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宗之法（修订版）》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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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丰变法以来，数十年间政治风云变幻翻覆。我们有时会发现，看似水火不容的两极之间，往往具有比人们意料中更多的共通之处。无论是王安石或是司马光、二程等人，都不仅仅从理论学术上探讨经学，都注重其经世致用的一画；他们都批评“人执私见家为异说”。“一人ー义，十人十义”，追求学术统一、认识统ド的理想境界：他们都希望“一道德以同俗”，在实际解“道之际，都脱不出“君子”“小人”的判分模式，都具有依事划线的主观倾向。道德理想主义的诉求，本来是人文精神进步的反映；但要求道德学术“同于己”、“定于ー”，则是当时土大夫共同认识局限的表现；也正是因此而导致了北宋后期士大夫集团内部深刻的分裂。而当朝廷致力于“人无异论”“议论专一”时，就无可避免地会导致思想上和现实中的专制倾向。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法祖宗”与“不足法”：北宋中后期的朝政风波 -
这场（宋真宗的天书封禅运动）事后看来是闹剧的演出，在当时却是君臣们认真操办的重大仪式。就君主而言，这是证明其“天命所归”以及至高无上、独无二的皇权合法性、权威性的途径；就朝廷而言，通过牵动上下的重大似式（乃至“运动”）示范天下、慑服内外，是强化既有政治秩序的有效方式。对臣僚而言，身预盛典，在其中有所表现，是身份与地位的反映；形式严整的系列礼仪活动赋予他们身在“文明教化圈”中的荣誉与宠遇，带给他们位于权力关节点上的切实感觉。 朱熹曾说，“真宗东封西祀，縻费巨万计，不曾做得一事。”景德后期以来，原本是内外环境较好的阶段，而东封西祀仪仗的铺张奢、“神道设教”话语的充斥盛行，不仅消耗着国家的资源，也影响了一代士风。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从“保祖宗基业”到“守祖宗典故”——真宗朝的过渡 -
蒙昧时代的人们造神，是出于无知，出于对自然界的畏惧与敬仰；文明时代的造神，则往往是出于某种利益集团抬升威权的需要。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从“保祖宗基业”到“守祖宗典故”——真宗朝的过渡 -
宋真宗的天书封禅运动是历史上最后一次封禅盛典。虽然宋人很少有直接针对真宗封禅的批评意见，但从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兴起以后，儒家士大夫便试图从根本上消解被前代视为盛世大典的封禅的政治文化意义。他们对封禅的批判祛除了其神圣性，使得后人不再相信它具有新兴王朝“奉天承运”的象征意义。正是以真宗的大中祥符为标志，封禅走到了穷途末路。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从“保祖宗基业”到“守祖宗典故”——真宗朝的过渡 -
宋朝真正意义上的士大夫政治，应该说是从这一时期（真宗朝）发端的。 在北宋前期的历史上，真宗朝是一个转折的阶段。开国时期的许多措置，在此时大体定型；新制度的轮廓，已经基本清晰地呈现出来。在这一阶段中，大轰大嗡的是天书符瑞及东封西祀等惹眼事件；而从长远来看，在历史学者的视野中凸显的，则是国家权力的进一步整合，王朝政策走势的明朗化，以及日渐成熟的文官政治体制。 这两个看似全不相关甚至趋向相反的过程，在当年的现实中却是关联在一起发生的。在帝制时代，就理论上来说，皇帝固然以其绝对的优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现实政治的错综复杂，却非仅恃世袭得位的继体之君所能支吾，因此，皇帝至尊的意志也不得不向现实、向长于应对现实的土大夫群体退让。真宗本人的阅历能力、素质，与赵宋的开国皇帝相距甚远；而他的施政倾向，显然也与太祖、太宗大不相同。面对父辈留下的基业，如何保守不失；面对澶渊之盟之后的形势，如何建树君主的权威一一成为他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在巨大压力之下，“神道设教”成为皇帝的选择。而在痴迷于神秘政治、热衷于“天子”权威的同时，由于土大夫力量的成长，亦由于国家政务的繁复，皇帝却不得不将行政系统、财政系统的实际统贯调度权力，下放到长于政务的官僚集团；从而使得以往建立于君主个人威势及神圣魅力基础上的集权，转化为建立在礼乐典制基础上的集权。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从“保祖宗基业”到“守祖宗典故”——真宗朝的过渡 -
在实际的历史中，并不像历史学家所通常说的那样，对历史的回顾决定了对未来的选择。真实的情形往往是，对未来的估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人们应回忆哪些历史，凸现哪一部分过去，强调什么样的遗产，突出何种传统。所以，任何所谓的“回顾”、“检讨"，几乎都是有立场有预设的。历史不是自我呈现的，而是被叙述的…… 《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王学典，《历史研究》2004年第一期，p165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虚实之间：再谈“说法”与“做法” -
