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沙玛（Simon Schama），英国作家、历史学家，曾先后任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现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及艺术史教授，在艺术史、荷兰史和法国史方面尤有建树。著有《爱国者和解放者》《风景与记忆》《伦勃朗的眼睛》《犹太人的故事》等，作品曾荣获沃尔夫森奖、W. H. 史密斯文学奖和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沙玛还在BBC电视系列纪录片《英国史》《艺术的力量》《文明》中担任撰稿人和主持。
18：就像普雷斯顿的大部分人那样，英国·自由也是黑人，出生在某个较为温暖的地方。可现在，他成了一介贫民，困在蓝云杉林和大海之间那个飞沙走石的角落里。不过，英国·自由要比大部分人都幸运。因为他的名下有四十英亩地，以及一英亩半被哈利法克斯的律师助理欣然称作“城镇地皮”的土地。[2]那里看起来不像是个镇子，只是一片空地中间立着几间简陋的小屋，几只鸡趾高气昂地转来转去，偶尔还有一两只浑身是泥的阉猪。有些人设法搞来了几头牛，把地上光秃秃的灰石头清理干净，种上了一片片的豆子、玉米和卷心菜，然后同建筑木材一起拉到哈利法克斯的市场上去卖。但就算那些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人——以普雷斯顿的标准来衡量——也经常得跑到野外打两只环羽松鸡，或者去村子南边的咸水湖上碰运气。[3]
（注释：1、英国·自由是1791年向约翰·克拉克森海军上尉联名请愿的普雷斯顿居民之一；当时，克拉克森正在组织船队，准备把黑人保皇党送到塞拉利昂，但目的不是让他们与邻里分开，而是想让他们一起去新殖民地生活。见克拉克森日志的手稿副本，vol. I, “Mission to America” (JCAM), NYHS Library。
3、对于普雷斯顿的情况，见克拉克森1791年10月11日的日志记录：“由于土地贫瘠，他们的处境非常恶劣，除了靠地吃饭，他们别无其他维生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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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于莱克星敦和康科德战斗后，美军为了解除英军可以由加拿大直下纽约、控制哈德逊河流域的威胁，于是远征加拿大。1775年11月12日理查德·蒙哥马利率领军队占领蒙特利尔。1775年12月，从蒙特利尔出征的蒙哥马利与逆流而上的贝内迪克特·阿诺德的兵分两路联合进攻魁北克城失利；蒙哥马利本人战死。冬季过去的1776年初，英国沿圣劳伦斯河派出增援军，赶走围攻魁北克城的大陆军。最终，战败的大陆军退出加拿大。由于大陆军出击加拿大，英国被迫将半数军队留驻加拿大，战斗力被削弱。在波士顿，英军被围困达11个月之久，并于1776年3月被迫撤出。6月，大陆军在南方击退英军对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的进攻，粉碎英军在南方建立基地的企图。
邦克山战役后，大陆会议呼吁乔治三世和平解决殖民地问题，但是英国政府仍坚持以军事镇压殖民地。1776年初，潘恩出版《常识》一书谴责英国政府的高压政策，并支持北美十三州独立，大力鼓舞十三州人民，于是大陆会议在1776年7月2日宣布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7月4日通过《独立宣言》。
独立战争第一阶段（1775年-1777年）
从1775年4月至1777年10月，在这一阶段北部地区为主要战场，英军采取主动攻势。1775年6月17日，英军与波士顿民兵在碉堡山战役进行首次战斗。1776年8月，威廉·豪接替盖奇任英军统帅。他以3.2万兵力进攻纽约。英军首先在长岛登陆，经过激战，美方死伤1500人，英方伤亡不到400人，大陆军被迫撤出纽约。
在这对期间，美军开始以攻击孤立的敌军支队的战术来摆脱所处的被动境地。1776年12月25日夜晚，华盛顿率领美军横渡特拉华河，突袭特伦顿的黑森佣兵的兵营，并在1777年1月3日击溃在普林斯顿的3团英军。
英军在控制重要城市和海岸线后，力图速战速决。1777年7月英军兵分三路，攻往奥尔巴尼，以切断殖民地的对外联系。但巴利·圣莱杰部在莫华克河谷遭民兵突袭，被迫退回加拿大休整。约翰·伯戈因迅速拿下提康德罗加要塞，使起义军失掉北方的主要阵地。7月23日，威廉·豪率领约1500名士兵进入纽约。
伯戈因统率的北路英军约7200余人沿尚普兰湖北上，到达哈得孙河上游。他派往佛蒙特的一支1000人的黑森佣兵分遣队，在8月16日被佛蒙特州的绿山兄弟会诱入本宁顿战场全歼。之后，威廉·豪从纽约切萨皮克湾撤出，并在布兰迪万河战役中击败华盛顿部队，9月26日英军占领费城。
伯戈因行动迟缓，从蒙特利尔南下时，也遇到新英格兰民兵的强烈抵抗，并在9月19日弗里曼农庄及10月7日贝米斯高地的两次战斗中惨败，结果被迫退往萨拉托加。霍雷肖·盖茨和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的军队立即以3倍兵力包围该地的英军，伯戈因无法再战，被逼于10月17日率领5700名英军投降，从波士顿被遣返回国。萨拉托加战役是在美国独立战争前期罕有的胜利，但没有立即扭转大陆军在战场的劣势。1777年12月华盛顿率军退守费城附近的福吉谷休整军队。
独立战争第二阶段（1778年-1781年）
1778年2月，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正式承认美国，并与其互订军事同盟。英国为了阻止他们同盟，于是废除强制法令和茶税法，并派遣和平使者前往费城。但美国已经批准与法国的条约。1778年6月，法国对英国宣战，1779年6月同样视英国为宿敌的西班牙也与法国缔结联盟，以法国同盟者的身份出资金援助反英战争并对英宣战，尽管如此，国王卡洛斯三世并未承认美国。1780年12月荷兰的省督威廉五世因正和英国进行英荷战争，所以亦加入美国阵营，支持法对英宣战。英国在国际社会被众列强孤立。英国与北美大陆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英军担心法国舰队封锁特拉华河，于是撤出费城，集中兵力退守纽约城。1778年，亨利·克林顿接替豪任英军统帅，主战场移向南部地区，兵力集中于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13]。英军占领佐治亚州首府萨凡纳，1779年佐治亚其他地方也被英军占领。但在1779年9月却反被美法联军包围。1780年春天，英军进围查尔斯顿，该年5月英军成功逼降被围的南方美军，约3000名美军被俘，是独立战争中美国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克林顿以为南方胜局已定，就率军返回纽约，派查尔斯·康瓦利斯固守查尔斯顿。随后美国盖茨将军的军队与康瓦利斯在南卡罗莱纳的坎登遭遇，美军损失1000名士兵。
然而1781年1月南方美军却成功引诱英军至南卡罗来纳州的考彭斯，并将其围歼。该年3月美军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吉尔福德大败英军。该年4月康瓦利斯统率英军向北撤至维珍尼亚。而美军则由格林接替盖茨统率，挥师南下，一举收复除萨凡纳和吉尔斯顿之外的全部南方国土。战至此时，英军已渐露败迹。
独立战争第三阶段（1781年-1783年）
1781年4月大陆军开始战略反攻，纳撒尼尔·格林率领大陆军南下转战南卡罗来纳，迫使英军退守海岸线。康瓦利斯于4月25日北上维吉尼亚，追击拉法叶侯爵率领的一支大陆军。但拉法叶摆脱英军的追击。
1781年8月，康瓦利斯奉克林顿将军命令统率7000名英军死守维吉尼亚的约克镇。法美联军由华盛顿统率，南下维吉尼亚，而增援的法国舰队也在法国海军司令德格拉斯伯爵率领下由西印度群岛调来，进入切萨皮克湾，进抵约克镇城外的海面，并且击退增援的英国舰队，掌握制海权。9月28日，华盛顿部大陆军和罗尚博伯爵部法军在维吉尼亚与拉法叶侯爵部大陆军会合，法美联军共1.7万人完成对约克镇的合围。康瓦利斯无路可退，只得于10月17日与美法联军进行投降谈判。10月19日，驻守约克镇的英军共8000人正式投降。此后，英国放弃对美国革命的压制，双方只有数次海上和陆上的零星战斗，其余战事已大致停止。
结局
约克镇围城战役之后，英国议会被迫赞成议和，1782年11月30日，英美两国签署《巴黎和约》的草案，1783年9月3日，美国成为美洲首个独立国家。共包括13个州，边界北至五大湖，西到密西西比河，南至北纬31度。
影响 编辑
战争结束后美国便脱离大英帝国和英国皇室的统治，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这种追求独立自由的精神至今仍影响着美国的社会，但由于美国境内生活着大量的保皇派，在美国独立后大量的保皇派进入了美国以北的英属北美地区，而保皇派的进入直接导致了当地原本以法语人口为主的人口分布被彻底改变，形成了后来的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且由于英裔和法裔的文化差异，导致上下加拿大之间的分歧一直存在，后来发展成为魁北克独立。
而对于英国来说，它失去了人口最多、资产最丰富的北美十三州殖民地，间接地导致了大英帝国的中期衰落，英国直到转往亚洲与非洲后才重新迈向高峰，而后由于美国对加拿大的野心，英美之间多次爆发战争，尽管英军有多次战役击败美军，但英军整体而言并未占上风。同样由于大英帝国统治时期对殖民地的掠夺政策，导致美国人对大英帝国很反感，这种反感一直持续到1940年代末大英帝国开始瓦解，而美国在大英帝国瓦解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其帮助许多英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独立，而英美矛盾解开后也变成最坚定的军事联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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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尽管荒凉、艰苦，但普雷斯顿不是佐治亚的种植园。其他普雷斯顿人——德西莫斯·墨菲（Decimus Murphy）、凯撒·史密斯（Caesar Smith）——获得自由后，显然还保留了自己的奴隶名。但英国·自由出生或者被买来时肯定叫别的名字。在1783年，共有三万名保皇党（黑人白人都有）分八十一批坐船从纽约去了新斯科舍，而他可能就在某一次航行中，把原来的名字像脚镣一样甩掉了，因为在《黑人名册》（Book of Negroes）中——里面记录着所有男女自由人的名字，他们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没有人叫英国·自由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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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英国·自由可能更进一步，给自己取了一个同时还可以表达爱国自豪感的假名。但无论他走的是哪条路线，无论他此刻在承受什么样的磨难，英国·自由给自己选的名字，都宣扬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信念：将非洲人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的，更有可能是君主立宪制的英国，而非美国这个新生的共和制国家。尽管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曾把美国的奴隶制归咎于“基督教国王”乔治三世，但英国·自由这样的黑人对国王却不是那么看的。恰恰相反，国王是敌人的敌人，所以是他们的朋友、解放者和捍卫者。
视英国国王为恩人的传统由来已久。比如1730年在新泽西的拉里顿县（Raritan County），一场奴隶起义的计划被发现后，一名黑人告发者对一个叫雷诺兹（Reynolds）医生的人说，起义原因是“一群恶棍”违抗“乔治国王让纽约总督解放他们的积极命令”。[4]三十多年之后，那些被公然排除在美国自由的庇佑之外的黑人曾嘲讽“他们在这个国家所谓的那种自由”（塔沃斯·贝尔［Towers Bell］语）。在战争结束时，贝尔以“真正的英国人”署名写信给英国军队的领导，说他从英国被强掳到巴尔的摩（Baltimore）“卖为奴隶，在这个造反的国家遭受了四年最可怕的野蛮行为”。现在战争结束了，他别无所求，只想回到“亲爱的故乡英国”。
成千上万的非洲裔美国人，尽管很清楚英国人在奴隶制的问题上远非圣人，但依然坚持非理性地相信英国式自由。到英国法庭在1800年明确裁定奴隶制不合法之前，新斯科舍一直有奴隶和自由黑人，英属加勒比地区更是有成千上万。但即便如此，1829年，早期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之一、非洲裔美国人大卫·沃克尔（David Walker）还是在波士顿发表了他的《告世界有色公民书》（“Appeal to the Colored Citizens of the World”），宣称“英国人”是“有色人种在地球上最好的朋友。虽然他们曾经多少压迫过我们，而且现在在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上建立了殖民地，严重压迫着我们——但撇开这些不说，他们（英国人）为改善我们的状况所付出的努力，是地球上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的一百倍”。相比之下，那些美国白人故作虔诚信教之态，伪善地呼喊着空洞的自由口号，所以被他冠以最卑鄙的虚伪恶名。[6]
而英国国会废除奴隶制的法令在1834年正式生效，以及英国皇家海军一直在非洲西海岸追剿贩奴船只，更有利于这种英国人待非洲人很仁慈的慷慨评价。1845—1847年间，黑人演说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到英国进行巡回演讲，批判美国奴隶制度的邪恶时，便附和了沃克尔的恭维，将“英国人”视作解放者。后来的1852年，他又在独立纪念日的演讲中自问道：“7月4日国庆日对奴隶有何意义？”然后自答曰：“你们崇高无比的独立，仅仅揭示了我们之间无法估量的距离……你们可以欢庆，但我必须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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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在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期间，英国的政策和英国人就更倾向于支持蓄奴的南方邦联，而非北方的联邦政府，原因则主要是为了遏制共和国气势汹汹的扩张。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在革命战争期间，确实有成千上万被美国南方奴役的非洲人将英国视为他们的拯救者，甚至甘愿冒生命危险奔赴皇家军队的前线。因此，要还这个惊人史实一个公道，就必须从全新而复杂的角度，来讲述英美两国在革命期间和之后的冲突历史。
诚然，有很多黑人听说或读到爱国者的战争是一场解放战争后，虽然心中有所怀疑，但还是愿意相信他们。因此，如果说那边有一个英国·自由，那么这边就会有一个迪克·自由（Dick Freedom）——和一个杰弗里·解放（Jeffery Liberty）——在康涅狄格（Connecticut）的兵团为美国打仗。[8]黑人曾在康科德（Concord）、邦克山（Bunker Hill）、罗德岛（Rhode Island）以及最后的约克镇为美国的革命事业奋战捐躯（在约克镇战役中，他们还被安排到了最前线，但这到底是赞扬他们的勇气，还是把他们当成了无足轻重的牺牲品，我们不得而知）。在新泽西发生的蒙茅斯战役中，交战双方的黑人军队相互残杀。但其实，直到英国开始在1775年和1776年声势浩大地征募黑奴之前，各殖民地（包括北方那些殖民地）的议会，以及它们组成的大陆会议，都不愿意让黑人参军。比如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便很有代表性，禁止疯子、傻子和黑人参加该州的民兵组织。1775年秋天，那些已经在爱国者民兵组织服役的黑人被勒令退伍。在剑桥（Cambridge）的营地，乔治·华盛顿虽然听到了其他军官和平民代表的强烈反对，但却不愿意放走那些黑人志愿兵，于是他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大陆会议来决定。不出所料，在大会上，爱德华·拉特利奇（Edward Rutledge）等南方代表对于武装黑人奴隶的强烈恐惧，盖过了对黑人服役的冷淡感谢。就连武装的自由黑人也是个麻烦。我们敢相信他们不会把造反的种子播撒到那些黑人奴隶中间吗？1776年2月，会议指示华盛顿，现有的自由黑人可以留下，但不要再征募新人了。当然，该会议创建的大陆军则完全禁止黑人奴隶参加。[9]
相反，1775年11月7日，弗吉尼亚最后一任英国总督、邓莫尔伯爵约翰·默里却在皇家海军“威廉号”上发表宣言，斩钉截铁地承诺，所有逃离叛军种植园的奴隶到达英国前线，并在军中担任一定职务后，都可以彻底获得自由。这个承诺更多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人道主义动机，有一个能活着看到诺言兑现的英国·自由，就有更多的人会遭到无耻的背叛。不过，这种机会主义策略也带来了一些好处。邓莫尔伯爵的承诺得到了英国政府的认可和豪将军（General Howe）、克林顿将军的重申（他们扩大了有权获得自由之人的定义，将黑人女性和儿童也包括进来），传遍了奴隶世界，很快，成千上万的黑人便行动起来。在黑人奴隶的眼中，美国独立战争的意义完全被颠覆了。从1775年春天到1776年夏末，那场被吹嘘成解放的战争，在佐治亚、南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的很多地方，成了一场为延续奴役制度而打的战争。这之中的逻辑歪曲到了有悖常理的程度，但人们又对之习以为常，连乔治·华盛顿都将承诺解放奴隶和契约劳工的邓莫尔伯爵说成是“人权的头号叛徒”，而那些致力于维持这种奴役状态的人却是为自由而战的豪杰。
对于黑人而言，“英国人要来了”这条消息给了他们一个希望、庆祝和行动的理由。比如，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的一位路德派牧师亨利·梅尔基奥尔·米伦伯格（Henry Melchior Muhlenberg）就很清楚这一点，他曾写道，黑人“心中暗自希望英国军队会打胜仗，因为那样的话，所有黑奴都将获得自由。据说，这种情绪普遍存在于美国的所有黑奴中”。[10]偶尔，真话也会从爱国者的诡辩护甲中戳出来。比如1775年12月，隆德·华盛顿（Lund Washington）在给远房堂兄乔治写信时就曾说，黑人和契约劳工正在飞速逃离华盛顿家的庄园，“要是他们觉得自己有机会逃跑，就没有一个会不愿意离开我们……自由的滋味太甜了”。
各位国父对于自家奴隶的失踪情况直言不讳，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中有很多人都遭受了严重的个人损失。比如，托马斯·杰斐逊虽然曾试图在《独立宣言》中加入一段抨击奴隶制的内容（被大陆会议删去了），但在1781年春季的几个星期中，他也损失了三十名家奴，当时康沃利斯侯爵的部队离杰斐逊的庄园蒙蒂塞洛（Monticello）不远。杰斐逊认为，至少有三万奴隶逃离了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企图前往英军前线——这一数字与本杰明·夸尔斯（Benjamin Quarles）、加里·纳什（Gary Nash）、西尔维亚·弗雷（Sylvia Frey）、艾伦·吉布森·威尔逊（Ellen Gibson Wilson）、詹姆斯·沃克尔（James Walker）等大部分近代历史学家的判断相符。[12]南方其他地区的情况如出一辙。早在1858年时，历史学家大卫·拉姆齐（David Ramsay）就估算，南卡罗来纳三分之二的奴隶都逃跑了；而且其中有很多向英方投诚，虽然肯定不是全部。总的算下来，独立战争期间逃离种植园的奴隶约有八万到十万人。[13]爱国领袖们越是义正词严地谴责万恶的汉诺威（Hanover）暴君对北美的奴役，他们自己的奴隶便越是用脚投票。比如，拉尔夫·亨利（Ralph Henry）就把主人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那装腔作势的宣言“不自由，毋宁死”牢牢记在了心上，只不过与其作者的原本意图有所差别：一有机会，他便逃往了英军前线。[14]（讽刺的是，这句话后来被19世纪的黑人废奴主义者和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m X］等20世纪的黑人解放者当作里了他们的战斗口号！）其他签署过那份断言“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文件†且损失了奴隶的人，还包括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本杰明·哈里森五世（Benjamin Harrison，第九任总统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的父亲），后者损失了二十名奴隶，其中包括安娜·奇斯（Anna Cheese）和庞培·奇斯（Pompey Cheese）夫妇，这两人一路逃到纽约、新斯科舍和塞拉利昂，以及来自南卡罗来纳的签署人阿瑟·米德尔顿（Arthur Middleton）损失了五十名奴隶。后来成为州长的约翰·拉特利奇（John Rutledge）的奴隶庞培（Pompey Rutledge）和弗洛拉（Flora Rutledge）投靠了英国人，《独立宣言》最年轻的签署者、激烈反对黑人参军的爱德华·拉特利奇也损失了奴隶。来自南卡罗来纳、绰号为“沼泽狐狸”的弗朗西斯·马里恩将军（General Francis Marion）——他的种植园黑奴曾在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的电影幻想《爱国者》（The Patriot）中被刻画成了热切地追随主人、为争取自由而战的人——也至少有一名奴隶投靠了英军：这个叫亚伯拉罕·马利安（Abraham Marrian）的人很可能加入了1782年夏天被动员起来的一支小型黑人骑兵连，在南卡罗来纳的瓦德布种植园攻打过马里恩（这样更能说得通），而非同他并肩作战。[15]此外，不得不提的还有，1776年初，当乔治·华盛顿驻扎在剑桥公地绞尽脑汁地掂量征募黑人入伍的利弊时，他自己的奴隶、出生在西非的亨利·华盛顿也逃到了英军的大后方。和其他黑人保皇党一起在新斯科舍的伯奇镇流亡的亨利·华盛顿会动人地说自己是一个“农民”，但为他的四十英亩土地和自由提供保护的其实是英国国旗。
这段大规模逃跑的历史固然令人震惊，曾被加里·纳什贴切地描述为独立战争中的“肮脏小秘密”，但它又是那种最佳意义上的震惊，迫使人们对那场战争进行了一场姗姗来迟的诚恳反思，那就是美国独立战争从根本上而言其实还牵涉了第三方。[17]而且这个由非洲裔美国人组成的第三方占到了殖民地二百五十万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具体到弗吉尼亚的话，更是占到了百分之四十。当然，在对待卷入那场斗争中的黑人时，无论是英方还是美方，表现都不怎么好。但到最后，英国·自由以及和他一样的很多人意识到（即便当时他们已经是自由黑人了），皇家的路似乎能为他们提供更可靠的解放机会，共和国的路不行。黑人的孤注一掷与英国的父爱主义纠葛在一起后呈现出的这段历史，虽然结果往往充满了惨痛的悲剧色彩，但仍然是非洲裔美国人争取自由的历史中一个影响深远的时刻。比如，它催生了被认可为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政治领袖的托马斯·彼得斯中士。
彼得斯曾是尼日利亚埃贝族（Egbe）的王子，被法国的奴隶贩子俘虏后卖到了路易斯安那（Louisiana），曾因屡次试图逃跑而遭受鞭笞和烙刑，接着，被卖给北卡罗来纳威尔明顿（Wilmington）的一位种植园主后，他最终逃到了英国人那边。在乔治·马丁上校（Captain George Martin）的主持下，彼得斯宣誓加入先锋连，在战斗中两次负伤，被提拔为中士。后来，他先是定居在新斯科舍的北岸，接着又去了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并代表他的黑人同胞前往伦敦，向国王请愿。彼得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人民领袖：顽强、英勇，虽然大字不识，但有一连串白人曾被他的傲慢态度触怒，间接证明他显然能说会道。他明显没有被作为非洲裔美国英雄而为人敬仰（不过倒是有几个令人尊敬的例外情况），他的名字在美国高中历史课本中更是完全未被提及，这样的丑闻只能有一个解释：彼得斯不巧是为错误的一方而战的。无独有偶，波士顿那些选择加入英国而非美国革命事业的黑人得到的也是这种待遇。1770年，英军枪杀暴乱者，制造了波士顿大屠杀，遇害者之一的克里斯珀斯·阿塔克斯（Crispus Attucks）被奉为阵亡英雄。但为英军作证的黑人理发师牛顿·普林斯（Newton Prince）的故事却毫不意外地鲜为人知。这样的冒失行为惹恼了爱国者后，普林斯被施以“涂柏油、粘羽毛”的私刑，所以也难怪他会在1776年选择投奔豪将军，并随英军撤离。同样，另一位理发师布莱克·伦敦（Black London），在1776年曾告诉战后成立的保皇党索赔委员会的委员，他加入爱国者的民兵组织是受雇主胁迫，后来一有机会便开了小差，跑到亨利·克林顿爵士的手下当了四年兵，后又在两艘战舰上服过役。
无论这对国父们及其革命的正统历史来说有多尴尬，非洲裔美国人解放的起源都与他们在战时及战后同英国的关系密不可分。不独自由黑人的政治诞生于那场战争的炮火中，他们的基督教集会的独特形式也是如此。正是保皇党的非洲人在新斯科舍的谢尔本镇及附近创建了最早一批自由的浸礼宗和循道宗教会；也是在那里，第一批白人在黑人牧师的主持下改宗，在那些红色的河水中接受了魅力超凡的牧师大卫·乔治为他们施行的洗礼。第一批专门为自由黑人的子女开办的学校也是在保皇党大批移居到新斯科舍后开设的，而给孩子们上课的老师，比如普雷斯顿的凯瑟琳·阿伯内西（Catherine Abernathy）、伯奇镇的斯蒂芬·布拉克，同样是黑人。在一千多名“新斯科舍人”横跨大西洋，重返非洲（这次是以人的身份，而非财产）最终抵达塞拉利昂后，美国黑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只是太过短暂）体验了一定意义上的地方法治和自治。还有一个第一次，则是曾为黑奴的西蒙·普鲁弗（Simon Proof）当选警官后，对一名被判玩忽职守的白人水手执行了鞭刑。
