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体与石头

将社会不稳定与个人不足当成负面来看，完全是现代人的习惯。现代个人主义的形成，主要目标就在于追求个人的自足，也就是说，完整而非不完整。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首次注意到此类问题，因为他发现人们在遇见陌生人时，会开始过滤脑海中的“再现影像清单”（image repertoire）。[10]扫描到一个复杂或不熟悉的场景，个人会很快地将其予以分类，不管是依照简单还是普遍的标准，但最后一定会依照社会所给予的思维定式进行判断。在街上遇到一个黑人或阿拉伯人，白人一定会先意识到那人是个威胁，于是不会再仔细地看他们。罗兰·巴尔特发现，这个判断非常迅速，而其结果却令人惊讶。由于影像清单的分类力量，人们很快就中断了对外界刺激的感受。面对差异，他们很快就变成被动。

城市学家林奇（Kevin Lynch）也显示了再现影像清单是如何以相同的方式来阐释城市地理学的。他说，每个城里人在心里都有“我属于哪里”的影像。在研究过程中，林奇发现他的研究对象总会拿新的环境来比对心中的那张影像，两者的相似之处越少，研究对象对新环境就会越冷漠。快速移动，例如开车，强化了再现影像清单的利用，人们倾向于分类并且马上作出判断。地理的片断化也使再现影像清单更明晰，因为在边缘地区，每个部分都有其特定功能——家、购物中心、办公室、学校——而且每个部分都不相邻，有空地相隔，更成为一种零碎影像。我们如在特定地点看到某人不属于这里或表现得不恰当，就会很快轻易地作出判断。

类似的状况，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n）想要显示人们在街上行走时“防卫性地去刺激”会如何影响人们在街上的态度的。看到别人一眼便立即进行分类，然后人们会采取不同的走法或改变位置以尽可能减少与别人发生身体接触的可能。[11]通过再现影像清单来检视周边的环境，将环境化约成简单的再现范畴，比较其中的相似与差异。经过这个过程，人们已经大幅度地减少了都市经验的复杂性。通过对再现影像清单的利用，人们开始在别人面前退缩，以此而感觉到安适。

舒适是一种很容易被忽视的感觉。然而，人追求舒适其实有其高贵的源头，指的是在劳动之后让疲惫的身体休息。从19世纪开始，工厂中的工人被逼着工作到精疲力竭，往往是连续工作，一天不得休息。到了19世纪末，很多人发现，工人工作时间不断增加，生产率反而递减。产业分析师注意到，英国工人在19世纪末时，每班工作10小时，而德国与法国工人每班工作12小时，有时还达到14小时，但英国工人每工时却有远高于德法的生产率。生产率的差异也在星期日不放假的工人与放假的工人身上体现出来。放假的工人，在其他不放假的日子会工作得更加努力。

市场逻辑引导着强硬的资本家如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产生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比较优秀的工人”就是想要一直工作的工人，这种人的精力会被拼命工作赚钱的欲望所唤起。不过，疲劳的确对经济有影响。1891年，意大利生理学家莫索（Angelo Mosso）已经阐明了疲劳与生产率之间的联系。他在其著作《疲劳》（La Fatica）中指出，人类会在完全无法支撑下去之前就开始感到疲劳，而这种疲劳感是一种保护机制，身体借由这种机制控制自己的体能，保护自己不在“感觉迟钝”时受伤。[16]具有保护功能的疲劳感开始出现时，也就表示生产率将大幅下降。

19世纪对舒适的追求，必须循着这条脉络来理解。舒适的旅行方式与用来休息的舒适家具及场所一样，对于由疲劳感所形成的身体过度使用会有所帮助。虽然如此，舒适一词从一开始时，也就是在舒适与“个人”舒适的意义完全等同的时候，就走上了另外一条路线，如果舒适降低了一个人的刺激度与感受度，那么在休息的时候，人就会在其他人群中退缩不前。

