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作为军人的邓小平多年练就的本领是：他知道如何重整旗鼓。”

“叶帅在当天劝告华国锋说，要么接受已经变化的政治情绪，要么做好被人抛在后面的准备。”

这是懂政治的人说的话。

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 83个笔记 中国大陆版序 在西方，“六四”刚过的那些年里，很多西方人因为对示威被压制而非常不满，也就没有兴趣了解邓小平。 我尽力客观地对待邓小平的言行，也没有掩饰我对邓小平的钦佩。我认为他对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一个当时还承受着“大跃进”和“文革”后果的国家的前进方向。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对世界的发展有过更大的影响。 前言　探寻邓小平 1920年代邓小平在巴黎和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就学会了完全依靠自己的记忆力——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笔记。“文革”期间批判他的人想搜集他的错误记录，但没有找到任何书面证据。 导言　这个人和他的使命 他要让中国向世界各国的科学技术、管理体制和新思想敞开大门，无论那个国家属于什么政治制度。他很清楚，亚洲的新兴经济体——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正以其他任何国家未曾有过的速度快速发展。然而邓小平也明白，不能全盘照搬国外的整个制度，因为任何外来制度都不适合中国的特殊需要——中国有着丰富的文化传统，它幅员辽阔，各地差异很大，而且十分贫穷。他认识到了一些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没有认识到的事情：单靠开放市场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逐步建立各种制度。他要鼓励干部开阔视野，到各国学习成功经验，带回有发展前景的技术和管理方式，通过试验来确定能在国内行之有效的办法。他要帮助铺平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良好关系之路，使它们愿意与中国合作。 即使制度在发生着根本改变，他仍要在就业和日常生活方面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简言之，邓小平面对的是一项苛刻的、史无前例的任务：当时还没有哪个共产党国家成功完成了经济体制改革，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更不用说这个有着十亿人口、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 吉米·卡特总统曾评论道，邓小平跟苏联领导人不一样，他有一种内在的自信，这使他能直奔实质问题。他从不纠缠于过去的错误或谁要对其负责。他经常打桥牌，就像他打牌时的表现一样，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他能认识并接受权力现实，在可能的范围内做事。一旦没有毛泽东在背后盯着他，邓小平对自己和自己的权威十分自信 据外国官员的描述，如果他反对外国的政策，他会表现得易怒和“咄咄逼人”。邓小平见识过那些利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海外武力谋求私利的国家，因此他对自称友善的外国领导人从来不抱天真的希望。但是，无论来自大国还是小国，那些有着不同社会地位、属于不同政党的外国客人，最后都会感到与他相处愉快，即使他们并不喜欢他说的话。他们觉得邓是一个能够打交道的人。 他一向乐于学习，但他最终认为，自己要比他们更清楚什么对中国有利，而那不应该是资本主义和西方式的民主。 在法国的五年和在苏联的一年，使邓小平比毛泽东更了解世界发展的大势，对中国更有洞察力。他有机会观察一个现代国家的工商业；在苏联的一年使他得以观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如何应对现代化的。 目睹过自己的同志死于战争和党内清洗，邓小平养成了一种强硬的性格。他见过许多朋友变成敌人、敌人成为朋友的事例。他曾3次受到错误批判：先是在江西苏区，然后在1966年“文革”中受到猛烈批判，1976年又一次挨批。邓小平养成了一种刚毅的品格，能够做到不论愤怒还是受挫都不形于色，不让情绪左右自己的决策，而是把它建立在对党和国家需要的认真分析之上 他对他们的个人生活不感兴趣，也不在乎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专注于提供大多数人认为中国最为需要的坚强领导，并使他们的共同事业有一种方向感。他头脑清醒，做事有条理，不会反复无常。众所周知，他只抓大事，具体工作留给别人去做。他不是那种事必躬亲的人。 1911年的事件被称为“辛亥革命”，它不是组织有序的革命力量带来的结果，而是对帝国体制失效做出的反应。 袁世凯倒台后，孙中山于1923年在广州组建政府，希望使它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府。他还组建了国民党来为国家提供政治领导，在名义上建立了一个有民主框架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吸引了一批爱国的青年才俊，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中共领袖的人物——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和林彪，这些人当时也是国民党员。他强化了民族主义，鼓励年轻人出洋留学，促进了大众媒体的发展。但是，面对混乱的国情，他既缺乏组织能力，也缺少建立有效政治体制的必要支持。他于1925年怀着未竟的梦想去世。 蒋介石曾是一名在日本受过训练的年轻军官，孙中山将他带到广州，让他担任刚成立的黄埔军校的校长。蒋在这里培养了一批新式军官，他们将领导军队统一全国。蒋介石在1925年接过孙中山的衣钵，但他难以控制国民党内部的共产主义者与右翼之间日趋激烈的斗争。这场党争后来发展成双方反目。蒋介石在1927年4月断然清党，屠杀了那些拒绝放弃共产主义、宣誓效忠国民党的人。蒋介石是个颇有才华的军人，但是为了进行统治，他要与诸如大商人、地主和军阀这样的权势集团合作，而那些人已经失去了普通百姓的支持。在并不稳固的军阀同盟的支持下，他成为中国政府的首脑，可是他无力控制腐败和通货膨胀，从而失去民心，在后来的内战中输给了更加团结的共产党；后者在抗战期间建立了强大的党和军队，并利用城市居民对于物价飞涨的恐惧和农民想通过重新分配地主财产获得土地的愿望，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1978年美国从越南撤军后，苏联变得咄咄逼人，因此西方各国乐于帮助中国进一步疏远苏联。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张，中国更容易地进入新市场——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和香港地区——并获得新技术，它们也为中国提供了欠发达国家迅速实现现代化的范例。与东欧各国不同，中国在1960年代就彻底摆脱了苏联，这意味着它的领导人在决策时可以只考虑什么对中国最有利。 1949年以前他是革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者。从1967年到1973年的“文革”期间，他利用下放农村的时间思考改革的必要。1974年和1975年时毛泽东仍然在世，邓被委以整顿国家的职责，这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他在1977年成为改革家，先是在华国锋手下工作，然后在1978年成为最高领导人。 邓小平1974年会见一个美国的大学代表团时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一向认为，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着人生这所大学。它没有毕业的一天，直到去见上帝。”邓小平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和解决问题。他引导着中国的转型——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使得这个国家和他1978年接手时相比，变得几乎难以辨认。 第1章　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1904—1969 毛泽东反抗自己的父亲，邓小平却没有，他只是疏远父亲而已。邓榕回忆说，在后来的岁月里，爸爸从来不提他自己的父亲（他死于1936年）。 中国留法学生四处奔波寻找辛苦低下的工作来维持温饱，他们看到法国的富商家庭过着他们在中国从未见过的优裕生活，工厂的工人则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从事着长时间的繁重劳动。中国学生大多来自殷实之家，因学业优异而中选留学。他们都是想学习现代科技报效国家的英才，可是他们在法国只能找到连法国工人也不愿做的活，在重工业、化学工业的工厂和矿山作为没有技术的苦力干活。此外，邓小平和其他中国工人最初一般只能当学徒，薪水甚至比普通工人还要低。 这些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人尽管备受屈辱，却为中华文明而自豪，并将自己视为未来的领袖。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社团；他们还分成小组，探讨中国政府为何如此软弱、世界为何变得如此不公平。这些小组的一些成员后来成了无政府主义者，但邓小平等人则寻求发动一场运动，推翻软弱无能的中国政府。 。邓小平尤其为号召中国学生投身激进事业的杂志《新青年》所打动；该杂志的主办人是陈独秀，当时他的两个儿子也在法国学习。 两个法国学者曾仔细研究过邓小平在法国5年期间的活动，他们说：“在法国，邓小平发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劳工世界、党的组织工作、中国的地位、社会和地区差别以及他的安身立命之本。” 在中国以外，没有哪个国家比法国的中共党员发挥了更大作用。1949年以后，从法国回来的人在建设国家中扮演着独特的重要角色。与中共的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1949年以前从未迈出国门一步的毛泽东——相比，这些从法国回来的人有着更开阔的国际视野。在1937年到1949年的革命斗争中，他们不一定身居高位，但是从1949年到1966年的中共国家建设期间，不但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而且其他一些从法国回来的人，在经济计划（李富春）、外交（陈毅）、科技（聂荣臻）、统战宣传（李维汉）等各个领域都担任了关键角色。中共严禁在党内搞派系，这些从法国回来的人也处世谨慎，以免被人视为派系，但是他们对于中国需要做些什么都有着特殊的理解。 邓小平在苏联学习时，苏联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体制，仍在实行“新经济政策”。这种政策鼓励小农、小工商业甚至较大企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则致力于发展重工业。苏联也请外国人来投资。跟当时另一些人一样，邓小平认为这种经济体制——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允许私人企业和鼓励外国投资——能推动经济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快地发展 21岁的邓小平就萌生了一些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非同寻常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终生未曾改变。不妨举个例子，他在1926年8月12日的课堂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 在国民党内部，共产党和右翼之间分裂日趋严重，共产党的军事实力大大弱于国民党右翼，所以共产党为了应付看来已经无可避免的分裂，试图寻找军事同盟。 冯玉祥认为共产党的政治教导员可以为他的军队培养目标感，利用像邓小平这样有前途的领导人，能够让军队明白打仗是为了什么。1927年4月国共分裂时，冯玉祥虽同邓小平及邓的共产党同志关系融洽，但他很清楚国民党的军事力量要比一小撮共产党强大得多，因此断定自己别无选择，只能与国民党结盟。冯玉祥客气地向邓小平及邓的同志道别，请他们另谋出路 为了避免暴露，邓小平采用各种伪装，练就了他一生都在使用的本领：从不把党内活动记在纸上，从不丢弃可能给其他党员带来麻烦的纸屑。事实上，从此以后，他总是把重要人物的姓名和地址记在脑子里，不留任何字迹。 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认为共产党必须建立农村根据地，等到有了足够的实力再向对手发起挑战。然而中央领导却指责邓小平追随罗明（一名福建籍干部）的失败主义政策，在打击敌军上不够积极主动。在后来所谓邓小平三起三落的“第一落”中，他被撤销了会昌县委书记一职，并和3个同事（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谢唯俊和古柏）一起受到严厉批评，后被派往外地以示惩罚。邓小平受到严厉指责，被称为“毛派头子” 当时他还无从知道，从长远看，他被指为“毛派头子”受到惩罚其实是他的运气，因为这使毛泽东长期相信邓小平是忠实于自己的。 延安既是个足够大的根据地，又离敌人相当远，这使毛泽东既有时间研究党的理论和全局性战略，又有闲暇畅游于历史、哲学和诗词当中。相比之下，住在太行山区一个较小根据地的邓小平政委，更加接近日本人的前线，几乎没有时间研究理论。 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的领导作用并非没有争议。刘伯承担心部队的安全，试图挖掘更多的战壕以抵御国民党军队的优势火力，邓小平却坚持进攻。后来有人批评邓小平说，他在战役初期把部队置于更大的危险之中，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也没有让部队挖更多的防御工事。 但是，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统一领导的60万中共大军，在战役的后期还是占了上风。这一场大战既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士气的胜利，此后蒋介石的军队便退居守势，共产党的军队则继续向南和向西推进。事实上，淮海战役之后，国民党已经难以集结大军抵抗共产党的进攻了。中共军队轻松击溃抵抗，渡过宽阔的长江，迅速地西进、南进。 建立中共政权，1949—1966 从1947年夺取东北到1949年年底控制全国，中共只用了两年多时间。每占领一个大区，中共就会成立一个“局”，领导该大区。为了给这些大区的中共统治打下基础，毛泽东通常会挑选当地出身的人担任大区领导。刘伯承和邓小平都是四川人，四川则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省份。战时政委要服从司令员，和平时期则是司令员服从政委。因此邓小平便成了西南局——共产党收复的6个大区的最后一个，有一亿人口——的党委第一书记。邓小平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1952年，直到各大区主要领导人奉调回京，其职责也被转移到北京为止。 随着共产党在社会扎下根，他要承担起公共生活各方面的责任——治安、经济、工商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 华南局的叶剑英曾受到批评，说他对当地的地主手太软；与叶剑英不同，邓小平在土改中成绩斐然，他斗地主，处决了一些大地主，把田地分给农民，动员地方农民支持新的领导，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1960年毛泽东与苏联决裂，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国家。不过，他也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如何对付列强 1956年2月他是赴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谴责了斯大林 他马上敏锐地意识到，此事不但关系到苏联国内，而且会产生国际影响，他指派两名翻译连夜译出讲话，但在毛泽东决定如何做出反应之前他谨慎地避免谈论这篇讲话。回到北京后，他把讲话的内容向毛泽东做了汇报，由毛泽东决定如何应对。邓小平很快就意识到，对斯大林的全面批判将殃及那些和斯大林一起工作的人，削弱苏共的权威。 从1957年春开始，很多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的鼓舞下畅所欲言，批评的严重程度令毛泽东感到意外。他怒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资本家虽然已被消灭，但他们还是脱不掉自己的阶级本性。毛泽东在1957年夏发动“反右”运动，错误地打击了那些严厉批评中共的人。毛泽东吩咐邓小平具体操办这场运动，他本人则带头进行批判，把大约55万名知识分子划为右派。邓小平在“双百”运动中曾对党的地方干部说，要听得进批评意见，不要打击报复。可是在“反右”运动中，有的知识分子傲慢自大，不公正地批评那些为完成复杂繁重的任务而苦干的干部让他感到恼怒。 “反右”运动影响了中国大批科技人才，也使很多人疏远了中共。本来有可能阻止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批评者变得噤若寒蝉，毛头脑发热想出来的这种乌托邦式的“大跃进”，要以蛮干的方式在短短几年内彻底改造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大跃进”开始后，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不再像以前那样不时征求身边干部的意见，很多忠实于毛的人也变得沉默不语。 邓小平作为执行者，要比毛泽东这个哲学家、诗人和梦想家更加务实；毛泽东看重邓小平和林彪等人，也是因为他们既能直率地向他说出自己的看法，又很少公开去讲。邓小平像党内许多忠诚的干部一样，很清楚毛在“大跃进”期间不愿容忍不同意见，因此他也没有批评毛泽东。此外，他和另一些人都认为，毛泽东在内战和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做出的决策往往都被证明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宁愿把怀疑放在一边，一心执行毛的命令。邓小平后来对女儿说，他很后悔自己没有做出更多的努力，阻止毛泽东犯下这些严重错误。 1959年以前，邓小平在贯彻毛的“大跃进”计划时一直是个听话的干部。但是当乌托邦式试验的灾难性后果显露出来时，他却承担着不令人羡慕的任务，他向党的地方干部发出指示，让他们想方设法渡过难关 病假开始时，邓小平的观点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几个月后邓小平重新工作，他继续听从毛的命令，表达对毛的忠心。但是“大跃进”的灾难拉大了浪漫幻想家和务实的执行者之间的距离。邓小平仍在贯彻毛的指示，但他扩大了自己的回旋余地，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毛泽东唯命是从了。从1960年到1961年，邓小平积极参与了对工业、农业、教育和其他部门的务实的调整，以缓和“大跃进”的极端做法。当时毛泽东没有批评这些措施，可是他后来发牢骚说，他讲话时邓小平坐在房间最后面，对他的话充耳不闻。他抱怨手下的干部把他当成已经作古的人，虽然敬着他，却把他的话当耳旁风。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他的同事在一次政变中赶下台之后，毛泽东就对那些没有对他言听计从的部下感到不放心，更多地谈到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也愈加坚定地要求对他个人的完全效忠。1965年2月，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引发批评，说党的干部没有完全拥护毛的革命路线。毛在1966年5月中旬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亲自带头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毛泽东看来，“走资派”就是那些我行我素、没有完全服从他领导的人。他动员红卫兵和造反派批斗当权派，同时依靠林彪控制军队，将一大批老干部轰下台，把他们下放劳动接受再教育。 对“大跃进”的普遍不满让毛怒气冲天。例如，刘少奇在1962年的7000人大会上指责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使毛泽东十分气愤。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之后继续和刘少奇一起密切工作，也让毛泽东感到不快。因此当1966年毛泽东批判刘少奇时，也把矛头指向邓小平，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 从1966年底开始的批判日复一日地持续了数月，报纸广播对刘邓的批判铺天盖地。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和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却得不到任何必要的治疗，与家人天各一方，在软禁中死于开封；他的妻子也被关进了监狱。 邓小平在去江西时已经深信，中国的问题不仅来自毛的错误，而且因为中国的体制有着深层缺陷，是它造就了毛泽东，导致了“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1949年中共掌权时，作为革命家的邓小平成了建设者，致力于建设新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当他动身去江西时，他已经开始思考中国需要进行哪些改革。 第2章　放逐与回归，1969—1974 不论毛泽东对身在江西的邓小平有何打算，对邓小平来说这是一个机会，使他得以摆脱北京严酷的政治乱局——那里，受到怀疑的人还在想方设法地招架随时可能不期而至的致命迫害。就像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和林肯（Abraham Lincoln）这些经历过大权旁落和东山再起的国家领袖一样，邓小平发现，这一段退出日常政治的在野岁月使他能够对国家的重大和长远目标形成清晰的认识。倘若邓小平没有对中国需要进行的改革的性质以及如何加以落实做过长期思考，很难想象他在1977年以后能够采取那些熟练而有力的措施。毛泽东曾经利用他在延安那段被封锁隔绝的时间思考中共夺取政权后全国的整体战略，邓小平也利用了他在江西的时光，思考着他所要进行的改革的大方向。不过，毛在延安时每天都与他的同志和助手讨论，著书立说，邓小平在江西时却只能独自一人思考，他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还可以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党如何对待已步入晚年的毛泽东的历史遗产？如何既让毛的接班人改变路线，同时又能维持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基于他在中共领导层的广泛个人交往，他可以评估不同领导人可能发挥的作用。他还可以思考如何实现由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为此他和自己最亲密的同事已经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邓朴方是孩子中与父亲最亲近的一个。当他在1971年6月终于获准来到江西父母身边时，由于他自己不能走动，为了方便他进出，在小楼的一层给他安排了一个房间。他需要躺在硬板床上，为了避免生褥疮，每两个小时要给他翻一次身。邓小平在邓榕、卓琳和夏伯根的帮助下，负责白天为邓朴方翻身。邓小平还帮他洗澡按摩。后来有一位外国客人提到“文革”时，邓小平情绪激动地称之为一场灾难。 他一定会思考若是有机会回京，他该如何与毛泽东相处。对邓小平来说，问题不仅是毛在世时如何与他共事——只要毛还活着，就一直是领袖；他还要思考如何尽量扩大毛泽东所能容忍的决策空间。邓小平下放江西时毛泽东已经75岁，而且身体不好，他不可能万寿无疆。 虽然中国的报刊广播对邓小平的批判铺天盖地，把他说成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但是远在去江西之前很久他就下定决心，自己绝不做中国的赫鲁晓夫。问题是如何对待毛泽东在群众中培养出来的对他的敬畏，那些被他毁掉一生的人对他的仇恨，以及很多党内干部对他犯下错误的严重程度的认识。邓小平如何才能维持人们对党的信心，相信党能够提供正确领导，避免伤害那些曾经为毛泽东工作的人，即使他改变了毛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中国领导人应当颂扬毛泽东，继续尊敬他。但是在解释毛泽东思想时，不应把它当作僵化的意识形态，而应看作对时代环境的成功适应，这样理解毛的思想可以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提供适应新环境的回旋余地。 邓小平去江西时，已能觉察到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将发生剧变的曙光。自朝鲜战争以来，即使是在邓小平主持“九评苏共公开信”的1960年代前期，中国对西方都一直大门紧闭。然而，由于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在1968年9月提出威胁性的理论，主张在共产党国家的根本制度受到威胁时干涉其内政是正当的，加之第二年中国又跟苏联在乌苏里江打了一仗，所以中国为对抗苏联的威胁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 邓小平知道苏联在1950年代的援助对提升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有多大帮助，他自然会思考如何扩大对西方的开放，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但是他也要深入思考在对外开放时如何应付国内保守力量的反对，如何维持一种强大而具灵活性的政治结构。 邓小平在江西时更加坚信，中国已经大大落后，迫切需要改革。 邓小平离开江西时，他对中国问题的严重性和进行深刻改革的必要性已经不存在任何幻想。 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毛泽东把林彪元帅和邓小平视为他的两个最有前途的接班人。 林彪在抗战时脊椎神经受伤，从此变得性格内向而多疑，他很清楚跟毛泽东走得太近有危险，在毛泽东实际任命他之前曾三次拒绝接受。自从成了毛的“亲密战友”后，林彪对自己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忧心忡忡——他的担心也确实有道理。到1970年，毛泽东已经怀疑林彪有可能在他还活着时就计划篡权，在1971年夏末开始准备解决林彪问题。他首先接见了林彪手下的主要军队领导人，以确保他们对自己的忠诚。1971年9月初毛泽东乘火车从杭州回北京时，列车在上海停下。由于他对林彪深怀戒心，担心个人的安全，因此没有离开火车，而是让上海的前造反派头头、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登上他的火车。当林彪之子林立果在9月12日得知毛泽东已经回京后，林家人立刻变得惶惶不安。林立果调来飞行机组和一架飞机，载着林彪夫妻、他自己和几个追随者连夜逃往苏联。但是飞机并没有抵达目的地，它坠毁于蒙古，机上无一人生还。 毛泽东需要抓紧建立一个林彪之后的新领导班子。按规定党要在1974年——即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5年之后——召开十大，但他想在两年以内让新领导班子到位，以便能在1973年8月召开十大，比原定日期提前一年。为此，他必须物色新人，他虽然能依靠妻子江青及其同伙，可是他们都缺少必要的经验、良好的判断力以及同其他人合作治理国家的能力。他的现实选择只能是起用富有经验的老干部，而他们大多数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们在“文革”之前能够身居高位，至少部分原因是他们的领导能力。毛泽东需要他们老练的治国才能。周恩来向他汇报了很多老干部的遭遇，毛泽东说，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受到如此严重的迫害。 此时此刻，其实只有一个人能管好党和政府，而且由于多年磨炼，他也不会威胁到毛的地位，此人就是周恩来。在1970年8月组成政治局常委的5个人中，林彪已死，其同党陈伯达也锒铛入狱，康生因患癌症失去了工作能力，剩下的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了。毛泽东几乎别无选择，只能给周恩来更大的空间去恢复党和政府的秩序，他不但让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工作，而且让他管着政府和党的机关。 他知道，林彪虽然是个著名的激进派，但他务实、重秩序，周恩来很容易与他共事。此外，周恩来在毛泽东手下鞠躬尽瘁几十年，如今国家在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破坏后，再次面临大动荡，这让他忧心忡忡。他深知每迈出一步都是艰巨的任务。有人认为周恩来也是在为自己落泪。 除了依靠周恩来以外，毛泽东也把叶剑英叫回来整顿军队。叶是一位老资格的军事领导人，德高望重，没有个人野心。毛还悄悄地开始允许另一些“文革”初期被打倒的人重新回来工作。在林彪坠机后他休养的两个月里，毛不止一次承认，很多老干部受了太多的苦。在对这个错误做出解释时，他说那是因为他错误地听信了林彪的谗言。 在追悼会上，毛泽东向陈毅三鞠躬，表达他对陈毅的敬重。他说：“陈毅同志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毛泽东用这些话说明迫害陈毅的是他过去“最亲密的战友”林彪。毛泽东在数九寒天身穿睡衣，披着一件外套，显而易见的带病之躯拖着颤抖的双腿。他虚弱的身体和言辞打动了参加追悼会的人。为了跟“文革”的受害者和解，他以这样的状态前来向一个受人爱戴的同志表达歉意和尊重，还有比这更好的方式吗？ 在罹患癌症的早期，周恩来殚精竭虑，继续想办法让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工作。在需要个人高超的协调手腕才能应对的形势下，无人能够取得周恩来那样的成就。 周恩来这些拨乱反正的努力预示了邓小平在1975年推行的范围更大的整顿。因此，毛泽东在1973年年底批周恩来预示了他在1976年初的批邓也就不足为奇。 周恩来在“文革”期间使出浑身解数，痛苦地执行着毛的指示，同时也尽力保护他觉得自己能够保护的人。在充满感情纠葛的环境中，他是平衡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的大师。大概无人能比周恩来更懂得揣摩毛泽东不明言的心思。有些人盛赞周恩来融政治技巧、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一贯的沉着老练、翩翩风度以及为受迫害者提供诚恳帮助于一身。很多了解形势的人认为，周恩来在缓和毛泽东的极端做法上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是并非人人都把周恩来视为英雄，一些没有得到周恩来帮助的受害者家属对他是有意见的。 他在信中还试图打消毛泽东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的担忧：他说自己绝不会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翻案（“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他表示，他要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让受过批判的人重新担任要职，中共通常的做法是先暗示他已重新得到爱护，这可以使其他人更容易接受新的任命。 见面结束后，周恩来立刻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精神很好，身体也很好，随时准备重新工作。次日下午毛泽东便接见了邓小平，这是6年来的第一次。他对邓小平说：“努力工作，保护身体。”邓小平回答说，他身体一直很好，这是因为他相信主席，他一直在等候主席的调遣。当晚，周恩来遵照毛的指示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宣布了要让邓小平担任负责外交的副总理。邓小平不是政治局正式成员，但讨论重大问题时他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显然要对邓小平委以重任。正如我们所知，邓小平在1973年逐渐成为地位更加显赫的领导人，先是获准出席最高层的会议，接着成了周恩来的助手，然后在1973年8月10日的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他在证明了自己对毛的忠诚以后，12月又成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 毛泽东熟谙千百年来中国统治者如何处理继位的问题，并利用了这些知识谋划自己的战略。他的做法是，先不把话说死，对自己的意图给出暗示或信号，静观其变，既维持着自己的决策权，又能随时改变主意。从1971年到1972年9月，他把3个有前途的省级年轻干部调到北京在党中央工作：先是华国锋，然后是王洪文和吴德。他在1972年底选中了王洪文作为最有前途的人。王洪文是个年轻力壮的造反派，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忠心耿耿。毛泽东喜欢他是工人出身，又参过军，有大胆泼辣的领导作风。 毛泽东开始萌生出这样的想法：让王洪文担任党的领导人，同时物色人选接替周恩来的政府首脑一职。 毛泽东在1960年代曾因邓小平疏远自己亲近刘少奇而对他感到失望，所以他有理由怀疑，假如对邓小平委以重任，邓会不会像“文革”前的几年那样，不再那么听他的话，而是跟着周恩来走？他会不会批判“文革”，撤掉毛泽东任命的关键人物，让毛的错误任由历史评说？整个1973年，毛泽东一直紧盯着邓小平的表现。 十大最重要的变化也许是很多老干部重新回到中央委员会，在邓小平于1973年底掌握了更大权力时，他们将为其提供重要的支持。他们取代了很多在林彪主导的九大上提拔进来的军队干部。在新的中央委员会191名委员中，有40人是“文革”期间受过批判又重新工作的老干部。 毛泽东决定提拔王洪文这个既年轻又无经验的造反派头头，老干部们很生气。8月21日十大前夕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老干部们斗胆提出了反对任命王洪文的意见。许世友将军表达了不太敢说话的老干部们的心声，他说，有周恩来一个副主席就够了。受到压力后他又改口说，可以再加上康生和叶帅。不过毛泽东最后还是坚持己见，任命了王洪文。“文革”期间曾在选择要批斗的老干部方面起过阴险作用的康生也得到了任命。不过，另外两个副主席，周恩来和叶剑英元帅，则是既富有经验又立场温和的领导人。 牛逼 制衡之术 虽然让周恩来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起草报告的却是江青的两个支持者张春桥和姚文元，九大的重要文件也是由他们起草的。因此，大会文件虽然批判林彪，但基本肯定了林彪掌权时的九大所取得的“左倾”成果。事实上，十大之后的政治局成员仍然受到激进派的控制。十大后的21名新政治局委员中有4个激进派——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他们虽然不是一个一起工作的小团体，但有着相似的观点，后来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四人帮”。政治局的另一些成员，包括吴德、陈锡联和纪登奎，虽然算不上激进，却倾向于左派。毛泽东想用“群众代表”——农民和工人代表——平衡那些回到中央委员会的老干部，尽管他承认“他们的思想水平低一些”，但可以依靠群众代表去支持主张继续革命的激进派。 毛泽东听完基辛格和周恩来会谈的汇报后，认为这种建议与苏联在1950年代末要为中国提供联合舰队的建议如出一辙。正是苏联这种建议使毛泽东与苏联绝交，因为他担心向苏联出让权力有损中国的主权。现在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建议将损害中国的独立地位。 毛泽东想让中国外交的腰杆儿更硬，因此也乐意狠批一下周恩来。 基辛格访华后不久，从1973年11月25日到12月5日，毛泽东组织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系列批周的会议。林彪死后，毛泽东对日常工作的细节已不感兴趣，但他对批周一事却做了具体部署，包括选哪些人参加，让他们大体说些什么，为会议定调子等等。在他看来，周恩来差不多已经成了“右倾”投降主义者。政治局全体成员都被要求对周进行公开批判。周恩来写了一份详细的检讨，但毛泽东认为不够，要求他再写一份更深入的检查。在1973年11月这些会议之后，基辛格本来可以再次会见周恩来，但是周恩来表示得很清楚，自己已不被允许与他举行谈判。 基辛格11月访华后，毛泽东为了与美国打交道，转而依靠邓小平这个在对抗苏联时十分坚定的人。毛泽东有理由希望邓小平和自己站在一起。邓小平在1940年代的整风运动中就站在毛泽东的一边。自从1931年邓小平被批为“毛派头子”后，他就一直紧跟毛泽东，并在1950年代得到了毛的重用。在批周会议的几天以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邓小平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和军委委员。周恩来为动手术在1974年6月1日住院后，邓小平开始主持接待外宾。 据说，在中共十大后不久，毛泽东为了考验王洪文和邓小平，曾经问过他们，自己死后会发生什么情况。王洪文说，主席的革命路线将会继续。邓小平深知各大军区司令员的权力，他说，可能“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回答更好，同年年底各大军区司令员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对调。 毛泽东在中共十大后不久获悉，刚当上党的副主席的军队领导人李德生在林彪还在世时给他写过效忠信。这件事让毛泽东大为震惊，他担心其他大军区司令员也可能与林彪的关系过于密切，于是决定对他们进行调换；为了减少他们调换职位后网罗亲信的风险，他们在调动时不能带走自己的人马。 军区司令员大换班后不久，毛泽东宣布他请来了一个军师——邓小平。他要让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用他本人的说法：“我想在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你不要这个头衔，那就当总参谋长吧。”邓小平一向重实权不重虚名，他客气地谢绝了那些头衔。毛泽东心里清楚，任命邓小平可以让军队上层松一口气，这不仅是因为邓小平在军队中的资历，还因为他们确信邓小平不会进行打击报复。虽然邓小平为了向毛主席表忠心，严厉批评受林彪影响的几大军区司令员，但这些人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干部，很清楚邓小平这样做出于无奈。任命邓小平后，并没有明确叶帅和邓小平两人谁排名在前。 在1974年7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警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搞“四人帮”。这是他第一次用这个词来称呼政治局常委中的4个激进派。这4个人并不是一个有严密组织和周密计划的帮派，但他们确实扮演着批周的核心角色。 邓能回来工作是得益于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但是在1974年和1975年，他和周恩来再次紧密合作，就像之前在法国、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以及在“文革”之前的北京那样。 邓小平知道毛泽东也要求他与江青共事，他努力做到这一点。但是随着周恩来的身体日渐虚弱，江青开始担心毛泽东想把更多的工作交给邓小平，于是把批判的矛头转向了他。江青的感觉没错，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正在上升。毛泽东日益信任邓小平的最突出的标志，是他选定了邓小平作为第一位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的中国领导人。 邓小平转达了毛泽东对美国的不快，毛认为美国想踩在中国的肩膀上与苏联达成导弹控制协定，以缓和美苏关系。他还重复了毛的观点，说苏联的战略是“声东击西”，意思是美国应当重点防范苏联。 基辛格还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改善中美关系主要是基于安全考虑，邓小平与他们不同，他更重视国内的发展，并且已经在考虑改善中美关系能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哪些好处 毛泽东顾及自己的身后评价，并不想让人记住他是个让经济陷入灾难的人。 他对他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毛泽东虽然生性善变，但他在1974年底不断提出需要安定团结。他在这一年的年底跟周恩来见面时，同意把“安定团结”这个提法作为次年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二中全会的口号。 微信读书

