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宪政史

以下段落描写的对象是梅特兰没有特意提，但非常重要的普通法的习惯法阶段，因为我想在正文之前作一个背景补充。没想到写HIGH以后王车易位，篇幅占太长了，导致现在压根就没有信心写下去了······ 由于本书是从大学讲义整理而来，因此对盎格鲁-撒克逊历史一无所知的人可能觉得不知何处下口。但如果你拥有英格兰意义上的健全常识，在鸟瞰完此书的大体脉络以后，不难发现英格兰古老的自由源自传统先例积累而来，在王国各阶级的动态平衡中草就，并非经由某人理性凭空设计。如果武断认定国会起源于撒克逊人入侵到都铎王朝之前任一时间点，都非无据。英格兰人的祖先也绝不会预料或者设计出今日国会的职能与议程，这些亦无非各种历史特殊事件积累而成，一如原始部落积累习俗，个人生活积累经验，不可复制，不能重复。 成年民族相信人的理性，胜过相信天命，他们已经理智到不再相信诸神的公义，摒弃实证主义之外的一切裁决，于是人为的制定法取代了习惯法，后者尽管荫蔽他们走过了青春期，看上去却是如此的原始与蒙昧，阿克顿勋爵所谓“新兴专制对古老自由的胜利”或者欧陆史家所谓“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皆以其为渊薮，罗马、波斯乃至古埃及，都是这样败亡的，然后被忠实于习惯法的年轻民族相继征服，以自身尸体为养料，哺育新生文明，直到命运展开新的轮回，穷尽无数可能。 英格兰人逃开摩洛克神的诅咒，理当归功于地处偏狭小岛，与欧陆文明中心相距甚远，大格里高利的传教团为撒克逊入侵者带来了基督的宗教，却没有带来罗马的普世主义，从七国时代开始，罗马法的影响就聊胜于无，尽管广泛用于法律文书间，拉丁语却从来没有成为过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法律语言，而其在大陆却风行草偃。 撒克逊人也没有撰写法典的兴趣，所谓的立法，不过是将地方上故老相传的成例、习惯与传统收集、编纂，作为副本供父老参考。今日我们称之为英格兰的土地上，除教会法外，在诺曼征服之前并无通行全国的普适法律，在早期，不论是凯尔特人还是撒克逊人，或者后来入侵的丹麦人，乃至诺曼人，皆依自己的习惯法自治，因为习惯体现神意，各郡民众只需知道本郡惯例即可，不必在意其他地方的法律，所谓普通法（Common Law），字面上的意思便是通行于全国的法律体系，乃亨利二世出于营收的考量推行，当时打官司要向法庭交纳诉讼费，是领主最大的一笔收入。 但普通法亦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如果我们梳理历史，不难发现其草蛇灰线，大致伏脉于孟德斯鸠所谓日耳曼人的黑森林时期，如今普通法以其程序主义为人称道，乃脱胎于早期习惯法的神判裁决。所谓神判，即诉诸神灵以判决是否有罪的一种验证方法，大致分为以下几类：热铁法（触摸热铁，如果有水泡证明有罪，反之则无）、冷水法（被捆绑起来扔进河水中，如果浮起来证明有罪，反之则无）、立誓法与决斗法等。 神判看上去蒙昧野蛮，然而远比吏治国家遵行程序，尤其是决斗法，考究司法决斗的起源、发展、规则、消亡，其实与现代普通法诉讼制度的许多基本要素相关，如对决制、当事人诉讼武器对等、法官的中立性和被动性、公开审判、言词主义、直接主义、集中主义等等。如果我们相信legal high（胜利者方才受到上帝的偏爱），那么就能理解为何在中世纪的语境里司法、决斗与战争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不同面相，因为三者都要遵照严格的程序，否则即为不义。 神判以及脱胎自神判的陪审团程序主义的背后是对神明公正的信仰，人们相信按照毫厘不爽的程序审判嫌疑人，其实是诸神的法庭在裁决，凡人不过按照特定的仪式呼唤神明的意志，他们毫不犹豫地认定凡人有限的理性不足以发现真相，只能诉诸被遮蔽双眼的正义女神。因此普通法的公正不代表正确或真相，而是尽可能避免人为的扭曲，让神明的公义与故老相传的习俗通过陪审团的盲目性落实，犹如战神山上黑白石子落地，命运藉神明之手免去凡人发现真相的负担，后者哪怕人类中最渊博的智者也无力承受。经验证明，被遮蔽双眼的诸神虽然经常出错，仍然强过凡人自以为是的聪明才智。 所以普通法的程序正义，只保障当事人在诉讼当中的地位相当于诉讼之前的地位，同侪陪审员和诉讼双方的阶级地位也须般配，并对双方当事人毫无偏见以保证不偏不倚，而非像罗马法乃至东方万国一般居高临下。诉讼取决于当事人争取同阶级成员(同侪陪审员)信任的游说能力，在英语里诉讼的本义即第三方的仲裁和见证，最初甚至不是强制性的，普通法的法律专家更不是主人，而是共同体成员的顾问。 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在理性主义中浸淫良久的罗马大公教会宣布神判为非法，并在欧陆许多国家设置宗教裁判所，历史的一次大分流开始。神判的衰落伴随着大陆天主教的理性化和官僚化，有罪推定和纠问式审判，与之相对的则是英伦三岛的陪审团制度和司法对抗。早在绝对主义兴起之前，海洋与陆地便开始形成鲜明的分野，宗教裁判所这一符号背后，是文明的两个不同的路径。 在历史的真实里，宗教裁判所的大法官们往往要比大多数封建领主与乡民更少偏见与狂热，更加审慎与仁慈，然而宗教裁判所的设立本身就是老鼠跳上甲板的表现，这意味着教士们相信理性足以替代神明发现真相，因此拥有高于所有人的权威，用司马迁的辞令来讲，便是“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而经验主义一脉的神学家会认为，对理性的崇拜不过是发明了一套新的权能哲学，将人抬高到与神相等的地位，睁大眼睛效法神的全知全能，带有明显的异教气息，并属于典型的偶像崇拜，应当划入渎神者的范畴，是自由与公义的大敌。 他们指出，哪怕罗马法学家尽力完善发现真相的手段，技术之精密普通法学家无疑甘拜下风，然而普通法的优势在于它远比罗马法善于限制仲裁者的武断和滥权，知识之贫乏与技术之低劣，远不如当事人在法庭面前缺乏独立与平等的地位更能造成冤假错案。任何人都不擅长发现真相，这属于上帝的威能，但罗马法更擅长滥权，而任何知识都防范不了滥权。 因此，尽管与满腹经纶的罗马法学家相比，英伦的乡民陪审员大多时候只是没文化的泥腿子，在司法公正与人权保障上两者攻守之势却不成比例地颠倒相异。如此，无怪宗教裁判所的大法官们被污名化为权欲熏心的精神变态。诗化的历史省略了枝节，却比实证主义的琐碎与繁复更有助于人们提高历史理解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