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

北美殖民地社会虽然存在真实且显著的差异，但殖民地贵族群体却从未得到壮大，其财富与权势也从未达到本应有的程度。殖民地某些地方或许偶尔会有显赫的绅士，但他们无力建立起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间的保护与效忠关系，而恰恰是这种关系才使得18世纪的英国乡绅阶层（squirearchy）拥有了稳定的地位。

1747年，一个北卡罗来纳人建议一个打算购买开普菲尔地区种植园的绅士先实地考察一番，“因为假如你不喜欢住在那儿，也没法儿把它租出去”，哪怕租赁利息低到只有1%。“即便是这儿最穷的人，只要在乡下待过，都会想方设法开垦或者购买一块属于自己的地。”

纵然有些绅士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财富、更大的地产，也不可能成为英国式的贵族，“他们的财富无法为他们带来社会影响力，因为无论他们将土地租赁出去还是留在自己手中，到头来都一样”。而在殖民地，鲜有贵族将大量钱财投入本地，在工匠和劳工之中建立自己的依附网。

英国法律中的限定继承和长子继承条款使得家庭产业可以以指定继承顺序的方式完整地传承下去，但在美洲，这种继承方式却产生了相反的作用。条款限制了父辈在处置地产时审时度势的能力，家庭财产的盈亏往往要面临风险，完全取决于长子的才干或弱点。相比于英国贵族，美洲贵族对阶层流动——无论上升抑或下降——有着更敏锐的感受。托马斯·纳尔逊在革命前夕警告说，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的累累负债乃是“近在眼前的巨大变革的前奏”

18世纪中叶之后，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越来越关心社会状况。来自英国债权人的压力逼得他们相互间也开始追偿债务。革命前夕，不少种植园主都渐渐察觉即将到来的毁灭。华盛顿指出，抵制英国奢侈品的行动之所以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人们的欢迎，正是因为它给种植园主提供了一个借口，既可以不再炫富，又不会伤害他们的贵族荣耀和脸面。到了1776年，切萨皮克已有大批种植园主相信，共和主义和共和价值能够拯救这个社会。尽管困难重重，南方种植园主至少已经接近了无私、慷慨的古典主义领袖形象。他们对此了然于胸，并自始至终身体力行。

在英国，想成为商人需要3000英镑的本金，而在殖民地时期的费城只要400英镑，这也是很多缺乏资源、无法在家乡当上批发商的年轻英国人移居殖民地的原因。然而，在美洲做生意总是存在风险，跻身商界和濒临破产都是顷刻间的事，这些商人始终处在危机中，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生意失败。与更发达的英国港口城市相比，在殖民地进入商界容易得多，风险也大得多。

殖民地社会缺失的并不只是英国社会等级的顶层，困扰着欧洲社会的大量底层贫困人口在北美同样无迹可寻。英国虽然从17世纪就摆脱了饥荒，但依旧存在大批穷人。遍寻北美殖民地，找不出像伦敦贫民窟那样肮脏混乱、充满暴力的地方，那种贺加斯（Hogarth）笔下的浸泡在劣质杜松子酒里的世界。不过殖民地居民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根本没有忍饥挨饿的危险”。很多北美穷人，特别是费城这类转运港里的人，流动性很大，人们都匆匆奔往别处。经济下滑偶尔会造成殖民地贫困人口的比例高达10%，但这一比例远远无法与英国汉诺威王室治下的情况相比，后者有半数人口长期处于贫困或至少要不时依赖施舍度日。当然，英国没有近50万生而为奴的黑人，但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佃户和农村雇用劳动力占了极大比例，大多数民众寸土不名。在那里，成为独立的自耕农是遥远的旧时梦想。革命前夕，英国四分之三的农耕地属于贵族和地主绅士，他们以各种方式将土地出租给佃农。事实上，400个大家族控制了全英国五分之一的土地。

