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全五册）

孙诩之死《孙诩传》不过三四十字，如下： 孙诩字叔弼，权弟也，骁勇果烈，有兄策风。太守朱治举孝廉，司空辟。建安八年，以偏将军领丹杨太守，时年二十。后卒为左右边鸿所杀，鸿亦即诛。 裴松之下面注： 《典略》曰：诩名俨，性似策。策临卒，张昭等谓策当以兵属俨，而策呼权，配以印绶。 《孙邵传》亦中提到此事，如下： 初，孙权杀吴郡太守盛宪，宪故孝廉妫览、戴员亡匿山中，孙翊为丹杨，皆礼致之。览为大都督督兵，员为郡丞。及翊遇害，河驰赴宛陵，责怒览、员，以不能全权，令使奸变得施。二人议曰："伯海与将军疏远，而责我乃耳。讨虏若来，吾属无遗矣。"遂杀河，使人北迎扬州刺史刘馥，令住历阳，以丹阳应之。会翊帐下徐元、孙高、傅婴等杀览、员。 裴松之在下面又有一段注： 《吴历》曰：妫览、戴员亲近边洪等，数为翊所困，常欲叛逆，因吴主出征，遂其奸计。时诸县令长并会见翊，翊以妻徐氏颇晓卜，翊入语徐：“吾明日欲为长吏作主人，卿试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须异日。”翊以长吏来久，宜速遣，乃大请宾客。翊出入常持刀，尔时有酒色，空手送客，洪从后斫翊，郡中扰乱，无救翊者，遂为洪所杀，迸走入山。徐氏购募追捕，中宿乃得，览、员归罪杀洪。诸将皆知览、员所为，而力不能讨。览入居军府中，悉取翊嫔妾及左右侍御，欲复取徐。恐逆之见害，乃绐之曰：“乞须晦日设祭除服。”时月垂竟，览听须祭毕。徐潜使所亲信语翊亲近旧将孙高、傅婴等，说：“览已虏略婢妾，今又欲见逼，所以外许之者，欲安其意以免祸耳。欲立微计，原二君哀救。”高、婴涕泣答言：“受府君恩遇，所以不即死难者，以死无益，欲思惟事计，事计未立，未敢启夫人耳。今日之事，实夙夜所怀也。”乃密呼翊时侍养者二十余人，以徐意语之，共盟誓，合谋。到晦日，设祭，徐氏哭泣尽哀毕，乃除服，薰香沐浴，更于他室，安施帏帐，言笑欢悦，示无戚容。大小凄怆，怪其如此。览密觇视，无复疑意。徐呼高、婴与诸婢罗住户内，使人报览，说已除凶即吉，惟府君敕命。览盛意入，徐出户拜。览适得一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高、婴俱出，共得杀览，余人即就外杀员。夫人乃还缞绖，奉览、员首以祭翊墓。举军震骇，以为神异。吴主续至，悉族诛览、员余党，擢高、婴为牙门，其余皆加赐金帛，殊其门户。 读了这几段，关于孙诩之死，不禁有几个疑问。第一个：孙诩有孙策之风，当会识人用人，不至于做东郭先生第二个：盛宪有高名，妫览、戴员，孙诩招来后对其也是重用。这两人杀孙诩之前就该明白，孙诩为孙权的亲兄弟，且此举是以下犯上恩将仇报，所以于情于理，此事后孙权必杀两人。而此二人在杀孙诩之后，竟然安于享乐 此次风波之后，获益最大的是孙权，其失去了在政治上一个潜在的巨大威胁，而不管在名声上，人心归向上也是有益无损。其次，获益的是徐夫人及高、婴诸将，名声及实利均收。 此事不知是人为，还是世事不可妄测。

（建安九年九月）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兗州。（《三國志•魏書•武帝紀》） 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太祖將從之，彧言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並之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尚，禽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爲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守者，轉相脅爲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三國志•魏書•荀彧荀攸賈詡傳》） （建安九年曹操定冀州後）是時荀攸常爲謀主。彧兄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三國志•魏書•荀彧荀攸賈詡傳》）