在宋代的现实政治生活中，我们所观察到的是，一方面，士大夫强烈地要求人主与朝廷的政治举措能够垂范将来；另一方面，即便现实中帝王的实际举措不能尽如人意，他们也会考虑如何使自己笔下的历史记叙能够垂范后世，为继君主树立效法的楷模。从这一意义上说，对于祖宗之法的阐述，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都体现着统治阶级集体的“政治智慧”。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结语：对于“祖宗之法”的再认识 -
“祖宗之法”在宋人的叙述中，既是统辖万事的“纲”，也是包容万物的“筐”。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结语：对于“祖宗之法”的再认识 -
“祖宗之法”范畴的不确定性，适应着不同信念的官僚士大夫们争取自身“话语空间”的需要，为其倡行者、实践者提供着阐发、解释的机会。而这种阐发解释活动，在弘扬“祖宗之法”神圣性的同时，也赋予解释者们以权威的地位。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结语：对于“祖宗之法”的再认识 -
道德与政治两端的紧密联结，一方面会导致“道德政治化”和“政治道徳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的儒家精英对于制度建设及实施的相对漠，反映出其“治国平天下”延展逻辑上的重要缺环。 高度重复、落入套路的话语，其出现与流行，是思想桎梏、缺乏活力的结果。“祖宗之法”被提出，本来是为了保证制度与政策的延续性，保证创业君主精神原则的渗透与延展。而斤斤于祖宗的具体做法，喋喋于有关祖宗的种种说法，则显然是时代精英们思想资源枯竭、难以开创新的理论与现实境界之表现。 当“祖宗之法”作为一个整体被视为神圣以后，立国初期注重实际的合理务实取向反而不得发扬。将其当作固定的政治模式，不切实际地乞灵依赖，形式上是尊崇，事实上则将其置于难以再生之境地。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结语：对于“祖宗之法”的再认识 -
描述性的研究提供了再认识的基础，但满足于此，则会造成学术史意义上的停滞不前。如果我们批评宋代的政策政风，还只痛愤于因循保守；剖析宋代的官僚制度，还只斥责其冗滥与叠床架屋——这与宋代士大夫的认识相比，究竟有多少提高？相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而言，实际上是思维方式的倒退。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序引：问题的提出 -
宋人心目中的“祖宗之法”，是一动态累积而成、核心精神明确稳定而涉及面宽泛的综合体。它既包括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统治者应该循守的治事态度；既包括贯彻制约精神的规矩设施，也包括不同层次的具体章程。从根本上讲，它是时代的产物，是当时的社会文化传统与政治、制度交互作用的结晶；其出发点着眼于“防弊”，主要目标在于保证政治格局与统治秩序的稳定。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序引：问题的提出 -
唐史研究中经常涉及的“胡汉之分”与宋史研究中讨论的“华夷之辩”，是既相关联又有区别的两组概念。“胡汉之分”尽管涉及外族问题，但在唐代，“胡”既包括塞外胡族势力，也包括内附诸族，并不纯属对外关系范畴，而经常牵涉到唐朝内部的文化差异与认同关系。当时内附诸族在政治、军事上的活跃，外来胡人在贸易、艺术等方面的影响，使得“胡/汉”知觉广泛存在于唐代的内部生活之中。也正因为如此，安史之乱后，异族压力不仅构成为“外患”；作为国家内部问题凸显出来的“胡/汉”区分，也成为令唐廷刻骨铭心的“内忧”。而宋代的“华夷之辨”，大倡于契丹、党项等外族压力之下，既体现着民族辨判、文化识别，又是宋廷对待外部（“外患”）问题的基本信念乃至政策依据。“华夷之辨”针对外部“夷狄”政权而发，将“夷狄”之民族、文化与其政权、其辖界视为一体。但与中唐以后相较，北宋的“华夷之辨”，一方面透露出强烈的紧张与危机感，另方面却反而少了一些切身的腹心之痛。当然，南宋的情形大为不同。 在中国历史上，国人的“天下”观，实际上是“对这个世界政治秩序的概念”；长期以来，“中国”被视为一个文化体，而不是一定的政治疆域。有学者指出，古代中国关于民族、国家和天下的朝贡体制和华夷观念，正是在两宋时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由于北方辽、西夏和后来金、元等异族政权的先后崛起，才真正打破了唐以前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传统观念和想象，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有了关于“中国”有限的空间意识，形成了“多元国际系统”的观念。北宋时期“正统”理论的出现与张扬，正与这种情形有关。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五代宋初统治人群中民族色彩的淡出 -