君主制和共和制在18世纪紧密交织，以至于人们，特别是英语世界的人们，往往无法准确界定。尤其是共和制，定义更为宽泛，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话说，“可以指代各种含义”。约翰·亚当斯在19世纪初期称自己“从没弄明白”共和制是什么，而且觉得“其他人也没有弄懂，永远不可能弄懂”。他懊恼地得出结论，认为共和制“可以是这样，可以是那样，可以是一切，又或者什么都不是”。的确，共和制往往与君主制难以区分。它显然并不只是一套基于民选的政治机构。事实上，共和制绝不单单是一种统治形式，而是弗朗哥·文图里（Franco Venturi）所说的“生活方式”，是一套完全可以与君主制体系并行不悖的理想和价值。共和制“被剥去了它曾经背负的历史形式，渐渐成为一种可以存在于君主制社会中的理念”。

倡导共和原则及理念的知识分子和批评者的确反对主流君主制世界的价值观与现状，但他们所寻求的不是砍下国王的脑袋，而是通过启蒙运动来改良君主制、改良社会，使其恢复生机。这些批评者及其他很多人，包括殖民地那些大英帝国国王的忠诚属民，仅仅将共和当作一种君主制社会里的反主流文化。共和主义这个词虽然很少被直接引用，但它代表了一切反对、批评18世纪君主制世界里种种弊端的思想和价值。

18世纪中期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从未试图像杰斐逊那般明确地厘清君主制和共和制的界限。相反，他们常常将君主制和共和制视作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政体形式。大卫·休谟认为，君主制虽然在某些政治领袖眼中堪称完美，但“其完美性要全部归功于共和制”。建立在蛮夷民众中的纯粹独裁统治不可能实现自我完善。休谟说：“它必须借用自由政体的律法、措施和机构，以及由此产生的稳定和秩序。而这些优势，只有在共和政体中才能茁壮成长。”知识分子的上述见解使得共和主义成为主流君主文化中寻常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Laws，1748）全面衡量了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的利弊，描述了其各自的凝聚力，并指出大多数现代政府都是二者在某种程度上的结合体。

几乎所有人都认同，英国政体中的大量共和主义元素乃是其力量的主要源泉。有些英国人甚至乐于公开承认英国就是共和制国家。托马斯·温特沃思（Thomas Wentworth）在1710年曾说，“国王、贵族和普通民众相互监督”的构架是“为了整体利益精心安排的”，也就是说，“与其称为君主国，不如更确切地称为联邦”。

共和主义传统不只在不列颠边缘或欧洲社会中漾起一层浅浅的涟漪，更凭借自身的力量成为一股大潮，融进君主制的主流之中，影响后者的色彩、色调和走向。18世纪的共和制并没有取代君主制，而是对其进行改造。共和主义从来不是藏在地下室秘密会议和非主流知识分子圈子里的受到声讨的意识形态。相反，该理念最热情的宣扬者乃是英国和法国的贵族，而这些人不仅与君主制有着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社会地位也都基于此。