從建安九年荀彧與曹操關於恢復九州古制的議對中，我們可以度知荀彧乃至荀氏與曹操軍事集團的微妙關係。在約作於戰國的《禹貢》的地理觀中，天下共分爲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這一“古制”雖歷未經實行，但漢代的監察和行政區劃大約正是在此基礎上擴充損益而來，到東漢時確立爲十三個州級行政區。《禹貢》地理觀中的“冀州”區域，本爲當時意義上的“天下”的東北部，而隨著漢帝國疆域在東北部的擴展，黃河以東北共置有冀、幽、青、朔方（東漢時收入並州）四個州級行政區（在建安初期，四州均爲袁氏所控制），因此，漢代州制中的“冀州”在地理觀上僅相當於《禹貢》所謂“冀州”的一部分。在這一背景下理解建安九年曹操初定冀州時被人重新提出的“九州”之議，其政治意味是顯而易見的：一旦正式“恢復”九州古制，身爲新任冀州牧的曹操的直轄範圍將大爲擴張（正如荀彧所言，當前的“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並之地”均將被納入冀州區域）。從史書所載的荀彧的反對之辭來看，此時的荀彧採取了相當微妙和審慎的言説策略。在表面上，荀彧似乎並不疑慮曹操本人權力擴張的私心（不少史料傾向於證明當時的曹、荀二人確是真誠的共事者），而是從袁氏餘黨及關右、荊州等地軍閥的角度陳說天下戰局的利害，並始終以“扶天子以令不臣”這一政治理想來巧妙制約曹操的行爲。同時，荀彧又在説辭的結尾加以委曲回旋，提出待“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相比之下，孔融故意用迂腐的王畿之說來回應和嘲戲九州之議，其態度則激烈露骨得多，也體現了另一種全然不同的政治立場。在官渡之戰前後，荀彧所代表的荀氏家族的地位在曹操軍事集團中逐漸抵達頂峰，荀彧本人坐鎮於許昌，荀攸爲軍中謀主，荀衍爲監軍校尉都督河北軍事。可以說，無論是曹、荀二人當時在“扶天子以令不臣”這一政治手段上的共契，還是荀氏乃至整個潁川士族群體在曹操集團中舉足輕重的影響，荀彧的反對均是曹操所不能不鄭重對待的，最終的結果是“太祖遂寢九州議”。出於“論跡不論心”的歷史原則，我們也許無法追究古人在一時一地的真實想法，然而不難想到，從曹操初定北方到建安十七年曹操稱公、荀彧之死的這段時間裏，爲曹操的人臣權勢推波助瀾者（譬如此位主張恢復九州古制的倡議人）自然有增無減，而以曹操作爲漢庭共事之臣的傳統官僚如荀彧者，則無疑是日漸分化而羽翼凋零了。因而，從超越於個人選擇的角度來説，曹、荀二派的政治路徑，在建安九年關於恢復九州古制的這一番似乎推心置腹的討論中，其實已注定了分道揚鑣的命運。建安十八年（荀彧死後一年），東漢終行九州之制。

俭令诸军不坏其墓，不伐其树，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官单将妻子逃窜。俭引军还。六年，复征之，宫遂奔买沟。俭遣玄菟太守王颀追之，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刻石纪功，刊丸都之山，铭不耐之城。诸所诛纳八千余口，论功受赏，侯者百余人。穿山溉灌，民赖其利。

正始五年征高句丽

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余人皆杀之，以为京观。伪公卿已下皆伏诛，戮其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收户四万，口三十余万。

——《晋书·宣帝纪》

景初二年征辽东

结合杀曹爽，征王凌等事，可知司马懿为人狠毒。

“ 眼里不揉沙子”

费诗传用了很大篇幅讲一则故事，这中间费诗只评论了一句话，故事的前因后果都和他没关系。

降人李鸿来诣诸葛亮。鸿说：

我去孟达家坐坐，恰好王冲从南边来。他说：

----上回孟达“去就”（叛变的委婉说法），诸葛亮切齿，要杀孟达妻儿，赖先主刘备仁慈才没杀。----

孟达不信。

诸葛亮听了说：我会写信给孟达。

这时，费诗说话了：“孟达是反覆之人，何足与书耶？”

诸葛亮沉默不语。（了解费诗的性格。他这么大义凛然，诸葛亮没必要和他辩论。当然诸葛亮还是写信给孟达。并且挑拨孟达叛变曹魏。孟达被司马懿杀。）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两点：

一、这里面双重转述。孟达家的对话全由李鸿转述，里面又嵌套了王冲转述诸葛亮、刘备对是否杀孟达家人的态度。诸葛亮写信向孟达验证了李鸿所说的话和他转述王冲的话。

二、这个故事几乎和费诗没关系。放在费诗传，是为了表现费诗“眼里不揉沙子”的性格，和诸葛亮的权变智谋形成对比。诸葛亮即使对于叛臣都不切断联系，还用书信影响他，利用他。

罗杰·费希尔（Roger Fisher）的《谈判力》p11：

但如果我们想继续保持同那些人的交往，从而理解他们的利益所在，同时确保他们也理解我们的利益所在，然后在他们身上充分发挥我们的说服能力，我们就能更为有效地影响对方的行为。

要想表达对别人的不赞同，不要仅局限于断绝关系这一招。

《费诗传》用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明费诗的性格缺点。这和他力阻刘备称帝而被贬官的故事是一致的，都表达了同一个性格缺点。“眼里不揉沙子”是政治幼稚的。“眼里不揉沙子”固然高尚地占据了道德高地，但是它的对立面并不是道德标准降低，而是更有技巧地同那些与我们有分歧的人保持交往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