Яανeη对《看见》的笔记(14)

他们把它往救护车上抬的时候，我才发现，是个轮椅，一个老太太坐在上面，从头到脚被白布罩着，白布拖在地上。她是感染者，但没有穿隔离服，没有口罩，从普通的客梯里推出来，身上的白布是病床上的床单，大概是临时被拽过来，算隔离手段。

病人一个接一个地出来，很多人自己举着吊瓶，我数了一下，二十九个人。这不可能，公布的没这么多。我又数了一遍，是，是二十九个。

运送病人的医生居然没一个人穿隔离服，眼罩、手套也都没有。只是蓝色的普通外科手术服，同色的薄薄一层口罩。我拦住一个像是领导模样的人，慌忙中，他说了一句“天井出事了”。事后我才知道，他是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的副院长王吉善，一周后也发病了。

晚上回到酒店，大家都不作声。编导天贺抽了一会儿他的大烟斗，说：“觉得么，像是《卡桑德拉大桥》里头的感觉，火车正往危险的地方开，车里的人耳边咣咣响--外面有人正把窗户钉死。”

我们拍过的从人民医院转运的一部分病人，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佑安医院治疗，我们去采访时已经可以正式进病房拍摄了，一位大姐半躺在床上，看我蒙面进来的身形，边喘边笑：“中央台怎么派个小娃娃来了？”

我也笑：“把脸遮住就是显年轻。”

问她现在想得最多的是什么，她看外头：“要是好了，真想能放一次风筝。”

小鹏的镜头，跟着她的视线摇出窗外。五月天，正是城春草木深。

出了门，我问主治的孟医生：“她情况怎么样？”女医生四十多岁，笑起来像春风，没直接答：“一个病人来了之后晚上从来不睡，总张眼睛坐着，怕睡着了就死了。再这么着就垮了。我说给我三天，我一定让你好。”

朱继红带我走进急诊室门廊，他俯下身，打开链子锁，推开门，在右手墙上按一下，灯管怔一下，亮了。惨白的光，大概普通教室那么大的空间，蓝色的输液椅套上全是印的白字：四月十七日，周四；四月十七日，周四……

每个床上都是拱起的凌乱的被褥，有些从床上扯到地上，椅子翻倒在地，四脚朝天，那是逃命的撤退。

这就是我之前听说的天井。四周楼群间的一块空地，一个楼与楼之间的天井，加个盖，就成了个完全封闭的空间，成了输液室，发热的病人都集中到这里来输液。二十七张床几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间只有一只拳头的距离。白天也完全靠灯光，没有通风，没有窗，只有一个中央空调的排气口，这个排气口把病菌传到各处。

病历胡乱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样，已经发黄发脆。我犹豫了一秒钟。朱继红几乎是凄然地一笑，说：“我来吧。”病例被翻开，上面写的都是“肺炎”。他指给我看墙上的黑板，上面写了二十二个人的名字，其中十九个后面都用白粉笔写着：肺炎、肺炎、肺炎……

“实际上都是SARS。”他说。

病人不知道。

“那些不知情的因为别的病来打点滴的人呢？”

“没有办法，都在这儿沤着。”

如果我坐在演播室里，我会问他“你们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但站在那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木然柔顺的绝望，让我的心脏像是被什么捏着，吸不上气来--他和他的同事也沤在里面。

朱继红带我去看留观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几间普通的病房，迟疑地问他：“你们的清洁区、污染区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这儿画一根线。”我不能相信，问了一句：“那你们怎么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朱继红沉默了一会儿，慢慢举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这儿。”

我问：“你们靠什么防护？”

他面无表情，说：“我们靠精神防护。”

我原以为天井关闭之后他们就安全了，但是急诊科的门诊未获停诊批准，只能继续开着，病人还在陆续地来，没有条件接诊和隔离的医院还在继续开放，发烧门诊看了八千三百六十三个病人，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我们来拍摄时，病人才开始转运到有隔离条件的医院。当时病人连输液的地方都没有了，只能在空地上输。

他带着我去看，所有的椅子还在，输液瓶挂在树杈上，或者开车过来，挂在车的后视镜上，椅子不够了还有小板凳。一个卫生系统的官员在这里感染，回家又把妻子儿子感染了，想尽办法要住院，只能找到一个床位，夫妇俩让儿子住了进去。两口子发烧得浑身透湿，站不住，只能颤抖着坐在小板凳上输液。再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愈的时候，父母已经去世。