我们现在很容易去集中谈论美国革命没有实现的部分，去强调和悲叹它没能废除奴隶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的命运这一方面。这样，我们就无法领会它确确实实完成的事业那一方面的意义。事实上，这场革命使后来的反对奴隶制和19世纪的妇女解放运动成为可能，也使我们现在所有的平等观念成为可能。革命不仅彻底地改变了人伦关系和包括妇女地位在内的社会关系，而且摧毁了至少两千年以来西方早已知晓的贵族统治。革命使长期处于卑微地位的普通民众获得了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甚至有了支配权；他们卑下的劳作获得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无可比拟的尊严。革命不仅仅消灭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制，它还真正重建了美国人心目中的公众或国家权力，并产生了全新的大众政治和一种新型的民主化的官员。美国革命不但使美国人的文化发生了变化，艺术、建筑及肖像画风格随之改变，甚而也改变了他们对历史、知识和真理的认识。 ------- 就激进程度而言，共和主义对18世纪的影响就如同马克思主义对19世纪的影响一样强烈。它向等级制、不平等、效忠国王、家长制、庇护制以及从属制等等那些君主制的基本观念和实践提出了挑战。它带来了关于个人、家庭、国家以及个人对于家庭、对于国家和对于其他个人的关系的一系列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共和主义实际上就是提供了构建社会的一些新的途径。它反对和瓦解着旧的君主制关系，为人民呈献出其他可采取的依附关系和新型的社会关系。它改变着君主制文化，为18世纪末的革命性激变铺平了道路。 ------- 王权大多只在美洲生活的表层运作，掩盖着行政权力机构分散化以及组成殖民地核心统治的权力地方化这种混乱的现实。 ------- 马里兰州医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 贵族们相对缺少绅士气质，下层人可以轻易地进入贵族阶层，贵族无法按照古典的政治领袖的标准去生活，以及它易于受到挑战等诸多方面都是殖民地贵族阶层的薄弱之处。这种弱点比其他方面更能说明为什么殖民地政治不稳定及派系重重的原因。 ------- 在那里皇家权威实际上非常衰弱，皇家总督们完全放弃了统治殖民地的责任，让殖民地的大约40户贵族家族去治理殖民地。这些贵族家族使弗吉尼亚的政界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保持相对的平静。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统治集团，他们也许在财产和势力影响方面是接近18世纪英国贵族的唯一的殖民地贵族集团。〔 ------- 美洲也缺乏等级制的最下层。等级制的最下层是指像那些仍然是绝大部分欧洲社会的负担的广大贫民。到18世纪，严重的饥馑仍然威胁着欧洲的部分地区。尽管英国自从17世纪起就摆脱了饥荒，但是它还是有许多穷人。伦敦的贫民区充满了邪恶与暴力，贺加斯（用画笔）使这个满是杜松子酒气的悲惨世界得以长存。美洲没有这样的贫民区。虽然到18世纪中期，波士顿、纽约和费城等港口城市里穷人的数量增加了，但是美洲人知道，“我们中间”没有“一丝一毫饥荒的危险”。许多美洲穷人，特别是那些在像费城那样的贸易集散地的人，是些暂居此地的过客，他们还要到别的地方去。经济的衰退有时会使穷人比例在殖民地人口中占到10％，但是这仍不能与汉诺威王朝时期的英格兰的穷人相提并论。在英格兰，多达一半的人口定期地或者至少经常地依靠救济生活。当然，英国没有什么像殖民地居民世代奴役的50万黑人那样身份的人，但是它却有众多的边远地区的佃户和乡村的雇佣劳动者；实际上，大多数人口没有土地。拥有土地的独立的英国自耕农是母国旧日的梦想。在美国革命的前夕，贵族和士绅地主拥有四分之三的英国农田，他们把地租给这样或那样的佃户。在英国，400户大家族实际拥有了全国五分之一的土地。〔25〕 ------- 彼得斯在他的《康涅狄格通史》一书中写道，“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像这里一样，小人物和大人物如此同等，没有人缺少衣食住的便利，人们不乏独立的精神。”只有五分之一的英国人拥有土地，而三分之二的白人殖民地居民拥有土地。 ------- 人口的增长和流动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社会的政治机构无法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大多数小的殖民政府对各种发生巨大作用的变化置若罔闻。在许多殖民地，尤其是在中部殖民地，立法机构的代表人数无法赶上人口增长的比例。 ------- 人口的增长和迁移削弱和破坏了家庭、教会和邻里的关系。年轻人变得更加自主，更加独立于家长制和庇护制的关系。 ------- 这种做法只是即将发生的重大转变的前兆，即美洲的对内贸易将取代对外贸易变成为美洲繁荣的基础。〔 ------- 几十年之后，在欧洲和北美旧的社会结构已经完全改变时，约翰·亚当斯对“革命的起源”已有了透彻的了解，他在1799年对他的一个儿子说，革命起源于“家庭里真正的权威全面系统的崩溃和瓦解。如果没有母亲和孩子对父亲的言听计从，国家的常规统治就不会存在”。 ------- 平等的双方相互同意的交易合同成了契约的新概念。