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黑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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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的眼睛又恢复到快乐的亮晶晶的蓝色，用缓慢温和的声音和生动洪亮的意第绪语清晰地解释让-保罗 萨特数年后的发现：“但是地狱是什么？天堂又是什么？当然都是在事物内部。在我们家里。你可以在每间屋子里都发现地狱和天堂。在每扇门后。在每条双人毛毯下。是这样。一点邪恶，人和人之间就像在地狱里一样。一点点怜悯，一点点慷慨，人和人之间就像在天堂里一样。”

“我说的是一点点怜悯和慷慨，但我没有说爱，我不是相信泛爱的那种人。人人爱人人，这或许该留给耶稣。爱毕竟是另一回事。与慷慨和怜悯截然不同。恰恰相反。爱是对立事物的奇妙混合，是极端自私和完全奉献的混合。一个悖论！此外，爱，大家一直在谈论爱，爱，但是爱并非你所选择的东西，你抓住了爱，像患上疾病，你陷入爱，像陷于一场灾难。我们所选择的是什么呢？人类时时刻刻所选择的是什么？慷慨，还是邪恶？每个小孩子都对此了如指掌，然而邪恶没有尽头。对此你将如何做出解释？仿佛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从那时吃的那个苹果里得来的：我们吃了一个有毒的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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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外公认为，苏联领袖们的不幸在于，他们试图一举按照伟大思想家们的书来整顿整个生活。他们可能非常熟悉一座座图书馆，但是他们对生活一无所知，既不了解恶意，也不了解嫉妒、羡慕、邪恶，幸灾乐祸地看待他人的不幸！从来就不可能。不可能按照一本书来整顿人生。爸爸总是对我们说，最好少一点组织和整肃，多一点互相帮助，或者也多一点宽容。你外公坚信两件事：怜悯和正义。但是他认为你总是要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没有怜悯的正义不是正义，只是一个屠场；另一方面，没有正义的怜悯或许对耶稣适合，但是不适合吃恶苹果的普通人。这是他的观点：少一点整肃，多一点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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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人应该在她的男人身上追寻什么？她应该追寻一种品德，这品德一点也不激动人心，但是比金子还要珍奇：那就是正派，或许还有善良。而今，你应该知道这点，我认为正派比善良更为重要。正派比善良更为重要。正派是面包，善良是黄油，或者是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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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朴实无华的作品，对我的撞击恍如一场反方向的哥白尼革命。哥白尼表明，我们的世界不是宇宙中心，而只是太阳系星体中的一员，相形之下，舍伍德安德森让我睁开双眼，描写周围发生的事。因他之故，我猛然意识到，写作的世界并非依赖米兰或伦敦，而是始终围绕着正在写作的那只手，这只手就在你写作的地方：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

那年冬天，本—耶胡达大街的住宅楼与住宅楼之间还有许多空地，还有残存的沙丘，到处是死去的蓟草，海葱，上面密密麻麻一层白蜗牛，还有碎铁和雨水浸泡的垃圾。母亲看到一排排涂抹了灰泥的建筑，这些建筑只盖了三四年，已经露出坍塌的迹象：油漆剥落，碎裂的灰泥随霉菌变绿，铁护栏在咸海风的侵蚀下生锈，硬纸板胶合板封住的阳台犹如难民营，商店招牌已经脱链，花园里的树木因得不到关爱正在死去，用旧木板、瓦楞铁和柏油帆布在楼与楼之间搭建的储藏棚舍，破败不堪。一排排垃圾箱，有些已经被野猫掀个底儿掉，垃圾散落到灰沉沉的混凝土石头上。晾衣绳从一个阳台拴到另一个阳台，横穿街道。不时，被雨水打湿的白色和彩色内衣无助地卷动，在绳上任高风吹打。我母亲那天上午很累，她一定因缺乏睡眠、饥饿、喝清咖啡、吃安眠药而头重脚轻，因此走起路来缓慢，像梦游者。她可能离开了本—耶胡达大街，而后来到诺尔道林阴大道，而后右转走进秀色丽人小巷，它徒有虚名，看不到景观，只有用混凝土建造而成的低层灰泥建筑，加有生锈的铁栅栏，这条小巷通往莫茨金大街，那实则不是大街，而是又短又宽的空旷街道，只建了一半，还有一部分没有铺设柏油路，疲惫的双脚把她从莫茨金引到塔汗小巷，走上迪赞高夫大街，开始下起了瓢泼大雨，可她竟然把搭在胳膊上的雨伞给忘了，光着头走在雨中，漂亮手包就在雨衣肩部晃荡，她穿过迪赞高夫，任疲惫的双脚把自己拖到任何地方，也许去了赞格维尔大街，或赞格维尔小巷，现在她真迷路了，她一点也不知道怎样回姐姐家，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回去，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出来，只是要遵照专家建议？专家告诉她到特拉维夫的大街上散步，看英俊的年轻小伙，但是在这个阴雨绵绵的安息日早晨，无论在赞格维尔大街还是在赞格维尔小巷，还是在索克罗夫大街，她从那里来到巴兹尔大街，或许在巴兹尔大街，还是其他别的地方，也许她想到了罗夫诺父母家后面枝桠繁茂成荫的果园，或者想到了伊拉，罗夫诺工程师的妻子，她在马车夫菲里浦之子安东的一间废弃了的棚屋里把自己活活烧死，或者想到了塔勒布特高级中学，还有河流与森林景色，或者是布拉格小巷以及她在那里度过的学生时代，想到母亲显然从未向我们说起的某个人，或者是姐妹，或者她最好的朋友，莉兰卡。偶尔，有人从身边跑过，匆匆躲雨。偶尔，一只猫从路上经过，我妈妈也许叫它，试图问点什么，交流想法，或交流情感，问问猫的简单建议，但是她叫的每只猫都在恐慌中逃避她，仿佛从老远就可以闻到她的命运已成定数。

