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 · · · · ·
本书与《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并称尼尔•波斯曼的“媒介批评三部曲”,其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检讨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文化、制度的负面影响。
作者认为,技术和人的关系是亦敌亦友的关系,他之所以揭示技术的阴暗面,是为了避免技术对文化造成伤害。文化有三种形态:在 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服务、从属于社会和文化;在技术统治文化阶段,技术向文化发起攻击,并试图取而代之,但难以撼动文化;在技术垄断文化阶段,技术使信息泛滥成灾,使传统世界观消失得无影无踪,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
本书揭示了技术垄断阶段各种“软”技术的欺骗作用,挞伐所谓社会“科学”,谴责唯科学主义;辨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之异同,并为传统符号的耗竭扼腕痛惜;号召人们以强烈的道德关怀和博爱之心抵抗技术垄断,坚决反对文化向技术投降。
作者简介 · · · · · ·
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1931—2003),纽约大学教授,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精神领袖,研究领域横跨教育学、语义学和传播学,弘扬了麦克卢汉、伊尼斯开创的媒介环境学,推动其进入北美传播学主流圈子。存世著作共25种,包括独著13种,合著10种,合编2种;其中《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技术垄断》并称“媒介批评三部曲”,已经并将继续在中国学界产生持久的影响。传世论文200余篇。1986年获美国英语教师学会授予的“乔治•奥威尔奖”,1988年获纽约大学杰出教授奖。
何道宽,深圳大学英语及传播学教授、政府津贴专家、资深翻译家。著作和译作共80余种,约2 000万字(著作85万字,论文约30万字,译作逾1 900万字)。代表性译作有《理解媒介》《数字麦克卢汉》《裸猿》《媒介环境学》《人类动物园》《亲密行为》《软利器》《菊与刀》《群众与暴民》《乌合...
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1931—2003),纽约大学教授,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精神领袖,研究领域横跨教育学、语义学和传播学,弘扬了麦克卢汉、伊尼斯开创的媒介环境学,推动其进入北美传播学主流圈子。存世著作共25种,包括独著13种,合著10种,合编2种;其中《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技术垄断》并称“媒介批评三部曲”,已经并将继续在中国学界产生持久的影响。传世论文200余篇。1986年获美国英语教师学会授予的“乔治•奥威尔奖”,1988年获纽约大学杰出教授奖。
何道宽,深圳大学英语及传播学教授、政府津贴专家、资深翻译家。著作和译作共80余种,约2 000万字(著作85万字,论文约30万字,译作逾1 900万字)。代表性译作有《理解媒介》《数字麦克卢汉》《裸猿》《媒介环境学》《人类动物园》《亲密行为》《软利器》《菊与刀》《群众与暴民》《乌合之众》等。
目录 · · · · · ·
中译者第一版序 xxv
作者自序 xlix
第一章 塔姆斯法老的评判 001
第二章 从工具时代到技术统治时代 021
第三章 从技术统治时代到技术垄断时代 043
· · · · · · (更多)
中译者第一版序 xxv
作者自序 xlix
第一章 塔姆斯法老的评判 001
第二章 从工具时代到技术统治时代 021
第三章 从技术统治时代到技术垄断时代 043
第四章 难以把握的世界 063
第五章 崩溃的防线 079
第六章 机器意识形态:医疗技术垄断 101
第七章 机器意识形态:计算机技术垄断 117
第八章 隐形的技术 135
第九章 唯科学主义 159
第十章 符号大流失 183
第十一章 爱心斗士 203
注 释 223
参考文献 229
索 引 233
中译者第一版后记 253
中译者第二版后记 255
· · · · · · (收起)
原文摘录 · · · · · · ( 全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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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对他们有多大的好处呢?他们的隐私更容易被强大的机构盗取。他们更容易被人追踪搜寻、被人控制,更容易受到更多的审查,他们对有关自己的决策日益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常常沦为被人操纵的数字客体。他们在泛滥成灾的垃圾邮件里苦苦挣扎。他们容易成为广告商和政治组织猎取的对象。学校教他们的孩子操作电脑化的系统,而不是向孩子们传授更加珍贵的知识。总而言之,孩子们需要的东西几乎不会送到他们手中。输家之所以输,其原因就在这里。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页 -
实际上,我们的教学计划根本不是一个”研究计划“,而是一团毫无意义的大杂烩。它没有提出一个清晰的愿景,不明确什么人够得上是有文化的人,只明白学生应该具备一些”技能“。换句话说,这样的教学计划只明确技术专家的理想——成为没有献身精神、没有观点,但却有大量技能到市场上去出售的人。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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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垄断的书评 · · · · · · ( 全部 99 条 )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读书笔记

最后一座堡垒守得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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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HAWATER (记录)
1.传播学的三个学派: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 2.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讯息及讯息系统。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研究我们和媒介的互动如何促进或阻碍我们生存的机会。 3.译者为麦克卢汉正名: 麦克卢汉绝不是鼓吹技术决定论的人,他是要我们回归身心一体、主客一体的理想境界。麦克卢汉不仅是当代人的朋友,而且是子孙后代的朋友。他面向未来,预言希望。 人们对技术影响力...2022-02-07 13:29:02 2人喜欢
1.传播学的三个学派: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 2.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讯息及讯息系统。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研究我们和媒介的互动如何促进或阻碍我们生存的机会。 3.译者为麦克卢汉正名: 麦克卢汉绝不是鼓吹技术决定论的人,他是要我们回归身心一体、主客一体的理想境界。麦克卢汉不仅是当代人的朋友,而且是子孙后代的朋友。他面向未来,预言希望。 人们对技术影响力的评估之所以有差别,那是因为有人倾向乐观,有人倾向悲观,但他们仅仅是对技术利弊的强调有所侧重而已。绝对的乐观主义和绝对的悲观主义都不存在,人们对技术的乐观、悲观态度,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4.尼尔波兹曼高扬人文主义的旗帜,旗帜鲜明地主张现实关怀、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 1982年,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里抨击电视文化,捍卫印刷文化,感叹电视文化抹杀成人和儿童的界限。 1985年,他在《娱乐至死》里控诉电视对读写能力的戕害,影射电视掏空了人们的头脑和心灵。 1992年,他在《技术垄断》里高呼“狼来了”,揭示唯科学主义和信息失控的现实危险,指控技术垄断对美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危害。 媒介批评三部曲给我们敲响警钟,他悲天悯人、忧心忡忡,害怕失去丰饶的文化遗产,他痛恨失去道德关怀的人文社科研究。 5.波斯曼提出四条人文主义原则,用于指导媒介研究和传播研究: ·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对理性思维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对民主进程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使人能获取更多有意义的信息 ·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损害了我们的道德感和我们向善的能力 6.人类进步的故事是一个乐观主义的故事,并非没有苦难,但占主导地位的是令人震惊的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7.技术垄断: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原理之一。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 8.人类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 (1)工具使用文化阶段:从远古到17世纪。技术服务、从属于社会和文化,技术不对人构成危害。人和技术大体是友好的关系。工具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比较好地服务于人的需要。 (2)技术统治文化阶段:开始于18世纪末瓦特蒸汽机发明以及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技术开始向文化发起攻击,并试图取而代之,只是尚不足以撼动文化而已。技术和人的关系开始逆转,但并未完全颠倒过来,在技术统治文化里,工具在思想世界里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一切都必须给工具的发展让路,只是程度或大或小而已。传统、社会礼俗、神话政治、仪式和宗教就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 (3)技术垄断文化阶段:20世纪初。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信息暴涨失去控制、泛滥成灾,产生了大量的信息垃圾,使人难以辨别孰优孰劣,甚至是人无所适从,使传统世界观消失得无影无踪。技术和人的关系几乎完全颠倒过来了。肇始于中世纪的三大发明:时钟(新的时间观念)、印刷机(使用活字攻击口头传统的认识论)、望远镜(攻击神学的根本命题)。 9.人类文化的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类型、技术统治文化类型和技术垄断文化类型。 10.技术、媒介和传播有偏向,这样的偏向造成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知识垄断。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 11.技术垄断兴起的标志: ·汽车大王福特发明装配线,人沦为机器的奴隶。 ·美国南方的“猴子审判”,上帝造人论失败,生物进化论胜利。 ·泰勒《科学管理原理》问世,许多人相信科学管理、实证研究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一切问题都必须依靠实证研究。 12.唯科学主义:技术垄断的基石。三个观念: ·自然科学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人的行为 ·社会科学揭示的原理可以用来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组织社会 ·科学可以用作一个全面的信仰系统,赋予生命意义,使人安宁,使人获得道德上的满足,甚至使人产生不朽的感觉。 13.技术垄断的现实威胁:信息的失控、泛滥、委琐化和泡沫化使世界难以把握。人可能沦为信息的奴隶,可能会被无序信息的汪洋大海淹死。 面对汹涌而来的新技术,赢家和输家都齐声喝彩都局面是不正常的。输家出于无知为赢家欢呼雀跃。 14.《技术垄断》的宗旨是描绘并分析技术何时、如何、为何成为特别危险的敌人。 15.技术垄断在美国兴起的原因: (1)美国国民性。美国人对文化本身抱拷问的态度,助长了极端和鲁莽的技术入侵。 (2)美国资本家的理念。凡是阻碍技术革新的东西都不那么值得保存,未来不必和过去保持联系。 (3)技术给美国人提供的东西应有尽有,没有理由去寻找成功、创造或效用的其他源泉。 (4)原有信念的源头深陷围城,在观念的残垣断壁中,只剩下技术可以相信,技术高歌猛进,传统信念贬值。 16.朝气蓬勃的文化咄咄逼人、征服自然、迷信技术、迷信科学、一切讲究实证、缺乏思辨精神、大胆斩断传统、充满冒险魄力,造成了唯科学主义盛行。他们就像把情人看做西施那样看心爱的技术,对未来不怀丝毫的隐忧。 17.抵御信息泛滥的防线崩溃之后,技术垄断就大行其道了。如果信息泛滥,信息无意义,信息失去控制机制,文化也可能会吃尽苦头。 18.恶性循环:为了对付新的信息,就需要增补控制机制。但新的控制机制本身就是技术,它们又反过来增加信息的供应量。当信息的供应量无法控制时,个人的心宁神静和社会生活的宗旨必然会普遍崩溃而失去防备。 19.由于盲目的技术崇拜和唯科学主义,社会“科学家”披上了“神父”的神秘外衣,心理学把道德世界的问题变成了医学观念。 20.统计数字把所有信息都放在平等的水平上,统计学和电脑携手时,公共话语中就产生了大量的垃圾。 21.科学研究发现东西,社会研究不发现任何东西,而是重新发现人们过去知道、现在需要重述的东西。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绝对不可能有什么原创性,他们仅仅是重新发现曾经为人所知、后来被人遗忘了的东西。 22.社会“科学家”之所以频频亮相,因为他们在维护这样的幻觉:他们的数据、程序、“科学”在说话,而不是他们自己在说话。 23.唯科学主义不仅是技艺的滥用,比如量化问题,比如毫无意义的数学问题;唯科学主义不仅是把人类经验的物质领域和社会领域混为一谈的问题;也不仅是社会研究者声称把自然科学的目的和程序用来研究人间事务的问题。它是一种绝望中的希冀,归根到底是一种虚幻的信仰,唯科学主义是技术垄断的大错觉。 24.呼吁用人文教育和道德关怀来对抗技术垄断。 25.冰山理论:隐藏在水下的集体无意识和情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基。越是埋藏得深的东西,越是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而且越是难以改变。外界的压力越大,反弹的力量也就越大。民族意识、文化意识中有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是很难改变的,也是最不容易全球化的东西。 引自 中译者第一版序 xxv 1.艺术和科学的对立:文学知识分子(人文主义者)和物理科学家难以调和的敌对态度。是错误的问题。人文主义这和科学工作者之间不存在争吵,至少不存在足以使多数人感兴趣的争吵。问题不是存在于争论,而是存在于技术和人之间。 2.人们相信,技术是忠贞不渝的朋友,原因有二: (1)技术的确是朋友,它使生活更容易 (2)技术和文化有长期、亲密且必然的关系,导致了不招引人去仔细检查技术的后果。 3.失控的技术增长毁灭人类至关重要的源头,它造就的文化将是没有道德根基的文化,它将瓦解人的精神活动和社会关系,于是人生价值将不复存在。 