这个新概念是主人与从属们，甚至家长与孩子等所有传统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 ------- 到18世纪中期，明确的书面契约以及其他非个人性质的法律文件越来越取代了人们以前处理彼此之间事物所采用的非正式的、根据习俗的和个人性质的方式和方法。尤其是新英格兰人已经习惯于从契约的角度去看待家长制式的关系。他们毕竟有悠久的契约传统——人与上帝之间的契约，一个地区的全体教徒与教士之间的契约，以及同一地区居民之间的契约。 ------- 美国革命的巨大的社会对抗力量不是穷人反对富人，工人反对雇主，甚至民主派势力反对贵族派。他们是爱国者们反对朝臣们， ------- 在1763年之后，皇家官员们所有的努力与英国政府试图重新改造英帝国结构的企图以及试图从殖民地榨取税收的企图徒劳地纠缠在一起。所有的英国政策都威胁着殖民地人民日益增长的自由与独立的希望。 ------- 所有依附于他人的人，如妇女和男孩子，可以不给选举权，正如马萨诸塞的埃塞克斯郡全郡大会在1778年宣布的那样，妇女儿童的“处境是如此局限，以至于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杰斐逊非常注重财产与公民权的同等性，所以他在1776年建议新的弗吉尼亚州给每位拥有不足50英亩土地的人50英亩土地。如果没有财产和个人的意志，也就是没有独立地位，一个人是不可能有公德的，也不会有共和国，因为“依附产生奴性，容易被收买，扼杀美德，而且是他人实现野心的得心应手的工具”（杰斐逊语）。〔22〕 ------- 最后是约翰·亚当斯在1775年得出了最终的结论，并用一句话摧毁了社会是由各种身份地位组成的等级制的概念。亚当斯简明扼要地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自由人和奴隶。”这种露骨的两分法使君主制社会所有细致的等级界限和依附关系趋于崩溃，也为美国人带来了激进的和重要的影响。 ------- 早在1775年在费城没有自由的劳动力的比例，即仆人和奴隶的比例，已经从18世纪中期的40％到50％下降到13％。到1800年，只有不到2％的城市劳动力仍没有获得自由。很快契约奴役就荡然无存了。〔 ------- 有一个明显的依附关系革命者们没有完全废除，这就是将近50万非洲裔美国奴隶的依附关系。在革命者高谈阔论自由时，他们在这方面的失败使他们在我们眼中似乎言行不一，十分虚伪。然而，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有一种文化氛围允许黑人奴隶和其他契约束缚和不自由的形式存在于整个殖民地时期，没有受到任何严肃的挑战，是美国革命突然而且有效地中断了这种文化氛围。由于革命运动的发展，黑人奴隶制成为了极其突出的问题，这在旧的有着各种程度的不自由的君主制社会是从未有过的。美国人在1775到1776年间开始用前所未有的程度激烈地抨击黑人奴隶制。 ------- 美国革命实际上带动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这些力量给北方的奴隶制度带来了厄运，也最终导致了美国内战。〔 ------- 建设新的共和社会的第一步就是要对人民进行启蒙教育，还要改变权威的性质。不仅文化要共和化，所有的上下主从关系也必须改变。 ------- 革命领导人对未来有着令人激动不已的向往。他们精明而又讲求实际，因此他们明白，通过成为共和派，他们在表达一个乌托邦式的愿望，他们希望产生一个由开明和贤德之人领导的新的伦理道德体系以及新的社会制度。他们崇高的梦想和最终的失望使他们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代最不寻常的政治领导人。 ------- 富兰克林在他的《自传》里说：“人类的福祉不是靠多大的好运气产生的（这种好运凤毛麟角），而是靠每日每时一点一滴的进步得来的。” ------- 富兰克林在他的《自传》里说：“人类的福祉不是靠多大的好运气产生的（这种好运凤毛麟角），而是靠每日每时一点一滴的进步得来的。”他们认识到所有对社会行为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改善都是对文明做出的贡献，由此也是对启蒙运动做出的贡献。 ------- 乔治·华盛顿完全就是一个古罗马解甲归田的英雄辛辛纳图斯式的人物。华盛顿十分了解这些古典的共和价值观念，并且努力遵循这些观念生活。他一生中最大的举动就是从大陆军总司令的职位上退下来，这一行动最使他声名大振。在签订和平条约和英国承认美国独立之后，他在1783年12月23日向国会呈交了他的佩剑，引退回到了在芒特弗农的农庄。这个举动使世界震惊。为了使他的政治建议更加公平无私，他给各州传阅一封半年前就写好的信，在信中，他保证决不“再参与任何公共事务”。他甚至从驻地的教区委员会退出，以便让自己完全脱离公共事务。这种自觉和无条件地放弃权力、退出政界的举动是一项伟大的义举，对启蒙和共和世界意义深远，它所起的作用也是巨大的。〔 ------- 华盛顿并不幼稚。他非常清楚他辞官引退会产生什么效果。他努力按照18世纪的古典无私、一心为国的爱国者的形象来生活，而且他很快知道他声誉鹊起，成为现代的辛辛纳图斯。他在18世纪80年代作为伟大的古典式英雄的名声传遍世界，无与伦比。 ------- 在现代人的眼里，华盛顿对自己的名声的关注让人难堪，这种关注似乎过分，并且是自私自利的。但是他同时代的人理解他。所有的绅士们全都小心翼翼地护卫着自己的名声，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荣誉。