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内战

就这一点而言，颠覆现有农村精英阶层是土地革命首要的目标。在任何特定的村庄，政权是否由地主支配不是问题所在。关键的因素是土改破坏了当地当权者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基础，这是创造新秩序的必要一步。新秩序的建立是土改作为“所有其他工作之母”的第二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像一位作家所说，这使得党的政策能够深入群众。参加多种多样的控诉运动最活跃的农民，有的人入伍成为共产党的新兵，有的进入村里新的领导班子。分到土地和财产的农民加入了农会和其他村机构。就是这个由农民自己组成的体制结构，共产党可以依靠它，由它负责组织军事运输队，以及对不愿意应征入伍的人施加社会压力。这就是当自由派评论家提到作为土改的结果，党在农村扎下根时，想要表达的意思。

《时代批评》的一篇社论说得更加明确。这篇文章谴责右翼团体侵犯公民自由，同时对左派人士也提出了批评：“他们（左派人士）对任何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言论或行动都表示赞赏。而共产党无论说什么和做什么都被看作是正当和合理的，持不同意见的人会遭到清算，被称为反动派、帮凶、走狗、国民党特务，等等。所有持异见者都会被归类为"共产党的批评者”。

然而，有很多人的观点并不像这篇社论这样公正和客观。当时更普遍的看法是，如果国民党在某一方面表现不好，共产党只会更糟。杨人楩教授就持有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一旦共产党控制了国家，由于共产党本身的纪律和共产党干部的“左倾幼稚病”，人民的意志将无法自由表达。他声称，共产党在根本上否认自由的，并且共产党对人民的干涉甚至比国民党还要严重。

另一位作家断言，他们（共产党）的民主观念和我们的完全不同。他指出，即使在解放区没有正式的新闻审查制度，共产党仍然实行了比中央政府更严格的新闻控制。南京《新民报》的编辑周绶章指责共产党领导人用铁的纪律对整个党进行控制。他进一步指出，更糟糕的是，政治领袖毛泽东已经成了文学和艺术的仲裁者。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成了作家和艺术家的最高创作原则。周讲述了他曾听说过的一则消息，延安的一些作家曾产生过和毛不同的观点，但他们被要求按照所谓的“政治正确”的原则继续自己的创作。

储安平对此发表了最坦率的看法——他对所有问题都直言不讳。他指出，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他要求共产党在这一点上给出合理的解释。他接着说，尽管自由知识分子深受英美传统的影响，他们仍然会批评英国和美国。“但是我们从未听到共产党批评斯大林或苏联？从来没有看到过左翼的报纸批评毛泽东和延安？难道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圣中之圣，竟无可以批评之处？难道莫斯科和延安都是天堂上的天堂，一切圆满得一无可以评论的地方？”他总结道：“老实说，我们现在是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一位学者对马基雅维利对于想要获得和保住权力的有野心的统治者提出建议时写道：

首先，新的统治者必须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他本人能够取代旧的统治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的重要性。他必须采取比前任政府更有力和有效的措施，从而让民众感到更安全。被取代的前政权很少能够做到这些。。。。。。在这种情况下，民意的指向很容易发生改变。对原来的政府的忠诚瓦解了。。。。。。民众开始寻找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安全、和平以及更好的法律的新的权威。

这一研究试图确定国民党或国家主义政党在执政的末期是否真的，或在多大程度上“缺乏权威”。与此相对的，该研究的第二个目标是确定共产党在夺取政治权力后，在多大程度上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和忠诚。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否真正被人民所拥戴，或者他们只是国民党犯下的错误和日本人暴行的受益者。

作者胡素珊是美国学者，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奇怪的是百度里面没有她的词条。虽说书名里有内战，但是四百多页里通篇没提军事斗争，想看战争场面读者的恐怕会很失望。 作者从日本投降开始写起，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态度，主要分析了“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和共产党为什么胜利”这个五十年代开始一直存在于中外政界学界的命题。作者认为从国民党恢复沦陷区统治的拙劣的接收行动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国民党无法挽回的一路颓势。而共产党方面，则以整风运动为新的起点，在完成了思想上领导上的绝对统一后，执行力凝聚力已经不是一盘散沙的国民党所能望其项背的了。再加上共产党在解放区强力推广国民党一直不敢开始的土地改革，人力物力已经比西安事变时有了质的飞跃。反观国民党昏招迭出，迅速失掉民心，尤其是失去当时社会绝大部分精英分子的支持，连国民党自己都知道在大陆命不久矣，但每个人却都想着在船沉之前再多捞一笔，最终短短四年时间便从抗日胜利的顶峰一跌到底。 书中的内容十分丰富，对四年里社会各阶层各派别的分析都很到位，非常值得一看。而且分析论述比较客观，并未选边站队，对看惯批判性文字的读者来说不啻与一股清风。其实胡素珊更专注于研究中国教育问题，但现在大陆市面看不见她这方面的书籍，想必是不错的著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