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屋手记

陀翁作为一个观察者和经历者，没有全盘抑郁和放弃、没有不幸同化或腐化；他确是戴着镣铐、遭受病痛与折磨，然而他没有让自己的敏锐有丝毫钝化。

已是深夜十一点多钟。我已经入睡，却突然醒了。远处一盏光线微弱的小灯朦胧地照着病房……几乎所有的人都睡了。甚至乌斯季扬采夫也睡了，寂静中听得出他在费劲地打鼾，而且每次呼吸都会发出喉咙里有痰的呼哧声。在远处的走廊里突然响起了哨兵来换岗的沉重的脚步声。枪托砰的一声碰在地板上。病房的门开了；一名上等兵小心地走着，清点病员的人数。片刻后，病房上了锁。换上了新的岗哨，一名哨兵走远了，于是恢复了原先的寂静。这时我才发觉，在我左边不远的地方，有两个人没睡，似乎在小声交谈。病房里会有这样的情况：有时并肩而卧的两个人整天整月地不说一句话，却在深夜的某个激起谈兴的时刻突然畅所欲言，一个开始向另一个喋喋不休地倾诉自己的往事。

看来他们早就在谈话了。开头的部分我未能听到，现在也并不是都能听明白；但渐渐地适应以后，也就全都听得懂了。我睡不着觉：不听又能怎样呢？……一个在热情洋溢地讲，他半躺在床上，抬起头来，把脖子伸向同伴。看来情绪激昂而又兴奋；渴望畅谈一番。听者脸色阴沉，完全漠然地坐在自己的床上，伸直了双腿，偶尔含混地说两句，作为应答，或表示关切，不过更像是出于礼貌，而不是真情流露，还时不时地从角状烟盒里取出一小撮鼻烟塞进自己的鼻孔。他是感化连的士兵切列文，年约五十，是一个忧郁的空谈家、冷漠的说教者和自负的笨蛋。讲故事的希什科夫还是年轻的小伙子，年近三十，是我们这里的民事犯，在成衣厂劳动。我至今很少注意到他；此后在我的监狱生活的漫长岁月里，不知怎么，他也始终没有引起我的注意。这是一个轻浮而脾气古怪的人。有时默不作声，神情抑郁，举止乖戾，几个星期不说话。有时又突然卷入某种纠纷，开始造谣生事，为琐事而焦躁不安，穿梭于牢房之间，散布流言蜚语，喋喋不休，难以自制。挨了一顿揍，他就又不作声了。小伙子胆小、软弱。大家都对他抱着蔑视的态度。他个子不高，身体瘦弱；一双眼睛显得局促不安，有时又呆呆地若有所思。他偶尔有所陈述，开始时语气热烈，情绪激动，甚至挥舞着双手——却突然中断或岔开话题，醉心于一些新的细节，而忘记了开头说什么来着。他时常骂人，骂起人来，往往会指责别人的不是，说他对不起自己，讲得很动感情，几乎要流下泪来……巴拉莱卡琴他弹得不错，也喜欢弹，节日里甚至会跳起舞来，而且跳得很好，要是有人硬是要他跳的话……要他做什么事是很容易的……他并不是那么顺从，而是喜欢逢迎大伙儿，满足大伙儿的愿望。

我很久猜不透他在讲什么。我起初还觉得，他老是离题，前言不搭后语。也许他也发觉，切列文对他的故事几乎漠不关心，可是，看来他故意要自己相信，那个听者在全神贯注地倾听，倘若他确信情况恰恰相反，那么他也许会感到非常痛心。

“……从前他来到集市，”他继续说道，“人人都向他脱帽鞠躬，总之——他是一位财主。”

“你说他有几个铺子？”