但是，黑人保皇党的历史远远不只是一系列的“第一次”。这段历史也揭穿了一个谎言，证明了黑人并非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只是美国或英国战争策略中被动、轻信的棋子。无论是选择站在爱国者那边还是保皇党这边，无论识文断字与否，很多黑人都十分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虽然他们根本不可能预料到自己的决定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不幸和欺骗。通常情况下，他们的决定取决于这样一种判断：且不论早晚，一个自由的美国是否会被迫信守《独立宣言》中的原则，承认自由和平等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或者（尤其在南方），鉴于逃跑者遭到追捕，并被送到铅矿或者硝石厂做苦工的惨状，那些华丽动听的承诺是否可能被无限期地推迟兑现。毕竟，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为鼓励白人入伍而提供的激励措施，还包括在战争结束后可获得一名自由奴隶，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当然，有些爱国者还是值得赞许的，早在革命以前便意识到了自由的说辞同蓄奴的现实之间那种令人难堪的差异。英国政府对美国人的“奴役”是爱国者（尤其在波士顿）抨击1766年的印花税和1773年的茶叶税时最为冠冕堂皇的惯常用语。茶党时代的一份典型小册子曾怒斥道：“邪恶的（茶叶）箱中装着……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奴隶制的种子。”[20]波士顿煽动闹事的律师中最狂热的詹姆斯·奥提斯（James Otis）同其他人一样也严厉抨击了这类奴役计划的邪恶阴险；但在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的爱国者中，只有他一个把这种论证的逻辑延伸到了黑人身上，异乎寻常地坚持认为自由不能用种族来划分。“根据自然法则，殖民地居民生来自由，甚至所有人都是如此，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仅仅因为一个人是黑人，便奴役他’，这合理吗？”奥提斯在他那本充满煽动性的小册子《英属殖民地居民之权利的维护与证明》（The Rights of the British Colonists Asserted and Proved）中写道，“从一个塌鼻子、一张长脸或者短脸上，能得出什么支持蓄奴的逻辑推论吗？这种令人发指的生意违反了自然法则，可能直接贬损自由那不可估量的价值理念，关于它找不出任何可供支持的溢美之词……”而且，他还警告说，“那些日日拿他人的自由做交易的人，很快也会对自己的自由漠不关心”。但奥提斯的直白，反而让那些不太敢冒险的人更为相信，他是出了名的轻率鲁莽，甚至精神不稳定。比他年轻一点，但头脑更冷静（而且显然不是什么平均主义者）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后来评价道：“一想到他倡导的主义，我就不寒而栗，我平生一直对此类前提有可能造成的后果感到不寒而栗，现在依然如此。”
其他一些美国爱国者聪明绝顶，无法不注意到其中的矛盾之处，且又太过诚实，无法完全回避问题，于是便想通过直面有关伪善的指责来将之化解，他们总会将奴隶制度的原罪怪到英国人自己的头上，尤其是国王的皇家非洲公司——该公司在1662年获得了进行奴隶、贵重金属和木材贸易的特许权。这种“哼，是你先挑起来的”学校操场上的开脱之词，在杰斐逊的《独立宣言》中被转换成了气势汹汹的控诉，但早在他这份伪善的杰作以前，其他人便已经能炉火纯青地把自我辩护变成道貌岸然的义愤——愤怒于自己竟遭如此误解。而在这方面，无人能及本杰明·富兰克林，他曾向费城的贵格会教徒安东尼·贝内泽、伦敦的格兰维尔·夏普等蓄奴的友人透露说，他自己其实很不赞成这种邪恶的人口贩卖，巴不得它赶快终结。
1770年，也就是富兰克林代表其他想要独立的美国同胞在伦敦游说的最后一年，对格兰维尔·夏普抨击美国人的虚伪感到刺痛的他，在《公共广告报》（Public Advertiser）上发表了《一个英格兰人、一个苏格兰人和一个美国人有关奴隶制的对谈》（“A Conversation between an Englishman, a Scotchman and an American on the Subject of Slavery”）一文。“你们美国人啊，只要你们自以为的自由受到一丁点儿的侵犯，哪怕是假想出来的，也会大呼小叫，可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比你们更是自由的敌人，更是彻头彻尾的暴君。”富兰克林让他笔下的英国人如此说道，以引导受到侮辱的美国人去阅读夏普的文章。当然，这个控诉有些言过其实，目的是让文中的美国人回应，夏普觉得美国人都是一丘之貉，犯了侮辱美国人的严重错误，实际上，殖民地有很多人，或者说至少有和英国一样多的人，都真心痛恨邪恶的人口贩卖，正在致力于终结这种情况。然而，美国人伤心地抱怨说，“这个时候为了把我们搞臭，为了怂恿那些压迫我们的人，竟说我们没资格享有我们正在争取的那种自由，实在是对我们的恶意中伤”，这种受伤的口吻却不经意间暴露出，有关双重标准的指责往往正中目标。[25]而美国人接下来的反唇相讥，更是让这种辩解里明显流露出的不自在感有增无减，他指责道，英国人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奴役着他们自己的“贫穷阶层”，即便这些人“不是真正的奴隶，似乎也存在某种类似奴隶制度的情况，法律强迫他们为主人长时间地工作，工资却低得可怜，让他们根本没有自由去要求或者讨要更多的东西，要是他们拒绝接受这样的工作条件，便只能被困在劳动救济院里”。而当英国人提出奴隶法律，尤其是其中有关惩罚的规定有多么惨无人道时，美国人回道，在一些殖民地，比如弗吉尼亚，黑人远远多于白人，这样的法律也是事出无奈：“或许你会认为，黑人性情温和、易于管教……有些黑人确实是这样。但大部分黑人都诡计多端，内心黑暗、阴沉、恶毒，报复心重，残忍至极。”更奇怪的是，面对苏格兰人的批评，美国人竟然回答，苏格兰也有奴隶，这些人在煤矿里做着苦工，“连同煤矿一起被买卖，要说我们的黑人没有离开主人种植园的自由，那他们也没有多少离开煤矿的自由。要说是脸黑让人沦为奴隶，那你还可能有一些让可怜的煤矿工人身陷其境的借口；但是别忘了，在那黑乎乎的煤灰之下，他们的皮肤可是白色的”。
富兰克林竟然认为加倍的肤色歧视能为他的论点提供更多的支持，着实令人惊讶。但双重思想是标配，就连那些欣然承认奴隶制度有错的人也是如此，而其中最厚颜无耻的莫过于弗吉尼亚的帕特里克·亨利。1773年1月，亨利从弗吉尼亚的汉诺威写信给罗伯特·普莱曾茨（Robert Pleasante）‡，在信中，他义愤填膺地抨击了奴隶制的残暴，更何况还是“在一个人权得到了精确定义和理解的时代，在一个最为推崇自由的国家里”持续存在着。但是，抒发完内心对这种邪恶竟在开明时代依然顽固存在的震惊之情后，亨利又以令人放松的坦率说道：“有谁会相信我自己也是奴隶主，购买了奴隶呢？”不过，对于他违背自己公开表明的原则，亨利却只能拿出一个蹩脚但也算坦率的借口：“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没有他们的话，生活里事事都不方便。我不会也无法为此做出辩护；无论我的行为有多么该受到责备，我还是要向美德致敬，承认其（自然）规则的卓越与正直，并为我没有能遵守它们而哀叹。”亨利祈祷有一天这些都会改变，但在这种伟大变革到来之前，他希望自己至少能“以慈悲为怀”，来对待他的奴隶。因此，也难怪陷入了自欺泥淖中的亨利，在信的末尾只能以无法令人信服的夸张辞藻对普莱曾茨说道：“我不知道该在哪儿停笔，在这个话题上我可以谈很多东西，给出一个会让未来看起来前景惨淡的严肃回顾；请原谅我的潦草笔迹，心怀敬意地请您相信我，云云……”
可以想见良心甚严的约翰和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夫妇在这个大矛盾的罪恶问题上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像帕特里克·亨利那样轻松、淡然。1773年和1774年间，有关一场黑人暴动被消灭在萌芽状态的传闻甚嚣尘上，阿比盖尔在向丈夫报告其中一则时，虽不想火上浇油，但仍向丈夫坦陈，她“发自内心地”希望“（马萨诸塞湾）省§里没有一个奴隶”，因为“我总觉得，这是一个极其不公的制度……我们自己正在奋力争取的东西，正是我们日日从别人身上剥夺、掳掠的东西，可这些人同我们一样，完全有权利享受自由”。
阿比盖尔·亚当斯觉得，爱国者一边宣扬着人人生而自由，一边却不愿意给予黑人自由的权利，如此的两面三刀可能会被北美黑人拿来大做文章。她的担心绝非空穴来风：1773年和1774年，马萨诸塞湾的最后两任总督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和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上将至少收到过五封由黑人撰写的“毕恭毕敬”的请愿书；而报纸上登载的一系列文章，虽然急切和愤怒程度各有差异，但也全都呼吁，对于非洲人被当成财产对待的问题，不能再坐视不管了。1774年8月，《埃塞克斯日报和梅里马克邮船报》（Essex Journal and Merrimac Packet）刊登了一篇激情澎湃的文章，一个名叫凯撒·萨特（Caesar Sarter）、“曾背负了二十多年屈辱的奴役枷锁”的自由人在文中控诉道，奴隶制度是“人世间最深重、后果最可怕的灾难”，而“与之相对的自由，则是你能在世间被赐予的最伟大的善”。你虽被迫与“那些围绕在你身边”的亲爱的朋友分开，却不能掉一滴泪，而是“必须被那个名叫九尾鞭的决定性论据不断说服，被迫恢复你那惨无人道的主人所谓的理智”。“那么，”凯撒·萨特对他的爱国者读者说道，“你愿意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吗？如果你能把手放在胸口，庄严地申明你愿意，那请吧，祝你成功！说到底，你们对非洲人的待遇，完全符合上述惯例。”
这些请愿书通常饱含痛苦。比如，1773年1月写给哈钦森总督的一封请愿书，署名为“菲利克斯”（Felix，可能是反讽）¶——代表“很多生活在波士顿”以及马萨诸塞其他城镇的奴隶，控诉这种“让人无法忍受的境遇”：我们“没有财产！没有老婆！没有子女！我们没有城市！没有国家……甚至连生活都没有，活得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同年4月，由桑博·弗里曼（Sambo Freeman）、彼得·贝斯提斯（Peter Bestes）、切斯特·茹瓦（Chester Joie）、菲利克斯·霍尔布鲁克（Felix Holbrook）这四名奴隶共同签署的第二份请愿书，则期望“那些在同胞企图奴役自己时站起来英勇反抗的人们做出伟大的决定”：众议院应该允许他们每周至少有偿工作一天，好让他们能攒些钱，寄给远在非洲祖国的家人。两个月后，又一封请愿书出现了，代表“所有……在一个自由国度的腹地被迫沦为奴隶的人们”，坚持要求“同其他人一样拥有天赋的自由权，让他们凭借自身的勤奋，可以不受干扰地享受这样的属性”。一年之后，一份类似的文件也宣布：“我们是生而自由的人，从未丧失过这种天然的权利。”
英国是否有资格称得上在所有民族和帝国中拥有最开明的种族观念？实话实说，这个问题有待商榷。比如在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期间，英国的政策和英国人就更倾向于支持蓄奴的南方邦联，而非北方的联邦政府，原因则主要是为了遏制共和国气势汹汹的扩张。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在革命战争期间，确实有成千上万被美国南方奴役的非洲人将英国视为他们的拯救者，甚至甘愿冒生命危险奔赴皇家军队的前线。因此，要还这个惊人史实一个公道，就必须从全新而复杂的角度，来讲述英美两国在革命期间和之后的冲突历史。
诚然，有很多黑人听说或读到爱国者的战争是一场解放战争后，虽然心中有所怀疑，但还是愿意相信他们。因此，如果说那边有一个英国·自由，那么这边就会有一个迪克·自由（Dick Freedom）——和一个杰弗里·解放（Jeffery Liberty）——在康涅狄格（Connecticut）的兵团为美国打仗。[8]黑人曾在康科德（Concord）、邦克山（Bunker Hill）、罗德岛（Rhode Island）以及最后的约克镇为美国的革命事业奋战捐躯（在约克镇战役中，他们还被安排到了最前线，但这到底是赞扬他们的勇气，还是把他们当成了无足轻重的牺牲品，我们不得而知）。在新泽西发生的蒙茅斯战役中，交战双方的黑人军队相互残杀。但其实，直到英国开始在1775年和1776年声势浩大地征募黑奴之前，各殖民地（包括北方那些殖民地）的议会，以及它们组成的大陆会议，都不愿意让黑人参军。比如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便很有代表性，禁止疯子、傻子和黑人参加该州的民兵组织。1775年秋天，那些已经在爱国者民兵组织服役的黑人被勒令退伍。在剑桥（Cambridge）的营地，乔治·华盛顿虽然听到了其他军官和平民代表的强烈反对，但却不愿意放走那些黑人志愿兵，于是他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大陆会议来决定。不出所料，在大会上，爱德华·拉特利奇（Edward Rutledge）等南方代表对于武装黑人奴隶的强烈恐惧，盖过了对黑人服役的冷淡感谢。就连武装的自由黑人也是个麻烦。我们敢相信他们不会把造反的种子播撒到那些黑人奴隶中间吗？1776年2月，会议指示华盛顿，现有的自由黑人可以留下，但不要再征募新人了。当然，该会议创建的大陆军则完全禁止黑人奴隶参加。
相反，1775年11月7日，弗吉尼亚最后一任英国总督、邓莫尔伯爵约翰·默里却在皇家海军“威廉号”上发表宣言，斩钉截铁地承诺，所有逃离叛军种植园的奴隶到达英国前线，并在军中担任一定职务后，都可以彻底获得自由。这个承诺更多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人道主义动机，有一个能活着看到诺言兑现的英国·自由，就有更多的人会遭到无耻的背叛。不过，这种机会主义策略也带来了一些好处。邓莫尔伯爵的承诺得到了英国政府的认可和豪将军（General Howe）、克林顿将军的重申（他们扩大了有权获得自由之人的定义，将黑人女性和儿童也包括进来），传遍了奴隶世界，很快，成千上万的黑人便行动起来。在黑人奴隶的眼中，美国独立战争的意义完全被颠覆了。从1775年春天到1776年夏末，那场被吹嘘成解放的战争，在佐治亚、南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的很多地方，成了一场为延续奴役制度而打的战争。这之中的逻辑歪曲到了有悖常理的程度，但人们又对之习以为常，连乔治·华盛顿都将承诺解放奴隶和契约劳工的邓莫尔伯爵说成是“人权的头号叛徒”，而那些致力于维持这种奴役状态的人却是为自由而战的豪杰。
对于黑人而言，“英国人要来了”这条消息给了他们一个希望、庆祝和行动的理由。比如，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的一位路德派牧师亨利·梅尔基奥尔·米伦伯格（Henry Melchior Muhlenberg）就很清楚这一点，他曾写道，黑人“心中暗自希望英国军队会打胜仗，因为那样的话，所有黑奴都将获得自由。据说，这种情绪普遍存在于美国的所有黑奴中”。[10]偶尔，真话也会从爱国者的诡辩护甲中戳出来。
比如1775年12月，隆德·华盛顿（Lund Washington）在给远房堂兄乔治写信时就曾说，黑人和契约劳工正在飞速逃离华盛顿家的庄园，“要是他们觉得自己有机会逃跑，就没有一个会不愿意离开我们……自由的滋味太甜了”。
各位国父对于自家奴隶的失踪情况直言不讳，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中有很多人都遭受了严重的个人损失。比如，托马斯·杰斐逊虽然曾试图在《独立宣言》中加入一段抨击奴隶制的内容（被大陆会议删去了），但在1781年春季的几个星期中，他也损失了三十名家奴，当时康沃利斯侯爵的部队离杰斐逊的庄园蒙蒂塞洛（Monticello）不远。杰斐逊认为，至少有三万奴隶逃离了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企图前往英军前线——这一数字与本杰明·夸尔斯（Benjamin Quarles）、加里·纳什（Gary Nash）、西尔维亚·弗雷（Sylvia Frey）、艾伦·吉布森·威尔逊（Ellen Gibson Wilson）、詹姆斯·沃克尔（James Walker）等大部分近代历史学家的判断相符。南方其他地区的情况如出一辙。早在1858年时，历史学家大卫·拉姆齐（David Ramsay）就估算，南卡罗来纳三分之二的奴隶都逃跑了；而且其中有很多向英方投诚，虽然肯定不是全部。总的算下来，独立战争期间逃离种植园的奴隶约有八万到十万人。[13]爱国领袖们越是义正词严地谴责万恶的汉诺威（Hanover）暴君对北美的奴役，他们自己的奴隶便越是用脚投票。比如，拉尔夫·亨利（Ralph Henry）就把主人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那装腔作势的宣言“不自由，毋宁死”牢牢记在了心上，只不过与其作者的原本意图有所差别：一有机会，他便逃往了英军前线。（讽刺的是，这句话后来被19世纪的黑人废奴主义者和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m X］等20世纪的黑人解放者当作里了他们的战斗口号！）其他签署过那份断言“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文件†且损失了奴隶的人，还包括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本杰明·哈里森五世（Benjamin Harrison，第九任总统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的父亲），后者损失了二十名奴隶，其中包括安娜·奇斯（Anna Cheese）和庞培·奇斯（Pompey Cheese）夫妇，这两人一路逃到纽约、新斯科舍和塞拉利昂，以及来自南卡罗来纳的签署人阿瑟·米德尔顿（Arthur Middleton）损失了五十名奴隶。后来成为州长的约翰·拉特利奇（John Rutledge）的奴隶庞培（Pompey Rutledge）和弗洛拉（Flora Rutledge）投靠了英国人，《独立宣言》最年轻的签署者、激烈反对黑人参军的爱德华·拉特利奇也损失了奴隶。来自南卡罗来纳、绰号为“沼泽狐狸”的弗朗西的传闻甚嚣尘上，阿比盖尔在向丈夫报告其中一则时，虽不想火上浇油，但仍向丈夫坦陈，她“发自内心地”希望“（马萨诸塞湾）省§里没有一个奴隶”，因为“我总觉得，这是一个极其不公的制度……我们自己正在奋力争取的东西，正是我们日日从别人身上剥夺、掳掠的东西，可这些人同我们一样，完全有权利享受自由”。
阿比盖尔·亚当斯觉得，爱国者一边宣扬着人人生而自由，一边却不愿意给予黑人自由的权利，如此的两面三刀可能会被北美黑人拿来大做文章。她的担心绝非空穴来风：1773年和1774年，马萨诸塞湾的最后两任总督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和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上将至少收到过五封由黑人撰写的“毕恭毕敬”的请愿书；而报纸上登载的一系列文章，虽然急切和愤怒程度各有差异，但也全都呼吁，对于非洲人被当成财产对待的问题，不能再坐视不管了。1774年8月，《埃塞克斯日报和梅里马克邮船报》（Essex Journal and Merrimac Packet）刊登了一篇激情澎湃的文章，一个名叫凯撒·萨特（Caesar Sarter）、“曾背负了二十多年屈辱的奴役枷锁”的自由人在文中控诉道，奴隶制度是“人世间最深重、后果最可怕的灾难”，而“与之相对的自由，则是你能在世间被赐予的最伟大的善”。你虽被迫与“那些围绕在你身边”的亲爱的朋友分开，却不能掉一滴泪，而是“必须被那个名叫九尾鞭的决定性论据不断说服，被迫恢复你那惨无人道的主人所谓的理智”。“那么，”凯撒·萨特对他的爱国者读者说道，“你愿意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吗？如果你能把手放在胸口，庄严地申明你愿意，那请吧，祝你成功！说到底，你们对非洲人的待遇，完全符合上述惯例。”
这些请愿书通常饱含痛苦。比如，1773年1月写给哈钦森总督的一封请愿书，署名为“菲利克斯”（Felix，可能是反讽）¶——代表“很多生活在波士顿”以及马萨诸塞其他城镇的奴隶，控诉这种“让人无法忍受的境遇”：我们“没有财产！没有老婆！没有子女！我们没有城市！没有国家……甚至连生活都没有，活得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同年4月，由桑博·弗里曼（Sambo Freeman）、彼得·贝斯提斯（Peter Bestes）、切斯特·茹瓦（Chester Joie）、菲利克斯·霍尔布鲁克（Felix Holbrook）这四名奴隶共同签署的第二份请愿书，则期望“那些在同胞企图奴役自己时站起来英勇反抗的人们做出伟大的决定”：众议院应该允许他们每周至少有偿工作一天，好让他们能攒些钱，寄给远在非洲祖国的家人。两个月后，又一封请愿书出现了，代表“所有……在一个自由国度的腹地被迫沦为奴隶的人们”，坚持要求“同其他人一样拥有天赋的自由权，让他们凭借自身的勤奋，可以不受干扰地享受这样的属性”。一年之后，一份类似的文件也宣布：“我们是生而自由的人，从未丧失过这种天然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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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托马斯·杰斐逊虽然曾试图在《独立宣言》中加入一段抨击奴隶制的内容（被大陆会议删去了），但在1781年春季的几个星期中，他也损失了三十名家奴，当时康沃利斯侯爵的部队离杰斐逊的庄园蒙蒂塞洛（Monticello）不远。杰斐逊认为，至少有三万奴隶逃离了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企图前往英军前线——这一数字与本杰明·夸尔斯（Benjamin Quarles）、加里·纳什（Gary Nash）、西尔维亚·弗雷（Sylvia Frey）、艾伦·吉布森·威尔逊（Ellen Gibson Wilson）、詹姆斯·沃克尔（James Walker）等大部分近代历史学家的判断相符。[12]南方其他地区的情况如出一辙。早在1858年时，历史学家大卫·拉姆齐（David Ramsay）就估算，南卡罗来纳三分之二的奴隶都逃跑了；而且其中有很多向英方投诚，虽然肯定不是全部。
总的算下来，独立战争期间逃离种植园的奴隶约有八万到十万人。爱国领袖们越是义正词严地谴责万恶的汉诺威（Hanover）暴君对北美的奴役，他们自己的奴隶便越是用脚投票。比如，拉尔夫·亨利（Ralph Henry）就把主人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那装腔作势的宣言“不自由，毋宁死”牢牢记在了心上，只不过与其作者的原本意图有所差别：一有机会，他便逃往了英军前线。[14]（讽刺的是，这句话后来被19世纪的黑人废奴主义者和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m X］等20世纪的黑人解放者当作里了他们的战斗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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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黑人的孤注一掷与英国的父爱主义纠葛在一起后呈现出的这段历史，虽然结果往往充满了惨痛的悲剧色彩，但仍然是非洲裔美国人争取自由的历史中一个影响深远的时刻。比如，它催生了被认可为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政治领袖的托马斯·彼得斯中士。[18]
彼得斯曾是尼日利亚埃贝族（Egbe）的王子，被法国的奴隶贩子俘虏后卖到了路易斯安那（Louisiana），曾因屡次试图逃跑而遭受鞭笞和烙刑，接着，被卖给北卡罗来纳威尔明顿（Wilmington）的一位种植园主后，他最终逃到了英国人那边。在乔治·马丁上校（Captain George Martin）的主持下，彼得斯宣誓加入先锋连，在战斗中两次负伤，被提拔为中士。后来，他先是定居在新斯科舍的北岸，接着又去了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并代表他的黑人同胞前往伦敦，向国王请愿。彼得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人民领袖：顽强、英勇，虽然大字不识，但有一连串白人曾被他的傲慢态度触怒，间接证明他显然能说会道。他明显没有被作为非洲裔美国英雄而为人敬仰（不过倒是有几个令人尊敬的例外情况），他的名字在美国高中历史课本中更是完全未被提及，这样的丑闻只能有一个解释：彼得斯不巧是为错误的一方而战的。无独有偶，波士顿那些选择加入英国而非美国革命事业的黑人得到的也是这种待遇。1770年，英军枪杀暴乱者，制造了波士顿大屠杀，遇害者之一的克里斯珀斯·阿塔克斯（Crispus Attucks）被奉为阵亡英雄。但为英军作证的黑人理发师牛顿·普林斯（Newton Prince）的故事却毫不意外地鲜为人知。这样的冒失行为惹恼了爱国者后，普林斯被施以“涂柏油、粘羽毛”的私刑，所以也难怪他会在1776年选择投奔豪将军，并随英军撤离。同样，另一位理发师布莱克·伦敦（Black London），在1776年曾告诉战后成立的保皇党索赔委员会的委员，他加入爱国者的民兵组织是受雇主胁迫，后来一有机会便开了小差，跑到亨利·克林顿爵士的手下当了四年兵，后又在两艘战舰上服过役。
