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贞不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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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史均不是当朝写就的，《辽史》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然而，人们通常认为正史机械地照抄了大量的原始记录，因此将正史等同于当时的文献记录。这一观点经不起推敲。中华帝国的史家有“秉笔直书”的责任，但历史也具有说教和证明王朝合法性的功能，并且我们的史书通常都有这一倾向。虽然纂修者直接从文献中大量取材，但他们仍按自己的方式对材料进行加工，并且当他们认为有必要的时候，甚至对其重写。各种不同文献中文章段落的内容可能写得都很接近，而且有些表达可能会在一系列文本中留存下来，但后来的史家不仅仅是文献的收集者和誊抄者，而且还是一个积极的编纂者。 (查看原文)

  油头虚翁 2赞 2020-05-10 12:06:36

• 总之，绝大部分越境者是“汉人”，他们可能同其他人一样也是自愿越境入辽的。许多“汉人”不愿越境入辽的事实，反映的是他们自身所处的环境而不是他们的文化归属感。同时，许多“汉人”返回南朝，也是符合自愿越境者更有可能返回南朝这一总体趋势的。很明显，大多数“汉人”发现，与他们那些“非汉人”同僚一样，对他们来说为辽效力不再是个问题。我们将在构成我们研究主题的个案中，重述这一观点，并且看看它是如何变化的。 克里斯蒂安·施瓦茨-席林注意到澶渊之盟是越境的终点，但是我们必须回到10世纪看看发生了哪些变化。10世纪初，将领和地方官员个人在决定边疆区域的政治边界线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10世纪后半期，他们迁移的自由以及向谁效忠的自由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因为在这个地区角力的多个对手逐渐整合为辽宋两个对手。到11世纪初，帝国中央政府已经接管了他们原先共有的边界地区，并且中央政府能够进一步阻止任何不是君主的人改变效忠对象的行为。虽然双方已确立边界，但很明显在边疆的大多数地方，人们仍可以相互往来，当然这些往来多是以经济活动为目的的。边疆已失去对历史事件的影响力，影响力的中心已移至内部，有两点可以作为中心内移的标志：皇帝不仅从战场上转移到遥远的深宫，而且宫廷礼制疏远了皇帝与臣僚的个人接触。早年的多重选择已被压缩至单一的二元选择，这种单一的二元选择巩固了澶渊之盟确立的边界线。边界概念的出现以及对它的不断维护，巩固了边界线所代表的政治实体，因为边界的概念对忠的构成以及将忠置于何处做了一个更为严格的重新界定。如果将生活和劳作在边疆地区的人排除在外，那么11世纪边界的历史就是两个政治中心竞争与合作的历史。随后的个案研究使我们重新认识这些变化，并以此来探究在10世纪以及后来的史书编纂中，随着对边界的重新界定，人们对忠是如何重新评价的。 (查看原文)

  韧勉 1赞 2023-10-10 15: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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