引自 作者自序 xlix 沦为工具的工具。 特乌斯:文字会增强人的智慧,强化他们的记忆。 塔姆斯:技艺发明人并不是评判发明利弊的最佳人选,使用者才能够作出最恰当的评判。文字的利弊和它的实际功能搞颠倒了。识文断字的人可能不再利用记忆,可能会成为健忘的人,他们会依赖文字。你发现的是帮助回忆,而不是促进记忆力的保证书。至于智慧,你的弟子可能会虚有其名、名不副实:他们接受的将是大量的信息,而不是老师的真传。 全然的负担,舍此无他。文字也有一些好处,认为技术革新只会产生片面效应的观点是错误的观点,每一种技术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不同的声音,以缓和成群结队的技术爱慕者喋喋不休的喧闹。文化和技术的关系必然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技术和文化的关系是彼此既有给予,亦有索取。 《文明及其不满者》:如果我能够随心所欲地听见千百里外的孩子的声音,如果我能够尽快知道我的朋友经过艰苦的长途旅行已经平安抵达目的地,难道我不会为此更加快乐吗? 倘若铁路没有克服空间距离,我的孩子就不会离开故乡,我就不需要打电话听他说话;倘若跨洋旅行的技术没有开发,我的朋友就不会坐船旅行,我就不需要打电话来舒缓对他是否平安的担心。 任何技术的用途多半是由技术的结构决定的,也就是说技术的功能是技术形式的自然产物。 我们容许一种技术进入一种文化时,就必须瞪大眼睛看它的利弊。 截然不同的技术会使旧词语产生新的定义,而且人们往往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创造新词义的过程。 技术专横跋扈地支配我们最重要的术语。技术重新界定自由、真理、智能、事实、智慧、记忆、历史等词汇的意义。技术不会停下脚步向我们公开宣示这样的变化。 学会新技术的人成为精英,没有学会新技术的人赋予这些精英权威和声望,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控制技术运行机制但人积累权利,必然要密谋防备那些无法获取专门知识但人。新技术摧毁传统的知识垄断,造成一种新的知识垄断,即由另一群人来把持但知识垄断。一种新技术但利弊长短不会势均力敌。许多情况下,输家出于无知为赢家欢呼雀跃。 赢家怂恿输家以满腔的热情去拥抱电脑技术,这就是赢家但获胜之道。他们相信掌握新技术的人有专门的知识,而专门的知识是一种智慧。 仿佛赢家对输赢对一切成竹在胸,并非完全如此。一些文化具有民主精神,其传统比较弱,且容易接受新技术,于是人人都倾向于热情欢迎新技术,都相信新技术最终会使人人平均受益。美国人很难得把任何社会变革都看成赢家输家皆可获利的结果。 使用文字的人会依赖外在的符号,而不是内心的资源,他们接受大量的信息,却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新技术改变我们的“知识”和“真理”观念,改变深藏于内心的思维习惯。 倘若可以用数字来判定思想的品质,那么用数字来判定慈悲、爱心、仇恨、美好、创造性、甚至心智健全的品质,都是可能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发现,如果不用数字,他们的工作就不可能进行。 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即放大一种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倾向。 在手握榔头者的眼里,一切都仿佛是钉子。 机械钟表使按部就班的生产、准确计时的工作和标准化的产品成为可能。如果没有钟表,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绝无可能的。发明钟表本来是要人用更加刻板的制度去侍奉上帝,然而终极的结果却是相反。钟表最大的作用是让人积攒金钱,钟表偏爱的是财神爷。 许多人认为他们看得清清楚楚,难以预料的结果却横亘在他们的路上。 古登堡以为印刷机会推进教皇的事业,然而实际上,它会在教徒之中播下不和的种子,它会损害热爱的教会的纯正,摧毁教会的垄断。 接受的将是大量的信息,而不是老师的真传。 新技术和旧技术的竞争,是为了争夺时间、注意力、金钱、和威望而竞争,主要是为了自己的世界观夺取主导地位而进行斗争。每一种媒介都有一种意识形态偏向,媒介之间的竞争是隐而不显的,这是意识形态竞争特有的激烈竞争。这不仅仅是工具对工具的竞争,不仅仅是字母表对会意文字的攻击、印刷机对插图手抄本的攻击、摄影术对绘画艺术的攻击、留声机对印刷术的攻击、电视对印刷词语的攻击。 在学校里,争夺的一方是印刷词语的世界,其重点是逻辑、序列、历史、解说、客观性、超脱和纪律;另一方是电视的世界,它倚重的是图像、叙事、历历如在眼前的现实性、同步性、贴近性、即刻的满足和迅速的情感回应。学龄儿童已经习惯了电视的偏向,上学以后他们遭遇的却是印刷词语的世界。一种心理战随之发生。 并不是因为他们愚笨,而是因为他们背后正在进行的媒介之战,他们占到了错误的一方。 自以为有智慧的自负,即通过书面词语获得的非真实的知识,这样的自负最终成了学校珍惜的最明显的知识形式。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知识形式必须永远得到很高的评价。 口语倚重的是群体学习、合作、和社会责任感。印刷术强调的是个体化的学习、相互竞争和个人独立。一方面强调印刷文字,同时又容许课堂上使用一定程度的口语交流,和平相处,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每一种学习方法的价值。高举个人学习、独立解决问题的旗帜。电脑的普及会不会一劳永逸地战胜集体口语的一切主张呢?电脑会不会把自我中心提到美德的高度呢? 技术竞争点燃的是全面的战争,技术变革不是数量上增减损益的变革,而是整体的生态变革。重要的变化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一种新技术向一种旧技术发起攻击时,围绕旧技术的制度就受到威胁。这些问题只对提问题的人有直接的价值,它们反而会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看不见新媒介引起的严重的社会、思想和制度危机。 新技术改变我们兴趣的结构:我们思考的对象要变化。新技术改变我们的符号:我们赖以思考问题的符号要变化。新技术改变社群的性质:我们思想发展的舞台要变化。美国发生的事情奇怪而危险,人们的意识却非常模糊甚至愚钝,这样的危险难以名状。 引自 第一章 塔姆斯法老的评判 001 文化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三种文化在地球上都能够找到,但工具使用文化正在迅速消失。游戏文化只有长矛和炊具,有些则使用水磨和燃煤。发明工具但目的主要是做两件事:一是解决物质生活里具体而紧迫的问题;二是如何为艺术、政治、神话、仪式和宗教等符号世界服务的问题。信仰指引着工具的发明,限制工具的用途。 工具使用文化未必是技术上贫困的文化,相反,它们的先进性可能是令人震惊的。 工具使用文化可能热衷于工具,也可能鄙视工具。 工具并非外来入侵之物。 马镫配上了马鞍,俘获了封建社会,否则封建社会是不会就范的。 在技术统治文化里,工具在思想世界里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一切都必须给工具的发展让路。社会世界和符号象征世界都服从于工具发展的需要。工具没有整合到文化里去,因为它们向文化发起攻击。它们试图成为文化,以便取而代之。于是,传统、社会礼俗、神话政治、仪式和宗教就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 每一种发明都产生工具和文化的新型关系。过去的道德重心使人相信,地球是宇宙恒定的中心,因此上帝对人类特别感兴趣。哥白尼、开普勒之后,尤其是伽利略之后,地球成了一个孤零零的独行客,这就使西方世界怀疑,上帝是否对我们感兴趣。 这几位中世纪的学者和走在他们之前的古登堡一样,并不想摧毁自己的精神世界根基。这本论述日心说的书之所以推迟了三十年之后才得以出版,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它认为这本书不够完善,而不是因为他害怕教会的惩罚。 区分道德价值和思想价值,这个概念区分是技术统治论的基石之一。 比萨斜塔上抛铁球的那一场著名的实验,不是伽利略做的,而是他的对手乔齐奥·科雷索做的,而且科雷索做实验的目的并不是要驳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相反是要证实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凡是可以直接观察或证明的物质现象,都不能够因为和《圣经》的表述不一样而受到怀疑。 笛卡尔有关运动恒定不变的规律却是从上帝永恒的信仰里推导出来的。 以上科学家直到临终都信守自己时代的神学。他们不可能想象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他们构建的科学几乎全部都是关于真理的问题,而不是关于权力的问题。这些人像希腊人那样考虑哲学(他们称之为科学),他们相信,研究自然的真正目的是在思辨中得到满足。他们不关心进步的观念,不相信自己的思辨有改善生活条件的前景。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为技术统治论的观点奠定了基础,然而他们本人却是工具使用文化时代的人。 弗朗西斯·培根是技术统治时代的第一人。清清楚楚发现科学与改善人类境遇关系的第一人正是培根。他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推动人类的幸福”。他把科学从九霄云外拉下来放到地上。 他并不把科学当做思辨的记录,而是把科学当做思辨成就的记录簿。 他构想的科学事业和今人的想法一致,在人类不断改善自身境遇的斗争中成为最锐利的武器。 培根是技术统治时代的第一位学者。 引自 第二章 从工具时代到技术统治时代 021 相信发明的成功必须要遵循以下所有的原理:客观、效率、专长、标准化、计量和进步。当我们心中的人不是上帝的孩子或公民而是消费者时,技术进步的发动机就能获得最好的效益。 培根无意使技术沦为困境或破坏力量。他不懂技术变革的辩证关系,对技术的负面效果不置一词。 技术统治的资本主义造成了贫民窟和人的异化。技术统治文化使普通人更受尊重,普通人的潜力和生活的方便成为不能不考虑的政治利益和紧迫的社会政策。 技术统治文化消解了文化人和工人阶级兴趣的分界线,伟大的文学被送到了大众的手里。 另一种东西惠及了大众: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经济领域对个性的极端重视,必然在政治领域产生共鸣。在技术统治的社会里,世袭的皇家血统不但失去意义,而且变得很荒唐。 新生产资料和传播媒介的革命性,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产生激进的思想。技术统治文化赋予我们进步的观念,使我们与传统的纽带变得松散,包括政治纽带和精神纽带。技术统治文化的空气里弥漫着新自由的预兆,社会组织新形式也显露端倪。技术统治文化使世界提速。时间成为技术可以战胜的对手了,我们没有时间去回顾或思考失去的东西。 技术统治文化并没有完全摧毁社会的传统和符号世界的传统。它仅仅是把社会传统和符号世界置于从属地位。对传统本身的尊重依然存在,人们还可以在仪式和神话里生活。人们还可以相信社会责任和个人行为的实用性,相信常识和长者的智慧。这样的传统不容易传承,但还能维持。 技术统治文化鄙视工具使用文化的思想世界。 工具使用文化里的理念用来解决的问题,仍然在技术统治时代稽延逗留。技术统治时代里的公民知道,科学技术并不给人提供生存的哲学依据,所以他们依然紧守父辈的哲学。他们依靠机器,还是继续相信,工具应当是自己的奴仆。公民相信:即使物质财富增长了,损害自尊的文化也不能够补偿人们的损失。 技术垄断兴起之后,传统世界观随之消失。技术垄断重新界定宗教、艺术、家庭、政治、历史、真理、隐私、智能的意义,使这些定义符合它新的要求,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 “猴子”审判:原告拼命维护自己信仰的合法性,他们也开汽车、用电器、穿机制衣。他们也使用电报和广播,他们之中亦有够资格称为著名科学家的人。他们也急于分享美国技术统治文化的馈赠。刺伤他们情感的是科学对他们那个古老故事的攻击,而这个故事是他们道德秩序的源泉。他们输了,而且输得很惨。这一场法庭舌战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问题:在界定真理时,归纳性科学的宏大叙事比《圣经》里的宏大叙事优先。 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在1911年问世,该书率先明确而正式地勾勒了技术垄断思想世界的种种假设。他的体系包括“时间和动作研究”,用法律、规章、工作原理的“科学”取代对工人个体的评判。工人必须抛弃习惯了的传统经验法则,事实上工人被解除了思考的责任。泰勒体系代替了他们的思考。随之产生的理念是,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这就是技术垄断轮的基本原理之一。 孔德主张,凡不能看见和计量的东西都是非真实的。有的时候,人仿佛被当做机器,而这又是技术发展必要而不幸的条件。在技术统治条件下,这样的状况并不被认为是一种文化哲学。还原主义认为,人生的意义要到机器和技术里去寻找。技术垄断论则把宏大的还原主义做为目的。泰勒的著作首次明白表述了这样一个理念:人听凭技艺和技术的摆布,人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低于机器时,社会就享受到最佳的服务。 在美国人的脑子里,新的观念总是紧密地和改善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在美国人的眼里,不存在的东西不过是尚未尝试的东西而已。 美国人不相信条件的限制,甚至可以说,美国人对文化本身抱拷问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助长了极端和鲁莽的技术入侵。 美国资本家们提出:凡是阻碍技术革新的东西都不那么值得保存,他们最大的成就就是告诉同胞们,未来不必和过去保持联系。 技术给美国人提供的东西应有尽有,以至于没有理由去寻找成功、创造或效用的任何其他源泉。 祷告可以用青霉素替代;认祖归宗可以用迁移搬家替代;阅读可以用看电视替代;受约束的困境可以用立竿见影的满足替代;罪孽感可以用心理治疗替代;政治意识形态可以用受欢迎的魅力替代。 在蔚为壮观的技术胜利如日中天之时,原有信念的源头深陷围城。 学术研究的冲击力使我们对自己的信仰体系失去信心,也对自己失去信心。在观念的残垣断壁之中,只剩一个可以相信的东西——技术。 技术高歌猛进,传统信念贬值。 引自 第三章 从技术统治时代到技术垄断时代 043 今天的普通人和中世纪的普通人一样容易轻信上当。中世纪的人相信宗教的权威,凡事都相信。今天的我们相信科学的权威,无论什么事都相信科学。 没有什么事情会是我们长期感到吃惊,真实和想象的事情都不会使我们吃惊,因为我们没有掌握全面而持久的世界图像,所以事情就不会像是不可接受的。我们之所以相信那些事情,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不相信的理由。 我们受一种教育形式的熏陶,而这种教育又失去了条理清晰的世界观,于是,技术垄断就剥夺了我们了解世界的社会、政治、历史、思辨、逻辑和精神的基础;没有这些基础,我们就无法认识我们不相信的东西。 技术的运行和上帝之道一样,既令人生畏,又神秘莫测。 生活在这样一个没有偶发事情的世界里,这是神学给人的恩赐,难以替代;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一切从理论上说都是可以理解的,自然界发生的一切都有丰富的意义。 科学技术是进步的主要工具,在积累关于自然的可靠信息的过程中,科学技术会结束愚昧、迷信和苦难。结果,技术统治文化并没有使进步观念死亡。在卫生学、药物学、运输、生产和通讯中汹涌而来的信息产生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改进。 技术统治文化解决了信息稀缺的问题,信息稀缺的不利因素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对信息泛滥的危险,它却不给人警示,因为信息泛滥的弊端不是那么明显。信息泛滥的长远结果就是信息混乱。 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尤其是个人问题,很少是由信息不足引起的。然而,随着难以理解的问题的增加,随着进步观念的淡出,由于意义本身成为令人生疑的对象,技术垄断论者坚定不移地相信,世界需要的是更多的信息。信息既是人创新活动的手段,也是其目的。在技术垄断时期,我们受生活的驱使,渴望“获取”信息,至于目的何在、有何局限,那不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也不习惯提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前所未有的问题。