无论这对国父们及其革命的正统历史来说有多尴尬，非洲裔美国人解放的起源都与他们在战时及战后同英国的关系密不可分。不独自由黑人的政治诞生于那场战争的炮火中，他们的基督教集会的独特形式也是如此。正是保皇党的非洲人在新斯科舍的谢尔本镇及附近创建了最早一批自由的浸礼宗和循道宗教会；也是在那里，第一批白人在黑人牧师的主持下改宗，在那些红色的河水中接受了魅力超凡的牧师大卫·乔治为他们施行的洗礼。第一批专门为自由黑人的子女开办的学校也是在保皇党大批移居到新斯科舍后开设的，而给孩子们上课的老师，比如普雷斯顿的凯瑟琳·阿伯内西（Catherine Abernathy）、伯奇镇的斯蒂芬·布拉克，同样是黑人。在一千多名“新斯科舍人”横跨大西洋，重返非洲（这次是以人的身份，而非财产）最终抵达塞拉利昂后，美国黑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只是太过短暂）体验了一定意义上的地方法治和自治。还有一个第一次，则是曾为黑奴的西蒙·普鲁弗（Simon Proof）当选警官后，对一名被判玩忽职守的白人水手执行了鞭刑。
但是，黑人保皇党的历史远远不只是一系列的“第一次”。这段历史也揭穿了一个谎言，证明了黑人并非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只是美国或英国战争策略中被动、轻信的棋子。无论是选择站在爱国者那边还是保皇党这边，无论识文断字与否，很多黑人都十分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虽然他们根本不可能预料到自己的决定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不幸和欺骗。通常情况下，他们的决定取决于这样一种判断：且不论早晚，一个自由的美国是否会被迫信守《独立宣言》中的原则，承认自由和平等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或者（尤其在南方），鉴于逃跑者遭到追捕，并被送到铅矿或者硝石厂做苦工的惨状，那些华丽动听的承诺是否可能被无限期地推迟兑现。毕竟，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为鼓励白人入伍而提供的激励措施，还包括在战争结束后可获得一名自由奴隶，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当然，有些爱国者还是值得赞许的，早在革命以前便意识到了自由的说辞同蓄奴的现实之间那种令人难堪的差异。英国政府对美国人的“奴役”是爱国者（尤其在波士顿）抨击1766年的印花税和1773年的茶叶税时最为冠冕堂皇的惯常用语。茶党时代的一份典型小册子曾怒斥道：“邪恶的（茶叶）箱中装着……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奴隶制的种子。”[20]波士顿煽动闹事的律师中最狂热的詹姆斯·奥提斯（James Otis）同其他人一样也严厉抨击了这类奴役计划的邪恶阴险；但在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的爱国者中，只有他一个把这种论证的逻辑延伸到了黑人身上，异乎寻常地坚持认为自由不能用种族来划分。“根据自然法则，殖民地居民生来自由，甚至所有人都是如此，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仅仅因为一个人是黑人，便奴役他’，这合理吗？”奥提斯在他那本充满煽动性的小册子《英属殖民地居民之权利的维护与证明》（The Rights of the British Colonists Asserted and Proved）中写道，“从一个塌鼻子、一张长脸或者短脸上，能得出什么支持蓄奴的逻辑推论吗？这种令人发指的生意违反了自然法则，可能直接贬损自由那不可估量的价值理念，关于它找不出任何可供支持的溢美之词……”[21]而且，他还警告说，“那些日日拿他人的自由做交易的人，很快也会对自己的自由漠不关心”。[22]但奥提斯的直白，反而让那些不太敢冒险的人更为相信，他是出了名的轻率鲁莽，甚至精神不稳定。比他年轻一点，但头脑更冷静（而且显然不是什么平均主义者）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后来评价道：“一想到他倡导的主义，我就不寒而栗，我平生一直对此类前提有可能造成的后果感到不寒而栗，现在依然如此。”
其他一些美国爱国者聪明绝顶，无法不注意到其中的矛盾之处，且又太过诚实，无法完全回避问题，于是便想通过直面有关伪善的指责来将之化解，他们总会将奴隶制度的原罪怪到英国人自己的头上，尤其是国王的皇家非洲公司——该公司在1662年获得了进行奴隶、贵重金属和木材贸易的特许权。这种“哼，是你先挑起来的”学校操场上的开脱之词，在杰斐逊的《独立宣言》中被转换成了气势汹汹的控诉，但早在他这份伪善的杰作以前，其他人便已经能炉火纯青地把自我辩护变成道貌岸然的义愤——愤怒于自己竟遭如此误解。而在这方面，无人能及本杰明·富兰克林，他曾向费城的贵格会教徒安东尼·贝内泽、伦敦的格兰维尔·夏普等蓄奴的友人透露说，他自己其实很不赞成这种邪恶的人口贩卖，巴不得它赶快终结。
1770年，也就是富兰克林代表其他想要独立的美国同胞在伦敦游说的最后一年，对格兰维尔·夏普抨击美国人的虚伪感到刺痛的他，在《公共广告报》（Public Advertiser）上发表了《一个英格兰人、一个苏格兰人和一个美国人有关奴隶制的对谈》（“A Conversation between an Englishman, a Scotchman and an American on the Subject of Slavery”）一文。“你们美国人啊，只要你们自以为的自由受到一丁点儿的侵犯，哪怕是假想出来的，也会大呼小叫，可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比你们更是自由的敌人，更是彻头彻尾的暴君。”富兰克林让他笔下的英国人如此说道，以引导受到侮辱的美国人去阅读夏普的文章。当然，这个控诉有些言过其实，目的是让文中的美国人回应，夏普觉得美国人都是一丘之貉，犯了侮辱美国人的严重错误，实际上，殖民地有很多人，或者说至少有和英国一样多的人，都真心痛恨邪恶的人口贩卖，正在致力于终结这种情况。然而，美国人伤心地抱怨说，“这个时候为了把我们搞臭，为了怂恿那些压迫我们的人，竟说我们没资格享有我们正在争取的那种自由，实在是对我们的恶意中伤”，这种受伤的口吻却不经意间暴露出，有关双重标准的指责往往正中目标。[25]而美国人接下来的反唇相讥，更是让这种辩解里明显流露出的不自在感有增无减，他指责道，英国人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奴役着他们自己的“贫穷阶层”，即便这些人“不是真正的奴隶，似乎也存在某种类似奴隶制度的情况，法律强迫他们为主人长时间地工作，工资却低得可怜，让他们根本没有自由去要求或者讨要更多的东西，要是他们拒绝接受这样的工作条件，便只能被困在劳动救济院里”。而当英国人提出奴隶法律，尤其是其中有关惩罚的规定有多么惨无人道时，美国人回道，在一些殖民地，比如弗吉尼亚，黑人远远多于白人，这样的法律也是事出无奈：“或许你会认为，黑人性情温和、易于管教……有些黑人确实是这样。但大部分黑人都诡计多端，内心黑暗、阴沉、恶毒，报复心重，残忍至极。”更奇怪的是，面对苏格兰人的批评，美国人竟然回答，苏格兰也有奴隶，这些人在煤矿里做着苦工，“连同煤矿一起被买卖，要说我们的黑人没有离开主人种植园的自由，那他们也没有多少离开煤矿的自由。要说是脸黑让人沦为奴隶，那你还可能有一些让可怜的煤矿工人身陷其境的借口；但是别忘了，在那黑乎乎的煤灰之下，他们的皮肤可是白色的”。
富兰克林竟然认为加倍的肤色歧视能为他的论点提供更多的支持，着实令人惊讶。但双重思想是标配，就连那些欣然承认奴隶制度有错的人也是如此，而其中最厚颜无耻的莫过于弗吉尼亚的帕特里克·亨利。1773年1月，亨利从弗吉尼亚的汉诺威写信给罗伯特·普莱曾茨（Robert Pleasante），在信中，他义愤填膺地抨击了奴隶制的残暴，更何况还是“在一个人权得到了精确定义和理解的时代，在一个最为推崇自由的国家里”持续存在着。但是，抒发完内心对这种邪恶竟在开明时代依然顽固存在的震惊之情后，亨利又以令人放松的坦率说道：“有谁会相信我自己也是奴隶主，购买了奴隶呢？”不过，对于他违背自己公开表明的原则，亨利却只能拿出一个蹩脚但也算坦率的借口：“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没有他们的话，生活里事事都不方便。我不会也无法为此做出辩护；无论我的行为有多么该受到责备，我还是要向美德致敬，承认其（自然）规则的卓越与正直，并为我没有能遵守它们而哀叹。”亨利祈祷有一天这些都会改变，但在这种伟大变革到来之前，他希望自己至少能“以慈悲为怀”，来对待他的奴隶。因此，也难怪陷入了自欺泥淖中的亨利，在信的末尾只能以无法令人信服的夸张辞藻对普莱曾茨说道：“我不知道该在哪儿停笔，在这个话题上我可以谈很多东西，给出一个会让未来看起来前景惨淡的严肃回顾；请原谅我的潦草笔迹，心怀敬意地请您相信我，云云……”[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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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斯特朗的身上很可能还有遭到莱尔殴打后留下的伤痕，但更沉重的打击是，身为律师的莱尔被法律打败了。不过，被兄弟姐妹亲切地称为“格里尼”的夏普，在法庭程序方面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稚嫩§，所以万一莱尔和克尔坚持要打官司的话，他不会幼稚到不找律师来协助。借助哥哥们的人脉，他聘请了伦敦市法官詹姆斯·爱尔爵士（Sir James Eyre）来给他出谋划策。格兰维尔之所以将乔纳森·斯特朗从莱尔的魔爪下英勇救出，是因为他本能地确信，无论是基督教的行为规范还是庄严的英国普通法，都不可能支持这种将一个人降格为个人财产的行为。所以，当詹姆斯爵士把前任大法官菲利普·约克（Philip Yorke）和副检察长查尔斯·塔尔博特（Charles Talbot）在1729年撰写的意见书给他时，夏普感到既惊讶又失望。这二人认为：无论从什么地方被带到英国，如果一个人在那个地方曾是奴隶，即便在接受浸礼之后，也仍然是奴隶身份。1749年，该意见经约克批准后，成了一条指导原则，那些想要夺回自己奴隶财产的奴隶主提出的诉讼请求，通常都会据此获得支持。虽然现在的大法官换了人，但据闻这类案件大部分都由王座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曼斯菲尔德伯爵大人审理，而他认同约克和塔尔博特的意见。夏普得到的忠告是，他认为普通法不支持在英格兰蓄奴的想法只是感情用事罢了。
不光是夏普的律师这么看，从1767年到1768年，他还征求过许多人的意见，可他们几乎都不认为他有可能在即将到来的偷窃诉讼中成功为自己辩护。虽然这些权威的意见很有分量，但夏普依然不相信。无论是上帝还是英国的古老传统（在他看来，二者几乎就是一回事），都不可能允许这种罪恶之事发生在这片上帝亲选的土地上。于是，他决心让自己成为英国奴隶法律史方面的专家：“就这样，被那些专业的辩护律师抛弃后，我在缺乏正规法律援助的情况下，不得不无望地尝试自我辩护，虽然在此之前，我这辈子都没翻开过一本法律方面的书籍（除了《圣经》）。”[8]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而英国以及大洋彼岸所有黑人的人生也将从此被永远地改变。
没有多少迹象表明，在托马斯·夏普（Thomas Sharp）副主教的十四名子女中，最终会是格兰维尔脱颖而出，以自由信徒的身份闻名于世。是，他确实从小就是个专心致志的孩子，曾坐在一棵苹果树下面读完了莎士比亚全集。但家里能在经济上提供多少帮助，直接取决于你排行老几。就算格兰维尔才华横溢（但他并不是），身为第十二个孩子的事实也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副主教提供经济支援的可能。因此，他在达勒姆文法学校学了些基础的东西，又跟着家庭教师学了一段时间后，在十五岁那年便去了伦敦，给一位经营亚麻布的贵格会教徒当学徒；这个贵格会教徒去世后，他接着又去给一个长老会教徒当学徒。再后来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全是同一个贸易行当的。这些教派像走马灯一样在年轻又无比好奇的格里尼面前闪过，给他上了一堂虽有压缩但却十分宝贵的比较神学课，并且还派上了很好的用场：他的一位学徒同伴是犹太人，发现夏普不懂希伯来语后，便大胆地取笑他竟然敢标榜自己懂《圣经》的训诂。受伤的格兰维尔随即开始自学这门古老的语言，而且学得相当好，不仅让他那位犹太辩友大吃一惊，还转败为胜，在十六岁那年发表了一篇（应该不是很长的）论文，驳斥了伊莱亚斯拉比（Rabbi Elias）针对希伯来语中的辅音Vav的起源及用法提出的观点。
夏普对《塔木德经》越来越熟悉，对麻纱和棉布则越来越没兴趣。1757年，他父亲过世后，他的哥哥们决定，是时候来看看已经二十二岁的格兰维尔有没有当一名批发兼制造商的资质了。然而，干了几个月，夏普既不开心也不称职，而他们也有了答案：格兰维尔注定无法像詹姆斯在五金行业那样，在纺织行业大展宏图。于是，伦敦塔内的军需局向他敞开了镶着饰钉的大门。当时的英国正同法国在三块大洲上打仗，每天上班的六个小时中，他要整理库存，还要就有关擦靴子和假发粉的问题给下级军官撰写和派送信件，这个时候他的思绪经常会游离到希西家的作为和哈巴谷的名言上。¶而到了晚上，他像往常一样去参加修女巷的家庭聚会。
修女巷的夏普府第就像一座小型学院，住在里面的那群音乐爱好者同时碰巧也是一群有涵养、有学识且小有名气的男男女女。因此，尽管格兰维尔在法律方面毫无经验，但在他该从哪儿开始研究的问题上，一定不会没人给他指点。而且，他本人也是一个天生的古文物研究者，不仅深受有关暗利和巴珊王的那些故事的影响，还同他所处的汉诺威王朝的许多同代人一样，也染上了当时正浪漫流行的盎格鲁——撒克逊好古癖。《统治吧，不列颠尼亚！》（“Rule, Britannia!”）原本是为假面剧《阿尔弗雷德》（Alfred）创作的歌曲，曾在威尔士亲王面前表演过；人们对阿尔弗雷德大帝的狂热崇拜也达到了其在18世纪的顶峰，认为他彰显了一切与帝国有关，但又充满自由的东西。格兰维尔·夏普坚信，古老的英国蒙受的福祉之一便是“十户联保制度”（Frankpledge），而且他至死都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构想出的最完美、最得民心、最负责任的管理制度。十户联保以十个家庭为基础单位，即所谓的“十户区”，然后十个十户区组成一个“百户区”。每个十户区选举一名十户长，十个十户长再选出一个百户长。夏普还认为，《圣经》中的希伯来人采用的管理制度就是十户联保（由摩西的岳父杰斯罗推荐），因而是直接受到了万能的神首肯——不用说，这样的想法当然不会削减该制度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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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众所周知，“诺曼征服”野蛮地破坏了十户联保制和盎格鲁——撒克逊式自由，在古老而自由的英国土地上推行起了异族的专制和奴役形式。但在夏普想来，英国精神并没有被完全掐灭；实际上，它一直继续存在于这个岛国对事实上的奴隶制度那种亘古不变的厌恶之中。隶农制（隶农就是承租土地的佃户）当然存在过，如果没有领主的许可，隶农都无法自由离开庄园甚至结婚。夏普发现，虽然这种制度早已灭亡了，可是至少根据他对法律历史的研究来看，就连隶农也从来都不是可以通过买卖来转让的财产。1547年，即爱德华六世（Edward VI）统治期间，一部遏制人们流浪的法律获得了通过，其中确实规定了累犯会被罚为奴；但这部法规实在有悖英国精神，两年之后便废除了。不过，在伊丽莎白治下（说到底，非洲奴隶贸易正是在此期间得到推动，并受到了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这类船长的大力实践），夏普还是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1569年，根据约翰·拉什沃斯（John Rushworth）的《历史集》（Historical Collections）所载，一位姓卡特赖特的船长把一名俄国农奴带回英国后，因无故“鞭打”这名奴隶而遭到立案调查，审理此案的法官告诉他：“英国的空气太洁净了，不适合奴隶呼吸。”这个判例完全契合了夏普自己对英国式自由的坚定看法：英国土地上的所有臣民，无论地位，都一样要服从国王之法，一样有权受国王保护。
更重要的是，尽管有约克和塔尔博特的意见（且夏普还发现，他们的意见并非是在法庭上的判决，而不过是这两位先生在林肯律师学院吃过晚饭后，抽着烟斗，喝着红酒，表达的非正式看法罢了），但法律史显然还有另一面，而这一面彰显了奴隶制与英国普通法的传统和实践格格不入。比如，1679年，即查理二世（Charles II）统治期间，一部“为了更好地确保臣民之自由”而颁布的法律白纸黑字地写着，只有在所有者能证明奴隶“不是男人，不是女人，也不是孩子”的情况下，将黑人视作财产才会受到法律的支持。但该法还说，将人斥为兽类是“不自然、不公正的”。遵循这一传统，1706年，首席大法官霍尔特裁定，“黑人只要踏上英国的土地，就自由了”，还有更近一些的1762年，大法官亨利在一起（尚利诉哈维）财产争夺案里援引了卡特赖特案件的判例，驳回了控方将黑人视为个人财产的要求。以及仿佛是为了解决争议似的，有关英国普通法的最权威著作，牛津大学的英国法瓦伊纳教授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在1765年出版的《英国法释义》（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中也明确指出，“自由之精神深嵌在我国宪法之中，植根于我国大地之中，任何奴隶或黑人，一踏上英国的土地，便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就其所有天赋权利而言，他们从那一刻起就成了自由人。”
因此，夏普很有理由认为，无论是布莱克斯通的书还是他本人，都可以借以用在这项已被他称为“伟大事业”的诉讼上，于是便写信求布莱克斯通支持。但让夏普难过的是，布莱克斯通非但一点儿不支持，还附和了约克和塔尔博特的意见。原来，格兰维尔买的那本《释义》是首版，完全没注意到在第二版和第三版中，所有可能被理解成会危害那些碰巧将奴隶带回英国的奴隶主权益的内容，都被布莱克斯通删掉了。1769年，布莱克斯通精心地以客气的口吻回了一封信，（就像在其著作的后续版本中那样）谨慎地坚称，他并不是在评判奴隶主蓄奴的权利是否合理甚至合法；他只是在讨论，如果主人在其他地方行使了该权利，那不能仅仅因为奴隶和主人都到了英国，就将之抛诸脑后。他说，非自由人要长期服从主人，在性质上无异于学徒要服从师傅，无论他们住在什么地方，都必须遵守。
他这么一改主意，更让夏普气馁了，因为布莱克斯通是第一代曼斯菲尔德伯爵威廉·默里的门生，而默里作为王座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代表着普通法的最高司法权。当初似乎在法律行业不会有所建树的布莱克斯通最终能获得牛津大学的瓦伊纳教授一职，曼斯菲尔德伯爵默里功不可没。出生在苏格兰珀斯郡（Perthshire）的默里，虽然在西敏公学和牛津大学基督学院这类十分英格兰的系统中接受了教育，但却是苏格兰式实用主义的鲜活化身。当时，一些仇视苏格兰的报刊不断攻击他，怀疑他在暗地里支持詹姆斯二世党，于是，他便决定检举该党的支持者（其中包括他自己家族的一些成员）。他的检举热情实在无可指摘，所以在担任国会议员期间，他先是被提拔为副检察长，随后又迅速升为总检察长。作为首相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同议会打交道时一位可信赖的委托人，“有着三寸不烂之舌的默里”思维敏捷，说话随和，还与蒲柏（Pope）、雷诺兹、约翰逊博士以及苏格兰同胞詹姆斯·鲍斯威尔是密友，用“审慎明智”这个词来形容他再恰当不过。18世纪60年代，由于乔治三世把自己的老师，也是他最喜欢的比特伯爵（Earl of Bute）**任命为首相，新一波对苏格兰的仇视又爆发了，但曼斯菲尔德伯爵凭借着政治上的务实、社交上的友善和司法上的智慧巧妙地躲过了一劫。在法庭上，他像往常一样装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总是打断律师们矫揉造作的争论，言简意赅地总结出争议的核心问题，表明自己的见解，然后一边埋头看报纸，一边继续主持诉讼。不过，他的怪异举止非但没有激怒他人，反倒引来了钦佩。关于他的成功，最好的体现便是，大多数人都毫无争议地认为，是一个苏格兰人作为王座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在捍卫着英国普通法。
既然三寸不烂之舌时时刻刻都被一个务实的头脑掌控着，那他又能有什么理由跟财大气粗的蔗糖业对着干，就因为有一个心怀好意、会同时吹奏两支长笛的怪人（其实不过是个职员）请求他，便裁定无数当仆人、侍从、门卫、乐师等的黑人，和英国其他的男男女女没有差别？而且，曼斯菲尔德伯爵本人不也在弗吉尼亚拥有地产吗？黑人在那里受到的待遇，总比被丢到非洲的荒郊野地自寻生路好一些吧？哎，感情用事造成的悲痛和灾难可是无法设想的啊。据曼斯菲尔德伯爵所知，仅在英国就至少有一万五千名黑奴，要是一下子把他们全解放了，那估计会造成七八十万英镑的经济损失。所以，曼斯菲尔德伯爵很可能是出于这些担忧，才劝说威廉·布莱克斯通在《释义》的后续版本中删除了那些有关蓄奴不符合普通法的段落。
但是，正如夏普一家人也应该知道的，曼斯菲尔德伯爵还有另一面。在他那座位于汉普斯特德荒野（Hampstead Heath）、由罗伯特·亚当（Robert Adam）设计的肯伍德府第里，有一位家庭成员叫黛朵·伊丽莎白·蓓尔·林赛（Dido Elizabeth Belle Lindsay），而曼斯菲尔德伯爵正是这位黑人姑娘如赐福一般的监护人。黛朵是曼斯菲尔德伯爵的外甥、海军上校约翰·林赛（Captain John Lindsay）的女儿，她母亲（现在去向不明）在七年战争期间作为打败西班牙的战利品被奖给了上校，这在当时算是一种惯例。而上校在外为海军大臣们打造帝国时，膝下无子的首席大法官和夫人便担起了照顾黛朵的任务，将她视为己出，并让她做了夫妇二人的侄女伊丽莎白·默里（Elizabeth Murrey）小姐的女伴（伊丽莎白的父亲是英国驻维也纳御前大使）。这两个姑娘，一个黝黑如咖啡，一个金黄如小麦，在肯伍德府的一幅幅庚斯博罗作品以及荷兰画家的小型绘画中间（默里不但有三寸不烂之舌，还有敏锐的好眼光）形影不离地成长着，一起照料奶牛，去草地里采摘风铃草，在汉弗莱·雷普顿（Humphry Repton，就是那个以《红皮书》††而闻名的景观建筑师）为大法官设计的人工湖旁野餐，还有戴着可爱的包头帽和围裙，给他那些好到能得奖的下蛋鸡撒食。让有钱人趋之若鹜的约翰·佐法尼（Johan Zoffany）——还能有谁？——受雇为黛朵和伊丽莎白画了一幅双人肖像‡‡：水灵灵的花骨朵穿着粉色波纹绸蓬裙，黑皮肤的小姐则包着头巾，穿着白缎裙，脖子上还有一条乳白色的珍珠项链。一条纱巾温柔地将她们连成一体，伊丽莎白的手搁在黛朵的腿上，扶着她的胳膊肘，而黛朵则面带微笑，调皮地用食指指着自己的下巴。来访的人，包括不苟言笑的马萨诸塞湾省总督托马斯·哈钦森，看到两个女孩挽着胳膊，无不大惊失色。
那么，这样一位贵人有可能裁定国王的黑人臣民不能算人，而是财产，因此永远不受国王的保护吗？这个问题让格兰维尔·夏普好奇得不得了，迫不及待想要试探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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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法律史显然还有另一面，而这一面彰显了奴隶制与英国普通法的传统和实践格格不入。比如，1679年，即查理二世（Charles II）统治期间，一部“为了更好地确保臣民之自由”而颁布的法律白纸黑字地写着，只有在所有者能证明奴隶“不是男人，不是女人，也不是孩子”的情况下，将黑人视作财产才会受到法律的支持。但该法还说，将人斥为兽类是“不自然、不公正的”。遵循这一传统，1706年，首席大法官霍尔特裁定，“黑人只要踏上英国的土地，就自由了”，还有更近一些的1762年，大法官亨利在一起（尚利诉哈维）财产争夺案里援引了卡特赖特案件的判例，驳回了控方将黑人视为个人财产的要求。以及仿佛是为了解决争议似的，有关英国普通法的最权威著作，牛津大学的英国法瓦伊纳教授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在1765年出版的《英国法释义》（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中也明确指出，“自由之精神深嵌在我国宪法之中，植根于我国大地之中，任何奴隶或黑人，一踏上英国的土地，便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就其所有天赋权利而言，他们从那一刻起就成了自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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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可爱的小河——人生易逝
夏日的镜子映照出
天真与爱的场景。
一样的歌声抚慰人心，
