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任何经由某一社会理论所描述的行动，都必须在原则上用行为和个人行动者的选择来加以阐明，因为行为和选择才是社会生活中可观察到的经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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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研究者眼中生活是什么？生命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的体验是什么？为了用直觉探知被研究者日常生活经验的本质，我们需要抛弃传统功能主义民族志那种依靠观察和评注被研究者的集体象征的做法，从而建构不同的范畴和不同的文本组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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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事应该是考虑此报道人是否继之更为公开地表达他的观点，更精致地论说它，或者增添上别的思想和记忆以修饰他的观点，使之更易理解，与他的生活的关系更明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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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行为和观念意义如何反应、对照公共文化的形式并为其所掩盖。这些心理动力文本比任何其他种类的当代实验都更为强有力地论证了，民族志如何能够围绕着个人的概念和本土话语对情感的界说来进行改造从而为揭示所有社会的文化经验提供最透彻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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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民族志文本有的强调民族志作者于被研究者之间的对话，有的力图使读者卷入分析的工作者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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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代主义所关心的问题，对话是一种时兴的隐喻。“对话”可能被望文生义而做出不合理的解释，也可能被错误地归结为哲学的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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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的话语模式，这一模式来源于强调口头话语的主动性并力图以文本形式捕捉这种主动性的语言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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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诗歌还包括人类学者自己的文学作品的创作。文学创作是民族志研究经验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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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电影制作提出了类似于对民族志写作所提出的那些挑战：这些包括叙述和焦点、剪辑和反省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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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隐私的保护或叙述的影响等职业伦理问题，人类学者在建构文本的过程中，对事件、事实以及现实中真实人物事件进行重新安排，这就允许了人类学者在民族志叙述报道中使用小说虚构的方法或手段。

现在大家关心的问题是场域、生活者眼中的社会生活的“意义”、例外情况、不确定性等等，而不再费力地对所观察现象中的规律性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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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怀特的说法，任何史学著作，都展示了情节、论式以及意识形态意蕴。这三个因素彼此之间并不协调一致，而与它们企图涵盖和排比的事实处于一种不固定的关系。这些不稳定性促使写作模式随社会潮流的变化而转换。在写作文本，尤其是在重要的、有影响的文本中，作者力图调和这些因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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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想将反讽的固执立场与其他表述模式调和起来，原因在于我们承认如下事实：因为所有的观点和解释都将受到批评的检阅，所以它们最终都必须作为多元和开放的选择性策略而获得共存。

获取关于这个世界的精确而自信的知识，唯一的途径在于借助复杂精致的认识论来充分地重视和考虑在解释人类行为时碰到的那种难以应付的矛盾、悖论、反讽以及不确定性。

我们唯有的信仰在于“重读”已经写出与正在构思中的作品，并从那些陈述今日民族志的作品及其流传中提取精华，形成一系列的自圆其说、清楚有力的命题。

“正在发生的事情”似乎意味着一个孕育的时代之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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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中，这样的探究（新写作风格）有赖于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对异文化的描述这种单纯兴趣转移到一种更加富于平衡感的文化观念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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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实验策略主要由两种，一种是直接表达对描述困境的新感受性，或表达对于在当代压倒一切的文化全球均质化观念下表述文化差异性时所存在的困难的感受，

我们所要提出的实验具有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它代表人类学者对于他们自己社会的一种深度反省，而这种反省仍是从描述异文化引申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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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故事说明社会科学如何从追求社会理论，转变到受文学批评影响而关注解释和描述社会现实中所产生的问题。人类学的内部背景故事，则讨论民族志这种文学著作的创造如何支配着人类学的研究实践，以及民族志写作经历过何种变迁。

当人类学者开展他们的田野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描写时，他们与被研究者的互动以及为所谓西方读者提供的“知识”是受西方-非西方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关系所制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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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跨文化的描写使本文化转变为可以被质疑的知识和社会体系，并通过这种“转熟为生”（defamilarization）的方法来对一般的社会理念提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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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应认识到自身可能带有的社会与文化偏见，并自觉地与这种极可能为文化支配提供条件的偏见保持距离，采用批评的态度来对待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