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 676个笔记 第3章 在毛泽东手下整顿秩序：1974–1975 1976年10月王洪文作为“四人帮”成员之一被捕后，有人说他是个无能的激进派，既鲁莽又下流，沉溺于锦衣玉食的奢华生活。实际上，王洪文曾做过一系列的努力以承担起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的职责；有些了解他的人觉得，他并没有参与“四人帮”犯下的罪行。但是北京城里有众多有经验的优秀干部，像王洪文这样一个年轻的新贵，突然之间窜升到更有经验、更能干的干部之上，很难赢得一个高层领导人不可缺少的尊重。 泽东并不想突然宣布解除王洪文的正式职务，以免搞得党内人心惶惶。王洪文去浙江后又保留了半年已有的头衔，直到那时，社会上对他的失宠仍然一无所知，但是毛泽东再也没有让王洪文回到北京的领导岗位上。 毛泽东打算进一步重用邓小平的第一个明确迹象出现在1975年4月18日，这一天他让邓小平陪同他一起会见金日成。他对金日成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了。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过他，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 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自己的住处召集政治局开会。毛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说明他有不同寻常的大事要商量，因为很久以来他都是让别人主持这种高层会议。周恩来艰难地离开医院的病床去参加会议，这是前一年12月以来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虽然此后周恩来又活了八个月，但这是两位领导人的最后一次会面。以毛的身体状况而论，他是能够去医院看望周恩来的，但他并没有去过。 在5月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只批经验主义，不批教条主义。毛从未与江青断绝关系，但在这次会议上对她很严厉。他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又说：“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然后他指着邓小平说：“你就是毛派的代表。”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政治局会议。 [3-79] 在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和叶帅等人也附和毛的意见，进一步批评了“四人帮”。他们说，毛主席5月3日的指示很重要，教导他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们还批评江青夸大与周恩来的分歧，借批林批孔打击叶帅。 大约就在这时，毛泽东还交给了邓小平一项外交领域的新任务：邓小平将成为第一位对西方国家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官员。 为何是法国呢？毛泽东在一年前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他把欧洲的发达国家看作第二世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们是中国应该与之联合共同对抗苏美两大霸权的国家。在第二世界的所有国家中，法国又是最先主动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国家。它在1962年就与中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而当时没有几个西方国家愿意这样做。 因此，当1975年法国向中国发出国事访问的正式邀请时，中国很愿意把这个机会作为对庞比杜访华的回访，并表明自己正在从文革的自我封闭中走出来。 邓小平要向法国传递的主要外交政策信息是，请求西方继续给予支持，共同对抗最具侵略性的超级大国苏联。他对同苏联搞缓和的价值表示怀疑，赞成西欧各国团结一致坚定对抗苏联。但是对于邓小平来说，学习现代化的经验至少和磋商外交政策问题同样重要。他参观了一些农业和工业场所，就如何扩大中法贸易举行会谈。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访问一个现代西方国家，在这里他看到了五十年前他离开之后法国发生的惊人变化，对中国已经变得多么落后感到震惊。 第4章 在毛泽东手下规划未来：1975 邓小平知道毛对他盯得很紧，因此他在会上大讲毛主席的教导，至少是“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这是他为了配合自己当时的工作目标，从毛的教导中挑选出来、组合在一起的。邓小平的目的有二，首先是让毛泽东放心他会反修防修，其次是强调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 邓小平小心地避免触动毛的敏感神经，同时大胆地、策略性地选拔善于治国而不是闹革命的人。他没有公然表示要清除党内的左派或激进派，但他的确更强调对“宗派主义”（即拉帮结伙的左派）而不是搞“修正主义”（即右派）的人的批评。 就排除了1965年以后即文革期间发迹的人，当时这些人中间有部分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 邓小平还要求对那些未经适当资格审查就入党的人重新进行审查。虽然未作具体说明，但他针对的也是1966年到1975年组织程序混乱时期新增的1,600万党员，而不是文革之前入党的1,800万党员。 [4-3] 因“不合格”而被清除出党的基本上都是坚持派性不改的人。毛泽东没有阻止邓小平的做法，这意味着他承认当时国家需要更加稳定的领导班子 整党的一项中心任务是让文革期间由林彪派往地方的军队干部退出对地方政府的领导。邓小平在1975年8月8日做出指示，除了少数例外，军队要退出所有地方职务。军队的很多人当时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而革委会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正规的政府机构。 邓小平和胡乔木都深知毛泽东对理论问题的敏感，因此挑选的都是受到毛器重的人，研究的题目也很合毛的心意，如“三个世界”理论、苏联的性质、资本主义危机、批判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等等。邓小平从一开始就用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寻找那些毛泽东可以接受的理论观点，以便自己能有更大的自由去实施他认为有利于党和国家的政策。1月组成的小理论班子在7月扩充为政治研究室后，邓小平开始研究一些他个人认为重要（毛泽东也不会反对）的问题，尤其是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 政研室比美国白宫的班子小得多，但除了不负责执行以外，它们的目的是相似的。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核心内阁，是直接向邓小平负责的一批独立的顾问，可以帮他规划总体战略，起草政府公告。邓小平对它的控制权大于对党的官僚机构的控制权，因为后者过于庞大、多样，无法成为他本人的工具。 在准备重要讲话和文件时，邓小平与政研室的人员密切合作。他提供政治指导，说明他们撰写的草稿中应当包含的思想，但依靠他们的专长来确保讲话稿和文件符合历史记录，与毛主席过去的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保持一致。对于重要的讲话和文件，邓小平会亲自看草稿，然后和作者一起修改加工。对于特别重大的问题，文件在下发之前要交毛泽东批示，得到毛的批示后邓小平还会亲自审阅，看看毛的观点是否被准确写进了稿子。 [4-6] 虽然邓小平与毛泽东有不同寻常的关系，但他和其他人一样，也担心善变的毛泽东会像在文革高潮时那样，认为某份文件不可接受而大发雷霆。 江青也有自己专门的写作班子，他们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市委开会，总在伺机对邓小平的政研室出台的文件进行批判。 江青和邓小平争夺最激烈的领域之一，是《毛泽东选集》最后一卷，即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它成了一个关于如何定义毛泽东思想的战场。 打算收进《毛选》第五卷的一份文件“论十大关系”成了争执的焦点。这是完成企业集体化和国有化之后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的一次讲话，讲话中的一些观点邓小平可以用来为自己在1975年推动的工作计划提供依据。毛泽东说，中国在和平时期应当减少军费和国防开支，把资源用于支持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国的领导人应当学习各国的长处。邓小平请求毛泽东批准重新发表这篇讲话。毛泽东看过打算重印的稿子后，建议作一些修改。邓小平将修订稿再次送呈毛泽东，并在附信中建议，鉴于这篇讲话对当前国内和外交工作的意义，宜在《毛选》第五卷出版之前尽快发表。 [4-8] 毛泽东再次退回稿子并做出批示说，应当把它送政治局讨论。当然，“四人帮”反对重印这篇讲话，毛泽东也从未同意将它公之于世。直到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后不久，这篇讲话才在1976年12月26日重新发表。 [4-9] 毛泽东去世几年后，邓小平可以大胆地解释说，中国应当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观念，这不会威胁到中国的主权或共产党的统治。但是他在文革中曾被批判搞资本主义，况且1975年时人们对开放市场和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尚未形成共识，所以他只能尽量打擦边球。他推动扩大外国技术的进口；他表示同意另一些干部认为不应向外国举债的观点，但国家可以用“延期付款”的方式把外国的商品和资本引进中国。 [4-13] 此外，他赞成对工人进行物质奖励，通过“按劳”而不是“按需”的方式进行分配。但是，对旧体制的这些温和的改变仍让一些保守的干部害怕，他们继续强烈地主张要严格遵循毛主席的教导。 虽然起草人小心地把它称为“毛主席的计划”，张春桥还是在10月29日指责说，“二十条”只引用了文革之前的毛主席语录。胡乔木赶紧又搞出一稿，把文革期间的毛主席语录补充在内。他后来自责说，自己未料到这会招致毛的批评，给了他藉口在年底将邓小平撤职。“四人帮”成员没有参加对经济问题的讨论，但是当1976年初邓小平的问题成为政治问题时，他们立刻加入了批判，把“二十条”称为三株“大毒草”之一，说它提倡物质奖励，忽视发动群众的重要性。 邓小平亲自决定由胡耀邦（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领导中国科学院的实际整顿工作 他还帮助解决中科院人员的个人生活问题，例如改善他们生活条件、把家属从农村调到北京。事实上，他指示各所的干部把全部下放农村劳动和“学习”的人员列出一份名单，绕开繁文缛节把他们调回来。他不怕替他们说话，为他们的事业出头。每次他在某个研究所讲话都会成为一件很轰动的事。他很快就成了中国科学家群体心目中的英雄。 邓小平在审阅文件时担心毛泽东的反应，他指示胡耀邦和其他起草人把分散引用的毛主席语录集中在一起，以清楚表明文件遵循了毛的总的观点。他对撰稿人说，要肯定前17年的成绩，同时要少谈后来的问题。邓小平还说，文件的篇幅也要压缩。 胡乔木在8月26日给起草人写了一份有关邓小平的意见的说明，然后监督了修订工作，他希望最后的文件能够更符合毛的口味。9月2日完成的第四稿不再提前17年取得的科学进步，改为讲建国后整个26年以来取得的科学进步，这样就避免了批评文革。 邓小平批评说，有些人甚至不敢提“专”字。在他看来，国家应当爱护自己的专家。 关键是各级领导班子。那些一不懂行、二不热心做事的人，为什么还要保留他们的职位？为什么不能提拔知识水平高的人当研究机构的领导？ 报告必不可少地歌颂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也大胆宣布政治理论不能代替科学。毛泽东第一次看到的就是这个第五稿。恰恰是在这时，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应毛泽东之邀来北京看望他。毛向侄子表示，他对邓小平及其在清华大学的整顿工作有意见。毛泽东对科学规划也很恼火。他的怒气集中在一句话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胡乔木在最后一稿加进去的。毛泽东坚信，他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他本人很重视振兴自然科学，但他也同意要为哲学和社会科学注入新的活力。尽管这个领域深具政治敏感性，邓小平仍大胆提出，社会科学十分重要，需要成立一个单独的社会科学院 但是10月25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受到批评后，出版杂志的计划戛然而止，那些文章从未面世。胡乔木想继续落实这个计划，但政研室受到毛的压力，不得不在1976年1月17日宣布它不再承担指导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工作。 [4-34] 恢复中国社会科学这项大事业还没有真正起步就流产了。 邓小平在促进文化领域的任何变化时都要特别小心，因为毛泽东在对文艺工作的控制上特别敏感善变。文革期间，毛泽东让江青严密控制着一切文化活动：除了她的样板戏之外不允许上演其他任何剧目。所有杂志也基本上全部停刊，只有很少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得以出版。书店里只卖《毛选》、革命英雄故事、为数不多的教科书和少量初级技术教材，书店门可罗雀。很多知识分子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在那里参加劳动，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们没有机会读小说和故事。 但是，毛泽东仍然让“四人帮”掌管着中宣部、文化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这些文化机构。实际上，从1975年7月起，他让“四人帮”和邓小平来回拉锯。“四人帮”对任何批评毛泽东的言论，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晦的，一向十分警惕；邓小平则在胡乔木的支持下推动了一场小规模的“百花齐放”。他和胡乔木对毛泽东允许放宽活动范围的任何暗示都不放过，会随即采取行动，同时小心翼翼地避免出轨，以防引起毛的注意。 他还为作者出谋划策，让他写信时不要感情用事，要字字有据，不要偏激，以便让人觉得这部电影确实应该得到公演。剧本作者接受了胡的建议，他在信中表示，他完全是遵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教导来创作这部电影的，电影表现了工人做出的贡献，工人们为此感到自豪，他们很喜欢这部电影。 毛在信中说，文化部太粗暴，连这样的好影片也不许放映，还有什么“百花齐放”？邓小平很快就把这封信公之于众，让文艺界大受鼓舞。自文革以来，这还是“四人帮”的文艺政策第一次受到公开批评。胡乔木关心的是继续得到毛的支持，因此告诫剧本作者不要夸耀自己的成功；他还建议作者的妻子给毛泽东写一封感谢信。 毛泽东在1968年7月21日就做出指示，大学的学制要缩短，要从工人农民中招收学生，学成后还要回到生产第一线。1970年6月又宣布，要让工农兵而不是学术人员管理大学。大学都要建校办工厂，让学生能够用一部分时间在工厂劳动。1971年8月13日又发布正式规定，上大学要通过推荐而不是考试。 [4-45] 这些改变对中国高等教育造成了严重破坏。 在9月27日至10月4日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再次谈到要改进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他说，为了响应毛主席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国家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他还说，大学的主要任务是教学，为了让教师好好教书，必须改善教师的地位。 [4-54] 这些话在几年之后听起来也许像是常识，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邓小平是很有勇气的，他冒着让毛泽东发怒的风险。 对周荣鑫的批判甚至比对邓小平的批判还要严厉。他在1975年12月不断挨批，直到病倒被送进医院。尽管如此，他仍被从医院揪出来参加了五十多场批斗会。最后，周荣鑫在1976年4月12日上午的批斗会上昏倒并于次日黎明前去世，年仅59岁。 [4-57] 中国的教育改革也一时归于沉寂。 芦荻在8月14日记下了毛泽东对古典侠义小说《水浒传》的评论，其中包括毛的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梁山义军的故事对当代也有意义。 [4-58] 毛的这个看法传到了姚文元那里，他便抓住机会和江青一起批判周恩来和邓小平，说他们跟宋江一样是丧失了革命热情的投降派。 然而毛泽东却另有打算，他要让辩论在群众中大张旗鼓地进行。毛已经在担心邓小平会像周恩来一样热衷于解放对文革十分反感的大批老干部。显然，人们很难阻止毛泽东的疑心日重。 [4-61] 由于直接谈论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可能会如何对待毛的历史遗产在当时还过于敏感，“四人帮”便采取间接手段，讨论赫鲁晓夫如何抹黑斯大林。批邓的人警告说，他最终可能变成中国的赫鲁晓夫。既然邓小平以“打击派性”做幌子将造反派撤职，让老干部卷土重来，难道他们不会抹杀毛主席的威望，对毛主席和打击过他们的造反派进行报复？ 看来周恩来就像毛泽东一样，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也很担心自己在党内的名声。 邓小平这一代政治领袖中没有人上过大学，但是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和他那个时代另一些聪明的共产党人，如周恩来、叶剑英、胡耀邦和赵紫阳，本能地愿意与知识分子相处，深信他们的帮助对现代化事业至关重要。邓小平知道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敏感，但是他在其他领域的成功整顿使他对维持毛的支持有了信心，便在1975年末开始尝试虎口拔牙：把整顿工作推向清华大学，尽管他知道毛泽东对那里有着特殊的关心。 毛泽东问，刘冰为何不把信直接交给他，还要让邓小平转交？他让他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刘冰的当”。 [4-68] 根据毛的指示，邓小平在10月23日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了毛的指示。北京市委的高官又把毛的指示传达给了清华大学党委。 泽东注意到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十年规划第五稿中令他反感的引文。这个提纲引用毛的话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毛看过之后说，他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他说，这样说等于把科学技术看得和阶级斗争一样重要，他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在毛看来“阶级斗争是纲”。邓小平被毛泽东叫去训了一顿后，让负责起草文件的胡乔木去查找出处。胡乔木经核对后发现毛泽东是对的——他从未说过那样的话。胡乔木仅仅是从毛的著作中偶尔看到了一个类似的观点，他作为编辑稍稍改动了一下措辞。 [4-69] 毛泽东允许邓小平纠正文革造成的很多破坏，但他仍抱着遮羞布不放，相信“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现在邓小平却向这块遮羞布动手了。假如毛泽东仍在世时邓小平就敢篡改他的指示，打击他在清华大学的宠儿，那么毛去世之后，说不定他还能干出什么事来。 他说那里有两派意见，一些人认为文革是七分成绩，也有人认为文革是七分失败。他说，否定文革的声音甚至比1972年林彪死后周总理批极左的调门更高。 邓小平数次试图单独面见毛泽东“向他请示”，但是在11月1日见面之后，毛泽东总是拒绝见他。如果邓小平只在私下里对他说拥护文革，那么在毛去世之后邓小平可以否认自己说过的话。看过相关文件的党史专家相信，毛泽东想让邓小平拥护文革的话被别人听到，或是写成白纸黑字，这样邓就无法公开否定文革了 毛泽东指定了另外两个人——汪东兴和陈锡联——在第二天跟毛远新和邓小平一起开会，他们对文革都持有和毛一样的观点。邓小平知道毛远新会向主席汇报，但他并没有动摇。他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按你﹝毛远新﹞的描述，是中央整个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知道自己会触犯毛泽东，于是又加了一句，说他愿意再作检讨。 [4-81] 毛远新要求邓小平同意文革是成绩为主，拥护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却不愿向毛的侄子直接做出回答。毛泽东显然对这种反应感到失望，不过他对侄子说，让他们批评邓小平不是为了撤他的职，而是要帮他纠正错误。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说，打击这些得到邓小平支持的人是向邓小平施加更大压力的手段，因为他知道自己拒不让步会给他的同道带来大麻烦。 邓小平除了作为会议主持必不可少的三言两语以外，几乎一言不发。他让批他的人说完后，把同样受到批评的人——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和刘冰——也叫到会上来，让他们说明自己的立场。 [4-85] 但是，当会议结束要进行总结发言时，邓小平却推辞了，他说自己听力不好 他要力争以毛泽东最不会反对的方式避免肯定文革。他按纪登奎的建议说自己在文革期间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4-86] 毛泽东本人在几周前提到过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这句隐喻。然而邓小平这种自作聪明的回避术并不能让毛泽东满意，他要的是对文革的明确肯定。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走进了僵局。 四十多年来，邓小平对毛泽东一直是有令必行，毛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他在文革中成了批判对象，自己的长子跳楼致残，他对文革无疑抱有强烈的反感，但是长久以来他一直把个人感情与国家大事分开，无怨无悔地听从毛的命令。那么，既然他很清楚毛的意图，为何现在非要拒不服从呢？邓小平知道，毛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操控大局于股掌，事实上他已经来日无多。但是，答案还要从邓小平对中国未来需要的评估中找。薄一波后来说，如果邓小平肯定文革，他就无法进行整顿，无法做到“实事求是”，也无法实行新的改革政策，解放人们的思想。 [4-87] 他会留下拥护过去错误政策的记录，使他无法去做他认为推动国家前进必须做的事。一些被他撤职的造反派也会卷土重来，使他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尤其是在教育和科技领域。假如他能在毛泽东死后获得一定的统治权，他需要与阶级斗争划清界线，继续他的整顿政策，使那些在文革中受过迫害、视文革为一场灾难的人与他充分合作。 如果邓小平听从周恩来或陈云的劝告，他就要屈服于毛的压力，这也许能避免他下台，但是邓小平没有屈服。据邓榕回忆，当父亲在年初开始大力进行整顿时，他已经估计到有可能挨批和丢官，他已经作好了精神准备。 [4-88] 尽管邓小平在当时处境艰难，前途未卜，但到1977年重新上台时，他在1975年与毛泽东划清界线、拒不让步的做法却为他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会议要求邓小平对毛的信做出答复，邓小平想找一条脱身之计，既不肯定文革，又服从毛的指示。他说：主席希望干部对文革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主席说，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党的基本路线。 [4-92] 事实上他只承认了毛主席说的话就是党的政策，但并没有说自己同意这些话。 他说，自己的失误不是因为文革期间有八年没做工作，而是由于他对文革的态度。他的检讨，正如他女儿所说，其实是在为自己的政策作辩护，他仍然认为这些政策是正确的 在后来受到江青等激进派批判的会议上，邓小平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宁肯受罚也不说中国要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 无论基辛格还是他的任何助手都没有觉察到邓小平当时正承受着来自毛泽东的沉重政治压力。事实上，基辛格从会谈的情况断定，由于毛泽东病得不轻，无法过问具体的或持续性的工作，现在“邓小平是关键人物”。 邓小平还发现，福特总统对国际事务的了解比他以为的要多得多，其反苏态度也比他预料的要强硬得多。一周以后他对乔治・布什说，他与福特会谈的成果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四人帮”印发了“三株大毒草”并发动批判运动，读过的人虽然不能公开赞扬，但它们在1977年却变为三朵“香花”，成了未来几年政治纲领的基础。例如，成立独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计划在1975年被终止，但在1977年得到了落实。政研室在1975年底变得死气沉沉，可是它的很多研究人员在为1978年的三中全会和后来的改革撰写文件中发挥了作用。 1975年毛泽东是有意愿转向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的，但邓小平的动作超出了他所能容忍的限度。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手中仍握有大权，他能收紧缰绳，能撤掉邓小平或让他受批判。然而，毛已经没有精力或势力去控制他手下干部的思想了。从短期看，邓小平是出局了。然而，他在1975年底对自己所支持的事拒不认错，使他在1977年复出时拥有了一个十分牢固的起点。那时候，他将解冻他在1975年建立并推进的人事安排和工作计划。 从1975年12月到1976年9月短短一年内，中国有四位高层领导人离开了人世。先是康生，秘密警察头子，专替毛泽东做见不得人的事，在他布置下有数百名被控背叛革命的干部遇害；他于1975年12月去世。接着是总理周恩来，他死于1976年1月8日凌晨。然后是朱德，红军缔造者，早期军队领袖；他死于1976年7月。1976年9月，高居万民之上的毛主席撒手人寰。随着这些人的去世和“四人帮”在1976年10月的被捕，一个被奉若神明的革命家只手就能撼动整个国家的时代结束了。 周恩来走在毛泽东之前，这使毛泽东得以左右周恩来追悼会的安排：他试图借机抑制群众对周的怀念，对周一生的成就只给予了以党的标准而论尽可能低的评价。可是毛这些手段的效果适得其反。很多中国人非但不服气，反而为深得他们敬仰与爱戴的周恩来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而愤愤不平。 在周恩来去世前的最后几个月里，毛泽东也同样与他保持着距离。到1975年9月，周恩来的体重已从过去稳定的130斤减少到仅80斤。 [5-3] 邓小平、叶剑英等亲密同事常去医院病房看望他，尽管他已经无法说话。1月5日他做最后一次手术时，邓小平和李先念等人守候在一旁。 [5-4] 尽管毛泽东的体力要比周恩来好得多，却一次也没去医院看望过周。毛还试图弱化外国人对周的悼念。 在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精心挑选的5,000名与会者宣读了悼词。据经常给周恩来和邓小平当翻译的冀朝铸回忆，很少感情外露的邓小平“刚开口读到‘我们的总理’时就声音哽咽，停顿了一下。每个人也都在落泪”。 [5-13] 半个世纪以来，邓小平的生活与周恩来难分难解，两人都在毛手下兢兢业业干了几十年，也都在毛手下受过罪。这是邓小平在1977年春天复出之前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江青问邓小平为何要见主席，邓小平说，他要亲自向主席说明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亲自聆听主席的批评和指示，还要对自己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做出说明。 [5-18] 但是毛泽东一向拒绝跟他的批判对象见面，这次也不例外。他不想单独听邓小平说什么，因为邓小平很容易事后不认账。 [5-19] 在过去的20年里毛泽东一直很了解华国锋，华国锋在每一场政治运动中都坚决拥护毛泽东，而每一次运动之后也都得到了提拔。在毛1959年批判彭德怀和后来林彪坠机后批判林彪时，华国锋都证明了自己是毛的可靠拥护者。其他北京领导人是在1973年华国锋升进政治局后，才有机会对他有所了解（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王洪文性情固执、难与他人共事，华国锋则是与观点不同的干部也能做到关系融洽。华在文革前就是高干，因此那些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容易接受他。“四人帮”也接受他，因为他们乐观地以为此人性格温顺，易于操纵。 毛泽东先公开批邓，再让他退出政坛，他作这样的时间安排自有其考虑。在1975年，群众都把邓小平看作领导人，认同他的工作表现。为使华国锋这个新领导人被人们接受，不因邓小平的存在而受到影响，最好是让邓小平退出公众视野，降低他在群众中的威望。 2月2日，邓小平提出辞职两周后，党中央向全国高层干部宣布：经政治局一致同意，任命华为代总理。 [5-26] 邓小平这时已经退出人们的视线。他提出辞职后，直到1977年夏天才回来工作 毛泽东知道，华国锋不像邓小平、周恩来那样出类拔萃，但他实在找不到其他年龄和经验都合适、又能符合其要求的干部 也许对于毛泽东来说，最重要的是华国锋是文革的受益者，因此可以确信他不会否定文革。与邓小平不同，华国锋没有自己的势力基础，他能掌握领导权全凭毛泽东拔擢。所以毛可以放心，他会维护毛的威望和遗志。 [5- 毛对毛远新说，邓小平把毛的“三项指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放在一起的行为，既没有得到政治局的批准，也没有向毛汇报。毛还批评邓小平所讲的“白猫黑猫”论（即“不管是黑猫、白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认为这个说法并没有将帝国主义和马列主义区别开来，反映出邓小平的资产阶级思想。张春桥插嘴说，邓小平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 离1976年清明节4月5日还有好几周的时候，“四人帮”就预感到有人会利用这个时机上街游行悼念周恩来。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北京，不仅干部和学生，很多一般群众也对1月份没有为周恩来举办适当的悼念活动感到气愤，他们的确打算在清明节表达对周恩来的崇敬。 清明之前的3月2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邓小平及其“后台”，称还有另一个“走资派”。人人都明白这是指周恩来。在这件事上，“四人帮”理解民情的能力极差，因为这篇试图抹黑周恩来的文章引起了反弹。当年当过红卫兵的人愤怒了，把他们过去在批判江青的对手时学到的本领反过来用在了江青身上。在上海，一大群人立刻包围了报社，要求做出解释。 4月4日星期日那天，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估计超过了200万人）。人们向周恩来表达敬意，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 演讲者们表示，不惜牺牲生命也要反对阴谋篡权的“四人帮”。广场上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干部、学生、工人和农民。 [5-38] 几个最大胆的演说者遭到逮捕。亲自观察过现场的英国大使馆官员罗杰・加塞德（Roger Garside）说: 这次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比我见过的任何国家葬礼都要感人。这种政治示威与我在中国见过的任何事情大相径庭。⋯⋯大批人群的行动是发自于信念⋯⋯表达着多年来暗流涌动的思想感情。这是⋯⋯对周恩来去世后所受待遇的愤怒，是反抗毛泽东的精神，是对中国未来的忧虑，是对那些肯定会惩罚示威者的人的蔑视。⋯⋯人民收回了给毛的授权。 [5-39] 月5日星期一的黎明前，北京市派出大约200辆卡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工人们把花圈扔到车上拉走了。天亮之后人群又涌入广场，人数超过10万。当他们明白了发生的事情后，群情激奋，开始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无畏的人群冲击人民大会堂，点燃汽车，砸毁自行车，追打一位外国摄影记者，还攻击了一座驻有民兵的小楼。 于是吴德写了一个简短的广播稿，把它交给华国锋等政治局成员过目，他们同意了讲话的内容。广播稿不提抗议的原因，而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让他们警惕广场上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是这些人在把悼念活动转变成一场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政治运动。它还提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们不是团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周围，而是大刮“右倾翻案风”。广播员说，由于反革命分子正在利用这一事件，革命群众应当立刻离开广场。 对毛泽东来说，4月5日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情是“十分令人沮丧的。⋯⋯以往他总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民众的山呼‘万岁’，而如今竟成为人们声讨的对象，⋯⋯[他]身后恐怕也难逃历史的清算。⋯⋯毛泽东内心的沮丧和恐惧的心情可想而知”。 [5-46] 中国当时并不采用投票选举方式，甚至连村级选举也没有，但是天安门事件清楚地表明，至少在民众政治觉悟最高的北京，毛泽东已经失去民心，周恩来才是百姓心目中的英雄，邓小平也有足够的民意支持成为主要领导人。 在政治局开会时，毛远新出示了毛泽东写的纸条，上面写着：“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简言之，运动变成了反革命运动，矛盾也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更加严重，成了党与企图推翻党的敌人之间的矛盾。毛远新还向政治局传达了毛主席的两条建议：第一，代总理华国锋正式担任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第二，当时仍未被正式撤销党政军职务的邓小平，要免去其全部职务。然而，即便在这时，毛泽东对待邓小平仍是有节制的，还指示说，对邓小平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毛的指示传达后，政治局会议上一片沉寂，随后便批准了毛的建议。只要毛泽东一张口，结果从来不会有任何意外。 直到4月5日之前，毛泽东一直保留着让邓小平和华国锋共同承担领导责任的可能。但是4月5日群众表现出的对邓小平的拥护程度，使这件事变得根本不可能了：华国锋将被邓小平压倒。毛泽东允许邓小平保留党籍，给他留下了重新报效国家的可能，只是现在还为时尚早。 毛选定了华国锋做他的接班人。毛的判断是，华国锋会一直忠实于他和他的路线，他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他希望华国锋能够团结激进派和老干部的想法却未能如愿。毛去世之后没过几天，华国锋就断定自己不可能跟江青及其激进派同伙共事。毛泽东还希望华国锋在叶帅和李先念等老干部的支持下，能够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领导班子，这个愿望也未能变成现实。 叶帅的至交之一王震将军去西山军区大院叶剑英的住处看望叶。王震提出了如何对待“四人帮”的问题。当时还很少有人敢于说出很多人的心里话：其实“四人帮”本是一个以毛主席为首的“五人帮”。的确，据说当王震小心翼翼地问叶帅对“四人帮”的看法时，叶帅担心可能有人窃听，便展开右手的四个指头，并把拇指弯向掌心，他的意思是，等毛泽东撒手人寰之后再说吧。哪怕这个故事是捏造的，北京也有很多人相信它，它也符合叶帅的风格。 邓小平和1975年与他密切共事的干部——胡乔木、张爱萍、万里和胡耀邦——被排除在参加悼念活动的党政领导人之外，这对于他们是一个打击。不过邓小平在家里设了一个灵位，与家人一起私下祭奠毛泽东。 江青曾对她的西方传记作者洛葛仙妮・维特克说：“性爱在最初几次是很迷人的，但能长久使人着迷的是权力。” [5-58] 毛泽东去世后，她曾骄傲地宣布自己是毛泽东最忠实的一条狗。也许她还应当在“狗”前面加上“会咬人的”，这更能说明她的特长：她在肆无忌惮地毁灭毛认定的打击目标这一点上无人能比 她缺少那种自然而然获得权力的人所具有的自信和风度，表现出急于登上高位者的傲慢。即使为她工作的人也认为，她蛮横无理，从来不体贴别人。她对1940年代以来一直躲着她的那些党内老干部恨之入骨。通过为毛泽东办事，她得到了反击的权力。 但毛泽东仍然喜欢她的忠诚，关心她的生活，对她加以保护，以备自己的不时之需。 江青从未培养出政治眼光、组织才能或与其他掌权者积极合作的能力，而这都是真正的权力角逐者不可或缺的品质。她干了太多过河拆桥的事，迫害了太多高层干部，疏远太多同僚。她缺乏作为忠诚反对派的自制力。她缺少远比她有组织能力的党内老干部的拥护。在军队中，除了总政治部以外，她实际上得不到任何支持。 江青还试图加强对宣传部门的控制，她在文革早期个人权势达到巅峰时就控制着那里。此外她还动员年轻人继续搞阶级斗争，批判官僚主义。10月1日在清华大学的一次讲话中，江青鼓励年轻人立下战斗到底的誓言。 没有人怀疑江青属于“你死我活”的政治传统的一部分，她会一拼到底。任何逮捕“四人帮”的决定，都需要华国锋代主席的果敢领导，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帅及时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保卫党中央）负责人汪东兴的配合。一切都要面对面地商量，而且要行动迅速。毛泽东一死，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叶帅就向华国锋保证，他将全心全意支持华国锋向后毛泽东时代顺利过渡。毛去世几天后，华国锋就曾派李先念去叶帅那里探听如何对付“四人帮”的口风，李、叶二人都认为有必要抓紧采取行动。 10月5日下午叶帅分别与华国锋和汪东兴商量，他们决定由华国锋发出通知，在第二天10月6日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临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这也有常例可循）；宣布的会议内容包括三个重要问题：出版《毛选》第五卷，筹建毛主席纪念堂，研究毛主席在中南海过去的住所的用途。通常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只有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和张春桥。这些议题都是王洪文和张春桥不肯错过的。姚文元虽然不是政治局常委，但一直是《毛选》第五卷出版工作的关键人物，请他到会参加讨论也顺理成章。 10月6日晚，汪东兴的一小批警卫人员已埋伏在室内，但是楼外一切如常。将近8点时王洪文从东门迈步走进房间，立刻就被警卫扭住。他怒斥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这是干什么！”警卫把他摁倒在地拖进了大厅。华国锋起身说道：“王洪文，你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要对你进行隔离审查。”王洪文被押出大厅后，张春桥也提着公事包准时到达。他正要从东门进入大厅，也被警卫抓住铐了起来。华国锋向他宣布要对他的罪行进行审查，他也乖乖就范。姚文元一到，在楼外就被逮捕了。 与此同时，一小队警卫前往中南海中央委员会办公楼江青的住所，向她宣布要对她进行特殊审查。江青说她要去一下卫生间，于是一名女警卫陪同她前往。回来后她便被押上一辆轿车带走。35分钟之内，没放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四人帮”的威胁就被消除了。 [5-64] 大约在同时，华国锋和叶剑英还派出一队特别人马前往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以确保“四人帮”余党无法向社会传播消息，不公布任何新闻，直到把“四人帮”骨干分子全部抓起来为止。“四人帮”被捕后的第二天，北京市委的谢静宜和清华大学的迟群也被隔离审查。 [ “四人帮”余党制造动乱的最大危险来自于上海的武装民兵。 [5-68] 事实上，叶剑英和华国锋等人对“四人帮”被捕一事严加保密，直到他们确定已经控制了上海的问题。据说曾长期担任南京军区（上海地区亦归其管辖）司令员的许世友飞到北京向几位领导人保证说，部队对上海可能爆发的战事已作好充分准备。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四人帮”被捕两天后，上海的余党因为与他们联系不上怀疑出了麻烦，开始为武力反抗做准备。 同时，安全部门的干部也在甄别“四人帮”过去的部下中哪些人是最危险的。抓捕“四人帮”后的第二天，北京大约抓了30名“四人帮”的铁杆亲信。公安干部继续监视那些可能构成安全威胁的人。 [5-70] 毛远新也被逮捕。 但是，对于是否应当逮捕“四人帮”，甚至对于毛泽东是否真心选择华国锋做接班人，党内是有怀疑的。毛泽东事实上从未公开批评过江青，人们先前也从未听说过“四人帮”一词。 为了巩固对华国锋统治的支持，叶帅和李先念在各省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在北京召开的会议上力挺华国锋。他们历数“四人帮”的罪行，解释抓捕他们的必要性。大多数高层干部都同意有必要逮捕“四人帮”，并且承认华国锋、叶帅和汪东兴在行动中表现得机智而果敢。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第一次出示了毛泽东在4月30日新西兰总理马尔登访华期间给他潦草写就的纸条：“你办事，我放心”。 [5-72] 此举有助于使各军区党委书记相信毛泽东确实选择了华国锋。与会者向他表明了支持他当选的态度。华国锋与“四人帮”的斗争后来被一再说成善恶之间的伟大斗争，是追求正确路线的党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就像中国历史文献中记录的很多故事一样，这其实属于成王败寇的老生常谈。不过，这一次就像1949年一样，获胜者确实得到了真诚而普遍的拥护。 就像1975年夏天那样。为邓小平恢复工作的决定于1977年1月6日做出。而实际情况是，华国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又拖了半年才让邓小平恢复工作。 学者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inson）谈到儒家思想在帝制末年的命运时说：当儒家思想丧失活力时，它虽然仍被供奉于庙堂之上受到人们祭拜，但是它已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失去了联系。同样，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之后，毛仍被供奉在神坛上，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的毛主席纪念堂参观的人仍然络绎不绝，但是他的激进思想、他的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内容了。 其实，毛泽东激进思想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分离过程，早在1974年毛泽东宣布支持安定团结时就已经开始了。1975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以及1976年初华国锋掌权时期，这个过程一直在继续。“四人帮”被捕后，激进的毛主义终于失去了最后的有力拥护者。宣布“四人帮”被捕之后自发的欢庆，以及先前“四五”运动时的民意宣泄，都是强大而明显的象征，表明群众憎恨给国家带来严重混乱和破坏的毛泽东的激进思想。 后来的审判“四人帮”成了一次全民观赏的庙堂祭典，这次审判中对毛泽东激进思想的谴责没有针对毛，而是被转嫁给了“四人帮”。其实，包括一些庆贺“四人帮”被捕收审的干部在内，很多人过去都曾信奉毛的激进理想，甚至参与过实现这种理想的努力。尽管如此，“四人帮”的覆灭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想通过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去改造世界的希望的破灭。中国人在这种局势的转折中表现出的兴奋和释然，后来将会变成支持改革开放务实政策的深厚基础。 第6章 在华国锋时期复出：1977–1978 这个报告颇有先见之明，它得出结论说，华国锋是个“耳聪目明却平淡无奇的人，他的突出特点是谨慎。他对材料掌握得还算充分，但没有表现出丝毫超常的智慧或魅力。华看起来是一个理想的过渡人物，在内政外交领域都不太可能采取不同寻常的举措。⋯⋯我怀疑华缺乏长期主政必不可少的眼光和领导能力，⋯⋯我认为将会出现更有能力的新领导人，⋯⋯单调乏味的华国锋先生在完成他的历史使命之后，将被迫靠边站”。 [6-1] 中国的干部们绝不会有这样的公开评论，但美国驻京联络处的官员无疑感觉到，他们中间也有人持类似观点。 在华国锋当政的过渡期——从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到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他不但逮捕了“四人帮”，而且抛弃了毛的激进思想，减少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作用，更加强调现代化而不是阶级斗争，将毛泽东时代不够常规化的党内会议转为正常。华国锋还派一个又一个代表团出国学习现代技术。是他——而不是邓小平——启动了中国的经济特区，并进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试验。华国锋确实想拖延邓小平在1977年的复出，但他并没有推翻邓小平在1975年取得的进步，他赞成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采取的改革措施。 毛泽东位居党政军之首，统治了中国27年，使别人很难向他发起挑战，但他权力的核心一直是个人性的。他的权威不是来自他的官方职位，而是源于他在领导革命取得军事胜利上的非凡成就，源于他对权力纯熟的使用、恢弘的想象以及借助于纪律严明的党和受到控制的宣传工具在人们心中激起的希望和敬畏。 不过，宣传华国锋的做法也引起了反弹。很多曾为国家浴血奋战的党内革命老干部，都瞧不起华国锋这种1938年以后才入党的年轻暴发户，认为对他的大吹大擂既过头又冒失。况且党内不少有影响的领导人也不想看到个人崇拜，担心这会破坏党内民主。到1978年底时，华国锋因为允许他人将自己的成就吹得太高而退居守势。人们对他并不信服，认为他的领导职位只是被任命的而已，他实际上并不具备与之匹配的个人威望。 1976年10月以后华国锋面对这些重大的问题，就像刚登基的勤勉的小皇帝，需要两位元老臣——叶帅和李先念——的辅佐，而他们也愿意为他出谋划策。 从毛泽东去世的那一刻起，华国锋就面对压力要向激进派证明自己遵循着毛泽东的遗志。但后者不难看到，华国锋虽然自称毛的追随者，却不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西方媒体报道说，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后开始了一个“去毛化”过程，这给华国锋造成了更大的负担要去证明自己忠实于毛的遗志。 逮捕“四人帮”在党的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中大快人心，但是这激怒了那些认为自己追随的才是真正的毛主义的激进派。他们知道，毛泽东在去世之前，一直想在党内最高领导层为“四人帮”保留一席之地。这种异议使华国锋和他的两个老顾问叶帅和李先念处于守势。他们得竭力证明抓捕“四人帮”与继承毛的遗志相符。华国锋搜集各种材料历数“四人帮”的罪名，他下发的三份材料为逮捕“四人帮”符合毛的观点提供了证据。 这篇社论宣布，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要执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照办，此即后来著名的“两个凡是”，它成了华国锋表明自己完全忠实于毛主席遗志的标志。 [6-6] 华国锋显然没有料到它会成为一些人攻击的靶子，他们认为中国应当脱离毛在人生最后20年所奉行的路线。 时常有人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包括愿意学习国外经验和急迫地想要引进外国技术——源于1978年12月邓小平领导下的三中全会。其实这些做法始于1977–1978年华国锋的领导，而华国锋提出的政策也并非由他首创。华国锋和邓小平所推行的，是被很多中共干部视为中国必由之新路的政策。 “两个凡是”的社论刺激了批评华国锋的人，而是否让邓小平复出则成为争论的中心。《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后来说，“两个凡是”一文堵死了让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复出的道路，也使参加过“四五”天安门事件的人无法得到平反，另一些冤假错案无法得到纠正。 [6-11] 邓力群是奋起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之一，他把这个问题向王震提出，王震又提请政治局给予注意。 [6-12] 但是，在文革期间经受过身心折磨的老干部与这一政治运动的受益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分歧。许多在文革中靠整人发迹的领导人，托庇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想让权力落入受过打击的人手中；已经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则更愿意让他们仍未获准恢复工作的朋友回来。 在这期间，邓小平明确表示他不支持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在4月10日写给华国锋、叶帅和其他中央委员的信中，邓小平表明了他对那篇有争议的社论的看法。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6-23] 邓小平以这种聪明的说法承认了毛泽东的权威，但实际上他是在说，华国锋并不是解释毛泽东的观点的唯一权威；任何具体问题都要放在更大的背景里去看待，而与华国锋相比，那些长期跟毛泽东一起工作、与毛关系密切的中共领导人，更有资格从这个“更大的背景”对毛的观点做出判断。 邓小平还自告奋勇承担起科技和教育工作，因为在他看来科学是四个现代化中最关键的一环，能够促进另外三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和国防）。 邓力群带来了邓小平写作班子前负责人胡乔木的一封检讨信，胡为自己参与批邓表示道歉。邓小平没有看那封信，而是让邓力群把它退了回去。他说，胡乔木的批评我不介意，胡乔木只是讲了一些套话，这可以理解；没有必要为这种装样子的事道歉。邓小平还称赞胡乔木为毛泽东起草的讲话“论十大关系”（此文已收入《毛选》第五卷）。他说，他欢迎胡乔木回到写作班子。 为了促进科学的发展，邓小平毫不犹豫地触及仍然敏感的政治问题。与那些坚持“红”比“专”更重要的毛派分子相反，他大胆宣布，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科技人员也是有用之人，军队也需要培养人才。 还说领导集体要促进党内民主。 [6-38] 四年后邓小平的权力得以巩固时，批评者说他对党内民主已经不感兴趣，而是把权力全都集中到了自己手里。 他又说：“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6-42] 邓小平谈到毛的“真正路线”，以此表明他忠于毛泽东；但也强调“实事求是”，这就为自己留出了回旋余地，使他可以采取符合当前形势需要的政策，主张毛的具体教导不会自动适用于一切情况。 邓小平不想威胁华国锋的领导，至少暂时不想。 邓小平不断会见获诺贝尔奖的美国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提问的焦点始终如一：中国能为提高自身的科学水平做些什么？邓小平对科学在中国的复兴中所起的作用持有一种近乎着魔的信念，并因此批准了一些相关项目。有人问过他，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刚刚开始，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搞离子加速器？他说，为了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必须向前看。 毛把他们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再想方设法羞辱他们，让他们下放劳动接受再教育。邓小平从来没有机会上大学，但是他曾走过接受更高等的教育这条路，尽过最大努力想进一所法国大学念书。他的妻子曾在中国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学物理学，他的五个孩子中有三个上大学，一个在北大学物理，一个学医，还有一个女儿因病不胜课业繁重的理科转而学了艺术。此外，邓小平逐渐认识到，打击知识分子是在摧残中国的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是国家现代化的根基。1973年回到北京后，他再也没有像在1957年那样整过知识分子。 邓小平认为，当中国需要青年知识分子推动科学发展时，把他们送去参加体力劳动是严重的浪费。虽然他没有用过“精英治国论”的说法，但其实他是相信这种观点的。他力求吸引最好的人才，为他们提供条件，使其能够为国家贡献最大的才智。 邓小平重用教育和科技精英的做法遇到很多抵制。当他对知识分子待遇表示不满时，明智地不提毛主席的角色——毛是那些政策的始作俑者，而是只讲“四人帮”。 对那些去海外留学的中国学者，要想办法鼓励他们回来，即使不想回来，也要把他们当作爱国人士，请他们回来讲学。学者要搜集国外的教科书，用来更新自己的教材，教材必须做到简明扼要。教育部要选出水平最高的学校，通过考试录取分数最高的学生。邓小平还说，要把国防科技作为整个科学规划的一部分，干部不必担心是否和其他科研工作发生重叠。 他认为，不能再置理论专家于不顾，只赞扬那些生产第一线的技术人员。在邓看来，从生产单位固然可以选出一些科学家，但是从事尖端科学和基础研究的大多数人肯定是出自大学。要想培养优秀的科学家，必须从小学就打好数学和外语基础。大学应当减少校办工厂的数量，增加实验室。 通过推行受学术界热烈拥护的政策，邓小平重新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好感——他曾因1957年领导反右运动而在他们中间失去人心。这种好感对邓小平的公共形象大有好处，因为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为宣传部门起草文件，给报刊写文章 1970年代初，一些大学在小范围内恢复教学后，也不是根据考试分数，而是根据工作单位的推荐，接受“阶级出身好”的工农兵子女。干部们固然不能明目张胆推荐自己的子女，但他们可以写信推荐别人的孩子，再让别人推荐自己的孩子。“阶级出身好”的人即使考试成绩不错，那些关系硬但能力不济的人仍能取而代之被学校录取。推荐制度变得彻底腐败。 当这个问题在座谈会上提出来时，邓小平转身问教育部长刘西尧是否还有可能。从刘做出肯定回答的那一刻起，邓小平就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在1977年举行高考。他在会议结束前宣布：“应当结束推荐制度，直接从高中录取学生。这是一个能够迅速培养人才、见效快的好办法。” [6-57]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巨变并非易事。要确定考试科目，挑选出考题的人员，公布考试计划，为数百万人举办考试，组织和完成评分，确定哪些大学招生以及录取多少学生——这是一项令人瞠目的任务。因此不可避免的是，大学的开学时间比预期晚了几个月，也不是事事顺利，但确实重新开学了。 第一批入学的学生抱怨说，由于大学仓促上阵，生活条件和授课经验都不尽如人意。按一些学生的说法是：“80年代的学生，用着70年代的教材，听60年代的老师上课。” 邓小平在1977年采用的制度一直沿用至今，给中国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成果。就像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一样，中国的高考提高了大学生和就业人口的素质。 邓小平知道知识分子对仍要花大量时间参加劳动和政治学习感到不满，因此做出一条规定：科技人员每周六个工作日中至少要有五天用于基础研究。 邓小平在科学大会的开幕词中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说法曾在1975年给他带来麻烦，毛泽东认为这是把科学看得和阶级斗争一样重要。然后他介绍了从美国华裔科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他说，世界上正在进行一场科技革命，出现了一些全新的领域：高分子、核能、电子计算机、半导体、航天和激光等等。然后邓小平以他的典型方式，安抚并提醒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听众说，劳动总是与科技知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的进步具有普遍性，可以为全人类所用。邓小平承认，一些科学家有必要从事工程学之类应用领域的研究，这可以使工业自动化等领域加快进步。但是他关注的重点是科学，他一再强调要学习国外的尖端科学。 这篇文章认为，评价真理的唯一方式是人民群众广泛的社会经验。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思想体系，而是必须根据经验不断重新做出解释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某些情况下，对真理的认识有可能出错，但是如果经验表明它是错误的，就应当加以改正。这样一来新的经验和实践可以带来新的理论。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现有表述带有局限性或造成了灾难，也应当加以纠正 胡耀邦和几位自由派干部利用了一项规定的空子，才使这篇文章得以面世。这项规定是，《理论动态》由“特约评论员”撰写的文章，可以不经汪东兴及其手下人的常规审查就由报纸转载。 [6-74] 否则，汪东兴及其手下一班保守派人马在文章见报前就会将其扼杀。汪东兴和吴冷西准确地意识到，此文是在鼓励对他们所信奉的正统毛泽东思想提出质疑：如果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造成了灾难，那就应当加以抛弃。汪东兴和吴冷西也正确认识到，文章批判“僵化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是在攻击“两个凡是”，并且是在暗指应当对此负责的人——华国锋和汪东兴。汪东兴认为，没有共同的信条就无法维护党的团结，他亲自给胡耀邦打电话，批评他同意发表这种文章 “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这两篇文章成了磁铁的两极，各自吸引着持有两种不同观点的人。双方的争论暴露和加剧了华国锋支持者和邓小平支持者之间的矛盾，前者担心正统思想松动的后果，后者则要极力摆脱顽固僵化的教条。辩论使用的是意识形态语言，其热情却是源于政治背景。在中共内部，公开直接批评领导人一向属于禁忌，但文革的受益者普遍支持华国锋，文革的受害者则普遍支持邓小平。 此后的几个月里，随着围绕两篇文章的论战如火如荼地进行，它也日益成为双方的一场政治斗争：一方赞成“实践是唯一标准”，认为邓小平才是最好的领导人；另一方则坚持“两个凡是”，拥护华国锋。摊牌似乎无可避免。 第7章 三个转折点: 1978 他告诉那些为他起草启动改革开放政策讲稿的人：“基本的要点是，必须承认自己落后，我们的很多做法都不对头，需要加以改变。 [7-4] 出国考察使很多高层干部更加相信邓小平的看法是正确的：中国必须改弦易辙。 当时广东存在着实际的治安问题：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逃往香港。邓小平1977年视察广东时有人向他谈到这个问题，邓小平说，出路不是用更多的铁丝网和边境哨所强化治安，而是集中精力发展广东经济，这样年轻人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再逃到香港谋生了。 考察团的成员本来以为会看到工人受剥削的证据，然而这些国家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之高让他们大跌眼镜。广东省省委书记王全国在总结考察印象时说：“这一个月多的考察让人大开眼界。⋯⋯所见所闻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吃惊。我们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原来以为资本主义国家是落后腐朽的，走出国门一看，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点燃星星之火：1978年9月13–20日 在四川时，他曾嘲笑那些说农民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人。 [7-33] 邓小平说，这种抱着僵化教条不放的人应该开开窍，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东北之行其实是回应张平化意见的一种方式，他要鼓动人们在支持改革开放上做出更大胆的努力。由于华主席控制着北京的宣传机器，邓小平为了避免引起直接冲突，在北京时说话比较谨慎。但是在北京之外，他可以向更多的人讲话，言论上也较少保留。而且他这些非正式的讲话不必通过正式讲话的批准程序 他选择在东北开始点火自有道理，因为这里是他的支持者的根据地——辽宁的任仲夷、吉林的王恩茂和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都最先宣布支持“实践标准”。 中国的领导人，包括他本人在内，必须承认我们辜负了十分有耐心的中国人民。 不过，邓小平对海军第一政委——常来旅顺大连港视察的苏振华上将——的个人忠诚有所担心。苏也曾是邓小平在二野的部下，但他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忠诚——1976年干部们被要求批邓时，他对邓的批判在邓小平看来超出了必要的程度 在获悉苏振华要用这种排场支持华国锋后，邓小平勃然大怒，他利用自己对军队的影响力取消了这次检阅。邓小平在视察东北期间，要确保军队中没有人再支持华国锋。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在视察期间和自己过去的忠实部下李德生密切合作。 在中共的官方历史中，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称为开始实行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会议。其实，三中全会仅仅是正式批准了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热烈讨论后形成的决定。召开工作会议时距离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已经两年，对各种观点都可以重新展开讨论，人们不必再担心被指责为对毛泽东不敬。会议临近结束时，邓小平称赞这次会议说，它标志着我们党又恢复了畅所欲言的民主讨论传统。他说，这是自1957年（当时的“双百方针”鼓励自由表达）以来党的会议上最好的讨论。 [7-36] 有人认为，它是自1945年中共七大以来最好的会议，还有人认为，它是自1941年至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最好的一次会议。 [ 叶帅很快意识到环境的变化已经大大削弱了对华国锋的支持度。 当邓小平15日开始参加工作会议时，会议的焦点已从经济转向政治，而政治风向变成开始批判“两个凡是”。一些党内老领导后来评价说，就像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成为党主席的转折点一样，这次工作会议是邓小平崛起的一次决定性事件 华国锋在会议开始时就意识到，很多与会者不满于“两个凡是”和对1976年“四五”运动示威者的严厉批判，不满于他不愿为更多文革中挨整的老干部平反。 [7-44] “四五”事件是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华国锋已经做出的调整仍不足以使众多参会者满意——他早在1977年3月的上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承认，4月5日去天安门广场的大多数人都是为了悼念周恩来，然而，这次示威仍被贴着“反革命事件”的标签。1978年11月的大多数与会者对这种不公正的做法感到气愤。 很多希望推进改革、加快老干部复出的与会者也承认，尽管华国锋没有直接批判文革和阶级斗争，但他为结束这些运动里最恶劣的暴行做出了很大努力。 虽然中共是依靠农民的支持才得以上台执政，但与会者深知由于政策失误，造成了数千万农民被饿死，严重的粮食短缺仍在继续，宝贵的外汇需要用来进口粮食。参加会议的领导人面对忍饥挨饿的农民和六神无主的基层干部，不得不处理这些灾难造成的后果。尽管中共把犯下这些令人痛心的错误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林彪和“四人帮”，它仍难以免除施行这些恶劣决策的责任。干部们越来越愿意私下说出当时还不便公开讲的话：毛泽东要承担部分责任。 [7-48] 11月11日，三位威信很高的干部，陈再道、李昌和吕正操，在他们的小组中发言，要求为更多的人平反。这一天结束时气氛变得十分紧张。叶帅在当天劝告华国锋说，要么接受已经变化的政治情绪，要么做好被人抛在后面的准备。 [7-51] 华国锋很清楚自己别无选择。 他在东北组的发言中，否定了华国锋把经济问题作为重点的做法。他反驳说，为了调动干部的热情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当务之急是处理好悬而未决的政治分歧。具体而言，受到错误批判的五类人，必须还他们以清白： （1）　以薄一波为首的在文革中受到批斗的61人“叛徒集团”； [7-52] （2）　在1940年中组部决定中所提到的那些被错定为叛徒的人，应予恢复党籍； （3）　1937年入狱的陶铸、王鹤寿等人，他们被毫无根据地定为叛徒； （4）　已故的彭德怀元帅，应当为他恢复名誉，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5）　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陈云还说，康生在文革中整了很多党的杰出领导人，断送了他们的前途和生命，虽然他已经去世，但仍应该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 事实上，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三天后的11月18日，华国锋竟然为《天安门诗抄》这本歌颂“四五”运动参与者的新书亲笔题写了书名。报纸还印发了华国锋题写书名的照片。一向好奇且政治上敏感的北京人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华国锋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华听从了叶帅的劝告：顺应正在变化的气氛，以免被人抛到后面。 [7-58] 11月25日华国锋按计划做了例行讲话。这篇讲话并不是检讨，而是宣布他接受党内的主流观点，并打算继续任职，即使这意味着他要代表与他先前赞成的意见完全不同的观点。 对于许多领导人来说，这些讨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精神舒解的机会，他们可以公开承认自己过去不敢正视的失败，这些失败造成了他们亲眼目睹的大量苦难与死亡。即使他们把主要责任推给上级，自己也不能完全逃避责任；对许多干部来说，这是一个从未彻底癒合的伤疤。 当邓小平从东南亚回国时，工作会议已经开了五天，叶帅向他简单介绍了政治气氛的变化，建议他为自己的新工作做好准备。叶帅德高望重，论资格可以追溯至1927年的广州起义，但他从不贪图个人权力，现在则成了“拥立领袖的人”。叶帅深信，大跃进和文革的错误，是因为权力过度集中于一人手中所造成的。他促请华国锋和邓小平两人合作共事，一起领导党和国家。叶帅与邓小平见面时，邓小平同意应当加强集体领导，对个人宣传加以限制。 [7-71] 华国锋也接受了叶帅的劝告，在党的政策内容上做出让步，并且同意由邓小平作为党的主要代言人。 有一些难题只能留给下一代人解决。为了避免再次揭开文革的伤疤，他建议对此事进一步研究。就像他过去多次讲过的那样，他再次建议首先看大局，然后再想局部；先讲大道理，再讲小道理。他说，在吸收外国投资和技术之前，首先需要国内的稳定。国家只有稳定了，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 [7-73] 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避免让群众和外界产生中国存在权力斗争的印象。 如何鼓励新思想，同时尽量减少保守派干部的抵制；如何既尊重毛泽东，又要摆脱他的路线；如何既保持乐观，又要避免以后的失望；如何既维护稳定，又开放经济；如何既给予地方干部灵活空间，又能维护国家的发展重点。 在他为了与讲稿起草人第一次见面而准备的提纲中，邓小平列出了七个主题：（1）解放思想；（2）发扬党内民主，加强法制；（3）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4）克服严重的官僚主义；（5）允许一些地方和部分企业先富起来；（6）在经营管理上“加强责任制”；（7）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第二次见面时，邓小平对起草人说，他决定把后面几个主题合并成一个，在最后的讲稿中只谈四个问题。 邓小平一开口就直奔主题：“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称赞这次工作会议是1957年以来党内最好、最开放的一次讨论会。他说，要允许大家说出对真实情况的看法。“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太少。⋯⋯应当允许群众提一些意见，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邓小平无论在当时还是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倡过不受限制的言论自由。事实上，当人们开始在离天安门不远的地方把自己的观点张贴到墙上几天之后，邓小平就在11月29日表示，“民主墙”上张贴的一些言论是错误的。 邓小平既要赞扬毛泽东，又要为脱离毛的某些政策留出空间。他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但是不必匆忙去做。”他再次重复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毛泽东犯过错误，他本人也犯过错误，任何想做事的领导人都会犯错误。他表达了党内高层的一种主流观点：中国的两次大灾难——大跃进和文革，是由于制度造成的，这种制度允许一人统治，容不下不同的声音。因此中国需要建立法制，这样的话一个人不管能力有多大，都不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 现代化与现代性？ 邓小平实现现代化的战略 邓小平实现现代化的战略 邓小平认为，必须建立一种制度，通过提拔和改善生活条件，奖励那些促进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的人。邓小平还特别提出，要给地方干部更大的灵活性，让他们发挥主动精神。 邓小平说，集体负责论实际上是“无人负责”。他主张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同时承认为此必须给予个人权力。当他在1975年对下级干部说要敢想敢干时，干部们担心毛泽东会在政策上变卦；而他在1978年再说这些话时，听他讲话的人已经不必再为政策的变化担心了：他们觉得干劲十足，要努力为国家做事，即使在这个过程中会犯一些错误。 邓小平试图提前考虑一些新政策可能带来的问题，并淡化那些将会对新政策不满的人的敌意。他知道不平等会增大——由于即将发生的那些变化的速度和中国人民的多种需求，“一部分人会先富起来”。但是他说，其他人以后也会有机会，先富可以帮后富。他告诫说，可能会出现一些他本人和其他领导人都不熟悉的新问题，但是要以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要“不断学习”。 [7-78] 邓小平虽然没有说得很具体，但是他打算开放一部分市场。他对同事们说，不要担心市场会带来经济混乱。他承认，在负责整体计划的人和获得更多自主权的地方干部之间会产生一些矛盾。利益冲突可能比以前更严重，但是他认为，从长远看，生产力的发展会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 [7-79] 邓小平建议党的干部学习三种知识：经济学、科学技术和管理。他具体说明了应当如何评价干部：对经济单位的党委进行评价，主要是看它采用的先进管理方法的情况，它在技术创新上取得进步的多少，它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程度，和它的利润增长状况——而这是以其工人个人收入及提供的集体福利作为部分衡量标准的 邓小平讲话中的很多思想，对于西方的工商业管理者来说就像常识，其中一些思想甚至能从中国1949年以前和1950年代初及1960年代初较稳定时期的政策中找到来源。但是对于1978年领导国家的人来说，邓小平这些思想代表着从根本上摆脱毛泽东时代。与会者有理由期待，那个由大规模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僵化的意识形态、英雄崇拜、高度集体化和全面计划经济所构成的痛苦时代终于结束，中国开始进入可控状态。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是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而在三中全会成为头号领导人之后，他依旧是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不仅没有为他举行的加冕礼或就职仪式，甚至没有公开宣布他已经登上了最高职位。是哪一些奇特的环境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了这种不同寻常的情况？它又会带来什么后果？ 在此后的两年半里，邓小平确实把华国锋排挤到了一边，并成为了无可匹敌的最高领导人，但他是通过一个相对有序的过程一步步做到这一点的，因而没有使中国民众和整个世界感到不安。 党内高层没有给邓小平任何新的头衔，还因为他们担心让一人大权独揽的危险。他们认为，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就是由拥有全部正式头衔的毛泽东专断行使其不受约束的权力造成的。如果继续掌权的是华国锋，就不必有这样的担心。在华国锋当政时，叶帅等人担心的不是他权力过大，而是他权力不够、很难有所作为。然而对于邓小平，他们就有担心的理由了。邓小平充满自信，做事坚决果断，稳健踏实，因此他们害怕邓有可能变得跟他的导师毛泽东一样。于是他们决定不给他全部头衔，并在他和另一个旗鼓相当的人——陈云——之间维持权力平衡。给邓小平实际权力，却不给他正式的名衔，这种奇怪的安排能够运转，是因为大家都明白内情，也因为邓小平本人更感兴趣的是实权，而不是名衔。他愿意在没有正式名分的条件下接过工作，不要求公开张扬。 如果摊牌的话，邓小平的非正式权力足以压倒华国锋名义上的权威，但邓小平像他的同事一样，力求避免任何公开的不和。华国锋继续主持会议，在公开会议上仍然代表党和政府。不仅他自己是政治局常委，他的一些支持者也是常委。他拥有叶帅和李先念这两位老资格顾问的支持，他们担心一人独裁，主张集体领导。 当三中全会上开始提升邓小平的权力时，离天安门数百米远的地方，示威者们正在往墙上贴大字报，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支持邓小平，批判林彪和“四人帮”；有些人甚至大胆抨击毛泽东本人。没过多久，一些大字报甚至开始批评中共和邓小平。这些大字报不只让邓小平头痛，还迫使他处理一个在他担任头号领导人期间始终纠缠着他的问题：应当允许多大程度的自由？党和政府应当以何种尺度和方式为异见的公开表达划定界线？ 第8章 为自由设限：1978–1979 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对制度有全局思考的中共领导人担心，如果允许“太多的”自由，允许有组织的抗议，国家有可能再次陷入文革那样的混乱。 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社会如此庞大，人口众多，百姓十分贫穷且相互对立严重，在行为方式上明显缺乏共识，所以必须有一定的自上而下的权威。自由的边界能够放得多宽，又不至于使中国社会陷入1949年以前或文革式的混乱？在整个邓小平时代，这一直是造成分歧的一个核心问题。 对于如何设定和维护这条界线，他们内部也难免发生分歧。主管科学、高教、青年事务和统战工作的干部，往往会代表与他们共事的人的观点，一般会赞成较多的言论自由。负责公共治安的干部则较为慎重，主张对自由进行更多的限制。宣传部门的领导者往往摇摆不定：其中有些人受过良好的人文和社科教育，愿意为自己和他人争取更多的自由；但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人在传达和实施这些限制时变成了小暴君。 同时，敢于试探可允许的公开讨论界线的人，一般说来都不是出身于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人。那些“阶级出身不好”的党外知识分子多年来已经被吓得噤若寒蝉，也没有站在公开批评的前列。实际上，在后毛泽东时代冲击言论边界的人，通常都是勇敢的年轻人、党员和老干部，或是有当权的亲朋好友能够为他们提供保护的人。 从原则上说，邓小平赞成扩大自由，他愿意在这方面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但是由于他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的最终责任，当他对秩序能否维持产生深切疑虑时，他会迅速收紧控制。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感受到了群众对于结束文革、开启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广泛支持，因此他允许了两次重要论战的开展，这扩大了中国人的言论自由。这两次论战一次是在民众中自发产生并对公众开放的，它最初出现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道墙上，即后来广为人知的“西单民主墙”，后又扩散到全国其他城市。另一次是党发起的论战，只局限于党内，它使一些知识分子和党内主管文化政策的领导干部走到了一起，探讨他们在新时期工作的指导方针。 然而随着新的大字报在西单墙继续出现，那里开始弥漫着一种兴奋感。 许多大字报出自年轻人之手，他们是高干子女，能窥探到当时正在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气氛变化。还有一些贴大字报的，是因为突然获得自由而异常兴奋的年轻人，但他们一直生活在封闭的社会里，缺少经验和智慧去恰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文革的恐怖时期，个人不敢检验自己的观点，群众运动并不能使他们在策略上变得成熟。此外，鼓吹自由民主的人，和他们的批评者一样，对国外的情况缺少体验，知之甚少。他们开始质疑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又看到另一些国家在经济上远比中国发达，于是对西方民主表现出几近天真的信仰。 在1967年后下乡的1,700万知青中，当时还只有大约 700万人获准回城。 [8-4] 很多抱怨来自于那些失去接受高等教育或得到好工作的机会、仍在农村忍受贫穷的人。还有一些政治上老练的人，隐晦地提到党内正在发生的争论，抨击“两个凡是”，要求重新评价“四五”事件。 在民主墙出现一个月之后，当三中全会临近结束时，中国的高层领导仍然愿意支持用大字报表达意见的自由。 民主墙上的言论在1月中旬变得更加政治化。1月14日，一群人打出了写有“全中国受迫害的人”的旗帜。他们宣布“要民主，要人权”，从天安门游行到中南海的大门口，这里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他们要进入大门，但被武装军人拦住。目睹这些抗议者的英国外交官罗杰・加塞德（Roger Garside）说：“那是我所见过的最愤怒的一群人。” [8-12] 。1月17日，一群自称“中国人权联盟”的抗议者印了一份“十九条宣言”，要求言论自由、对党和政府领导人进行评价的权利、公开政府预算、允许旁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允许与外国大使馆自由接触、为知青安排工作等。 [8-13] 这些愤怒的抗议发生在邓小平出发访美的前几天，但邓小平并没有对此进行限制。他知道，如果他在访美前夕压制“民主墙”，这种做法会被西方媒体报道，有碍访问取得成功。然而，当2月8日邓小平从美国和日本回来后，他没有再让于光远给他看那篇支持“民主墙”的讲话稿。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未做过这次讲话。 [8-14] 到3月时，民主墙上张贴了更多抨击中共统治基本制度的文章。由于政府未加限制，人们变得更加大胆，他们开始批评整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政治体制，甚至开始批评邓小平。 魏京生的这些公开言论使他立刻成为全球媒体的关注焦点，他被奉为中国要求新的民主制度的头号代言人。 直到那时“民主墙”在政治上对邓小平一直有很大价值：它使群众能够有一个渠道表明他们反对“两个凡是”，反对“四五”事件的处理方式，反对毛泽东的错误；这为邓小平提供了更大的政治空间，使他可以实行新的路线，而又不必亲自参与这种批判。 邓小平刚刚接过权杖时，可能理论上认为民主很有吸引力；他鼓励在党内有更多的民主讨论。但是，当抗议者吸引了大批群众，开始反对中共领导的根本制度时，他断然采取措施压制了这种挑战。正像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所说的，邓小平对民主的看法就像“叶公好龙”一样，如果龙真的出现，他就害怕了。 据于光远说，胡耀邦作为一名听话的干部公开支持了邓小平的决定，但是参加过理论工作务虚会公开讨论的干部都知道，胡耀邦个人认为允许更大的自由并不会威胁到社会秩序。 民主墙被禁时，普通群众中很少有人敢站出来抗议。 [8-19] 虽然党内有很多人坚决拥护邓小平的措施，认为这对阻止文革式的动乱很有必要，但是也有一些党的干部，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对邓小平的决定深感不安。 [8-20] 在于光远看来，邓小平从12月中旬支持“民主墙”到三个月后将其关闭，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关键转折点之一。 [8-21] 理论工作务虚会 邓小平说，现在谁也不清楚哪一种民主适合中国，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思考。他让胡耀邦组织一个二十到三十个人的班子，搞清楚相关问题，然后准备一篇论述民主实践的两到三万字的文章，在五四运动60周年时发表。邓小平说，文章要表明社会主义民主将超越资产阶级民主。 [8-29] 《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强烈主张更大的自由，他在发言中谈到一个问题：毛泽东及其少数几个追随者为何能把全国人民带入大跃进这样的灾难？他指出，1957年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让他们变得噤若寒蝉，因此无法阻止毛泽东犯下可怕的错误。人民大学的哲学教授张显扬走得更远，他将“四人帮”称为“法西斯专政”。后来担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的严家其则提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应当对所有干部的任期做出限制。 [8-32] 然而，从务虚会一开始，有些人就担心一旦政治风向有变，最高领导人再度变得保守，他们就有可能惹上麻烦。一个与会者说，不能再像1957年“百花齐放”时那样，要提供法律保障，使敢言者不至于受到惩罚。 以某些老干部为一方，以“民主墙”和务虚会上大胆敢言的人为另一方，这些人之间的裂痕被证明是难以弥合的。 [8-35] 在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上支持邓小平的陈云和李先念等人开始表示担心：对党的批评正在走得太远，有可能威胁到党维护纪律和秩序的能力。胡耀邦觉察到了保守派反击的危险，他警告与会者说，有些个人的批评超出了善意批评和党员行为准则的界限 他向与会者保证，总的形势是好的，有利于全国的安定团结，但是他警告说，也存在着一些隐患，因此必须坚定地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他警告说，不然的话，党本身也会受到攻击，这有可能导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否定，对整个这段历史的否定。邓小平认为，为了维护安定团结，党应当把对一些历史问题——例如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先放一放。这位中国头号领导人提醒说，报纸对这个问题必须当心。 毛泽东在1957年发动“双百运动”后感到知识分子的批评太过分，邓小平在1979年也觉得知识分子再一次走过了头。然而，他接受了毛在1957年进行反击的教训，他不想做出过度的反应，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 像党的其他高层干部一样，邓小平始终认为，党内领导人的意见分歧不应当公之于众。 邓小平想要允许比毛时代更多的自由，但他也希望确立一些原则，明确划定哪一些政治言论可以接受，哪一些则不可接受。 写作不能挑战以下四点：（1）社会主义道路；（2）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党的领导；（4）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如果邓小平认为有什么事物是神圣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受到批评时他会本能地发怒，强调公开批评党是不能容忍的。他承认“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他说，历史不是由一个人创造的，但人民会对这个人表达崇敬。 [8-41] 民主墙和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泛滥的批评，能帮助邓小平弱化对毛泽东正统思想的坚持，不再死板地解释毛泽东说过的每一句话，为批评党在过去20年的错误创造了空间。但是，邓小平仍不想让自己以批毛者的面目出现，他仍要在公众面前维护毛泽东的伟大形象。 但是，在务虚会第一阶段听过胡耀邦讲话的人都知道，胡耀邦本人更希望看到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会，他相信国家不会因为人们更自由地表达不同观点而陷入混乱。 [8-44] 尽管邓小平和胡耀邦都致力于现代化，仍然合作共事，但是在如何划定自由的界限上，他们的分歧却愈演愈烈，最终导致邓小平在1987年决定将胡耀邦撤职。 党内领导人固然理解邓小平的讲话，但对知识分子来说，隐含的信息是令人沮丧的：自由的范围已经收窄。民主墙未被正式关闭，但邓小平的讲话如同一盆冷水，再加上魏京生的被捕和对继续贴大字报者的恐吓，“民主墙”结束了，文化领域将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的希望也随之破灭。期盼更多自由的人，难以忘记“民主墙”那段热情洋溢的时光和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富有洞见的思想探讨。中国社科院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不再多言，但很多人对新政策并不服气。 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所导向的更加保守的新路线，也逐渐反映在官方的媒体上，而参加务虚会的人也开始努力适应新的政治现实。《人民日报》5月5日的一篇社论说：“有人认为民主就是可以为所欲为⋯⋯但我们主张的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8-45] 下级干部按照更为收紧的新路线开展宣传。 [8-46] 很多知识分子对自由受到的限制深感失望，但是与毛泽东在1957年的反右相比，邓小平的反应要有节制得多。邓小平知道要实现现代化，他需要知识分子的合作。四项基本原则宣布之后，知识分子在公开批评中共上变得更加谨慎，不过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受到批判、羞辱或被撤职。 [8-47] 一些最著名的批评者获准出国居住，在国外继续发表言论。事实上，从1979年到1992年这个时期，大趋势是自由讨论的空间在不断扩大。虽然不满于那些愚蠢而随意地管制言论自由的做法，但一般民众和知识分子也在不断寻机突破自己的自由界限。为言论自由设定一劳永逸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只要邓小平允许尝试新观念，让知识分子与他合作，他就得允许比1978年以前更大程度的自由。 在1979年10月底的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大会上，邓小平尽力维持着自由与控制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平衡，采取的办法是支持或至少被动接受大多数知识分子，同时斥责那些他认为可能威胁到中共权威的批评。在准备大会的讲话稿时，邓小平的手下把稿子给了周扬一份——周在1950年代是文化沙皇，1970年代后期却变成了为知识分子争取更大自由的带头人。周扬建议邓小平不要长篇大论，邓按照他的建议念了一篇简短的贺词，他赞扬了中国人民的艺术创造力，肯定了他们在1950年代取得的进步，批评了林彪和江青对创作自由的限制。他说，展望未来，他期待著文化领域的继续进步。他的讲话博得了文学艺术界人士的热烈掌声，包括那些仍对他的“四项基本原则”讲话感到不满的人。 [8-48] 不像1957年的毛泽东，1979年的邓小平并没有在知识分子主流中失去人心。很多私下抱怨政府任意做出限制的人，继续为四化积极工作。但是，在邓小平统治时期，到1992年他退出政治舞台为止，在自由的边界问题上他将面对持续不断的拉锯战。 [8-49] 这场拉锯战最终在1989年6月4日导致了一场悲剧。 第9章 苏联和越南的威胁：1978–1979 与毛和周相比，邓关注与中国有关的重大问题时更有系统性，也更加坦白直率。在会见外宾前，邓小平不接受口头的情况简介；他会阅读下属准备的有关来访者及其来访目的和应讨论议题的文件。像过去毛和周的情况一样，通常会有一名外交官先行会见外宾，由他把来访者的意图告知邓小平，邓小平再接见他们。 1974年他第一次访问纽约，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他的讲话让人觉得拘谨而刻板，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部下会把他的一言一行汇报给毛泽东。他在1975年时仍然很小心，因为在所有重大外交政策问题上他仍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邓小平也承认，周恩来的知识和经验远在他之上。但是毛、周去世之后，他就可以自主地与外国领导人谈判，不用担心他人的意见。1977年年中，他重新主持外交工作后，延续了他在1975年的政策。但是在这一年7月之后见过他的外国官员觉得，他变得更加从容自信，更愿意就广泛的外交政策问题表明自己的看法。 邓小平的战略分析起点和毛泽东是一样的：分清主要敌人，广结盟友与之对抗；分化敌人的盟友，使其疏远敌人。到1969年，苏联显然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这一年7月尼克松总统在关岛宣布，美国不会涉足亚洲大陆的战争；而3月和8月的两次边境冲突后，中苏关系依然剑拔弩张。 1977年邓小平复出时，苏联和越南正加紧合作，扩张它们在东南亚的势力，这让邓小平感觉到日益增长的威胁。 邓小平对越南背信弃义的严厉谴责曾让他感到吃惊。1978年见过邓小平的另一个外交官也说，只要一提到越南，邓小平就不由自主地发怒 无论从个人还是国家的角度来说，邓小平都有被越南出卖的感觉，因为中国曾为越南反抗美国做出了巨大牺牲，而50年来他跟越南人也有着深厚的个人交往。半个世纪以前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与越南人一起参加了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 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邓小平和越南共产党人曾是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革命战友，1954年以后他们却又成了致力于维护各自国家利益的政府官员。 邓小平理解中越关系的复杂性——因为国家利益发生了变化，需要用新的眼光重新考量。他知道，由于数百年来中国的入侵和占领，越南爱国者把中国视为大敌。他很清楚，越南想从中国和苏联双方都得到尽可能多的援助，因为当时两国都极力想将越南向自己拉近。 但是，中国一向十分慷慨地帮助北越对抗美国。 胡志明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在中国住过多年，他努力与中国和苏联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但是1969年9月他去世后，中越关系开始恶化，中国的援助也随之减少，最后中国从越南撤出了军队。 [9-12] 而中国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改善了中美关系，随后减少了对越援助，越南人把这视为中国人背叛越南抗美战争的一个标志。 [9-13] 那时苏联正在与越南加紧合作，中国则与柬埔寨合作以阻止越南在东南亚称霸。邓小平后来对李光耀说，停止援越不是因为中国难以同苏联的援助数量一争高下，而是因为越南人要在东南亚谋求霸权。苏联很愿意支持越南的野心，它想从中渔利，但中国不想这样。 然而在邓失势后，“四人帮”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要求越南谴责苏联的“霸权”。 [9-17] 中国激进派的这种要求对黎笋来说太过分了，他拒绝签署联合公报，未举行常规的答谢宴会就离开了北京。 一个月后黎笋抵达莫斯科，在那儿如愿得到了苏联长期援助的承诺。越南人原本不想完全依附于苏联，但它迫切需要为重建国家获得帮助。黎笋没有中国（或其他国家）做后盾去抵制苏联的要求，只好签署了支持苏联外交立场的协定。 [9-19] 越南与苏联的这些协议把越中关系推向绝境，促使中国加强了与柬埔寨的关系 会议三天后，《光明日报》一反邓小平承认南沙群岛存在争议的态度，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文章，把南沙群岛称为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 [9-22] （1976年4月邓小平被正式撤职后，受到的批判之一正是他支持就南沙问题与越南谈判。） [9-23] 1976年，东欧各国、朝鲜和苏联应越南的请求全都答应援助越南，只有中国除外。邓小平和黎笋维持两国关系的努力，在激进派的手里付诸东流。 如果邓小平在1975年底没有被赶下台，他也许能避免中越两国的彻底决裂。但是他在1977年7月恢复工作后面对的局面已经改变：苏越合作有增无减，中国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都已严重恶化。 中国政府要求越南停止迫害当地华人，但越南官员置若罔闻。当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时，最终导致大约16万华人背井离乡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9-27] 1978年5月，中国中止了21个援越项目以示报复。 [9-28] 邓小平后来解释说，当时中国已不相信能用更多的援助让越南疏远苏联。 [9-29] 邓小平在出访的14个月里，只访问了一个共产党国家——朝鲜，其他七个全是非共产党国家。他首先访问了一直与中国关系良好、能帮助中国加强边境安全的几个国家。在他的五次出访中，前三个都是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就像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一样，邓小平也需要靖边，但是为了对抗苏联和越南的攻势，他还要争取得到这些国家的合作。 邓小平在缅甸讲话时很谨慎，他恭敬地提到华国锋主席，甚至重复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但是就在这一年内不久以后，随着党内气氛开始脱离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个人地位的上升，这些说法就从他的讲话中消失了 邓小平在尼泊尔参观了寺院、博物馆和一些历史遗迹。他谈到中尼两国两千年的友谊，重申了中国对比兰德拉国王建立和平区的支持。邓小平说，每个国家都渴望独立，他鼓励第三世界国家加强合作，对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其他外来强权。他说，两个超级大国的相互对抗在南亚造成了严重的不稳定，但这种不稳定的局势对于这两个大国来说也仍然是不利的。中国将继续帮助尼泊尔维护国家独立。他不但避免批评印度，而且在尼泊尔传递出有可能打动印度的信息：中国将帮助该地区的所有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邓小平在为改善中印关系铺路，希望这有助于使印度疏远苏联。 [9-32] 越南一旦和苏联联手，中国能否与亚洲另一个较大的共产党国家朝鲜维持良好关系、不使其变成另一个“亚洲的古巴”，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朝鲜和越南一样，巧妙地利用中苏之争获取双方的援助，虽然总体而言它更偏向于中国。 邓小平要应付的一个棘手问题是，与日美恢复关系时，如何尽量减少对中朝关系的伤害。邓小平不想让朝鲜更加靠近苏联。因此他决定，上策是事先向朝鲜人做出充分解释，不使他们事后感到意外。 邓小平为给两国关系加温做出了特别的努力，他以朝鲜最喜欢的方式向它表示尊重。朝鲜国土虽小，自视却很高，表现之一是，它很在意出席每年国庆日庆典的外国官员的人数和级别。中国的文革已经结束，各国领导人纷纷恢复对北京的访问，金日成便搞起了“请帖外交”，告诉那些计划访问北京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首脑，他们如果来朝鲜访问也会受到欢迎 在朝鲜，金日成和邓小平进行了数次私下或公开会谈。邓小平解释了中国的严重经济问题和致力于现代化的必要性 中国需要获得最先进的技术去改进它的工业能力。金日成是在苏联和中国的帮助下开始进行现代化的，因此他不难理解邓小平这些话。邓小平又解释说，中国好不容易才让日本同意了反对苏联霸权的条款。他还向金日成提到了他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进行的秘密会谈的进展。 [9-39] 在谈到苏联的危险时他说，为了避免战争，必须备战：只有这样苏联才会更加谨慎。 鉴于邓小平正在执行的对美对日政策，他的访问可以说相当成功。金日成没有和越南一起加入包围中国的行列，继续同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以后的岁月里，金日成总是确信地对人说，邓小平是他的朋友。他甚至在一个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的代表团面前，替邓小平的经济和政治开放政策辩护。在这次访问中，邓小平完成了一项十分棘手的使命，否则朝鲜很有可能由于中国打算与它的敌国（美国和日本）交往，而疏远中国，靠近苏联。 通过攻打越南而不是苏联，中国也可以向苏联表明，它在该地区建立武力的任何做法都是代价高昂的。 泰国在历史上一直试图通过迎合大国——法国、英国或日本——的意愿来维护自身独立。邓小平认为，如果中国不明确宣示自己的利益，泰国很快就会偏向越南。邓小平很幸运，在他访问泰国时，当时的泰国领导人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因而他们不想讨好苏联和越南的强权，愿意与中国合作对抗越南称霸这个地区。 对于泰国华人的忠诚问题，邓小平也再次向克里安萨做出保证。他说，中国鼓励海外华人成为居住国的公民，只要他们选择了泰国国籍，就自动失去了中国国籍。他进一步表示，他希望已经取得泰国国籍的华人遵守泰国法律，尊重当地风俗，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那些仍保留中国国籍的人要为泰中友谊和泰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福利作贡献。 [9-49] 邓小平这些建立彼此信任的讯息，与仅仅十年之前毛泽东鼓动泰国人民闹革命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在泰国，受到毛泽东鼓动的大多是华人。在11月9日曼谷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对于他和克里安萨的私下会谈，邓小平对可能发生的中越冲突不再那么直言不讳。 他承认，中国和泰国共产党的历史关系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结束，但是他说，这不会影响到两国政府的关系。然而他也私下向克里安萨保证，中国将不再支持泰共。 [9-50] 他还说，只要他有机会能让跟中国合作的当地人和中国国内支持他们的人做好准备，他很快会停止鼓动革命的秘密广播。八个月后的1979年7月10日，这些电台广播消失了 马来西亚的领导人确实担心越南和苏联对这个地区的觊觎，然而他们更担心当地华人的活动。邓小平很清楚这一点，他不期望得到像泰国那样的热情接待。通过沿用传统的统战战略，他顶多希望抵消越南向马来西亚示好的努力，让马来西亚向中国更靠近一些。 华人还与他们的祖国保持着密切联系。1969年5月爆发的种族骚乱一直持续了大约两个月，很多当地华人担心自己的前途，选择保留中国国籍。当邓小平1978年11月到访时，马来西亚共产党（1983年后改称马来亚共产党）仍很活跃，其中大多数成员都是华人，他们的总书记陈平有时会到中国避难。 和越南对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态度相比，邓小平对马共的态度更为中立。虽然他不能立刻关闭秘密电台的广播，但他决心终止这类做法。（1981年6月，华国锋在六中全会上被正式撤职的同时，中国终于关闭了秘密电台“马来亚革命之声”。） [9-54] 但是邓小平也谨慎地避免过于疏远马共。例如，在他到访马来西亚的两个月之前，越南总理范文同——尽管他也是共产党——向在镇压共产党叛乱时牺牲的马来军人纪念碑献了花圈。邓小平同样想得到马来西亚的支持，而且中共也不再是个革命政党，因此邓小平本来可以采取同样的做法。但是他既没有献花圈，也没有谴责当地的共产党。邓小平向侯赛因・奥恩解释说，如果突然背弃过去的盟友，中国将难以吸引和维持海外的支持者。他说，中国政府希望与马来西亚政府合作，但中共将继续与海外的共产党保持联系，包括马来西亚共产党。侯赛因・奥恩回答说，马来西亚难以接受这种做法，但邓小平的态度很坚决。 [9-55] 因为他心中有数，马来西亚政府本来就不会全心全意与中国合作。并且他知道自己不能突然抛弃中国过去的政策和曾经与中国合做过的人。 [9-56] 李光耀要应对选举，邓小平则要面对政治局。当他们见面时，新加坡已经取得了快速发展，是个秩序井然、干净整洁的城市国家，而巨大的中国仍然贫穷而混乱。中国的人口是新加坡的400多倍，但新加坡是东南亚的知识和金融中心，它有一个强势的领导人，具备超越其国土面积的影响力。邓小平和李光耀都态度谦和，希望淡化个人差异：李光耀事先简单了解了邓小平的习惯，专门为他备好痰盂和烟灰缸（还在墙上专门安装了一个排烟管道）；但是邓小平也了解李光耀的习惯和过敏症，与他在一起时既不抽烟也不吐痰。 越南人已经控制了老挝，他们认为苏联的帮助对于统一印度支那这个当前目标是必不可少的。而中国则被视为这个目标的主要障碍。邓小平说，在这一背景下，即使中国继续援助越南，也不足以抵消苏联为它的霸权梦所提供的援助，反而会帮助越南的扩张。因此中国决定停止对越援助。 [9-61] 李光耀告诉他，东南亚各国更害怕中国而不是越南。李光耀然后描述了东南亚国家如何担心中国那些鼓动革命——尤其是在华人中间——的电台广播。这再次印证了邓小平已经从泰国和马来西亚领导人那里听到的忧虑。李光耀说，东南亚人也注意到，越南总理范文同向在剿共中牺牲的马来西亚人的纪念碑献了花圈，邓小平却没有。让李光耀感到吃惊的是，邓小平接着问他：“那么你和东盟各国想让我们做些什么？”李光耀答道：“停止电台广播。”邓小平说，他需要时间考虑一下。这让李光耀很意外，邓小平不同于他遇到的任何其他领导人，他在面对令人不快的事实时愿意改变自己的想法。 [9-64] 但是，他不会考虑向剿共的马来西亚人献花圈这种事。他说，范文同是在出卖自己的灵魂。他接着又说，中国领导人是说话算数的，只要答应了的事情就一定办到。 当邓小平在11月14日离开新加坡时，这两位领导人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就像周恩来和基辛格的关系一样，他们能够相互尊重，并且默契交流。李光耀和邓小平都经历过与殖民主义作斗争的年代，并都在海外的殖民大国生活过。他们在各自国家的革命斗争中都是敢作敢为的领袖，也都知道怎样才能在乱局中重建秩序。虽然李光耀接受的是英国教育，但他学过中国史，能够体会邓小平的生活背景。他们都是坦率的现实主义者，对自己的国家忠心耿耿；他们年轻时便担当大任，坚信强势的个人领导之必要；他们深谙权力之道，在战略思考中考虑历史大势。 在李光耀看来，邓小平是他遇到过的印象最为深刻的领导人：邓小平对事情有深入的思考，出了问题时他会承认错误并加以改正。 邓小平赞赏李光耀在新加坡取得的成就，李光耀则欣赏邓小平处理中国问题的方式。在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之前，中国媒体把新加坡人称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但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几周后，这种说法就从中国媒体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加坡被描述为一个在环保、公屋建设和旅游方面都值得学习的地方。 尽管邓小平看过有关新加坡的报告，但其中的信息主要来源于新加坡的左派。使他感到意外的是，他发现自己并未受到当地大批华人的热情欢迎，人们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不想屈从于中国。 [9-67] 显然，新加坡当地的共产党人就像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党员一样，喜欢说一些北京爱听的话，因此他们的报告并不可靠 在50年代初，中国大陆有很多人因为海外的亲属关系而失去了土地和生意，有些人甚至丢了性命。很多幸存者在文革中再次受到迫害。一些海外华人因中共对其大陆亲人的残暴而永远不能宽恕这些共产党人，但也有一些人的亲戚没有受到如此野蛮的对待，因而愿意利用机会为家乡作贡献；作为对他们的回报，一些建筑和医疗设施会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也有些海外华人看到了中国的商机。1978年10月，邓小平出访东南亚的几周前，廖承志发起了对过去“四人帮”的“华侨政策”的大规模批判，显示了上层医治沉痾的努力。要承认这些导致迫害的政策其实源于毛泽东仍然为时尚早，但廖承志对以往错误政策的批判，使邓小平等领导人能与过去的苦难拉开距离，致力于翻开历史新的一页。 邓小平也支持对在大陆受过迫害的华侨亲属做出赔偿。其中一些移居海外的人还被请了回来，重新住进他们以前被充公的房子。 邓小平知道华侨的疑虑不会很快消失，但他着眼于长远，而他实行的华侨政策在他当政的时期和退下来之后一直未变。邓小平希望能同时与东南亚华人和他们所在国的政府搞好关系。因此当东南亚华人与所在国政府的冲突特别严重时，例如马来西亚的情况，中国很难挺身而出，为华侨争取公正待遇。但是中国跟越南的关系恶劣，因此当越南政府把华人大批赶进拘留营或驱逐他们时——这种做法导致大约16万华人逃离该国——中国政府给予了高调的批评。 甚至于“海外华侨”这个说法也不再时兴，因为它有着海外华人终究也是中国人的含义。他 当时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看到了与中国大陆做生意的好处，并且主要以正面的角度看待那些祖籍中国的公民——他们成了中国与他们居住国之间互惠互利的潜在桥梁。 小平是实用主义者，在遇到新问题时，他首先会尽量搞清楚症结所在，然后才决定如何应付。如果他的行动引发一些新问题，他会逐个加以处理。当邓小平看到苏联和越南扩张主义的威胁时，他决定为中国的军事反应做出准备；后来当中国军队的能力被证明有严重问题时，他又专注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关于对越战争见第18章）。在思考如何对付苏联和越南的威胁时，邓小平认识到他迫切需要东南亚邻国的合作，于是他安排出访这些国家，以便加强同它们的关系。但是到了那里之后他又认识到，为了争取这些国家的合作，必须逐渐停止中国对当地革命分子的支持，鼓励华人对其居住国忠诚。为了对付苏联和越南日益增长的威胁，也是为了给实现四化寻求支持，邓小平还将要寻求深化中国与两个有能力遏制苏联的大国的关系，这两个大国便是日本和美国。 邓小平在1978年10月出访日本，是要争取日本与中国合作对抗苏联和越南的扩张。但是他也清楚，除了美国以外，或许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像日本那样有助于中国的四个现代化 对邓小平而言，要说服中国那些充满激情的爱国者，让他们向日本学习，是需要政治勇气与决心的。尼克松总统之所以有政治基础来和曾是旧敌的中国发展关系，是因为他已证明了自己是坚定的反共派；同样，邓小平本人是参加过八年抗战的军人，他一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能够采取大胆的措施改善中日关系。 经过八个多月的谈判后，邓小平为何突然决定打破外交僵局，同意日本把语气缓和的条款写入条约？一方面是由于邓确实急于搞现代化，但当时与越南发生冲突的前景也使加速谈判变得更为迫切。此前两周的7月3日，中国政府宣布从越南撤回全部中国顾问。当时邓小平感到越南很有可能入侵柬埔寨，此事一旦发生，中国就要被迫做出反应。为了不让苏联插手，邓小平希望尽快加强与日本和美国这两个重要大国之间的关系。不出所料，苏联因这一条约而对日本感到不快，但是因为有缓和语气的条款，苏联容忍了它。 [10-9] 在中国与这个相邻岛国2,200年的交往史中，邓小平是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领导人，也是第一个拜会日本天皇的人。 [10-11] 邓小平说，尽管有20世纪那段不幸的历史，但两国有过两千年的友好交往，他愿意向前看，使两国走向友好交往的未来。这让日本人大受感动。他们知道日本的侵略给中国造成了多大灾难，非常想表达他们的歉意，伸出友谊之手。邓小平带着和解的精神而来，也带来了两国人民可以共同生活在和平友好新时代的希望。很多人觉得，二战结束三十多年后，疗伤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对于很多不同领域的日本人来说，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既是对日本人过去的行为表示忏悔，也是为中国的繁荣作贡献的方式，这种帮助本身就可以增加两国和平相处的机会。 邓小平于1978年10月19日抵达日本，当时他尚未成为中国头号领导人，但已被当作中国的代言人看待。 [10-12] 邓小平在日本的行程安排得很满。作为一个对纪律严明深信不疑的前司令员，他对于东道主为其行程所作的精心安排，不可能不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就像日本工厂里的质量控制工程师一样，对细节的关注无微不至。 为保证天皇能够与客人随意交谈，日方不会保留此类谈话的记录。但是邓小平后来说，他们谈得非常好。据在场的黄华外长讲，邓小平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要积极向前看，从各个方面建立和发展我们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黄华提到天皇用了“不幸的事情”这个说法，黄华说，这“相当于对战争损害做了间接道歉”。天皇和邓小平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现在两国能够共享和平友好关系，要把它永远保持下去。 [1 邓小平对他的东道主说，他来日本有三个目的：一是互换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文件，二是向几十年来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日本友人表达中方的感谢，三是像徐福一样来寻找“仙草”。日本人听后都笑了起来，因为他们都很熟悉徐福的故事。传说中，两千两百多年前秦始皇曾派他东渡扶桑，寻找能使人长生不老的仙草。邓小平又说，他所说的仙草，其实是指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秘密。他说，他要来学习现代技术和管理。 邓小平参观了生产线，听人介绍说每个工人一年平均生产94辆汽车，邓小平说，这要比中国排名第一的长春汽车厂多出93辆。他在参观完日产公司后表示：“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不过，他也感觉到日本有强烈的中立主义情绪，因此他说，中国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中国为了搞现代化，其实也需要和平的环境。之后邓邀请记者提问。当有记者提出钓鱼岛归属的问题时，气氛骤然紧张，然而邓小平回答说，中日两国看法不同，对钓鱼岛的称呼也不同，不妨先把问题放一放，把它留给后人，他们会比今天的人更聪明，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在场的人如释重负，感叹邓小平有如此巧妙的回答。最后，在回答毛泽东在文革中给国家造成的灾祸时，邓小平说：“这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错，而是我们大家的错，我们很多人都犯过错误；我们缺少经验，缺少判断力。”他又说：“我们很穷，也很落后。必须承认这一点。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学习很多东西。” [10-28] 邓小平乘坐新干线“子弹头列车”从东京前往京都，然后又参观了临近的奈良和大阪。邓在关西地区的一家饭店走过一个充满喜庆气氛的房间，瞧见一个穿着漂亮白衣的女子，便问那里在做什么，当听说正在举办婚礼时，邓问道他是否可以看一看。一对新人很高兴他们的婚礼将成为国际新闻，愉快地摆好姿势和邓小平合影，旁观的人都觉得颇为有趣。 邓小平在松下不但看到了大规模生产的彩色电视机，还看到了尚未进入中国的传真和微波设备。邓小平知道松下幸之助的名望，称他为“管理之神”，并请他把所有最新技术都教给中国人。但松下幸之助接下来的解释显然是邓的顾问未曾提醒过他的，松下说，像他这样的私人企业要靠开发的技术养活自己，因此不愿意转让最新的技术秘密。不过此后松下的工厂在中国发展迅速，也确实教给了中国人技术，并在十年之内就帮助中国实现了松下的梦想——生产出中国民众能买得起的电视机。 [10-32] 日本广播公司（NHK）全程报道了邓小平参观工厂的经过，展示了一个精力充沛、观察力敏锐而又自信的邓小平。他充满好奇和热情，但并没有对他看到的日本新技术一味说奉承话。如果过于谦恭的话，他可能会受到“崇洋媚外”的指责，因此他得把握好分寸。在邓访日之后，中国的小学生被教导说，当记者问邓小平对新干线列车有什么看法时，他给出了完美的回答：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快，真快！”——他既承认外国技术的价值，又没有伤害中国人的自尊。 日本领导人在邓小平访日期间的言行，也对日本民众起了很好的作用。甚至多年以后，年轻人在评价接待过邓小平的老一代日本领导人时，都将他们称为“大人物”——这个称呼的意思是，他们不同于后来那些陷于财政琐事和无聊的派阀之争的人。 他甘愿冒着日本人所谓“自食恶果”的风险——即向中国转移技术，然后中国会把更廉价的产品再出口到日本，损害日本国内的生产基地。他表示，他相信中国的市场足够大，能够消化中国生产的钢材。 邓小平访日之后，对“管理”一词的含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开始更频繁地使用它。他的同胞都相信毛时代教给他们的东西，认为西方工人受着剥削，邓对他们解释说，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日本工人挣的钱能够买房子、买车、买那些中国还根本没有的家电。邓小平在日本不仅看到了他过去只是读到过的东西，他还要学习日本人是如何组织工人、如何将他们的敬业精神和效率发挥到最大的——他将其总结为“管理”。他从日本之行得出的结论是：“一定要抓管理，光搞生产是不行的，还要提高质量。” [10-36] 百年以前，中国的爱国者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邓小平用“管理”这个中性词提倡学习西方，并同时表明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这就使他既能够引进比技术更多的东西，又能减少中国保守派的抵制。他确实认为，社会主义也能运用现代管理，共产党也可以提倡现代管理。 考虑到读报告的中共领导人仍然深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影响，因此代表团的报告里解释说，日本对马克思所描述的早期资本主义作了重大修正。日本的管理人员聪明地学会了如何通过激励工人获得利润，他们努力工作是因为他们得到的待遇要比马克思看到的那些受剥削的工人好得多。代表团回国后，邓力群牵头成立了新的协会，包括质量控制协会和企业管理协会，这些都是以代表团在日本考察过的协会作为样板的。根据考察中学到的东西，他们为各省负责经济工作的高层干部制定了培训计划，向他们讲授日本的做法，例如如何调整价格使其反映生产成本、如何依据市场需求而不是主观臆断的指令性计划来制定生产指标、如何依靠细致的生产过程而不是检验方式来实现质量控制，以及如何利用指标来评估生产过程的绩效。 [10-37] 一些中国的工厂打出了标语，强调学习日本管理体系和制定培训计划的重要性。 邓小平也启动了文化交流，使日本文化——电影、故事、小说和艺术——进入中国。比如日本的电影就很受中国观众的欢迎，这增进了中国人对日本人民的理解。邓小平知道，这可以为扩大中日两国的经济和政治交往打下坚实的基础。在邓小平领导时期，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大为改观。 在邓小平时代的鼎盛期，日本在为中国的工业和基础建设提供援助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第11章 向美国敞开大门：1978–1979 他知道，日本、韩国和台湾进行现代化时都大大得益于美国的科技和教育；他还发现，欧洲生产的很多产品，其专利都是掌握在美国的私人和公司手里，所以即便是来自欧洲的技术帮助，也需要有美国的合作。因此，为了与美国建立联系，以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中美关系正常化是重要的第一步。 为了实现同美国建交这个目标，邓小平准备在很多问题上采取灵活的立场。然而在一个问题——台湾问题——上，就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他有着不可动摇的“原则”。除非美国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出全部驻台美军，他不会和美国建交。邓小平希望，随着“共同防御条约”的终结，台湾将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与大陆重新统一。不仅邓小平，很多美国官员也预期，这种情况会在几年内发生。 月21日在与黄华外长见面时，万斯解释说，美国希望推动关系正常化，但要在台湾保留一些政府人员。他还说，美国愿意看到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万斯预计中方会感到失望，却没料到他们会如此愤怒。次日上午万斯再次见到黄华时，黄华长篇大论地痛斥万斯关于美国在台湾保留某种官方代表的提议，甚至说要“解放台湾”，这是在暗示大陆在必要时准备动武。 [11-2] 当天下午邓小平会见万斯时，他首先以开玩笑的语气提醒万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75年他马上就要第三次丢掉所有官职的时候。邓说：“我是个国际名人，不是因为我有多少能力⋯⋯而是因为我的三起三落。” [11-3] 万斯后来承认，邓小平在会谈中一直“表现着中国人的礼貌”，但他严厉批评了美国的对台立场。 他集中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付苏联的挑战，二是如何解决台湾问题。自从1974年他批评基辛格搞缓和以来，就一直责备美国对苏联太软弱。他尤其不满美国从越南撤军后对苏联采取的被动姿态。 [11-4] 他指责美国关于苏联问题的第10号总统备忘录是在姑息养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让苏联控制了德国的三分之一，其实是让它控制了巴尔干地区，这又对南欧形成了巨大的影响。虽然他没有提到围棋，但他实际上是在告诉万斯，苏联已经在南斯拉夫布下棋子，也开始在奥地利布子，它还会在西欧其他地方布子。他对继续向苏联让步发出警告：“你们的结局将是敦克尔克。” [11-5] 这两份文件中，基辛格和福特都表示美国准备接受关系正常化的日本模式，在台湾只保留非官方代表。邓小平说，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美国现在占据着台湾，因此是在阻碍台湾与大陆的统一。他又说，美国要求中国不使用武力收复台湾，这等于是在干涉别国内政。在回答万斯关于美方对台湾安全的关切时，他对万斯说：“中国人总比你们美国更关心自己国家的事。”邓小平说，中国是有耐心的，不过美国也要清楚，中国不会让这个问题的解决无限期地拖下去。 [11-6] 邓小平批评万斯想在台湾保留官方人员的建议，他说，这其实是要搞一个“不插国旗的大使馆”。 [11-7] 但是他又补充说，如果美国仍想赖在台湾不走，中国也会等下去。 [1 邓小平当然不想在台湾问题上示弱或容忍这种误解，他愤怒地驳斥了瓦拉克的报道，称之为一派胡言。 邓小平仍想在对美关系上取得进展，因此他又开始尝试其他途径。邓小平认为万斯不是一个好的谈判对象，因此他力求让白宫参与谈判，由布热津斯基做他的谈判对手。他还直接诉诸美国的媒体和国会，为关系正常化寻求支持 在内容广泛的讨论中，邓小平谈到了各种话题，从林彪和“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到派遣留学生接受先进教育、帮助中国摆脱落后状态的必要性，再到给予中国工人物质奖励的必要性。但是最重要的是，邓小平把注意力集中指向台湾问题。他坦言，万斯关于台湾问题的提议是在倒退，中国无法接受。要想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废除与国民党的军事条约，与台湾断交，并撤出驻台美军。中国将尽量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不会接受外来干涉。 [11-10] 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甘乃迪（Edward Kennedy）和亨利・杰克逊（Henry M. Jackson）是关系正常化的赞成派，他们也受邀访问北京。邓小平在1978年1月4日对甘乃迪强调说，他希望中美双方能尽快达成一致。他再次重申谈判的主要障碍是台湾，而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不出北京所料，甘乃迪一回到华盛顿，便利用他和邓小平会谈一事，主张加快关系正常化的速度 因此看来美国只能在中国和越南中选择其一来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卡特平息了这个争论，他说，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批准了首先进行美中建交谈判。但是他担心台湾在国会的游说团体会让谈判泡汤，因此坚持谈判要秘密进行。也就是说，谈判必须由白宫的一小批官员，而不是由国务院进行。为了准备建交谈判，卡特向北京派出了一名官员，此人对苏联的强硬立场以及加快美中建交的愿望与邓小平相同。这个人也正是邓小平最想要的谈判对象：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当卡特总统私下告诉国会两党领袖，他打算与中国开始建交谈判时，他们均做出了正面回应，他们相信这样做最符合美国的利益。然而这个问题在政治上仍很敏感，正如一位国会议员所说，如果这个问题被公之于众，他将不得不持反对立场。 [11-17] 布热津斯基在北京的会谈中将这种担心告诉了邓小平，他说：“我想建议会谈秘密进行，不公布任何进展⋯⋯这可以在我国减少一些政治麻烦。”邓小平回答说：“请放心，中国的保密条件要好于美国。”布热津斯基答道：“我认为阁下所言绝对正确，这也是谈判最好在北京而不是华盛顿举行的原因。” [1 ] 就像基辛格在白宫时一样，白宫与北京之间高度保密的渠道，加强了白宫国家安全官员在人事和制度上相对于其国务院同行的影响力。 [11-20] 就邓小平一方而言，他也赞成利用白宫而不是国务院的渠道。 在与布热津斯基的会谈中，邓小平想探明美国人有多大意愿与台湾断交。“问题仍然是要有决心。如果卡特总统在这个问题上已拿定主意，我认为它就比较容易解决。⋯⋯你认为实现关系正常化需要做些什么？”布热津斯基解释说卡特决心取得进展，并且接受中方关于美国与台湾断交的要求，然后他提议双方在6月开始关系正常化的秘密谈判。邓小平立刻接受了这一建议，但他继续询问美国为落实台湾问题三原则会采取什么具体措施。邓说：“我期待着卡特总统拿定主意的那一天。”布热津斯基回答说：“我刚才对您讲过，卡特总统已经拿定主意了。” [11-23] 布热津斯基没有细说美国会采取什么具体行动，只是再次重申美国接受三原则。他接着说，美国计划发表一个声明，强调中国大陆与台湾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邓小平回答说，中国不反对美国发表这样的声明，但是“我们不能接受把它作为一个条件。台湾是内政问题，是基本的主权问题” 邓小平继续紧逼，他指出了美国想跟苏联达成的《战略武器限制条约》将对美国产生的不利，并强调说：“只要你们和苏联达成了协议，那一定是美国为取悦苏联做出让步的结果。” 谈判很快就会开始，关系也已升温：不久之后，美国要求北京停止对美国政策无休止的公开批评，中国马上就答应了。 为了继续向美国施压，使其加快建交步伐，邓小平在与布热津斯基会谈一天之后就对一个意大利代表团说，中国乐意跟美国开展贸易和技术交流，但中国将优先考虑与其有正常邦交的国家。 [11-28] 6月2日，即布热津斯基与邓小平会谈不到两周之后，黄华在华盛顿对万斯说，如果他想请邓小平访美，只有在完成关系正常化之后才有可能，所以双方得加紧工作，因为邓小平年事已高，年龄不饶人。 邓小平立刻转向了他对两国建交最期待的领域：不是贸易，不是投资，而是科学。在邓小平看来，科学是实现现代化最关键的因素，而美国在这方面大大领先 在正式建交之前他不会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但是一旦建交，他就准备将年轻的中国科学家派往美国深造。 在邓小平讲话后的提问阶段，国家科学基金会会长理查德・阿特金森（Richard Atkinson）问邓小平，他是否担心中国留学生叛逃。邓小平回答说，他不担心这种事。他说，中国学生不同于俄国学生，他们忠于自己的国家，即使去国外留学后没有马上回国的人，从长远来看仍是中国的一笔财富。当时普赖斯预计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会像过去一样，继续严密控制科学家前往美国，对扩大科学交流也会十分谨慎。 邓小平却让普赖斯大感意外。邓建议美国立刻接受700名中国留学生，而他更大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年接受数万名留学生。 [11-33] 邓小平希望马上就能得到答复，普赖斯将此事视为他的职业发展中最重要的突破之一，于是在华盛顿时间凌晨三点给卡特打电话并把他叫醒，请他同意马上让700名中国学生赴美，并在未来几年接待数量更多的留学生。卡 事实上，除了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以外，普赖斯在北京受到了1949年以来美国代表团所能得到的最热情的款待。 [11-36] 由于邓小平不会在两国正式建交之前派出留学生，因此中国的第一批大约50名留学生，是在1979年初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久后才飞往美国的。他们心情热切，但又担心自己以后会不会像老一代人那样，因为自己的美国经历而遇到麻烦。在此后头5年的交流中大约有19,000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而且这个数量将持续增长 布热津斯基访华后，中美两国开始秘密协商关系正常化谈判的架构。双方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台湾问题是决定谈判成败的关键 谈判中最大的难题是：美国是否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美方答应邓小平的要求，在1979年不向台湾出售新的武器，但美国打算以后恢复对台售武。由于卡特、布热津斯基和奥克森伯格开始集中考虑如何向国会解释关系正常化协议，他们担心国会会立即将注意力集中到对台售武的问题上。如果北京仍然认为未来不会再有对台售武，那么美国一旦宣布出售武器，将会给正在恢复正常化的美中关系造成严重后果。 他解释说，本着完全坦诚的精神，卡特总统“要有绝对把握不存在任何误解”。他接着宣读了白宫发来的声明，其中解释说，鉴于美国政治的需要，美方会继续对台售武。邓小平勃然大怒，但还是有所克制，他说，这完全不可接受。他发了十分钟的火，然后怒斥道：“为何又要提出这个售武问题？”伍德科克解释说，美方不想让总统在其声明中说一些让中国感到意外的话。邓小平接着说：“这是否意味着总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会说美国将在1980年1月1日之后继续卖给台湾武器？”伍德科克答道：“是的，我们会继续保留这种可能性。”邓小平说：“如果是这样，我们不能同意，这实际上会阻止中国以合理的方式，通过与台湾对话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他说，蒋经国会变得趾高气扬，“台湾问题将不可能和平解决，最终的选择就是动用武力”。 [11-60] 这时伍德科克向邓小平保证，美国将极其慎重地处理这个问题。邓小平反驳道，中方早已明确表示不接受继续对台售武，他昨天就提到过这一点。伍德科克把责任揽了下来，他说，他本人大概有所误解。邓小平变得十分恼怒，伍德科克和芮效俭严重怀疑邓小平是否还会同意关系正常化。 邓小平提醒说，如果卡特总统公开宣扬对台售武，中方将不得不做出反应，任何公开争论都将有损于中美建交的重大意义 在美国继续对台售武的情况下，邓小平依然决定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关于他本人在做出一生中这个最重大的决定之一时有何考虑，没有任何记录可考。但他知道，这个决定将使他最珍视的目标之一——在有生之年看到台湾回归大陆——的实现变得异常困难。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同意呢？当时他刚刚在其势均力敌的同事中成为中国的头号领导人，他可能认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加强他在中国领导层中的个人地位。或许更重要的是，邓小平还知道，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会让中国更容易得到它在现代化建设中所需要的知识、资本和技术 邓小平当时的另一个重要考量，是苏联从南部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他当时相信存在着很现实的危险：苏联有可能进入越南，经由泰国和马来西亚向马六甲海峡扩张。他认为，高调展示中美合作可以让苏联变得更谨慎，还可以减少苏联对中国攻打越南可能做出反应的危险。 邓小平做出了深思熟虑的决定，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使美国既同中国建交，又停止对台售武。如果他想要关系正常化，他就得付出向美国对台售武做出让步的高昂代价。他并没有放弃统一台湾的目标。他会在中美建交之后，利用一切机会迫使华盛顿减少对台售武。 并且他已经决定攻打越南，因而存在着苏联可能进攻中国的危险。如何确保美国与他合作对抗苏联，又不让正在试图与苏联达成协定的卡特厌烦？关于越南问题他应当对卡特说些什么？为了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他要跟总统、国会和美国民众建立良好的关系，怎样做才最为有效？1月9日他曾对萨姆・纳恩（Sam Nunn）参议员率领的代表团说，他在美国不会讨论人权问题；他说，他对美国在人权上施压的方式是有一些看法的，但他不会提到它们。 [11-62] 如果遇到亲台湾的示威者他该如何对待？应当如何应付西方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随行的33名中国记者每天都要向中国观众发回新闻和电视报道，他对他们应当说些什么？如何能够保持对美国的压力，使其减少对台售武，但又不至于引起美国官员的敌意？ 在邓小平抵达之前，他的访问已经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趣，超过了自赫鲁晓夫1959年访美以来的任何外国领导人。美国媒体上充斥着有关邓小平的各种报道：他复出的故事，他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定，他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信念，以及他的这次美国之行。《时代》周刊1月份第一期将邓小平选为1978年的“年度人物”，理由是他让一个封闭的共产党国家步入了新的开放之路。《时代》周刊承认华国锋仍是主席，但是把邓小平称为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建筑师”。《时代》不知道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已元气大伤，将邓小平称为中国的首席执行官，华国锋则是董事会主席。 其他的细节他们也考虑得很周到。在访问期间，他们不会把邓小平带到有军事设施或有不能卖给中国的技术的地方。为中国代表团提供的肉食不能是大块的，而要切成小片，使习惯于用筷子进食的官员易于取用。佐治亚州州长乔治・巴士比（George Busbee）问邓小平，他在美国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事，邓小平半开玩笑地说，他没想到美国人居然每一餐都吃小牛肉——原来华盛顿和亚特兰大细心的东道主此前获悉邓小平爱吃的食物中有小牛肉，便连续几次晚餐都给他上小牛肉。结果，邓小平下一次进餐时，小牛肉就消失了。 邓小平将越南称为东方的古巴，是苏联从南部威胁中国的基地。 邓小平又进一步坚持说，中国攻打越南的好处将是长期的。如果中国这一次不给苏联一个教训，苏联就会像利用古巴那样利用越南。（邓小平还预言苏联也会进入阿富汗，而苏联确实在1979年12月入侵了阿富汗。）然后邓小平和卡特回到众人之中。卡特注意到，邓小平在完成了他真正严肃的任务之后，又变得轻松愉快起来。 邓小平访美后不久，美国官员就发出警告说，苏联如果开始利用越南的金兰湾作为海军基地，将是严重的挑衅行为。 [11-76] 虽然卡特不支持中国打越南，而且后来将这一点通告了苏联，但是当中国在2月对越南发动进攻时，邓小平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使苏联对于站在越南一边变得更加谨慎，因为他们现在要担心美国有可能采取某种报复行动。 国宴之后是甘乃迪艺术中心的演出，演出向全国电视观众做了直播，一位美国官员说它“大概是整个卡特当政期间最风光的一个晚上”。 [11-82] 佐治亚的花生农场主卡特和军人邓小平，他们各自代表着自己的国家，手拉着手站在一起。 邓小平并不完全明白逐步提升技术所需的过程，他也不完全理解私人公司要利用专利和版权收回其研发成本的考虑。邓小平才刚刚开始意识到这些复杂的问题，仍对此怀着过高的期望。他简单地宣布，他要的不是70年代的技术，而是最尖端的技术。 在邓小平与国会的会谈中出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是否允许人民自由移民。国会在四年前通过了《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要求共产党国家允许希望移民的人自由离开，然后国会才能批准这些国家享有正常贸易关系。当国会议员逼问邓小平中国是否允许自由移民时，邓小平回答说：“噢，这事好办！你们想要多少？一千万？一千五百万？”他说的时候不苟言笑，国会议员们再也不敢追问下去。结果中国得到了豁免，得到了最惠国待遇。 [11-87] 可是贝聿铭后来听说这次招待会请邓小平在那里讲话后，感到十分错愕，因为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为公开演讲进行声学设计。事实上，当邓小平讲话时，尽管有麦克风，参加招待的人仍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他们继续跟朋友们不时地相互寒暄。邓小平身边的人知道他不高兴，但他继续念自己的讲稿，没有流露出任何不快，仿佛是在对党代会上一群听话的、坐着一动不动的党员们讲话。 他们高兴地看到，邓小平像表演一样把他的新帽子戴在头上。他用这个简单的动作，不仅结束了中美两国30年的怨恨，也给了他的人民某种许可，让他们和他一起接纳美国的生活和文化⋯⋯消除中国对西方根深蒂固的抵制。” [11-98] 在全美国，邓小平一脸笑容、戴着牛仔帽的照片，成了他访美的象征。它给美国公众传递的信息是：邓小平不但很幽默，而且不太像“那些共产党”，而是更像“我们”。《休斯顿邮报》的头条标题是：“邓小平不问政治，成了德克萨斯人”。 一些敏于观察的中国人说，邓小平平时并不张扬自己，但一旦遇到挑战他就能充分振作起来，这正是他在美国的表现。 在各个城市听过邓小平讲话的美国商人，马上着手准备去中国寻找商机 邓小平的访问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而在中国，他的访问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未来观发生了一系列的巨变。邓小平访美使中国民众了解了现代生活方式，其作用甚至大于他对日本和东南亚的访问。中国电视上每天播出的新闻和邓小平访美期间制作的记录片，展现了美国生活十分正面的形象——不仅是美国的工厂、交通和通讯，还有住着新式住宅、拥有各种现代家具和穿着时髦的美国家庭。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被呈现给中国人，让他们趋之若鹜。甚至连在北京的为数不多的美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藩篱也被冲破，相互之间到家里做客不再受到禁止。毛泽东当年说过对革命来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在1979年以后也经历了一场革命，其规模和持续时间远远超过毛的革命。点 第12章 组建领导班子：1979–1980 邓小平不太在乎头衔，他更为看重的是建立一个能干的班子和组织，他能与之一起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还要再用一年时间，他才能取得牢固的控制权，选出关键领导人，使他们和他的计划到位。在这段时间，他要削弱和清除华国锋及其同盟，用自己的班子取而代之，逐步推进自己的纲领。他成为头号领导人后，还要想办法对付毛泽东去世后在党内仍然无处不在的影响。他在为自己的领导班子和中国人民制定新的路线时，要尽量减少一些人的抵触情绪——他们仍然崇敬毛泽东，指责邓小平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要在中国搞“非毛化”和“修正主义”。 城市精英更倾向于批评毛泽东，但农村人普遍更愿意接受对毛泽东的崇拜。来自农村的军人尤其喜欢农村的集体制度，因为它给军属提供特殊照顾，很多人退役后有望在农村的集体单位就业，他们觉得邓小平的改革威胁到了这种制度。 为了对付这种保守派的压力，邓小平在1979年春天发动了一场运动，以巩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支持，他指示干部要“补课”，以加强他们对他的改革路线的支持。在公开场合，邓小平并不批评毛，而是把那个时期的问题归到林彪和“四人帮”头上。