一样的小河慢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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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夏普出版了自己有关英国奴隶状况的详尽研究成果：《谈英国容许奴隶制甚或仅是认可个人可作为私有财产而造成的不公正与危险倾向》（“A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justice and Dangerous Tendency of Tolerating Slavery or Even Admitting the Least Claim of Private Property in the Persons of Men in England”）。在这本册子付梓前，夏普寄了二十份手稿给布莱克斯通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等位高权重之人供他们审阅，希望能将他们的批评意见纳入最终的印刷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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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看到《公共广告报》上刊登的另一则启事后，他给卡姆登大法官大人（Lord Chancellor Camden）寄了一份报纸。该启事说：“欲售一名黑人女孩，J. B. 的私人财产——年方十一，手脚麻利，女红尚可，英语极佳，性情温和，任劳任怨——有意者请到斯特兰德大街圣克莱门特教堂后面的天使客栈，找欧文先生咨询。”[5]鉴于“此类公开信息之频繁，定会容易摧毁种种本应为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增光添彩的仁慈与人道原则……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尊敬的法官大人也一定注意到了此类行为严重违反了自然法则，违反了人性与公正的原则，违反了英国既定的法律、传统和宪法，因为这才符合您一贯对这些事物秉承的那种严格且坚定的尊重，而这种尊重向来都是法官大人您的品质中最杰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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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维基百科】波士顿倾茶事件（英语：Boston Tea Party，原称The Destruction of the Tea in Boston），亦称波士顿茶会事件、波士顿茶党事件，是自由之子于1773年12月16日马萨诸塞湾省波士顿举行的一个美国政治和商业抗议[1]。抗议对象是1773年5月10日的《茶税法（英语：Tea Act）》，该法案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美国殖民地销售来自中国的茶叶，而无需缴纳除《汤森法案》规定的税款之外的其他税款。自由之子抵制《汤森法案》中的税款，认为税款侵犯了他们的权利。抗议者销毁了东印度公司运来的一整批茶叶，其中一些抗议者伪装成了美洲印第安人。
示威者登上船，将一箱又一箱的茶叶扔进波士顿港。英国政府厉声回应，事件升级为美国革命。倾茶事件成为美国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此后茶党运动等其他政治抗议活动皆自称为1773年波士顿抗议的历史继承者。
波士顿倾茶事件是整个英属美洲反对1773年英国议会通过的《茶税法》抵抗运动的高潮。殖民者反对《茶税法》，因为他们认为该法案侵犯了他们作为英国人“无代表不纳税”的权利，也就是说，只能由他们自己选出的代表而不是不代表他们的英国议会来征税。此外，相对于殖民地茶叶进口商，门路畅通的东印度公司已经获得了的竞争优势，他们愤恨东印度公司，担心自己的生意受到额外的侵犯。抗议者在其他三个殖民地成功地阻止了茶叶卸下船，但在波士顿，陷入困境的总督托马斯·哈钦森拒绝让茶叶运回英国。[2]
波士顿倾茶事件是美国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1774年，英国议会以《不可容忍法案》（又称《强制法案》）作为回应。《不可容忍法案》连同其他法案条文终止了马萨诸塞的地方自治并取缔了波士顿的商业活动（英语：Boston Port Act）。十三殖民地上下的殖民者反过来以更多的抗议行动回应了《不可容忍法案》，并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英语：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向英国君主请愿（英语：Petition to the King）废除这些法案，并协调殖民地抵制这些法案。后来危机升级，美国独立战争于1775年在波士顿附近爆发。
背景
波士顿倾茶事件源于1765年大英帝国面临的两个问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财政问题；以及在没有安排任何民选代表的前提下，议会对英属美洲殖民地的权力范围（如果有的话）的持续争议。诺斯内阁解决这些问题的尝试产生了最终导致革命的对决。[3]
1767年以前的茶叶贸易
17世纪，欧洲人养成了喝茶的嗜好，从中国进口茶叶的公司竞相成立。[4]在英格兰，议会于1698年授权东印度公司垄断茶叶进口。[5]当茶叶在英国殖民地流行时，议会于1721年通过了一项排除外国竞争的法案，要求殖民地只能从英国进口茶叶。[5][6]东印度公司并没有向殖民地出口茶叶；根据法律，该公司必须在英国的拍卖会上批发销售其茶叶。英国公司购买了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并出口到殖民地，在殖民地这些公司把茶叶转售给波士顿、纽约、费城和查尔斯顿的商人。[7]
1767年以前，东印度公司对其进口到英国的茶叶缴纳了约25%的从价税。[8][9][10]议会对在英国销售的茶叶征收额外的税。由于荷兰政府事实上不向进口到荷兰共和国的茶叶征税，并在高税额加持下，英国人和英属美洲殖民地人可凭借更低的价格购买走私的荷兰茶叶。[11]到1760年代，东印度公司每年因英国的走私者而损失40万英镑，英格兰成为最大的非法茶叶市场[12]，但荷兰茶也大量走私到英属美洲殖民地。[13]
1767年，为了协助东印度公司竞争过走私的荷兰茶叶，议会通过了《赔偿法案》，该法案降低了在英国消费的茶叶税，并返还东印度公司再出口到殖民地的茶叶25%的关税。[14][15]为了帮助抵消政府关税收入损失，议会还在1767年通过了《汤森税收法案》，该法案对英属殖民地征收了新税，包括对茶叶征税。[16]然而，汤森的关税并没有解决走私问题，反而重新引发了一场关于议会对殖民地征税的权利的争端。
汤森关税危机
参见：汤森法案
1760年代，议会为了增加收入首次寻求对殖民地直接征税，引发了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一场争论。一些在殖民地被称为辉格党的殖民者反对新的税收计划，并认为这违反了英国宪法。英国人和英属美洲殖民地人一致认为，根据宪法，未经他们选出的代表同意，英国国民不能被征税。在英国，这意味着税收只能由议会征税。然而，殖民者并没有选举出议会成员，因此美国辉格党人认为，殖民者不能被议会征税。按照辉格党人的说法，殖民者只能由他们自己的殖民地议会来征税。殖民地的抗议导致《印花税法》在1766年被废除，但在1766年的《声明法案》中，议会继续坚持它有权“在所有情况下”为殖民地立法。
当1767年的《汤森税收法》颁布新税时，辉格党殖民者再次以抗议和抵制作为回应。商人们组织了一个不进口协议。许多殖民者许诺不喝英国茶，其中新英格兰的活动者们推荐了替代产品，如本地的拉布拉多茶。走私活动迅速发展，特别是在纽约和费城，那里的茶叶走私活动范围一直比波士顿更广泛。然而，含关税的英国茶叶继续进口到波士顿，特别是理查德·克拉克和马萨诸塞州州长托马斯·哈钦森的儿子们，直到马萨诸塞辉格党人的压力迫使他们遵守不进口协议。[17]
议会最终对抗议作出了回应，于1770年废除了汤申德税，但茶叶税除外，首相诺斯勋爵保留了茶叶税以维护“对美国人征税的权利”。[18][19]这一部分税收的废除足以在1770年10月之前结束不进口活动。[20]从1771年到1773年，英国茶叶再次大量进口到殖民地，商人支付每磅茶叶3便士的汤森关税。[21][22]波士顿是最大的合法茶叶进口殖民地；走私者仍然主导着纽约和费城的市场。[23]
1773年茶税法
1767年的《赔偿法案》规定向东印度公司退还再出口到殖民地的茶叶关税，该法案于1772年到期。议会在1772年通过了一项新法案，减少了这一退税，实际上对进口到不列颠的茶叶保留了10%的关税。[25][26]该法案还恢复了1767年废除的英国境内茶叶税，并在殖民地保留了3便士的汤森关税。新的税负推高了英国茶叶的价格，销量直线下跌。然而，东印度公司继续向英国进口茶叶，积累了大量没有人会购买的存货。[27][28]受这些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到1772年底，英国最重要的商业机构之一东印度公司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29]1769年至1773年孟加拉的严重饥荒急剧减少了印度带给东印度公司的收入，使公司濒临破产，1773年《茶税法》的颁布即为了帮助东印度公司。
取消部分赋税是一种明确解决危机的方法。东印度公司最初寻求废除汤森关税，但诺斯内阁不愿意，因为这样的行动可能被诠释为议会在“有权向殖民地征税”这一立场上的退让。[30]更重要的是，汤森关税征收的税款用于支付一些殖民地总督和法官的工资。[31]这实际上正是汤森税的目的：以前这些官员的工资是由殖民地议会支付的，但现在英国议会支付官员的工资，就是为了让官员依赖英国政府，而不是让他们对殖民者负责。[9]
在欧洲廉价出售库存茶叶是另一个可能减少东印度公司仓库中不断增加的茶叶堆的解决方案。调查确定在此方案下，茶叶只会被偷运回英国，然后以低于征税产品的价格销售。[32][33]东印度公司过剩茶叶的最佳市场似乎是美洲殖民地。因为在美洲殖民地可以找到办法，使过剩茶叶比走私的荷兰茶叶更便宜。[34]
诺斯内阁的解决方案是《茶税法》，该法于1773年5月10日得到国王乔治三世的同意。[35]该法案恢复了东印度公司向英国进口茶叶的全部退税，并首次允许该公司自行向殖民地出口茶叶。这将排除在伦敦批发拍卖会上购买茶叶的中间商，使东印度公司降低成本。[36]该公司现在不再向中间商出售茶叶，而是委托殖民地商人以寄售的方式接收茶叶；承销人将转而出售茶叶以收取佣金。1773年7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纽约、费城、波士顿和查尔斯顿选定了茶叶承销人。[37]1773年的《茶税法》授权向美洲殖民地运送5000箱茶叶（250吨）。货物到岸时，进口商需缴纳1,750英镑的税款。该法案授予英国东印度公司专营权，销售比走私茶更便宜的茶叶；法案隐藏的目的是迫使殖民者为每磅茶缴纳3便士的税。[38]
因此，《茶税法》保留了对进口到殖民地的茶叶征收三便士的汤森关税。一些议会议员想取消这项税收，认为没有理由再挑起殖民地争端。例如，前财政大臣威廉·邓德斯韦（英语：William Dowdeswell (politician, born 1721)）警告诺斯勋爵，如果仍然保留汤森关税，美洲殖民地人将不会接受带关税的茶叶。[39][40]但诺斯不想放弃汤森税的收入，主要因为汤森税的税收用于支付殖民地官员的工资；保留对美洲殖民地人征税的权利是次要的问题。[40]根据历史学者本杰明·拉巴里（Benjamin Labaree）的说法，“顽固的诺斯勋爵不知不觉地在旧大英帝国的棺材上钉了一颗钉子。”[41]
即使汤森关税生效，《茶税法》也将允许东印度公司以比以前更便宜的价格出售茶叶，从而降低走私者的报价，但同时也损害了缴纳税款但没有退税的殖民地茶叶进口商的利益。1772年，合法进口的武夷茶是最常见的茶叶品种，每磅售价约为3先令。[42]在茶税法施行之后，殖民地收货人将能以每磅2先令的价格出售它，略低于走私者的2先令1便士的价格。[43][44]意识到缴纳汤森税具有政治敏感性，东印度公司希望通过安排在茶叶在殖民地上岸后在伦敦支付税款，或在茶叶售出后由收货人悄悄支付税款的方式来掩盖该税。这种向殖民者隐瞒税款的努力失败了。[44]
抵制茶税法编辑
1773年9月和10月，七艘载有东印度公司茶叶的船只发往殖民地：四艘开往波士顿，开往纽约、费城和查尔斯顿的各一艘。<[45]船上有两千多个箱子，里面装着近60万磅的茶叶。[46]美国人在船只行驶途中了解到《茶税法》的细节，反对声开始逐步出现。[47]有时自称为“自由之子”的辉格党，开始宣传说服或迫使收货人辞职，就像1765年邮票法危机中邮票经销商被迫辞职一样。[48]
以波士顿倾茶事件而告终的抗议运动并不是关于高税收的争议。1773年的《茶税法》实际上降低了合法进口茶叶的价格。相反，抗议者关心各种其他问题。熟悉的“无代表不征税”的论点，以及议会在殖民地的权力范围问题，仍然很显著。[49]塞缪尔·亚当斯认为英国的茶叶垄断“等于征税”，无论是否对茶叶征税，都会引发同样的代表权问题。[50]一些人认为税收计划的目的——使领导官员不受殖民影响——是对殖民者权利的危险侵犯。[51]在马萨诸塞尤其如此，这是唯一一个全面贯彻实施汤森计划的殖民地。[52]
殖民地商人（其中一些是走私者）在抗议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茶税法》让合法进口的茶叶更便宜，更便宜的茶叶危及荷兰茶叶走私者的生意。[53][54]没有被东印度公司指定为承销人的合法茶叶进口商也受到《茶税法》的影响，受到财务破产的威胁。[55]商人们的另一个主要担忧是，《茶税法》赋予东印度公司垄断茶叶贸易的权利，商人们担心这种政府创造的垄断未来可能会扩大到包括其他商品。[56]
在纽约、费城和查尔斯顿，抗议者成功迫使茶叶承销人辞职。在查尔斯顿，收货人已于12月初被强制辞职，海关官员控制了无人认领的茶叶。[57]费城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集会。本杰明·拉什（英语：Benjamin Rush）敦促同胞们反对茶叶卸货，因为货物中含有“奴隶制的种子”。[58][59]到12月初，费城的承销人已经辞职，这艘茶船在船长对峙后带着货物返回英国。[60]开往纽约城的茶船因天气恶劣而延误；当它到达时，承销人已经辞职，船带着茶返回英国。[61][62]
波士顿对峙
在除马萨诸塞以外的每个殖民地，抗议者都能够迫使茶叶承销人辞职或将茶叶退回英国。[63]然而，在波士顿，哈钦森总督决心坚守阵地。他说服茶叶承销人不要让步，其中两个承销人是他的儿子。
当运茶船达特茅斯号[注 1]于11月下旬抵达波士顿港时，辉格党领袖塞缪尔·亚当斯呼吁于1773年11月29日在法尼尔厅举办一次大会。数以千计的人来到这里，由于人数众多，会议被转移到更大的老南聚会所。[65][66]英国法律要求达特茅斯号在二十天内卸货并支付关税，否则海关官员可以没收货物（即把货物卸到美国本土）。[67]群众会议通过了一项由亚当斯提出的决议，并以早些时候在费城颁布的一套类似的决议（英语：Philadelphia Tea Party）为基础，敦促达特茅斯号的船长将船送回，不支付进口税。与此同时，会议指派二十五人看守船只，防止茶叶——包括伦敦的戴维森·纽曼公司的一些箱子——被卸下。[66]
哈钦森总督拒绝批准达特茅斯在不支付关税的情况下离开。又有两艘运茶船，埃莉诺号和海狸号，抵达波士顿港。12月16日是达特茅斯号离港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在约16000人[68]的波士顿人口中，约有5000[68]至7000[69]人聚集在老南聚会所周围。在收到哈钦森总督再次拒绝让船只离开的报告后，亚当斯宣布，“这次会议不论再做什么也不能拯救国家了”。根据一个流行的故事，亚当斯的声明是一个预先安排的“茶会”开始的信号。然而，这种说法直到事件发生后近一个世纪才出现在印刷品中，出现在亚当斯的曾孙撰写的传记中，此人显然曲解了证据。[70]根据目击者的描述，在亚当斯所谓的“信号”发出10或15分钟后，人们才离开会议，而且亚当斯事实上试图阻止人们离开，因为会议还没有结束。[71][70][72]
倾茶
当塞缪尔·亚当斯试图恢复会场秩序掌控会议节奏时，人们涌出老南聚会所，准备采取行动。具体到某些个案，有人穿上了精心准备的莫霍克族服装。[73]由于他们的抗议是非法的，伪装他们的个人面孔很有必要，不过打扮成莫霍克族战士的样子是一种特殊且象征性的选择。这表明自由之子认同美国，而不是他们作为英国臣民的正式身份。[74]
当天晚上，大概30至130人的一群人，登上了这三艘船，其中一些人伪装成莫霍克族战士。在三个小时内，将342箱茶叶全部倒入水中。[75][76]三艘船中两艘的船主是威廉·罗奇，一位出生于楠塔基特的殖民者和商人。[77]
另一艘准备前往波士顿的茶船威廉号于1773年12月在科德角搁浅，其茶叶被征税并卖给了私人。1774年3月，自由之子得到消息，这些茶叶存放在波士顿的一个仓库里，他们进入仓库并销毁了所有他们能找到的东西。威廉号卸下的一些茶叶已经卖给了戴维森·纽曼公司，并存放在公司商店里。3月7日，自由之子再次装扮成莫霍克人，闯入商店，将最后剩下的茶叶倒入港口。[78][79]
反应编辑
塞缪尔·亚当斯是否参与了波士顿倾茶事件的策划，这一点是有争议的，但他立即致力于倾茶事件的宣传和辩护。[80]他认为，茶党不是无法无天的暴民行为，而是一种有原则的抗议，是人民捍卫宪法权利的唯一选择。[81]
在英国，即使是那些被认为是殖民地的朋友的政治家也感到震惊，这一行为使英国所有政党联合起来反对殖民地。首相诺斯勋爵说：“无论后果如何，我们都必须冒点风险；若不冒风险，一切都完了”。[82]英国政府认为这一行动不能不受惩罚，并通过关闭波士顿港和制定其他被称为“不可容忍法令”的法律来回应。本杰明·富兰克林表示，应当向东印度公司赔付销毁的茶叶[83]，计九万英镑（按每磅两先令计算，共计9,000英镑，或今日的112万英镑[注 2]）。[84]纽约商人罗伯特·默里（Robert Murray）与其他三名商人一起拜访诺斯勋爵，提出赔偿损失，但遭到拒绝。[85]
这一事件在美国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1月，波士顿倾茶事件的消息传到了伦敦，议会以一系列在殖民地被统称为“不可容忍法令”的法案作为回应。这些法案旨在惩罚波士顿破坏私人财产的行为，恢复英国在马萨诸塞的权威，并以其他方式改革美国的殖民政府。尽管前三项法案，即《波士顿港口法案》、《马萨诸塞州政府法案》和《司法管理法例》只适用于马萨诸塞，但该殖民地以外的殖民者担心，政府现在也可以通过英国的立法指令而改变。不可容忍法案被认为是对宪法权利、自然权利和殖民地宪章的侵犯，并使整个美国的殖民者团结起来。[86]
遗产
在波士顿倾茶事件之后，约翰·亚当斯和许多其他的美国人认为喝茶是不爱国的。在革命期间和之后，喝茶的人数下降，导致人们转向选择咖啡作为首选的热饮。[88]
根据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杨的说法，“波士顿茶党”（英语：Boston Tea Party）一词直到1834年才出现在印刷品中。[89]在此之前，该事件通常被称为“倾茶”（英语：destruction of the tea）。根据杨的说法，美国作家多年来显然不愿意庆祝财产被毁，因此这一事件在美国革命史上通常被忽略。然而，这种情况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随着乔治·罗伯特·特威斯（英语：George Robert Twelves Hewes）的传记出版，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仍然活着的“茶会”参与者之一。[90]
波士顿倾茶事件经常在其他政治抗议活动中被提及。1908年，当圣雄甘地在南非领导大规模焚烧印度人登记卡时，一家英国报纸将这一事件与波士顿茶党相提并论。[91]1930年，当甘地在印度盐业抗议运动后会见印度总督时，甘地从他的披肩上取下一些免税盐，笑着说，这些盐是“为了让我们想起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92]
船与博物馆
波士顿倾茶事件博物馆位于波士顿的国会街大桥上。它的特色是场景重现、纪录以及一些互动展品。博物馆里复刻了当时涉事的两艘船——埃莉诺号和海狸号。此外，该博物馆还拥有最初事件中已知的两个茶叶箱中的一个，并成为了博物馆永久收藏的一部分。[93]
第二次波士顿倾茶事件 编辑
1774年3月，第二次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大约60名殖民地定居者将30箱茶倒入水中。[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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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哈格雷夫指出，无论一个人来到英国时是不是奴隶，如此公然违背他的意愿，迫使他离开这片自由的土地，把他送到别的地方，即便可以认为奴隶制事实上在英国存在，这么做也完全不符合法律的正确惯例和习惯。所以，首席大法官大人有没有可能只裁定这次流放不合法，而不必认为自己是在对整个奴隶制问题做判决？（难道在英国不是奴隶，在美国就是奴隶？）
1772年6月22日星期一上午11点，伦敦城内外的人似乎都来到了威斯敏斯特厅附近，人们有的坐着马车或轿子，有的骑马或步行，从西面整洁一新的广场和东边熙熙攘攘的大街来到这里，把咖啡屋、酒吧、法庭、商业机构、商店、展览厅挤得水泄不通。自1740年之后，这座古老建筑的内部便一直被一架精致的木屏风隔成了两半。一边是王座法院和大法官法庭的两个审判庭；另一边则是一块很大的公共空间，人们在石头铺就的地上或站或坐，或在墙边的商店闲逛，如果有判决下达时，还会驻足聆听。这一天，同曼斯菲尔德伯爵、阿什顿（Ashton）、威尔斯（Willes）、阿什赫斯特（Ashurst）法官打招呼的人里出现了许多黑人面孔。他们四人戴着长长的假发，穿过屏风，走进王座法院，小心翼翼地踩着低矮的台阶——正是在这里，查理一世的法官们曾经威吓过那位被罢免的国王——坐到了他们的高背座椅上。大法官曼斯菲尔德伯爵素有“三寸不烂之舌”的美誉，此刻他的舌头却仿佛打了结，他的表情异常冷峻，往日的随和性格似乎也被历史的厚望压制住了。更不同往常的是，整个大厅似乎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法庭，不再是他的法庭，而是变成了几个世纪前那种真正的curia regis——王国和王国的法庭。在这个凉爽的夏日，整个英国都在睁大眼睛看着，而且这一次，首席大法官似乎在为自己众所周知的渊博学识感到闷闷不乐。
不过，在昏暗、沉默的法庭上，他开始继续审理案件。起初，他那抑扬顿挫的珀斯郡口音透过木屏风，传到外面灰暗的空间里，被人们在大厅外围那些卖笔和假发的小摊边闲逛的喧嚣声淹没了。但是，大家逐渐意识到法庭准备宣判后，开始安静下来。曼斯菲尔德伯爵继续道，并不是有些人或者说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我们在这里要裁判的，不是什么重要的一般性问题，而是是否有足够的理由支持“回应”——指诺尔斯船长在回应人身保护令时，提出他和斯图尔特先生才是非法行为的受害者，而不是那个黑人。如果有理由，那么，黑人必须被拘留；如果没有，则不拘留；问题就这么简单。不安的情绪如涟漪一般传遍了整个大厅。首席大法官大人讲了讲这个案子后，又花时间介绍了一下类似的逃跑和拘禁案件，而且在听过法庭上所有反对观点之后，仍然令人难以置信地声称，约克和塔尔博特都指出，无论是奴隶来到英国，还是他或她受了洗礼的事实，都无法抹去奴隶主的权利。可眼看结论就要出来时，他话锋一转，继续道，然而（公众都听到了这个转折），尽管奴隶制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过各种各样的形态，但是“主人对奴隶行使权力，必须受到具体国家的法律支持；可在英国，没有哪个外国人可以对另一个人提出这样的权利要求；这样的要求不受英国法律认可……所要求的权力从未在本国行使过，也不被法律承认……鉴于从来没有哪个奴隶主可以以某个奴隶擅离职守或别的原因强行带走他，并将其在外国卖掉，我们无法宣称‘回应’中给出的理由受本王国法律的许可或赞同；因此”——首席法官故意没做停顿——“被告必须被释放。”[16]
（注释：曼斯菲尔德伯爵到底在这份总结中说了些什么，一直以来都无定论。根据历史文献中的版本，曼斯菲尔德伯爵主张，由于没有哪条惯例或古老习俗承认人可以成为他人财产，所以奴隶主对奴隶的权利要获得认可，那么议会就必须明确制定确确实实的法律来批准。这个版本可见于Capel Loft与1776年出版的Reports。但正如Jerome Nadelhaft首先指出的那样(op. cit., pp. 193–208), The Gentleman's Magazine大约在1772年的判决前刊登过一篇报道（也在1785年得到了曼斯菲尔德伯爵本人的证实），则给出了更为有限的版本：法官只讨论了奴隶主是否有权强迫奴隶离开英国。本书采用的版本来自夏普文件中由其抄写员誊抄的庭审笔记，且似乎证实了曼斯菲尔德伯爵的判决实际上较为保守的观点。否则在同一份总结中，曼斯菲尔德伯爵前面还坚定支持约克和塔尔伯特的说法，后面却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态度大转弯，就说不通了。 ）
18：就像普雷斯顿的大部分人那样，英国·自由也是黑人，出生在某个较为温暖的地方。可现在，他成了一介贫民，困在蓝云杉林和大海之间那个飞沙走石的角落里。不过，英国·自由要比大部分人都幸运。因为他的名下有四十英亩地，以及一英亩半被哈利法克斯的律师助理欣然称作“城镇地皮”的土地。[2]那里看起来不像是个镇子，只是一片空地中间立着几间简陋的小屋，几只鸡趾高气昂地转来转去，偶尔还有一两只浑身是泥的阉猪。有些人设法搞来了几头牛，把地上光秃秃的灰石头清理干净，种上了一片片的豆子、玉米和卷心菜，然后同建筑木材一起拉到哈利法克斯的市场上去卖。但就算那些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人——以普雷斯顿的标准来衡量——也经常得跑到野外打两只环羽松鸡，或者去村子南边的咸水湖上碰运气。[3]
（注释：1、英国·自由是1791年向约翰·克拉克森海军上尉联名请愿的普雷斯顿居民之一；当时，克拉克森正在组织船队，准备把黑人保皇党送到塞拉利昂，但目的不是让他们与邻里分开，而是想让他们一起去新殖民地生活。见克拉克森日志的手稿副本，vol. I, “Mission to America” (JCAM), NYHS Library。
3、对于普雷斯顿的情况，见克拉克森1791年10月11日的日志记录：“由于土地贫瘠，他们的处境非常恶劣，除了靠地吃饭，他们别无其他维生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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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于莱克星敦和康科德战斗后，美军为了解除英军可以由加拿大直下纽约、控制哈德逊河流域的威胁，于是远征加拿大。1775年11月12日理查德·蒙哥马利率领军队占领蒙特利尔。1775年12月，从蒙特利尔出征的蒙哥马利与逆流而上的贝内迪克特·阿诺德的兵分两路联合进攻魁北克城失利；蒙哥马利本人战死。冬季过去的1776年初，英国沿圣劳伦斯河派出增援军，赶走围攻魁北克城的大陆军。最终，战败的大陆军退出加拿大。由于大陆军出击加拿大，英国被迫将半数军队留驻加拿大，战斗力被削弱。在波士顿，英军被围困达11个月之久，并于1776年3月被迫撤出。6月，大陆军在南方击退英军对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的进攻，粉碎英军在南方建立基地的企图。
