能的这种合理化和鼓励话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他们中的任何一种职能都是独立的，并倾向于自行负责、根据自己特长的逻辑、不依赖于社会其他局部职能（或它所归属的社会那一部分的职能）地使自己进一步改进。

越来越合理化的分工增长，“专家们”对职业和地位等等的兴趣也就越强烈。这种分离运动并不局限于一定领域的一些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