世界从未遭遇过信息暴涨的问题,世人还没有时间来反思其后果。 机印书版式的革新是为了控制信息的流动,是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来组织信息,让信息排成序列。人们很早就意识到,机印书造成了信息危机,必须采取措施维持一定程度的控制。普通学校迅速发展的原因有几个,最明显的原因是,信息失控引起了焦虑和混乱,学校的迅速发展成为必要的回应。课程设置的发明就是逻辑的一步,目的是对信息源头进行组织、限制和区分。学校成为技术统治文化的第一种世俗的管理机构,它们使一些信息流动合法化,学校成为管理信息生态的手段。 技术统治论希望防止信息桀骜不驯的大多数方法现在都行不通了。 技术垄断的信息免疫机制是难以操作的机制。有人开口闭口就说“研究表明……”或“科学家告诉我们……”;只要你一点题就这样说,接下来再说什么就无关紧要了,无论你接着说的是什么,都不会产生矛盾。在技术垄断条件下,不可能有超越性的宗旨或意义,不可能有文化的有机整合。走投无路的信息是危险的,没有理论指导的信息是危险的,没有妥当模式的信息也是危险的,没有高于其服务功能宗旨的信息同样是危险的。不受调控的信息能够致人于死地。 印刷术结束了炼金术士的秘密,把科学变成了公共事业。印刷术使用通俗语,所以它导致科学思想的普及。许多科学家迫不及待地使用通俗语写作,努力传递新的精神和新的科学哲学方法。印刷机宣告科学的来临,并普及科学,鼓励科学,使科学系统化。 到17世纪初,印刷术已经造就了一种全新的信息环境。凡是能够识文断字的人都懂一点天文学、解剖学和物理学。通俗语版本的《圣经》把上帝的“道”变成了上帝的话,因为上帝变成了英格兰人、日耳曼人或法国人,他的身份由印制《圣经》的语言来决定。 信息爆炸使西方文化充满活力,使之走上了技术统治的道路。过了二百多年,西方文化才适应印刷机造就的信息环境。新的制度比如学校和代议制政府开发出来;知识和智能的新观念得以形成;对理性和隐私的尊重大大提高。我们可以发现识文断字、依靠理性的头脑这一类根本价值,这是印刷革命培养的价值:信仰隐私、个性、思想自由、公开的批评和社群的行动。 第一修正案的措辞设定并坚持公众的权利:公众不仅要获取信息,而且要控制信息,人民要知道如何用信息为自己谋福利。这并不是说建国之父们认为,信息不可能作假、误导或离题。但是他们相信,信息和思想的市场井井有条,公民足以弄懂耳闻目睹的东西,足以用理性评判信息和思想对他们生活的用处。他们都以整合一体、普遍共享的原则为前提。 获取信息的目的是理解和解决具体的问题,信息往往只能够在局部范围内引起人们的兴趣。电报消除了信息运动的空间障碍,运输和通讯首次分离开来。电报抹掉州际界限,地区分割随之崩溃,北美大陆被包裹在一个信息网格里,造就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信息的价值不必死死地套在信息的功能上。电报把信息变成商品,变成可以买卖的“东西”,无论其用途或意义是什么。 报纸的命运就不再依靠新闻的质量或实用性,而是依靠它们提供新闻的数量、距离和速度了。 报纸的命运有赖于它们能够提供多少图片。摄影术的发明几乎和电报同时,它启动了图像革命,照片等图像使映像大规模入侵符号的环境。以照片为前锋的新影像不仅是语言的补充,而且倾向于取代语言,成为我们构建、理解和验证现实的主要手段。 语词和图片表达的信息量以指数级迅猛增长。信息排除互相关联的必然制约,信息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展开,有助于迅捷的流动性,排斥历史连续性,以迷人的魅力取代复杂性和连贯性。信息革命的每一阶段都携带着新的信息形式,信息量前所未有,信息流动的速度增加。 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和媒介,信息源源不绝地向我们涌来,可供检索的信息越来越多。我们像魔术师的学徒一样,在信息洪流中被冲得晕头转向。信息已经成为一种垃圾,它不能回答人类面对的大多数根本问题;对平常的问题,信息也只能够勉强提供解答的方向。在技术垄断盛行的环境里,信息和人的意旨之间的纽带已经被切断了。信息杂乱无章地出现,并不指向具体的人,数量难测,速度惊人,但从理论、意义或宗旨上看却是断裂分割的。 这是一个难以把握的世界。培根阐述的进步理念已经被技术进步的概念取代了。我们的目的不是减少愚昧、迷信和苦难,而是让我们自己去适应新技术的需要。我们对自己说,这样的调试能够改善生活;然而那仅仅是正在消亡之中的技术统治文化的逻辑残存。我们的文化正在用信息自我消耗,而且许多人还不知道如何驾驭这个过程。信息是我们的朋友,如果信息不足,文化受到的损害可能会令人扼腕。另一方面,如果信息泛滥,信息无意义,信息失去控制机制,文化也可能吃尽苦头。可惜人们才刚刚开始明白这个道理。 引自 第四章 难以把握的世界 063 技术垄断是一种文化状态,也是一种心态。技术垄断是对技术的神化,文化到技术垄断里去谋求自己的权威,到技术里去得到满足,并接受技术的指令。在技术垄断里感到最舒适惬意的人相信,技术进步是人类至高无上的成就,是解决最深沉两难困境的工具。他们还相信,信息不是利弊皆有的祝福,只要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继续不断、不受控制,它就可以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自由、创造性和心灵的安静。 技术垄断使可供利用的信息增加。随着信息供应量的增加,信息控制机制就受到很大的压力。为了对付新的信息,就需要增补控制机制。但新的控制机制本身就是技术,它们又反过来增加信息的供应量。当信息的供应量无法控制时,个人的心宁神静和社会生活的宗旨就必然会普遍崩溃而失去防卫。防线崩溃之后,人们就无法寻觅经验中的意义,就失去记忆力,就难以想象合理的未来了。 抵御信息泛滥的防御机制崩溃之后,社会遭遇的后果就是技术垄断。技术产生的信息压制文化时,文化试图把技术作为手段,以提供明确的方向和富有人情味的生活目的,但事与愿违,这样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只有充分意识到疾病控制机制以后,以毒攻毒才有可能。 这些制度和技艺的功能就是维持新与旧、创新与传统、意义与观念紊乱的平衡,它们求得平衡的手段是“摧毁”不必要的信息。 一切社会制度都行使控制机制的功能。制度力量的削弱使人受到信息混乱的伤害,信息失去效用之后就成了混乱之源,而不是秩序之源。 社会制度关注的是信息的意义,在实施信息准入标准的时候可能会相当严格。倘若一切事件都获准进入法庭,有关程序的恰当理论就不可能得到确认,审理的过程就没完没了,法律本身就沦为毫无意义的摆设。法律规则关注的是信息的“摧毁”。 当其他制度不再能够用来控制无节制的信息量时,法庭就成了真相的终极仲裁机制。 大学指南是一个信息管理规划的正式描述,用以系统地排除、贬低并标记不重要的东西。 家庭要负责儿童的社会化,并成为信息管理的机构。父母的作用就是要排除损害家庭宗旨的信息,并据此界定儿童的意义。如今,家庭再也无法承担这一任务。 理论的威力就在于简约,同时,理论的弱点也在于它过度的简约,面对新信息的攻击,理论是脆弱的。任何理论得到过多的信息支撑时,这些信息基本上就失去意义了。 那些把《圣经》中的每句话都当做上帝训诫的人,都毫不犹豫地把其他理论一笔勾销,根本就不考虑有关生命起源和意义的其他理论。 他们的科学理论不能够提供有关道德信息的指南,所以他们给科学之外的信息赋予的分量就接近于零了。愈来愈少的人把信仰和传统作为必须注意的权威源泉,结果,他们所做的决定就不是道德的决定,而仅仅是考虑实际问题的决定。如果一种文化的理论不给道德领域里可以接受的信息提供指引,把它称为技术垄断的文化就是恰如其分的。 宗教传统以一种调控和评价信息的机制发挥作用。如果宗教失去了很大甚至全部的约束力,如果它沦为纯粹的逻辑死灰,混乱必然就接踵而至。 信息泛滥冲毁了学校、家庭、政党、宗教和国家依靠的理论基础,美国的技术垄断不得不过度依赖技术方法来控制信息流。 遏制信息泛滥的三种手段:官僚主义、专业技能和技术性手段。 官僚主义在解决控制危机的技术办法中处在最优先的位置。 最大的邪恶从构想到制定,却是在窗明几净、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完成的,参与的人都是谦谦君子。 官僚主义原则上只不过是一系列技术工作的协调机制而已,意在减少需要加工的信息量。它需要我们检查方格、填充空格,只允许数量有限的正式、客观、非个性化的信息;在某些情况下,解决问题就需要这样的信息。官僚主义试图使信息流理性化,淘汰使注意力分散的信息,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的效能。官僚主义把一切无助于效率的信息和关键略去不计。 官僚主义没有思想、政治或道德方面的理论,它只有一个隐性的假设:效率原则上是一切社会制度的目标。 用官僚主义来管理和协调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最后变成了它要治疗的疾病。官僚主义起初的意图是加工技术信息,如今却常常被用来处理道德、社会和政治问题。 官僚主义者只不过是被美化了的计算器而已。官僚主义者只考虑决策背后隐藏的问题,只关心决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官僚体制的有效运作。他不用为决策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我对自己的检测对人产生什么影响不承担责任,我只不过为我那部分官僚主义的效率负责任,那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为之的效率。 即使在工具使用文化里也有专家,技术垄断时代的专家有两个不同于过去时代的特征。首先,技术垄断时代的专家对与自己专业领域无关的东西,往往是所知甚少。其次,技术垄断文化的专家不仅号称能够驾驭技术事务,而且号称能够驾驭社会、心理和道德事务。人与人关系的一切领域,无不被技术化,无不拱手让给专家控制了。 这些专家的特点由三个因素催生。第一,官僚主义盛行,结果就产生了世界上首批完全机械论的专家,无知的专家受到信赖并获得威望。第二,传统社会制度式微,普通人对传统失去信心。第三,信息洪流汹涌而至,谁也不能掌握人类全部知识之万一;这样的滚滚洪流在万物的底层汹涌澎湃。到歌德去世的1832年,即使最有才干的人也不再可能理解已有的全部知识,整合所有的知识就更说不上了。 专家的角色就是专注于一个知识领域,筛选现有的知识,剔除与问题无关的知识,并利用剩下的知识来解决问题。当技术手段不能解决问题时,当效率无关紧要时,如果强行使用这样的程序,那就是一场灾难。 没有一种测试是能够测量人的智能的。只能是一个普通的术语,用来指称人在多种新语境下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如果我们相信,某种测试能够准确揭示一个人的智能,其结果就是,这个分值被当成了这个人的智能,并且被用于一切制度性目的。于是,测试就把一个抽象而多面的意义变成了一个精确的术语,从而漏掉其余一切重要的意义。 技术垄断论的专家使用表格、标准化测试、民意测验和其他技术手段来表现智能、创造力、敏感度、情绪失衡、社会偏离或政治意见,把它们打扮成技术性的真实,然而,他们却不承认其中的弦外之音或微妙含意。他们要我们相信,技术能够清楚显示人的境遇或信念的本性,因为分值、统计数字、分类系统给我们的境遇或信念赋予技术的真实。 术语的技术化和问题的技术化是用用于信息控制的一种严肃的形式。 在技术垄断文化力,我们赋予专家过分的威望,认可了这样的错觉,因为他们是用先进的技术型手段武装起来的。萧伯纳说,一切高技能的专业都是针对门外汉的密谋。一切专家都被赋予神父样的魅力。我们的神父专家被称为精神治疗专家、心理分析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他们服务的神灵不讲述公义、行善、悲悯或仁慈。他们的神灵讲述的是效率、精密和客观。技术垄断论里没有罪孽、邪恶这样的观念。罪孽、邪恶等观念来自于一个道德世界,和专家的技术神学没有关系。技术垄断论的“神父”把罪孽叫做“社会偏离”,把邪恶称为“心理病理”。罪孽和邪恶之所以消失,那是因为这些概念不能测量,也不能客体化,所以专家就不能对付这些概念。 引自 第五章 崩溃的防线 079 两人共同生活若干年之后必定知道是否相处得好。然而技术垄断论确认为,这些主观形式的知识没有法定的地位,必须要由专家主持的测试来确定。机器消除了复杂性、游移不定和晦涩模糊。机器运转神速,又标准化,且能够给我们提供看得见的、可以计算的数字。 只有多用诊断手段寻找病因,并进行大胆的治疗,疾病才能够被征服,最好的办法是排除各种病因而不是增加患者的抵抗力。 “绝望的重病需要大胆的治疗”。这是19世纪美国医学杂志里常见的一句话。美国人认为欧洲人的治疗不温不火、消极被动,甚至优柔寡断;相反,他们勇于接受疑难重症的挑战。 听诊器造就了客观诊断的医生,他拉开距离,不卷入病人的经验和感觉,走向比较若即若离的关系,和病人的关系比较远,和病人体内发出的声音的关系则比较近。医生听见了这些声音,相信这些声音是客观的、没有偏向的,表现了身体的病变。 听诊器促成了两个重要观点:医学是研究疾病的,而不是研究病人的;病人所知不可靠,机器所知才是可靠的。 医生接受的训练,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使他们对横亘在医患之间的机械器材持反对的态度。 病理学家和放射学家之类的专家涌现出来;他们解释技术信息的意义,这些专家和患者没有丝毫的交流。医疗实践从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医生往往丧失了上一个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技能和洞见。 医生越来越多地使用诊断设备,他们和患者越来越隔膜,医生越来越失去对诊断过程的控制。 医疗实践必须把重点放在疾病上,而不是患者身上。手术或治疗是成功的,但患者死了。 第一,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并不是中性的因素:医生不仅使用技术,而且被技术利用。第二,技术产生对人的强制性要求,同时还产生广泛的社会系统来贯彻其强制性要求。第三,技术重新界定医生的身份,使医生的注意力重新定向,对医生看待病人和疾病的观点进行重构。 在日益增强的技术垄断论的影响之下,人们就没有时间或没有意向去议论技术垄断的弊端了。 引自 第六章 机器意识形态:医疗技术垄断 101 像医疗技术一样,电脑篡夺了文化的威力,把特定的心态强加于人,所以专注于人的文化原本是想要谢绝它的。电脑整合进了其他机器之中,因此我们难以将电脑技术推进的理念从其他机器里分离出来。人人都用电脑,或被电脑利用,而且电脑的用途似乎是没有尽头的。 计算机把人界定为“信息处理器”,把自然定义为信息处理的对象。 过去的观点:人具有内在的心理状态,内在的心理状态是信念的基础。技术垄断视角的观点:“信念”只不过是某人某物的所作所为,模拟一个想法相当于复制这个想法。但是,精神活动是一种生物现象。 起初的暗喻是,人在某些方面像机器;稍后走向的命题是,人几乎就是机器;最后达到的命题是,人就是机器。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我们可以制造出模拟人智能的机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是必然的走向。人的智能得天独厚,有一个生物性根基,有一种难以触摸的精神生活;机器能够在某些有限的方面模拟人的精神生活,但绝不可能复制人的精神生活。机器不可能感知,同样重要的是,机器不可能理解。是人脑独步天下的是意义,而不是说话。人表达的意义大于符号相加产生的结果。意义还包括所谓情感、经验和感知,这些东西不必用符号来表达,有时还不可能用符号来表达。如果没有具象的符号,计算机只不过是一堆垃圾。人工智能没有也不会产生能够创造意义、具有理解力和情感的动物,人就是这样的动物。 我们的语言大量吸收“人作为机器”的比方,因而落入陷阱。报纸的评论用了大量的人——机比方:电脑受到“感染”,病毒有“剧毒”和“传染性”,正在对受感染的电脑进行“隔离检疫”。 这种语言不仅是生动如画的神人同形同性论,它还反映了人在人——机关系感觉方面的深刻变化。如果电脑可能患病,那它也能够保持健康。只要健康,它们就能够做到思路清晰、决策正确。言下之意是,电脑有意志、意向和理性,也就是说由于电脑的决策,人的责任就减轻了。通过一种形式上的语法点金术,“我们用电脑计算”就变成了“电脑计算”。“电脑出故障了”的言下之意是,电脑出错、疲劳或生病了,为什么怪罪人?人把某一结局的责任从自己身上迁移到一个抽象的媒介身上。我们放弃了控制权,放弃对电脑的控制而不感到后悔,我们可能会去追求误导人的目标甚至非人性的目标,因为电脑可以完成这样的目标,或者说我们幻想电脑可以完成这样的目标。 温度计显示华氏98度,这句话使天气脱身,于是天气对室内的温度就不承担责任了。和大多数机器不一样,电脑不是进行工作,而是指导工作。电脑是“指令和控制”的技术,如果没有可供电脑控制的东西,电脑就没有价值。电脑对官僚主义者至关重要,其原因就在这里。 技术制造的错觉是,决策似乎在官僚主义者的掌控之中。倘若阿道夫·埃希曼当时说,把犹太人送进焚化炉的不是他,而是一批电脑,他就可能不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了。 