福斯特（E.M.Forster）写了《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这部伟大的小说将乡村与城市作了对比，有四分之三的英国人离开了荒芜的土地和贫困的村庄而住进大城市，其中又有四分之一住进了大伦敦地区。

现代地理的嬗变在19世纪下半叶已经遍及整个西方各国。1850年，法国、日耳曼人居住地区以及美国，原本跟英国一样，俨然是个农村社会。可是，一个世纪之后，全都开始都市化，并高度集中在某几个核心地区。柏林与纽约全速向前发展，与伦敦相同，两座城市原本都是乡村，后来则追随国际贸易高速发展。因此，从1848年到1945年的百年间，我们称之为“都市革命”时期。

亚当·斯密曾预见到，制造业以及自由市场的发展，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快速的都市变化。伦敦，和纽约、巴黎或柏林一样，并非全然都是大制造业的中心——都市土地太贵了。这些城市也都不是自由市场的中心，是政府、大银行以及法人托拉斯企图控制国内和国际的商品和劳务市场的地方。除此之外，城市也不会只因为吸引了受害者就会获得发展——农业灾害或政治与宗教迫害的受害者，虽然这3种人的确重要。大量流离失所的年轻人流入城市，大企业在资本与劳动力方面也就不虞匮乏了。“都市革命”，跟大部分突然发生的社会演变一样，是一个杂糅诸多原因的事件——而且一开始感受到时，它就已经呈现出畸形发展现象。伦敦一方面代表了西方世界这种突然、大量的都市膨胀现象，另一方面也显示它可能是一场灾难。

19世纪的城市规划目标是创造一群能自由移动的个人，并且让那些有组织的团体在城市里移动时遭受挫折。个人的身体在都市空间移动时，逐渐与他所赖以移动的空间脱离，同时也与在同一空间的其他人群分离。移动时，空间价值被贬低了，个人命运逐渐与人群不相干了。

福斯特的小说表明：一个城市社会要能连结紧密，人们必须不是以个人的方式彼此连结；人们若孤立起来，彼此漠不关心，将只会在社会上形成不幸福的均衡状态。

在都市革命的过程中，这部小说再现了急速转变中的伦敦。福斯特与当时的人都认为，“速度”已经成了现代生活的核心。转变的步伐在小说家的眼中以“汽车”再现出来，而《霍华德庄园》则充斥了对这种新机器的诅咒。福斯特将爱德华的伦敦描述成一个虽然充满了变化但却毫无生气的城市，而这时托克维尔所说的紧张关系出现了——如果伦敦是一个到处充满着“愤怒与电报”的地方，那么它同时也让“人变得愚笨感觉迟钝”。福斯特想营造出一种隐晦不明却又四处弥漫的冷漠感，都市生活所造成的——这些是散步的游客所看不到的——冷漠感不仅充斥于富人与上流社会之中，而且连随着生活而浮沉的贫民也不例外。个人主义与速度联手麻木了现代身体；让他们无法连结。

小说最后倒是有个神来之笔：个人的身体可以从经历变故与挫折中重新获得感觉。“只有连结，别无他法……”这个指令只有那些认识到在个人自由、快速移动中存在着真实阻碍的人才会去遵守。有生命的文化将阻力当成是正面的经验。

在本雅明对于19世纪巴黎文化的伟大研究中，他将城市的玻璃屋顶拱廊称之为“城市毛细现象”，所有为城市带来生命脉动的运动，都集中在这个狭长而被覆盖的、拥有商店和咖啡馆以及人们蜂拥而至如血液凝块的通道中。

福斯特反对高速、舒适以及有效率的社会组织，因而设想出了一个比较属于心理层面的移动形式，也就是让人们移置出他们原本感觉安全的状态。不过，福斯特似乎不太能够胜任这个任务。他在指令“只有连结，别无他法……”的同时，又在《为民主欢呼两声》（Two Cheers for Democracy）中宣称：“我讨厌因果律这个观念。而且，要是我必须在背叛国家与背叛朋友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希望我有这个胆子选择背叛我的国家。”[26]在《霍华德庄园》中，女主人公回想着，“对所有人好是没有用的，我拼了命在底片上涂上各种颜色，但得出来的竟全是灰的”。她因此认为，“她最多敢奢望的，只是对一个人好或对几个人好就行了”。[27]艺术家的世界似乎是既独特又小巧。然而，在这个紧密的小世界里，出现了对于舒适的挑战。小说家想让我们相信，它一定会发生。