要获得穿越时空的荣誉就是要获得名垂千古， ------- 18世纪的思想家们认为，瑞士人不太正常，因为他们远离家乡时，只要听到家乡的歌曲时就会热泪盈眶。农民和落后的人们普遍怀有这种乡情，可是有文化的绅士应该是四海为家。 ------- 这一代革命者是美国历史上最具有世界主义思想的一代人。革命领导人们从未搞过现代意义上的民族革命。他们当然是爱国者，但是他们并不像后来的美国人那样热衷于美国的独特性，或热衷于把美国从西方文明进程中分离出来。忠于自己的州和国家到那时为止与世界主义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事情。 ------- 在《独立宣言》发表之后的几十年间，美利坚合众国变成了世界历史上最平等的国家，不管它的财富如何分配不均，但是它直到今天仍然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 平等是共和主义的核心，戴维·拉姆齐说，它是“共和国的灵与肉”。共和国的公民身份就带有平等的意思。“ ------- 美国政治历史上最紧要的时刻之一，或者说也许是唯一关键的时刻，发生在1786年在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几天辩论中。是否重新颁给北美银行特许状是辩论的议题。这场辩论是围绕着利益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而进行的，它是我们所记载的18世纪80年代州立法活动记录中唯一最重要的一份。 进行这场辩论的主要人物是威廉·芬德利和罗伯特·莫里斯。芬德利来自宾夕法尼亚西部，是苏格兰和爱尔兰人的后裔，从前是纺织工人，现在是宾州捍卫减免债务人债务和纸币利益集团的人。莫里斯是该州最富有的巨商，胸怀贵族式的抱负，是要求使北美银行得到重新特许的主要支持者。芬德利完全是那种乡土议员，像麦迪逊那样的士绅说他目光短浅，思想狭隘，并且说他与促进发行纸币和减免债务人债务的立法利益相关。现在，由于辩论银行的特许问题，芬德利总算有了一个机会来回击贵族对他的指责，而且他发挥得淋漓尽致。莫里斯和费城的绅士们不断竭力地把自己标榜为具有古典主义风范、公正无私的绅士，他们超脱粗俗的市场利益，关心的只是公众的利益。但是芬德利和他的西部同僚们不会让莫里斯和银行的贵族支持者们侥幸地捞取这顶桂冠的。芬德利说，这些支持再次给银行颁发特许状的人本身就是利益相关的人，他们要么是这家银行的董事，要么是股东，因此，他们根本无权声称他们自己只从全州的利益出发来制定决策，是无偏无党公允的仲裁人。银行的支持者们“与它成败所系，息息相关，因而在增进银行的利益时，他们是在自己给自己的案子做法官”。芬德利说，他们为这家银行辩护暴露出“所愿未得的贪欲使利令智昏的头脑备受煎熬的丑态”。 ------- 芬德利的另一条思路却是新的，是崭新的。他接受了莫里斯和其他的银行支持者们与银行的利益密切相关这一点，而且他还说，他们为银行能重新得到特许状而努力奋斗也没有什么反常与不当之处；他们毕竟是身为董事和股东，人们不可能期望他们做出别样的举动，“换了任何人……也都会像他们那样去做的”。总之，莫里斯和其他银行的投资者们有充分的“权利站在这间大厦里来倡导自己的事业”。但是，芬德利接着说，当别人意识到“他们所倡导的正是他们自己的事业，赞成的是自己的观点，以及考虑自己如何做出相应的投票”，银行的支持者们没有任何权利提出抗议。换句话说，他们无权把对自己个人事业的支持硬说成是无私的义举。芬德利提出，只要做法是公开和光明正大的，不是用绅士一心为公的冠冕堂皇的辞藻来掩饰的话，在政治上促进各种利益的发展是完全合法的。促进各种个人利益的发展实际上正是美国政治应做的工作。 ------- 芬德利不仅仅满足于揭示代议制立法机构中利益集团性政治的现实，和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他还大致了解了这种利益集团性政治的一些重要的影响，用寥寥数言向公众领袖需公正无私这个古典传统进行了挑战，并为竞争性民主政治奠定了有史以来最好的理论基础。假如代表们被推举出来是去增进某些特殊利益和促进选民们的私人事业的发展的话，那么，下面这个观念就变得陈旧过时了，持有这个观念的人认为，这些代表纯粹都是承担职责，肩负为公众服务重任的公正的绅士和高尚的乡绅。当在廉正高尚的君子确实曾存在的年代，这种观念也许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样一个无私的代表丝毫不代表自己，仅仅是代表选民的利益。但是，芬德利说，在有着众多利害关系的民主化的美国，在立法机构的候选人“有自己的事业要促进”的美国，“利益的大小决定了竞选一个席位的活动的多少”。 ------- 美国多元主义和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的真正起源是来自反联邦党人的呼声，而不是来自于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 ------- 在那个年代，毕肖普对贵族的攻击是最泼辣的，但也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事实上，如果没有许多人的摇旗呐喊和助威，他的攻击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在共和国早期，北方的贵族处处受到言论的无情打击，攻击他们的人不但有像毕肖普那样上过耶鲁大学的离经叛道的绅士，而且更重要的还有数不胜数从未进过大学校门的普通平民百姓。 ------- 混淆有闲士绅与普通劳动者自古有之的界限的做法在美国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进行得更加深入。 ------- 然而，把公职仅仅当成是一种赚钱谋生的职业的做法远远背离了古典的共和主义的思想，这种做法甚至暗示了利益集团实际参政的可能性。 ------- 到19世纪初期，担任政府公职的古典共和主义的思想正在失去意义。如果每个人都应该追求自己的私利，而且追求私利又是公共利益的真正根源，那么去指望人们无偿地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来承担社会的责任无异于愚迷不悟。 ------- 杰克逊派最终接受了这样的现实：在美国，大多数公职人员不再可能是那些出于荣誉感和本阶层的义务而服务的有闲的贵族。相反，正如美国革命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在民主化的美国，公职人员有可能是“怀一己私利”的人，如果没有官员体制的制约和法规，人们不可能相信他们会无私高尚地工作。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杰克逊政府仍然很小，但是它的特征是现代的。它建立了许多原则，是我们当今民主化的官僚政治的基础。它有助于使民主制得到美国人的接受。 ------- 美国的共和主义精神“不容许向团体授予专门的特权”。 ------- 法律和特许状是有区别的。法律是整个社会的通则，特许状则“给予某些人专门的特权……特许状是一种财产。当特许状被人们获得时，它们是有价值的。它们是否能被剥夺只能由法庭来决定”。〔 ------- 克维尔总结说：“法庭是司法体系能够控制民主制的看得见的机构。”〔 ------- 早在1789年，人们就观察到，人们已经摆脱了传统的社会关系，他们“彼此之间必然会形成一定的距离，被抛进一个呈扩散状的社会”。 ------- 新的中产阶级的改革者们并不想要向人民灌输遵从和依附的思想，而是要灌输“正确的道义”。他们的目标是改变人们的现有的行为。他们不是像早期的慈善组织曾做过的那样，集中精力解除不幸者的痛苦，而是努力要清除贫穷、犯罪以及其他社会罪恶的根源，他们的主要措施是革除赌博、酗酒、不遵守安息日、渎神、赛马和其他恶习，这些恶习被人们认为是罪恶的根源。 ------- 塞缪尔·布洛杰特是商人和经济学家，有时也是建筑师，他设计了费城的合众国第一银行。他是为实业及贸易有益于社会这种观点进行最早、最有独到见解、也最全面辩护的人之一。他在19世纪头十年间发表了几篇开拓性文章。他认为商业是社会主要的内聚力。毋庸置疑，至少从18世纪初期开始，包括孟德斯鸠在内的许多思想家已经说过商业对国家有利。商业为社会带来财富，把不同的民族联合在一起，甚至还有助于教化人们。但是大多数发表议论的人通常所说的商业还是孟德斯鸠所指的商业，即“着眼于国家利益的商品的进出口活动”，用传统的话说就是“只有出口商品才能使国家富裕”（一个美国人语）。〔29〕商业一般等同于国际贸易，不等于社会内部进行的买卖和交易。人们传统上认为，这种国内交易和零售业不如海外商业重要，不如它体面。可是现在布洛杰特和其他人把社会上所有大大小小的生意活动都看作是商业。 ------- 有闲变成了游手好闲，劳动令人尊敬，几乎所有的白人成年男子都成了绅士。 ------- 妇女。“一位节俭贤淑的妇女是社会之宝，是有益于社会的人。”她有力量使“正派体面在公众中成为……一种风尚，使公共美德成为唯一的典范”。〔 ------- 文明的程度如何现在是根据它们对待妇女的方式来决定的 ------- 人们冲击精英们的观念，赞颂普通百姓的判断能力，这一切的结果是分散了权威，也使真理本身以世界前所未有的规模扩散。每个人都被告知，从医学、艺术到政府，他们对于任何事物的看法和品味，如果不比那些拥有大学学历的“行家”、“理论家”更精辟、更好的话，也是同他们不分高下。因此，毫不奇怪，真理和知识变成了虚无飘渺的东西了，难以确立绝对的标准。 ------- 个人只有关系众多才会强大，或者是由于他的生活同整个有机与无机链交织在一起，他才会强大”。 ------- 然而，爱默生和其他人在外部的动荡和混乱中所看到的新的、内在的精神和谐之所以有可能出现，正是由于旧的君主制社会已经分崩离析、人民获得了自由这个原因。 ------- 美国革命与由此产生的民主制摧毁了旧的社会所有的“联系与纽带”。〔56〕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贵族制度锻造了从农夫到国王联结社会所有成员的链条。而民主制砸碎了这条锁链，斩断了每个环节。”〔57〕 ------- 庸俗、注重物质利益的实利主义、没有根基和反唯智主义倾向是美国为这个民主制付出的代价。 ------- 革命的洪流一旦爆发，就不会只流淌在狭窄的河道里，势必会波涛滚滚，漫及四野。” ------- 当美国革命进行到19世纪初时，美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全面彻底的转变。一个阶级并没有推翻另一个阶级；穷人也没有取代富人的地位。〔7〕但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且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到了19世纪早期，这场革命已经创造了一个与18世纪殖民地社会迥然不同的社会。实际上，它是有别于世界上存在过的任何一种社会的新社会。 -------