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形象，他小心地不与华国锋直接对抗，而是只批“两个凡是”。 北京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干部认为，邓小平登黄山，就像毛泽东著名的游长江一样，他要让人们看到一个健康的领导人，准备在国内政坛上大干一场。 多年来，在党内斗争中胜出的一方，对于寻找哪一类新党员各有偏好——或革命者、或军人、或激进派。而邓小平需要的是能为四个现代化作贡献的人。具体说来，邓小平寻找的干部要有能力处理外贸、金融和技术问题，这又意味着吸收和提拔那些学历较高、掌握科技和管理知识的人。 在毛泽东时代，“红”一向比“专”更重要。自1949年以来，大多数领导岗位都是由“红色背景”的人担任，他们多来自工人和农民，而1949年以前受过教育的专家，因出身于有财力供其上学的家庭，被贴上了出身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标签。邓小平宣布，这些旧阶级已经消失，他需要有能力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出身。为了给新的高层领导人让路，他要清除认同保守政策的政治局成员 在邓小平的班子里，两个职位最高的人——陈云和李先念——并不是由他选定的。他们的地位之高，使邓小平即使想撇开他们也难以办到。邓小平与陈云、李先念属于同一代人（分别出生于1904年、1905年和1907年）。他们早在1949年前就彼此认识，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又都在北京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手下工作。作为公众人物，陈云和李先念不能和邓小平相比，但了解内情的干部把1980年代的权力结构称为“两个半”，意思是党内高层圈子认为陈云与邓小平大体旗鼓相当，但李先念也算半个“婆婆”。陈云虽然比邓小平小一岁，但是在1930年代中期以后的20年里，他的地位一直高于邓小平，在领导经济和处理历史遗留的人事问题上，他的权威无人可及。陈云从1962年到1978年受到冷落时，李先念则一直在周恩来手下负责领导经济工作。 比邓小平小十到二十岁的那一代人几乎都没有上过大学，但邓小平选定的高层政治领导是尊重教育并能在工作中自我教育的人。邓小平为他的班子选出了三个他认为适合、并相信有能力领导中国现代化的干部：胡耀邦（1915年生）、赵紫阳（1919年生）和万里（1916年生）。 从1980年到1987年胡耀邦下台的这段邓小平主政时期，用西方的话说，邓小平是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胡耀邦和赵紫阳则在他手下分别担任党、政两大部门的执行总裁。党制定大政方针、主管自上而下各级部门人事和宣传，政府则负责各级行政管理。 在忙于党的建设的同时，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也要应付公众因党把国家拖入大跃进和文革灾难而对党产生的深刻不信任。直到1979年底，中共领导人仍不承认他们对这些灾难负有责任，这使党在谈到其他问题时也不可能令人信服。6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决定，由叶剑英元帅在中共建政30周年前夕发表一个重要讲话，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12-8] 叶帅是宣读这篇讲话的理想人选。他是有监督政府工作之责的全国人大的委员长，而国庆庆典属于政府而不是党的事。再者，他德高望重，没有个人野心；他与包括邓小平和华国锋在内的所有各方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从未受到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跟人们爱戴的周恩来有着众所周知的密切关系；他与军队关系良好。不过叶帅身体很差，他只能念讲话的前几行和最后几行，其他内容由别人代读。 [12-10] 叶剑英的讲话得到了非常正面的反响。受过教育的人很高兴看到，中共终于能够正视自身的问题，迈向得到他们拥护的务实的方向。对于多年挨整的人来说，什么讲话也无法真正弥补他们的苦难，但是党能承认错误，尽管来得迟了一些，毕竟是传递出一个令人高兴的信息。这是一个重要突破，它使党能够结束空洞浮夸的口号，坦率地解决国家所面对的问题 为了对党史进行评价，邓小平成立了一个由坚定的改革派胡耀邦牵头的小组，两个保守的正统思想捍卫者胡乔木和邓力群分别担任起草委员会主任和行政负责人。 [12-17] 像通常一样，邓小平首先和起草人开会，向他们交代文件需要涉及的重大问题。他此后又会见了这个小组15次，对每一稿都仔细斟酌，每次都做出具体指示。华国锋在1979年夏天已开始失势，这使邓小平及其盟友比较容易取得共识，其中也包括对毛泽东的负面批评。即使这样，他们仍然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对党的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不过到1980年，邓小平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控制权，并削弱了华国锋的权力基础，因而就可以更直接地讨论毛泽东的错误了。 他们为筹备定于1980年2月召开的五中全会，需要考虑很多大事。这次中央全会可以视为邓小平领导班子的起点，胡耀邦和赵紫阳将在会上当选要职，华国锋的四个主要支持者——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和纪登奎——将离开政治局。邓小平还打算在这次全会上为刘少奇正式恢复名誉。 [12-19] 此外，领导人要讨论恢复中央书记处的计划。 华国锋于11月10日回国时，五中全会的基本计划——包括将华国锋的四位支持者清除的计划——已基本就绪。 [12-20] 一旦华国锋的支持者出局，赵紫阳和胡耀邦就位，邓小平推进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就容易得多了。 实际上，邓小平在描述执政党的理想角色时，听上去更像一个西方的企业主管，而不是一个毛泽东的信徒。他说，中国要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不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和不合质量要求的废品，降低各种成本，提高资金利用率”。 [12-29] 在权衡“红”与“专” 哪一个对于干部更重要时，邓小平重申了他过去已经表明的观点：“我们要逐渐做到，包括各级党委在内，各级业务机构，都要由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担任领导。”邓小平提醒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新党员中，有一些是不合格的。”他用对党的强力肯定，结束了他的“国情咨文”：“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 [12-30] 2月29日五中全会最后一天，邓小平表达了他对党的期待：提供高效的领导。他的口吻就像一个军人出身的工厂经理，他说：“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集体领导解决重大问题；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归谁负责，必须由他承担责任，责任要专。” 刘少奇从1945到1966年一直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二号人物，后来毛泽东把他打成叛徒和“走资派”。虽然他已在1969年去世，他的冤案却是有待平反的最重要案件。邓小平在五中全会上宣布，为刘少奇平反不一定批判毛泽东。但是给刘少奇平反所造成的效果是使党员对于修正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承认他的错误作好了准备，也使为很多与刘少奇有密切工作关系的中共老干部平反变得更加容易。 毛泽东整治高级干部时，往往先除掉他们的主要支持者，使他们陷入孤立，从而使批判他们变得更容易。同样，邓小平在1980年2月除掉华国锋的左右手，让赵紫阳接过了总理的工作。华国锋在1980年5月出访日本时已没有多少权力，但他的出访可以让外界放心，中国没有因权力斗争而分裂。 [12-34] 1980年8月华国锋正式辞去总理一职。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 邓小平深知，必须让群众放心，评价毛泽东和华国锋的过程在有序进行，同时也要向世界表明，中国没有发生破坏性的“权力斗争”，没有出现“非毛化”。 当法拉奇问到大跃进的错误时，邓小平答道，那不是毛泽东一人的错误，而是与毛泽东一起工作的所有人犯下的错误，他们都有份。 [12-45] 当她问到毛泽东选林彪做接班人一事时，邓小平说，领导人为自己挑选继承人，是封建主义的做法。邓小平的意思很明确：毛泽东选华国锋做接班人也是不对的。在问到将来如何避免文革这类事情时，他解释说，党的领导人正在改进各项制度，以便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毛泽东在世时，华国锋有时也不同意毛的看法，甚至被毛批评过（他曾被毛批为“满脑子都是生产”），但是毛泽东去世后，他却用“两个凡是”加强个人权力。胡耀邦还批评华国锋搞个人崇拜，给自己添加光环 华国锋还追求经济的过快增长。胡耀邦承认，这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错误，也是邓小平和他本人的错误，其实，当时只有陈云认识到了那些计划太冒进。 叶帅为何要维护华国锋呢？有人揣测，叶帅本人想继续在党和政府中扮演关键角色，所以他支持能够让他如愿的人。但是叶剑英已经年迈，他不但从未表现出任何个人野心，而且多年来一直不愿意插手日常事务。更有可能的是，像另一些党的干部认为的那样，叶帅担心邓小平可能变得过于专断，举止越来越像毛泽东，所以他想以保留华国锋作为限制邓小平的权力、促进党内民主的手段。 邓小平成为中央军委主席之后，叶帅便选择了不再与他分担这项工作，而是回到广东的老家。他的儿子叶选平已在那里担任广州市长和广东省副省长，他可以在广东安享晚年。叶帅出席了六中全会的开幕式，但是在会议正式通过党史决议和批准华国锋辞职的过程中，他没有留在会上参与讨论。后来当叶帅在1984年和1986年病重时，邓小平也没有像过去对待周恩来那样，礼节性地前去看望他。叶帅死于1986年。 政治局经过这些激烈辩论后最终形成的决议，措辞直截了当而又严厉：“华国锋同志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1977、1978两年中，华国锋同志在经济问题上提出一些左的口号⋯⋯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和困难⋯⋯[虽然]华国锋同志也有一些工作成就，但十分明显的是，他缺乏作为党的主席所应有的政治和组织能力。而且每个人都很清楚，根本不应当任命他担任军委主席。” [12-57] 华国锋的政治生命结束了。虽然他被允许在1981年6月的六中全会之后继续留在政治局内，但他因受到的指责而丧失颜面，因此极少出席党内高层的会议。 第13章 邓小平的治国术 如果说毛泽东像一个高居云端的皇帝，博通文史、签发诏令，那么邓小平更像是一个总司令，审慎考察着自己的作战计划是否得到正确部署和落实。 自1952年就担任邓小平机要秘书的王瑞林，在向外界说明邓小平的意见时十分慎重，避免加上自己的理解 随着年龄的增长，邓小平找到了一些保持体力的办法。他利用书面文件处理大多数事务，避免参加劳力耗神的会议。 邓小平有“不爱说话”的名声，即便是在家里。 [13-7] 邓小平晚年时尤其注意保存体力，而会见外人时，人们则看到他机警、活泼，甚至热烈。 除非在正式场合发言，邓小平讲话一般不需要提纲，而能讲得条理分明。通常他唯一的提纲就是关于他讲话的主题以及他所要诉诸的对象。1985年过了80岁以后，他避免做需要精心撰写、编辑和陈述的长篇讲话。除了包括1992年南巡讲话等少数例外，他的讲话不再被加工成有标志意义的长篇文件。 同事和其他人都对他敬重有加，却不像对胡耀邦，或当年对周恩来那样爱戴他。他们知道，在紧要关头，邓小平会做他认为最有利于国家的事，而未必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于自己的手下人。实际上，有些人觉得与周恩来和胡耀邦相比，邓小平待人就像对待工具，视其是否有用。 作为头号领导人，他知道仅仅靠法规并不足以让群众服从——中国还不是一个公民对法律具有发自内心的普遍尊重的国家，而其中部分原因又在于长期以来公民们总是看到领导人在随意改变法律 邓小平认为，发展经济可以加强党的权威和他个人的地位，这种估计被证明是正确的。当1983年至1984年经济迅速平稳发展时，邓小平的权威几乎不可撼动。当经济问题严重时，例如1980年代后期，中国陷入严重通货膨胀，社会上人心惶惶，邓小平的地位也因之受损。 决定一旦宣布，邓小平不会承认错误、削弱自己的权威。在外国客人面前他可以很放松，但在党内他绝不会轻易拿自己的权威冒险，而当他一旦使用自己的权威，就会表现得十分坚定。 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不会公开迫害批评者，但是对于他认为威胁到社会秩序的人，他也一向毫不手软。他支持判处江青死刑，他把魏京生这种批评者投入监狱。像王若水、刘宾雁、方励之这些批评中共的党员，哪怕他们做出过贡献，他也会毫不留情地将其开除出党、撤销职务。后来邓允许他们出国，但禁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回国。 牢牢掌握军队 。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努力保留他本人和党对军队的控制。当华国锋有拉拢军队的迹象时，他立刻采取行动切断他与军队的联系。 邓小平任命真正效忠于他的人——他过去在二野的老部下——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类关键职务，他们反过来又能保证没有任何异议团体敢于挑战他在党内的权威。 得到群众的支持后，再做出重大政策的突破 。邓小平力求避免草率提出有可能引起很多高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抵制的政策。他最有争议的措施之一是解散农村人民公社，但他在1979年并没有公开赞成解散公社。他仅仅说，在农民饿肚子的地方，要允许他们找一条活路，即使是保守的反对者也难以批评这种观点。看到饥饿的农民因实行“包产到户”而产量大幅提高的报告后，他让人们广泛宣传这些成就。在很多地方传出成功的报道、即包产到户得到广泛拥护后，他才在1980年5月宣布支持这种做法，甚至这一宣布也不是广而告之。他仍然谨慎地表示，只在得到群众拥护的地方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而实际上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做法会迅速铺开。 如果邓小平的政策不得人心或出了问题，通常要由下属来承担罪责，就像把毛泽东的错误推到林彪、江青和其他下一级干部身上一样。 他也经常用“不争论”一语。他把很多有争议的问题放到一边，认为不妨把难题留给后人去解决，他们可能有更聪明的解决办法。他还全力支持胡耀邦清理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为受害者恢复名誉，对遭受物质损失的人给予补偿。 由于当时的财政捉襟见肘，政府无力在国营企业中扩大就业，因此允许家庭搞“个体户”，以免造成大批人失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资本家雇用八个人就是剥削的说法，这被解释成亲自参加劳动的创业者雇用七人或七人以下就不算资本家。个体户便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邓小平得到陈云的同意后说，“看看再说”。最初企业主对雇七人以上十分小心，但是看到政府并不干预，其他企业主便起而效尤。邓小平并不与人争论，他只提到“傻子瓜子”，这是由安徽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及其雇员加工的十分著名的瓜子品牌。“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13-11] 邓小平聪明地解释了中国为何要进行个体户试验，在恰当的时机对保守派做出一点不屑的表示，既机智地避免了意识形态之争，又鼓励了更多就业，使更大的私营企业得以立足。 他并不是第一个运用格言俗语、使之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但他运用得很广。他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一种很有创意的方式，它为减少毛泽东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赢得了广泛支持，它意味着干实事要比遵循某种意识形态更重要。如果他直接说“意识形态不重要”，将会引起极大争议，而他的“猫论”会让人听后付之一笑。 另一个说法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它有助于降低很多想在改革后快速致富的人的期望值，在改革惠及每个人之前打消人们对致富者的嫉妒。它也是一个承诺，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政府会努力让更多的人致富。 研究和营造“气氛” 。邓小平作为头号领导人，在政策的选择上有相当大的灵活性，然而他也受制于北京最高领导层的政治气氛。邓小平在大胆采取行动时，要做到让其他高层干部完全支持他。当然，在一定限度之内邓小平可以通过他的讲话、行动以及他所支持的人去营造气氛。但是他在讲话时通常只讲大原则，不会触及细节。最高层的官员，那些政治局里的人，对国家的问题有足够了解，对于哪些事可以做或至少可以接受，都会形成自己的看法。在重大问题上，例如如何看待毛泽东的威信、废除城市和农村的集体制度、摆脱计划经济、允许外国人在中国自由旅行等等，在邓小平感到政治气候完全有利之前，不会采取行动。 最高层的气氛一向复杂而微妙，因为它的基础是心照不宣的默契，而不是直接公开的讨论。 在邓小平看来，成功的领导人不仅要决定正确的长期战略方向，还应当知道如何去营造“气氛”，如何选准时机采取大胆的步骤，在干部群众都愿意支持时迅速采取行动。 第14章 广东和福建的试验：1979–1984 习仲勋刚到广东时需要学习很多东西。他到任之前仍处在政治乌云之下，因而上任之初沿袭了当时搞阶级斗争的官方政治路线。在最初与当地干部开会时，他重申了北京的官方路线：逃港者是在走资产阶级路线，应当给予惩罚。一个大胆的当地干部说，边界这边的广东人夜以继日地干活仍然吃不饱，逃到香港后用不了一年，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习仲勋当即宣布开除这个干部，这人回答说，不必了，他早就不想干了。会后习仲勋又听取了其他人介绍的情况，他们也向他讲述了邓小平去年11月来广东调查时的态度。第二天与另一些干部开会时，习仲勋主动做出检讨，向那个当地干部道歉并挽留了他，而且发誓要搞好边境这一边的经济。从那时起，习仲勋就成了大力支持广东的人，为改善当地经济和繁荣出口不知疲倦地争取北京的帮助。 习仲勋在1978年12月开完三中全会——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成为头号领导人——回到广东后，向当地干部通报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对于广东的意义。三十年来广东干部一直受到北京的冷遇，因为对于这个靠近外海、毗邻香港的地方，北京总是担心它的地方主义、资本主义旧习和安全风险，压制它的工业发展。现在，急于促进出口的北京，终于愿意为广东干部提供他们盼望已久的机会：发展地方工业。 习仲勋和广东的领导班子于1979年4月17日带着方案草稿赴京，在最后定稿前与邓小平等人作了进一步讨论。习仲勋及其同事根据谷牧的建议提出，允许广东全省实行特殊政策，使其能够采取灵活措施，吸引生产出口商品所必需的外资、技术和管理方式。国家为工厂提供必要的土地、运输设备、电力和劳动力，提供外国人所需的饭店、餐厅、住房和其他设施。北京中央政府支持广东和福建两省，除了一般工作外，集中精力抓好广东的三个经济特区（毗邻香港的深圳，与澳门接壤的珠海和广东东北部沿海地区的汕头）和福建的一个经济特区（厦门）。 邓小平完全支持这个方案。他对习仲勋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延安时期对陕西、甘肃、宁夏的简称）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4-10] 邓小平这番话，是在直截了当地答复广东一行人在北京提出的请求：如果不给钱，给权，我们自己筹钱如何？ [14-11] 这是因为在一地进行试验、成功之后再加以推广的思想，早就是中共惯有的智慧。 西方人、甚至一些中国的批评者也说，邓小平是在搞资本主义试验，只是不叫这个名称罢了，但邓小平并不这么看。他决心扩大市场，他个人对私人企业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反对意见，他同意竞争是工商业的动力。然而他也要让中共牢牢掌握控制权，防止资本家左右中国政治，他要保留土地公有，维持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继续国家的经济计划。邓小平说，中国不会变成资本主义；钱进不了他邓小平或华国锋的腰包。 [14-18] 即便是那些对外国“帝国主义者”没什么记忆而只是从党的宣传中有所耳闻的年轻干部，对财大气粗的外国资本家可能的所作所为还是感到紧张。为何中国在摆脱了外国帝国主义30年以后，现在又要把帝国主义者请回来？国营和集体企业的领导知道，中国的企业在1930年代如何被外国企业的扩张挤垮，他们害怕中国的企业难以与资金雄厚、更加现代化的外国企业竞争。干部们担心，在国际贸易中经验丰富的外国资本家会暗藏祸心，利用国际法律设下圈套，在中国取得垄断权。邓小平以十分谨慎的方式，向公众解释他的理念。他和别人一起批评对外国制度亦步亦趋的人。他小心地不提外国文化更加优越，只说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向外国文化学习：中国可以学习外国的“现代管理”。但是，对“现代管理”的学习有很大的包容性，事实上可以广泛学习各种观念和制度，而又不会惹恼那些坚信中国文化或“中国精神”更优越的爱国主义者。 邓小平承认，广东和福建有可能先富起来，但是他宣布，这些先富起来的地区以后也要帮助其他地区致富。 为了确保经济特区不会搞政治试验，陈云坚持将特区改为“经济特区”。1980年3月，面对压力的邓小平同意了这一改动。 [14-23] 他安抚保守派的同志说：“它们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 [14-24] 但是邓小平并没有放弃他的想法：特区要在新的管理方式上开展广泛的试验。 广东和福建不同于上海，它们没有多少工业，即使走了弯路也不会有多大风险。它们的沿海地区靠近东南亚和香港，因此1949年后被认为有安全风险，北京在1978年以前一直限制它们的工商业发展。此外，即使与外国资本家的交往造成精神污染，由于两省地处边陲，也不至于影响到北京的党中央。更重要的是，移民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多来自广东和福建两省，他们会讲当地方言，很多人仍然与这些地方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一些人对吸引新的投资会大有帮助。 邓小平允许广东敞开大门，香港就成了投资、创业和外界知识的来源。香港遍地都是企业家，包括1948年中共军队攻取大陆后逃过去的成千上万的人。 广东人和福建人见到来自香港的亲属或同乡，会忌恨他们派头十足、财大气粗，因为他们这些大陆的亲戚仍在受穷受苦。即使是大陆官员，当时的生活水平也仅在温饱之上，他们看到衣着光鲜、洋洋自得的香港商人带着一班干练的人马，拥有现代技术和全球关系网，也不免满腹狐疑。但是，仍有不少香港企业家热心于帮助家乡，利用中国这个几乎无限广大的市场。没过两三年，通过这个南大门的人流、卡车和资金，便从涓滴之水变为汩汩溪流，然后又变成了滚滚洪流。 在邓小平时代，广东和福建的干部，尤其是经济特区的官员，从香港这个大都会的人们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通过日益开放的电视、报纸和个人交往，通过他们在广东开办的工厂、饭店、餐馆和商店。在1980年代初的广东街道上，仅凭外表和举止就能分辨出两种人，打扮时尚的人来自香港，另一些人则是土生土长的大陆人。然而这种差别逐渐消失了，到1992年邓小平时代结束时，许多广东南部的大陆人和香港居民已经难以区分 对于香港的工厂主来说，中国的开放可谓恰逢其时：由于香港劳动力短缺，工资和成本上升，他们已经开始在国际市场失去竞争力。而边境另一边低成本的劳动力，不但能够挽救香港服装厂、玩具厂和电子元件厂的厂主，还可以为他们提供广阔的机会。转变迅速出现，而且往往令人吃惊：据香港报载，香港一些工厂的工人早上到了工厂时发现，全部生产设备一夜之间就被运到了边境另一边的村庄，那里已经建起了新工厂。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香港繁荣期掌握了先进建造技术的香港建筑公司，突然发现在边境另一边有着无穷无尽的机会。 政治上的顾虑以及缺少经验，也使得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即如何与外来商人打交道）产生了不少失误——他们既想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又不想被人指为对外来资本家示弱。最初，他们不知道如何确定税收减免的合理数位、需要多少地方基础设施、应当如何进行计价，以及哪些当地产品在国外有市场，因此犯了很多错误。还有些当地人办事拖沓，甚至欺骗境外投资者。此外，新工厂的建设速度超前于相关管理规章的颁布，结果新规章并不总是奏效。敢闯敢干的地方领导走得太快，把较为谨慎的官僚抛在后面，结果反而验证了持怀疑态度的保守派的噩梦——这类情况并不少见。 在世界各地设有工厂的新力公司联合创始人盛田昭夫曾说过，一般而言，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其官僚机构也效率低下，但是一旦采用了现代工业的效率标准，这些标准会逐渐渗透到政府之中。按国际标准，当时的中国政府机关仍然效率低下，人浮于事。但是，中国工商业一旦提高了效率，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些党政领导也会效仿同样的效率标准。 不如这样说，在广东，不到十年前还在大搞阶级斗争的中共组织，已经变成了推动现代化的有效工具。党维持着全面的纪律，鼓励学习与竞争，而香港和日本也迅速提供了帮助。 当时广东和福建的干部必须尽力保持一种微妙而危险的平衡，既要做好吸引外资的工作，又要避免被人指控为卖身投靠外国帝国主义。为鼓励外国公司前来开工厂，应当给它们多少减免税优惠？如果允许一家合资企业生产某种产品，是否也应当允许它生产其他没有得到批准的产品？有些出口商品是否可以内销？ 由于在公私利益之间并无严格界限，可能会诱使当时仍然很穷的地方干部利用职权中饱私囊。能否接受外企的宴请？能否接受外企商人新年送的红包？能否用公司的车上下班或接送孩子上学？包括香港公司在内的外国公司在广东设厂可以得到激励，可是谁知道有些公司是不是广东人为了得到税收优惠而成立的“假洋鬼子”公司呢？保守派的干部总是伺机阻挠“去计划经济”的做法，压制改革派与外企合作的热情，他们要找到可供批评的行为也并非难事。 陈云一向对维持计划体制的有效运转、维护党纪极为关注，于是一些有同样担忧的人便拥他为后台。与此同时，广东的干部则认为他始终是个让他们头痛的人。几乎所有高干都去过特区至少一次，并对特区的成就予以表扬，只有陈云和李先念不去。陈云每年都去南方过冬，比如杭州和上海等地，但他总是说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去广东。 中承认，“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但是他接着说，“也要充分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 [14-32] 十天以后，他在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说，有四个特区就够了，不要再搞新的特区了。 [14-33] 一个月后他又说：“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 [14-34] 陈云还担心特区设边界线会使问题复杂化。他尤其反对特区单独发行货币，因为担心特区货币会对投资者更有吸引力，从而削弱人民币的地位。 陈云处事坚决，但很少动怒。在他为数不多的几次公开发火中，有一次就是在听说广东发生的严重丑闻之后。 [14-35] 当时有成千上万名党员参与了引进外国商品、帮助建厂和销售产品的活动，走私、行贿和腐败成了严重问题。作为中纪委书记，陈云对广东干部的违反党纪案件进行了严肃调查。他批评广东和福建的高层干部没有采取措施阻止这些现象的发生。 邓小平超然于纷争之外，不为受审查的干部说话。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却一直跟推动改革的地方官员保持着密切联系。1980年1月，当地方干部因走私面对压力时，胡耀邦前往珠海特区，为那些因阻止走私不力而受到指责的干部提供支持。 随着有关特区腐败的报告有增无减，陈云与维护特区的人之间的矛盾也在升温。作为遵守纪律的党员，陈云和胡耀邦避免分歧公开化，但是当1982年1月14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第一次就特区问题进行长时间讨论时，陈云批评了普遍的腐败现象。胡耀邦没有对陈云公开表示异议，但他在讨论结束时说：“特区只能前进，不能倒退。” [14-36] 1981年广东开会贯彻陈云的调整政策时，王全国给北京写信说，任仲夷在会上强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要求，不提陈云关于紧缩的讲话。 广东省委委员薛光军也向北京汇报了广东的腐败问题。延安时期薛就在中央组织部陈云手下工作，内战时期在东北也是陈云部下。薛直接联系陈云，向陈云投诉说，广东在搞资本主义，走私、贿赂和腐败问题正愈演愈烈，广东的干部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控制这种局面。 [14-38] 建设新工厂的工作已经开始，但与此同时广东仍苦于财政短缺，外汇不足。北京抱怨广东对外汇和关税的征缴管得太松，广东则抱怨说，它没有得到足够的煤炭，北京没有建设足够的运输设施以满足它在三中全会之后日益增长的需求。 邓小平去广东时，在北京的陈云于1月25日把姚依林和另一些计划干部叫去，提醒他们大跃进时期贪大求快造成的后果。他说，各省都想搞经济特区，如果允许这样做，外国资本家和投机分子又会冒出来。 [14-44] 邓力群也进一步加大了批评经济特区的火力，他说，特区有可能变得像解放前帝国主义者控制下的通商口岸城市的租界。 离京之前，任仲夷私下请教了他在北京的重要支持者胡耀邦，问胡他回广东后该如何向广东的部下和工商业界传达北京的意见，他担心一旦把北京的严厉批评、尤其是阶级斗争的说法传达下去，很可能会窒息广东的经济活力。 中纪委的一名干部说，广东发生了咄咄怪事，广东的干部却见怪不怪。另一名干部说，广东的领导是在“放羊”。还有一名批评者说，反腐败斗争就是阶级斗争。任仲夷作了深入检讨，但他和刘田夫也解释了广东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努力。当两人请求不要取消给广东的特殊政策时，赵紫阳和胡耀邦保证说，政策不会变，但广东必须更严厉地打击走私和腐败。 [ 当邓小平说“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时，他并没有为地方干部辩护。事实上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走私、贿赂和腐败不是政策本身的结果，而是政策实施中的问题，应当加以遏制。 他说，各地都立刻实行高工资一时还难以办到，但是应当允许一些地方先富起来。 [14-58] 他又说，由于深圳有了新的就业机会，很多跑到香港的人现在又回到了深圳。 为了安抚内地干部，文件还宣布，沿海地区要帮助内陆地区，为后者提供原料、财政支持和人员培训。 还有干部批评说，交给广东的任务是培育高新技术，它却把重点放在发展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和服务业上。干部们很想让中国迅速步入高新技术领域。为了促使这些新开放地区提升技术，避开陈云在1982年1月提出的暂停新建经济特区的建议，1984年的13号文件规定将新的开放城市称为“经济技术开发区”，入驻的外国企业应当引入技术更先进的产业。 事实上，当时的广东还缺乏能够马上引入高新技术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外国公司来华投资也主要是为了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廉这一比较优势。即便如此，为了平息批评意见，还是出台了关于如何设立和管理14个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若干指令，包括作为指导路线的邓小平在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签署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虽然这些文件白纸黑字，但地方干部并没有把它们当作有明确约束力的法律文件。他们相信，这些指令反映的仅仅是北京支持更高程度的开放和更灵活的吸引外资策略的意愿。他们的判断无疑是准确的。 很多先前被香港引入的西方做法，而今通过南大门进入广东，随后又传播到中国其他地方。例如，当广东在佛山附近建造了全国第一座收费大桥时，那里的干部被批评说，这是一种用收费还债的资本主义做法。可是没过几年，发债与收费就成了筹资兴建大桥与高速公路的惯用做法。1983年广东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为多种食品——如稻米和鱼类——定价的省份。这些商品的价格先是大幅上涨，随着人们对市场做出反应，增加了产量以后，价格也随之回落。还有一个例子是广州引入了计程车。直到1980年代初，几乎所有的中国汽车还都属于某个工作单位，由单位的司机驾驶；自广州从香港购买了一些旧计程车后，它成为中国运营商业计程车的先驱。没过几年，中国所有大城市都有了自己的计程车服务。 1992年邓小平退休前所作的最后一次政治姿态，也是回到广东，向人们做出保证：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南大门将继续保持开放。 第15章 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1978–1982 邓小平推进经济现代化时喜欢讲“摸着石头过河”。其实，过往50年的经历已经使他对如何过这条特别的河形成了若干信条。其中之一便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邓的小儿子邓质方曾对一个美国熟人说：“我父亲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个傻瓜。”在邓小平看来，戈尔巴乔夫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分明是误入歧途，因为“他将失去解决经济问题的权力。经济问题解决不了，人民会把他撤职的”。 但是在经济问题上，他需要有人充当中国的战略家——核查细节、确定问题、提出和评估不同的选择、设计可能的行动路线。对于这些重要的职能，他先是依靠陈云，后来依靠赵紫阳，但他保留着最后拍板的权力。他通过平衡经济及其他考量，解决重大经济问题上的政治分歧。他还承担着向公众解释经济政策的责任。 一方以“建设派”（the builders）为中心，他们热衷于引进新的工厂和基建项目；另一方以陈云为首，可以称为“平衡派”（the balancers）， [15＊-1] 他们行事谨慎，力求资源能被用于所有国家重点项目。 和华国锋一样，邓小平内心里属于希望看到快速进步的建设派。他喜欢项目管理者，因为他们能在逆境中完成重大项目，让人看到切实的进步。对细致的计算没有多少耐心的邓小平认为，平衡派虽然必要，却很烦人。 在他看来，他们没有首先保证中国能够提供落实这些计划所必需的训练有素的人力、基础设施和配套工业。陈云建议扩大务虚会的范围，使不同的意见都能得到充分讨论。然而，会议的组织者并不想这样做。在当时，关于国家未来是否会具有对那些计划中的新项目的偿付能力，人们普遍持乐观估计，陈云是唯一对此提出公开质疑的高层领导人。 1978年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会上发言，对已经波及党内最高层的那种失控的狂热表示担心。就像大人管教过度兴奋的孩子一样，他列举出十年规划中存在的问题。他语气中透着威严，暗示他已经知道自己就要进入中央政治局。他说：“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材料如有缺口，不论是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 为什么邓小平会从支持建设派转而支持以陈云为首的平衡派呢？邓认识到新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当年12月得出的年度经济数据已经反映出问题的严重性。当时只有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且出口赚取的大多数外汇收入已被预付，却已经签订了超过70亿美元的购买外国设备的合同。 [15-10] 这种出超比起十年后的外贸数字固然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高得足以让谨慎的官员感到害怕，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较小的数字，并且担心这种债务会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手中的把柄。当时陈云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邓小平也愿意与他站在一起反对华国锋。但同时还有一件事影响了邓对于经济的考虑：他正在准备几周后入侵越南，这将使财政状况进一步紧张，削减其他开支当为明智之举。 到1980年后期陈云重返工作时，预算赤字大增，为建国以来最多的一年。问题之严重使陈云痛下决心进一步加强管制，也使他争取到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更多干部的支持。赤字的增加不仅是因为对越战争的支出，还因为对农民提高了粮食统购价，减少了农业税，以及重新安置下放农村的返城人员所产生的花费。此外，中央政府为刺激地方积极性，开始允许各省和地方企业有更多自留资金，这一战略也减少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15-16] 它给各省带来了极大的激励，但陈云认为严重的预算赤字已敲响警钟，潜伏着灾难性的后果。 为加强平衡派的势力，邓力群于1980年秋天在中央党校开课，分四讲介绍了陈云的经济思想。他大力推崇陈云，以至于有人指责他要搞个人崇拜。邓力群说，1949年以来陈云的政策建议都是正确的。大跃进错在哪儿？错在不听陈云的劝告。现在错在哪儿？也错在没有充分采纳陈云的明智之见。全面落实调整政策至关重要。 [15-19] 当时陈云对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年–1985年）草案掌握着牢固的控制权，对预算和赤字进行了严格控制。 [15-27] 到1980年结束时，陈云和平衡派已牢牢把握着中国的经济政策。这一年的年底陈云发表了支持严格执行经济调整的重要讲话。 一些有头脑的中国官员相信，陈云对急躁的邓小平提供了必要的平衡。他们承认，中国刚开始现代化探索时先冒进后紧缩，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但是他们认为，陈云的调整政策十分必要，如果邓小平当初能够更多地听取陈云的意见，1980年代后期的一些问题也许可以避免。 虽然调整政策随着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而结束，但是作为调整政策一部分的一项重要计划仍在继续，即计划生育。陈云长久以来一直认为，以资源条件而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 随后便于1981年1月4日出台了第1号文件，要求干部“运用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鼓励一对夫妻只生一胎”。 [15-39] 一胎化政策在城市地区无条件执行，但是由于政府没有钱为农村提供养老福利，因此允许第一胎为女孩的农村家庭生第二胎，以便父母上了年纪后能有一个儿子照顾。 世界上没有哪个社会实行过如此严厉的节育政策。吊诡的是，毛泽东在城乡建立的强大基层制度，变成了实行计划生育新政策的武器，而计划生育是受到毛泽东强烈反对的。一胎化政策在城市地区实行后，大多数城市家庭都选择了只要一胎，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农村家庭也不多。 邓小平在1979年3月23日宣布，他坚决支持计划生育政策，而李先念等人已在落实这项政策。在向民众解释这项政策时，邓小平像通常一样先讲大局。他说，为了减少粮食进口，增加国外技术的引进，在本世纪末使人均收入大幅提高，这项政策是必要的。 生产小组取得的夏粮大丰收让安徽的干部欢欣鼓舞，他们在1978年秋天到处宣传自己的成就，努力消除与支持大集体的干部的争执。1978年秋天在苏州举办的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的会议上，一名来自安徽省农业政策研究室的干部鼓起勇气说，不应当盲目学习大寨榜样，政府不应当搞这么多政治运动，干扰地方的经济创新。 [15-54] 但是另一方面，仍然主管农业的陈永贵副总理指责万里暗中搞包产到户。报纸上也批评万里反对学大寨，搞资本主义复辟。但是试行分散经营权的地区取得的丰收使万里有了信心，而且他也很快就在党内赢得了支持。 在这种气氛中，万里十分怀疑自己容忍进一步放权的做法能否得到上面的支持。在1979年7月18日的一次会议上，万里把陈云叫到一边询问他的意见，陈云私下对他说：“我举双手赞成你。”万里也问了邓小平的看法，但邓小平当时仍不想公开支持他，回答说：“不必陷入争论，你这么干下去就是了，就实事求是地干下去。” [15-59] 争论虽然在升温，万里却有陈云和邓小平悄悄为他撑腰。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当一位农业部副部长批评包产到户的做法时，万里反唇相讥：“看你长得肥头大耳，农民却饿得皮包骨，你怎么能不让这些农民想办法吃饱饭呢？ 在安徽待过一段时间的前新华社记者吴象在北京高层的鼓励下，对这些成就进行了报道。邓小平在1992年回顾自己1979年至1981年的活动时说，他知道当时仍有很多人反对包产到户，甚至给它扣上“搞资本主义”的帽子。他没有批评这些人，而是等着让结果说话。人们逐渐认识到了新政策的好处，没用几年这种尝试就变成了全国性的政策。 1980年5月31日他把胡乔木和邓力群找来，表示自己支持包产到户，并让他们把他的意见宣传出去。很多地区很快就开始了包产到户，但当时仍有一些地方干部不清楚邓小平的立场。邓小平向他的两个笔杆子提出的要求，实际上标志着毛泽东启动的农业集体化结束了。毛在1955年7月31日的著名讲话中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小脚女人。⋯⋯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 如果让农民在家庭生产和集体农业之间选择，他们绝大多数都会选择家庭生产。怀疑家庭生产的干部也逐渐改变了立场。 政府对1984年的大丰收完全没有准备，结果是没有足够的仓库收储粮食，一些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收购打下的全部粮食，只好给农民打白条。在此之前，政府由于担心城里人的不满，没有把从1978年开始多支付农民的价格成本转移给城市消费者。这种补贴给政府预算造成了紧张。从1984年开始，政府才将这种成本转移给城市消费者。1985年1月1日政府宣布，不再义务收购农民打下的粮食。种地的农民在1985年因担心卖粮拿不到全款而减少了粮食种植面积，使这一年的粮食产量下降了2,800万吨，降幅为7%，但比刚开始实行包产到户的1980年仍高出6,000万吨。1985年以后经过几年的调整，粮食生产又恢复到1984年的水平，使农业产量保持了稳定，而1989年的产量再次超过1984年的峰值，此后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15-72] 这时粮食产量已很充足，于是政府取消了粮食配给制，消费者已能够买到他们需要的任何粮食。 这个地区的一些地方选择了保留集体农业。在集体制度下，经营得很好的生产队能够为没有家人照看的老弱病残提供一定照顾。但是由于公社的消失，为基层社区提供福利变得很困难。25年的集体化农业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走极端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农村集体化也比较容易扩大灌溉体系，发展扎根于集体所有制的强大的地方党组织——在包产到户之后，这种组织并未完全消失。 [15-73] 群众对农村改革的成果普遍充满热情，无论是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收入的农民，还是享受着更多类食品供应的城市消费者。这大大加强了对进一步改革的支持。 虽然乡镇企业不在计划之内，但它们发展成长的条件已经成熟。公社的小工厂因公社取消而成为乡镇企业后，不但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公社的管理获得了独立，而且不再受公社地域的束缚，可以随意生产产品，按自己的愿望把它卖到任何地方。不同于国营工厂，它们有适应需求的灵活性；也不同于仍受着雇工不得超过七人这种限制的个体户，它们被看成“集体”性质，在意识形态上更易于被人接受，因此规模也不受限制。 正如杜润生所说，取消公社和政企分开后，过去的公社企业便能像经济动物一样行动，对市场需求做出反应了 国营企业，包括基础产业、运输业、公用事业和国防工业的所有企业，要按年度计划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有固定的人员编制，工资分成若干等级。原材料的购销价格都由政府规定，以反映计划中的轻重缓急。简言之，国营企业缺少灵活性，而乡镇企业完全可以对市场条件做出灵活反应。此外，国营企业要为全体职工提供很多福利：住房、劳动保障、医疗和子弟学校等等。