邦克山战役后，大陆会议呼吁乔治三世和平解决殖民地问题，但是英国政府仍坚持以军事镇压殖民地。1776年初，潘恩出版《常识》一书谴责英国政府的高压政策，并支持北美十三州独立，大力鼓舞十三州人民，于是大陆会议在1776年7月2日宣布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7月4日通过《独立宣言》。
独立战争第一阶段（1775年-1777年）
从1775年4月至1777年10月，在这一阶段北部地区为主要战场，英军采取主动攻势。1775年6月17日，英军与波士顿民兵在碉堡山战役进行首次战斗。1776年8月，威廉·豪接替盖奇任英军统帅。他以3.2万兵力进攻纽约。英军首先在长岛登陆，经过激战，美方死伤1500人，英方伤亡不到400人，大陆军被迫撤出纽约。
在这对期间，美军开始以攻击孤立的敌军支队的战术来摆脱所处的被动境地。1776年12月25日夜晚，华盛顿率领美军横渡特拉华河，突袭特伦顿的黑森佣兵的兵营，并在1777年1月3日击溃在普林斯顿的3团英军。
英军在控制重要城市和海岸线后，力图速战速决。1777年7月英军兵分三路，攻往奥尔巴尼，以切断殖民地的对外联系。但巴利·圣莱杰部在莫华克河谷遭民兵突袭，被迫退回加拿大休整。约翰·伯戈因迅速拿下提康德罗加要塞，使起义军失掉北方的主要阵地。7月23日，威廉·豪率领约1500名士兵进入纽约。
伯戈因统率的北路英军约7200余人沿尚普兰湖北上，到达哈得孙河上游。他派往佛蒙特的一支1000人的黑森佣兵分遣队，在8月16日被佛蒙特州的绿山兄弟会诱入本宁顿战场全歼。之后，威廉·豪从纽约切萨皮克湾撤出，并在布兰迪万河战役中击败华盛顿部队，9月26日英军占领费城。
伯戈因行动迟缓，从蒙特利尔南下时，也遇到新英格兰民兵的强烈抵抗，并在9月19日弗里曼农庄及10月7日贝米斯高地的两次战斗中惨败，结果被迫退往萨拉托加。霍雷肖·盖茨和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的军队立即以3倍兵力包围该地的英军，伯戈因无法再战，被逼于10月17日率领5700名英军投降，从波士顿被遣返回国。萨拉托加战役是在美国独立战争前期罕有的胜利，但没有立即扭转大陆军在战场的劣势。1777年12月华盛顿率军退守费城附近的福吉谷休整军队。
独立战争第二阶段（1778年-1781年）
1778年2月，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正式承认美国，并与其互订军事同盟。英国为了阻止他们同盟，于是废除强制法令和茶税法，并派遣和平使者前往费城。但美国已经批准与法国的条约。1778年6月，法国对英国宣战，1779年6月同样视英国为宿敌的西班牙也与法国缔结联盟，以法国同盟者的身份出资金援助反英战争并对英宣战，尽管如此，国王卡洛斯三世并未承认美国。1780年12月荷兰的省督威廉五世因正和英国进行英荷战争，所以亦加入美国阵营，支持法对英宣战。英国在国际社会被众列强孤立。英国与北美大陆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英军担心法国舰队封锁特拉华河，于是撤出费城，集中兵力退守纽约城。1778年，亨利·克林顿接替豪任英军统帅，主战场移向南部地区，兵力集中于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13]。英军占领佐治亚州首府萨凡纳，1779年佐治亚其他地方也被英军占领。但在1779年9月却反被美法联军包围。1780年春天，英军进围查尔斯顿，该年5月英军成功逼降被围的南方美军，约3000名美军被俘，是独立战争中美国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克林顿以为南方胜局已定，就率军返回纽约，派查尔斯·康瓦利斯固守查尔斯顿。随后美国盖茨将军的军队与康瓦利斯在南卡罗莱纳的坎登遭遇，美军损失1000名士兵。
然而1781年1月南方美军却成功引诱英军至南卡罗来纳州的考彭斯，并将其围歼。该年3月美军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吉尔福德大败英军。该年4月康瓦利斯统率英军向北撤至维珍尼亚。而美军则由格林接替盖茨统率，挥师南下，一举收复除萨凡纳和吉尔斯顿之外的全部南方国土。战至此时，英军已渐露败迹。
独立战争第三阶段（1781年-1783年）
1781年4月大陆军开始战略反攻，纳撒尼尔·格林率领大陆军南下转战南卡罗来纳，迫使英军退守海岸线。康瓦利斯于4月25日北上维吉尼亚，追击拉法叶侯爵率领的一支大陆军。但拉法叶摆脱英军的追击。
1781年8月，康瓦利斯奉克林顿将军命令统率7000名英军死守维吉尼亚的约克镇。法美联军由华盛顿统率，南下维吉尼亚，而增援的法国舰队也在法国海军司令德格拉斯伯爵率领下由西印度群岛调来，进入切萨皮克湾，进抵约克镇城外的海面，并且击退增援的英国舰队，掌握制海权。9月28日，华盛顿部大陆军和罗尚博伯爵部法军在维吉尼亚与拉法叶侯爵部大陆军会合，法美联军共1.7万人完成对约克镇的合围。康瓦利斯无路可退，只得于10月17日与美法联军进行投降谈判。10月19日，驻守约克镇的英军共8000人正式投降。此后，英国放弃对美国革命的压制，双方只有数次海上和陆上的零星战斗，其余战事已大致停止。
结局
约克镇围城战役之后，英国议会被迫赞成议和，1782年11月30日，英美两国签署《巴黎和约》的草案，1783年9月3日，美国成为美洲首个独立国家。共包括13个州，边界北至五大湖，西到密西西比河，南至北纬31度。
影响 编辑
战争结束后美国便脱离大英帝国和英国皇室的统治，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这种追求独立自由的精神至今仍影响着美国的社会，但由于美国境内生活着大量的保皇派，在美国独立后大量的保皇派进入了美国以北的英属北美地区，而保皇派的进入直接导致了当地原本以法语人口为主的人口分布被彻底改变，形成了后来的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且由于英裔和法裔的文化差异，导致上下加拿大之间的分歧一直存在，后来发展成为魁北克独立。
而对于英国来说，它失去了人口最多、资产最丰富的北美十三州殖民地，间接地导致了大英帝国的中期衰落，英国直到转往亚洲与非洲后才重新迈向高峰，而后由于美国对加拿大的野心，英美之间多次爆发战争，尽管英军有多次战役击败美军，但英军整体而言并未占上风。同样由于大英帝国统治时期对殖民地的掠夺政策，导致美国人对大英帝国很反感，这种反感一直持续到1940年代末大英帝国开始瓦解，而美国在大英帝国瓦解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其帮助许多英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独立，而英美矛盾解开后也变成最坚定的军事联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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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尽管荒凉、艰苦，但普雷斯顿不是佐治亚的种植园。其他普雷斯顿人——德西莫斯·墨菲（Decimus Murphy）、凯撒·史密斯（Caesar Smith）——获得自由后，显然还保留了自己的奴隶名。但英国·自由出生或者被买来时肯定叫别的名字。在1783年，共有三万名保皇党（黑人白人都有）分八十一批坐船从纽约去了新斯科舍，而他可能就在某一次航行中，把原来的名字像脚镣一样甩掉了，因为在《黑人名册》（Book of Negroes）中——里面记录着所有男女自由人的名字，他们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没有人叫英国·自由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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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英国·自由可能更进一步，给自己取了一个同时还可以表达爱国自豪感的假名。但无论他走的是哪条路线，无论他此刻在承受什么样的磨难，英国·自由给自己选的名字，都宣扬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信念：将非洲人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的，更有可能是君主立宪制的英国，而非美国这个新生的共和制国家。尽管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曾把美国的奴隶制归咎于“基督教国王”乔治三世，但英国·自由这样的黑人对国王却不是那么看的。恰恰相反，国王是敌人的敌人，所以是他们的朋友、解放者和捍卫者。
视英国国王为恩人的传统由来已久。比如1730年在新泽西的拉里顿县（Raritan County），一场奴隶起义的计划被发现后，一名黑人告发者对一个叫雷诺兹（Reynolds）医生的人说，起义原因是“一群恶棍”违抗“乔治国王让纽约总督解放他们的积极命令”。[4]三十多年之后，那些被公然排除在美国自由的庇佑之外的黑人曾嘲讽“他们在这个国家所谓的那种自由”（塔沃斯·贝尔［Towers Bell］语）。在战争结束时，贝尔以“真正的英国人”署名写信给英国军队的领导，说他从英国被强掳到巴尔的摩（Baltimore）“卖为奴隶，在这个造反的国家遭受了四年最可怕的野蛮行为”。现在战争结束了，他别无所求，只想回到“亲爱的故乡英国”。
成千上万的非洲裔美国人，尽管很清楚英国人在奴隶制的问题上远非圣人，但依然坚持非理性地相信英国式自由。到英国法庭在1800年明确裁定奴隶制不合法之前，新斯科舍一直有奴隶和自由黑人，英属加勒比地区更是有成千上万。但即便如此，1829年，早期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之一、非洲裔美国人大卫·沃克尔（David Walker）还是在波士顿发表了他的《告世界有色公民书》（“Appeal to the Colored Citizens of the World”），宣称“英国人”是“有色人种在地球上最好的朋友。虽然他们曾经多少压迫过我们，而且现在在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上建立了殖民地，严重压迫着我们——但撇开这些不说，他们（英国人）为改善我们的状况所付出的努力，是地球上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的一百倍”。相比之下，那些美国白人故作虔诚信教之态，伪善地呼喊着空洞的自由口号，所以被他冠以最卑鄙的虚伪恶名。[6]
而英国国会废除奴隶制的法令在1834年正式生效，以及英国皇家海军一直在非洲西海岸追剿贩奴船只，更有利于这种英国人待非洲人很仁慈的慷慨评价。1845—1847年间，黑人演说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到英国进行巡回演讲，批判美国奴隶制度的邪恶时，便附和了沃克尔的恭维，将“英国人”视作解放者。后来的1852年，他又在独立纪念日的演讲中自问道：“7月4日国庆日对奴隶有何意义？”然后自答曰：“你们崇高无比的独立，仅仅揭示了我们之间无法估量的距离……你们可以欢庆，但我必须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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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在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期间，英国的政策和英国人就更倾向于支持蓄奴的南方邦联，而非北方的联邦政府，原因则主要是为了遏制共和国气势汹汹的扩张。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在革命战争期间，确实有成千上万被美国南方奴役的非洲人将英国视为他们的拯救者，甚至甘愿冒生命危险奔赴皇家军队的前线。因此，要还这个惊人史实一个公道，就必须从全新而复杂的角度，来讲述英美两国在革命期间和之后的冲突历史。
诚然，有很多黑人听说或读到爱国者的战争是一场解放战争后，虽然心中有所怀疑，但还是愿意相信他们。因此，如果说那边有一个英国·自由，那么这边就会有一个迪克·自由（Dick Freedom）——和一个杰弗里·解放（Jeffery Liberty）——在康涅狄格（Connecticut）的兵团为美国打仗。[8]黑人曾在康科德（Concord）、邦克山（Bunker Hill）、罗德岛（Rhode Island）以及最后的约克镇为美国的革命事业奋战捐躯（在约克镇战役中，他们还被安排到了最前线，但这到底是赞扬他们的勇气，还是把他们当成了无足轻重的牺牲品，我们不得而知）。在新泽西发生的蒙茅斯战役中，交战双方的黑人军队相互残杀。但其实，直到英国开始在1775年和1776年声势浩大地征募黑奴之前，各殖民地（包括北方那些殖民地）的议会，以及它们组成的大陆会议，都不愿意让黑人参军。比如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便很有代表性，禁止疯子、傻子和黑人参加该州的民兵组织。1775年秋天，那些已经在爱国者民兵组织服役的黑人被勒令退伍。在剑桥（Cambridge）的营地，乔治·华盛顿虽然听到了其他军官和平民代表的强烈反对，但却不愿意放走那些黑人志愿兵，于是他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大陆会议来决定。不出所料，在大会上，爱德华·拉特利奇（Edward Rutledge）等南方代表对于武装黑人奴隶的强烈恐惧，盖过了对黑人服役的冷淡感谢。就连武装的自由黑人也是个麻烦。我们敢相信他们不会把造反的种子播撒到那些黑人奴隶中间吗？1776年2月，会议指示华盛顿，现有的自由黑人可以留下，但不要再征募新人了。当然，该会议创建的大陆军则完全禁止黑人奴隶参加。[9]
相反，1775年11月7日，弗吉尼亚最后一任英国总督、邓莫尔伯爵约翰·默里却在皇家海军“威廉号”上发表宣言，斩钉截铁地承诺，所有逃离叛军种植园的奴隶到达英国前线，并在军中担任一定职务后，都可以彻底获得自由。这个承诺更多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人道主义动机，有一个能活着看到诺言兑现的英国·自由，就有更多的人会遭到无耻的背叛。不过，这种机会主义策略也带来了一些好处。邓莫尔伯爵的承诺得到了英国政府的认可和豪将军（General Howe）、克林顿将军的重申（他们扩大了有权获得自由之人的定义，将黑人女性和儿童也包括进来），传遍了奴隶世界，很快，成千上万的黑人便行动起来。在黑人奴隶的眼中，美国独立战争的意义完全被颠覆了。从1775年春天到1776年夏末，那场被吹嘘成解放的战争，在佐治亚、南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的很多地方，成了一场为延续奴役制度而打的战争。这之中的逻辑歪曲到了有悖常理的程度，但人们又对之习以为常，连乔治·华盛顿都将承诺解放奴隶和契约劳工的邓莫尔伯爵说成是“人权的头号叛徒”，而那些致力于维持这种奴役状态的人却是为自由而战的豪杰。
对于黑人而言，“英国人要来了”这条消息给了他们一个希望、庆祝和行动的理由。比如，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的一位路德派牧师亨利·梅尔基奥尔·米伦伯格（Henry Melchior Muhlenberg）就很清楚这一点，他曾写道，黑人“心中暗自希望英国军队会打胜仗，因为那样的话，所有黑奴都将获得自由。据说，这种情绪普遍存在于美国的所有黑奴中”。[10]偶尔，真话也会从爱国者的诡辩护甲中戳出来。比如1775年12月，隆德·华盛顿（Lund Washington）在给远房堂兄乔治写信时就曾说，黑人和契约劳工正在飞速逃离华盛顿家的庄园，“要是他们觉得自己有机会逃跑，就没有一个会不愿意离开我们……自由的滋味太甜了”。
各位国父对于自家奴隶的失踪情况直言不讳，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中有很多人都遭受了严重的个人损失。比如，托马斯·杰斐逊虽然曾试图在《独立宣言》中加入一段抨击奴隶制的内容（被大陆会议删去了），但在1781年春季的几个星期中，他也损失了三十名家奴，当时康沃利斯侯爵的部队离杰斐逊的庄园蒙蒂塞洛（Monticello）不远。杰斐逊认为，至少有三万奴隶逃离了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企图前往英军前线——这一数字与本杰明·夸尔斯（Benjamin Quarles）、加里·纳什（Gary Nash）、西尔维亚·弗雷（Sylvia Frey）、艾伦·吉布森·威尔逊（Ellen Gibson Wilson）、詹姆斯·沃克尔（James Walker）等大部分近代历史学家的判断相符。[12]南方其他地区的情况如出一辙。早在1858年时，历史学家大卫·拉姆齐（David Ramsay）就估算，南卡罗来纳三分之二的奴隶都逃跑了；而且其中有很多向英方投诚，虽然肯定不是全部。总的算下来，独立战争期间逃离种植园的奴隶约有八万到十万人。[13]爱国领袖们越是义正词严地谴责万恶的汉诺威（Hanover）暴君对北美的奴役，他们自己的奴隶便越是用脚投票。比如，拉尔夫·亨利（Ralph Henry）就把主人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那装腔作势的宣言“不自由，毋宁死”牢牢记在了心上，只不过与其作者的原本意图有所差别：一有机会，他便逃往了英军前线。[14]（讽刺的是，这句话后来被19世纪的黑人废奴主义者和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m X］等20世纪的黑人解放者当作里了他们的战斗口号！）其他签署过那份断言“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文件†且损失了奴隶的人，还包括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本杰明·哈里森五世（Benjamin Harrison，第九任总统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的父亲），后者损失了二十名奴隶，其中包括安娜·奇斯（Anna Cheese）和庞培·奇斯（Pompey Cheese）夫妇，这两人一路逃到纽约、新斯科舍和塞拉利昂，以及来自南卡罗来纳的签署人阿瑟·米德尔顿（Arthur Middleton）损失了五十名奴隶。后来成为州长的约翰·拉特利奇（John Rutledge）的奴隶庞培（Pompey Rutledge）和弗洛拉（Flora Rutledge）投靠了英国人，《独立宣言》最年轻的签署者、激烈反对黑人参军的爱德华·拉特利奇也损失了奴隶。来自南卡罗来纳、绰号为“沼泽狐狸”的弗朗西斯·马里恩将军（General Francis Marion）——他的种植园黑奴曾在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的电影幻想《爱国者》（The Patriot）中被刻画成了热切地追随主人、为争取自由而战的人——也至少有一名奴隶投靠了英军：这个叫亚伯拉罕·马利安（Abraham Marrian）的人很可能加入了1782年夏天被动员起来的一支小型黑人骑兵连，在南卡罗来纳的瓦德布种植园攻打过马里恩（这样更能说得通），而非同他并肩作战。[15]此外，不得不提的还有，1776年初，当乔治·华盛顿驻扎在剑桥公地绞尽脑汁地掂量征募黑人入伍的利弊时，他自己的奴隶、出生在西非的亨利·华盛顿也逃到了英军的大后方。和其他黑人保皇党一起在新斯科舍的伯奇镇流亡的亨利·华盛顿会动人地说自己是一个“农民”，但为他的四十英亩土地和自由提供保护的其实是英国国旗。
这段大规模逃跑的历史固然令人震惊，曾被加里·纳什贴切地描述为独立战争中的“肮脏小秘密”，但它又是那种最佳意义上的震惊，迫使人们对那场战争进行了一场姗姗来迟的诚恳反思，那就是美国独立战争从根本上而言其实还牵涉了第三方。[17]而且这个由非洲裔美国人组成的第三方占到了殖民地二百五十万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具体到弗吉尼亚的话，更是占到了百分之四十。当然，在对待卷入那场斗争中的黑人时，无论是英方还是美方，表现都不怎么好。但到最后，英国·自由以及和他一样的很多人意识到（即便当时他们已经是自由黑人了），皇家的路似乎能为他们提供更可靠的解放机会，共和国的路不行。黑人的孤注一掷与英国的父爱主义纠葛在一起后呈现出的这段历史，虽然结果往往充满了惨痛的悲剧色彩，但仍然是非洲裔美国人争取自由的历史中一个影响深远的时刻。比如，它催生了被认可为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政治领袖的托马斯·彼得斯中士。
彼得斯曾是尼日利亚埃贝族（Egbe）的王子，被法国的奴隶贩子俘虏后卖到了路易斯安那（Louisiana），曾因屡次试图逃跑而遭受鞭笞和烙刑，接着，被卖给北卡罗来纳威尔明顿（Wilmington）的一位种植园主后，他最终逃到了英国人那边。在乔治·马丁上校（Captain George Martin）的主持下，彼得斯宣誓加入先锋连，在战斗中两次负伤，被提拔为中士。后来，他先是定居在新斯科舍的北岸，接着又去了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并代表他的黑人同胞前往伦敦，向国王请愿。彼得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人民领袖：顽强、英勇，虽然大字不识，但有一连串白人曾被他的傲慢态度触怒，间接证明他显然能说会道。他明显没有被作为非洲裔美国英雄而为人敬仰（不过倒是有几个令人尊敬的例外情况），他的名字在美国高中历史课本中更是完全未被提及，这样的丑闻只能有一个解释：彼得斯不巧是为错误的一方而战的。无独有偶，波士顿那些选择加入英国而非美国革命事业的黑人得到的也是这种待遇。1770年，英军枪杀暴乱者，制造了波士顿大屠杀，遇害者之一的克里斯珀斯·阿塔克斯（Crispus Attucks）被奉为阵亡英雄。但为英军作证的黑人理发师牛顿·普林斯（Newton Prince）的故事却毫不意外地鲜为人知。这样的冒失行为惹恼了爱国者后，普林斯被施以“涂柏油、粘羽毛”的私刑，所以也难怪他会在1776年选择投奔豪将军，并随英军撤离。同样，另一位理发师布莱克·伦敦（Black London），在1776年曾告诉战后成立的保皇党索赔委员会的委员，他加入爱国者的民兵组织是受雇主胁迫，后来一有机会便开了小差，跑到亨利·克林顿爵士的手下当了四年兵，后又在两艘战舰上服过役。
无论这对国父们及其革命的正统历史来说有多尴尬，非洲裔美国人解放的起源都与他们在战时及战后同英国的关系密不可分。不独自由黑人的政治诞生于那场战争的炮火中，他们的基督教集会的独特形式也是如此。正是保皇党的非洲人在新斯科舍的谢尔本镇及附近创建了最早一批自由的浸礼宗和循道宗教会；也是在那里，第一批白人在黑人牧师的主持下改宗，在那些红色的河水中接受了魅力超凡的牧师大卫·乔治为他们施行的洗礼。第一批专门为自由黑人的子女开办的学校也是在保皇党大批移居到新斯科舍后开设的，而给孩子们上课的老师，比如普雷斯顿的凯瑟琳·阿伯内西（Catherine Abernathy）、伯奇镇的斯蒂芬·布拉克，同样是黑人。在一千多名“新斯科舍人”横跨大西洋，重返非洲（这次是以人的身份，而非财产）最终抵达塞拉利昂后，美国黑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只是太过短暂）体验了一定意义上的地方法治和自治。还有一个第一次，则是曾为黑奴的西蒙·普鲁弗（Simon Proof）当选警官后，对一名被判玩忽职守的白人水手执行了鞭刑。
但是，黑人保皇党的历史远远不只是一系列的“第一次”。这段历史也揭穿了一个谎言，证明了黑人并非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只是美国或英国战争策略中被动、轻信的棋子。无论是选择站在爱国者那边还是保皇党这边，无论识文断字与否，很多黑人都十分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虽然他们根本不可能预料到自己的决定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不幸和欺骗。通常情况下，他们的决定取决于这样一种判断：且不论早晚，一个自由的美国是否会被迫信守《独立宣言》中的原则，承认自由和平等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或者（尤其在南方），鉴于逃跑者遭到追捕，并被送到铅矿或者硝石厂做苦工的惨状，那些华丽动听的承诺是否可能被无限期地推迟兑现。毕竟，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为鼓励白人入伍而提供的激励措施，还包括在战争结束后可获得一名自由奴隶，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当然，有些爱国者还是值得赞许的，早在革命以前便意识到了自由的说辞同蓄奴的现实之间那种令人难堪的差异。英国政府对美国人的“奴役”是爱国者（尤其在波士顿）抨击1766年的印花税和1773年的茶叶税时最为冠冕堂皇的惯常用语。茶党时代的一份典型小册子曾怒斥道：“邪恶的（茶叶）箱中装着……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奴隶制的种子。”[20]波士顿煽动闹事的律师中最狂热的詹姆斯·奥提斯（James Otis）同其他人一样也严厉抨击了这类奴役计划的邪恶阴险；但在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的爱国者中，只有他一个把这种论证的逻辑延伸到了黑人身上，异乎寻常地坚持认为自由不能用种族来划分。“根据自然法则，殖民地居民生来自由，甚至所有人都是如此，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仅仅因为一个人是黑人，便奴役他’，这合理吗？”奥提斯在他那本充满煽动性的小册子《英属殖民地居民之权利的维护与证明》（The Rights of the British Colonists Asserted and Proved）中写道，“从一个塌鼻子、一张长脸或者短脸上，能得出什么支持蓄奴的逻辑推论吗？这种令人发指的生意违反了自然法则，可能直接贬损自由那不可估量的价值理念，关于它找不出任何可供支持的溢美之词……”而且，他还警告说，“那些日日拿他人的自由做交易的人，很快也会对自己的自由漠不关心”。但奥提斯的直白，反而让那些不太敢冒险的人更为相信，他是出了名的轻率鲁莽，甚至精神不稳定。比他年轻一点，但头脑更冷静（而且显然不是什么平均主义者）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后来评价道：“一想到他倡导的主义，我就不寒而栗，我平生一直对此类前提有可能造成的后果感到不寒而栗，现在依然如此。”