我母亲没有漫无目的地瞎逛，她走到迪赞高夫大街和JNF林阴大道的拐角，从那里走过迪赞高夫和戈登大街与弗里西曼大街的交界处，漂亮的黑手包在雨衣肩部晃荡，她观看漂亮的商店橱窗和咖啡馆，并且浏览了一下特拉维夫人眼中的波希米亚生活，然而这一切在她看来俗丽而廉价，都不是原汁原味，犹如模仿之模仿，令之觉得乏味沮丧。一切似乎值得并需要怜悯，但是她的怜悯已经用尽。傍晚，她回到家里，还是什么东西也不吃，喝了一杯清咖啡，接着又是一杯，坐下来盯着一本书，书倒着落到地上，她闭上眼睛，约有十来分钟，茨维姨父和哈娅姨妈以为听到了轻微而不均匀的鼾声。后来，她醒了，说需要休息，说觉得专家告诉她每天在城里走上几个小时，非常正确，她觉得今天晚上她会早点睡着，终于能够设法睡得安稳了。八点半，她姐姐又给她新换了床单，往被子里放了一个热水袋，因为夜里非常寒冷，雨又开始下了起来，又敲打着百叶窗。母亲决定和衣而睡，坚信她不会再醒来，在厨房度过难熬的夜晚。她从姐姐放在床边的保温瓶里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等着它稍微凉一些，喝茶时把安眠药一同咽了下去。

要是我在那一刻，在星期六晚上八点半或八点四十五分，和她一起在哈娅和茨维家可俯瞰后院的那间屋子里，我肯定会竭尽全力，向她解释为什么不能这样。如果解释不成功，我会尽可能唤起她的怜悯之情，让她可怜她惟一的孩子。我会哭，我会不顾羞耻地恳求，我会抱住她的双膝，我甚至可以假装晕倒，或者殴打抓挠自己，直至涌出鲜血，像我看到她在绝望时刻所做的那样。或者我可以像凶手一样打她，毫不犹豫用花瓶砸她的头，花瓶粉碎。或者用放在房间角落架子上的熨斗打她，或者利用她身体不好，骑到她身上，把她的双手捆在背后，把那些药丸、药片、药口袋、药水、饮剂以及糖浆统统拿走，全部毁掉。然而不允许我在那里，甚至不允许我参加她的葬礼。我妈妈睡着了，这一次她不再噩梦缠身，不再失眠，凌晨时分，她吐了，随之又睡着了，依然是和衣而眠，因为茨维和哈娅开始产生疑虑，在日出之前叫了辆救护车，两个担架手小心翼翼地抬着她，免得惊扰她的睡眠，在医院，她也不听他们说话，尽管他们想尽办法，惊扰她的安眠，但她对他们不予理会，甚至对那位跟她说心理是身体之大敌的专家也不予理会，她早晨依旧没有醒来，天光明媚时也没有醒来，医院花园的榕树枝头，鸟儿爱莉斯惊异地呼唤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她，无济于事，然而它一遍又一遍地尝试，现在依然时时在尝试。

用毕而没有立即清洗的茶勺在奶奶眼里都是可导致灾难的危险力量。

当妈妈听到救护车的笛声，她说，我们花时间制定计划，然而有人躲在暗处嘲笑我们，嘲笑我们的计划。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说，正确，生活就是那样，然而人们永远制定计划，否则将无限绝望。

守丧期间及其后，妈妈的父母和姐妹没来耶路撒冷，他们坐在特拉维夫哈娅姨妈家里，单独守丧，因为他们把灾难归咎于我的父亲，无法忍受看到他的面孔。我听说甚至在葬礼上，爸爸和他父母一起走，妈妈的姐妹和她们的父母一起走，两大阵营没说一句话。