诚然，与本土相比，王室在殖民地的影响力微不足道。这里没有繁复的市政官僚体系，没有大主教，没有牧师管辖区，没有受俸牧师，没多少正规军和海军职位，也几无王家生活方式可言。18世纪前半叶，王室的任命权大多逐渐被地方议会和地方权威侵蚀。与此同时，由于帝国等级体系内部的分歧，以及总督与英国法庭及其上层官僚体系分享支配力的需要，王家官员的政治权威日渐式微。然而在很多美洲人看来，官员运用王权和恩惠的手腕依旧无处不在，且强大到足以令他们陷入持续的愤怒与忧虑之中。的确，王家权威已在美洲日薄西山，王室要为帝国负责，也就意味着要最终背负几乎所有在殖民地上演着的个人政治影响的重担。即便当本地名流培植起足以与王室委任官员分庭抗礼的个人势力，从而侵犯了王室的权威时，他们依旧是联结遥远的殖民地与英国权力中心的长长依附之链上的唯一纽带。富商威廉·佩珀雷尔（William Pepperell）是缅因地区最有权势的人物，马萨诸塞总督任命他为1745年远征路易斯堡（Louisburg）的指挥官，因为他“最有可能在最短时间内集结起士兵”。不过随后，佩珀雷尔被任命为英军正式指挥官，并被授予准男爵爵位，这使得他的“利益”再也无法同王室分割开来，也就不可避免地被视作王室的附庸。