一张张椅子依然摆在那里，原样，从四月到五月底，谁也没动过，蓝色的油漆在太阳底下已晒得褪色，快变成了绿的，面对大门口敞开放着，像一群哑口无言的人。

墙那边一街之隔，就是卫生部。

艹，有点想哭

我们在找阿文。

她是一个吸毒的女人，被捕后送去强制戒毒。戒毒所把她卖了，卖去卖淫。她逃出后向记者举报，记者向警察举报，之后戒毒所换成精神病院继续开，领导都没换。

想起了戒网瘾学校

她说在噩梦里，还会一次次回到那个地方一穿着从戒毒所被卖出来时的那条睡裙，天马上就要黑了，她就要开始站在那条街上，等着出卖自己。

“你戒毒所是挽救人，还是毁灭人？”她浑身颤抖地说。

深夜非常安静，能听到台灯“咝咝”的电流声。她说：“我也希望做一个有用的人，希望社会给我一个机会，不要把我们不当人。”

这些女人结婚大都在七十年代，没受过教育，没有技能，没有出外打工的机会，像栽在水泥之中，动弹不得。安华也求助过村书记，村里解决这件事情的方式是把她丈夫捆在树上打一顿，但回家后他会变本加厉地报复，别人不敢再介入。妇联到了五点就下班了，她只能带着孩子躲在家附近的厕所里冻一夜。

全世界都存在难以根除的家庭暴力，没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但应该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极端的不幸。

在对家庭暴力的预防或惩戒更为成熟的国家，经验显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暴只要第一次发生时干预得当，之后都不再发生。警方可以对施暴者强制逮捕，紧急情况下法官可以依据单方申请发出紧急性保护令，禁止施暴者实施暴力或威胁实施暴力，禁止他们联络、跟踪、騷扰对方，不得接近对方或指定家族成员的住所、工作地点以及一切常去的地方，这些政策向施暴者传达的信号是：你的行为是社会

不能容忍的。

但直到我们采访时，在中国，一个男人仍然可以打一个女人，用刀砍她的手，用酒瓶子扎她的眼睛，用枪抵住她的后背，强暴她的姐妹，殴打她的孩子。他甚至在众人面前这样做，不会受到惩罚一只因为他是她的丈夫。

人性里从来不会只有恶或善，但是恶得不到抑制，就会吞吃别人的恐惧长大，尖牙啃咬着他们身体里的善，和着一口一口的酒咽下去。最后一夜，“血红的眼睛”睁开，人的脸也许在背后挣扎闪了一下，没有来得及尖叫，就在黑色的漩涡里沉下去了，暴力一瞬间反噬其身。

片子里我问过这些女犯：“你们在法庭陈述的时候，有没有谈到你们承受的家庭暴力？”

每个人都说：“没有。”

没有人问她们。

有女犯接受检察官讯问的时候，想要说说“这十几年是咋过的”，检察官打断她：“听你拉家常呢？就说你杀人这一段！”

二〇一〇年，中国法学会再次公布了《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建议建立家庭暴力庇护场所、向家庭暴力受害人签发保护令，这只是一个建议稿，至今仍只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预备立法项目。

在“两会”上，我曾去找过关心此事的代表委员，担任警察职务的男代表说，现在刑法里已经有人身伤害的定罪了，“如果男性对女性造成人身伤害，那就按现有的法条来判，为什么要为了家庭暴力再去立法？”

一位女性代表说：“家庭的事情，不可能像一般的人身伤害那样处理。”

现场有些争起来了：“你们这么说，只因为你们也是女人。”

“不是女人才关心女人，是人应该关心人。”这位女代表说。

村里人看他跳着脚向我哭叫几乎疯癫的样子，都笑了。他们的房子在半山腰，暂时还没事。原村长和书记都在河津买了房子，不住在这儿。

我们往山上走，走到最高顶。一人抱的大树都枯死了，乌黑地倒在大裂缝上，树杈子像手一样往外扎着，不知道死多长时间了。我的家乡是黄土高原，但这山顶上已经沙化得很厉害，长满了沙漠中才有的低矮沙棘。风一吹，我能听见沙子打在我牙齿上的声音。

我不再想回山西了。

知道我们要做这期节目后，有人在我博客留言：“我们要维护一条道德的底线。那条底线，是对生命的尊重，一个社会是有规则的，不是随性而为，不是暴力、滥交、背叛、屠戮！”

在同一页的留言里，另一个人说：“到底什么是道德的底线呢？曾经有人问过我，我说因为每个人的道德观不同，所以这个底线是没法规定的。他说至少要有个底线嘛，像孝敬父母什么的。我说，每个人的处境不同，遭遇不同，所以想法不同，你怎么知道你的底线就一定是别人的底线呢？他没再回答。”

道德是什么？

采访完，深夜里，我和老范人手一本日记，埋头刷刷写，面对这让人迷惑的古老问题。

孟子说，“仁”就是“道德”……那么，什么是仁？他说，恻隐是“仁之端”。但恻隐是什么？对象是谁？在什么范围内存在？每个人有自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