乡镇企业可以使用年轻的劳动力，不必向老职工提供高报酬和福利支出。 到1980年代末时，乡镇企业消耗国有企业所需原料，小型乡镇企业浪费了本可以被国有企业更有效利用的燃料，轻装上阵的乡镇企业的竞争使国营企业更难以赚钱和为老职工及退休职工提供福利，这些情况已经让陈云感到不满。于是国家计划和财政部门的平衡派开始要求对乡镇企业加强监管，防止它们从国营企业吸走太多的资源和人力。 因此当1970年代开始改革时，人们很想经营饭店、便民店、修理铺和出售各种商品的小商店。邓小平和他的同事知道城市需要小型私营企业，但是，如何才能让保守的干部同意恢复这种小企业呢？ 答案是迫切需要给年轻人找到工作以免他们在城里闹事。 在1978年和1979年，估计有650万年轻人从农村回到了城市。 [15-79] 到1980年代初，估计共有2,000万知青和工人——他们大多数原来是城市居民——回到了城市。由于国家财政十分紧张，国营企业没有钱雇用他们。到1979年，有关“待业青年”犯罪的报道有增无减，让领导人愈发感到不安。因此，邓小平就像过去以饥荒作为藉口允许农民“自己找活路”一样，他在1979年也利用城市青年日益增长的犯罪说服其他领导人，让这些年轻人做“个体户”。 [15-80] 只要自食其力，不剥削他人的劳动，就应当把他们看作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邓小平说，应当允许他们开饭店、修理铺或其他“个体企业”。于是在1980年初，城镇开始涌现出小商店和小食品摊。 活学活用的北京政治领导人建议，只要个体户雇工不超过七人，自己也从事劳动，就应当被视为“劳动者”。 一旦得到允许，个体户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城镇里出现了各种小摊：理发的、修鞋的、磨刀的、修自行车的、卖饮料小吃和各种手工或制造的商品的。有些地方只允许这类活动在晚上营业，于是变成了“夜市”。 因此他建议“雇工问题，放两年再说”。一些企业害怕树大招风，但也有一些企业在继续发展壮大。这段时间邓小平继续避免公开表态，他的策略是允许私营企业发展，但不使其引起保守派的警觉。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中共干部正式同意了个体户可以雇用七名以上的员工。邓小平用他的改革方式又一次赢得了胜利：不争论，先尝试，见效之后再推广。 第16章 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1982–1989 尽管邓小平避免与陈云公开闹翻，但在华国锋失势后，邓在政治斗争中已经不需要陈云的合作，因而他开始加大推动现代化和经济扩张的力度。 1982年12月上海全国人大代表团去陈云在上海的冬季寓所看望他时，他用黄克诚的一个比喻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经济]就好比一只鸟，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对于那些想使经济更加开放、更快增长的人来说，陈云这种“鸟笼经济学”成了阻碍市场发展的过时思维的象征。陈云后来解释说，他所说的管制是指宏观调控；鸟笼可以是一国一省，在某些情况下也许比一国还大。 [16-5] 然而这种解释并没有终止对他的批评。 但是陈云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护计划体制的良好秩序，使重点工业部门得到它们需要的资源，并确保通货膨胀不至于失控。在这些问题上他表现得很固执。 针对陈云所主张的80年代增长要慢一些，以便为90年代更快的增长打好基础，胡耀邦回应说，现任的领导人应当在80年代全力以赴，以免给90年代领导经济工作的人留下不切实际的目标。在陈云和支持他的谨慎的计划干部看来——甚至包括赵紫阳在内——胡耀邦竭力支持地方干部的做法过于随心所欲，而且他对遏制通货膨胀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面对他所不赞同的党内共识，邓小平的对策一贯是：“不争论，大胆地闯”。 此时邓小平已经对陈云和谨慎的计划干部领导下的缓慢增长失去了耐心，他开始离陈云而去，转而借助于赵及其智囊团，让他们提供基本经济政策的指导。赵紫阳直接同日本顾问、世界银行召集的各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官员展开合作，为中国应当如何进行转型构建思路。当时尚无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地——并且没有造成严重动荡地——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可持续的、开放的市场经济。因此，当世界银行官员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经济学家来到中国时，最重要的会谈都是与赵紫阳进行的。 赵紫阳的智囊团之一是一个小型的（30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它在农村改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最初是由一群有见识的青年才俊组成的讨论小组，他们在文革期间“下放”农村多年，对农村的情况有深入了解。1981年11月它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下属的独立机构。 [16-12] 此后又并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参与过制定包产到户政策的工作，后来每年都为中央起草有关调整农村政策的1号文件。 [16-13] 中国官员当时仍然担心外国会为自身的目的利用中国，但是麦克纳马拉的独立态度使他们相信，世界银行并不代表任何单个国家的利益。 中方官员都没有受过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训练，但他们有管理计划经济发展的经验。西方专家中很多人也都在发展中国家工作过，因此与其中国东道主一样，更为关注具体制度环境下的实际情况，而不是学院派经济学家所提供的理论性解释。 会议之前中方尚未充分理解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采用其他货币和财政手段来调节市场，以避免中国人一向认为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大起大落。托宾的发言使他们相信，可以运用宏观经济手段调控市场体系。会后，中国经济学家在引入宏观调控手段的同时，对继续扩大市场作用也更加胸有成竹。由于会议之前通货膨胀已很严重，中国很快采用了从这次会议中得到的主要教益：即运用宏观调控驯服通货膨胀。赵紫阳总理看过会议报告后接受了这一结论，经邓小平认可后便开始着手实施。 当经济运行良好时，邓小平更易于获得加快改革开放所需要的政治支持。当经济出现通货膨胀之类的问题时，陈云和谨慎的平衡派则会获得更大的势力，使他们得以收紧计划的缰绳，对抗通货膨胀压力。1982年和1983年经济增长开始加快，通货膨胀也得到了控制，气氛转而变得对邓小平有利。 邓小平在1984年6月开始使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说。这个宽泛且模糊的巧妙概念完全符合邓小平的基本思路：即扩展可以被接受的意识形态框架，使国家能够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邓小平利用这个概念来推动其扩大市场、在工商科教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的目标。[16-29] 在1984年9月3日至10日的莫干山会议之后，采用价格双轨制的国营企业，获准扩大了对市场价格的使用。这使国企经理把更多精力放在能为企业带来更多利润的市场上，由此他们在计划体制仍为经济提供稳定产出的同时，也学会了市场经济。[16-30] 在改革派（reformers）和保守派（conservatives）之间持续不断的角力中，主张扩大市场作用的改革派取得了进展。 在1984年国庆日，邓小平获得的民众支持达到了整个邓时代的最高峰。在那一年的国庆游行中，北京大学的学生游行队伍打出了一条写有“小平您好”的横幅。这是一种发自民间内心的友好问候，而街道两旁的群众也自发加入到“小平您好”的行列中。这句话和这个场景，和17年前红卫兵遵照上面的指示高喊“毛主席万岁”表达崇敬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1984年的这些学生自发地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感情，他们感谢邓小平结束文革动乱，克服粮食短缺，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终于带领国家走上正轨。而且就在一周之前，邓小平签署了香港和平回归中国的协定。 国庆日十几天之后，邓小平充分利用这种高涨的民意，促使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批准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当时对经济改革最全面的阐述。它既包括宏观理论分析，也概述了为全面扩大市场铺路的措施。“决定”采纳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说法，宣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搞不搞计划经济，而在于是否实行公有制。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共同富裕。领导起草这份文件的赵紫阳达到了邓小平要求的目标：明确解释为何社会主义能够接纳市场改革。 各省领导人被召集起来开了一系列紧急会议，结果是大规模削减基建、银行信贷紧缩、严控涨工资和外汇使用。[16-38] 按照中国标准而言的严重通胀，甚至使赵紫阳也转向了加强控制和限制投资。面对这种大气候，邓小平最后也加入了努力给过热的经济降温的行列中去。 就像1980年代初期一样，陈云再次利用他的中纪委书记一职，限制广东和福建的改革试验。他和他的支持者公开了与走私、倒卖外汇、投机倒把和色情有关的案件。陈云也很清楚，北京的各部委都在向经济特区进行非法投资，这使执行党的纪律变得更加困难。 作为限制经济过热的努力之一，胡乔木去了福建，批评该省干部让19世纪不平等条约下的通商口岸死灰复燃。姚依林去深圳时说，用国家的钱给深圳“输血”已经太多，现在是“拔掉针头”的时候了。[16-41] 此外，1985年夏天中纪委通报了海南干部为促进当地发展滥用特权，将进口汽车卖给内地牟取暴利的走私案。[16-42] 谷牧宣布，国家只会优先发展14个沿海开发区中的4个——上海周边、天津、大连和广州。[16-43] 在对特区不断升温的批评气氛中，甚至邓小平也不得不改为守势。 但是批评邓的人仍然认为，如果邓在1984年不那么急躁，情况可能会更好；也许可以避免伴随着中国经济过热而产生的通胀和腐败问题。 经邓小平同意后，赵紫阳在1987年十三大上的重要讲话中使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说法。这又是一个巧妙的概念，使邓小平和赵紫阳可以对保守派说，他们坚持社会主义，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目标。但他们补充说，高级阶段可以拖到一百年之后。“不再以计划为主”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新提法为继续向市场经济前进提供了框架。赵紫阳宣布，“商品交换”要遵循“价值规律”，价格由价值决定；商品供应不足，价格就会更高。赵的讲话还明确允许私营企业雇用七人以上。赵紫阳又说，将来股东可以分红。陈云在赵紫阳讲话的过程中离开了会场。改革派认为他的离去是为了避免公开冲突，也是在表明他对赵紫阳的讲话有看法。[16-48]1988年初，邓小平决定要大胆推进改革，取消对更多商品的价格管制。正如他在5月中对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所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改善，能够承受一定程度的物价上涨。 邓小平的经济顾问警告说，进行物价改革的时机不对，因为在通胀压力之下，很多商品已经供不应求。[16-52] 在放开物价之前必须在供应上有所准备，以防物价暴涨。邓小平没有被这个警告吓住。 邓小平深知改变党的决策会削弱党的权威，因而他自担任头号领导人以来一直坚决反对公开宣布任何决策变化。可是这一次他别无选择。民众的情绪太强烈了，邓小平只好接受国务院8月30日做出的放弃取消物价管制计划的决定。这一次政策上的出尔反尔，是邓小平自1978年12月重新上台以来，在改革举措上最富戏剧性的倒退。邓小平宣布进行全面物价改革计划这一决定，后来被证明大概是他一生中代价最高昂的错误。他对于从长期来看此项改革的必要性的估计是正确的——既然要向市场经济转变，就必须在某个时候放开物价。后来朱镕基选择在1990年代放开了物价，当时通货膨胀压力不大，民众也已适应了物价的温和上涨，因此更易于接受物价改革。朱镕基设法避免了硬着陆，他的政策被认为是极大的成功。 赵设法保住了总书记的位子，但陈云给了他一些有关经济政策的训导。1988年10月8日陈云尖锐地批评赵紫阳说：绝对不能搞财政赤字，货币流通量已经太大；此外，应当一直保持经济的均衡发展，不然就会引起混乱。[16-56] 这些警告听上去十分严厉，但与1983年陈云批评胡耀邦不同，它不是在公开的大会上做出的。此后经济决策权转交给了李鹏，他在1987年11月被任命为代总理，1988年3月成为总理。赵紫阳是个主张搞市场化的坚定的改革派，李鹏却要贯彻陈云的紧缩政策，不消说，两人的关系不会顺畅。赵紫阳虽然承认了错误，但他还没有作好彻底丢卒保帅（邓小平）的准备。他没有明确公开地宣布放开物价的决定是由他做出的。据知情的中共官员说，尽管邓小平此后继续支持赵紫阳担任总书记，但两人的关系有所紧张，因为高层官员和群众都认为邓小平要对物价失控负责。 在8月份的民众恐慌及邓和赵的权力被削弱后，谨慎的计划派很快重新掌握了对经济政策的控制权。国务院于1988年9月24日颁布文件，宣布今后两年的工作重点是“改善经济环境”。熟悉陈云在1979至1981年的经济调整政策的人，都不会对1988年谨慎的平衡派掌权后采取的经济政策感到奇怪。1988年不再进行任何价格调整，企业和工作单位被告知不得涨价。一直以远低于通货膨胀率的水平支付利息的中国人民银行做出保证，在必要时将存款利率与通胀挂钩。各地被要求缩小基建规模。[16-57] 投资受到压缩，物价也被严加管制。银行信贷受到严格控制，暂停向乡镇企业贷款。朱镕基1990年代控制通货膨胀时力求实现软着陆，但陈云在1988年底终止通货膨胀的胆略，却并不亚于邓小平取消物价管制的气魄。不出所料，1988年底出现了硬着陆。 是什么因素使中国在1980年代的表现远优于苏联和东欧？ 首先，他坚持共产党的权威。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废除苏共的垄断权力建立一套新的治理体系，而邓小平有一个从未动摇过的信念：当初按苏共模式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应当保持作为中国唯一统治者的地位。在他看来，只有中共能够提供在中国进行稳定统治所需要的忠诚、纪律和信念。邓小平相信，中国需要单一的执政党领导国家，他的这一信念与20世纪中国的另外三位主要领导人——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一脉相承。 邓小平的做法是步步推进，不搞“大爆炸”（big bang，亦称“休克疗法”）式的一步到位。俄罗斯在1991年后听从了某些经济学家的建议，以“大爆炸”的方式迅速开放市场。与之相反，邓小平根据世行推荐的专家建议，接受了突然开放市场将导致混乱的观点。很多把制度视为理所当然的西方经济学家所不理解的事，他却深谙其中的道理：要建立全国性的制度，并为之配备能够适应当地文化与环境的体制、规章、法律和训练有素的人员，这是一项费时而又至关重要的工作。中国缺少必要的经验、规章、精明的企业家或私人资本，不可能突然转向市场经济。邓小平知道，19世纪的日本和后来的其他东亚经济体，都花了几十年时间来建立使其可以追赶西方的制度，他如果突然解散现有的国营企业，必然引起大范围的失业，这从政治和社会角度都是难以承受的。因此他让陈云等人维持旧体制的运转，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同时允许市场逐步发育，使人们获取经验，让制度适应更加开放的经济。邓小平没有强制推行新的体制——包产到户、乡镇企业或私营企业，而是让地方开展这类试验，然后宣传成功的经验，让其他地方按自身条件加以采用。 纵观中国帝制时代的历史，每当一个朝代衰落时，广袤的边境地区就开始试图摆脱中央的控制。而在豪强兴起建立新的朝代后，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又会被收回和加强。 和过去的皇帝不同，毛泽东得以利用电台、电影、报刊和现代宣传机器，为实现爱国主义目标而获取民众支持。他尤其擅长动员中国的年轻人，使他们对自己的伟大文明曾经遭受的屈辱义愤填膺。一旦民族主义的火焰被煽动起来用以巩固对自己的支持，就不会有任何共产党领导人可能选择背叛这种民众情绪，邓小平也不例外。所以邓上台之后，便把收复台湾和香港视为自己最神圣的职责之一。 邓小平随后又想对台湾实行一系列“胡萝卜外交”，以增强对它与大陆改善关系的吸引力。 在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对自己能在“去见马克思”前解决台湾统一问题仍存一线希望。他和蒋经国有私交，两人在1926年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1985年9月20日邓小平会见李光耀时，知道李不久前曾见过患有严重糖尿病的蒋经国，就问他蒋经国对接班人问题是否有所安排。李光耀回答说自己没法说谁最终会接蒋经国的班。邓小平则说他担心蒋经国去世后台湾会发生混乱，因为那里有部分势力想跟美国和日本合作，寻求台湾独立。邓小平随后请李光耀转达他对蒋经国的问候以及两人见一面的建议。没过一个月，李光耀就飞到台湾捎去了这个口信。然而蒋经国有着多年与共产党打交道的痛苦记忆，他说他无法相信他们，拒绝了会面的邀请。[17-27] 此事过后，已届81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没多少理由指望自己能解决台湾问题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止台湾做出任何走向独立的举动，为他的继承者有朝一日重新控制台湾铺路。 邓小平很清楚，中国可望在金融、技术和管理领域大大得益于香港。即使中国收回主权后，也要让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眼下的任务是减少文革期间红卫兵的劣迹给香港商人造成的恐惧和反感。文革中的红卫兵不但迫害港人住在大陆的亲属，而且还涌入香港让港人心惊胆战，使他们普遍憎恶毛泽东的统治。 北京在提到香港时，长期以来习惯称“港澳”，仿佛说的是一个地方。对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来说，澳门这块隔珠江三角洲与香港相望的葡萄牙殖民地只是个小地方，相对而言并不重要，经济活力来自于香港；况且，虽然与葡萄牙的租约到1999年才到期，澳门实际上已处在大陆的控制之下。葡萄牙在1967年和1974年曾两次提出将澳门归还中国，北京已与葡萄牙达成协议，大体勾画出了归还澳门的方案。北京担心这个决定会对极不稳定的香港民意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一直对协议保密，公开的说法是还没有作好收回澳门的准备。对邓小平而言，“港澳”指的就是香港。 当时，邓小平还没有预见到他和其他干部后来才意识到的另一枚毒丸：用“民主”改革削弱政府的权力。 小平断然拒绝了她的建议。[17-59] 他说，有三个主要问题：主权，中国在1997年后如何治理以维护香港繁荣，中英两国政府如何共同避免在1997年之前发生大的混乱。他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他说：他不会做当年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李鸿章，主权意味着完全的主权；为了维护香港1997年后的繁荣，香港目前的政治制度和大多数法律将继续有效；中国会和香港市民进行广泛协商，制定出对投资者——包括英国投资者——有利的政策。但是，让英国政府或商业界满意也是有限度的。邓小平警告说，如果港英政府在1997年之前挑起严重对抗或从香港撤走大批资金，中国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邓小平确实表示，他要与英国合作，他同意双方应当立刻通过外交渠道进行磋商。[17-60] 但是他又补充说，如果双方在两年内无法就主权移交达成满意的协议，中国将单方面宣布自己的政策。[17-61] 驻北京的外交官大都知道邓小平常用吐痰来强调重点；在场的人看到，邓小平和撒切尔会谈时，不时往痰盂里吐痰。 与邓小平不同，撒切尔夫人对英国在香港发挥的历史作用感到自豪，而且确信以往的条约具有合法性。离开中国前，她在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中说，“如果签约一方对（现存的）条约或协议说，‘我不同意，我打算违约’，那么你也很难相信他们会尊重新的条约。”当她在香港的记者招待会上重复这些话时，英国外交部的中国问题专家听得不寒而栗，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话会毁掉他们一直以来与北京达成的善意。不出他们所料，中方对此大发怨气。在撒切尔夫人访华后的一周里，香港股市下跌了25%，恒生指数从6月的1300点跌至10月的772点。 香港的中共党员长期习惯于投北京之所好，总是大唱赞歌，说港人如何反帝，如何热切期盼大陆来解放香港。即便那些想讨大陆欢心的港商也说，港人是多么热情地期盼中共领导的前景。许家屯却大胆说出了令人不快的事实，他汇报说，港人对共产党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他们有时感到前途暗淡。[17-74] 他还说，香港华商的主流意见是，他们尊重港英政府和法治，怀疑北京是否有能力为香港提供良好的领导。此外，很多在1949年以后逃离大陆的香港商人认为绝对不能再相信共产党。他们见识过共产党在1950年代曾承诺善待与之合作的工商界人士，然而后来却自食其言，对他们进行迫害，没收了他们的企业。[17-75] 许家屯的报告让李先念深感不安，他说，要把重新赢得香港的民心作为头等大事。 第四轮谈判仍然没有取得进展，随后港币币值跌至历史最低水平，商店出现了抢购潮，大量资本开始从香港流向海外，有钱的家庭纷纷在加拿大等地购置房产。很多人认为，这是香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柯利达征得撒切尔夫人的同意后，建议在一个有条件的基础上，探讨中方提出的应该在1997年后做些什么的问题。在第五轮谈判中，中方对英国表现出一定灵活性感到高兴，但仍然怀疑英国是在耍花招，谈判依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 在会见中，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钟士元表示，他怀疑中共下级干部是否具备处理香港复杂问题的能力。邓小平厉声答道，这种观点无异于说只有外国人能管好香港。他说，这种态度反映了殖民地心态的影响。邓小平接着对这些人说，他们应当好好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向他们保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保持50年不变。他又说，作为爱国者，要尊重中华民族，支持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不要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他说，这与相信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甚至奴隶制无关。他还指出，在收回主权之前还有13年时间，中央和香港行政局议员一样关心这段时间的稳定。邓小平提到殖民心态后，三位香港行政局的议员不再争辩。其中一人谭惠珠甚至主动表示，自己也是中国人。 香港和伦敦的媒体都做出了积极反应，民众也如释重负，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终于结束了，他们相信内容详尽的协定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奠定了牢固基础。豪外相在香港讲话的当天，香港股市出现了自撒切尔夫人两年前访华使股市大跌以来的单日最大涨幅。 最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保留了对《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北京有权任命行政长官、派驻军队和对影响外交及国防的问题做出决定。香港有权保留它的政治制度50年不变。它仍将是一个开放的自由港；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享有言论自由，包括批评共产党的自由；保留它的法院系统和当地法律，只要不影响中国的安全和外交，它有权做出终审判决。主张在香港实行全面民主的李柱铭和司徒华认为，《基本法》是对香港人民的背叛。但是在北京领导人看来，“一国两制”的政策给予香港的自治权，远远超过了任何西方中央政府给予它所统治的地方的权力。[17-96] 《基本法》公布后，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都得到热情接受。可是，表决刚过了四个月，香港的乐观气氛便被天安门广场的悲剧彻底断送了。香港不久之后将由一个竟敢在街头向自己人民开枪的政权统治，这个噩梦笼罩了整个香港。1989年6月4日，出于对争取自由的北京抗议学生的同情，也是出于对自身未来命运的担忧，500万香港居民中估计有100万人走上街头，这是香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成千上万有经济能力的港人购买海外资产，送孩子出去留学，争取外国公民身份。“六四”之前进展顺利的中英关系也迅速恶化。[17-97] 甚至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工作人员也蜂拥加入抗议人群，而许家屯并没有处罚这些抗议者。 许家屯在1990年1月被周南取代。许已经过了70岁的正常退休年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为那些批评北京镇压天安门示威运动的香港人辩护，而且众所周知他和天安门镇压后被软禁在家的赵紫阳关系密切。他过去在沟通北京与香港方面成就卓著，但在天安门悲剧之后，北京官员和港人之间出现的巨大裂痕是许家屯所无力弥合的。 之前在1987年至1992年担任总督的卫奕信像他的前任们一样，是一名熟悉中国的外交官。天安门悲剧引起骚动之后，卫奕信尽力保住了受到中国官员批评的香港新机场等项目，同时悄悄扩大选举范围，支持要求更多自由的人。尽管气氛紧张，他仍能以专业的态度与中国同行维持着工作关系。彭定康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17-101] 他在上任前没有去北京；作为总督他高调鼓吹扩大自由，增加民选议员的数量。他没有接受外交部资深官员柯利达的意见，后者认为彭定康忽略了中英之间的某些默契。彭定康在整个任职期间与中国官员的关系都极为对立。1997年中方接收香港后，否定了彭定康的改革，他们谴责英国政府在统治行将结束时通过彭定康搞民主改革，是想强迫中国接受英国自己在统治香港的150年里从未实行过的政策。喜欢彭定康的人说，他尽了最大努力表达香港人民的愿望，为了自由勇敢战斗，他在这一过程中给香港人带来的民主经验，在1997年之后仍是引领他们前进的火炬。香港和北京批评彭定康的人则指责他是在谋取私利——他回到英国后名声大振，成了一个为自由而战的人，而那些留在香港的人却要收拾他在香港和中国之间造成的麻烦。 邓小平通过《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建立起来的制度，确实如他所说得到了落实。中国始终遵守着邓小平的承诺，允许香港的资本主义和法律制度毫无中断地继续存在，允许“港人治港”。大陆城市变得更像香港了，而不是相反。香港居民可以继续公开批评中共，出版在大陆被禁的报刊杂志和书籍。香港民选议员的数量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香港为自由和法治树立起准绳，成为很多选择在那里生活的人的保护伞，也为住在大陆的人提供了标杆。主权移交之后，香港仍像过去一样是一个国际大都会，一个崇尚言论自由和尊重法治的城市。 中国政府与藏人之间的问题爆发于1955年以后，这一年全国各省领导人被要求加快农业集体化的步伐。毛泽东说，在条件成熟的少数民族地区也要开展包括集体化改革在内的“民主改革”，但在西藏暂不实行。西藏本土以外的200万藏人大多居住在四川、云南、青海和甘肃等地。四川领导人搞了一个计划，不但要加速实现农业集体化，而且开始在四川的藏民和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主改革”。1956年，四川藏区开始实行集体化改革，包括没收一些寺院。这很快在当地引起严重的流血反抗，尤其是在集中了大多数四川藏人的康巴藏区。由于康巴的血腥报复和劫掠事件一向层出不穷，当地几乎每个藏民家中都有枪支并知道如何使用，因而这里引发的流血反抗尤为严重。康巴藏人最初取得了成功，但很快便被更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击败，于是他们在1957年到1958年带着武器逃入西藏本土。1957年正值冷战高峰，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在科罗拉多训练一小批康巴人，然后派他们潜回西藏搜集情报。[17-106] 北京要求达赖喇嘛将康巴人送回四川，但被达赖所拒绝。印度早先曾邀请达赖去印度定居，于是1959年3月达赖率领众多骁勇好战的藏人翻山越岭逃往印度。此后的两三年里又有藏民追随他而去。 1979年邓小平成为头号领导人后，他在争取藏人积极合作时所面对的困难要远比1950年代的毛泽东严重。1959年以后北京为加强控制，向西藏派去大批中共干部，此举激起了当地的反抗。文革期间在中国大多数地方，红卫兵都被视为进行革命运动的小将，而在西藏，由于红卫兵捣毁寺院和喇嘛庙、破坏艺术品，他们的行为则被看作汉族青年对西藏文化的毁灭。1979年之后，邓小平力求弥合文革在西藏以及其他地方造成的创伤。他理解藏民对其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有着极虔诚的崇拜。他知道达赖喇嘛被藏民看作观世音菩萨转世，因此被视为一个神。 但是邓小平在推动和解时依靠的是西藏中共干部的报告，因此他并不清楚藏人反抗的严重程度和达赖喇嘛在全世界的巨大影响。在1979年8月会见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时，邓小平对他说：“至于达赖嘛，这是一件小事⋯⋯达赖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邓小平又说，达赖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不过是空想。 。然而，给邓小平出主意的汉族干部严重低估了藏民对汉人的抵触情绪和达兰萨拉藏人的到访可能激起的对汉人统治的反抗。流亡藏人的一个代表团访问青海省时，受到当地大批藏民的欢迎，他们欣喜若狂地表达对达赖喇嘛的拥护，这让北京的官员既吃惊又尴尬。 任荣的误判导致了他被胡耀邦撤职。胡指示让任荣离开西藏，以免影响与藏人搞好关系的努力。取代任荣的是另一个同为将军出身的汉人阴法唐，他不久就成了邓小平在西藏的亲信。阴法唐在西藏工作了20年，十分关心西藏的建设，从党委书记一职退下后仍留在当地帮助建设学校。达兰萨拉藏人的三个代表团来访的效果适得其反。邓小平本来以为，在中共的领导下，西藏自1959年以来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稳定局面和经济发展，流亡藏人代表团在西藏的所见所闻会给他们留下正面印象。然而恰恰相反，他们更加严厉地批评中国对待藏人的方式。 尽管胡耀邦试图以诚恳的态度解决西藏问题，一年后他的努力仍以失败告终，这既是因为他同时激起了西藏当地和北京的汉族干部的抵制，也因为他的努力仍然未能让藏人满意。邓小平受制于汉族干部，达赖喇嘛则受制于达兰萨拉好战的流亡团体，两人难以架起沟通的桥梁。在那些努力维持西藏秩序的汉族干部看来，胡耀邦的政策是在批评他们对藏人过于严厉 负责西藏治安的汉族干部特别担心藏人的喇嘛庙，它们在获得更多的自由之后，成了西藏民族主义的温床和组织藏人反抗的中心。 北京那些谨慎的干部也像西藏的汉族干部一样，高调批评胡耀邦没有认识到在外国人支持下的西藏“分裂分子”的危险。 共产党在1980年代给予藏人比1950年代更多的自治权，允许当地藏民使用自己的语言、服饰，在人民代表大会中有一定的代表。此外中共允许藏人比汉人多生孩子。藏人上高中和大学的录取分数也低于汉人。但真正重要的决策权掌握在拉萨的中共汉族干部手中，而他们则要听从北京的指示。 胡耀邦在1980年去西藏时被授予相当大的自由度，以赢得藏人的善意。但是这次会见的情况不同：他接到的指示是传达中国的新政策，要对西藏的分裂活动加强控制。胡耀邦向嘉乐顿珠列出了北京欢迎达赖回来的具体条件：达赖喇嘛可以享有1959年之前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他要住在北京而不是西藏，但可以访问西藏；他可以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藏人知道，接受这些条件可以使达赖喇嘛得到荣誉地位和一定的宗教自由，但政治权力仍牢牢掌握在汉人手中，因此他们拒绝了。达赖喇嘛决定不回国 直到1984年中国国市场化进程得到更广泛的民众支持，这为处理西藏问题提供了新的前景：经济增长和西藏与其他省份不断加深的联系——其中也包括市场联系——将成为新的着眼点。 作为减少分裂主义危险的一种努力，1985年有4,000名西藏的优秀中学生被送到其他省份的学校以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俾使西藏和全国其他地方进一步联系在一起。1984年北京与西藏流亡团体也举行过若干次会谈，但未取得任何进展。这些会谈失败后，达赖喇嘛为打破与北京关系的僵局，试图通过向西方寻求支持对北京施压。 达赖喇嘛会讲英语，能够以他深邃的信仰打动西方人，让很多西方人觉得那正是他们在自己物质化的日常生活中失去的品质。他们把达赖视为一个为争取民族自由而与中国压迫者不懈斗争的和平主义者。 达赖喇嘛的名望，使只占中国人口0.3%的藏人引起西方世界的极大关注，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少数民族，包括那些人数远多于藏族的少数民族。不过，尽管有外国对达赖喇嘛的普遍支持，没有任何外国政府正式承认西藏。而在中国政府看来，达赖喇嘛偶尔高调承诺愿意接受中国的主权，却不愿意达成对他有约束力的协定。中国逐渐认为他因受制于流亡印度的八万极端分子而没有任何谈判的空间。通过中共宣传工具了解西藏的中国汉族民众则相信，中国政府已经提供了慷慨的财政援助，西藏人却不知感恩。随着矛盾的加剧、西藏的汉族干部收紧控制，藏人更把汉族视为压迫和反对西藏的人。达赖喇嘛在争取欧洲人、美国国会议员、人权活动家和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使西藏的僧人变得头脑发热，他们大胆施压要求更多的自治 很多藏人乐观地以为，他们在西方人的支持下能够强迫中国政府让步。然而恰恰相反，北京的官员进一步加强了控制 没出几个月，拉萨就在12月又发生了一次严重骚乱。198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达赖喇嘛，也让西藏僧人大受鼓舞，再次导致中共领导人收紧控制。 有些外国团体对中国的压力做出了让步，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做法反而增加了外国人对达赖的关注，加强了外国对中国的批评。在西藏，僧人日益增多的反抗导致中国官员强化西藏的治安力量，对寺院实行更加严厉的管制。 中国在1988年4月宣布，只要达赖喇嘛愿意放弃争取独立的做法，他就可以回西藏居住。达赖喇嘛则继续说，他接受中国的主权，他希望以和平的方式使西藏人获得更多自由。 1989年春天，在北京学生示威的同时，西藏再次发生了骚乱，对此胡锦涛宣布实行戒严。 这次邀请被拒绝后，邓小平和他后来的接班人便放弃了与达赖合作的努力，使打破僵局变得遥遥无期。 1980年代中期以后形成了一种一直延续至今的恶性循环：达赖喇嘛在国外的名望鼓舞着当地藏人反抗，从而导致北京的镇压；而外国人知道了镇压的情况后会谴责北京，这又鼓励了藏人的反抗——如此反复不息 由于越来越多的藏族青年为了自己的前程而学习汉语和接受汉族教育，无论是藏人和汉人都能看到，长远的趋势是将有更多的藏人学说汉语、上汉族学校、接受汉族文化的方方方面、并融入外部的经济，虽然他们不会放弃自己的藏族身份和忠诚。自从邓小平1980年派胡耀邦去西藏以来，中共再没有做过重大努力使藏人和北京达成和解。流亡藏人与北京领导人的僵局一直在持续，前者决心建立拥有真正自治权的大西藏，后者则相信通过发展经济、推动藏人接受汉族的教育和文化，将使西藏进一步融入全国的经济和文化 第18章 为军事现代化作准备 最终，邓小平的权威和他认为必须对苏越威胁做出强硬反应的信念，胜过了其他人对打越南的顾虑。北京的一些干部相信，邓小平发动并具体指导了这场战争是为了使他自己在掌权后加强对军队的个人控制 中国军队一攻入越南后就发现，越南人的有效抵抗超乎他们预料。中国军官因准备不足而陷入慌乱。入侵的中国军队都被安排了具体任务，然而他们缺少情报，与上级通讯不畅，无法迅速采取行动。各部队之前的协调也很差，供给线拉得太长，只好派一部分军人回到中国搞物资供应。中国军队用炮兵支援部队推进，试图集中优势兵力对付抵抗。然而与对日抗战和国共内战时不同，那时共产党军队能依靠当地老百姓的帮助，而越战中的越南当地民众却在为越南军队提供情报和后勤支援。中国预计一周内拿下全部五个省会城市，但直到开战三周后他们才攻下谅山。而最惨烈的战斗就发生在谅山附近，中国军队在这里集中兵力要取得对通向南边河内的要道的控制权，向越南人表明他们可以威胁到越南的首都。中国军队人多势众，决心坚定，确实攻下了五个省会，但伤亡人数远高于越南。据估计，中方在这次战斗中有25,000人阵亡，37,000人受伤。 在入侵越南之后的宣传中，无论对内对外，中方都把它称为“自卫反击战”。中方辩解说，这是对1978年越南人在边境多次袭击做出的回应。驻扎在边境地区并要对付越南人袭击的军官以及他们的上级，都不难理解“反击战”的必要。还有些中国官员也像邓小平一样，为越南不顾中方警告对华人进行迫害和驱赶感到愤怒。但是也有一些中国高级军事将领从未对这场战争表示支持。 声称中国已经给了越南一个教训，但西方的军事分析家在评估了这场战争后认为，事实上是久经战火考验的越南人给了中国一个教训。[18-28] 正如军事分析家所指出的，这场战争暴露出中国军队除了缺少现代武器外，还有很多弱点。中 军队的很多将领，包括叶帅和粟裕在内，虽然没有公开说出自己的观点，但他们完全反对打这场仗，他们觉得中国受到的包围还没有危险到非要发动这次进攻。[18-29] 民众也有自己的怀疑：北京民主墙上的一些大字报指出了中国军队的糟糕表现，有些人甚至批评邓小平发动这场战争。[18-30]但是，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对外国客人，邓小平都说中国完成了它所宣布的攻占五个省会城市的军事目标，更重要的是达到了整体战略目的，即向苏联和越南表明，苏联在这个地区进一步扩张要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李光耀认为：“西方媒体认为中国的惩罚行动是失败的。但我相信它改变了东亚的历史。越南人知道了如果他们越过柬埔寨再进攻泰国，中国将会发动攻击。苏联人不想在亚洲一个遥远的角落陷入长期战争。”[18-31] 有些中国人把攻打越南称为“中国最后的战争”。鉴于中国没有关于这场战争的公开讨论，不妨把它称为“中国被遗忘的战争”。 但战争之后，邓小平确实利用军队在越南战争中的糟糕表现强化了他自1975年就开始的工作：让无能的军官退休，严肃纪律，增加军事训练，使用教育程度更高的军官。 在邓小平认为同苏联交战的可能性减少后，他开始不再把国家资源投向军事现代化，而是转向其他三个现代化，尤其是陈云倡导的优先领域——农业和轻工业。军事现代化可以等一等。1979年3月19日，中国从越南撤军三天后，邓小平在中央军委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的会议上说：“看来，世界大战十年打不起来，不必那么急。现在军队的数量也太大，首先要把规模缩小⋯⋯不要项项都搞，要集中搞几项。”[18-57] 邓小平 所有中共领导人都不断说“党指挥枪”，但毛泽东和邓小平很清楚，在关键的权力斗争中军队主要领导人的忠诚至关重要。因此邓小平既要通过正式制度控制军队，也要抓个人控制。他对自己未被任命为总理没有提出强烈的反对，但他认为在制度上获得对军队的控制权十分重要。1980年12月华国锋靠边站后，邓小平成了中央军委主席；这一职位使他对军队事务掌握着无可挑战的控制权。1987年邓小平放弃了党的副主席和副总理的职务，但他一直保留着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直到1989年秋天才把它转交给江泽民。 邓小平还要求军队把部分设备和技术转向发展民用经济。例如，邓小平在1984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军用机场可以向社会开放，海军港口可以军民两用。随着新政策的落实，部队单位把食堂变成了餐馆，招待所改为酒店，供应中心成了商店，军队医院向地方开放，接受平民付费看病。从1985年到1990年，军队企业的产值增长了700%。 不论军队商业化有多少好处，把军队与私人利益搅在一起，也造成了腐败和贪婪的机会，背离了军队奉献于自身使命的精神。很多军队领导人对非法敛财的行为及其对爱国主义战斗精神的侵蚀深感担忧。被这些问题困扰了几年之后，较下层的军事单位收到了禁止参与商业活动的命令；然而较高层的、专业化的商业活动仍在继续。尽管有很多解放军企业以失败告终，也有一些在改革开放早年成立的合资企业发展得非常成功，少数企业后来还成了世界级的国际公司。 第19章 政治的潮起潮落 当邓小平在1980年8月说这番话时，东欧的共产党正在失去人民的支持。他讲话前一个月，波兰团结工会发动了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罢工。很多中共领导人最初同情团结工会，认为工人应当有自己的组织，但他们也担心如果中国工人罢工会发生什么情况。邓小平和胡耀邦试图打消干部们对出现类似混乱的担忧，他们说，中国的领导层不同于东欧，不必屈服于苏联不得人心的要求。此外，中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受到了劳动人民的欢迎。 邓小平8月18日的讲话是他对允许更多自由的一次高调表态。在讲话中，他对民主作了积极评价。他没有走到主张实行投票选举或改变中共角色这一步。事实上，他用“资产阶级思想”、“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类套话批评了西方民主。但是，邓小平将批评的锋芒主要指向了“封建主义”——极左思想的代名词——及其对敢讲话者的迫害。他主张扩大自由，要求党的领导人倾听批评意见，这使知识分子产生了期待，以至多年以后他们仍把这篇讲话视为希望的灯塔。 讲话过了几周后，波兰的乱局仍在持续，中共上层的气氛也开始发生变化。领导层担心邓小平给了抗议者太多鼓励，中国的局势也有可能很快像波兰一样失控。邓小平讲话刚刚一个月，胡乔木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了一封长信，希望明确支持对骚乱做出更坚定的回应。胡乔木的信也反映了陈云的观点，虽然陈云从前当过上海的工会领袖，但他在江西苏区时就对工人说，现在是无产阶级掌权，工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增加生产。胡乔木在信中警告说，独立的工会可以使异见分子团结在一起，造成大麻烦。 保守的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指示说，不要再讨论邓小平的8月讲话。在1980年12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也变了卦，宣布进行政治改革要慎重。 邓小平对1980年波兰罢工的反应，类似于1956年毛泽东对匈牙利和波兰起义的反应。先是允许开放言论，意在帮助改正官僚体制中最严重的弊端，争取那些感到需要有所改变的批评者。但是一旦发现对党的敌意威胁到了党的领导，就要进行压制。邓小平知道，毛泽东在1957年开展无情的反右运动断送了知识分子的拥护，因此他在1980年试图走温和路线，既要限制言论自由，又要让知识分子继续积极支持现代化。 当时还没有关于退休年龄的规定，很多老干部在找接班人的问题上拖拖拉拉。他们在事业高峰期赶上文革，被革职近十年，因而认为自己为党的事业做出了个人牺牲，现在终于能让他们发挥渴望已久的作用，但剩下的时间又没有几年了，因此不想放弃权力。再者，这些老干部也不想放弃官员的特权：住房、带司机的专车、勤务人员、重要会议上的座次和气派的宴会。此时中共还没有为高级干部建立全面的退休政策。如何处理下级干部的退休事务不是问题：上级干部制定规章，下面执行就是。麻烦在于如何对待北京的高层领导人。关于需要制定有关退休的一般原则，党的领导人能够达成共识，但是棘手之处在于细节：中国正进入一个关键时期，需要这些老干部训练和培养新一代接班人，如何处理这几百名老干部的退休问题？在8月18日的讲话中，邓小平对他的计划作了说明。成立一个地位很高的中央顾问委员会，让老干部担任荣誉职务，继续享受与职务挂钩的各种特权。老干部不难看出邓小平是要让他们变得“有名无权”——早在1975年7月邓小平就对军队的退休问题提出过类似方案。后来，政治局的老干部确实变成了中顾委的核心成员。 1982年2月中顾委正式成立，邓小平希望其成员辞去（在党和政府中的）正式职务。规定中顾委成员要有40年的党龄和领导经历，邓小平是第一任主任，有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的特权。[19-8] 中顾委的全部172名成员保留全薪、级别和各种待遇，但不再在正式决策部门任职。[19-9] 邓小平宣布，中顾委只会存在十到十五年。他解释说，之所以成立中顾委，是因为它的委员拥有过渡期所需要的特殊革命经验 给整个党抹黑的要予以禁止，只反映某些个人不好的可以放行。 与会者对周扬的热烈支持使胡乔木处境难堪，他承认同志们有不同观点。但他坚持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他本人、邓力群和邓小平在整个1980年代用来批评那些他们认为过分迷恋西方自由的领导人的概念——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尽管邓小平并不在意要一丝不苟地坚持意识形态的正统性，但他决心避免让宽松的环境招致人们发表文章和小说诋毁党的作用。 