人们竟非常顺从地接受如下的解释:“电脑显示……”或“电脑断定……”。这就是“此乃神意”的翻版,就是技术垄断论的语言。电脑常常成为不知名的原告,这位原告不会透露指控的信息员,法官也不会要求它提供信息员。电脑已经做出宣判,表面上看似乎就足够了。至于谁给电脑输入数据,为何输入这样的数据,为谁提供方便,以什么预设为根据,所有这些问题都被省略掉,无人去关心了。 电脑强化了官僚机构,压抑了追求重大社会变革的冲动。 电脑使政治、社会和商务机构实现自动化运行,在这个过程中,电脑未必使这些机构提高效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们使人不注意这些机构是否必需以及如何改进这些机构。它们只不过更加吓唬人、更加技艺化,或许还多了一点点权威,然而它们的预设、理念和理论里的缺陷却会原封不动。电脑只不过是思想的滑石粉而已,因为它的性能仅仅是掩饰我们不令人满意的机构和思想。 迄今为止的计算机技术加强了技术垄断的根基,使人相信技术革新等于人类进步。 我们失去对人类判断力和主体性的信心。唯有人类能够观照全局,看到事物涉及的心理、情感和道德层面,可惜我们让这个得天独厚的能力贬值了。我们相信机械运算的威力,用机械的威力取代了我们观照全局的能力。 电脑几乎全是过程。伟大的“计算机使用者”是不存在的,而伟大的作家、画家或音乐家却比比皆是。计算机技术的功能与其说是真正用于交流的新手段,不如说它是一种新的运输方式。它运输信息,大量、快速且多半以计算的方式运输信息。计算机容易把事实转换为统计数字,把问题转换为方程式。计算机体现的主张是,我们在个人和公共两个层次上面对的最严重的问题,需要通过快速的信息检索来解决。我却认为,这显然是谬论。我们最严重的问题不是技艺问题,而且问题也不是信息不足产生的。 我们要提醒自己注意,不用计算机也可以做许多事情,这一点至关重要。 技术垄断论还助长麻木,使人看不到在获取新技能的过程中可能丢失的技能。我们要记住不用电脑的情况下能够做什么,这一点至关重要;要提醒自己注意,在使用电脑的时候可能会失去什么,这一点同样重要。 没有想象力的、专注于狭隘的计算机辅助的研究,和无拘无束地运用所谓奇缘佳运的研究正好是对立的。 引自 第七章 机器意识形态:计算机技术垄断 117 语言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它不仅教导我们事物的名称,而且更加重要是,它还教导我们什么事物可以命名。 语言的议程深深地整合在我们的人格和世界观里。 “允许祷告时抽烟吗?”教皇的回答是不允许,因为祷告时应该全神贯注。另一位的措辞是:“抽烟时是否允许祷告?”教皇告诉他是允许的,因为任何时候祷告都是妥当的。一个问题的形式可能会使人看不见答案,然而一旦换用另一种形式,答案就清清楚楚、一望而知了。 符号就像机器,能够生成新的心态,并生成关于现实的新概念。 科学秘法宣称,数字是客观性的终极检验标准。我们给概念下定义的方式会在我们的意识里逐渐淡化,定义本质上的主观性将消失得无影无踪,客观的数字却被神化了。 技术垄断论缺乏一套明晰的伦理,又拒不接受传统,却偏要寻求一种权威的源头,它只能在统计学的客观理念里找到它寻求的源头。 河水水深平均四英尺,可是他淹死了。 我们个人的意见,得到了客观测量的确认,我们就可以相信,我们拥有一个无懈可击的权威,我们就可以让这个权威来决定资源的配置。就这样,技术垄断论把科学用作使民主“合理”的手段了。 像一切技术一样,统计数字往往会失去控制,在我们头脑里占据过多的位置,侵犯我们的话语,造成语言的浩劫。统计数字失控时,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就埋葬在鸡毛蒜皮的信息堆里了。 有些技术以伪装的面貌出现。课程是用于学习的技术,但我不知道为何每一门课程都必须刚好上15周。它本来是作为值得向往的、用于学习的结构,实际上却成了分配时间的结构,便于档案记录、便于控制教师的时间而已。课程的起源和存在理由被掩盖起来看不见了。 生活在技术垄断里的人有一个特点,他们多半意识不到技术的起源和结果。 分数改变了整个的经验,改变了意义之意义。界限分明的成功失败符号引发了学生中的激烈竞争。评分给人的表现提供“客观的”计量尺度,产生了一种难以动摇的幻觉,人变成了“可以用数字计算的人”。 管理不是由机器零件组成的。它是由程序和规则组成的,管理的目的是使行为标准化。争论的核心不是技艺本身,而是应不应该让技艺高歌猛进,应不应该神话一些技艺,应不应该排除其他一些技艺。和技术一样,技艺往往独立于它服务的系统之外,成为独立自主的存在,像仿人机器人那样,不再服从自己的主人。 我们几乎习惯于相信,管理本来就是万物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正如学生和老师习惯于相信,没有大学“课程”的结构,就不可能办教育一样。一种处事方法和一种制度紧紧相连以后,我们就分不清孰先孰后、前因后果了;于是,为了达到制度目的而改变制度,就难以实现,甚至连替代的方法都难以想象了。 弄清楚我们的技艺从何而来、有何用处,是完全必要的。 唯科学主义指的是技艺复杂而庞大的阵容。 引自 第八章 隐形的技术 135 自然科学提供的方法能够揭示人心的秘密,也可以揭示社会生活的方向。社会科学揭示的原理可以合情合理地用来重组人类社会。“社会工程学”的思想在这些人身上滥觞,唯科学主义的种子在他们身上萌芽。 社会科学对我们理解社会现象贡献甚少。 唯科学主义是三种互相联系的观念。第一,自然科学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人类行为。第二,社会科学揭示的原理可以用来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第三,科学可以用作一个全面的信仰系统,赋予生命意义,使人安宁,使人获得道德上的满足,甚至使人产生不朽的感觉。 理解人类行为和情感的追求无论如何不能叫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类行为的学者常常对自己的观察做量化的研究。 经验主义的意思是先观察然后做结论,结论以经验为依据。这不是科学家的做法,只不过是在以理性的行为做事,许多并非科学家的人都可以称自己是理性的人。 科学家努力以经验为依据,并尽可能精确;与此同时,他们又努力保持高度的客观性。科学家认为,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观点始终是一个需要克服的障碍;众所周知,科学家描绘的外部世界和大多数人心目中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 科学依靠一个基本的要求:理论的表述必须要允许人们用实验来证明它是否错误。倘若理论不能够经受是否错谬的检验,那它就不是科学理论。 “社会科学”里大多数理论都不在科学的范围之内。 和科学不一样,社会研究从来不发现任何东西。它只是重新发现人们过去知道,现在需要重述的东西。技术垄断论比较喜欢精确的知识,而不是真实的知识。技术垄断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主体性的两难问题。由于机器的非人格性,由于它无穷无尽的可重复运作,它就成了一种有控制力的暗喻,且被认为是技术进步的工具;在这样的文化里,主体性就成了非常难以接受的观点。 科学、社会研究和想象力丰富的文学是三种截然不同的事业,三者都是讲故事的形式,都是人们条理清晰地解释自己经验的尝试。然而,三者目的不同,提出的问题不同,遵循的程序不同,给“真理”赋予的意义不同。 这是一个渴望倾听的世界,渴望更强大道德权威的世界,人们乞求自然科学家说,科学而不是人在诉说终极的道德权威。可是,自然科学家并不能问心无愧地承担这样的任务。 在蛮力的权威之外,我们似乎只剩下程序的权威,但蛮力的权威难以被认为是道德的权威。 唯科学主义不仅是把人类经验的物质领域和社会领域混为一谈的问题;也不仅是社会研究者声称把自然科学的目的和程序用来研究人间事务的问题。它是一种绝望中的希冀和愿望,归根到底是一种虚幻的信仰。它相信,某种标准化的程序即“科学”能够提供一种无懈可击的道德权威的源泉,一种超人的基础;它相信,这个道德权威可以回答许多问题。如果人人有意无意地以合作的态度长期维持这种幻觉,那就是文化层次上的唯科学主义。社会研究不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权威”是合法的,也不能够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如何决定服从权威,什么时候服从权威是正确的。这样去询问科学,指望科学回答这样的问题,盲目接受科学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这就是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是技术垄断论的大错觉。 引自 第九章 唯科学主义 159 亵渎是对一个符号威力表示最高礼赞的形式之一。亵渎者和偶像崇拜者一样,他们都认真对待符号。 委琐的庸俗化是不可能用法律制约的。在技术垄断论的条件下,主要文化符号的委琐化多变是由商业企业造成的。在技术垄断论的条件下,凡是从传统的宗教和民族背景中获取意义的符号必然会很快失去活力,其神圣或严肃的内涵会被耗尽。一位神的升格需要另一位神的降格。 符号使用得越频繁,符号的意义就越是被削弱。通过拓印、石印、照片和后来的电视影视,宗教和民族符号得到普及,成为司空见惯的形象,漠然处之的态度随之产生,虽然漠然的态度未必就是鄙视的态度。只有一张图片时,这一张图片顶得上万语千言。与此相反,有一千张图片时,尤其这一千张图片是相同的图片时,它们几乎就一文不值了。 如果用得越频繁,如果不问语境滥用,它们失去意义的速度就越快。 不虔诚是克服偶像崇拜的终极答案,亵渎圣贤则不是。 猛攻人的非理性时广告能收到最好的效果。今天,介绍商品品质的广告十分罕见。广告制作和消费者的性质有密切的关系。广告诉说的一切正是消费者可能的担心、想象和梦想。商品消费的重心就从产品研究转向了市场研究,这个导向使企业偏离生产高品质的商品,走向使消费者感觉自己有身价的道路。企业的正经事成为假性的治疗,消费者成为受心理剧安慰的病人。 靠近技术垄断论的核心地带有一个庞大的产业,它有权利用一切可用的符号来吞噬消费者的心灵,以助长商业利益。符号超载和符号流失就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高度。 广告是一种世界观的征兆,这种世界观把传统看成是障碍。传统就是承认符号的权威,承认产生符号的叙事意义。由于符号被侵蚀,叙事的损失随之而起,技术垄断力量使文化虚弱的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符号的耗竭和叙事的流失。 如果没有超验源泉和力量的叙事,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兴旺发达。 符号的流失既是叙事失落的症状,也是叙事失落的原因。 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成功的理由,然后才解决为了成功而必须做出的努力。在技术垄断条件下,找到成功的理由不容易。 他们太疏远历史,并不能从中得到激励,难以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与自己的奋斗联系起来,他们看不到这些思想和言论对自己生活的意义。我们民族的符号已经丧失掉把国民团结起来的力量,教育就必须要成为小部落的事务;那就是说,每一种亚文化都必须要寻找自己的故事和符号,并且把它们用作教育的道德基础。 技术垄断乘虚而入,其重点是无极限的增长、无责任的权利和无代价的技术。技术垄断的故事没有一个道德核心。它强调效率、利益和经济进步。它凭借技术进步创造的方便设施许诺一个地上天堂。它将一切表示稳定和秩序的传统的叙事和符号弃之不顾,用另一个故事取而代之;这个故事是能力、专业技巧和消费狂欢的故事。故事的目的是努力为得势的技术垄断论培养技术官僚。 引自 第十章 符号大流失 183 批评者仅仅是满足于提出问题,无论如何,他们并不善于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绝不能够把技术当做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来接受,每一种技术都是具体的政治经济环境的产物,每一种技术都带有独特的纲要、议程和理论,它未必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因此每一种技术都需要我们去细察、批评和控制。 我们的教学计划根本不是一个“研究计划”,而是一团毫无意义的大杂烩。它没有提出一个清晰的愿景,不明确什么人够得上是有文化的人,只明白学生应该具备一些“技能”。这样的教学计划只明确技术专家的理想——成为没有献身精神、没有观点,但却有大量技能到市场上去出售的人。 把人类的进步作为构建教学计划的框架。教学计划本身可以被视为人类只能和创造性的庆典,而不是文凭或大学要求的无意义的集合。 人类进步的主题赋予教育一个非技术、非商业的定义,这个定义来自光荣的人文主义传统,所谓有教养就是懂得知识的源头和发展,理解知识的体系;就是熟悉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熟悉这些优秀遗产赖以产生的思想机制和创造机制。这样的定义不以儿童为中心,不以训练为中心,不以技能为中心,甚至不以问题为中心,而是以理念为中心,以黏合力为中心。在学校里学习的东西不必急于直接和今天的问题挂钩。这样的教育强调历史知识、科学的思维方式、训练有素的语言技能、广博的人文和宗教知识,强调人类事业的一以贯之。对于技术垄断那种反历史的、信息饱和的、热爱技术性质的教育而言,这种教育无疑是极好的矫治剂。 历史是我们“提高觉悟”的最强大的思想手段。把知识贬低为纯粹的消费品,那就使学生无缘了解我们知识的重要性,使他们无从知道我们的知识是如何得到的。了解你的根基不仅仅是了解自己的祖父从何而来,不仅仅是了解他吃过什么苦。你还要知道你的思想从何而来,你为何相信这些理念;你还要了解你的道德感和审美体验从何而来;你还要了解你的世界从何而来,而不仅仅是知道你的家庭从何而来。除非人的生命融入了祖先的生命,除非人的生命置于历史语境中,否则人生又有何价值呢? 知识不是固化的物体,而是人类发展的某一阶段,有过去也有未来;可惜现在的儿童不了解这一点。四千年前产生的思想不仅在时间上传到了今天,而且在意义上发生了变化,这些思想从科学变成宗教暗喻,又从宗教暗喻变成科学。古希伯来人在沙漠帐篷里神奇的思辨,和现代麻省理工学院教室里神奇的思辨,两者之间一以贯之的联系是多么可爱、多么深刻啊!历史教育我们:世界并不是每天都被重新创造的,每个人都站在他人的肩头上。 历史是关于变化为何发生的假说和理论。不存在任何终极的抽象的历史,而是存在多种多样的历史,人类的发明不会给我们唯一的答案,只会给我们提供多种问题召唤而来的多种答案。 任何一种历史都是一面镜子,反映的是文化带有的自负和偏向;任何一个民族的宗教、政治、地理和经济都使他们沿着特定的路线去重新创造自己的过去。必须给学生提供如何评价多维历史的意识。 只把历史当做没有疑义、分割肢解和具体的事件来罗列,那就是复制技术垄断论的偏向;而技术垄断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让学生接触多种观点和理论,就是只给他们提供一连串毫无意义的事件。 “多维历史的老师”必须超越“事件”层次,迈向观念、理论、假设、比较、演绎和评估的层次。 科学之所以能够成立,并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辨认“真理”,而是因为我们有能力辨认谬误。 科学不是药学、技术或诀窍,而是运用人类智能的一种特殊方式。人的科学修养不是穿漂亮衣服,而是践行一套思想信条,而许多的信条和语言能力有关系。科学需要使用明白晓畅、人人能懂的语言。人类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样的语言。 语义学研究的是表达意义的机制,传授语言和现实的关系。语义学知识是理解任何学科的必要条件。 由于通讯产品的性质,我们的学生在业余时间里不断接触通俗的艺术,包括通俗的音乐、修辞、设计、文学和建筑。他们对这些通俗艺术形式和内容的了解是在不令人满意。然而,他们对过去的艺术形式和内容更加无知,就像洞穴人的视野那样狭隘。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艺术使我们摆脱了当前的束缚。 引自 第十一章 爱心斗士 203 回应 2022-02-07 13:29:02 -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尼尔·波斯曼 89个笔记 中译者第一版序 起初,大陆学者和旅美学者包括我本人都把media ecology直译为“媒介生态学”,引起了一些混乱。因为以麦克卢汉等人为代表的传播学和国内学者创建的“媒介生态学”不是一回事。北美这个学派关心的是技术、媒介对文化的影响,国内学者关心的是媒介尤其是媒体的经营和管理,属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 粗线条地说,传播学可以分为三大学派: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媒介...