“是啊，有好几个铺子。我们这些小市民是很穷的。一贫如洗。女人们从河边走上陡峭的河岸，嚄，要拎水到那里去浇菜园子；累死累活，到秋天就端不出一碗菜汤来了。穷啊。嗯，他还有一大片开垦地，雇工耕种，家里雇用了三名长工，此外还有自家的养蜂场，出售蜂蜜，也出售牲畜，因而在我们那一带是很受尊敬的。他已是高龄老人，七十岁了，身子骨不灵便了，白发苍苍，高高的个子。不久前，他穿着狐皮大衣来到集市，大家对他都那么毕恭毕敬。可见，对他是有感情的。‘您好，老爷子，安库季姆·特罗菲梅奇！’‘你好。’他说。他是不怠慢任何人的。‘祝您长寿，安库季姆·特罗菲梅奇！’‘你还好吧？’他问，‘我们的情况不妙啊。您怎么样，老爷子？’‘还行，罪过啊，也是在混日子呢。’‘祝您长寿，安库季姆·特罗菲梅奇！’他老人家真是不怠慢任何人哪，说起话来——句句话都让人如坐春风。他博览群书，有文化，经常诵读经卷。他让老伴坐在自己的对面说：‘你听着，老婆，要用心领会！’于是开始讲解。他的老伴还并不老，是他的续弦，因为前妻没有留下孩子。后娶的这位玛丽亚·斯捷潘诺夫娜有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幼子瓦夏是在他六十岁时生的，阿库莉卡是他的长女，已经十八岁了。”

“她就是你的妻子？”

“你听我说嘛，起先是菲利卡·莫罗佐夫在这里造谣。菲利卡对安库季姆说，我们散伙吧；你把四百卢布银币全都还给我，难道我是帮你打工的吗？我不想同你做生意了，你的阿库莉卡嘛，他说，我也不想娶她为妻。我，他说，现在开始酗酒了。他说，我现在父母双亡，所以我要把钱喝光，然后就去当雇佣兵，十年后当上元帅再来见你们。安库季姆就把钱交还给他，彻底结清了账目，——因为当年他父亲曾与这位老人家合资做生意。他说：‘你这个人哪，不可救药了。’而他却回答说：‘哼，这还不一定呢，跟你这个白胡子老头在一起干，只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你呀，’他说，‘只想靠节俭攒点儿小钱，什么破烂都捡回来，——看能不能混一口饭吃。我才不稀罕呢。你只顾攒钱、攒钱，死后带到棺材里去。可我，’他又说，‘是有追求的人。反正不会娶你的阿库莉卡：我本来就已经跟她睡过了……’”

“‘什么，’安库季姆说，‘你竟敢污辱一位清白的父亲、清白的女儿？你什么时候跟她睡过，你这条毒蛇，冷血动物？’他气得浑身发抖。这是菲利卡亲口说的。

“‘别说嫁给我了，’他说，‘我这么干，你们的阿库莉卡现在就嫁不出去了，谁也不会要她，米基塔·格里戈里伊奇也不会要她了，因为她已经失身。我从秋天就和她同床共枕了。而现在我为了一百只大虾也不会同意娶她。你不妨马上就给我一百只大虾试试——我是不会同意的……’

“于是他开始酗酒，这个小光棍！而且酗酒时人声鼎沸，一片喧哗。他呼朋引类，挥金如土，在纵酒狂欢中三个月过去了，钱也花光了。‘我呀，’他有时说，‘钱用完了就卖房子，把什么都卖掉，然后要么去当雇佣兵，要么去四处流浪！’他往往从早到晚都醉醺醺的，驾着挂满小铃铛的双套马车招摇过市。姑娘们都非常喜欢他，为他着迷了。他的托尔班琴 [1] 弹得很好。”

“这就是说，在此之前他就和阿库莉卡有了关系？”

“别急，听我说下去。那时我的父亲也过世了，我的母亲会烤蜜饼，我们是为安库季姆干活，赖以维生。我们的生活很艰苦。嗯，在树林那边也有一小块开垦地，我们种一点粮食，可是父亲去世以后，一切都完了，我的老兄啊，因为我也开始酗酒了。我向母亲要钱，不给就打她……”

“这不好，怎能打母亲呢。真是罪孽。”