其他一些美国爱国者聪明绝顶，无法不注意到其中的矛盾之处，且又太过诚实，无法完全回避问题，于是便想通过直面有关伪善的指责来将之化解，他们总会将奴隶制度的原罪怪到英国人自己的头上，尤其是国王的皇家非洲公司——该公司在1662年获得了进行奴隶、贵重金属和木材贸易的特许权。这种“哼，是你先挑起来的”学校操场上的开脱之词，在杰斐逊的《独立宣言》中被转换成了气势汹汹的控诉，但早在他这份伪善的杰作以前，其他人便已经能炉火纯青地把自我辩护变成道貌岸然的义愤——愤怒于自己竟遭如此误解。而在这方面，无人能及本杰明·富兰克林，他曾向费城的贵格会教徒安东尼·贝内泽、伦敦的格兰维尔·夏普等蓄奴的友人透露说，他自己其实很不赞成这种邪恶的人口贩卖，巴不得它赶快终结。
1770年，也就是富兰克林代表其他想要独立的美国同胞在伦敦游说的最后一年，对格兰维尔·夏普抨击美国人的虚伪感到刺痛的他，在《公共广告报》（Public Advertiser）上发表了《一个英格兰人、一个苏格兰人和一个美国人有关奴隶制的对谈》（“A Conversation between an Englishman, a Scotchman and an American on the Subject of Slavery”）一文。“你们美国人啊，只要你们自以为的自由受到一丁点儿的侵犯，哪怕是假想出来的，也会大呼小叫，可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比你们更是自由的敌人，更是彻头彻尾的暴君。”富兰克林让他笔下的英国人如此说道，以引导受到侮辱的美国人去阅读夏普的文章。当然，这个控诉有些言过其实，目的是让文中的美国人回应，夏普觉得美国人都是一丘之貉，犯了侮辱美国人的严重错误，实际上，殖民地有很多人，或者说至少有和英国一样多的人，都真心痛恨邪恶的人口贩卖，正在致力于终结这种情况。然而，美国人伤心地抱怨说，“这个时候为了把我们搞臭，为了怂恿那些压迫我们的人，竟说我们没资格享有我们正在争取的那种自由，实在是对我们的恶意中伤”，这种受伤的口吻却不经意间暴露出，有关双重标准的指责往往正中目标。[25]而美国人接下来的反唇相讥，更是让这种辩解里明显流露出的不自在感有增无减，他指责道，英国人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奴役着他们自己的“贫穷阶层”，即便这些人“不是真正的奴隶，似乎也存在某种类似奴隶制度的情况，法律强迫他们为主人长时间地工作，工资却低得可怜，让他们根本没有自由去要求或者讨要更多的东西，要是他们拒绝接受这样的工作条件，便只能被困在劳动救济院里”。而当英国人提出奴隶法律，尤其是其中有关惩罚的规定有多么惨无人道时，美国人回道，在一些殖民地，比如弗吉尼亚，黑人远远多于白人，这样的法律也是事出无奈：“或许你会认为，黑人性情温和、易于管教……有些黑人确实是这样。但大部分黑人都诡计多端，内心黑暗、阴沉、恶毒，报复心重，残忍至极。”更奇怪的是，面对苏格兰人的批评，美国人竟然回答，苏格兰也有奴隶，这些人在煤矿里做着苦工，“连同煤矿一起被买卖，要说我们的黑人没有离开主人种植园的自由，那他们也没有多少离开煤矿的自由。要说是脸黑让人沦为奴隶，那你还可能有一些让可怜的煤矿工人身陷其境的借口；但是别忘了，在那黑乎乎的煤灰之下，他们的皮肤可是白色的”。
富兰克林竟然认为加倍的肤色歧视能为他的论点提供更多的支持，着实令人惊讶。但双重思想是标配，就连那些欣然承认奴隶制度有错的人也是如此，而其中最厚颜无耻的莫过于弗吉尼亚的帕特里克·亨利。1773年1月，亨利从弗吉尼亚的汉诺威写信给罗伯特·普莱曾茨（Robert Pleasante）‡，在信中，他义愤填膺地抨击了奴隶制的残暴，更何况还是“在一个人权得到了精确定义和理解的时代，在一个最为推崇自由的国家里”持续存在着。但是，抒发完内心对这种邪恶竟在开明时代依然顽固存在的震惊之情后，亨利又以令人放松的坦率说道：“有谁会相信我自己也是奴隶主，购买了奴隶呢？”不过，对于他违背自己公开表明的原则，亨利却只能拿出一个蹩脚但也算坦率的借口：“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没有他们的话，生活里事事都不方便。我不会也无法为此做出辩护；无论我的行为有多么该受到责备，我还是要向美德致敬，承认其（自然）规则的卓越与正直，并为我没有能遵守它们而哀叹。”亨利祈祷有一天这些都会改变，但在这种伟大变革到来之前，他希望自己至少能“以慈悲为怀”，来对待他的奴隶。因此，也难怪陷入了自欺泥淖中的亨利，在信的末尾只能以无法令人信服的夸张辞藻对普莱曾茨说道：“我不知道该在哪儿停笔，在这个话题上我可以谈很多东西，给出一个会让未来看起来前景惨淡的严肃回顾；请原谅我的潦草笔迹，心怀敬意地请您相信我，云云……”
可以想见良心甚严的约翰和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夫妇在这个大矛盾的罪恶问题上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像帕特里克·亨利那样轻松、淡然。1773年和1774年间，有关一场黑人暴动被消灭在萌芽状态的传闻甚嚣尘上，阿比盖尔在向丈夫报告其中一则时，虽不想火上浇油，但仍向丈夫坦陈，她“发自内心地”希望“（马萨诸塞湾）省§里没有一个奴隶”，因为“我总觉得，这是一个极其不公的制度……我们自己正在奋力争取的东西，正是我们日日从别人身上剥夺、掳掠的东西，可这些人同我们一样，完全有权利享受自由”。
阿比盖尔·亚当斯觉得，爱国者一边宣扬着人人生而自由，一边却不愿意给予黑人自由的权利，如此的两面三刀可能会被北美黑人拿来大做文章。她的担心绝非空穴来风：1773年和1774年，马萨诸塞湾的最后两任总督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和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上将至少收到过五封由黑人撰写的“毕恭毕敬”的请愿书；而报纸上登载的一系列文章，虽然急切和愤怒程度各有差异，但也全都呼吁，对于非洲人被当成财产对待的问题，不能再坐视不管了。1774年8月，《埃塞克斯日报和梅里马克邮船报》（Essex Journal and Merrimac Packet）刊登了一篇激情澎湃的文章，一个名叫凯撒·萨特（Caesar Sarter）、“曾背负了二十多年屈辱的奴役枷锁”的自由人在文中控诉道，奴隶制度是“人世间最深重、后果最可怕的灾难”，而“与之相对的自由，则是你能在世间被赐予的最伟大的善”。你虽被迫与“那些围绕在你身边”的亲爱的朋友分开，却不能掉一滴泪，而是“必须被那个名叫九尾鞭的决定性论据不断说服，被迫恢复你那惨无人道的主人所谓的理智”。“那么，”凯撒·萨特对他的爱国者读者说道，“你愿意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吗？如果你能把手放在胸口，庄严地申明你愿意，那请吧，祝你成功！说到底，你们对非洲人的待遇，完全符合上述惯例。”
这些请愿书通常饱含痛苦。比如，1773年1月写给哈钦森总督的一封请愿书，署名为“菲利克斯”（Felix，可能是反讽）¶——代表“很多生活在波士顿”以及马萨诸塞其他城镇的奴隶，控诉这种“让人无法忍受的境遇”：我们“没有财产！没有老婆！没有子女！我们没有城市！没有国家……甚至连生活都没有，活得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同年4月，由桑博·弗里曼（Sambo Freeman）、彼得·贝斯提斯（Peter Bestes）、切斯特·茹瓦（Chester Joie）、菲利克斯·霍尔布鲁克（Felix Holbrook）这四名奴隶共同签署的第二份请愿书，则期望“那些在同胞企图奴役自己时站起来英勇反抗的人们做出伟大的决定”：众议院应该允许他们每周至少有偿工作一天，好让他们能攒些钱，寄给远在非洲祖国的家人。两个月后，又一封请愿书出现了，代表“所有……在一个自由国度的腹地被迫沦为奴隶的人们”，坚持要求“同其他人一样拥有天赋的自由权，让他们凭借自身的勤奋，可以不受干扰地享受这样的属性”。一年之后，一份类似的文件也宣布：“我们是生而自由的人，从未丧失过这种天然的权利。”
英国是否有资格称得上在所有民族和帝国中拥有最开明的种族观念？实话实说，这个问题有待商榷。比如在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期间，英国的政策和英国人就更倾向于支持蓄奴的南方邦联，而非北方的联邦政府，原因则主要是为了遏制共和国气势汹汹的扩张。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在革命战争期间，确实有成千上万被美国南方奴役的非洲人将英国视为他们的拯救者，甚至甘愿冒生命危险奔赴皇家军队的前线。因此，要还这个惊人史实一个公道，就必须从全新而复杂的角度，来讲述英美两国在革命期间和之后的冲突历史。
诚然，有很多黑人听说或读到爱国者的战争是一场解放战争后，虽然心中有所怀疑，但还是愿意相信他们。因此，如果说那边有一个英国·自由，那么这边就会有一个迪克·自由（Dick Freedom）——和一个杰弗里·解放（Jeffery Liberty）——在康涅狄格（Connecticut）的兵团为美国打仗。[8]黑人曾在康科德（Concord）、邦克山（Bunker Hill）、罗德岛（Rhode Island）以及最后的约克镇为美国的革命事业奋战捐躯（在约克镇战役中，他们还被安排到了最前线，但这到底是赞扬他们的勇气，还是把他们当成了无足轻重的牺牲品，我们不得而知）。在新泽西发生的蒙茅斯战役中，交战双方的黑人军队相互残杀。但其实，直到英国开始在1775年和1776年声势浩大地征募黑奴之前，各殖民地（包括北方那些殖民地）的议会，以及它们组成的大陆会议，都不愿意让黑人参军。比如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便很有代表性，禁止疯子、傻子和黑人参加该州的民兵组织。1775年秋天，那些已经在爱国者民兵组织服役的黑人被勒令退伍。在剑桥（Cambridge）的营地，乔治·华盛顿虽然听到了其他军官和平民代表的强烈反对，但却不愿意放走那些黑人志愿兵，于是他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大陆会议来决定。不出所料，在大会上，爱德华·拉特利奇（Edward Rutledge）等南方代表对于武装黑人奴隶的强烈恐惧，盖过了对黑人服役的冷淡感谢。就连武装的自由黑人也是个麻烦。我们敢相信他们不会把造反的种子播撒到那些黑人奴隶中间吗？1776年2月，会议指示华盛顿，现有的自由黑人可以留下，但不要再征募新人了。当然，该会议创建的大陆军则完全禁止黑人奴隶参加。
相反，1775年11月7日，弗吉尼亚最后一任英国总督、邓莫尔伯爵约翰·默里却在皇家海军“威廉号”上发表宣言，斩钉截铁地承诺，所有逃离叛军种植园的奴隶到达英国前线，并在军中担任一定职务后，都可以彻底获得自由。这个承诺更多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人道主义动机，有一个能活着看到诺言兑现的英国·自由，就有更多的人会遭到无耻的背叛。不过，这种机会主义策略也带来了一些好处。邓莫尔伯爵的承诺得到了英国政府的认可和豪将军（General Howe）、克林顿将军的重申（他们扩大了有权获得自由之人的定义，将黑人女性和儿童也包括进来），传遍了奴隶世界，很快，成千上万的黑人便行动起来。在黑人奴隶的眼中，美国独立战争的意义完全被颠覆了。从1775年春天到1776年夏末，那场被吹嘘成解放的战争，在佐治亚、南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的很多地方，成了一场为延续奴役制度而打的战争。这之中的逻辑歪曲到了有悖常理的程度，但人们又对之习以为常，连乔治·华盛顿都将承诺解放奴隶和契约劳工的邓莫尔伯爵说成是“人权的头号叛徒”，而那些致力于维持这种奴役状态的人却是为自由而战的豪杰。
对于黑人而言，“英国人要来了”这条消息给了他们一个希望、庆祝和行动的理由。比如，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的一位路德派牧师亨利·梅尔基奥尔·米伦伯格（Henry Melchior Muhlenberg）就很清楚这一点，他曾写道，黑人“心中暗自希望英国军队会打胜仗，因为那样的话，所有黑奴都将获得自由。据说，这种情绪普遍存在于美国的所有黑奴中”。[10]偶尔，真话也会从爱国者的诡辩护甲中戳出来。
比如1775年12月，隆德·华盛顿（Lund Washington）在给远房堂兄乔治写信时就曾说，黑人和契约劳工正在飞速逃离华盛顿家的庄园，“要是他们觉得自己有机会逃跑，就没有一个会不愿意离开我们……自由的滋味太甜了”。
各位国父对于自家奴隶的失踪情况直言不讳，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中有很多人都遭受了严重的个人损失。比如，托马斯·杰斐逊虽然曾试图在《独立宣言》中加入一段抨击奴隶制的内容（被大陆会议删去了），但在1781年春季的几个星期中，他也损失了三十名家奴，当时康沃利斯侯爵的部队离杰斐逊的庄园蒙蒂塞洛（Monticello）不远。杰斐逊认为，至少有三万奴隶逃离了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企图前往英军前线——这一数字与本杰明·夸尔斯（Benjamin Quarles）、加里·纳什（Gary Nash）、西尔维亚·弗雷（Sylvia Frey）、艾伦·吉布森·威尔逊（Ellen Gibson Wilson）、詹姆斯·沃克尔（James Walker）等大部分近代历史学家的判断相符。南方其他地区的情况如出一辙。早在1858年时，历史学家大卫·拉姆齐（David Ramsay）就估算，南卡罗来纳三分之二的奴隶都逃跑了；而且其中有很多向英方投诚，虽然肯定不是全部。总的算下来，独立战争期间逃离种植园的奴隶约有八万到十万人。[13]爱国领袖们越是义正词严地谴责万恶的汉诺威（Hanover）暴君对北美的奴役，他们自己的奴隶便越是用脚投票。比如，拉尔夫·亨利（Ralph Henry）就把主人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那装腔作势的宣言“不自由，毋宁死”牢牢记在了心上，只不过与其作者的原本意图有所差别：一有机会，他便逃往了英军前线。（讽刺的是，这句话后来被19世纪的黑人废奴主义者和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m X］等20世纪的黑人解放者当作里了他们的战斗口号！）其他签署过那份断言“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文件†且损失了奴隶的人，还包括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本杰明·哈里森五世（Benjamin Harrison，第九任总统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的父亲），后者损失了二十名奴隶，其中包括安娜·奇斯（Anna Cheese）和庞培·奇斯（Pompey Cheese）夫妇，这两人一路逃到纽约、新斯科舍和塞拉利昂，以及来自南卡罗来纳的签署人阿瑟·米德尔顿（Arthur Middleton）损失了五十名奴隶。后来成为州长的约翰·拉特利奇（John Rutledge）的奴隶庞培（Pompey Rutledge）和弗洛拉（Flora Rutledge）投靠了英国人，《独立宣言》最年轻的签署者、激烈反对黑人参军的爱德华·拉特利奇也损失了奴隶。来自南卡罗来纳、绰号为“沼泽狐狸”的弗朗西的传闻甚嚣尘上，阿比盖尔在向丈夫报告其中一则时，虽不想火上浇油，但仍向丈夫坦陈，她“发自内心地”希望“（马萨诸塞湾）省§里没有一个奴隶”，因为“我总觉得，这是一个极其不公的制度……我们自己正在奋力争取的东西，正是我们日日从别人身上剥夺、掳掠的东西，可这些人同我们一样，完全有权利享受自由”。
阿比盖尔·亚当斯觉得，爱国者一边宣扬着人人生而自由，一边却不愿意给予黑人自由的权利，如此的两面三刀可能会被北美黑人拿来大做文章。她的担心绝非空穴来风：1773年和1774年，马萨诸塞湾的最后两任总督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和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上将至少收到过五封由黑人撰写的“毕恭毕敬”的请愿书；而报纸上登载的一系列文章，虽然急切和愤怒程度各有差异，但也全都呼吁，对于非洲人被当成财产对待的问题，不能再坐视不管了。1774年8月，《埃塞克斯日报和梅里马克邮船报》（Essex Journal and Merrimac Packet）刊登了一篇激情澎湃的文章，一个名叫凯撒·萨特（Caesar Sarter）、“曾背负了二十多年屈辱的奴役枷锁”的自由人在文中控诉道，奴隶制度是“人世间最深重、后果最可怕的灾难”，而“与之相对的自由，则是你能在世间被赐予的最伟大的善”。你虽被迫与“那些围绕在你身边”的亲爱的朋友分开，却不能掉一滴泪，而是“必须被那个名叫九尾鞭的决定性论据不断说服，被迫恢复你那惨无人道的主人所谓的理智”。“那么，”凯撒·萨特对他的爱国者读者说道，“你愿意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吗？如果你能把手放在胸口，庄严地申明你愿意，那请吧，祝你成功！说到底，你们对非洲人的待遇，完全符合上述惯例。”
这些请愿书通常饱含痛苦。比如，1773年1月写给哈钦森总督的一封请愿书，署名为“菲利克斯”（Felix，可能是反讽）¶——代表“很多生活在波士顿”以及马萨诸塞其他城镇的奴隶，控诉这种“让人无法忍受的境遇”：我们“没有财产！没有老婆！没有子女！我们没有城市！没有国家……甚至连生活都没有，活得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同年4月，由桑博·弗里曼（Sambo Freeman）、彼得·贝斯提斯（Peter Bestes）、切斯特·茹瓦（Chester Joie）、菲利克斯·霍尔布鲁克（Felix Holbrook）这四名奴隶共同签署的第二份请愿书，则期望“那些在同胞企图奴役自己时站起来英勇反抗的人们做出伟大的决定”：众议院应该允许他们每周至少有偿工作一天，好让他们能攒些钱，寄给远在非洲祖国的家人。两个月后，又一封请愿书出现了，代表“所有……在一个自由国度的腹地被迫沦为奴隶的人们”，坚持要求“同其他人一样拥有天赋的自由权，让他们凭借自身的勤奋，可以不受干扰地享受这样的属性”。一年之后，一份类似的文件也宣布：“我们是生而自由的人，从未丧失过这种天然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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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托马斯·杰斐逊虽然曾试图在《独立宣言》中加入一段抨击奴隶制的内容（被大陆会议删去了），但在1781年春季的几个星期中，他也损失了三十名家奴，当时康沃利斯侯爵的部队离杰斐逊的庄园蒙蒂塞洛（Monticello）不远。杰斐逊认为，至少有三万奴隶逃离了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企图前往英军前线——这一数字与本杰明·夸尔斯（Benjamin Quarles）、加里·纳什（Gary Nash）、西尔维亚·弗雷（Sylvia Frey）、艾伦·吉布森·威尔逊（Ellen Gibson Wilson）、詹姆斯·沃克尔（James Walker）等大部分近代历史学家的判断相符。[12]南方其他地区的情况如出一辙。早在1858年时，历史学家大卫·拉姆齐（David Ramsay）就估算，南卡罗来纳三分之二的奴隶都逃跑了；而且其中有很多向英方投诚，虽然肯定不是全部。
总的算下来，独立战争期间逃离种植园的奴隶约有八万到十万人。爱国领袖们越是义正词严地谴责万恶的汉诺威（Hanover）暴君对北美的奴役，他们自己的奴隶便越是用脚投票。比如，拉尔夫·亨利（Ralph Henry）就把主人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那装腔作势的宣言“不自由，毋宁死”牢牢记在了心上，只不过与其作者的原本意图有所差别：一有机会，他便逃往了英军前线。[14]（讽刺的是，这句话后来被19世纪的黑人废奴主义者和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m X］等20世纪的黑人解放者当作里了他们的战斗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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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黑人的孤注一掷与英国的父爱主义纠葛在一起后呈现出的这段历史，虽然结果往往充满了惨痛的悲剧色彩，但仍然是非洲裔美国人争取自由的历史中一个影响深远的时刻。比如，它催生了被认可为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政治领袖的托马斯·彼得斯中士。[18]
彼得斯曾是尼日利亚埃贝族（Egbe）的王子，被法国的奴隶贩子俘虏后卖到了路易斯安那（Louisiana），曾因屡次试图逃跑而遭受鞭笞和烙刑，接着，被卖给北卡罗来纳威尔明顿（Wilmington）的一位种植园主后，他最终逃到了英国人那边。在乔治·马丁上校（Captain George Martin）的主持下，彼得斯宣誓加入先锋连，在战斗中两次负伤，被提拔为中士。后来，他先是定居在新斯科舍的北岸，接着又去了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并代表他的黑人同胞前往伦敦，向国王请愿。彼得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人民领袖：顽强、英勇，虽然大字不识，但有一连串白人曾被他的傲慢态度触怒，间接证明他显然能说会道。他明显没有被作为非洲裔美国英雄而为人敬仰（不过倒是有几个令人尊敬的例外情况），他的名字在美国高中历史课本中更是完全未被提及，这样的丑闻只能有一个解释：彼得斯不巧是为错误的一方而战的。无独有偶，波士顿那些选择加入英国而非美国革命事业的黑人得到的也是这种待遇。1770年，英军枪杀暴乱者，制造了波士顿大屠杀，遇害者之一的克里斯珀斯·阿塔克斯（Crispus Attucks）被奉为阵亡英雄。但为英军作证的黑人理发师牛顿·普林斯（Newton Prince）的故事却毫不意外地鲜为人知。这样的冒失行为惹恼了爱国者后，普林斯被施以“涂柏油、粘羽毛”的私刑，所以也难怪他会在1776年选择投奔豪将军，并随英军撤离。同样，另一位理发师布莱克·伦敦（Black London），在1776年曾告诉战后成立的保皇党索赔委员会的委员，他加入爱国者的民兵组织是受雇主胁迫，后来一有机会便开了小差，跑到亨利·克林顿爵士的手下当了四年兵，后又在两艘战舰上服过役。
无论这对国父们及其革命的正统历史来说有多尴尬，非洲裔美国人解放的起源都与他们在战时及战后同英国的关系密不可分。不独自由黑人的政治诞生于那场战争的炮火中，他们的基督教集会的独特形式也是如此。正是保皇党的非洲人在新斯科舍的谢尔本镇及附近创建了最早一批自由的浸礼宗和循道宗教会；也是在那里，第一批白人在黑人牧师的主持下改宗，在那些红色的河水中接受了魅力超凡的牧师大卫·乔治为他们施行的洗礼。第一批专门为自由黑人的子女开办的学校也是在保皇党大批移居到新斯科舍后开设的，而给孩子们上课的老师，比如普雷斯顿的凯瑟琳·阿伯内西（Catherine Abernathy）、伯奇镇的斯蒂芬·布拉克，同样是黑人。在一千多名“新斯科舍人”横跨大西洋，重返非洲（这次是以人的身份，而非财产）最终抵达塞拉利昂后，美国黑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只是太过短暂）体验了一定意义上的地方法治和自治。还有一个第一次，则是曾为黑奴的西蒙·普鲁弗（Simon Proof）当选警官后，对一名被判玩忽职守的白人水手执行了鞭刑。
但是，黑人保皇党的历史远远不只是一系列的“第一次”。这段历史也揭穿了一个谎言，证明了黑人并非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只是美国或英国战争策略中被动、轻信的棋子。无论是选择站在爱国者那边还是保皇党这边，无论识文断字与否，很多黑人都十分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虽然他们根本不可能预料到自己的决定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不幸和欺骗。通常情况下，他们的决定取决于这样一种判断：且不论早晚，一个自由的美国是否会被迫信守《独立宣言》中的原则，承认自由和平等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或者（尤其在南方），鉴于逃跑者遭到追捕，并被送到铅矿或者硝石厂做苦工的惨状，那些华丽动听的承诺是否可能被无限期地推迟兑现。毕竟，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为鼓励白人入伍而提供的激励措施，还包括在战争结束后可获得一名自由奴隶，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当然，有些爱国者还是值得赞许的，早在革命以前便意识到了自由的说辞同蓄奴的现实之间那种令人难堪的差异。英国政府对美国人的“奴役”是爱国者（尤其在波士顿）抨击1766年的印花税和1773年的茶叶税时最为冠冕堂皇的惯常用语。茶党时代的一份典型小册子曾怒斥道：“邪恶的（茶叶）箱中装着……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奴隶制的种子。”[20]波士顿煽动闹事的律师中最狂热的詹姆斯·奥提斯（James Otis）同其他人一样也严厉抨击了这类奴役计划的邪恶阴险；但在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的爱国者中，只有他一个把这种论证的逻辑延伸到了黑人身上，异乎寻常地坚持认为自由不能用种族来划分。“根据自然法则，殖民地居民生来自由，甚至所有人都是如此，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仅仅因为一个人是黑人，便奴役他’，这合理吗？”奥提斯在他那本充满煽动性的小册子《英属殖民地居民之权利的维护与证明》（The Rights of the British Colonists Asserted and Proved）中写道，“从一个塌鼻子、一张长脸或者短脸上，能得出什么支持蓄奴的逻辑推论吗？这种令人发指的生意违反了自然法则，可能直接贬损自由那不可估量的价值理念，关于它找不出任何可供支持的溢美之词……”[21]而且，他还警告说，“那些日日拿他人的自由做交易的人，很快也会对自己的自由漠不关心”。[22]但奥提斯的直白，反而让那些不太敢冒险的人更为相信，他是出了名的轻率鲁莽，甚至精神不稳定。比他年轻一点，但头脑更冷静（而且显然不是什么平均主义者）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后来评价道：“一想到他倡导的主义，我就不寒而栗，我平生一直对此类前提有可能造成的后果感到不寒而栗，现在依然如此。”