2021-01-07 18:40:40 2人喜欢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尼尔·波斯曼 89个笔记 中译者第一版序 起初,大陆学者和旅美学者包括我本人都把media ecology直译为“媒介生态学”,引起了一些混乱。因为以麦克卢汉等人为代表的传播学和国内学者创建的“媒介生态学”不是一回事。北美这个学派关心的是技术、媒介对文化的影响,国内学者关心的是媒介尤其是媒体的经营和管理,属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 粗线条地说,传播学可以分为三大学派: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经验学派注重实证研究,长期雄踞北美的传播学界。批判学派的代表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以新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左翼学者为骨干。媒介环境学发轫于20世纪初的相对论思想,经过三代学人的开拓,已然进入传播学的主流圈子。 波斯曼本人给媒介环境学下过这样的定义:“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信息及信息系统。具体地说,媒介环境学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研究我们和媒介的互动如何促进或阻碍我们生存的机会。其中包含的生态一词指的是环境研究——研究环境的结构、内容以及环境对人的影响。毕竟,环境是一个复杂的信息系统,环境调节我们的感觉和行为。环境给我们耳闻目睹的东西提供结构,所以,环境就构成我们耳闻目睹的事物的结构。” 波斯曼是一个印刷文化人,他坚守印刷文化,警惕电子文化对文化素养的侵蚀。令人称奇的是,他终生只用钢笔或铅笔写字,从来不用打字机和计算机;他从来不做即兴讲演,也不用提纲对付讲话,他坚持用手写的方式书写一切讲稿、论文和书稿,而且写完全文,不用提纲。与此同时,他又是讲故事的一流高手,课堂教学令人倾倒,所以我们说,他又是口头文化人。 在这里,波斯曼提出4条人文主义原则,用以指导媒介研究和传播研究:(1)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对理性思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2)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对民主进程的发展做出了贡献?(3)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使人能够获取更多有意义的信息?(4)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有损我们的道德感、我们向善的能力? 以下是他对技术垄断多角度的描述:“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原理之一……所谓技术垄断论就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 他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三个阶段。人类文化大致也分为相应的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类型、技术统治文化类型和技术垄断文化类型。 进入技术垄断阶段,技术的突飞猛进、一日千里,使信息的暴涨失去控制、泛滥成灾,产生了大量的信息垃圾,使人难以辨别孰优孰劣、孰好孰坏,甚至使人无所适从,使传统世界观消失得无影无形,“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 技术、媒介和传播有偏向,这样的偏向造成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知识垄断。在这个问题上,他继承并发扬了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的思想。波斯曼所说的媒介“意识形态偏向”就是对伊尼斯“传播的偏向”、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继承和发展。 在工具使用文化阶段,人和技术的关系大体上是友好的关系。他认为,此时工具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比较好地服务于人的需要。(参见第23页)到了技术统治文化时期,技术和人的关系开始逆转,但并未完全颠倒过来。“在技术统治文化里,工具在思想世界里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一切都必须给工具的发展让路,只是程度或大或小而已。社会世界和符号象征世界都服从工具发展的需要。工具没有整合到文化里面去,因为它们向文化发起攻击。它们试图成为文化,以便取而代之。于是,传统、社会礼俗、神话、政治、仪式和宗教就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 技术统治文化肇始于中世纪的三大发明:时钟、印刷机、望远镜。机械时钟产生了新的时间观念;印刷机使用活字,攻击口头传统的认识论;望远镜攻击犹太-基督教神学的根本命题。 技术垄断的思想肇始于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和巴黎高等技术学院的一群科学家。“他(孔德)创建了实证主义和社会学,努力构建关于社会的科学。他主张,凡是不能看见和计量的东西都是非真实的,无疑,这个主张为后世把人当作客体的观念奠定了基础。” 技术垄断兴起的标志有三个:(1)汽车大王福特发明装配线,这使人沦为机器的奴隶;(2)1923年夏天美国南方的“猴子审判”,这是上帝造人的失败,生物进化论的胜利;(3)1911年泰勒《科学管理原理》问世,许多人相信科学管理、实证研究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一切问题都必须依靠实证研究;科学至上主义如日中天,社会研究沦为自然科学的附庸。 技术垄断的现实威胁是:信息的失控、泛滥、委琐化和泡沫化使世界难以把握。人可能沦为信息的奴隶,可能会被无序信息的汪洋大海淹死。 移民国家(land of immigrants)使美国成为世界人种、民族和文化的博物馆,带来了取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个体本位(individualism)的思想登峰造极,焕发出无穷无尽的活力。冒险精神和创新的体制产生惊人的创新精神(innovativeness)。杂交文化(hybrid culture)保留了各种父本和母本的优势,既产生主流的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WASP)的均质文化(homogenous culture),又保留了丰富多元的文化即非均质的文化(heterogenous culture)。均质文化和非均质文化的张力形成各色各样的矛盾(incongruities)。 这个朝气蓬勃的文化咄咄逼人、征服自然、迷信技术、迷信科学、一切讲究实证、缺乏思辨精神、大胆斩断传统、充满冒险魄力,所以它造成了波斯曼批判的唯科学主义的盛行和信息控制机制的崩溃。 他追溯了信息革命造成的知识垄断和信息泛滥、信息失控、信息委琐化,对悠久文化符号的丧失扼腕痛惜。他描绘了400多年来信息革命的5个阶段:印刷机、电报、照相机、广播、计算机。由于本书完成于1992年,1995年以后的信息革命未能进入他的视野,网络、手机、类人机器人、虚拟空间产生的超乎想象的信息革命,必须要靠我们来研究和补充。 他列举信息控制的八大机制——法庭、学校、家庭、政党、国家、宗教、《圣经》、马克思主义,分析这些控制机制崩溃的原因,指出信息泛滥的危害。“在技术垄断盛行的环境里,信息和人的意旨之间的纽带已经被切断了……数量难测,速度惊人,但从理论、意义或宗旨上看却是断裂分割的……这是一个难以把握的世界……如果信息过剩,信息无意义,信息失去控制机制,文化也可能会吃尽苦头;可惜人们才刚刚开始明白这个道理。” 他揭示用技术控制技术所产生的恶性循环:“为了对付新的信息,就需要增补控制机制。但新的控制机制本身就是技术,它们又反过来增加信息的供应量。当信息的供应量无法控制时,个人的心宁神静和社会生活的宗旨就必然会普遍崩溃而失去防卫。” 他揭示大量“软”技术的偏颇和欺骗性。智商测试、学习能力测试(SAT)、标准化形式、分类法、民意测验、官僚主义都是维护技术垄断的技术手段。由于盲目的技术崇拜、唯科学主义,社会“科学家”披上了“神父”的神秘色彩。这些心理分析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把罪孽叫作‘社会偏离’,把邪恶称为‘心理病理’,把道德世界的问题变成了医学概念。” 计算机的“普适性”具有一定的欺骗性。这是因为:“(1)计算机的用途多得数不清;(2)计算机整合进了其他机器之中,因此我们难以将计算机技术推进的理念从其他机器里分离出来。”(第107页)正是因为“计算机‘无所不在’,它就迫使人尊敬它,甚至要忠于它,它主张在人类事务的一切领域扮演无所不包的角色。有人坚持认为,否定计算机在广阔领域里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愚蠢之举” 计算机崇拜的表现之一是言必称计算机。“计算机显示……”或“计算机断定……”就是技术垄断论的语言。 计算机崇拜的表现之二是迷信人工智能。有人认为,计算机无与伦比、近乎完美、具有思维能力,把计算机的功能凌驾于一切人类经验之上,支持它君临一切的主张。然而事实上,机器不可能感知,也不可能理解,人工智能不可能产生创造意义、具有理解力和情感的动物。 他认为,把官僚主义作为抵御信息失控的手段是饮鸩止渴;他指出官僚主义是一种痼疾,不解决问题,反而造成问题。他借用C. S. 刘易斯的话说,官僚主义是魔鬼的技术表现:“最大的邪恶不是在狄更斯喜欢描绘的‘罪窝’里,甚至不是在集中营和劳改营里……最大的邪恶从构想到制定(提案、附议、通过、完善条文),却是在窗明几净、铺着地毯、温暖舒适、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完成的。” 他剖析民意测验存在的4个问题,告诫人们不要过分迷信和依赖民意测验:第一个问题是调查提问的形式,第二个问题是调查掩盖舆论形成的过程,第三个问题是调查忽略人们对问卷课题的了解,第四个问题是调查颠倒了政治领袖的责任和选民的责任。 他告诫人们警惕统计数字产生的“信息失控”“信息泛滥”和“信息委琐”。这是因为统计数字把所有的信息放在平等的水平上,统计学和计算机携手时,公共话语中就产生大量的垃圾。 他认为,把人文学科和社会研究当作“科学”是对科学一词的滥用,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且产生混乱。他认为科学研究和社会研究别若天壤,把两者统称为科学,实在是使人误入歧途。他指出,科学研究和社会研究的最大差别之一是:科学研究发现东西,社会研究不发现任何东西,而是重新发现人们过去知道、现在需要重述的东西。所以他在《麦克卢汉传——媒介及信使》的序文里说:“读者也许注意到,我介绍麦克卢汉的所有文字中,都找不到记者们常用的一个词——原创性。我没有用这个词,那是因为我不相信他具有原创性。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他的重要地位。首先,搞社会研究的人绝对不可能有什么原创性,因为他们不可能发现什么小东西。他们仅仅是重新发现曾经为人所知、后来被人遗忘了的东西,只不过这些东西需要有人再来说一说而已。” 笔者在《和而不同息纷争——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调适》(载《深圳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里,论点之一是全球化的分层理念,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人类发展进程,这是一般人凭直觉就可以得出的结论。但是,人们最熟悉的还是经济全球化,而对其他领域全球化的分层研究却不甚了了。于是,我仔细剖析了全球化的7个层次:集体无意识、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经济和科学技术。按照这个分层理论,科学技术的全球化最容易实现,经济全球化次之,集体无意识的全球化最难。 作者自序 我们必须要感谢斯诺先生,因为他注意到一个事实:确实存在两种文化,而且两者尖锐对立,因此有必要就这个问题展开论战。他太关注教员俱乐部里那些难以捉摸的不满情绪,对从未栖身这种俱乐部的人的生活则关注不够。倘若他对教员圈子的关注少一点,对普通人的关注多一点,他必然会明白,问题不是存在于人文主义者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争论,而是存在于技术与人之间。 第一章 塔姆斯法老的评判 识文断字的人可能不再使用记忆,可能会成为健忘的人;他们会依赖文字,用外在的符号帮助自己回忆,而不再依靠内在的资源帮助自己回忆。 他对特乌斯的每一种发明的评论都兼顾利弊、亦臧亦否。这是因为每一种文化和技术的关系都必然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磨合的过程就是交易的过程,技术和文化的关系是既有给予、亦有索取。 倘若生活困难,罕有欢乐;倘若生活充满苦难,以至于我们只能够把死亡当作解脱来欢迎,那么,长寿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控制技术运行机制的人积累权力,必然要密谋防备那些无法获取专门技术知识的人。 在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中,我们遭遇到类似的情况,这里同样是既有赢家,也有输家。毋庸置疑,计算机加强了大规模组织机构的权力,军队、航空公司、银行或税务机关就是这样的机构。同样清楚的是,计算机对高层次的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研究人员来说,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然而,计算机在多大程度上对广大的群众有好处呢? 事实上,初次给学生评分的事情发生在剑桥大学,那是1792年;发明者是一位名叫威廉·法里希的老师。[插图]无人熟悉这位老师,听说过他的人更是屈指可数。他的想法是,应该给人的思想进行量化的价值判断。这个做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人们自此尝试用数学观念来构建现实。倘若可以用数字来判定思想的品质,那么用数字来判定慈悲、爱心、仇恨、美好、创新、智能甚至心智健全的品质,都是可能的。伽利略说,自然的语言是数学语言,他没有把人的情感、成就或洞见包括在内。然而,如今我们大多数人都倾向于把这些概念包括在内。 我在这里不会说这个念头愚蠢或危险,只想说这个观点很奇怪。更加奇怪的是,我们许多人居然不觉得它奇怪。说某人应该干得更好因为他的智商是134,说某人的灵敏度是7.2度,说一个人论资本主义兴起的文章应该得A-,另一个人的文章应该得C+——对伽利略、莎士比亚或杰斐逊来说,这一切都像是胡言乱语。我们之所以觉得这种做法有意义,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数字这种技术,因而看世界的方式和他们不一样。