即便是英美社会中时常出现的、看似会给权威结构带来威胁的暴动和骚乱，事实上归根结底也凸显了那个社会的父权制和个人化构架。的确，民众骚乱是平民百姓发起的无序抗议活动，绅士当权者对此极为反感。然而，民众虽公开反对现存的权威构架，但骚乱其实正发生在该构架之下，且往往起到了强化构架的作用。民众骚乱多半脱胎于节日和传统的大众庆典，并与其有着共同之处。事实上，在这个前现代社会中，正是对个人和社会权威的敬畏迫使普通人采用嘲仿庆典的方式来发泄自身的屈辱和愤恨。这种方式令下等人可以暂时摆脱低人一等的从属感，并控制他们被压抑的怒火和敌意的释放程度。因此，侍童、学徒和仆人成了一日国王的角色大反转，到头来并没有削弱固有的等级体系，反倒令其更加稳固。民众对社会规则的这种短暂的、狂欢式的触犯恰恰强调了规则的力量。骚乱中对画像的使用和高度仪式化的行为——比如每年11月5日在波士顿举行的教皇日庆典——为权威筑起了一道抵御直接挑战的缓冲墙。

此类民众骚乱最终证明，政治在本质上依旧是上流社会绅士精英独享的舞台。政府实施统治要依赖绅士面对面的交流或广泛使用的书信联系，甚至连小册子和报刊文章也大多是知己知彼的绅士间个人交往的外延形式。文章中随处可见个人化指涉、拉丁语引文和西方文化的深奥典故，由此可见，绅士仍然认为这些政治论战文章的读者是与自己处于同等地位的有教养的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