仿佛我们都为做过的事情而惭愧：如果不那样，情形可能会好得多，如果我们能默默地惭愧，同伴对你一无所知，你对他也一无所知，至少会好一些。我们从来没有谈起妈妈。只字未提，也没有谈起自己，也没有谈起丝毫与感情有关的任何事情。我们谈论冷战，我们谈论阿卜杜拉国王遭到暗杀、第二轮战争的威胁。父亲向我解释象征、寓言、寓意的区别，英雄传奇与神话传说的区别。他也向我清晰而准确地讲述了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的区别。每天早晨，即使在这些灰暗、阴沉、迷蒙的一月早晨，伴随着第一缕晨光，外面湿漉漉光秃秃的树枝枝头传来呆鸟爱莉斯可怜的歌吟：“啼—嗒—嘀—嗒—嘀”，但是，这个严冬，它没有像在夏季那样把该旋律重复三四次，而是只叫一次，便默然无语。直至如今，直至我写下这些文字之前，我几乎就没有谈起过我的母亲，没和爸爸谈起，没和夫人谈起，没和子女谈起，没和任何人谈起。爸爸死后，我几乎也没有谈起他。仿佛我是弃婴。

透过这层混乱，一种深深的相互体谅之情弥漫着我们冷清的家。父亲终于不再坚持给我规定作息时间，让我自己决定何时熄灯。而我呢，从学校回到空无一人、无人照管的房子，自己给自己简单弄点吃的：煮鸡蛋、奶酪、面包、蔬菜，还有什么沙丁鱼或金枪鱼罐头。我还给爸爸切两片面包，里面夹进鸡蛋和西红柿，尽管他一般在塔拉桑塔的食堂早就吃过了。尽管沉默与惭愧，可父亲和我那时很亲近，正如去年冬天，一年零一个月之前，母亲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我和父亲犹如一对担架手，抬伤员攀上陡坡。

整整一个冬天，我们也没有开窗。好像我们怕失去房间里特别的气味，仿佛我们为彼此的气味感到舒适，即使气味变得非常浓烈。父亲一双眼睛下面出现了半月形黑色晕圈，像妈妈失眠时那样。我会在夜间醒来，惊恐万状，窥视他的房间，看看他是否像她那样坐着，忧愁地凝视着窗子。但是父亲没有凭窗而坐凝视乌云或明月，他给自己买了台菲力浦牌小型收音机，带有绿灯，他把收音机放在床头，躺在黑暗中收听各种广播。半夜，以色列之音停止播音，收音机里发出单调的嗡嗡声响，他伸手调到了伦敦BBC世界服务节目。

一天傍晚，施罗密特奶奶不期而至，带来了特意给我们做的两盘吃的。我一开门，迎面所看到的一切，或扑入鼻孔的恶臭，令她惊骇不已。她几乎没说一句话，转身逃命。但是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她又返回来，这次带着两个清洁女工，大量清洁物品和消毒剂。她把作战指挥部设在院里的一条长椅上，对着屋门，从那里指挥大扫除行动，一连持续了三天。就这样，家里变得井然有序，父亲和我再也不对家务活不闻不问了。雇了一个清洁工，每周来上两次。房子整个通风，打扫得干干净净，又过了两个月，我们甚至决定重新装修。但是，从那混乱的几星期起，我患上了某种洁癖，使我周围的生命境遇悲惨。任何没有放好的一张纸片，没有折好的报纸，或者没有清洗的茶杯均会令我心里不得安宁，即便不是神志不清。

直至今天，我像某种秘密警察，或者像《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或者像奶奶施罗密特那样耽于整洁，每隔几个小时就擦一遍房间，无情地将那些不幸出现在表面的可怜物品流放到西伯利亚深处，要么就是把某人因打电话留在桌上的书信或散页印刷品藏到被上帝遗弃的抽屉里，某位可怜的受难者把一杯咖啡放在那里晾凉，而我却把它倒掉，冲洗杯子，面朝下放进洗碟机，残忍地收起钥匙、眼镜、便条、药品、某人稍不留神没有看住的蛋糕，所有的东西都落入这个贪婪妖魔的血盆大口，于是乎，乱七八糟的房子终于有点整齐了。因此这个家不会有很多痕迹，令人想起那时我和父亲的住处，我们达成一种默契，我们应该坐在炉灰中，用瓦片刮身体，只要她知道。[1

我孤零零一个人待在家里，读书，耽于梦幻，写作，涂掉，再写。要么我就出去，在干河床里来回游荡，摸黑检查把耶路撒冷一分为二的约以停火线沿线无人区和雷区周围的隔离墙。当我在黑暗中行走时，我低声哼唱，啼—嗒—嘀—嗒—嘀。我不再渴望“去死，或征服高山”。我想让一切都停止，或者至少，我想永远离开家，离开耶路撒冷，到一个基布兹生活，把所有书籍和情感都甩在脑后，过简朴的乡村生活，过与大家情同手足的体力劳动者生活。【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