我们对何为真实的理解各有不同。换一种说法就是: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或者说它给一种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也就是放大一种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倾向。 这就是麦克卢汉警语“媒介即信息”的意思。这也是马克思的意思,他说:“技术透露了人对待自然的方式”,技术造成了“交流的条件”,我们通过交流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维特根斯坦论述我们最重要的技术时所要表达的意思。他说,语言不仅是思想的载体,而且是思想的驱动器。这就是塔姆斯想要使特乌斯明白的道理。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历史悠久、永世长存的智慧,其最简单明快的表现是古老的箴言:在手握榔头者的眼里,一切都仿佛是钉子。不必太死守字面的意思,我们就可以引申这个自明之理:在手握铅笔者的眼里,一切都像是写下的清单;在拍照人的眼里,一切都像是图像;对使用计算机的人来说,一切都像是数据;对手握成绩单的人来说,一切都像是数字。 机械时钟的发明最终会推进谁的利益和世界观呢?谁也不可能预见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时钟的发明肇始于12、13世纪的本笃会修道院[插图]。这个发明的推动力是使修道院的日常事务或多或少有章可循,首先是每日7次敲钟报时的制度。钟声表示读经礼拜的时辰;时钟技术提供准确的时间让修士做功课。这个功能是完成了。然而修士们没有预料到,时钟不仅是计时的手段,而且是要求他们起居修炼同步进行、控制他们的工具。到了14世纪中叶,时钟走出了修道院,给工人和商人的生活提供准确的计时。刘易斯·芒福德写道:“机械钟表使按部就班的生产、准确计时的工作和标准化的产品成为可能。”总之,如果没有钟表,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绝无可能的。[插图]悖谬、奇怪而神奇的是,发明钟表本来是要人用更加刻板的制度去侍奉上帝,然而终极的结果却是相反,钟表最大的用处是让人积攒金钱。在上帝和财神的终极斗争中,钟表偏爱的是财神爷,实在是出人意料。 在学校里,两种强大的技术毫不妥协地互相竞争,以求控制学生的头脑。争夺的一方是印刷词语的世界,其重点是逻辑、序列、历史、解说、客观性、超脱和纪律。另一方是电视的世界,它倚重的是图像、叙事、历历如在眼前的现实性、同步性、贴近性、即刻的满足和迅速的情感回应。学龄儿童已经习惯了电视的偏向,上学以后他们遭遇的却是印刷词语的世界。一种心理战随之发生,造成惨重的伤亡;不能或不愿学习读书写字的儿童,在简单的段落里都不会以逻辑结构组织思想的儿童,不能静下来听老师讲解的儿童,就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 请琢磨塔姆斯这句话:“自以为有智慧的自负”——即通过书面词语获得的非真实的知识,这样的自负最终成了学校珍惜的最明显的知识形式。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知识形式必须永远得到很高的评价。 计算机进课堂时,我们打破的是400年的休战,对垒的一方是口语养成的群居性和公开性,另一方是印刷词语培养的内省和独处。口语倚重的是群体学习、合作和社会责任感;塔姆斯认为,这是地道的传授和真正的知识交流所必须依靠的语境。印刷术强调的是个体化的学习、相互竞争和个人独立。400年来,老师们一方面强调印刷文字,同时又容许课堂上使用一定程度的口语交流,因而在教学方法上实现了两种学习形式的和平相处,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每一种学习方法的价值。现在轮到计算机登场了,它重新高举个人学习、独立解决问题的旗帜。计算机在教室里的普及会不会一劳永逸地战胜集体口语的一切主张呢?计算机会不会把自我中心(egocentrism)提到美德的高度呢? 第二章 从工具时代到技术统治时代 在工具使用文化的社会里,技术并不被认为是独立自主的,技术受到社会体制或宗教体制的管束。 望远镜的精密程度使天文学家的知识非常精确,以至于我们能够说,西方的道德重心因此而崩溃。过去的道德重心使人相信,地球是宇宙恒定的中心,因此上帝对人类特别感兴趣。哥白尼、开普勒之后,尤其是伽利略[插图]之后,地球成了一个孤零零的独行客,孤悬在宇宙一隅,默默无闻地在银河系里游荡;这就使西方世界怀疑,上帝是否对我们有兴趣。虽然伽利略的《星际使者》(Messenger from Stars)1610年印行时,约翰·弥尔顿[插图]还在襁褓之中,他还是能够在多年之后描绘不可探究的宇宙使人产生的心理孤寂。伽利略的天文观测对毫无思想准备的神学造成心理上的冲击。弥尔顿在《失乐园》里写下了这样的诗行:在他的眼前展现着朦胧、浩瀚、深不可测的秘密——那黑暗的、无边无际的汪洋,没有边际,深渊无底…… 在这本书里,他谴责声名狼藉的四种假象(idols),因为它们妨碍人获取战胜自然的力量:部落假象使人相信我们的感觉和自然界的真实情况一致;洞穴假象使我们走向从遗传和环境得到的错误观念;集市假象使我们受语词的欺骗;剧场假象把我们引向哲学家误人子弟的教条。 第三章 从技术统治时代到技术垄断时代 培根最大的不足始终是不熟悉塔姆斯法老的传奇故事;培根不懂技术变革的辩证关系,对技术的负面后果不置一词。即便如此,从总体上看,技术统治论的兴起大概还是让培根感到高兴,这是因为技术统治论刷新了物质文明的面貌,向舒缓托克维尔所谓“劳作的疾病”迈出了一大步。诚然,技术统治的资本主义造成了贫民窟和人的异化,但人们也认识到这样的情况是罪恶,认为这样的罪恶应该铲除,也能够铲除。换句话说,技术统治文化使普通人更受尊重,普通人的潜力和生活的方便成为不能不考虑的政治利益和紧迫的社会政策。19世纪拓展了公共教育,打下了现代工会的基础,公共图书馆发展,非专业杂志的地位提高,文化因此而得到普及,美国的情况尤其突出。 技术统治时代的公民知道,科学技术并不给人提供生存的哲学依据,所以他们仍然紧守父辈的哲学。他们无法说服自己接受弗洛伊德有关宗教的观点;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概括宗教的要义时说,宗教只不过是执着的神经症。他们也不能完全相信新天文学的教导:宇宙是原子偶然搭配组合的产物。尽管他们依靠机器,他们还是像马克·吐温那样继续相信,工具应当是自己的奴仆,而不是主人。他们允许这些奴仆放肆冒昧、咄咄逼人、胆大妄为、厚颜无耻,然而工具超越名分、斗胆以仆压主的势头,却会使他们毛骨悚然。虽然技术统治文化未能给灵魂找到一个清晰的位置,但其中的公民却相信:即使物质财富增长了,损害自尊的文化也不能够补偿人们的损失。 技术垄断兴起之后,传统世界观随之消失。技术垄断清除任何替代它的选择,阿道司·赫胥黎[插图]在《美丽新世界》(Brave NewWorld)里对此做了精彩的勾勒。技术垄断并不使其他选择不合法,也不使它们不道德,亦不使之不受欢迎,而是使之无影无形,并因而失去意义。为此目的,技术垄断重新界定宗教、艺术、家庭、政治、历史、真理、隐私、智能的意义,使这些定义符合它新的要求。换句话说,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 正如对伽利略的审判一样,争议的焦点不仅在于“真理”的内容,而且在于鉴别“真理”的恰当程序。 这些“原教旨主义者”既不是不了解科学技术的好处,也不是对这些好处满不在乎。他们也开汽车、用电器、穿机制衣。他们也使用电报和广播,他们之中亦有够资格称为著名科学家的人。他们也急于分享美国技术统治文化的馈赠,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砸机器的勒德分子,也不是未开化的原始人。刺伤他们情感的是科学对他们那个古老故事的攻击,而这个故事是他们道德秩序的源泉。他们输了,而且输得很惨。正如布莱恩所云,他感兴趣的是上帝创造的万古不朽的石头(the Rock of Ages),而不是个别石头的断代(the age of rocks);这句话聪明、有趣,可惜不到位。 第四章 难以把握的世界 中世纪的人相信宗教的权威,凡事都相信。今天的我们相信科学的权威,无论什么事都相信科学。 没有什么事情会使我们长期感到吃惊,真实和想象的事情都不会使我们吃惊,因为我们没有掌握全面而持久的世界图像,所以事情就不会像是不可接受的。我们之所以相信那些事情,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不相信的理由。我想,不用我到社会科学边缘的漫游中去寻找例证,读者就会承认这样的现象。我们受一种教育形式的熏陶,而这种教育又失去了条理清晰的世界观,于是,技术垄断就剥夺了我们了解世界的社会、政治、历史、思辨、逻辑和精神的基础;没有这些基础,我们就无法认识我们不相信的东西。 技术统治文化解决了信息稀缺的问题,信息稀缺的不利因素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对信息泛滥的危险,它却不给人警示,因为信息泛滥的弊端并不是那么明显。信息泛滥的长远结果就是信息混乱,由此产生的文化仿佛是打乱了顺序的一副牌。 在这个世界里,培根阐述的进步理念已经被技术进步的概念取代了。我们的目的不是减少愚昧、迷信和苦难,而是让我们自己去适应新技术的需要。当然,我们对自己说,这样的调适能够改善生活;然而那仅仅是正在消亡之中的技术统治文化的逻辑残存。我们的文化正在用信息自我消耗,而且许多人还不知道如何驾驭这个过程。我们的假设是,信息是我们的朋友,如果信息不足,文化受到的损害可能会令人扼腕,这个假设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另一方面,如果信息过剩,信息无意义,信息失去控制机制,文化也可能会吃尽苦头;可惜人们才刚刚开始明白这个道理。 第五章 崩溃的防线 信息及其控制机制的关系很容易描绘:技术垄断使可供利用的信息增加。随着信息供应量的增加,信息控制机制就受到很大的压力。为了对付新的信息,就需要增补控制机制。但新的控制机制本身就是技术,它们又反过来增加信息的供应量。当信息的供应量无法控制时,个人的心宁神静和社会生活的宗旨就必然会普遍崩溃而失去防卫。防线崩溃之后,人们就无法寻觅经验中的意义,就失去记忆力,就难以想象合理的未来了。由此可见,给技术垄断下定义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抵御信息过剩的防御机制崩溃以后,社会遭遇的后果就是技术垄断。制度化生活难以对付过多的信息时,技术垄断随即发生。 有关举证的规则,有关参与审判的行为准则,几乎全是为了限制信息的准入量。在我们的法制里,法官不把“传闻”或个人意见当作证据来接受,除非伴有严格的受控条件,法官禁止旁听人表露感情,不允许原告提及被告过去的罪过,不允许陪审团听见围绕证据可否准入的辩论。这一切都是信息控制的例子。这样的控制规则来自一个司法理论:它界定什么信息有相关意义,尤其界定什么信息没有相关意义。 这可以用来说明为何美国人过度使用法庭来寻求连贯性和稳定性。当其他制度不再能控制无节制的信息量时,法庭就成为真相的终极仲裁机制。至于法庭这个机制能够维持多久,谁也不知道。 我曾经说学校是信息控制机制。这个控制机制的标准常常见诸教学计划,清楚地表现在课程介绍中。大学情况指南介绍学校的课程、课题和研究领域,总体上宣示学校的办学宗旨:用功的学生应该思考什么问题。更加准确地说,从“指南”中没有列入的东西,我们可以了解到严肃学生不应该思考的问题。换句话说,大学指南是一个信息管理规划的正式描述,借以系统地排除、贬低并标记不重要的东西——简言之,就是将某些信息弃之不顾。 在西方,家庭作为非生物信息管理的制度,始于印刷术的上升期。凡是可以想象的课题都有书可读之后,父母被迫承担各种各样的角色:保护者、养育者、品位和品格的仲裁者。父母的作用就是要排除损害家庭宗旨的信息,并据此界定儿童的意义。如今,家庭再也无法承担这样一个任务,我相信,这个事实对每个人都是一望而知的。 一切理论都是过分简约的,至少会导致过分简约的后果。法治是过度的简约。任何课程设置也是过度的简约。家庭关于儿童的观念同样是过度的简约。这就是理论的功能——过度的简约,目的是帮助人组织、掂量和排除信息。理论的威力就在于简约。同时,理论的弱点也在于它过度的简约,面对新信息的攻击,理论是脆弱的。任何理论得到过多的信息支撑时,这些信息基本上就失去意义了。 在观察上帝的律法及执法的详细要求时,他们接受的教诲是什么书不该读,什么游戏和电影不该看,什么音乐不该听,什么功课不该让孩子学,等等。拘泥于《圣经》的原教旨主义者被这个理论及其衍生观念封闭起来了,他们避开了有害的信息,于是他们的行为举止就获得了意义,且目的明确,而且他们相信,自己的生命就有了道德权威。另一方面,拒绝接受《圣经》理论的人,相信科学理论的人同样免于接触到有害的信息。 这就是给技术垄断下定义的另一条路子:如果一种文化的理论不给道德领域可以接受的信息提供指引,把它称为技术垄断的文化就是恰如其分的。 福山对200多年来自由派民主的变化不够注意。自由派民主在技术统治时代的意义和技术垄断时代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实际上,在技术垄断时代,自由派民主非常接近于本雅明所谓的“商品资本主义”(commodity capitalism)。 当前形态的“自由派民主”是否能够提供道德内容充分的思想世界,并维持有意义的生活,这个问题尚无定论。这正是捷克新任总统哈维尔在美国国会演说时提出的问题。他说:“我们还不知道如何把道德问题放在政治、科学和经济之前。我们还不能理解,如果行动是有道德的,行动唯一真正的支撑就是责任。这里所谓责任是高于我的家庭、我的国家、我的公司、我个人成功的一种责任。”哈维尔的意思是,使他的国家摆脱有缺陷的理论是不够的;有必要找到另一种理论;他担心技术垄断并不能提供答案。换句话说:福山错了。另一种意识形态冲突是存在的,这就是“自由派民主”和技术垄断的冲突;19世纪构想的自由派民主有超越性的道德根基,20世纪思想世界的技术垄断在运行的过程中,不仅缺乏一个超越性的叙述来提供道德支撑,而且缺乏强有力的社会制度来控制技术垄断产生的信息泛滥。 官僚主义原则上不是社会制度;反过来,排除某些种类或源头、减少信息的制度未必全是官僚主义。学校可能会排除精神治疗和占星术,法庭可能会排除传闻的证据。它们这样做有实实在在的理由,这些理由建立在它们赖以成立的理论上。但是,官僚主义没有思想、政治或道德方面的理论,它只有一个隐性的假设:效率原则上是一切社会制度的目标,其他目标即使相关,也价值较小。密尔认为官僚主义是“暴政”,C. S. 刘易斯把它等同于地狱,其道理就在这里。 在演变的过程中,官僚主义不再是社会制度的仆人,而是其主人。官僚主义不解决问题,而是造成问题。更重要的是,它界定我们的问题;从官僚主义的观点看,它制造的问题总是效率问题。正如C. S.刘易斯所云,这使官僚主义极其危险,原因是这样的:官僚主义起初的意图是加工技术信息,如今却常常被用来处理道德、社会和政治问题。19世纪官僚主义关注的主要是提高运输、工业和商品流通的效率。技术垄断时代的官僚主义挣破了这样的限制,它声称拥有凌驾于一切社会事务的威权。 。如世界史所示,官僚主义者只不过是被美化了的计算器而已。法语的bureau起初指的是一块台布,用来掩盖计算台的,后来衍生出桌子、安放桌子的房间的意义,最后派生出办公室及办公人员的意义,办公人员的职责就是管理这个计算房。bureaucrat(官僚主义者)这个词后来衍生出这样的含义:根据其训练、职责甚至气质,他对问题的内容及其全貌,都漠不关心。