《霍华德庄园》让3个家族的命运在一个朴素的英国乡村宅邸霍华德庄园交错。威尔考克斯家族（the Wilcox family）为金钱与名望而活，也拥有旺盛的精力与决心；他们代表了爱德华时代的新都市精英。史列格尔家族（the Schlegel family）由两个孤弱却相当富有的姐妹，玛格丽特（Margaret）和海伦（Helen），以及她们那喜欢艺术并有着高尚人际关系的弟弟所组成。第3个家族的社会阶层比较低，代表人物是年轻的职员巴斯特（Leonard Bast），他的情妇后来变成了他的妻子。

由于福斯特在情节构思上并不拿手，因此他的故事读起来像是个抽象的字谜游戏，每件事都整齐划一地解开了。海伦与威尔考克斯家族的幼子曾有一段短暂却又混乱的恋情。威尔考克斯太太死了，她丈夫娶了史列格尔家族的姐姐玛格丽特；海伦与威尔考克斯的小孩都痛恨这场婚姻。海伦先是工人阶级职员巴斯特的朋友，之后则跟他上床；巴斯特淫荡的妻子则红杏出墙成了威尔考克斯先生的情妇，当时威尔考克斯的第一段婚姻还存在。这段故事的结尾发生在霍华德庄园里。威尔考克斯先生攻击了巴斯特，他来霍华德庄园是为了找他所爱的海伦。巴斯特死了；威尔考克斯被控杀人罪，送入监狱服刑；这个灾难让威尔考克斯与他的妻子取得了和解；至于未婚的妹妹及她的孩子则搬入霍华德庄园，之后则以此为家。

这部小说是借由不断移置剧中的人物而省去了一些必要的情节，而这些移置的过程又是以外科手术式的散文来表现。为了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可能要将《霍华德庄园》视为整个计划的前半段，至于后半段则是《莫利斯的情人》（Maurice）。福斯特于1910年《霍华德庄园》出版后，即开始投入这本书的写作。第2本小说所描述的，是一个上层阶级的股票经纪人与一个未受过教育的猎场看守人之间的同性恋故事。从福斯特那个时代的标准来看，这个故事完全逾越了性与阶级的规范，按理说它的结局应该是悲惨的。然而，《莫利斯的情人》的结局反而是幸福的场面，一个受到传统与阶级束缚的绅士倒在仆人的怀里。福斯特说：“必须要有圆满的结局，我决心让小说中的这两个男人彼此相爱，并且就这样子永远地持续下去。”[28]

《霍华德庄园》所描述的也是不同阶级的人之间的非法性关系，如海伦·史列格尔与里奥纳德·巴斯特的一夜情。《霍华德庄园》的结局并不像《莫利斯的情人》那样，有一个“永远”持续的爱情。相反的，它却发生了谋杀：小说中的英国国教徒及值得尊敬的角色居然杀害了巴斯特，然后坐了牢。背叛的情事也被揭发了：玛格丽特·史列格尔这才晓得她的丈夫在性与金钱上欺骗了她。不过，这里面也产生了幸福：公然违反性规范的海伦，带着她的私生子搬到霍华德庄园居住。《霍华德庄园》中所有的角色到最后都有一种不确定感——他们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定位。相反，莫利斯到了最后才发现并肯定了自己同性恋的倾向。不过，即使《霍华德庄园》中的人们对于自己失去了确定感，但他们都与自己所处的世界以及身旁的人们有着良好的互动。福斯特所表现出来的移置，与弥尔顿《失乐园》中被逐出伊甸园的情节如出一辙。在福斯特的小说里，个人的移置具有一种特定的社会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