其他一些美国爱国者聪明绝顶，无法不注意到其中的矛盾之处，且又太过诚实，无法完全回避问题，于是便想通过直面有关伪善的指责来将之化解，他们总会将奴隶制度的原罪怪到英国人自己的头上，尤其是国王的皇家非洲公司——该公司在1662年获得了进行奴隶、贵重金属和木材贸易的特许权。这种“哼，是你先挑起来的”学校操场上的开脱之词，在杰斐逊的《独立宣言》中被转换成了气势汹汹的控诉，但早在他这份伪善的杰作以前，其他人便已经能炉火纯青地把自我辩护变成道貌岸然的义愤——愤怒于自己竟遭如此误解。而在这方面，无人能及本杰明·富兰克林，他曾向费城的贵格会教徒安东尼·贝内泽、伦敦的格兰维尔·夏普等蓄奴的友人透露说，他自己其实很不赞成这种邪恶的人口贩卖，巴不得它赶快终结。
1770年，也就是富兰克林代表其他想要独立的美国同胞在伦敦游说的最后一年，对格兰维尔·夏普抨击美国人的虚伪感到刺痛的他，在《公共广告报》（Public Advertiser）上发表了《一个英格兰人、一个苏格兰人和一个美国人有关奴隶制的对谈》（“A Conversation between an Englishman, a Scotchman and an American on the Subject of Slavery”）一文。“你们美国人啊，只要你们自以为的自由受到一丁点儿的侵犯，哪怕是假想出来的，也会大呼小叫，可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比你们更是自由的敌人，更是彻头彻尾的暴君。”富兰克林让他笔下的英国人如此说道，以引导受到侮辱的美国人去阅读夏普的文章。当然，这个控诉有些言过其实，目的是让文中的美国人回应，夏普觉得美国人都是一丘之貉，犯了侮辱美国人的严重错误，实际上，殖民地有很多人，或者说至少有和英国一样多的人，都真心痛恨邪恶的人口贩卖，正在致力于终结这种情况。然而，美国人伤心地抱怨说，“这个时候为了把我们搞臭，为了怂恿那些压迫我们的人，竟说我们没资格享有我们正在争取的那种自由，实在是对我们的恶意中伤”，这种受伤的口吻却不经意间暴露出，有关双重标准的指责往往正中目标。[25]而美国人接下来的反唇相讥，更是让这种辩解里明显流露出的不自在感有增无减，他指责道，英国人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奴役着他们自己的“贫穷阶层”，即便这些人“不是真正的奴隶，似乎也存在某种类似奴隶制度的情况，法律强迫他们为主人长时间地工作，工资却低得可怜，让他们根本没有自由去要求或者讨要更多的东西，要是他们拒绝接受这样的工作条件，便只能被困在劳动救济院里”。而当英国人提出奴隶法律，尤其是其中有关惩罚的规定有多么惨无人道时，美国人回道，在一些殖民地，比如弗吉尼亚，黑人远远多于白人，这样的法律也是事出无奈：“或许你会认为，黑人性情温和、易于管教……有些黑人确实是这样。但大部分黑人都诡计多端，内心黑暗、阴沉、恶毒，报复心重，残忍至极。”更奇怪的是，面对苏格兰人的批评，美国人竟然回答，苏格兰也有奴隶，这些人在煤矿里做着苦工，“连同煤矿一起被买卖，要说我们的黑人没有离开主人种植园的自由，那他们也没有多少离开煤矿的自由。要说是脸黑让人沦为奴隶，那你还可能有一些让可怜的煤矿工人身陷其境的借口；但是别忘了，在那黑乎乎的煤灰之下，他们的皮肤可是白色的”。
富兰克林竟然认为加倍的肤色歧视能为他的论点提供更多的支持，着实令人惊讶。但双重思想是标配，就连那些欣然承认奴隶制度有错的人也是如此，而其中最厚颜无耻的莫过于弗吉尼亚的帕特里克·亨利。1773年1月，亨利从弗吉尼亚的汉诺威写信给罗伯特·普莱曾茨（Robert Pleasante），在信中，他义愤填膺地抨击了奴隶制的残暴，更何况还是“在一个人权得到了精确定义和理解的时代，在一个最为推崇自由的国家里”持续存在着。但是，抒发完内心对这种邪恶竟在开明时代依然顽固存在的震惊之情后，亨利又以令人放松的坦率说道：“有谁会相信我自己也是奴隶主，购买了奴隶呢？”不过，对于他违背自己公开表明的原则，亨利却只能拿出一个蹩脚但也算坦率的借口：“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没有他们的话，生活里事事都不方便。我不会也无法为此做出辩护；无论我的行为有多么该受到责备，我还是要向美德致敬，承认其（自然）规则的卓越与正直，并为我没有能遵守它们而哀叹。”亨利祈祷有一天这些都会改变，但在这种伟大变革到来之前，他希望自己至少能“以慈悲为怀”，来对待他的奴隶。因此，也难怪陷入了自欺泥淖中的亨利，在信的末尾只能以无法令人信服的夸张辞藻对普莱曾茨说道：“我不知道该在哪儿停笔，在这个话题上我可以谈很多东西，给出一个会让未来看起来前景惨淡的严肃回顾；请原谅我的潦草笔迹，心怀敬意地请您相信我，云云……”[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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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斯特朗的身上很可能还有遭到莱尔殴打后留下的伤痕，但更沉重的打击是，身为律师的莱尔被法律打败了。不过，被兄弟姐妹亲切地称为“格里尼”的夏普，在法庭程序方面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稚嫩§，所以万一莱尔和克尔坚持要打官司的话，他不会幼稚到不找律师来协助。借助哥哥们的人脉，他聘请了伦敦市法官詹姆斯·爱尔爵士（Sir James Eyre）来给他出谋划策。格兰维尔之所以将乔纳森·斯特朗从莱尔的魔爪下英勇救出，是因为他本能地确信，无论是基督教的行为规范还是庄严的英国普通法，都不可能支持这种将一个人降格为个人财产的行为。所以，当詹姆斯爵士把前任大法官菲利普·约克（Philip Yorke）和副检察长查尔斯·塔尔博特（Charles Talbot）在1729年撰写的意见书给他时，夏普感到既惊讶又失望。这二人认为：无论从什么地方被带到英国，如果一个人在那个地方曾是奴隶，即便在接受浸礼之后，也仍然是奴隶身份。1749年，该意见经约克批准后，成了一条指导原则，那些想要夺回自己奴隶财产的奴隶主提出的诉讼请求，通常都会据此获得支持。虽然现在的大法官换了人，但据闻这类案件大部分都由王座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曼斯菲尔德伯爵大人审理，而他认同约克和塔尔博特的意见。夏普得到的忠告是，他认为普通法不支持在英格兰蓄奴的想法只是感情用事罢了。
不光是夏普的律师这么看，从1767年到1768年，他还征求过许多人的意见，可他们几乎都不认为他有可能在即将到来的偷窃诉讼中成功为自己辩护。虽然这些权威的意见很有分量，但夏普依然不相信。无论是上帝还是英国的古老传统（在他看来，二者几乎就是一回事），都不可能允许这种罪恶之事发生在这片上帝亲选的土地上。于是，他决心让自己成为英国奴隶法律史方面的专家：“就这样，被那些专业的辩护律师抛弃后，我在缺乏正规法律援助的情况下，不得不无望地尝试自我辩护，虽然在此之前，我这辈子都没翻开过一本法律方面的书籍（除了《圣经》）。”[8]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而英国以及大洋彼岸所有黑人的人生也将从此被永远地改变。
没有多少迹象表明，在托马斯·夏普（Thomas Sharp）副主教的十四名子女中，最终会是格兰维尔脱颖而出，以自由信徒的身份闻名于世。是，他确实从小就是个专心致志的孩子，曾坐在一棵苹果树下面读完了莎士比亚全集。但家里能在经济上提供多少帮助，直接取决于你排行老几。就算格兰维尔才华横溢（但他并不是），身为第十二个孩子的事实也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副主教提供经济支援的可能。因此，他在达勒姆文法学校学了些基础的东西，又跟着家庭教师学了一段时间后，在十五岁那年便去了伦敦，给一位经营亚麻布的贵格会教徒当学徒；这个贵格会教徒去世后，他接着又去给一个长老会教徒当学徒。再后来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全是同一个贸易行当的。这些教派像走马灯一样在年轻又无比好奇的格里尼面前闪过，给他上了一堂虽有压缩但却十分宝贵的比较神学课，并且还派上了很好的用场：他的一位学徒同伴是犹太人，发现夏普不懂希伯来语后，便大胆地取笑他竟然敢标榜自己懂《圣经》的训诂。受伤的格兰维尔随即开始自学这门古老的语言，而且学得相当好，不仅让他那位犹太辩友大吃一惊，还转败为胜，在十六岁那年发表了一篇（应该不是很长的）论文，驳斥了伊莱亚斯拉比（Rabbi Elias）针对希伯来语中的辅音Vav的起源及用法提出的观点。
夏普对《塔木德经》越来越熟悉，对麻纱和棉布则越来越没兴趣。1757年，他父亲过世后，他的哥哥们决定，是时候来看看已经二十二岁的格兰维尔有没有当一名批发兼制造商的资质了。然而，干了几个月，夏普既不开心也不称职，而他们也有了答案：格兰维尔注定无法像詹姆斯在五金行业那样，在纺织行业大展宏图。于是，伦敦塔内的军需局向他敞开了镶着饰钉的大门。当时的英国正同法国在三块大洲上打仗，每天上班的六个小时中，他要整理库存，还要就有关擦靴子和假发粉的问题给下级军官撰写和派送信件，这个时候他的思绪经常会游离到希西家的作为和哈巴谷的名言上。¶而到了晚上，他像往常一样去参加修女巷的家庭聚会。
修女巷的夏普府第就像一座小型学院，住在里面的那群音乐爱好者同时碰巧也是一群有涵养、有学识且小有名气的男男女女。因此，尽管格兰维尔在法律方面毫无经验，但在他该从哪儿开始研究的问题上，一定不会没人给他指点。而且，他本人也是一个天生的古文物研究者，不仅深受有关暗利和巴珊王的那些故事的影响，还同他所处的汉诺威王朝的许多同代人一样，也染上了当时正浪漫流行的盎格鲁——撒克逊好古癖。《统治吧，不列颠尼亚！》（“Rule, Britannia!”）原本是为假面剧《阿尔弗雷德》（Alfred）创作的歌曲，曾在威尔士亲王面前表演过；人们对阿尔弗雷德大帝的狂热崇拜也达到了其在18世纪的顶峰，认为他彰显了一切与帝国有关，但又充满自由的东西。格兰维尔·夏普坚信，古老的英国蒙受的福祉之一便是“十户联保制度”（Frankpledge），而且他至死都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构想出的最完美、最得民心、最负责任的管理制度。十户联保以十个家庭为基础单位，即所谓的“十户区”，然后十个十户区组成一个“百户区”。每个十户区选举一名十户长，十个十户长再选出一个百户长。夏普还认为，《圣经》中的希伯来人采用的管理制度就是十户联保（由摩西的岳父杰斯罗推荐），因而是直接受到了万能的神首肯——不用说，这样的想法当然不会削减该制度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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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众所周知，“诺曼征服”野蛮地破坏了十户联保制和盎格鲁——撒克逊式自由，在古老而自由的英国土地上推行起了异族的专制和奴役形式。但在夏普想来，英国精神并没有被完全掐灭；实际上，它一直继续存在于这个岛国对事实上的奴隶制度那种亘古不变的厌恶之中。隶农制（隶农就是承租土地的佃户）当然存在过，如果没有领主的许可，隶农都无法自由离开庄园甚至结婚。夏普发现，虽然这种制度早已灭亡了，可是至少根据他对法律历史的研究来看，就连隶农也从来都不是可以通过买卖来转让的财产。1547年，即爱德华六世（Edward VI）统治期间，一部遏制人们流浪的法律获得了通过，其中确实规定了累犯会被罚为奴；但这部法规实在有悖英国精神，两年之后便废除了。不过，在伊丽莎白治下（说到底，非洲奴隶贸易正是在此期间得到推动，并受到了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这类船长的大力实践），夏普还是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1569年，根据约翰·拉什沃斯（John Rushworth）的《历史集》（Historical Collections）所载，一位姓卡特赖特的船长把一名俄国农奴带回英国后，因无故“鞭打”这名奴隶而遭到立案调查，审理此案的法官告诉他：“英国的空气太洁净了，不适合奴隶呼吸。”这个判例完全契合了夏普自己对英国式自由的坚定看法：英国土地上的所有臣民，无论地位，都一样要服从国王之法，一样有权受国王保护。
更重要的是，尽管有约克和塔尔博特的意见（且夏普还发现，他们的意见并非是在法庭上的判决，而不过是这两位先生在林肯律师学院吃过晚饭后，抽着烟斗，喝着红酒，表达的非正式看法罢了），但法律史显然还有另一面，而这一面彰显了奴隶制与英国普通法的传统和实践格格不入。比如，1679年，即查理二世（Charles II）统治期间，一部“为了更好地确保臣民之自由”而颁布的法律白纸黑字地写着，只有在所有者能证明奴隶“不是男人，不是女人，也不是孩子”的情况下，将黑人视作财产才会受到法律的支持。但该法还说，将人斥为兽类是“不自然、不公正的”。遵循这一传统，1706年，首席大法官霍尔特裁定，“黑人只要踏上英国的土地，就自由了”，还有更近一些的1762年，大法官亨利在一起（尚利诉哈维）财产争夺案里援引了卡特赖特案件的判例，驳回了控方将黑人视为个人财产的要求。以及仿佛是为了解决争议似的，有关英国普通法的最权威著作，牛津大学的英国法瓦伊纳教授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在1765年出版的《英国法释义》（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中也明确指出，“自由之精神深嵌在我国宪法之中，植根于我国大地之中，任何奴隶或黑人，一踏上英国的土地，便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就其所有天赋权利而言，他们从那一刻起就成了自由人。”
因此，夏普很有理由认为，无论是布莱克斯通的书还是他本人，都可以借以用在这项已被他称为“伟大事业”的诉讼上，于是便写信求布莱克斯通支持。但让夏普难过的是，布莱克斯通非但一点儿不支持，还附和了约克和塔尔博特的意见。原来，格兰维尔买的那本《释义》是首版，完全没注意到在第二版和第三版中，所有可能被理解成会危害那些碰巧将奴隶带回英国的奴隶主权益的内容，都被布莱克斯通删掉了。1769年，布莱克斯通精心地以客气的口吻回了一封信，（就像在其著作的后续版本中那样）谨慎地坚称，他并不是在评判奴隶主蓄奴的权利是否合理甚至合法；他只是在讨论，如果主人在其他地方行使了该权利，那不能仅仅因为奴隶和主人都到了英国，就将之抛诸脑后。他说，非自由人要长期服从主人，在性质上无异于学徒要服从师傅，无论他们住在什么地方，都必须遵守。
他这么一改主意，更让夏普气馁了，因为布莱克斯通是第一代曼斯菲尔德伯爵威廉·默里的门生，而默里作为王座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代表着普通法的最高司法权。当初似乎在法律行业不会有所建树的布莱克斯通最终能获得牛津大学的瓦伊纳教授一职，曼斯菲尔德伯爵默里功不可没。出生在苏格兰珀斯郡（Perthshire）的默里，虽然在西敏公学和牛津大学基督学院这类十分英格兰的系统中接受了教育，但却是苏格兰式实用主义的鲜活化身。当时，一些仇视苏格兰的报刊不断攻击他，怀疑他在暗地里支持詹姆斯二世党，于是，他便决定检举该党的支持者（其中包括他自己家族的一些成员）。他的检举热情实在无可指摘，所以在担任国会议员期间，他先是被提拔为副检察长，随后又迅速升为总检察长。作为首相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同议会打交道时一位可信赖的委托人，“有着三寸不烂之舌的默里”思维敏捷，说话随和，还与蒲柏（Pope）、雷诺兹、约翰逊博士以及苏格兰同胞詹姆斯·鲍斯威尔是密友，用“审慎明智”这个词来形容他再恰当不过。18世纪60年代，由于乔治三世把自己的老师，也是他最喜欢的比特伯爵（Earl of Bute）**任命为首相，新一波对苏格兰的仇视又爆发了，但曼斯菲尔德伯爵凭借着政治上的务实、社交上的友善和司法上的智慧巧妙地躲过了一劫。在法庭上，他像往常一样装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总是打断律师们矫揉造作的争论，言简意赅地总结出争议的核心问题，表明自己的见解，然后一边埋头看报纸，一边继续主持诉讼。不过，他的怪异举止非但没有激怒他人，反倒引来了钦佩。关于他的成功，最好的体现便是，大多数人都毫无争议地认为，是一个苏格兰人作为王座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在捍卫着英国普通法。
既然三寸不烂之舌时时刻刻都被一个务实的头脑掌控着，那他又能有什么理由跟财大气粗的蔗糖业对着干，就因为有一个心怀好意、会同时吹奏两支长笛的怪人（其实不过是个职员）请求他，便裁定无数当仆人、侍从、门卫、乐师等的黑人，和英国其他的男男女女没有差别？而且，曼斯菲尔德伯爵本人不也在弗吉尼亚拥有地产吗？黑人在那里受到的待遇，总比被丢到非洲的荒郊野地自寻生路好一些吧？哎，感情用事造成的悲痛和灾难可是无法设想的啊。据曼斯菲尔德伯爵所知，仅在英国就至少有一万五千名黑奴，要是一下子把他们全解放了，那估计会造成七八十万英镑的经济损失。所以，曼斯菲尔德伯爵很可能是出于这些担忧，才劝说威廉·布莱克斯通在《释义》的后续版本中删除了那些有关蓄奴不符合普通法的段落。
但是，正如夏普一家人也应该知道的，曼斯菲尔德伯爵还有另一面。在他那座位于汉普斯特德荒野（Hampstead Heath）、由罗伯特·亚当（Robert Adam）设计的肯伍德府第里，有一位家庭成员叫黛朵·伊丽莎白·蓓尔·林赛（Dido Elizabeth Belle Lindsay），而曼斯菲尔德伯爵正是这位黑人姑娘如赐福一般的监护人。黛朵是曼斯菲尔德伯爵的外甥、海军上校约翰·林赛（Captain John Lindsay）的女儿，她母亲（现在去向不明）在七年战争期间作为打败西班牙的战利品被奖给了上校，这在当时算是一种惯例。而上校在外为海军大臣们打造帝国时，膝下无子的首席大法官和夫人便担起了照顾黛朵的任务，将她视为己出，并让她做了夫妇二人的侄女伊丽莎白·默里（Elizabeth Murrey）小姐的女伴（伊丽莎白的父亲是英国驻维也纳御前大使）。这两个姑娘，一个黝黑如咖啡，一个金黄如小麦，在肯伍德府的一幅幅庚斯博罗作品以及荷兰画家的小型绘画中间（默里不但有三寸不烂之舌，还有敏锐的好眼光）形影不离地成长着，一起照料奶牛，去草地里采摘风铃草，在汉弗莱·雷普顿（Humphry Repton，就是那个以《红皮书》††而闻名的景观建筑师）为大法官设计的人工湖旁野餐，还有戴着可爱的包头帽和围裙，给他那些好到能得奖的下蛋鸡撒食。让有钱人趋之若鹜的约翰·佐法尼（Johan Zoffany）——还能有谁？——受雇为黛朵和伊丽莎白画了一幅双人肖像‡‡：水灵灵的花骨朵穿着粉色波纹绸蓬裙，黑皮肤的小姐则包着头巾，穿着白缎裙，脖子上还有一条乳白色的珍珠项链。一条纱巾温柔地将她们连成一体，伊丽莎白的手搁在黛朵的腿上，扶着她的胳膊肘，而黛朵则面带微笑，调皮地用食指指着自己的下巴。来访的人，包括不苟言笑的马萨诸塞湾省总督托马斯·哈钦森，看到两个女孩挽着胳膊，无不大惊失色。
那么，这样一位贵人有可能裁定国王的黑人臣民不能算人，而是财产，因此永远不受国王的保护吗？这个问题让格兰维尔·夏普好奇得不得了，迫不及待想要试探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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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法律史显然还有另一面，而这一面彰显了奴隶制与英国普通法的传统和实践格格不入。比如，1679年，即查理二世（Charles II）统治期间，一部“为了更好地确保臣民之自由”而颁布的法律白纸黑字地写着，只有在所有者能证明奴隶“不是男人，不是女人，也不是孩子”的情况下，将黑人视作财产才会受到法律的支持。但该法还说，将人斥为兽类是“不自然、不公正的”。遵循这一传统，1706年，首席大法官霍尔特裁定，“黑人只要踏上英国的土地，就自由了”，还有更近一些的1762年，大法官亨利在一起（尚利诉哈维）财产争夺案里援引了卡特赖特案件的判例，驳回了控方将黑人视为个人财产的要求。以及仿佛是为了解决争议似的，有关英国普通法的最权威著作，牛津大学的英国法瓦伊纳教授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在1765年出版的《英国法释义》（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中也明确指出，“自由之精神深嵌在我国宪法之中，植根于我国大地之中，任何奴隶或黑人，一踏上英国的土地，便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就其所有天赋权利而言，他们从那一刻起就成了自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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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可爱的小河——人生易逝
夏日的镜子映照出
天真与爱的场景。
一样的歌声抚慰人心，
一样的小河慢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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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夏普出版了自己有关英国奴隶状况的详尽研究成果：《谈英国容许奴隶制甚或仅是认可个人可作为私有财产而造成的不公正与危险倾向》（“A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justice and Dangerous Tendency of Tolerating Slavery or Even Admitting the Least Claim of Private Property in the Persons of Men in England”）。在这本册子付梓前，夏普寄了二十份手稿给布莱克斯通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等位高权重之人供他们审阅，希望能将他们的批评意见纳入最终的印刷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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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看到《公共广告报》上刊登的另一则启事后，他给卡姆登大法官大人（Lord Chancellor Camden）寄了一份报纸。该启事说：“欲售一名黑人女孩，J. B. 的私人财产——年方十一，手脚麻利，女红尚可，英语极佳，性情温和，任劳任怨——有意者请到斯特兰德大街圣克莱门特教堂后面的天使客栈，找欧文先生咨询。”[5]鉴于“此类公开信息之频繁，定会容易摧毁种种本应为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增光添彩的仁慈与人道原则……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尊敬的法官大人也一定注意到了此类行为严重违反了自然法则，违反了人性与公正的原则，违反了英国既定的法律、传统和宪法，因为这才符合您一贯对这些事物秉承的那种严格且坚定的尊重，而这种尊重向来都是法官大人您的品质中最杰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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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维基百科】波士顿倾茶事件（英语：Boston Tea Party，原称The Destruction of the Tea in Boston），亦称波士顿茶会事件、波士顿茶党事件，是自由之子于1773年12月16日马萨诸塞湾省波士顿举行的一个美国政治和商业抗议[1]。抗议对象是1773年5月10日的《茶税法（英语：Tea Act）》，该法案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美国殖民地销售来自中国的茶叶，而无需缴纳除《汤森法案》规定的税款之外的其他税款。自由之子抵制《汤森法案》中的税款，认为税款侵犯了他们的权利。抗议者销毁了东印度公司运来的一整批茶叶，其中一些抗议者伪装成了美洲印第安人。
示威者登上船，将一箱又一箱的茶叶扔进波士顿港。英国政府厉声回应，事件升级为美国革命。倾茶事件成为美国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此后茶党运动等其他政治抗议活动皆自称为1773年波士顿抗议的历史继承者。
