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表现中的意义、真理和指称

有两个信条贯穿安可斯密特的研究：1）历史哲学的任务是理解历史著作的特质，而非评判或对其作出规定；2）历史著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以供哲学反思，但哲学家尚未学会正视它们。从第一个信条出发，安氏认可海登·怀特的巨大成绩，同时指出史学著作关涉于真，因此纯用叙事学方法分析，对史学的特质有所未尽。他第一本著作《叙述逻辑：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分析》（1983，译本：大象，2012）用分析哲学的技巧分析历史文本，提出了叙述实体概念，来刻画这个特质。从第二个信条出发，安氏在《崇高的历史经验》（2005，译本：东方出版中心，2011）指出存在无主体的经验，尤其可以在历史研究这个场域被发现，再凭借这个概念质疑语言转向之后的语言中心论，和多少脱离了语言中心论，但不净尽的伽达默尔、罗蒂等人对话。但他从早期的叙述实体经由“历史表现”（《历史表现》，2001，译本：北京大学，2012）再到经验的变化不太被认可。如Peter Icke, Frank Ankersmit’s Lost Historical Cause: A Journey from Language to Experience，该书前言对安氏的批评可谓狠辣，以至于区分出一个早期的，“好”的安可斯密特和《崇高经验》一书的安可斯密特，说这本书只可谓关于记忆理论的研究，与历史理论无涉。再到本书（2012，译本：2015），从书名上看，安氏撤回到历史理论的传统论题，亦即从分析哲学移用来的论题，在他的“历史表现”概念下加以重思。而内容从第八章“在场”开始，接下来讨论“经验”两章，再到“主观性”，又回到了《崇高经验》一书的核心关怀，尤其“主观性”一章，几乎可以说连风格都达到了崇高。因此本书可以说是安氏之前著作的一个总结，在前半多征引《叙述逻辑》《历史表现》，而后半则是《历史表现》《崇高经验》，而且对后者中提出的一些论点做了修正。本书风格一如既往，极为广博的征引及以此为基础的对话，和手段多样而有效的论证及驳论。在前者，书中涉及到的如荷兰画派和马格利特的画作-贡布里希和丹图的艺术哲学，黑格尔-海德格尔的大陆传统，维特根斯坦-戴维森的分析传统，兰克+洪堡-狄尔泰的历史主义，少不了的罗蒂，以至歌德的色彩论，卡夫卡、库切的小说，以及最重要的例证，赫伊津哈，针对这位伟大史家的文本分析非荷兰人不能办。论证技巧仍多见类比比喻论证，有时类比过长，比喻过僻，反而对抓住论旨有碍，驳论惯用归谬法，用得也是好。本章第一节先声明“关于历史写作的历史主义说明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不予论证，用全书每一页的阐释来表明论证”。接下来梳理攻击历史主义的新康德主义自身的衰落，引述罗蒂，略述终结了它的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与分析传统中戴维森驳倒认识图式概念的呼应，但海德格尔清理了认知中心论之后局限于个体存在论，打开了通向历史之门却又止步，因为历史毕竟是主体间的事情，导致罗蒂后期也没有再探索这个论题。然后撮述兰克-洪堡的历史主义，尤其是他们的历史理念概念，指出后代学者对这个概念的批评及抛弃没有道理：类比明克（L.O.Mink）对普遍史的批判，认为他们基于“历史理念不对应任何历史实在”的批评不能成立，因为语言与实在的一一对应这一观点本身即不成立，借此提出历史理念完全可以栖身于历史表现之中，并成为历史学家建构过去时可以依赖的规则，历史理念能解释某一历史对象，恰因为这样建构的叙述有解释力。这样一来，历史主义中的伟大史家如梅尼克、赫伊津哈等人对过去的看法就可以说是相当正确的。本章最引人兴趣的大概就是第六节掉笔探讨黑格尔的辩证法。大量引述Beiser，其论兰克与黑格尔的相似和深层相异也和Beiser撰写的《布莱克维尔黑格尔导论》中“兰克与黑格尔”一章的论点如出一辙。核心点即在于这个纠缠和异辙中体现的，兰克虽然和黑格尔一样采用了历史理念做基本概念，但不能接受黑格尔基于此而做的历史全盘理性化，而将该概念用作认识论概念，因此也就不能如黑格尔一般让它运动起来而使理论融贯。安氏在此的关怀是，警惕于康德认识论造成的主客分裂，而对黑格尔吸纳了斯宾诺莎之后主客一体的哲学理念深抱同情。进而指出兰克把历史理念单用于认识论是向康德的返回，为历史主义定下了认识客体的基调，导致历史理念可以栖身于历史表现这一点被长久地忽略了。接下来在“经验”章这个主调会重现，在那儿安氏论述先于语言的“经验”如何可能，又如何在主客一体中完成历史表现。而在最终章“政治”中安氏更显明地表明了其关怀何在：借“理念”统整日趋碎片化的历史学，而政治史是各门历史学的基调。大略言之，就是如何在由人进行的研究中，不忘记人。

本章大指：强调经验在历史探究中的重要性与优先性。

各小节主旨： 2、十九世纪历史学家（兰克、库朗日为例）力求“直接呈现历史”的趋向，用马格利特式来概括这种历史观。缩减文本的文本性，直到它本身不存在而直接是历史事实；就像马格利特的画表明的，摹写现实的画缩减它是一幅画这个现实，直到它直接是现实。

3、海登·怀特的语言学转向表明这种观念是幼稚的，历史著作的文本性不可消除。在“转向”中，语言前景化了，并且主导了历史理论。但安克施密特提出异议，语言在历史理论的前景化同时显明了历史范畴内的独有问题：我们仍然关心，世界的可信的替代者，是如何构建起来的。比较a、科学哲学，语言不前景化，语言是透明的；b、语言哲学，不必关心这个“如何”。

