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文学史

原文摘录   · · · · · · 

• 《繁花》里面基本、最重要的语码差异和语码冲突自然是普通话和上海方言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但细读作品马上会发现，上海方言并不是《繁花》文学语言的决定性构成因素，倒不如说，沪方言在小说里的功能始终只是暗示性的、挑逗性的、象征性的，严格讲上海话的使用被作者精心设计、限制为一种语码转换的提示，而非真正原封不动地、大段地出现在对白中。所以我们看到叙事里不时出现“某某某用北方话说”“梅瑞忽然用北方话说”这样的句子。这时读者意识到，原来这些人物“平时”或此前说的是上海话。这当然是普通话和上海话之间语码交叠和语码共享的一种方式。引申一步也可以说，有时候上海话说什么、怎么讲，反倒只能用普通话才能说清楚；反之亦然。叙事和对白中突然冒出“北方话”的地方，往往也是上海话表意功能的边界，提示的是上海经验的穷尽处，虽然这个“上海”之外，仍需要用想象中的上海话标记出来，就像某种危险的禁区用特殊交通标志围起来。在普通话里潜伏运行的上海话，虽然只是由叙事声音提示出来，但足以表明一种语言民族主义意义上的“身在曹营心在汉”，一种固执的文化身份认同，客观上是坚持了一种表达的多样性、歧义性和独特性。尽管整部小说其实是用标准的当代文学语言写成的，但上海话的象征性在场，对于《繁花》的整体风格来说，依然是重要的，不可缺的。 (查看原文)

  光启书局 1赞 2021-01-11 13:34:01

• 表面上看，这是“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割裂和对立，但深究下去则可以看到，伦理世界及其内涵的价值体系本身缺乏强有力的形式化制度化转换、话语表述和意义阐释，造成了文化领域的政治强度匮乏和政治领域的文化强度匮乏，以至于在缺乏共同的伦理基础和价值基的情况下，“文化”和“政治”彼此失去相互的依托和滋养不但相互排斥，而且意欲以自身逻辑和形而上化、普遍化倾向取代对方，在政治范畴提出文化解决，在文化范畴提出政治解决，最终造成手段与目的错位和混淆。 (查看原文)

  书语心听 2021-07-19 17:5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