波士顿倾茶事件是整个英属美洲反对1773年英国议会通过的《茶税法》抵抗运动的高潮。殖民者反对《茶税法》，因为他们认为该法案侵犯了他们作为英国人“无代表不纳税”的权利，也就是说，只能由他们自己选出的代表而不是不代表他们的英国议会来征税。此外，相对于殖民地茶叶进口商，门路畅通的东印度公司已经获得了的竞争优势，他们愤恨东印度公司，担心自己的生意受到额外的侵犯。抗议者在其他三个殖民地成功地阻止了茶叶卸下船，但在波士顿，陷入困境的总督托马斯·哈钦森拒绝让茶叶运回英国。[2]
波士顿倾茶事件是美国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1774年，英国议会以《不可容忍法案》（又称《强制法案》）作为回应。《不可容忍法案》连同其他法案条文终止了马萨诸塞的地方自治并取缔了波士顿的商业活动（英语：Boston Port Act）。十三殖民地上下的殖民者反过来以更多的抗议行动回应了《不可容忍法案》，并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英语：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向英国君主请愿（英语：Petition to the King）废除这些法案，并协调殖民地抵制这些法案。后来危机升级，美国独立战争于1775年在波士顿附近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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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倾茶事件源于1765年大英帝国面临的两个问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财政问题；以及在没有安排任何民选代表的前提下，议会对英属美洲殖民地的权力范围（如果有的话）的持续争议。诺斯内阁解决这些问题的尝试产生了最终导致革命的对决。[3]
1767年以前的茶叶贸易
17世纪，欧洲人养成了喝茶的嗜好，从中国进口茶叶的公司竞相成立。[4]在英格兰，议会于1698年授权东印度公司垄断茶叶进口。[5]当茶叶在英国殖民地流行时，议会于1721年通过了一项排除外国竞争的法案，要求殖民地只能从英国进口茶叶。[5][6]东印度公司并没有向殖民地出口茶叶；根据法律，该公司必须在英国的拍卖会上批发销售其茶叶。英国公司购买了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并出口到殖民地，在殖民地这些公司把茶叶转售给波士顿、纽约、费城和查尔斯顿的商人。[7]
1767年以前，东印度公司对其进口到英国的茶叶缴纳了约25%的从价税。[8][9][10]议会对在英国销售的茶叶征收额外的税。由于荷兰政府事实上不向进口到荷兰共和国的茶叶征税，并在高税额加持下，英国人和英属美洲殖民地人可凭借更低的价格购买走私的荷兰茶叶。[11]到1760年代，东印度公司每年因英国的走私者而损失40万英镑，英格兰成为最大的非法茶叶市场[12]，但荷兰茶也大量走私到英属美洲殖民地。[13]
1767年，为了协助东印度公司竞争过走私的荷兰茶叶，议会通过了《赔偿法案》，该法案降低了在英国消费的茶叶税，并返还东印度公司再出口到殖民地的茶叶25%的关税。[14][15]为了帮助抵消政府关税收入损失，议会还在1767年通过了《汤森税收法案》，该法案对英属殖民地征收了新税，包括对茶叶征税。[16]然而，汤森的关税并没有解决走私问题，反而重新引发了一场关于议会对殖民地征税的权利的争端。
汤森关税危机
参见：汤森法案
1760年代，议会为了增加收入首次寻求对殖民地直接征税，引发了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一场争论。一些在殖民地被称为辉格党的殖民者反对新的税收计划，并认为这违反了英国宪法。英国人和英属美洲殖民地人一致认为，根据宪法，未经他们选出的代表同意，英国国民不能被征税。在英国，这意味着税收只能由议会征税。然而，殖民者并没有选举出议会成员，因此美国辉格党人认为，殖民者不能被议会征税。按照辉格党人的说法，殖民者只能由他们自己的殖民地议会来征税。殖民地的抗议导致《印花税法》在1766年被废除，但在1766年的《声明法案》中，议会继续坚持它有权“在所有情况下”为殖民地立法。
当1767年的《汤森税收法》颁布新税时，辉格党殖民者再次以抗议和抵制作为回应。商人们组织了一个不进口协议。许多殖民者许诺不喝英国茶，其中新英格兰的活动者们推荐了替代产品，如本地的拉布拉多茶。走私活动迅速发展，特别是在纽约和费城，那里的茶叶走私活动范围一直比波士顿更广泛。然而，含关税的英国茶叶继续进口到波士顿，特别是理查德·克拉克和马萨诸塞州州长托马斯·哈钦森的儿子们，直到马萨诸塞辉格党人的压力迫使他们遵守不进口协议。[17]
议会最终对抗议作出了回应，于1770年废除了汤申德税，但茶叶税除外，首相诺斯勋爵保留了茶叶税以维护“对美国人征税的权利”。[18][19]这一部分税收的废除足以在1770年10月之前结束不进口活动。[20]从1771年到1773年，英国茶叶再次大量进口到殖民地，商人支付每磅茶叶3便士的汤森关税。[21][22]波士顿是最大的合法茶叶进口殖民地；走私者仍然主导着纽约和费城的市场。[23]
1773年茶税法
1767年的《赔偿法案》规定向东印度公司退还再出口到殖民地的茶叶关税，该法案于1772年到期。议会在1772年通过了一项新法案，减少了这一退税，实际上对进口到不列颠的茶叶保留了10%的关税。[25][26]该法案还恢复了1767年废除的英国境内茶叶税，并在殖民地保留了3便士的汤森关税。新的税负推高了英国茶叶的价格，销量直线下跌。然而，东印度公司继续向英国进口茶叶，积累了大量没有人会购买的存货。[27][28]受这些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到1772年底，英国最重要的商业机构之一东印度公司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29]1769年至1773年孟加拉的严重饥荒急剧减少了印度带给东印度公司的收入，使公司濒临破产，1773年《茶税法》的颁布即为了帮助东印度公司。
取消部分赋税是一种明确解决危机的方法。东印度公司最初寻求废除汤森关税，但诺斯内阁不愿意，因为这样的行动可能被诠释为议会在“有权向殖民地征税”这一立场上的退让。[30]更重要的是，汤森关税征收的税款用于支付一些殖民地总督和法官的工资。[31]这实际上正是汤森税的目的：以前这些官员的工资是由殖民地议会支付的，但现在英国议会支付官员的工资，就是为了让官员依赖英国政府，而不是让他们对殖民者负责。[9]
在欧洲廉价出售库存茶叶是另一个可能减少东印度公司仓库中不断增加的茶叶堆的解决方案。调查确定在此方案下，茶叶只会被偷运回英国，然后以低于征税产品的价格销售。[32][33]东印度公司过剩茶叶的最佳市场似乎是美洲殖民地。因为在美洲殖民地可以找到办法，使过剩茶叶比走私的荷兰茶叶更便宜。[34]
诺斯内阁的解决方案是《茶税法》，该法于1773年5月10日得到国王乔治三世的同意。[35]该法案恢复了东印度公司向英国进口茶叶的全部退税，并首次允许该公司自行向殖民地出口茶叶。这将排除在伦敦批发拍卖会上购买茶叶的中间商，使东印度公司降低成本。[36]该公司现在不再向中间商出售茶叶，而是委托殖民地商人以寄售的方式接收茶叶；承销人将转而出售茶叶以收取佣金。1773年7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纽约、费城、波士顿和查尔斯顿选定了茶叶承销人。[37]1773年的《茶税法》授权向美洲殖民地运送5000箱茶叶（250吨）。货物到岸时，进口商需缴纳1,750英镑的税款。该法案授予英国东印度公司专营权，销售比走私茶更便宜的茶叶；法案隐藏的目的是迫使殖民者为每磅茶缴纳3便士的税。[38]
因此，《茶税法》保留了对进口到殖民地的茶叶征收三便士的汤森关税。一些议会议员想取消这项税收，认为没有理由再挑起殖民地争端。例如，前财政大臣威廉·邓德斯韦（英语：William Dowdeswell (politician, born 1721)）警告诺斯勋爵，如果仍然保留汤森关税，美洲殖民地人将不会接受带关税的茶叶。[39][40]但诺斯不想放弃汤森税的收入，主要因为汤森税的税收用于支付殖民地官员的工资；保留对美洲殖民地人征税的权利是次要的问题。[40]根据历史学者本杰明·拉巴里（Benjamin Labaree）的说法，“顽固的诺斯勋爵不知不觉地在旧大英帝国的棺材上钉了一颗钉子。”[41]
即使汤森关税生效，《茶税法》也将允许东印度公司以比以前更便宜的价格出售茶叶，从而降低走私者的报价，但同时也损害了缴纳税款但没有退税的殖民地茶叶进口商的利益。1772年，合法进口的武夷茶是最常见的茶叶品种，每磅售价约为3先令。[42]在茶税法施行之后，殖民地收货人将能以每磅2先令的价格出售它，略低于走私者的2先令1便士的价格。[43][44]意识到缴纳汤森税具有政治敏感性，东印度公司希望通过安排在茶叶在殖民地上岸后在伦敦支付税款，或在茶叶售出后由收货人悄悄支付税款的方式来掩盖该税。这种向殖民者隐瞒税款的努力失败了。[44]
抵制茶税法编辑
1773年9月和10月，七艘载有东印度公司茶叶的船只发往殖民地：四艘开往波士顿，开往纽约、费城和查尔斯顿的各一艘。<[45]船上有两千多个箱子，里面装着近60万磅的茶叶。[46]美国人在船只行驶途中了解到《茶税法》的细节，反对声开始逐步出现。[47]有时自称为“自由之子”的辉格党，开始宣传说服或迫使收货人辞职，就像1765年邮票法危机中邮票经销商被迫辞职一样。[48]
以波士顿倾茶事件而告终的抗议运动并不是关于高税收的争议。1773年的《茶税法》实际上降低了合法进口茶叶的价格。相反，抗议者关心各种其他问题。熟悉的“无代表不征税”的论点，以及议会在殖民地的权力范围问题，仍然很显著。[49]塞缪尔·亚当斯认为英国的茶叶垄断“等于征税”，无论是否对茶叶征税，都会引发同样的代表权问题。[50]一些人认为税收计划的目的——使领导官员不受殖民影响——是对殖民者权利的危险侵犯。[51]在马萨诸塞尤其如此，这是唯一一个全面贯彻实施汤森计划的殖民地。[52]
殖民地商人（其中一些是走私者）在抗议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茶税法》让合法进口的茶叶更便宜，更便宜的茶叶危及荷兰茶叶走私者的生意。[53][54]没有被东印度公司指定为承销人的合法茶叶进口商也受到《茶税法》的影响，受到财务破产的威胁。[55]商人们的另一个主要担忧是，《茶税法》赋予东印度公司垄断茶叶贸易的权利，商人们担心这种政府创造的垄断未来可能会扩大到包括其他商品。[56]
在纽约、费城和查尔斯顿，抗议者成功迫使茶叶承销人辞职。在查尔斯顿，收货人已于12月初被强制辞职，海关官员控制了无人认领的茶叶。[57]费城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集会。本杰明·拉什（英语：Benjamin Rush）敦促同胞们反对茶叶卸货，因为货物中含有“奴隶制的种子”。[58][59]到12月初，费城的承销人已经辞职，这艘茶船在船长对峙后带着货物返回英国。[60]开往纽约城的茶船因天气恶劣而延误；当它到达时，承销人已经辞职，船带着茶返回英国。[61][62]
波士顿对峙
在除马萨诸塞以外的每个殖民地，抗议者都能够迫使茶叶承销人辞职或将茶叶退回英国。[63]然而，在波士顿，哈钦森总督决心坚守阵地。他说服茶叶承销人不要让步，其中两个承销人是他的儿子。
当运茶船达特茅斯号[注 1]于11月下旬抵达波士顿港时，辉格党领袖塞缪尔·亚当斯呼吁于1773年11月29日在法尼尔厅举办一次大会。数以千计的人来到这里，由于人数众多，会议被转移到更大的老南聚会所。[65][66]英国法律要求达特茅斯号在二十天内卸货并支付关税，否则海关官员可以没收货物（即把货物卸到美国本土）。[67]群众会议通过了一项由亚当斯提出的决议，并以早些时候在费城颁布的一套类似的决议（英语：Philadelphia Tea Party）为基础，敦促达特茅斯号的船长将船送回，不支付进口税。与此同时，会议指派二十五人看守船只，防止茶叶——包括伦敦的戴维森·纽曼公司的一些箱子——被卸下。[66]
哈钦森总督拒绝批准达特茅斯在不支付关税的情况下离开。又有两艘运茶船，埃莉诺号和海狸号，抵达波士顿港。12月16日是达特茅斯号离港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在约16000人[68]的波士顿人口中，约有5000[68]至7000[69]人聚集在老南聚会所周围。在收到哈钦森总督再次拒绝让船只离开的报告后，亚当斯宣布，“这次会议不论再做什么也不能拯救国家了”。根据一个流行的故事，亚当斯的声明是一个预先安排的“茶会”开始的信号。然而，这种说法直到事件发生后近一个世纪才出现在印刷品中，出现在亚当斯的曾孙撰写的传记中，此人显然曲解了证据。[70]根据目击者的描述，在亚当斯所谓的“信号”发出10或15分钟后，人们才离开会议，而且亚当斯事实上试图阻止人们离开，因为会议还没有结束。[71][70][72]
倾茶
当塞缪尔·亚当斯试图恢复会场秩序掌控会议节奏时，人们涌出老南聚会所，准备采取行动。具体到某些个案，有人穿上了精心准备的莫霍克族服装。[73]由于他们的抗议是非法的，伪装他们的个人面孔很有必要，不过打扮成莫霍克族战士的样子是一种特殊且象征性的选择。这表明自由之子认同美国，而不是他们作为英国臣民的正式身份。[74]
当天晚上，大概30至130人的一群人，登上了这三艘船，其中一些人伪装成莫霍克族战士。在三个小时内，将342箱茶叶全部倒入水中。[75][76]三艘船中两艘的船主是威廉·罗奇，一位出生于楠塔基特的殖民者和商人。[77]
另一艘准备前往波士顿的茶船威廉号于1773年12月在科德角搁浅，其茶叶被征税并卖给了私人。1774年3月，自由之子得到消息，这些茶叶存放在波士顿的一个仓库里，他们进入仓库并销毁了所有他们能找到的东西。威廉号卸下的一些茶叶已经卖给了戴维森·纽曼公司，并存放在公司商店里。3月7日，自由之子再次装扮成莫霍克人，闯入商店，将最后剩下的茶叶倒入港口。[78][79]
反应编辑
塞缪尔·亚当斯是否参与了波士顿倾茶事件的策划，这一点是有争议的，但他立即致力于倾茶事件的宣传和辩护。[80]他认为，茶党不是无法无天的暴民行为，而是一种有原则的抗议，是人民捍卫宪法权利的唯一选择。[81]
在英国，即使是那些被认为是殖民地的朋友的政治家也感到震惊，这一行为使英国所有政党联合起来反对殖民地。首相诺斯勋爵说：“无论后果如何，我们都必须冒点风险；若不冒风险，一切都完了”。[82]英国政府认为这一行动不能不受惩罚，并通过关闭波士顿港和制定其他被称为“不可容忍法令”的法律来回应。本杰明·富兰克林表示，应当向东印度公司赔付销毁的茶叶[83]，计九万英镑（按每磅两先令计算，共计9,000英镑，或今日的112万英镑[注 2]）。[84]纽约商人罗伯特·默里（Robert Murray）与其他三名商人一起拜访诺斯勋爵，提出赔偿损失，但遭到拒绝。[85]
这一事件在美国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1月，波士顿倾茶事件的消息传到了伦敦，议会以一系列在殖民地被统称为“不可容忍法令”的法案作为回应。这些法案旨在惩罚波士顿破坏私人财产的行为，恢复英国在马萨诸塞的权威，并以其他方式改革美国的殖民政府。尽管前三项法案，即《波士顿港口法案》、《马萨诸塞州政府法案》和《司法管理法例》只适用于马萨诸塞，但该殖民地以外的殖民者担心，政府现在也可以通过英国的立法指令而改变。不可容忍法案被认为是对宪法权利、自然权利和殖民地宪章的侵犯，并使整个美国的殖民者团结起来。[86]
遗产
在波士顿倾茶事件之后，约翰·亚当斯和许多其他的美国人认为喝茶是不爱国的。在革命期间和之后，喝茶的人数下降，导致人们转向选择咖啡作为首选的热饮。[88]
根据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杨的说法，“波士顿茶党”（英语：Boston Tea Party）一词直到1834年才出现在印刷品中。[89]在此之前，该事件通常被称为“倾茶”（英语：destruction of the tea）。根据杨的说法，美国作家多年来显然不愿意庆祝财产被毁，因此这一事件在美国革命史上通常被忽略。然而，这种情况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随着乔治·罗伯特·特威斯（英语：George Robert Twelves Hewes）的传记出版，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仍然活着的“茶会”参与者之一。[90]
波士顿倾茶事件经常在其他政治抗议活动中被提及。1908年，当圣雄甘地在南非领导大规模焚烧印度人登记卡时，一家英国报纸将这一事件与波士顿茶党相提并论。[91]1930年，当甘地在印度盐业抗议运动后会见印度总督时，甘地从他的披肩上取下一些免税盐，笑着说，这些盐是“为了让我们想起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92]
船与博物馆
波士顿倾茶事件博物馆位于波士顿的国会街大桥上。它的特色是场景重现、纪录以及一些互动展品。博物馆里复刻了当时涉事的两艘船——埃莉诺号和海狸号。此外，该博物馆还拥有最初事件中已知的两个茶叶箱中的一个，并成为了博物馆永久收藏的一部分。[93]
第二次波士顿倾茶事件 编辑
1774年3月，第二次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大约60名殖民地定居者将30箱茶倒入水中。[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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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哈格雷夫指出，无论一个人来到英国时是不是奴隶，如此公然违背他的意愿，迫使他离开这片自由的土地，把他送到别的地方，即便可以认为奴隶制事实上在英国存在，这么做也完全不符合法律的正确惯例和习惯。所以，首席大法官大人有没有可能只裁定这次流放不合法，而不必认为自己是在对整个奴隶制问题做判决？（难道在英国不是奴隶，在美国就是奴隶？）
1772年6月22日星期一上午11点，伦敦城内外的人似乎都来到了威斯敏斯特厅附近，人们有的坐着马车或轿子，有的骑马或步行，从西面整洁一新的广场和东边熙熙攘攘的大街来到这里，把咖啡屋、酒吧、法庭、商业机构、商店、展览厅挤得水泄不通。自1740年之后，这座古老建筑的内部便一直被一架精致的木屏风隔成了两半。一边是王座法院和大法官法庭的两个审判庭；另一边则是一块很大的公共空间，人们在石头铺就的地上或站或坐，或在墙边的商店闲逛，如果有判决下达时，还会驻足聆听。这一天，同曼斯菲尔德伯爵、阿什顿（Ashton）、威尔斯（Willes）、阿什赫斯特（Ashurst）法官打招呼的人里出现了许多黑人面孔。他们四人戴着长长的假发，穿过屏风，走进王座法院，小心翼翼地踩着低矮的台阶——正是在这里，查理一世的法官们曾经威吓过那位被罢免的国王——坐到了他们的高背座椅上。大法官曼斯菲尔德伯爵素有“三寸不烂之舌”的美誉，此刻他的舌头却仿佛打了结，他的表情异常冷峻，往日的随和性格似乎也被历史的厚望压制住了。更不同往常的是，整个大厅似乎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法庭，不再是他的法庭，而是变成了几个世纪前那种真正的curia regis——王国和王国的法庭。在这个凉爽的夏日，整个英国都在睁大眼睛看着，而且这一次，首席大法官似乎在为自己众所周知的渊博学识感到闷闷不乐。
不过，在昏暗、沉默的法庭上，他开始继续审理案件。起初，他那抑扬顿挫的珀斯郡口音透过木屏风，传到外面灰暗的空间里，被人们在大厅外围那些卖笔和假发的小摊边闲逛的喧嚣声淹没了。但是，大家逐渐意识到法庭准备宣判后，开始安静下来。曼斯菲尔德伯爵继续道，并不是有些人或者说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我们在这里要裁判的，不是什么重要的一般性问题，而是是否有足够的理由支持“回应”——指诺尔斯船长在回应人身保护令时，提出他和斯图尔特先生才是非法行为的受害者，而不是那个黑人。如果有理由，那么，黑人必须被拘留；如果没有，则不拘留；问题就这么简单。不安的情绪如涟漪一般传遍了整个大厅。首席大法官大人讲了讲这个案子后，又花时间介绍了一下类似的逃跑和拘禁案件，而且在听过法庭上所有反对观点之后，仍然令人难以置信地声称，约克和塔尔博特都指出，无论是奴隶来到英国，还是他或她受了洗礼的事实，都无法抹去奴隶主的权利。可眼看结论就要出来时，他话锋一转，继续道，然而（公众都听到了这个转折），尽管奴隶制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过各种各样的形态，但是“主人对奴隶行使权力，必须受到具体国家的法律支持；可在英国，没有哪个外国人可以对另一个人提出这样的权利要求；这样的要求不受英国法律认可……所要求的权力从未在本国行使过，也不被法律承认……鉴于从来没有哪个奴隶主可以以某个奴隶擅离职守或别的原因强行带走他，并将其在外国卖掉，我们无法宣称‘回应’中给出的理由受本王国法律的许可或赞同；因此”——首席法官故意没做停顿——“被告必须被释放。”[16]
（注释：曼斯菲尔德伯爵到底在这份总结中说了些什么，一直以来都无定论。根据历史文献中的版本，曼斯菲尔德伯爵主张，由于没有哪条惯例或古老习俗承认人可以成为他人财产，所以奴隶主对奴隶的权利要获得认可，那么议会就必须明确制定确确实实的法律来批准。这个版本可见于Capel Loft与1776年出版的Reports。但正如Jerome Nadelhaft首先指出的那样(op. cit., pp. 193–208), The Gentleman's Magazine大约在1772年的判决前刊登过一篇报道（也在1785年得到了曼斯菲尔德伯爵本人的证实），则给出了更为有限的版本：法官只讨论了奴隶主是否有权强迫奴隶离开英国。本书采用的版本来自夏普文件中由其抄写员誊抄的庭审笔记，且似乎证实了曼斯菲尔德伯爵的判决实际上较为保守的观点。否则在同一份总结中，曼斯菲尔德伯爵前面还坚定支持约克和塔尔伯特的说法，后面却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态度大转弯，就说不通了。 ）
吴情
2021-03-16 22:50:01
相比之下，那些美国白人故作虔诚信教之态，伪善地呼喊着空洞的自由口号，所以被他冠以最卑鄙的虚伪恶名。[6]而英国国会废除奴隶制的法令在1834年正式生效，以及英国皇家海军一直在非洲西海岸追剿贩奴船只，更有利于这种英国人待非洲人很仁慈的慷慨评价。1845—1847年间，黑人演说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到英国进行巡回演讲，批判美国奴隶制度的邪恶时，便附和了沃克尔的恭维，将“英国人”视作解放者。后来的1852年，他又在独立... (39回应)
1 有用 深山夜读 2021-10-31 14:48:56
可与《自由的流亡者》一起读，《自由的流亡者》是说美国革命中忠于英王的那批人后来如何了，这本说那批人中的黑人后来如何了……还是第一次详细了解了塞拉利昂的那段历史
0 有用 ⚡️ 2021-11-17 19:42:59
并不怀疑这一段历史，但是否为一面之词，离哪一面更近，仅仅一本书远远不够。然而感触最深或者疑问最多的是，阿尔比恩的种子，到底孕育出了什么？正义是什么？程序正义可以代表正义吗？天赋的人权是财产权吗？
2 有用 another. 2021-02-27 23:10:35
断断续续看了俩礼拜，第一本译丛没有劝退，妥妥的知识盲区啊。配图里那张运奴隶的船图还是很震撼的。
1 有用 风和尚 2021-12-06 16:46:03
北美白人，即便是那些所谓开国先贤也一样骨子里的伪善……换个角度上想，也就能理解为什么200多年过去之后会有黑命贵运动的兴起，从这个层面上，也算是一种还债吧
0 有用 三爷慢慢悠悠地 2022-01-07 18:04:23
流水账。一半的篇幅贡献给了人名的枚举，括号加上英文，把字数拉的更长。头前几章阐明了事情的起因：英国人认为黑奴的存在伤害了人权的本质，（假如能够证明一个黑人既非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那么他就不享有人权）；另一方面，加勒比海地区繁盛的种植园经济离不开压榨廉价劳动力，导致北美南部蓄奴州强烈不满；黑人在美洲得到英王的庇护与叛逃许可，引发殖民地与宗主国的理念裂痕，最终挑起了独立战争。 再往后就都是历史的车轮... 流水账。一半的篇幅贡献给了人名的枚举，括号加上英文，把字数拉的更长。头前几章阐明了事情的起因：英国人认为黑奴的存在伤害了人权的本质，（假如能够证明一个黑人既非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那么他就不享有人权）；另一方面，加勒比海地区繁盛的种植园经济离不开压榨廉价劳动力，导致北美南部蓄奴州强烈不满；黑人在美洲得到英王的庇护与叛逃许可，引发殖民地与宗主国的理念裂痕，最终挑起了独立战争。 再往后就都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顺理成章尔。 本书翻译问题不小，人名地名翻译出入几番，进一步削弱了阅读体验。 (展开)
0 有用 打蜡群岛 2022-06-11 14:29:59
自由的味道太甜了，所以黑奴会抓住一切机会逃离束缚，谱写自由的史诗，不过我还是不太喜欢这种英国式的历史非虚构写作
0 有用 锦瑟绛雪 2022-05-20 15:46:13
改成：废奴，但英国居功甚伟。毫无疑问的，英确实是三角贸易和血腥的奴隶制等的始作俑者之一，但我们不能否认英国进步人士有关废奴运动的努力、付出和牺牲。尤其是第二部分关于约翰克拉克森的…很精彩，甚至有些小说的感觉，很容易就调动起读者的感情来。
0 有用 Alicia_c7 2022-05-15 23:27:13
然而英国人（generally）倒也不见得是在乎平等自由，大部分还是出于利益考虑，把黑人当作博弈的棋子。这样一比较，那些单纯出于理想的废奴者是真的如此宝贵。最感动的还是黑人们自己的争取，对自己的自由的渴望和为此付出的决心和牺牲。令人钦佩，也令人悲伤。不过港真，废除奴隶制是一回事，消除racism又是另一回事了。倒也不必完成了第一步就洋洋自得。
0 有用 麻什麽 2022-04-30 13:33:00
废奴运动，和女权运动一样，是好几代人用血泪汗水不断接力完成的
0 有用 彷徨之子 2022-03-30 10:50:05
作者是英国人，肯定带有主观的偏见，可以想像如果一个美国人讲述这段“黑历史”，肯定就不会这么不留情面了。不过看到现在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愈发严重，也就明白这只是他们“传统”的延续。“黑人也是人”，这是二百多年前罪恶交易的回响。如果夏普和克拉克森知道两个世纪之后，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还在继续的话，不知道是欣慰还是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