官僚主义者只考虑决策背后隐藏的问题,只关心决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官僚体制的有效运作,他不用为决策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在技术垄断时代,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成了官僚主义者的范本和比方。 产生这些专家特点的原因有三个。第一,官僚主义盛行,结果就产生了世界上首批完全机械论的专家,无知的专家却受到信赖并获得威望。第二,传统社会制度削弱,普通人对传统失去信心。第三,信息洪流汹涌而至,谁也不能掌握人类全部知识之万一;这样的滚滚洪流在万物的底层汹涌澎湃。 我们的神父——专家被称为精神治疗专家、心理分析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他们服务的神灵不讲述公义、行善、悲悯或仁慈。他们的神灵讲述的是效率、精密、客观。技术垄断论里没有罪孽、邪恶这样的观念,其道理就在这里。罪孽、邪恶等观念来自一个道德世界,和专家的技术神学没有关系。所以,技术垄断论的“神父”把罪孽叫作“社会偏离”,把邪恶称为“心理病理”,把道德世界的问题变成了医学概念。罪孽和邪恶之所以消失,那是因为这些概念既不能测量,也不能客体化,所以专家就不能对付这些概念。传统社会制度在组织感知和判断方面的威力下降,在这个过程中,官僚主义、专业技能和技术性手段就成为主要的手段,技术垄断论希望借助这些手段来控制信息,以便使自己明白易懂、秩序井然。 第六章 机器意识形态:医疗技术垄断 第一,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并不是中性的因素:医生不仅使用技术,而且被技术利用。第二,技术产生对人的强制性要求,同时还产生广泛的社会系统来贯彻其强制性要求。第三,技术重新界定医生的身份,使医生的注意力重新定向,对医生看待病人和疾病的观点进行重构。 第七章 机器意识形态:计算机技术垄断 官僚主义者拥抱技术,这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技术制造的错觉是,决策似乎在官僚主义者的掌控之中。表面上看,计算机有智能,且不偏不倚,所以它几乎有一个充满魔力的倾向:把人的注意力从履行官僚主义职能的人转移到它自己身上,仿佛它就是真正的权威源泉。用计算机武装起来的官僚主义者是我们时代未获承认的立法者,成为我们可怕的负担。我们不能够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倘若阿道夫·艾希曼当时说,把犹太人送进焚化炉的不是他,而是一批计算机,他就可能不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了。 技术傲慢始终是技术垄断论的严重危险,因为技术垄断助长技术的傲慢。技术垄断论还助长麻木,使人看不到在获取新技能的过程中可能会丢失的技能。我们要记住不用计算机的情况下能够做什么,这一点至关重要;要提醒自己注意,在使用计算机的时候可能会失去什么,这一点同样重要。 第八章 隐形的技术 问题就像计算机、电视、听诊器或测谎仪,因为问题和技术设备的机制都是一样的:指引思路、生成新思想、敬重旧观念、揭露事实或掩盖事实。在这一章里,我希望考虑这样一些机制:这些机制的功能像机器,但一般人并不把它们看作技术的组成部分。之所以我要读者注意这些机制,正是因为它们常常被人忽视。为了实用的目的,我们不妨把这些机制称为技术,或许它们是身披伪装的技术,但毕竟是技术。 我评述0这个例子有两个原因。首先,我要强调指出,0是一种技术,它使一些概念可能并容易形成;在没有它的情况下,一般人就无法理解这些概念。倘若它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它至少含有一个概念。我曾经在上文说过用字母或数字给学生的试卷判分,也提到希腊人完成字母表化的技术。这两个例子说明,和0的使用一样:符号就像机器,能生成新的心态,并生成关于现实的新概念。其次,0的采用,以及整个印度数字系统的采用,使精密的数学成为可能,最终产生了如今一种非常强有力的技术:统计学。 第九章 唯科学主义 况且,在追求客观性时,科学家一开始就假设,他们研究的客体对研究者来说是中性的。海森堡[插图]所谓的测不准原理显示,亚原子层次的粒子的确“知道”(know)自己正在被人研究,至少是某种意义上的“知道”。比如,电子在受到追踪时总是改变自己的动量或位置。尽管如此,在“知道”的一般意义上,电子并不“知道”或“关心”自己正在和科学家互动。树叶、苹果、行星、肾脏、桥梁也不知道自己和科学家的互动。这个事实本身使科学家得到解脱,他们不必研究这些客体的价值观和动机,单单这个原因就足以把科学和所谓的社会科学区别开来,把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放到“形而上学和伪客观”(默达尔[插图]语)的地位。 弗洛伊德把自己的一本书送给爱因斯坦,请他评价。爱因斯坦回答说,他认为这本书堪称典范,但他没资格评判它的科学价值。弗洛伊德回信说,如果爱因斯坦对它的科学价值不置一词,那他把这本书说成是典范就是不能想象的:要么是科学,要么就是谬误。当然,弗洛伊德错了。他的研究成果的确是典范的成果,而且还是纪念碑式的成果;然而到了今天,几乎再也没有人相信弗洛伊德从事的工作是“科学”,正如受过教育的人不会相信马克斯·韦伯、刘易斯·芒福德、布鲁诺·贝特尔海姆[插图]、卡尔·荣格[插图]、玛格丽特·米德[插图]、阿诺德·汤因比从事的研究是“科学”一样。他们所做的和斯坦利·米尔格兰姆所做的一样,是记述人面对自己的文化提出的问题时的所作所为和情感,他们从事的工作是一种讲故事的形式。 小说家和社会研究者都用原型和隐喻来构建故事。比如,塞万提斯[插图]就塑造了堂吉诃德这个永恒的原型,一位不可救药的梦想家和理想主义者。社会历史学家马克思就塑造了资本家的原型,他塑造的是无名无姓但残忍而狡诈的资本家。福楼拜塑造了爱玛·包法利夫人的原型,她是感到压抑的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者。玛格丽特·米德塑造的原型是萨摩亚岛上无忧无虑、不觉得内疚的青少年。卡夫卡塑造的原型是与社会格格不入、虚度光阴的都市人。马克斯·韦伯塑造的原型是一群辛勤工作的人,他们的驱动力是他所谓的基督教新教伦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插图]塑造了极端利己主义者的原型,但爱心和宗教狂热使利己主义者得到救赎。B. F.斯金纳[插图]描绘了自动化的原型,因宜人的技术而得到补偿的原型。 我认为我们有理由说,19世纪的小说家为我们的文化创造了大多数最有力的隐喻和形象。到了20世纪,这样的隐喻和形象却多半出自社会历史学家和社会研究者的笔端。 我尽力证明,科学、社会研究和想象力丰富的文学是三种截然不同的事业。归根到底,三者都是讲故事的形式,都是人们条理清晰地解释自己经验的尝试。然而,三者目的不同,提出的问题不同,遵循的程序不同,给“真理”赋予的意义不同。从大多数方面来看,社会研究和科学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和其他形式的想象力丰富的文学倒有大量相似的地方。 他们之所以频频亮相,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些人有的时候循规蹈矩,而是因为他们声称要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他们之所以到处抛头露面,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同人阅历更广,或经历了更多的苦难,或思想更深刻,并不是因为他们更仔细地思考了一些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同意维护这样的幻觉:他们的数据、程序、“科学”在说话,而不是他们自己在说话。我们之所以欣然接受这些东西,之所以欢迎他们或明或暗的主张,那是因为我们迫不及待地需要寻找新的源泉,超越我们肉体凡胎脆弱判断的源泉。于是,在蛮力的权威之外,我们似乎只剩下程序的权威,但蛮力的权威难以被认为是道德的权威。 这就是我所谓的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不仅是技艺的滥用,比如量化问题,比如毫无意义的数字问题;唯科学主义不仅是把人类经验的物质领域和社会领域混为一谈的问题;也不仅是社会研究者声称把自然科学的目的和程序用来研究人间事务的问题。唯科学主义包含这一切,而且还包含了更加深沉的东西。它是一种绝望中的希冀和愿望,归根到底是一种虚幻的信仰。它相信,某种标准化的程序即“科学”能够提供一种无懈可击的道德权威的源泉,一种超人的基础;它相信,这个道德权威可以回答许多问题,比如:“什么是生命?何时出现生命?为什么出现生命?”“为什么存在死亡和苦难?”“什么是正确或错误的行为?”“什么是善的结局?什么是恶的结局?”“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感知和行事?” 弗洛伊德晚年与自己辩论他所谓的“幻觉的未来”。他指的幻觉是对存在、知识和道德权威的超自然、超人源泉的信仰,即对上帝的信仰。他盘问的不是上帝是否存在,而是在没有上帝幻觉的情况下人是否能够生存;也就是说,在这种幻觉的情况下,人类是否在心理上、文化上和道德上能够生活得更好。弗洛伊德以最强有力的声音表述了他的疑问(通过与他设计的另一个自我的辩论),最后“胜利”的是弗洛伊德的理性(或他对理性的信仰):人类可能会活得更好或更糟,但人类必须要在没有上帝幻觉的情况下生活。弗洛伊德没有看到,就在他写《幻觉的未来》(The Future of anIllusion)时,他的著作又在支撑另一种幻觉,这样一个未来的幻觉:凭借客观而中立的科学家的努力,凭借道德权威的经验源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程序最终能够揭示人类行为“真正的”真相。他未能预见我们这个时代终极权威形象经历的一个奇异的变化,从白髯垂胸的老人形象变成了穿白大褂的年青男女的形象。倘若他预见到这个变化,他可能会修正他盘问自己的问题。他未能修正这个问题,让我来做这个修正吧。我不会提供答案,我希望提出问题以期引起新的辩论:关于上帝幻觉的问题、关于唯科学主义幻觉的问题、根本没有幻觉的问题、根本不希望道德权威的终极源泉的问题——在技术垄断时代,这些问题中的哪一个最可能对人类有利,哪一个最可能对人类有害呢? 第十章 符号大流失 布尔斯廷与罗森指引我们注意的是一条平平常常的心理学原理。你可以自己做一番验证(如果你尚未做过的话),你可以反反复复说一个词,即使是最重要的词,不久你就注意到,这个词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声音,因为重复耗尽了它的象征价值。 再者,符号失去意义的过程是一个因变量,如果用得越频繁,如果不问语境滥用,它们失去意义的速度就越快。 权衡商品消费花销的重心就从产品研究转向了市场研究,这个导向使企业偏离生产高品质的商品,走向使消费者感觉自己有身价的道路。企业的正经事成为假性的治疗,消费者成为受心理剧安抚的病人。 这就意味着,靠近技术垄断论的核心地带有一个庞大的产业,它有权力用一切可用的符号来吞噬消费者的心灵,以助长商业利益。 大众广告并非符号大流失的原因,如果没有技术使之成为可能,如果没有世界观使之值得向往,这样的文化滥用就不可能发生。就它在美国采取的制度形式而言,广告是一种世界观的征兆,这种世界观把传统看成障碍。当然,如果没有对符号的尊重,传统就不可能起作用。实际上,传统就是承认符号的权威,承认产生符号的叙事意义。由于符号被侵蚀,叙事的损失随之而起,技术垄断力量使文化虚弱的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符号的耗竭和叙事的流失。 一切文化都必须要有叙事的故事,只要人们愿意,他们都能够找到这样的故事,即使这样的故事导致万劫不复的灾难。否则,生活就毫无意义,且终将走向自我否定。每一种叙事都有自己的形式和情感特征,都有表达自己形式和特征的符号,这些符号需要人的尊重、忠诚和奉献。以美国宪法为例,它仅仅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部法律文书,而且我还要补充说,这个意义其实很小。民主国家比如英国并不需要一部成文宪法来保障法治和自由。美国宪法的重要性主要是这样的功能:它是我们从何而来的故事的象征。这是我们政治版的《创世记》。如果你嘲弄它、忽视它、绕开它,那就等于宣告作为照耀世界的道德之光的美国没有什么意义。同理,自由女神像是美国故事的关键符号,其象征意义在于,美国是渴望自由的民众向往的自然的家园,无论他们来自何方。 拒绝接受布卢姆思想的人提出了几条反对意见。第一条反对意见是,这样的教育是精英教育,因为大多数学生并不觉得西方文明的伟大故事能够激励人,他们太疏远历史,并不能从中得到激励,难以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与自己的奋斗联系起来,他们看不到这些思想和言论对自己生活的意义。第二条反对意见来自所谓“左”的视角,更令人丧气。在一定意义上,它给所谓精英主义提出了一个定义。根据这个观点,“西方文明故事”是片面的、有偏颇的,甚至是压制人的。这个故事不是美洲印第安人、西班牙裔、妇女、同性恋者的故事,而是犹太-基督教传统男性的、异性恋的、白人的故事。这种主张认为,没有或不可能有一种全民的文化,不存在全体公民认同并吸取营养的全国性的文化,有组织力的和激励人的符号的故事并不存在。倘若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就等于说,我们民族的符号已经丧失了把国民团结起来的力量,教育就必须要成为部落的事务(a tribal affair);那就是说,每一种亚文化都必须要寻找自己的故事和符号,并且把它们用作教育的道德基础。 第十一章 爱心斗士 凡是从事文化批评的人都不得不忍受别人的诘问:什么是你问题的解决办法?但他们几乎绝不会欣赏这样的反问,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仅仅是满足于提出问题,无论如何,他们并不善于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他们成为文化批评家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吧。 微信读书
回应 2021-01-07 18:40:40 -
他揭示大量“软”技术的偏颇和欺骗性。智商測试、学习能力测试(SAT)、标准化形式、分类法、民意测验、官僚主义都是维护技术垄断的技术手段。由于盲目的技术祟拜、唯科学主义,社会“科学家”披上了“神父”的神秘色彩。这些心理分析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把罪孽叫作社会偏离',把邪恶称为'心理病理',把道德世界的问题变成了医学概念。”(第90页)
2019-11-20 08:51:13 1人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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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说,一切高技能的专业都是针对 门外汉的密谋。我还要再向前迈一步: 在技术垄断文化里,一切专家都被赋予 了神父ー样的魅力。我们的神父一一专 家被称为精神治疗专家、心理分析师、 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他们 服务的神灵不讲述公义、行善、悲恻或 仁慈。他们的神灵讲述的是效率、精 密、客观。技术垄断论里没有罪摩、邪 恶这样的观念,其道理就在这里。罪 孽、邪恶等观念来自一个道德世界,和 专家的技术神学没...