认识特定的官僚政治制度、特定的官僚机构之性质，离不开对其渊源背景以及所处社会情势的理解，离不开对其职事规章的研究，也离不开对其执掌人选与机构、制度问题的结合分析。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55页 -
综上所述，治家意义上的“家法”，本是一种基于亲缘关系之上的约束；而将帝王之家的“家法”扩大，乃至与“国法”混溶为一体，则反映出国家政治内在的宗法性。“祖宗家法”提法的出现，一方面，使现世的法度笼罩在宗族秩序乃至道德伦理的体系之下，具有了双重的权威；也使“祖宗”的意旨与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使其形象更为鲜明生动，并因而在现世获得了“永生”。另一方面，这一说法又将已经进入彼界的“祖宗”与用以处置世俗政务的“法度”固定联系起来，从而使“祖宗”不再是“高处不胜寒”的神灵，在拉近了距离、保存了亲切感的同时，也降低了祖宗们的超越度与凌驾度。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家法与国法的混溶——“祖宗”与“祖宗家法” -
这两个看似全不相关甚至趋向相反的过程，在当年的现实中却是关联在一起发生的。在帝制时代，就理论上来说，皇帝固然以其绝对的优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现实政治的错综复杂，却非仅恃世袭得位的继体之君所能支吾，因此，皇帝至尊的意志也不得不向现实、向长于应对现实的士大夫群体退让。真宗本人的阅历、能力、素质，与赵宋的开国皇帝相距甚远；而他的施政倾向，显然也与太祖、太宗大不相同。面对父辈留下的基业，如何保守不失；面对澶渊缔盟之后的形势，如何建树君主的权威一一成为他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在巨大压力之下，“神道设教”成为皇帝的选择。而在痴迷于神秘政治、热衷于“天子”权威的同时，由于士大夫力量的成长，亦由于国家政务的繁复，皇帝却不得不将行政系统、财政系统的实际统贯调度权力，下放到长于政务的官僚集团；从而使得以往建立于君主个人威势及神圣魅力基础上的集权，转化为建立在礼乐典制基础上的集权。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从“保祖宗基业”到“守祖宗典故”——真宗朝的过渡 -
祖宗之法”的落脚处是规矩法度，而较之于冷冰冰的“法度”二字，它从整体上着意强调“祖宗”的威灵，突出作为家族尊长人治象征的祖宗之导向与决定作用。这一方面贯穿着祖辈对于后嗣的垂范，带有子孙承嗣祖业的脉脉温情；另一方面又以祖宗的神圣权威，对于继承者的行为有所约束。也就是说，作为特定政治文化形态的反映，赵宋的“祖宗之法”联结着“家”与“国”两端，既体现着朝廷“法治”的意向，体现着对于“人治”的限制与规范又依赖“祖宗"”的权威，因而仍然是“人治”的延伸，是寓含一定理性精神的“人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结语：对于“祖宗之法”的再认识 -
但在这君臣二人的对话中，又存在意思衔接上的“错位”。 文彦博所谓“失人心”，是指更张祖宗法制带来的不利，在神宗的逼问下，他事实上承认了“人心”是指士大夫之心。神宗“于百姓何所不便”的质问，应该说，是从“利益”角度出发的；而文彦博的回答，则避开了对于百姓是否有利这一话题，转而自士大夫“治天下”的立场、自官僚体系运作“不便”的角度去讲。这里的逻辑转换，在当时看来，也许很自然：对于王朝的长治久安具有实际意义的，王朝的统治基础，与其说是老百姓，当然不如说是参预“治天下”的官僚以及行政网络。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三、从“奉行圣旨”到“共治天下” -
从赵宋列圣相沿的“祖宗家法”收缩到专一“继述”神宗一朝，所反映的，并不是将抽象原则具体化的努力；恰恰相反，通过强调“神宗皇帝更法立制以垂万世”、“神考新一代之典刑以遗我后人”，事实上拉开了与前代习称的“祖宗家法”的距离，或者说是旨在“架空”祖宗之法。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法祖宗”与“不足法”：北宋中后期的朝政风波 -
有宋一代，文臣地位并非卑微。作为文臣政治领袖的宰相，在殿廷进对时不再命坐、赐茶，主要原因在于其“不得从容”。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宋初的“二府”与“废坐论之礼”
作者: 邓小南
副标题: 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isbn: 7108049988
书名: 祖宗之法（修订版）
页数: 564
定价: 67.00元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4-11
装帧: 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