虽然陈云的十点意见都是针对保持对经济的控制提出的，但最后几点也是对胡耀邦的强烈批评，而且是在间接批评邓小平推动经济过快发展的政策。邓力群未经授权，当天就把陈云的讲话内容透露给了新闻单位。邓小平把邓力群叫去，批评他这种违反党纪的做法。然而危害已经造成：胡耀邦在党内的权威被削弱，有些干部开始怀疑胡在自己的位子上还能呆多久。[19-24] 一些和胡耀邦一起工作并且同样赞成扩大言论自由的干部对邓力群十分气愤。 胡耀邦处境艰难。北京的“婆婆”太多，胡耀邦处在他们的压力下很难真正控制党组织。他有名义上的权力，也有邓小平为他撑腰；他仍在主持会议，领导日常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要避免使陈云和邓小平的严重分歧被他们手下的要员觉察到是不可能的，两人不和的谣言也传到了香港的媒体 1983年初，敢言的自由派理论家再一次从哲学角度主张扩大思想自由的范围，令保守派担心共产党的权威受到了那些不把对党的忠诚视为最高信仰的人的挑战 将人道主义和异化视为普遍原则的观点，在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看来是对党的最高权威的根本挑战。在西方观念中，超验的神可以批判世俗统治者，但这并不是中国的传统。 邓力群批评胡耀邦把爱国主义放在共产党之上，但邓小平本人并未区分两者的先后。假如让邓小平表达自己的看法，他也许会说，在数百年的时间跨度内爱国主义会绵延不绝，但至少近几十年内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共产党，对党的完全支持是绝对必要的。邓小平说，有些在文革中受过罪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暗中搞秋后算账的活动，有些人充满狂妄的野心，对这些人必须撤职和开除出党。基本问题是什么？“党的纪律松弛，甚至保护了一些坏人。”邓小平的解决办法是，思想工作者要帮助教育人们“正确看待过去，理解当前，坚定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信念”。[19-31] 北京的干部知道，就像陈云在3月份的讲话一样，邓小平的讲话也包含着对胡耀邦含蓄的批评，因为胡耀邦一直主张为知识分子扩大自由的范围。1983年10月12日，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把批评扩大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对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 邓小平既觉得有必要限制对党的批评，又知道对政治运动存在着普遍反感，他想在这两者之间达到平衡，因此没出一个月他便让这场运动偃旗息鼓了 ]在很多知识分子心中，邓力群要对这场运动负责。结果是他退居守势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被批评为又一次反右运动的始作俑者。[19-34] 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以及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批评邓力群把这场运动搞得超出了邓小平的本意。邓力群明确表示，发动政治运动的人是邓小平。他拒绝保护上级领导的行为并未被迅速遗忘：15年后给邓小平开追悼会时，邓朴方明确表示不欢迎邓力群参加。在敢言的知识分子的压力下，胡乔木后来甚至承认反精神污染运动是一个错误 邓小平限制反精神污染运动的宽容态度使作家们受到鼓舞，他们再次信心大增。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中国作协召开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组织者竟然敢不邀请胡乔木和当时仍是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到会。胡启立在会上发表讲话，照本宣科地表达了党要限制言论自由的观点，但他到会的事实本身就给了与会者一定信心。不出预料，胡耀邦与会、加之会议没有制止直言不讳的批评让保守派感到愤怒。大胆的作家们选出被胡乔木和邓力群批评过的、1930年代就已成名的小说家巴金担任作协主席。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过去的右派、也是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最敢言的批评者之一刘宾雁当选副主席。刘宾雁利用这次会议批评了那些在反精神污染运动中攻击过他的人。夏衍在评价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时宣称，这次大会堪称作家们的遵义会议。就像毛泽东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摆脱了苏联的控制一样，中国作家在这次会议上摆脱束缚，宣告了自身的独立。[19-36] 这类言论激怒了保守派。出席会议的很多人都是党员，但李先念从他的女婿、与会的部队作家刘亚洲那儿了解到会议情况后，把它斥为一次反党会议。胡乔木和邓力群也被作家们的叛逆精神所激怒。邓力群称之为一次“群魔乱舞”的会议。1985年1月2日会议仍在召开时，得知会议进展的邓小平把胡耀邦叫去作了一次私下谈话，要求他对这些风气加以控制。[19-37]作协会议对中共权威的放肆挑战让邓小平十分恼火。在邓小平看来，胡耀邦在争取知识分子的人心上过于宽宏大量，却未能使党的纪律得到加强。此外，胡耀邦的宽容使邓小平显得像是一个专横的、过分严厉的集权主义者。 在这种更加自由的气氛中，30年前被打成右派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于1985年3月发表了《第二种忠诚》一文。他在文中对两种党员做了对比，一种党员对上级领导唯唯诺诺，另一种党员具有良知、献身于党的理想。刘宾雁这篇文章深深触动了那些曾经为是否执行党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政策而受到内心煎熬的人，对试图摆脱中共的、富于理想的青年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一贯坚信党的纪律至关重要的邓小平认为刘宾雁的观点是在挑战党的领导，结果，刘宾雁在1987年被开除出党。 采访刊登出来后，邓小平让乔石转达了他对胡耀邦的不快。他对乔石说，胡耀邦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开明的领导人。[19-49] 此外，当陆铿问胡耀邦“邓小平为何不在自己身体尚好时就把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交给你”时，胡耀邦没有断然否认他想从邓小平手中接过这一可以使他成为第三代领导人的关键职务，而是回答说，邓小平一句话就能解决军队的问题，我得说五句。[19-50]邓小平虽然让胡耀邦知道他正在考虑退休，但他不想让别人催他退休。他要按自己的步调行事。他知道胡耀邦过于我行我素，不能充分考虑全盘计划的平衡，因此已经失去陈云等保守派的支持。在他们看来，胡耀邦以他的宽容大度赢得了知识分子的人心，却把限制知识分子的任务留给别人去做。胡耀邦的对手私下蔑称其为“蟋蟀”——“瘦小，机灵，总是上窜下跳”。[19-51] 胡耀邦的支持者以为，胡耀邦可能确实在党的代表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主席了，只是他没接受罢了。[19-52] 邓小平后来对杨尚昆说：“我有什么错误的话，这个错误就是看错了胡耀邦。” 但在很多与会者看来，邓小平当时已经决定让比他年轻15岁（而胡比邓年轻11岁）的赵紫阳作为主要候选人。赵紫阳在城市经济改革上成绩斐然，而且他不疏远保守派领导人，具备领导人的气质。邓小平很少公开表扬哪一个干部，但是他在会议期间接见几位作家时公开表扬了赵紫阳，还特别提到他拥护四项基本原则。 在当选候补委员的年轻干部中，还有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在1985年后能够出席政治局会议，只要党认为他们有前途，不犯大错误，就有望登上更高的职位。 在对待抗议活动时，邓小平像其他中共领导人一样，既要严加控制，同时也想消除民怨的根源。 公布。[19-62]在为研究政治改革设定进程时，邓小平强调党政职能分离的必要性，这是他早在1941年就赞成的观点。[19-63] 事实上，1980年代当时那种党政重叠的制度是在1950年代形成的，旨在解决一个现实问题：中共掌权后政府中仍有一些高级干部不是党员，因此每个政府部门都成立了党组织以确保党的控制。但是到了1980年代几乎所有担任重要职务的政府官员都是党员，因此很多人觉得没有必要再保留党的监督。此外，很多人认为党多出来的一层监督使各部委或各省领导人无法以及时、灵活的方式协调各自单位的工作。理顺政治体制，正当其时。 他指出了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政体改革观的不同。邓小平希望通过高度积极的人员提高管理效率，赵紫阳则想更大范围地减少党在经济和社会单位中的作用。但是，即使是邓小平较为狭小的目标，也需要政治改革的研究者思考提高人员士气的方式。 从1986年11月到1987年4月，体改办和不同的干部专家一共组织了三十多次研讨会。[19-67] 虽然报告的定稿需要邓小平批准，但赵紫阳和鲍彤有权力选择参加会议的专家。他们所选的专家包括了解东欧国家的政改、西方政治史和1949年前后中国政治体制的人。体改办评估了党、政府和全国人大的作用，听取了处理过不同地区实际问题的地方干部的意见。政体改革小组还致电中国驻世界各国的大使馆，让它们收集有关不同政体的信息。新华社和中共驻港机构也协助搜集了世界各国政治实践的信息。虽然之前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邀请了很多外国专家，但并没有请他们参加讨论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但赵紫阳和鲍彤显然坚信党应当放弃对政府、企业和学术机构的严密监督。他们认为，这样其实可以使党更有力地行使全面领导。[19-68] 就像政府可以用宏观调控间接引导经济一样，党可以退出日常管理，只提供总体性的指导。 赵紫阳在1987年2月4日提议加强工会的独立作用，给其更大的活动空间以代表工人利益。薄一波还记得在1949年前后的一段时间，工会曾受到鼓励发挥更大力量抵制资本主义趋势，因此他预期党在未来会重新鼓励独立工会，以限制新的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主。研究者也讨论了改变全国人大的可能性，希望人大从一个徒具形式而无实权的橡皮图章转变为一个能够代表不同观点进行有意义讨论的权力机关。 ]邓小平在1987年3月与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Paul Biya）的会谈中说，政治体制是否健康，要看政局是否稳定，是否有益于国家的团结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力能否持续发展。[19-71] 他没有提到扩大自由或倾听民众的声音。但是邓在1987年4月28日跟赵紫阳见面时明确表示，虽然要继续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希望继续考虑政治改革。赵紫阳对收紧的政治气氛有所担心，请求邓小平同意重印1980年8月邓支持政改的讲话。邓小平答应了这一请求。 很多知识分子在1986年底一厢情愿地希望可以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但该愿望在1987年并未实现。听过邓小平的意见后，赵紫阳在5月13日发表了有关中共十三大筹备工作的讲话，这次讲话标志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结束，表明十三大将把政治改革计划列入会议内容。但至少就当时而言，政治改革并不包括扩大民主实践的步骤。 1986年春天，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把腐败的马科斯总统及其妻子艾美黛赶下了台，由此触发东亚各国的学生示威，中国电视上的这些新闻也点燃了中国学生的抗议活动。中国在1980年初只有大约350万台电视机，随着电视机产量的爆炸性增长，到1985年初已超过4,000万台。[19-73] 1986年的中国电视观众从电视上了解了国内外大事，包括经蒋经国在1986年9月允许反对党的合法存在。 国外的学生运动和台湾的大选激动人心：中国的学生也开始呼吁“人民的力量”，要求实行西方式的民主。 1987年5月29日，在学生示威渐趋平静几周之后，赵紫阳对新加坡副总理吴作栋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后，过去跟外界没有多少接触的学生缺少判断是非的能力。看到美国和日本更发达，有些人便得出错误的结论，主张中国应当全盘西化，不理解这在国情十分不同的中国是不可能的。赵紫阳承认一些学生得出这种结论不足为怪，因为在1978年以前社会主义制度确实有一些失误。他批评有人放松了党对游行示威的管制。[19-74] 但他并没有提到要为此负责的人——胡耀邦。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学生示威大多发源于北京，可是这一次却始于安徽省省会合肥以及相邻的南京和上海，起因是国际知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时任中国科技大学（位于合肥）副校长的方励之在这些地方发表的演讲 如果方励之只是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不难及时把他打压下去。然而方励之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是中国试图培养的知识分子的楷模。他16岁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来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正教授。1986年夏末正值他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访学数月后归国，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吸引一大批热情的追随者。当时还不是互联网时代，但听众把他的讲话录音和讲稿向各地的朋友传播。1986年12月4日方励之在中国科技大学讲话之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 邓小平在搞四个现代化之初就有言在先，一些人会先富起来。但在大多数学生看来先富起来的却是最不该致富的人——贪婪的个体企业老板和腐败的官员——而不是品行正派、勤学多年以后为国家利益而工作的干部。学生的生活条件往往很糟糕，八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宿舍里。他们能通过录取率极低的高考必是经过多年的艰苦学习。考上好大学的优秀学生，对靠关系得到更好的机会、过着优裕生活的高干子女感到愤愤不平。[19-75] 此外，当时仍不允许大学毕业生自主择业，而是由国家分配工作，进行分配的部分依据则是分管学生工作的政工干部所写的评语。很多学生觉得别无选择，只能去讨好这些政工干部，而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往往专横跋扈、不学无术。 各地领导人承担着控制学生运动的责任。12月18日，示威蔓延到上海，江泽民市长出现在大批学生面前。他一开口讲话就有学生发出质问，还有些学生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于是他停下讲话，请学生中间的一些人上台陈述自己的观点。学生讲出自己的观点后，江泽民说，同学们对西方和中国的差别缺乏足够了解，你们对西方民主的了解都是通过翻译过来的东西，你们应当直接从外文材料去更多地了解民主。然后他用英语背诵了一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这让很多学生大为折服。此后几天，由于学生们忙于期末考试，同时上海市政府宣布任何示威都要事先得到批准，学生游行也随之结束，没有发生任何意外。[19-77] 江泽民在北京高层领导人那里得了高分，他们赞赏他平息了示威而没有发生冲突。 邓小平认为，无论对学生运动还是对胡耀邦的领导职务，最好立刻采取行动。过去他没等到党的十二大就让华国锋靠边站，这一次他也不想等到十三大再让胡耀邦下台。 邓小平在1986年5月曾问过邓力群对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看法，至少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考虑替换胡耀邦的问题。但邓没能预见到对胡耀邦的撤职会在仅仅两年后胡去世时引发那么大的骚乱 他对他们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意识到自己要对“态度不坚决”负责，他知道递交辞呈的时候到了。 胡耀邦的支持者后来说，利用“生活会”批评胡耀邦，违反了解除总书记职务的正常程序，因为把如此高职位的人解职首先要得到政治局的批准，然后要有中央全会的批准，最后要经党的代表大会批准。邓小平则选择在把胡耀邦的问题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就用“生活会”给他定了案。 。批判胡耀邦最坚决的人是邓力群，他被请来起草这个批胡的文件。同时赵紫阳也与胡耀邦见了面，通知胡说，允许他保留政治局常委一职，但他要对次日召开的批评会作好精神准备。赵紫阳还劝说他，如果再发生学生示威，一定要坚定公开地表明反对立场。 1月10日至15日，在由薄一波主持的、根据邓小平的要求召开的“党内生活会”上，有二三十名高层干部对胡耀邦进行了批评。邓小平和陈云两人地位太高不宜到会参与批评，不赞成把胡耀邦撤职的李先念借故留在上海，也没有参加。有人说，如果叶帅没有死（他于1986年10月22日去世），他会保护胡耀邦，绝对不会允许开这种批评会。胡耀邦在会上首先作了自我检讨。他承认自己未能承担起责任，按邓小平的指示阻止学生示威。 他后来说，如果他知道“党内生活会”是那个样子，他就不会交辞职信，也不会作这种全面检讨。 当时，在1月15日的生活会上，赵紫阳批评胡耀邦说，他虽然大公无私，但是也有弱点。“他喜欢标新立异，搞些噱头。他不服从纪律⋯⋯如果他有更大的权力，问题就会更大⋯⋯为什么他对刘宾雁、王若水这种放肆的人那么宽容？他大概是想在国内外树立一个开明形象。”赵紫阳又说：“耀邦同志不遵守纪律。如果条件有了变化，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不在了，我是无法继续与他共事的，那时我就要辞职了。他不管你常委会怎么定的，党代会怎么定的，或过去怎么定的，他想怎样就怎样。”[19-90] 胡耀邦对这些话很吃惊，他没有想到赵紫阳会这样批评他。胡的朋友也觉得赵紫阳确实是在“落井下石”。[19-91]15日上午的“党内生活会”结束前，胡耀邦作了最后的检讨，他表示要为自己的全部错误承担责任。但是他也要求组织继续调查自己是否真有野心，是否搞过派系。生活会结束后，有人看到胡耀邦在会议厅的台阶上黯然落泪。 未经正式程序胡耀邦就被解除了总书记一职。赵紫阳仍然担任总理，但接替胡耀邦成了代总书记。赵紫阳说，他不想当总书记，他更适合担任总理。但是一些知情的观察者认为，在邓小平的人中间并没有既适合这个职位、同时又能得到其他领导人赞成的其他人选。与会者确实普遍认为赵紫阳在经济工作上表现出众，因此没有太大争议就通过了让他担任代总书记的决定。这些决定后来得到了中央全会和十三大的正式批准。胡耀邦仍保留着党员和中央委员的身份，而且名义上暂时仍是政治局常委，但事实上他完全靠边站了。 他让助手收拾好他过去十年里的讲话、报告和各种文件，在家里花了三个月阅读这些材料，最后断定自己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错误。他在家里也看电视，重读马列全集的一些章节 1月19日中央印发3号文件，列举了解除胡耀邦职务的原因：[19-96] （1）他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做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导致学潮的发生；（2）没有充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批左，不批右；（3）在经济工作中鼓励经济过快增长和消费，造成经济失控；（4）在政治工作中经常违反程序；（5）在外事活动中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例如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6）经常不遵守党的决议，未经中央授权就讲话。 在很多自由派干部看来，这是一场有失公正的悲剧：像胡耀邦这样为国家辛勤工作、大公无私的人，其治理方针本可行之有效，却被他为之忠心效力的人罢了官。[19-99] 和邓小平一起工作过的另一些干部则认为，假如胡耀邦继续在台上，社会秩序将荡然无存，因为胡缺少维护党和国家的权威所必需的坚定立场。他们感谢邓小平精心安排，没有给党造成损害就撤掉了胡耀邦，保持了党内高层的团结，使邓小平的改革得以继续。两年后胡耀邦去世时，这两种分歧严重的观点再次交锋，并且造成了更加可悲的后果。 在1989年4月胡耀邦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伸出手去，想跟胡耀邦的遗孀李昭握手，但李拒绝了。她说：“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人。” 为了减少胡耀邦的影响力，邓小平公开宣传胡耀邦的“错误”，并把批评中共但一直受到胡耀邦保护的一些追随者撤职。邓小平还意在遏制对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等西方观念日益广泛的渴求，他认为有人利用这些观念来挑战党的最高权威。 为避免在知识分子当中造成严重的消极反应，邓小平宣布运动只限于党内。 邓力群在推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在为推动运动召开的4月6日至12日的宣传工作会议上，邓力群漫无边界地大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引起了很多与会者的愤怒。赵紫阳的助手鲍彤拿到邓力群的讲话文稿后，赵紫阳把它交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做出了赵紫阳和鲍彤所期望的反应：他同意邓力群走过了头，疏远了过多的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干部。有些自由派党员担心邓小平可能会考虑让邓力群成为胡耀邦的接班人。邓小平此时的反应标志着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也标志着邓小平不再支持邓力群了。在确认了邓小平对自己的支持后，赵紫阳在1987年5月13日发表讲话，含蓄地批评了邓力群，实际上也标志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结束 赵紫阳后来回忆说，他之前还与保守派维持着比较不错的关系，但是在他撤掉了邓力群的根据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之后，他与陈云和李先念的关系受到了伤害。[19-109] 赵紫阳还说，十三大之后这些保守派领导人担心他会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赵紫阳在1989年5月向戈尔巴乔夫透露说，中共的十三大有一个内部约定，即使邓小平已退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但在大事上他仍保留着最后拍板的权力。与邓小平同龄的那一代老干部知道，只要邓小平决定退休，他们也只能跟着退。1985年邓小平开始提出他可能退休的问题时，有些老干部请求他留任。就像其他对权力交接的时间和过程并无明确规定的国家中的集权统治者一样，邓小平及其同事有理由怀疑一些没有耐心的年轻干部甚至在老干部还不打算退休时就开始为他们的退休做准备，或至少热切期盼他们退休。1986年11月11日，在为筹备一年后的十三大而召开的小型会议上，胡启立就提到过邓小平和一大批老干部将要退休的事。薄一波听到这话脸都气红了，问胡启立：“你是不是盼着我们都早点死啊？”[19-111] 胡启立客气地回答说，他希望他们继续干下去。从来不知隐瞒情绪的王震也曾在中央党校大骂胡耀邦在为老干部退休做准备，他其实说出了其他老干部的心声。 实际上，赵紫阳是将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无限期地拖后，他要让那些希望经过短期整顿后党会再次迈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人打消这种念头。十三大为经济体制提出了“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这一新说法，反映了市场正在变得更加重要，这与过去宣称计划优先的文件相反。 随着邓力群离开中央委员会，兼之他的主要工作单位书记处研究室被解散，赵紫阳不像胡耀邦，他不会再被这个中国最执著的保守派揪住不放了。 十三大避免了害怕改革的保守派和担心停滞的改革派之间的尖锐分歧。 两个最具争议、作为对立两派代表的干部——总书记胡耀邦和他的批评者邓力群——都被撤职，这使中间派更容易齐心协力继续推动市场改革和温和的政治体制改革 第20章 北京之春：1989年4月15日–5月17日 他并不赞同示威者的言行，他们都是邓所推动的改革开放和为经济增长提供基础的政治稳定的受益者，而现在他们正在威胁这种稳定。 在6月4日之前，无论何人，不管是中共领导人、知识分子还是学生领袖，事实上都无法阻止愈演愈烈的乱局。党内领导层的分裂，对中国当时能容许多少自由的分歧，曾为革命浴血奋战的老干部和习惯于舒适生活的学生之间的观点差异，城市居民担心通货膨胀与就业的不安全感，示威运动的浩大规模，以及学生领袖在控制自身运动上的无能，国内外民众对示威者的同情，中国军队在控制群体事件上缺少经验——凡此种种，使中共领导人在控制局面上一筹莫展。 市民没有和政府站在一起限制示威者，因为他们赞同学生的批评。即使有些受到多年政治打压的老知识分子试图阻止学生采取激进行动，但实际上也赞赏学生们大胆表达了他们自己不敢表达的观点。最初自发的和平悼念胡耀邦的行动，演变成了游行、政治辩论、露营、愤怒的示威、绝食和日益失控的冲突。 示威学生要求改善生活条件，他们不满于自己既有能力又辛苦工作，得到的报酬却少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企业主。不过他们也从1986年学生运动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即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对于他们的事业很重要。因此他们在1989年不再抱怨自己可悲的生活条件，而是采用了能引起民众共鸣的吁求：民主、自由、更加人道和负责任的党、献身公益的干部队伍。 在4月15日之前，大多数学生还不敢跟外国记者公开交谈，然而在1989年春天的事件过程中，他们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记者们将他们对民主社会的憧憬传播出去，为他们赢得了全世界的同情。学生一方情绪高涨，不仅因为他们在国内外获得了巨大支持，还因为政府最初限制示威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当大批学生突破警察的封锁线时，学生和外国观察者都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希望，以为政府最终会向他们的理想让步。当时学生们很难想象政治领导人会动用武力，人民解放军会向北京街头手无寸铁的市民开枪。中国的领导层一方能够看到外国人的关注与支持在鼓舞着学生，但他们很难相信中国民众对自己的领导人会那么愤怒，因而易于认为示威有国内外的“幕后黑手”从中操纵。有关这些“幕后黑手”的传言在高层干部中间广为流传，并被保守派用来作为促请邓小平采取强硬措施的理由。 群众能够长期被胡耀邦所感动，不仅因为他热情亲切，还因为他做人正派，对党忠心耿耿。他是知识分子的希望，曾为他们做过勇敢的斗争。他是他们心目中好干部的表率——有崇高理想，无任何腐败劣迹。他曾长期担任团中央总书记，能够与他所培养和提携的年轻人打成一片。然而他在1987年却被冷酷地免职，因为他被指责为对1986年的学生示威太软弱。1989年的示威活动是对邓小平无意促进民主和没有支持胡耀邦工作的含蓄批评。胡耀邦的朋友觉得他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据他们说，胡耀邦为此深受伤害。他曾忠心耿耿为邓小平工作，邓的批评尤其让他伤心。1987年被免职后，胡耀邦不再看电视，人也瘦了下来。[20-4] 很多人认为他死于彻底失望，是自由民主事业的烈士。但是，很多参加示威的人关心的并不是胡耀邦个人，而是把他作为推动自由民主的一个契机。事实上，很多知识分子后悔自己在1986年的学生运动中过于顺从，使运动轻而易举地得到平息。现在他们决心更坚定地站出来。 像周恩来一样，胡耀邦努力保护人民，含恨而终。不论1976年还是1989年，群众对于受他们爱戴的人没有得到更多的尊重而义愤填膺。1976年的示威者借机抨击“四人帮”，现在不是也可借机批评邓小平和总理李鹏吗？1976年春天被逮捕的人在1978年秋天就得到了平反并被称为爱国者；那么1989年的示威者难道不可能以后被称为爱国者吗？在那些希望有一个更仁慈的政府的人们中间，胡耀邦已经取代了周恩来，成了当时的大英雄。 在1980年代末，大多数学生更加关心的不是政治自由，而是他们个人的自由，如自主择业和摆脱“政治辅导员”的权利。大学生们通过艰难的高考证明了他们的能力与勤奋，觉得有资格获得他们想要的工作。但是在1989年，由于重要的产业和政府机关缺少训练有素的大学毕业生，政府的政策仍然要求大学毕业生服从工作分配。由于每个学生的工作分配部分地取决于同学生住在一起的政治辅导员如何在学生的档案中写“小报告”，政治辅导员便成为政府监控的象征。 知识分子，不论年轻年长，仍对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和1987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耿耿于怀 对普通民众来说，主要的担忧则是通货膨胀。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职工等拿固定工资的人，看到有钱的私人经商者炫耀其物质财富，推高市场价格，威胁到工薪阶层获得基本温饱的能力，这让他们感到愤怒。这个问题又因腐败而加剧：乡镇企业的从业者从政府和国有企业获取短缺的原料和资金以自肥，自主经营的企业家赚到的钱至少部分来自钻政府的空子。“官倒”想方设法把社会财富装进自己腰包，遵纪守法的干部的收入却停滞不前。[20-6] 农民工开始纷纷涌入城市，也加剧了通货膨胀问题。 官方数字尽管低估了实际变化，仍显示1987年至1988年北京的消费物价上涨了30%以上，这使那些依靠固定工资、过去30年来一直有着物价稳定预期的家庭感到恐惧。此前为养老和以后生病而攒钱的节俭家庭，却痛苦地看到自己的存款在贬值。由于物价持续上涨，政府又声称要进一步放开价格管制，使愤怒变成了恐慌。 靠固定工资过日子的政府干部一向受到为社会利益而工作的教育。令他们愤怒的是，中国社会中最不道德的人，只为自己干活的人，和为谋取私利而攫取公共资源的人，如今能够出入高档餐馆，住好房子，穿着时尚，买得起摩托车甚至是汽车。没有哪个城市像北京那样，集中了如此之多拿工资的机关干部或将在毕业后靠固定工资过日子的大学生。这些人认为，国营企业应当用它的更多收入给职工加薪或至少提供更多福利。在1989年春天群情激奋的气氛中，甚至一些愤怒的机关干部也冒险加入了示威，并且打出自己机关单位的旗号。不过，即使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学生们反通胀、反贪官的口号，也泄放出了他们积蓄已久的愤怒。 。对“官倒”怒不可遏的抗议学生要求公布他们的收支、他们拥有的别墅数目以及他们子女的金钱来源。[20-7] 1966年时有很多高干子女踊跃参加红卫兵反对“走资派”，但在1989年高干子女很少加入抗议活动。相反，他们和父母一起因为享有特权而受到抨击，因为他们把权力地位变成了在新的市场经济中谋利的资本。 1999年春晚 工人要替国家想 我不下岗谁下岗 对于国企职工来说，企业被迫进入市场后他们可能丢掉“铁饭碗”——即得到保障的工作和福利——这比通货膨胀还可怕。政府已经开始向亏损的国企施压要求其降低成本。一些企业甚至获准破产，引起了职工的恐慌。这对工人们有极其重大的利害关系，因为中国当时没有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大的国有企业很像美国的军事基地，不但是经济单位，而且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它们提供有补贴的住房和医疗，甚至职工子女的教育。对于国企职工来说，失去工作就等于失去一切。 因此，自由市场会把国有企业淘汰出局的前景十分可怕。 但是1988年底为控制通货膨胀对经济采取的紧缩政策，使他们中的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机会。很多失业后仍留在城里艰难度日的人，却看到“官倒”和大款们在炫耀财富。总之，对很多人来说，市场力量带来的巨变让他们深感不平。 4月18日一大早，数百名学生穿过天安门广场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几条要求，包括要求更多的民主自由，停止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推翻1986年惩罚抗议者的决定，公开领导人及其子女的资产。当晚11点左右，数千名愤怒的抗议者从天安门广场来到几百米开外的党政机关所在地中南海的新华门前。他们不断高呼口号，要求进入中南海。警察请求他们离开但遭到拒绝。人群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点，警察才终于将其驱散。自共产党1949年掌权以来，这是第一次有示威者要求进入中南海。正如李鹏所说，在4月18日这一天，示威的基调从悼念变成了抗议。 。李鹏对赵紫阳说，要做出强硬的反应；作为当家人的总书记赵紫阳则认为，最好不要激怒学生，只要不发生打砸抢，采取强硬行动就是不明智的。 邓小平知道，压制学生的悼念活动只会激怒他们，就像1976年4月阻止悼念周恩来逝世点燃了抗议者的怒火一样。但是，悼念活动一结束，邓小平已经打算向学生发出警告。恰在这时，主张采取强硬路线的李鹏临时取代赵紫阳，接过了处理示威活动的工作。 赵紫阳出国后，临时接过工作的李鹏知道责任重大，于是去咨询杨尚昆。杨尚昆认为，鉴于局势的严重性，应当向邓小平汇报。当天傍晚李鹏和杨尚昆就向邓小平汇报了他们的看法，认为对抗议活动要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李鹏说，学生已经开始批评邓小平本人，而且还有另一些令人不安的进展：新华门前的扭打，六万名学生仍在罢课的报告，交通受阻，有关试图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幕后黑手”的报告，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事态之严重。[20-15] 邓小平同意要对学生发出警告，说明他们行动的严重性。此后，邓小平便深深卷入了应对示威者的决策之中。 邓小平说，必须终止这场动乱——像波兰那样纵容示威活动的其他共产党国家，党的权力垮掉了。因此中国领导人必须明确坚定地结束动乱，控制住局势。邓小平还说，要立即发表一篇权威社论向学生发出警告。要告知北京地区的领导人坚定立场，并指示高校的党政领导把事态平息下去。 胡启立受命负责起草社论，由笔杆子胡乔木定稿。社论于当晚在电台播出，第二天即4月26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20-18] 社论赞扬了大多数悼念胡耀邦的人，但也谴责一些悼念者有不当言行。按照社论的说法，一些示威者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成立非法组织，试图从得到政府批准的学生组织手中夺权。他们参与罢课，引发试图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动乱”。他们打着民主旗号破坏中国式的民主。不制止这场动乱就会导致社会混乱。斗争是严肃的，要立刻解散一切非法组织，禁止非法游行。对任何造谣惑众的人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李鹏及其支持者指望社论能够吓住学生使其屈服，毕竟，社论发出的严厉谴责等于政府公开威胁要逮捕很多学生领袖。然而令邓小平失望的是，结果适得其反，学生领袖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愈发坚定，并且动员了更多的学生加入他们的行列。李鹏在日记中说，“四二六社论”取得了成功，然而来自广场的报告认为它不过是激怒了学生。比李鹏更了解学生情绪的大学校长和管理人员觉得，社论毁掉了本来可以和平化解学生不满的对话的基础。在他们看来这篇社论的语气太强硬了。[20-20] 84岁高龄的邓小平很少出门，也很少跟人交谈，不再能敏锐地感受民众的情绪。有些干部相信，倘若周恩来还活着，他会与学生取得谅解。但是在1989年4月，没有哪个领导人既拥有提出解决方案的权威，又具备在革命老干部和青年人之间建立沟通渠道的能力。即便是赵紫阳，尽管他后来主张与学生对话，撤销“四二六社论”，但当时他也是态度疏离，并没有被学生视为同情他们的盟友 邓小平不肯撤销“四二六社论”，因为他担心这将削弱党的权威。虽然李鹏等官员放弃了最初不愿与学生对话的态度，但他们在会见学生时仍坚守防线，未能缓解局势。 面对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众示威给政府和党造成的压力，高层领导出现了两极分化。害怕混乱的一方认为必须进一步加强控制，另一方则相信应该对学生的要求采取更宽容的态度。李鹏是前一派的象征和中心人物，赵紫阳则代表后者。李鹏的日记中每天都记录着对赵紫阳的批评，他说邓小平在1988年秋天之前就已经对赵紫阳处理经济工作的表现有所不满；邓还不满赵紫阳在政治上软弱，没有坚定支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并且不愿意为恶性通货膨胀和群众对放松价格管制的反应承担全部责任。[20-25] 相反，赵紫阳则说，局势是在他出访朝鲜以及李鹏向邓小平汇报了示威可能带来的威胁之后恶化的。[20-26] 邓小平和其他党内元老以及公安力量都支持李鹏。从朝鲜回国后即主张撤销“四二六社论”的赵紫阳，则获得了知识分子、改革派、学生和广大群众的支持。 李鹏和赵紫阳都设法避免使他们的分歧公开化。李鹏4月23日为赵紫阳出访送行，又照例于4月30日迎接赵紫阳回国。然而，他们个人之间的分歧与对抗，以及各自营垒的影响力，却远远强过他们合作的愿望。自1988年夏天以来，两人之间的矛盾就因为经济问题的累积和赵紫阳要对中国的高通胀负责而不断加剧。当时赵紫阳名义上仍是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但对政府经济班子的控制权已经从赵紫阳转移给了李鹏。责任重叠之处，便成了作为改革派的赵紫阳与李鹏这个谨慎的计划派之间的战场。 与李鹏生硬而严厉的语调相反，赵紫阳的态度就像一个宽厚的长者去劝说本质不错的孩子 学生因赵紫阳的讲话而平静下来，天安门广场的示威人数骤减。 而赵紫阳的追随者则认为，李鹏这一派使他们争取学生合作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不难理解，邓小平打算在戈尔巴乔夫到达之前竭尽一切手段清空天安门广场。赵紫阳5月4日的讲话后学生开始返回校园，因此有理由期待事态将有所好转。北京地区较为温和的学生已经用脚投票，回到了自己的教室。但是那些更为激进的北京学生和外地学生仍然在广场上安营扎寨。 于是他们宣布了一个中国示威传统里前所未有的奇举：当天下午开始绝食。一千多名学生步行来到天安门广场，声称政府若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不吃饭。学生们宣布：“我们不想死，我们也希望活着，充实地活着⋯⋯但是如果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死能够让更多的人活得更好，或者他们的死能使祖国更加繁荣富强，那么我们没有权利苟且偷生。”[20-34]大多数绝食者只喝水及饮料。也有假装绝食、其实还吃东西的人。还有人既不进食，也不喝水，没过多久就晕倒了。抱定一死的决心使绝食者的斗争超越了现实政治并在民众中获得了道德优势。绝食者的电视画面引起了国内外的同情。一些指责学生阻断北京交通的旁观者也开始同情这些决心牺牲生命的学生，把他们看作英勇的受害者而不是麻烦制造者。政府官员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任何绝食者死亡都将激怒群众，因此在对待绝食者上行动节制。 在良好的医疗照顾下，没有学生死亡，但死亡的危险增加了示威运动的戏剧性。 绝食抗议完全出乎中央领导人的预料。5月13日，即绝食开始的当天，为此忧虑的邓小平会见了赵紫阳和杨尚昆。他说这场运动拖得太久了。他要求在戈尔巴乔夫抵达之前清空广场。当邓小平问到群众的情绪时，赵紫阳说，广大学生知道不能拿国家的荣誉当儿戏，不太可能干扰欢迎仪式。赵紫阳承受着压力，他要保证戈尔巴乔夫访问期间北京平安无事。他也被赋予很大的自由，可以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清空广场。 政府别无选择，只好取消原定在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改在有重兵把守的机场举行了一个规模很小的仪式。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地点是人民大会堂，示威者试图冲进去，事件过程中打碎了一扇窗户。 在绝食导致的纷乱中被迫改变欢迎仪式地点，这让邓小平和老干部们脸上无光，他们连自己首都的秩序都维持不了。 然而李鹏在日记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承认赵紫阳的说法是准确的，但他认为赵紫阳在这种场合说出来，是想把1988年的经济问题和导致学生示威运动恶化的决策责任推给邓小平。[20-50] 事实上，像李鹏一样，邓小平确实认为赵紫阳的话是在指责他要对当前的问题负责。 全世界的记者聚集在北京，本来是要报道中苏和解的过程，却发现学生运动更加引人入胜。 。一些连续报道此事的外国记者力求做到不偏不倚，他们说，大多数学生其实对民主自由了解很少，对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也没有多少想法。 戈尔巴乔夫的到访不仅标志着中苏关系的转折点，也是学生运动的转折点。在此之前，邓小平希望学生能够听从向他们发出的爱国主义呼吁，在戈尔巴乔夫抵京前离开天安门广场。对邓小平来说，按中国的条件结束中苏分裂是一件大事，绝不能放弃把天安门广场作为举行欢迎仪式的地点。可是学生却不愿让步。当时邓小平不想派军队进来，让可能导致的冲突破坏戈尔巴乔夫的访华。但是，当学生们在戈尔巴乔夫访问期间固执地不离开天安门广场时，邓小平认为他们做得太过分了。他准备动用军队。 第21章 天安门悲剧：1989年5月17日–6月4日 当邓小平开始准备调动军队的方案和宣布戒严令时，赵紫阳等一些自由派官员也在为避免暴力镇压作最后一次绝望的努力。 听过其他人的意见后，邓小平说，解决全国的问题，必须先从北京开始，因为首都的任何骚乱都会影响全国。他们必须立场坚定。例如匈牙利，国家领导人的让步只会导致更多要求。假如中国领导人也做出让步，中国就完了。邓小平又说，上海的江泽民采取强硬的自上而下的措施查封了不听指示的《世界经济导报》（这对平息那里的学生示威很有帮助），成功恢复了秩序。邓小平相信，现在需要的就是这样的铁腕措施。 当会上有人表示担心，外国人可能对动用武力做出负面反应时，邓小平回答说，行动要迅速，“西方人会忘记这件事的”。 赵紫阳意识到，作为总书记，将要由他来宣布实施戒严并监督它的执行。 会议一结束，赵紫阳就请他的助手鲍彤为他准备一份辞职信。赵紫阳知道，他无法强迫自己执行戒严令，而这一决定意味着他政治生涯的结束，但是他也坚信自己的决定将使他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赵紫阳在会上宣布，他不能执行戒严决定。他清楚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他说，告别的时候已经到了。 有些听众把赵紫阳的讲话解释为警告，表明他已不能再保护学生。这是赵紫阳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5月28日赵紫阳又给邓小平写信，试图就他对戈尔巴乔夫说的那些令邓小平气愤的话做出解释。同一天他被软禁在家中。他的助手鲍彤被捕并被送入关押高级囚犯的秦城监狱。虽然邓小平又活了八年，但他从未回复过赵紫阳的信，他们也再没有见过面。 赵紫阳了解胡耀邦在1987年承认错误的后果，因此他拒绝认错，他说，他没有做错任何事。在软禁期间，他享有舒适的生活条件，但直到2005年去世，能去拜访他的人一直被严格限制，他本人出门时也受到严密监控。 不论广场上的学生还是高层领导，都没有预料到接下来的一幕：大批北京市民蜂拥走上街头，彻底堵住了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进城的五万名军人，六条主要道路和其他几条小路概莫能外。李鹏在5月20日的日记中简单地写道：“我们没预料到会有大的抵抗。”他又记述道，各处的部队全被挡住。有些军人试图通过地铁进入天安门广场，但地铁入口也被封死。有些部队想利用郊区的铁路线，但市民躺在了铁轨上。 那天夜里皓月当空，照亮了北京城。外国记者看到人群从四面八方涌上街头，人数有几十万之众。据记者报道，整个城市都加入了示威，形成北京城里史无前例的景观。不仅学生得到普遍的同情，而且大多数人都反对戒严。[21-16] 第二天凌晨4点半，被学生控制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喇叭兴高采烈地宣布，各个方向的部队都已被堵住，无法到达广场。广场上的示威者欢呼雀跃。 学生们很快就组织起来，同被堵住的卡车上的士兵交谈，试图让他们相信学生们在从事正义的事业——他们要争取更多的自由，结束腐败。有印刷机可用的围观者很快印出了反对戒严的宣传页到处散发。有些士兵既不了解情况又准备不足，显得有些同情学生们的诉求。 自1949年以来，甚至在文革期间，在北京也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自发地示威反对党的领导。