4、引入经验来克服单以语言为重心的现状。利用赫伊津哈的通感探究，表明，未分化的感觉整体存在且在先，可以用来类比过去-现在未分时的那种历史经验。

5、进一步以赫伊津哈《中世纪的秋天》几句话为文本示例，可以在语言的横轴上接近历史经验的纵轴，并且在这条纵轴上令过去-现在相遇。

6、因为5中提到了赫伊津哈对色彩词的使用，本节引入歌德的色彩论补充论证，语言的指称性使用有缺陷，需要考虑语言对经验的表现性使用，进一步确立经验的优先性。

7、继续发挥“色彩”主题，引入绘画史，强调绘画史中有一路话语强调了色彩对于形状的优先性，从而表明常识（包含维特根斯坦、洛克的哲学上的意见）：形状是第一性的，色彩依附形状的不可靠。然后牵引回赫伊津哈的“文化形态学”，类似于对色块的经验的历史探究方式；比较斯宾格勒概念先行（形状上再附以色彩；框架里填充资料）的探究方式。

8、从歌德-牛顿色彩理论上的对立，牵出波义耳所代表的，近代科学确立的经验观：经验只是供主体发问的一团无定形物，没有独立地位。而在主客对立的哲学脉络中，经验的位置也很奇怪：这种哲学脉络需要经验概念，但经验在主客领域对立且相接的样态下并没有位置：经验主义的完满达成只能是消灭经验。那么就要重新引入经验的能动性和独立地位，这正是在历史范畴内可以清晰看到、得体强调的东西。

本章的核心意图是，一方面反对海登·怀特以来，历史理论领域中的语言中心论；一方面表明历史探究实践中长期存在的，清晰的历史经验可以修正哲学领域中长期存在的，高度的语言依赖。而且，桥接艺术哲学中的经验重心，与语言哲学中的语言重心，这也正是历史哲学在诸学科中的位置。

细节一：安克斯密特在赫伊津哈研究计划中发现的，用强烈（fel）这个词来表现红色-鼓声通感的原始感觉，来替代用穿透性这个词来做红色-鼓声通感的关联项，这种通感研究方案，与他后来《中世纪秋天》的章节名“生活之烈（felheid）”之间的关系，意味着赫伊津哈始终有“先有感觉，然后用语言极力逼近感觉”的意向，是很有说服力的。

细节二：马格利特式历史观念。这只是个代词，代指“史学文本被看作是类似于写实绘画的画面，它应在观赏者面前引起这样一种错觉，似乎他看到的不是画面而是实在本身”这种观念。当然读者实际看马格利特的画时感受到的，是一种自指、反讽：现实当然不是画，反过来也是，这是应当清晰认识到的。

安克施密特由此牵出一条历史观念史叙事：海登·怀特的转向让那种观念显得幼稚（这正是马格利特的画表明的），但转向带来了新的偏倚。对画（文本）本身的“注视”似乎覆盖了对画（文本）的“穿透”，有进一步仿佛，没有任何东西值得“穿透”去看，画（文本）之后/之前没有任何东西。

下面是一个有性别视角的思想实验。

构想一个照片：照片中的女性拿着一幅胸部的照片遮住了自己的胸部。用这个比喻S去替代马格利特比喻M。区别在于，M，用海去覆盖海，并没有唤起强烈的观看欲望，它至多是认知愉悦；而S，指向的不仅是强烈的观看欲望，同时指明它强烈到无论如何无法满足：观看者已经看到了自己想看的，但他还是想看。

那么，在思想实验中重新讲历史观念的故事：十九世纪历史学家本来给读者带去的，不是一种认知愉悦，而是强烈的欲望。接下来会如何转向？画中画-照片中的照片-语言-历史文本，将如何被理解？是那“还是想看”的，还是那“你已经看到的”，将被反讽地悬置起来，带着羞愧，长久地置之不理？或者干脆是，问题不出在被看的，而在那个看的，一阵瞄准历史的疯狂喧嚣之后，是对历史长久的沉默？

首先放上弗兰克·安柯斯密特本章论述纲要： 这是西方哲学家对“历史”本质的追寻，就如同文学学者讨论“纯文学”。但我们应明白，这些是建构出来的，因为探索真相需要“概念”阐释作为媒介，探讨“概念”过程已经是某种建构的过程。事实上，这部哲学专著从书名到章节名也极力彰显“辩名之作”的身份。这里，我想联系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作一点引申。首先，作者认为，“纪年和编年史没有成功地将意义赋予过去”，其论述比较抽象，就我理解简单举个例子：目前采用公元纪年法，也有“20世纪中国文学”、“18世纪欧洲文学”的提法，但事实上，公元的整年划分并不和历史进程同步；其次，明克认为时间与个人生活史的紧密关联，作者也较为反对卡尔所提，认为他将生活等同于叙事，是落入极端，“典型历史概念并不预设（如人物、个体这样一些概念所具有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而是创设统一性和连续性”。总之，“统一性和连续性乃叙述整合的产物（自足的历史综合），而非过去实在面貌的写照”。这其实能帮助我们理解《史记》所开启的纪传体历史叙述。纪传体正史一般包括纪、传、志/表/书等部分：纪约略相当于作者所讲的“编年体”；传则是记述“变化的持续主体”，具有典型性；志、表、书暂且当作是专题史。这样的大拼盘看似弥合了各体式的缺陷，实则更露骨地展现了史官的史观——并非修“史”，而只是“叙述”。对“变化的持续主体”的选择即是建构。二十四史鲜有提及民间文艺活动、方外之事者，也正源于此。这大概也是梁任公言二十四史乃二十四姓家史的另一条注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