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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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世纪及以前的史学观念当中，关于民主制的起源主要有两类观点：一部分学者（以欧美和拉丁语系的史学家为主）将其追溯到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上，另一部分学者（以德意志地区的历史学家为主）则认为民主制发轫于日耳曼蛮族的部落传统。但近些年来，这两种观念均遭到了质疑。一方面，伴随着蛮族人入侵的浪潮和古典时代的结束，希腊城邦的民主传统就已经出现了断层，西欧的民族国家没有一个是在古希腊城邦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起来的；反过来，“自由诞生在条顿黑森林当中”的神话在今天也基本上失去了信徒，日耳曼蛮族部落民主传统的直接继承人是西欧中世纪国家的贵族政治和封建体制，而非现代的议会民主制。在目前的历史学研究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西欧的城市传统在西欧民主化进程当中的作用。西欧的城市作为脱离封建体制的力量的集合体，在中世纪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的壮大，并最终推动了城市资产阶级在西欧的崛起和君主立宪制的出现。换言之，西欧的民主制并非在原先的制度遗产上改良演化的结果，而是体制外力量掀起的一场变革。西欧的城市资产阶级在封建体制无法控制的地方成长起来，并最终将君权和贵族特权关进了制度的笼子，这一过程和古典时代或黑暗时代之间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与精神上的联系，而非政治实体上的延续。 那么，城市资产阶级的崛起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大量的经济史学家将其归功于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后，贸易的迅速扩张对于城市经济的促进作用。而在本书当中，作者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视角。在作者看来，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政治上的民主化在其最初阶段表现为君主对于新兴资产阶级的“让权”，或者更为准确的说，是封建王权对于金融资本的让步。古典时期的帝王们基本上可以通过税收来满足国家的财政需要，因此他们没有任何动机通过出让权力来换取更多的收入。但伴随着古典帝国在蛮族入侵浪潮下的崩溃，它们的税收体制也相应地瓦解了，而蛮族王国向来没有征收税收... (查看原文)

  Zophiel 2025-02-27 11:14:53

• 收入的货币化使国家直接税采取了全新的形态，如人头税、财产税和所得税。这些新征税形态的主要目的是从旧的税收体制无法触及的经济领域中获取税收，但新旧税收体制之间的平衡点在每个国家都不相同。在印度孔雀王朝（公元前320~前220）以及随后的绝大多数印度本土国家中，税率极高的实物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都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基础税率是1/6，但土地经过灌溉后产出的税率可高达50%。据驻印度的希腊使节麦加斯梯尼的记载，一般情况下孔雀王朝征收的税率是25%。不从事农业生活的人则需要缴纳人头税和所得税，即使是身份低贱的歌手、舞者和妓女也是如此。在中国的汉王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实物税的名义税率是很低的，通常只收取谷物产出的1/15~1/13。农民的主要负担来自人头税以及每年一个月的强制性的无酬劳役。国家的财政收入还包括对各行各业的人征收的财产税。 这种无所不包的直接税绝非大帝国所拥有的经济资源的全部。皇室领地以及国家垄断的产业都能带来大量的收入，这些垄断产业可能包括采矿、林业、外贸、铸币以及制盐等。除此之外的财源还有间接税、罚金以及皇室金库的贷款。在托勒密王朝治下的埃及，国家几乎深度涉足经济当中的所有部门，其税收涵盖范围之广令人惊叹。 铸币的出现与普及使得新帝国的国库中贮藏的是货币，而非谷物。除此之外，更为清楚的一点是，这些新帝国的国库像旧帝国一样充盈。波斯人在白手起家时也许不过是头脑简单的战士，但他们在克洛伊索斯这样的聚敛能手的指导下进步极快。与管理行政事务相比，居鲁士和冈比西斯一世更偏好指挥征战，因此，他们仅仅是在被征服国家的税收体系的基础之上，通过收取贡金的方式来满足财政的需要，而他们的继任者大流士一世则以极大的热情对这种财政体制进行了改革。 那些原本构成青铜时代的伟大文明国家核心的省份无疑是波斯帝国“皇冠上的... (查看原文)

  Zophiel 2025-02-27 1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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