邓小平现在面对的是一场毛泽东有可能引以为傲的群众运动，如果运动的矛头不是指向他自己的共产党的话。 ]为了重新赢得民众支持，邓小平需要与天安门镇压无关的新领导人，并在军队占领天安门后向社会公布。实行戒严的前一天即5月19日，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就已选定江泽民做总书记，他们打算在四中全会后立刻宣布对他的任命。[21-26] 邓小平表扬了江泽民的果断行动：他以巧妙的方式关闭了《世界经济导报》而没有引起过激反应。 赵紫阳将离开政治局。邓小平没有指责赵紫阳闹派性，但是他说，赵紫阳和胡耀邦一样，都只与一个小圈子的人共事。 新的领导班子一到位，邓小平就会宣布他彻底退休的打算。即使没有任何头衔，邓仍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但江不同，他缺少革命领袖的个人威望，需要授予正式头衔以提供领导国家的权威。江泽民并不知晓这些有关他的未来角色的高层讨论。5月31日李鹏打电话通知江泽民立刻飞到北京，但没有解释理由。江泽民抵京后，李鹏对他说邓小平要见他。第二天邓小平便通知他已被正式指定为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在北京私下拜见了另外两位元老陈云和李先念，并立刻开始为自己的新工作做准备。 到5月底时，学生领袖就像他们所反对的宣传部一样，开始限制记者接触普通示威者，以便对群众所能得到的消息进行控制。但是消息很难控制，因为学生本身就不团结；那些脱颖而出的学生领袖作为大胆的演说家可以做到一呼百应，却不是能够制定长远的统一计划的战略家。学生们无法就行动达成一致。 此时距苏联瓦解还有两年，但是邓小平在1989年就坚信，苏联和东欧领导人没有为维护党和国家的权力做出足够的努力。在波兰，1989年4月4日的圆桌会议使团结工会取得了政治控制权，将总统一职改为由选举方式产生，随后便是共产党的解散。巧合的是，波兰定于6月4日举行大选，而中国军队则在这一天占领天安门广场。曾在苏联留学的江泽民后来赞扬邓小平行动果断，使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分崩离析。 在镇压过程中，军队的谋略家为了不使道路被封堵，早在5月26日就派出小队士兵渗透到北京市内。保密是关键。有些部队乘坐的是没有标记的卡车，武器也被藏了起来。有些部队为避免受到注意，穿着便装步行或骑自行车三五成群地进城。有些士兵守在交通要道附近，戴着墨镜，穿得像是地痞流氓。还有些人被允许穿着军装，但扮成外出进行常规跑步训练的样子。[21-39] 几天内，他们不断以小规模分头进城，但在6月2日即星期五，进城士兵的数量增加了。尤其是一大批士兵逐渐集结到了天安门广场以西约四英里的军事博物馆，这里将成为部队和装备的重要集结地之一。很多受过特别良好训练的部队也开始通过地下通道到达天安门广场旁边的人民大会堂内，他们将以训练有素的方式帮助天安门清场。还有一些穿便装的士兵被布置在全市一些重要地点，负责提供有关道路封锁状况和示威者动态的情报。5月19日军队第一次试图实施戒严时是在夜间行动，他们错误地以为人们都在睡觉，没有想到北京市民会借着月光涌上街头。军队领导人第二次采取行动时选择了6月3日夜间，按阴历这应该是最黑的一个夜晚。这个日子还有一个好处，因为6月4日是星期日，如果秩序能在这一天得以恢复，那么混乱就基本上被控制在周末而不是平常的工作日。 他命令军队只把违法者和试图颠覆国家的人作为目标。他告诉他们，镇压的理由是，为了继续改革开放，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中国需要和平稳定的环境。 由于政府已多次发出其他警告，很多人并没有足够重视“保护你们的生命”这句话。 然后人们又割断线路或拆卸零件，开始嘲弄车上的士兵，并朝他们扔砖头石块，有时候还攻击坐在卡车后面的士兵。路障在一些地方很有效，不但挡住了第一批卡车，而且使后来出发的卡车也无法绕过前面不能动弹的车队。 夜里11点时，仍然无法前进的部队开始直接向人群射击，使用的是每分钟能发射90发子弹的AK-47自动步枪。有人中弹时其他人就会将伤者搬离危险区，把他们抬上救护车或放在自行车和三轮车上，迅速送往最近的复兴医院。解放军的卡车和装甲车也开始全速前进，压过任何敢于挡路的人。[21-47] 即使开始使用真枪实弹、以致命武器对付同胞，部队仍然用了大约四个小时，才走完从木樨地到天安门大约四英里的路程。[21-48]在天安门广场，虽然半夜之前到达的部队人数有限，但一些警察和便衣早在几小时前就已经来到这里。晚8点，灯光照亮了广场和东长安街，到晚9点时这条大街上已几乎空无一人。装甲车和坦克开始载着部队进入广场。在数英里之外，当军队从东边向广场开进时，一些步枪子弹击中外国摄像师和记者们所在大楼的窗户——军队这是在警告他们不要靠近窗口，因为那里可以拍摄到广场附近的屠杀画面。一些穿便衣的军官挡住外国人，告诉他们离开大街以免受伤，并警告他们不要拍摄军事行动的照片。很多拍摄者的照相机和胶卷被没收。 认真研究过这一事件的外国观察家所做出的最可靠估计是，遇害的示威者大约在300人到2,600人之间，有数千人受伤。最初一些外国的报道说有上万人死亡，但后来都承认这是严重的夸大。当时在北京的加拿大学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根据外国武官的估计以及来自北京所有11所大医院的数据报告说，这些医院中至少有478人死亡，920人受伤。 [21-56] 有些人相信死亡人数可能高于这些医院记录的数字，因为一些家庭担心伤者或家人受到长期政治迫害，或私下治疗，或通过非常规渠道处理了死者的尸体。 示威的学生领袖受到追捕：有些人被短期拘留，还有一些人被投入监狱。甚至一些著名知识分子，譬如在广场上劝说学生撤离的戴晴，也遭到逮捕和监禁。邓小平亲自决定将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判刑七年，但他服刑期满后仍然处在严密的监控之下。赵紫阳的另外一些部下也被监禁，一些示威者在20多年后仍未获释。通过“地下通道”提供的藏身处以及勇敢的友人的帮助，包括柴玲和吾尔开希在内的一些学生领袖，以及像严家其和陈一咨那样的知识分子领袖，设法成功逃往国外。而王丹被监禁几年后获释，他流亡到西方，在那里继续自己的学业。 参加1989年示威的学生以及较年长的知识分子，像中国历史上的文人一样，对国家的命运怀有一种很深的责任感。然而，这些学生是温室中长大的一代，没有多少校园之外的经验。与1940年代后期的学生不同，他们没有用多年时间建立夺权组织；也不同于1980年代初的学生，他们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和文革的斗争，也没有经受过上山下乡的锻炼。他们是这一代人中最有才华的学生，但却只接受过考试的训练，而缺少人生历练。他们是在中国最好的中学和大学里备受爱护的教育改革的受益者。 此外，这些学生成长的这段历史时期，并没有为独立的政治活动者提供空间，让他们形成组织并检验自己的思想。示威者不是政治组织的成员，只是一群人中的一分子，领导者不断变化，参与者松散结合。在运动中脱颖而出的人，不是因为他们展现了杰出的判断力和战略规划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的即兴辩才和敢作敢为。留在广场上的人始终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国家领导人会承认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高尚情操，与他们对话，认同他们对国家的关心是正当的，并解决他们所提出的问题。 [21-58] 当学生领袖们思考“六四”之后该往何处去时，他们彼此承认自己挑战国家领导人，期待他们放弃权力的做法太幼稚。这一代和后来的学生们，都从这次可悲的经验中汲取了教训：跟国家领导人直接对抗很可能引起暴力反应，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因此，与苏联和东欧的抗议学生不同，中国的学生在“六四”之后不再跟共产党对着干了。很多学生逐渐相信，只有通过缓慢地建立基础，通过改善更多人的经济生活，通过加深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理解，逐渐形成对民主和自由的经验，才能取得进步。甚至很多不是党员的学生也承认，领导人当时面临着国家失控的危险，只有共产党才能维持促进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稳定。很多人相信，尽管有腐败和自私的干部，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它所带来的人民生活的改善——要比其他可能的选择更可取。他们希望，接下来几十年的稳定和经济发展，能为自由社会形成一个更牢固的基础。同时，绝大多数学生运动活跃分子都放弃了集体行动，专注于追求个人前程。 很多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也认为，向无辜的人们开枪的决定是不可饶恕的，党迟早要为这场运动翻案。尽管在决定动武中起积极作用的人仍然在世的时候，“六四”还很难平反，但政府的立场已经有所软化。在镇压后的20年里，很多坐牢的人都被释放，官方对这一事件的说法也逐渐变得温和：先是称为“反革命暴乱”，然后改为“暴乱”，后来又成了“政治动乱”，最终变成“八九风波”。 西方民众为何对天安门悲剧做出如此强烈的情绪反应？他给出的回答是：这既与电视将该事件戏剧性地同步展示于观众眼前有关，也与学生认同西方理想有关。简言之，赵文词认为，北京的镇压触动了人们的神经，因为它被解读成对美国神话——即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自由终将胜利——的攻击。很多外国人以此把邓小平视为自由的敌人，因为他镇压了捍卫他们信念的英勇的学生 吊诡的是，邓小平使中国向外国媒体开放，却使外国记者得以把他在天安门广场的镇压行动向全世界报道。 北京市民对学生毫不掩饰的大力支持，使记者和学生都难以想象政府会向自己的人民开枪。很多记者事后自我批评说，他们像自己所报道的学生一样沉浸在兴奋之中，以至于看不到潜在的危险，未能让西方观众对后果有所准备。 在极力控制事态的中国领导人看来，外国媒体成为了推波助澜的“黑手”， 因为中国的酒店职员、靠近香港的南部城市的居民以及海外华人，都能够收听收看到这些节目。确实，很多中国人都热切收听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有线电视（CNN）的报道。中国的专业记者羡慕那些能够自由报道他们所见所闻的西方记者，并在自己写报道时试图扩大自由的尺度。 很多干部认为，在邓小平无法用不向人群开枪的戒严令恢复秩序之后，他已经别无选择，只能以他最终所采用的方式来维护国家的统一。当很多中国人把邓小平对北京学生骚乱做出的反应与戈尔巴乔夫和东欧领导人对付本国动乱的做法加以对比时，他们认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今天的情况要好得多。他们坚信，中国仍然处在早期发展阶段，假如领导人让知识分子享有他们所追求的自由，中国不可能维持统一。他们也承认1989年悲剧的严重性，但是他们相信，假如邓小平在1989年6月未能终止持续两个月的混乱，中国有可能发生更大的悲剧。 但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在天安门事件后的20年里，中国人享受着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甚至是奇迹般的增长。小规模的抗议不计其数，领导层为发生更大抗议的可能危险而紧绷着神经，但是中国在“六四”之后的20年里避免了大规模的骚乱。今天，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比他们在1989年时舒适得多。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他们都得到了更多的国际资讯和观念。教育水平和人均寿命也在继续迅速提高。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中国人对民族成就的自豪感远超上个世纪。 官场腐败引起的民怨自1989年以来有增无减。很多中国人担心，没有更加独立的媒体和司法制度，很难在控制腐败上取得进步。很多中国领导人显然认为，邓小平把经济的快速增长与老百姓支持的增强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但他们也担心一个终极的“假如”：假如在增长的步伐放缓之前，他们无法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那将会发生什么？ 第22章 站稳脚跟：1989–1992 “六四”之后北京的气氛一片肃杀，邓小平所面对的民众比共产党掌权以来任何时候对党都更加疏远。到5月20日，情况就已变得很清楚，政府失去了城市居民和年轻人的支持，领导人都担心政权难保。6月4日动用武力威胁致使群众屈从，但此举只不过加深了党与人民之间的鸿沟。军队也士气低落——军人为了替党保住权力而枪击无辜平民，他们无论如何不会觉得这是英雄壮举，征兵也因此陷入低谷。在经历了1988年的通货膨胀，胡耀邦之死和调动军队清空天安门广场这些事件之后，民众对邓小平和中共的拥护跌至最低点，这与1984年时高涨的民意支持有天壤之别。 邓小平相信，为了重新赢得群众的拥护，党迫切需要立刻加快经济发展。然而，在1988年的通货膨胀之后，控制着经济政策的谨慎的保守派却在抑制增长速度。 为了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他说，必须干出点儿实事，要抓紧调查和惩治腐败大案，不管涉及到谁。他重申了第三代领导人必须继续改革开放的政策 对于了解邓小平的人来说，他采取的战略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他要推动经济发展，加强“思想教育”。也就是说，他对知识分子实行西方式民主改革的呼吁不予理睬，并且他要让群众相信现行的制度最适合当前的中国。 鉴于群众对“六四”悲剧的反应，邓很高兴他们选择了一个没有参与镇压的接班人，这可以让群众感到有一个新的起点。虽然江泽民在6月4日之前就来到了北京，但邓小平要确保江泽民的名誉不因天安门事件而受损。为此，他个人承担了在北京恢复秩序的责任，并且直到6月24日江泽民在四中全会上正式当选为总书记，才宣布了对他的任命。 [22-10] 邓小平在这时宣布自己的接班人，也是要向党和群众表明，他是按正常程序 果断移交了权力，并不是在匆忙推出一个接班人。 然后邓小平说出了他的离别寄语：一定要让群众和外国人明白，中国领导人将坚持对外开放，这一点十分重要 不管邓小平对“六四”之后中国的困难多么担忧，他与李政道的合影向世人展示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在向公众公布的照片中，邓小平站在北戴河的海水里。在这场被充分宣传的会见里，邓对李政道说：“最近在北戴河每天游泳一小时。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他承认中国最近的事件使人警醒，但他接着说：“现在我可以肯定，经过动乱，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可以搞得更好。” [22-16] 邓小平的基本意思明白无误：他对中国的前途仍然很乐观，尽管有外国政客的批评，外国科技进入中国的大门仍然敞开着。 那场反革命暴乱的目的是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让他们得逞，就会天下大乱。坦率地说，这有可能导致战争。 邓小平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打了22年仗、死了2,000万人才换来的，任何力量都无法取代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这是一个感到他的国家的命运处在危险之中的人发出的严厉信息，他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抗议者持续的支持加剧了这种危险。 1989年到1991年发生在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剧变，再加上1989年春天北京的示威运动，不但使外国人、也使很多中国人怀疑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存在下去。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国家共产党统治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让很多西方人兴高采烈，他们希望中国的民主派也能让共产党的统治寿终正寝。同时，中国领导层竭力控制住国内的问题，但他们的媒体向民众所作的报道被那些发生在东欧和苏联的出人预料的事件所压倒，一次又一次让他们陷入尴尬的境地。通过《参考资料》上每天从西方媒体翻译过来的材料，中国的官员要比一般群众更加了解真相。 让中国人和邓小平本人尤其感到震惊的，是发生在罗马尼亚的、反抗中国的老朋友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及其妻子的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它在12月25日以两人被枪决而达到顶点。齐奥塞斯库是东欧领导人中唯一下令军队向平民开枪的人，中国领导人不可能不想到七个月以前北京类似的军事行动。确实，罗马尼亚的事态急转直下，导致了齐奥塞斯库被处决，这让中国领导人担心自己能否免于和齐奥塞斯库——他曾表示赞成北京6月4日的镇压——同样的命运。 这种担忧的程度，大概可以从政府对中国民众掩盖罗马尼亚动乱的做法中看出。当齐奥塞斯库在12月17日下令军队向平民开枪时，中国媒体未作报道，只是在四天以后简单地报道说，齐奥塞斯库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对抗恐怖活动，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当无法避免报道罗马尼亚的大规模冲突时，中国媒体仅仅承认了新华社驻布加勒斯特办事处的一些窗户被子弹击碎。12月27日齐奥塞斯库被枪决两天后，《人民日报》在第四版下方发布了一则只有一句话的报道：“罗马尼亚电视台12月25日宣布，罗马尼亚特别军事法庭判处齐奥塞斯库及其妻子死刑，这一判决已经得到执行。” [22-45] 斯考克罗夫特当时正在北京，据他说，中国领导人过去经常赞扬齐奥塞斯库，说他证明了共产党能够顶住自由派的猛攻，当他们听说罗马尼亚的事变后感到了惊恐。 齐奥塞斯库遭到处决尤其令邓小平感到不安。 12月，罗马尼亚反对派运动的严重程度大白于天下之后，邓小平暂时停止了公开会见的活动。 从1989年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北京负责宣传工作的干部感到很难处理从东欧和苏联传来的消息。尽管作了很大的努力去掩盖、淡化、拖延甚至歪曲新闻，但事件本身毕竟还是时常让他们感到头痛，因为这些事件使他们不可能取信于民。1989年6月4日，邓的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示威者的同一天，波兰公民以民主投票方式选出了议会，这也是二战之后苏联占领东欧以来，东欧国家第一次举行这样的选举。但是《人民日报》直到6月10日，即邓小平向戒严部队干部发表讲话之后，才向民众报道了这一选举的消息，但仍然只字不提反对党候选人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共产党候选人。早在1980年代中期，当雅鲁泽尔斯基（Woyciech Jaruselski）取缔深得民心的团结工会时，北京的媒体曾为之拍手称快；而在1989年11月雅鲁泽尔斯基被赶下台时，深感震惊的北京官员并没有向中国民众及时报道这一消息。 [22-52] 从1989年9月底到10月初，当成千上万的东德人涌入西德避难时，中国的报纸却在继续赞扬东德。例如，10月7日（东德共产党统治40周年纪念日）东德爆发大规模抗议时，《人民日报》不但只字不提，反而误导人们说：“东德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现在已经加强了团结。”然而，这种向中国民众掩盖东欧事态真相的做法只会对北京的领导产生不良影响。当11月11日柏林墙被推倒时，《人民日报》再也无法掩盖这一消息了。 [22-53] 全会结束那天，《人民日报》根本没有提到苏联，而是宣布“在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肯定会发生新的动乱和战争，国家将陷入分裂，人民将遭受苦难，更谈不上国家建设”。第二天报纸才登出莫斯科的苏共全会同意放弃垄断权力的消息。 [22-54] 苏联解体后，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像很多西方人一样高兴。有人甚至向可靠的朋友重新提起1950年代中国采用苏联式工业化时的一句著名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涵义却非常不同 邓小平重申，尽管发生了动乱，由于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功，中国能够顶住外部压力。他承认中国有可能波浪式前进，快速进步时期之后会进入调整期。他还指出，世界形势的巨变给中国提供了前进的机遇，但是如果不抓住机遇，其他国家就会迎头赶上，又把中国抛在后面。最后，邓小平向他的同事重申，强调经济增长不意味着中国要忘记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 邓小平在试图说明苏联犯下的错误时宣称，苏联没有及时进行经济改革，高层领导人没有坚定地维护共产党。相反，苏联领导人与美国搞军备竞赛，钱花在了这种竞赛上，而没有用来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苏联的领导层享受着优越的生活，但苏联人民并不是这样。在天安门悲剧之后的困难时期和苏联解体的时期，邓小平不断重复着一句口头禅：“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 “六四”后几周的危机时刻过后，邓小平等领导人开始处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年轻人对政府和共产党的疏远。 东欧和苏联共产体制的崩溃表明，共产主义世界的年轻人已经失去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和共产党正统学说的信仰。邓小平和他的党内元老们认识到，不能再指望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教育去打动中国的年轻人了。尽管邓小平本人支持过反对地主资本家的阶级斗争，但它也无法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引起年轻人的共鸣了。 然而在1989年之后，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出现了针对外国制裁的普遍的爱国主义反应。在很多西方人看来，对中国的制裁是对在“六四”中使用武力的中国领导人进行抨击的一种方式，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制裁伤害的却是全体中国人。就像抗战时期共产党人诉诸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一样，此时的爱国主义“教育”把民族主义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反过来说，批评共产党事实上就是不爱国。 [22-68] 即使没有爱国主义教育，到1980年代末时很多中国人已经认识到，1978年开始实行对外开放以后，中国人过于美化西方了（就像一些宣传干部所说，有些年轻人认为“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但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中国人自然而然开始对自己的国家有了更多的自豪感。 西方对台湾的支持和对中国主张南沙和东海岛屿主权的抵制，在政府向中国民众做出的解释中，被说成是遏制中国的例证。诸如此类的宣传取得了预期的效果。1989年后的几年里，当初高呼口号反对政府腐败和争取更多的民主自由的学生，也开始支持党和政府。他们喊出了反对外国人的口号，因为他们认为外国人是在不公正地指责中国。 1989年时反政府的年轻人，现在又热烈支持政府有关中国受到其他国家苛待的说法。 在这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努力中，最有效者莫过于重拾抗战时期的反日宣传。当日本政客参拜供奉着日本在二战中阵亡官兵的靖国神社时，或是当极右翼政客否认南京大屠杀时，即使这种事在日本并没有多少人在意，他们的言论仍会被公布在中国的媒体上，引起强烈的反日情绪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支持。 中国存在着像东欧和苏联那样陷入分裂的危险，因此需要做出认真的努力重新赢得年轻人的支持。爱国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机会的增加，共同构成了解决问题的手段。但是，鼓动排外情绪的做法也远远超出了邓小平所鼓励的范围，而且在他退出政坛后愈演愈烈。 第23章 邓小平时代的终曲——南巡：1992 当时邓小平对北京保守的经济政策也感到不快，可是他对这些政策又不能完全说了算。他无法在《人民日报》上表达自己的观点，便把它登在另一家报纸——上海的《解放日报》上。可是1991年这把火并没有点着，决心已定的邓小平在1992年又点了一把更大的火。他以87岁高龄，乘专列南下，先去武汉，然后是深圳、珠海和上海，他在这些地方成功点燃了扩大市场开放和加快发展的大火。 1988年通货膨胀引起的恐慌，北京当局在1989年5月军事戒严失败后的几近崩溃，苏联和东欧政权相继垮台的新闻——这一系列事件使北京变得近乎绝望，气氛高度紧张。陈云仍是谨慎的计划官员的核心，邓小平则吸引着大胆主张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人。在 邓小平则认为，不加快国家的发展，共产党的统治就会陷入危境，因此他同样坚定地认为，只有加快发展和开放才能维持民众的拥护，使国家得以生存下去。对政权可能突然崩溃的担忧让双方关系更为紧张。 [23-1] 遗憾的是，1990年，北京的领导人对邓导师上的课和上海的领导人加速经济发展的愿望无动于衷。他们当时更多地是跟着谨慎的计划派大师陈云走。陈云在上海郊区的青浦长大，经常回上海视察当地情况；在党内，他在跟上海有关的问题上享有特殊的权威。陈云反对在上海建经济特区，不仅因为这有可能给国家既有的重工业和税收基础造成风险，还因为作为一个在1920和1930年代在那里工作过的人，他深知资本主义的罪恶和上海商人那种在他看来对洋人过分卑躬屈膝的“买办习气”。因此，陈云担心外国租界死灰复燃。可是邓小平对陈云的迟疑已经失去了耐心。虽然没有点名批评陈云，但他在1990年2月说，上海的发展落后于广东。圈里人都知道，他这是在表达对陈云反对开放上海的不满 他说，金融——他有意避免使用容易引发不满情绪的“资本”一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想在金融领域获得国际地位，全国都得靠上海。 [23-12] 邓小平一向反对空话、长篇报告和不作认真准备的会议，他曾说过：“没有话把嘴巴一闭⋯⋯会议和讲话是为了解决问题的。” [23-19] 发了一通脾气后，邓小平说出了他的要点：“谁反对改革，就让谁下台。”尽管他是在向武汉当地的人说话，他的话也没有登在公开的媒体上，但很快就引起了江泽民的注意。两天以后江泽民对手下的干部说，要加快开放步伐，恢复对外开放政策，减少会议的数量。 [23-20] 不过即使在公开场合，他也表明了自己的担心，他说，左的政策会造成可怕的后果，甚至会葬送社会主义。 [23-28] 他警告说：“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23-29] 在与地方干部的坦率交谈中，针对那些把特区说成搞资本主义、受到外国人控制的批评者，他说，只有四分之一的投资来自外国人。他又说，中国在政治上控制着所有外国公司，可以确保它们对中国有益。他不仅不担心现在的外资水平，还主张增加外资数量，建立更多的合资企业：外国企业不但交税，还能为工人提供就业岗位和工资。 [23-30] 邓小平在返回宾馆的大巴上再次谈到他的很多基本观点：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也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先富起来的地方要多缴税，用来帮助落后地区。但各地的情况不可能很快拉平，不能搞“大锅饭”，这会打击人们的热情。邓小平鼓励干部进行试验，敢于冒险，不要怕犯错误，有错改了就好。 [23-31] 保守派干部意识到了邓小平讲话得到的普遍拥护，勉强同意了反映邓小平讲话精神的文件。在3月20日全国人大的年度会议上，人大代表中间的政治气氛反映着邓小平南行带来的干劲。 [23-58] 知识分子和军队干部利用已经变化的气氛，在各自单位向左倾思想发起了进攻。 据江泽民说，他觉得邓小平仍在考验他，潜在威胁犹在：假如江泽民不全力支持改革，得到军队拥护的邓小平有可能用乔石把他换掉。 江泽民说，要大胆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没有必要讨论改革姓“资”还是姓“社”。江泽民进而把这些想法概括为一个他估计能得到邓小平赞成的说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说他喜欢江泽民的讲话，这让江泽民如释重负；邓又说：“其实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江泽民的考试过了关。随后，邓小平仿佛仍然是最后的决策者那样，他让江泽民把中央党校的讲话在内部传阅，如果反响好的话，可以作为十四大的主题。不出意外，反响果然不错。 江泽民不但赞扬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且把他的观点上升到“邓小平理论”的高度。知情人都清楚，邓小平是个实干家，不是意识形态宣传家；与共产党国家的很多领导人不同，他并不认为担任最高领导人必须成为理论家。但是对于江泽民来说，把邓小平的观点上升到理论高度，能够加强它的重要地位，使之可以与“毛泽东思想”平起平坐，让人们能够像干革命一样集中精力搞四化。 江泽民还重申了邓小平关于有些事情不要管它姓“社”姓“资”的观点。公有制仍然是主要的所有制形式，但要继续使国有企业变成更加独立的经济单位。要在试验的基础上引入股份制，不但要扩大商品市场，还要发展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和住房市场。科学技术不但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 李鹏在镇压“六四”示威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所以只要有他担任总理，邓小平便不必担心为“六四”平反的问题。朱镕基在管理经济上成绩卓著，尤其是他既克服了通胀压力，又没有使经济像1988年至1989年那样硬着陆。朱镕基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成为国务院总理。 江泽民手下后来成为第四代领导人的都不是老革命，而是在邓小平那一代领导人建立的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好学生。他们出生在战争年代，却是在1949年后共产党的领导下接受的教育。他们年龄太小，没有赶上去苏联或东欧学习的机会；又因年龄太大，错过了去西方留学的年代。他们上学时，西方的法学、经济学和商业管理这些学科还没有被引入中国，但他们在任职期间通过文件、会议和短训班的形式学习了这方面的知识。他们是既能干又眼界开阔的技术官僚，大多数人是学工程技术出身，接受现有体制并希望维持它的有效运转。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优点是做事负责，与同事和下级都能搞好关系，不会挑战上级。他们没有经历过严重危机的考验，也不准备挑战现行体制。他们只是在邓小平那一代人建立的框架内，务实而勤奋地工作着。 第24章 转型的中国 邓小平于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方面。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 到邓小平退休时，年轻的中共干部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首先必须考上较好的高中和大学。邓小平重视精英治国的做法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 甚至在当上干部的人中间，出身名牌大学的最优秀的毕业生可以在中央机关就业，入读较差大学的人则要从较低级别的机关做起。随着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在1980年代末以后的迅速增加，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政府公务员时又增加了新的重要考试。不过，一个人一旦成为干部，他的升迁便不再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考试，而是根据他的工作表现。这种制度在邓小平的接班人那里也得到了沿用。 性城市社会中国自有历史纪录以来直到1990年代，基本上是一个在方言和文化上有着巨大地区差异的农业社会。1949年以前，落后的运输系统使大多数商品只能在从当地乡镇市场步行可及的区域内生产和消费，很多人几乎一辈子都生活这个范围之内。[24-6] 毛泽东对人口流动的严格管制，使1949年以前就很有限的人口流动变得更加缓慢。在毛1976年去世时，农村人口仍然占到总体人口的80%以上，农村生活也受到村庄、家庭和集体的控制，很少与外界交往 流动受到限制、在农村和城市单位中对上级的依赖、与外界缺少沟通，这一切使生活变得死气沉沉。毛泽东鼓吹革命的意识形态，可是他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却进一步巩固了封闭的“封建”社会。 在1978年改革开始之后，城市的领导人担心大批流入的农民将使城市设施和食品供应不堪重负，因而保留了城市户籍制度，这种制度长期限制着人们是否能得到城市住房、就业和子女教育等各种服务。在1980年代初期，粮食和食用油的配给量几乎只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食品供应不足以养活进城投亲靠友的农民。但是在1983年以后，随着食品供应的增加，政府开始允许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进城。当时，沿海地区的出口产业能够吸收大量进城务工、希望过上好日子的农村青年。中国历史上有过战乱和饥荒导致数百万人迁徙的现象，但它们从未达到1978年以后那样的迁徙规模。 邓小平时代教育体系不断扩张。在1980年代多数年轻人不但可以读小学，而且能念完初中。1980年代后期电视的快速普及，用普通话播送官方新闻的全国性电视频道的建立，大大扩展了民众共同的信息基础。到邓小平退休时，不但学校和政府机关，连国营企业和商店都已普遍使用普通话，大多数人都可以用标准的普通话相互交流。邓小平时代交通运输体系的扩展，使工业制品能在更广的地理范围内流通，从而扩大了外贸和内需的生产规模。1980年代以前中国只有很少商业品牌，但是到邓小平退休时，具有国内外认可的品牌的工业产品已出现在全国各地。 可是在邓小平退休的1992年，符合国际一般舒适标准的农村住宅的建设才刚刚起步，农村地区的小学条件仍然大大落后于城市中较好的学校。 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以及一种更强大的国家文化的发展，并非来自邓小平或他的同事的计划。邓小平确实想打破军队中的地域观念，使士兵能够服从来自其他地域的司令员。他也确实鼓励推广普通话教学，使各地居民能够与外地人交流。 有意思的是，邓小平时代开始的开放性的流动，与毛泽东那种为社会设置重重障碍的所谓革命相比，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更加深远的革命性影响。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的过渡以及共同的国家文化的传播，是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统一以来发生的最根本的社会变化之一。 在19世纪的美国和欧洲，旨在保护民众、对公司的逐利行为加以限制的法律法规也是缓慢形成的。邓小平统治时期的中国，经历着类似于19世纪美国和欧洲的掠夺式资本主义，当时既没有反垄断法，也没有保护工人的法律。在1980年代的中国，当市场爆炸式地增长时，不可能立刻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完备的法律法规，也不可能马上训练出执行这些法律法规的官员。从某些方面看，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类似于19世纪的美国西部，当时那里的地方法律和法院都尚未建立。就像美国尘土飞扬的偏远小镇里带枪的地方治安官一样，中国地方官员管理着地方市场：由于不存在健全的司法系统，法律由他们自己说了算。 文革之后，很多人仍然害怕受到搞资本主义的指责，邓小平在中国建立更灵活、更具活力的经济并非易事。邓小平很清楚，如果干部过于严格地执行法规，中国经济将难以起飞。他一向更加关心取得成果，而不是照章办事。他认为一定的腐败难以避免，正如他所言：“窗子打开了，难免会有苍蝇和蚊子飞进来。”他需要的是敢闯敢干的干部，他愿意承担让一些苍蝇飞进来的代价。邓小平的某些子女受到过利用个人关系为自己牟利的指控，但没有证据表明邓小平为自己或自己的家人敛财。邓小平也知道，为了让地方干部积极支持改革和创业，必须使他们得到一定的机会去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苏联和东欧的官员阻挠改革，甚至使其半途而废，就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改革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邓小平要让干部致力于改革，为群众谋福利，因此他允许一些地方干部先富起来，只要他们能为当地带来经济成功即可。邓小平很重视维护党的地方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在邓小平看来，公开揭露为现代化做出切实贡献的干部所犯的错误，会让他们更难以开展工作。但是邓小平并不想保护激起民愤的干部，他会随时对因为无视公共利益而受到当地群众反对的干部进行严肃查处。死刑在中国的使用远比其他国家频繁，以便警告可能犯下类似罪行的人。在这种无章法的社会中，谋取私利的机会几乎无穷无尽。掌握土地的干部在批准土地使用权时经常收礼。国企“私有化”时，本单位职工往往能得到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企业股份。国企负责人在完成国家指标后，被允许在市场上出售产品，于是他们常常把大量精力用在这一类生意上。公家的卡车在完成本单位的主要工作后，可以跑运输做生意，以便改善单位职工的生活。就像俗话所说，毛泽东时代是一切“向前看”，邓小平时代则是一切“向钱看”。邓小平给他的接班人留下的这种体制，没有对公私利益做出严格区分。地方干部对于能从他们管辖的企业拿多少好处，在看法上千差万别：收受春节礼物？给亲戚朋友找工作？拿红包？如果能拿，拿多少现金为宜？子女上好学校或出国留学的机会？公车私用？由于司法不独立，民众往往不愿意冒险向个人捞好处的当权者发起挑战。对于因建新项目而被迫搬迁的居民，中国所提供的保护极差，开发商能够和政府官员联合起来迅速把土地搞到手，而对搬迁户或原土地使用者的补偿充其量也就是中等水平。从中国领导人的角度看，地方政府和建筑商的这种勾结未必不当，它可以使企业迅速开工，从而能够更快地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一些靠关系或特权发财的官员及其家属公开炫耀财富，例如美酒佳肴、汽车、高档服装或豪宅，这让反对腐败的人愤愤不平。经过勤奋学习通过考试并完成工作，真正有资格升迁的人，看到无能之辈因为跟当权者有特殊关系而得到了提拔或更多特权，他们也会怒火中烧。 邓小平及其接班人看来，这些土地原使用者的合法权利不应妨碍他们所认为的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包括工作时限、车间环境和安全标准，往往比西方19世纪早期工业革命时可怕的劳动条件好不到哪里去。有些企业利用相关劳动法规的缺失，让工人住在拥挤的宿舍里，为他们提供的劳动环境也几乎没有安全或质量标准可言。[24-9] 对于数千万青年农民工来说，能在沿海地区的工厂生活和打工，即使工作很辛苦，报酬也很低，但仍然比农村的毫无希望的贫困生活强不少。他们愿意超时劳动，甚至因为害怕被解雇而忍气吞声 为何会有这么多境外商人涌向一个法规仍不健全、专利保护也很差的国家？吸引他们的是这里的勃勃生机：决策速度快，落实决策不必受复杂法律程序拖累，规模巨大的市场迅速成长。有些外国企业家抱怨自己被中方合作伙伴和当地政府所利用，但也有一些人发现，一定的法律保护，与精明的、善于解决问题的地方官员的可靠关系，向上级部门投诉的可能，这一切加在一起，足以提供诱人的机会，所以他们愿意为此承担任何可能的风险。 为全民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 在邓小平时代，政府雇员，包括大型国企的职工，都享受单位提供的公费医疗和福利，但这些职工只占全部人口的一小部分。[24-11] 政府预算的规模过小，根本不足以为每个人提供退休保障、医疗和其他福利。在1980年代末，随着市场作用的扩大，高收入人群能够购买良好的医疗服务并自己解决福利问题。但是广大群众仍得不到医疗和其他福利。 重新划定和坚守自由的界线。 邓小平曾面对的最麻烦的问题，大概就是为自由划定界线，使其既能满足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的要求，又能让领导人维持社会秩序。天安门悲剧之后，民众普遍害怕要求更多自由，但这种胆怯不会永远存在。出版物数量的增多，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惊人扩张，使中共更加难以控制官方认定的危险思想的传播。 遏制腐败。 邓小平在台上时一直赞成惩办腐败大案，但是当地方干部为了促进四化、加快经济发展而悄悄违法时，他宁愿视而不见。邓小平接班人所面对的问题是，各级干部都在想方设法地捞外快。政府官员、医生和国企领导人都经常收红包。掌握着土地和建设项目审批权的干部不但直接拿好处费，还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股份和资产，接受宴请，享用豪车。无论地方还是部队的干部，都会向有权提拔干部的人送好处。年轻人要给征兵的人送钱才能入伍。高层干部面对的挑战是，这些做法现在已到处泛滥，众多干部或其家属牵涉其中，使克服这类问题变得极为困难。 自邓小平时代以来，随着工业的巨大扩展，烟尘、水资源短缺、河流污染、酸雨、环境污染对健康的损害和食品污染等等问题有增无减，公众这方面的觉悟也在同步增加 邓小平的接班人受到压力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更加成功地阻止腐败的泛滥，也没有为解决不平等问题采取更多的措施。克服这些问题将来有可能变得更为困难：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面对的风险是，很大部分人还没有机会享受早先经济增长时期带来的好处，经济就陷入滑坡。为了应对这种可能性，中国领导人必须从经济增长以外寻找合法性来源，抓紧在解决某些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减少腐败和不平等，提供合理水平的普遍医疗和福利，想办法证明在选拔官员时是尊重民意的。 ，但是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一定会说：中国绝不应当称霸，绝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应当与各国保持和睦关系，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和平发展。 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 与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过五年的邓小平不同，陈云憎恶他在1920年代的上海看到的资本主义，所以他从未去过资本主义国家，后来也不参与和西方领导人的会谈。 邓小平觉得，邓力群在遏制知识分子对党的批评上是个可用之材。由于邓力群头脑聪明，无所畏惧，说话直率，会写讲话稿，又不是负责一线工作的干部，所以邓小平与他的交往要比负责一线工作的干部更轻松。与比他职位高的官员相比，邓小平更经常征求他的意见。由于有强大的保守派的支持，邓力群不但敢于攻击知识分子，甚至敢于批评胡耀邦总书记。事实上，他成了胡耀邦主要的批评者，充当着那些认为胡耀邦允许过多的自由、没有尽力维护党的权威的保守派老干部的代言人。邓力群大力提倡维护党纪的重要性，在攻击对党有批判意见的知识分子和干部时从不手软。倡导自由的知识分子认为，邓力群在鼓动老干部毫无必要地压制自由时，发挥了很不好的作用。在阴险的康生死后，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官员最痛恨的人便是邓力群。 但是邓力群也支持陈云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慎重态度。此外，1980年邓力群在中央党校做了一系列有关陈云经济思想的讲座，听上去像是在鼓励对陈云的个人崇拜。后来，陈云总是大力支持邓力群。中共的宣传几十年来一直赞美工人、农民，但这并没有完全抹去邓力群对胡耀邦这一类人的轻视— 胡乔木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是起草官方文件的“大笔杆子”，最权威的党史专家，享有比邓力群更高的头衔和名望。[25-7] 胡乔木是学识广博的出色学者。作为中共干部，他感到有责任维护党的权威和党的言论的正统地位；作为学者，他阅读广泛，不断求知；作为朋友，他对想表达不同观点的人十分体贴周到，为使他们的观点能被最高领导人接受提出建议；作为正统思想的捍卫者，他会攻击那些批评党的知识分子；作为竞争者，他以党的正统思想最权威的代言人和大笔杆子的身份打压对手。 例如邓小平就借重胡乔木的才华，让他领导自己的政治研究室，不断请他在意识形态观点方面把关，以使他的讲话和文件既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又不会在毛泽东生前及死后招致背离中共正统思想的批评。 微信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