2019-11-19 09:38:18 2人喜欢
萧伯纳说,一切高技能的专业都是针对 门外汉的密谋。我还要再向前迈一步: 在技术垄断文化里,一切专家都被赋予 了神父ー样的魅力。我们的神父一一专 家被称为精神治疗专家、心理分析师、 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他们 服务的神灵不讲述公义、行善、悲恻或 仁慈。他们的神灵讲述的是效率、精 密、客观。技术垄断论里没有罪摩、邪 恶这样的观念,其道理就在这里。罪 孽、邪恶等观念来自一个道德世界,和 专家的技术神学没有关系。所以,技术 垄断论的“神父"把罪孽叫作“社会偏 离",把邪恶称为“心理病理”,把道德世 界的问题变成了医学概念。罪孽和邪恶 之所以消失,那是因为这些概念既不能 测量,也不能客体化,所以专家就不能 对付这些概念。 引自 第五章 崩溃的防线 079 回应 2019-11-19 09: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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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读版#速读二进制# 0/禅熵:降低期望值(Zenentropy) 1/心流:关键词脑暴(Flowstorm) D82 (年度全案小班制《学霸联机协作:亲子速读×超限学习力》∞《读家教练认证:心读·树读·联读·深读》4834-4837/25000本“终身阅读长征录”) 271/1800 《技术垄断》尼尔·波斯曼 全书字数:193千字 速标时长:9分钟(23040字/分钟) 定价:58元 书摘: 作为第一步,我建议的课程设置是这样的:所有的课程都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历史阶...
2019-10-16 16:36:57 1人喜欢
联读版#速读二进制# 0/禅熵:降低期望值(Zenentropy) 1/心流:关键词脑暴(Flowstorm) D82 (年度全案小班制《学霸联机协作:亲子速读×超限学习力》∞《读家教练认证:心读·树读·联读·深读》4834-4837/25000本“终身阅读长征录”) 271/1800 《技术垄断》尼尔·波斯曼 全书字数:193千字 速标时长:9分钟(23040字/分钟) 定价:58元 书摘: 作为第一步,我建议的课程设置是这样的:所有的课程都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来传授,科学,历史,语言,技术和宗教的理论都要讲,把重点放在艺术表现的古典形式上,这样的课程设置了“回到基本功”,但并不完全是技术专家所谓的基本功。 把课程作为对历史连续体的研究来传授,目的不是把历史作为一门无关紧要的学科,如果每一门课程都用一个历史的维度来传授 历史老师就可以放手把历史当作多种不同的历史来传授:历史是关于变化为何发生的假设和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所谓抽象的历史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每一位历史学家都知道,他必须用特定的观点来讲故事,他的观点反映的是他具体的社会发展理论。 唯科学主义是三个互相联系的观念,他们共同构成技术垄断论的一个基石。 1,自然科学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人类行为,这个观念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主要支柱 2,自然科学提供的方法能够揭示人心的秘密,也可以揭示社会生活的方向 3,社会科学揭示的原理可以合情合理的用来重组人类社会。 倘若你有临终遗言, 既不要说 “那是致人于死地的魔法,应该诅咒”, 也不要说“他赐福于人”, 你只需说“他在这里”。 新技术和旧技术的竞争,是为争夺时间,注意力,金钱和威望而竞争,主要是为自己的世界观夺取主导地位而进行竞争。
回应 2019-10-16 16:36: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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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leave (我们漂浮在世界上)
传统就是承认符号的权威,承认产生符号的叙事意义。由于符号被侵蚀,叙事的损失随之而至,技术垄断力量使文化虚弱的最严重后果之一,就是符号的耗竭和叙事的流失。 在教育方面,“效率和趣味”回答如何走的问题,而非为何走的问题。 孔夫子、柏拉图、西塞罗、伊拉斯谟……卢梭、杜威都认为,必须要通过教育促进一种超验的政治、精神或社会理念。孔夫子提倡传授“道”,因为他在传统李找到了维持社会秩序的最佳希望。柏拉图是第...2022-05-22 01:40:51
传统就是承认符号的权威,承认产生符号的叙事意义。由于符号被侵蚀,叙事的损失随之而至,技术垄断力量使文化虚弱的最严重后果之一,就是符号的耗竭和叙事的流失。 在教育方面,“效率和趣味”回答如何走的问题,而非为何走的问题。 孔夫子、柏拉图、西塞罗、伊拉斯谟……卢梭、杜威都认为,必须要通过教育促进一种超验的政治、精神或社会理念。孔夫子提倡传授“道”,因为他在传统李找到了维持社会秩序的最佳希望。柏拉图是第一位体系清晰的法西斯主义者,他希望教育培养哲学王(philosopher Kings)。西塞罗主张,教育必须把学生从当下的暴政中解放出来。杰斐逊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教育年轻人如何保护自己的自由。卢梭希望教育把青年人从邪恶、专断的社会秩序人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知道了伟人为何提倡教育,才能明白他们建议的手段。但为了弄懂提倡教育的理由,还必须弄懂决定他们世界观的叙事。(叙事指人类历史故事,它给历史赋予意义,给当前作出解释,给未来提供指导) 引自 第十章 符号大流失 183 回应 2022-05-22 01:40:51 -
尼尔波兹曼作为媒介环境学派的创立者,坚信媒介技术会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们的行为,进而改变社会的文化。 在《技术垄断》,尼尔波兹曼根据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将人类文明分为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他认为美国是第一个步入技术垄断文化的国家。所谓的技术垄断文化是指人们的一切文化形式都臣服与技术和技艺。而导致技术垄断的原因一是因为美国人敢于拥抱一切技术的精神,二是因为技术发展带来了信息的泛滥,...
2022-03-16 16:02:25 1人喜欢
尼尔波兹曼作为媒介环境学派的创立者,坚信媒介技术会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们的行为,进而改变社会的文化。
在《技术垄断》,尼尔波兹曼根据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将人类文明分为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他认为美国是第一个步入技术垄断文化的国家。所谓的技术垄断文化是指人们的一切文化形式都臣服与技术和技艺。而导致技术垄断的原因一是因为美国人敢于拥抱一切技术的精神,二是因为技术发展带来了信息的泛滥,导致世界成为了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为了实行信息控制,我们不得不采取多种技术手段,如官僚主义制度、技术专家、技术手段,但这些非但没有解决信息泛滥的问题,反而导致人们对一切事物的判断都依靠技术,例如医生必须依靠医疗器械才能对病人情况作出判断,我们依赖智力测试表才能评价个人智力,甚至将政治社会事件的处理不当归因到计算机上。
这些现象导致社会思潮转向唯科学主义论,即任何的判断都必须要依赖数据、统计,不再信赖人的主体性和价值判断。也导致了符号意义的大流失,技术催生了广告,而符号在广告中被滥用,导致意义的消耗。这是对文化最大的威胁和削弱。
“当一种新技术向旧技术发动进攻时,相应的社会体制便会发生变化,导致新文化开始诞生”
就中国目前状况而言,呈现出一种数据拜物教主义,娱乐圈领域依据数据和流量来定义艺人的价值;在外卖领域,依据骑手接单数量来判定其综合素质;在传媒领域,依据其获得的阅读量、点击率来评判文章的好坏,再大数据、算法技术出现以前,我们评判的制度和标准依赖专家,而现在这个评判权力交给了数据。
是否意味着我们进入了技术垄断时代?我认为当我们开始意识到技术对人的反控制作用时,我们就不会完全步入技术垄断时代,但前我们已经开始反思算法、大数据的危害,开始对技术带有批判性思维并持怀疑的态度。我们开始回归人工核查、党媒算法推荐,开始倡导正确的评价机制。
回应 2022-03-16 16:02:25 -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占主地位的一切世界体系正在瓦解这些目支(同时又解)西方神生活的林人神学到意识形态的体系,都在解之中。这就导致怀疑主义的情绪引起判断事物的不可知论,有时甚至产生厌世的虚无主义;在这样的情下,即使最传的人也开始疑价值的重要义,并有重要意义的价值。” 技术垄断乘虚而入,其重点是无极限的增长、无责任的权利和无代价的技术技术断的故事没有个道德核心。它强效率、利益和经济进步。它凭借技...
2022-02-17 07:33:31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占主地位的一切世界体系正在瓦解这些目支(同时又解)西方神生活的林人神学到意识形态的体系,都在解之中。这就导致怀疑主义的情绪引起判断事物的不可知论,有时甚至产生厌世的虚无主义;在这样的情下,即使最传的人也开始疑价值的重要义,并有重要意义的价值。” 技术垄断乘虚而入,其重点是无极限的增长、无责任的权利和无代价的技术技术断的故事没有个道德核心。它强效率、利益和经济进步。它凭借技术进步创造的方便设施许诺个地上天堂。它将一切表示稳定和秩序的传统的叙事和符号弃之不顾,用另一个故事取而代之;这个故事是能力、专业技巧和消费狂欢的故事。 引自 第十章 符号大流失 183 回应 2022-02-17 07: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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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特朗普那里真的是原版就有的吗 | 来自伊西多拉 | 3 回应 | 2020-11-17 14:39: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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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用 D_宗师 2019-05-15 14:07:29
这本书起了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且宏大的主题,但是后面的论述简直乏味且异常啰嗦无聊。有时候甚至让人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1 有用 魏小河 2019-07-19 12:21:31
底层观点仍然是:每一种工具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而当我们接受一种新的工具或技术时,我们的生活和思想也将随之发生变化。波兹曼的这本书,仍是是在唱反调,他当然承认技术好的一面,但也在提醒过度依赖技术,以及唯科学主义可能造成的后果。其中很有启发的一点是,技术垄断对符号意义流失的影响。
0 有用 见识城邦 2019-05-13 19:34:16
《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姐妹篇,波斯曼“媒介批评三部曲”完结篇!在信息技术甚嚣尘上、数字媒体万众欢腾的时代,倾听智者的声音,反思技术的利弊,警惕技术垄断,呼吁人文精神,坚决拒绝文化向技术投降!
110 有用 danyboy 2019-05-29 23:22:52
至少不赞同本书一半的观点。但波斯曼写得非常好,对现象的分析准确而敏锐,他所说的技术垄断既包括了科学主义,对技术的顶礼膜拜;还包括对工具理性、纳粹技术官僚的批判,也包括中国大学从美国学来的那套学术评价体系等。对此类批判我当然没意见,波斯曼自己也说技术是“利弊同在”,他不是否认技术的优点。但是,需知此书是写给美国的盛世危言,而且波斯曼是对哲学意义上抽象出的技术予以批判。我不赞同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科学尚... 至少不赞同本书一半的观点。但波斯曼写得非常好,对现象的分析准确而敏锐,他所说的技术垄断既包括了科学主义,对技术的顶礼膜拜;还包括对工具理性、纳粹技术官僚的批判,也包括中国大学从美国学来的那套学术评价体系等。对此类批判我当然没意见,波斯曼自己也说技术是“利弊同在”,他不是否认技术的优点。但是,需知此书是写给美国的盛世危言,而且波斯曼是对哲学意义上抽象出的技术予以批判。我不赞同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科学尚未昌明的地方大谈技术过度、科学过度。而且,一旦笃信文化高于科技,那么在中国并不会推动文化如何发展,反而会加剧党性对科技的驾驭乃至奴役。郢书燕说,何不食肉糜,现阶段我仍然要高声呼喊科学万岁。 (展开)
2 有用 没溜儿 2019-07-30 18:08:03
是非对错三七分。与技术相比,人的进化速度是慢了一些。面对这种技术快速发展而产生可能被反噬的担心是必要的,但不是为了自己的观点胡逼诌。这书伤太多了。但是这种书火又是必然的,站在技术浪潮里逆流而上,颇有中流击水的豪气,但不能因为这种豪气就放弃了对他的反驳与批判。
0 有用 Brise 2022-08-08 22:17:36
读完这本书,才对波斯曼被称作人文主义者、媒介技术评判者以及教育学家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技术一味追求怎么做才能更好追求效率,却未曾拷问这样做是为什么,意义何在,正是在这点上,广义上的技术是道德哲学的分支,而不是科学的分支。
0 有用 KKKling 2022-08-08 16:48:04
(这本书论证的主题论证是,当新技术摧毁旧制度和旧制度中的文化秩序时,技术或科学不能解决树立新道德权威的问题,社会研究应当避免走入唯科学主义陷阱。 (波斯曼的4条人文主义原则:媒介对理性思维和民主进程的发展做出多少贡献;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使人能获取更多的有益信息;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有损我们的道德感和向善的能力
0 有用 heptachord 2022-08-08 13:50:33
感觉就是一个论点在反复论证,也没啥新概念
0 有用 发光的黑马甲 2022-08-05 22:32:58
唯科学主义是一种虚幻的信仰,它相信某种标准化的程序即“科学”能提供一种无懈可击的道德权威的源泉,一种超人的基础。它是技术垄断论的大错觉。
0 有用 計画通り 2022-08-01 13:39:18
乏善可陈,通篇皆是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说辞,看似宏大的母题之下观点浓度极低。强装客观,做作之态令人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