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1909

原文摘录   · · · · · ·  ( 全部 )

• 每一个历史时期，那些摸着石头过河的体制内精英，承受了太多的苛责；摸不着石头、摸错了石头、乃至不慎溺水而亡的，统统成为了妖魔化和嘲弄的对象，而那些站在干河沿上瞧热闹、说风凉话、等待时机以便取而代之的人，看人挑担不吃力，站着说话不腰疼，直喊号子不出工，当然永远正确了。一旦这些批判者得偿所愿，自己挑上担子，又真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他们当年的批判对象呢？ 体制内的改革者，其承受的机会成本、风险成本远大于体制外的人士，其最终发挥的作用也远远超过体制外的人士。百年来，所谓体制外的批判者几乎已经发展为一个职业，在他们那些华丽的辞藻背后，其苟且、阴暗、腐化、猥琐，与体制内的被批判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未必真正相信自己高喊的口号、高举的旗帜，那些无非是令他们从体制外进入到体制内的桥梁和工具。百年来，太多的”伪君子“充斥了我们的历史，以至于连”真小人“都显得十分可贵。 没有一种体制、一种文化、一种弊病是无端地被某种力量强加的，它一定来自一片肥沃的土壤，而构成这片土壤的就是你、我、他。因此，千万别因为没找到镜子，就以为自己居然不是猪八戒。如此势禁形格，你凭什么断言，换了你就一定更伟大、光辉、正确呢？ 百年之后，我们不仅需要真正的建设者，也需要真正的批判者。 (查看原文)

  李嘉图 1赞 2011-11-25 15:07:21

• 中国的政治运动最为娴熟的手腕之一，就是创造一个妖魔，以便能将所有的责任都承担起来，大多数人就可以安心地以为自己是好人了，可以轻装跑步进入灿烂的新时代。 “一会儿就完了”（溥仪登基大典上载沣哄儿子时急不择言的话，被当作亡国的征兆） 康梁将武则天的野史安到慈禧身上，塑造了一个“政治上反动、生活上淫荡”的妖后，迎合了西方大众无论在上半身还是下半身对中国的简单想象。 这位年轻的王爷（载沣）绝不比名满天下（也谤满天下）的李鸿章逊色，他们都是这间破屋的裱糊匠，区别在于：李鸿章轰轰烈烈，载沣却不动声色；李鸿章在尽力维持着屋子不倒下来，载沣却还要费尽心机地考虑不得不倒下来时如何减少断瓦残砖造成的巨大伤害。 高喊着“扶清灭洋”动人口号的“极左派”们最后留下一地鸡毛，在八国联军的炮声中撒腿就跑，并把收拾烂摊子乃至不得不“卖国”的脏活慷慨地留给他们本想诛之而后快的“汉奸”奕劻和李鸿章。在八国联军的刺刀下，奕劻和李鸿章 “如一囚徒”或“受到礼遇的俘虏”，为明知不可争的城下之盟而勉强一争，其间酸苦唯其自知。史家比较公认的是，因为这一功劳，慈禧太后终其一生对奕劻和李鸿章都是优容有加。 其实，到了奕劻这种已经“不胜寒”的地位，唯一要做的只剩下如何展示自己胸无大志。一个道德形象与工作能力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的下属，对大多数的领导来说，并非是件可以高枕无忧的好事。高调地展示自己对醇酒美人的“低级趣味”，是历史上韬光养晦的不二法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既减少政治风险，又畅快地享受人生，何乐而不为呢？从这个角度看，奕劻的“首富”非当不可的。 但在1909年前后，“利权”二字已经成为大清国上下代表着政治正确的关键词，经济账显然要让位于政治账。而高喊爱国的大清愤青们，两袖清风；“俯从”民意、高喊利权的大清财政，也囊贫如洗，要实现收回利权的爱国义举，除了举借外债这一“卖国”行为之外，似乎别无他法。 “一穷二白”的... (查看原文)

  无比芜杂的心绪 1赞 2013-08-14 12:18:45

> 全部原文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