“我的老兄啊，我往往从早晨到夜晚都醉醺醺的。我家的房子还可以，行啦，尽管破旧，毕竟是自己的，可是这座木屋空荡荡的，在里面赶兔子都行。我们时常挨饿，有时整个星期都只能咀嚼破布。母亲时常对我破口大骂；我才不管呢！……老兄啊，我那时和菲利卡·莫罗佐夫寸步不离。从早到晚都和他在一起混。他说：‘你为我弹吉他，跳舞，而我躺着往你身上撒钱，因为我是最有钱的人了。’他什么坏事不干哪！就是不要偷来的东西，他说：‘我不是贼，而是一个正派的人。’‘走，’他说，‘咱们去把阿库莉卡家的大门涂上焦油 [2] ；因为我不愿让阿库莉卡嫁给米基塔·格里戈里伊奇。现在这对我比果汁淀粉糖浆更可贵。’他说。此前老人家早就想把姑娘嫁给米基塔·格里戈里伊奇了。米基塔也是个老头子，鳏居，戴眼镜，是个商人。他听到关于阿库莉卡的流言蜚语，就变卦了，‘安库季姆·特罗菲梅奇，’他说，‘这会让我名誉扫地的，而且我年纪大了，也不想结婚了。’我们就在阿库莉卡家的大门上涂了焦油。她受到了鞭打的责罚，为了这件事她在家里时常挨鞭子……玛丽亚大喊大叫：‘我要弄死她！’老人家说：‘要是在往年，’我就当着尊敬的长老们的面，把她放在火堆上烧死，可如今，’他说，‘世风日下了。’邻居们有时只听阿库莉卡在号啕大哭，整条街都能听到：她从早到晚都会挨鞭子。菲利卡却在集市上大声叫嚷：‘阿库莉卡姑娘是我可爱的酒友。你是纯洁的女孩，一袭白色的衣衫，你说呀，你爱谁！我嘛，’他说，‘后来我曾拿假话欺骗他们，他们会记住的。’在那个时期，有一天我也遇见阿库莉卡在担水，于是高声说道：‘您好，阿库琳娜·库季莫夫娜！祝您健康，纯洁的女孩，要在哪里安家，就给个准信儿，是和谁在一起生活！’我就说了这些；她就神情紧张地看了我一眼，那一双大大的眼睛啊，人却骨瘦如柴。她看了我一眼，她妈妈以为她在跟我调情，就朝着门口吼叫：‘你在跟谁闲磕牙呢，不要脸的东西！’——这一天她又挨鞭子了。有时，一顿鞭子能抽上整整一个钟头。‘我要打死她，’她说，‘因为我不认这个女儿了。’”

“这么说，她是个放荡的姑娘吧。”

“你听我说呀，大叔。有一天我们正在和菲利卡饮酒作乐，妈妈跑来找我，而我却躺着，她说：‘你这个下流东西，怎么躺着呢？真是个废物。’她这是在骂我。‘你娶亲吧，’她说，‘就娶阿库莉卡为妻。他们现在也乐意把她嫁给你了，还给你三百卢布现款。’可我对她说：‘要知道，她现在是臭名远扬啊。’‘你傻，’她说，‘结了婚什么都遮掩过去了；要是她在你面前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对你来说更好。我们有了他们的这笔钱也就能把婚礼办好；我已经和玛丽亚·斯捷潘诺夫娜谈过，她一口答应。’我说：‘把二十卢布放在桌子上，我才娶她。’你信吗，在举行婚礼之前，我一直醉得不省人事。这时菲利卡·莫罗佐夫还要威胁我：‘你要是做了阿库莉卡的丈夫，’他说，‘我就打断你的肋骨，而且只要我愿意，夜夜都来跟你的老婆睡觉。’我说：‘吹牛，你这个狗崽子！’嘿，他就在整条街上到处败坏我的名誉。我跑回家里说：‘我不想结婚了，除非他们马上再给我五十卢布！’”

“他们愿意把女儿嫁给你吗？”

“我？为什么不愿呢？我们并非不清白的人家。我父亲最后是由于火灾才破产的，要不，我们的生活比他们还阔绰。安库季姆是说过：‘你们是穷光蛋。’我就反唇相讥：‘你们家的大门是涂过不少焦油的。’而他说：‘怎么，你要污辱我们？你说她不清白，要拿出证据来，别人的嘴是封不住的。上帝见证，你走吧，不娶她也行，’他说，‘不过你拿去的钱要还给我。’于是我和菲利卡商量好了，派米特里·贝科夫去告诉他：我现在要到处败坏他家的名声，而在举行婚礼之前，我的老兄啊，我竟醉得不省人事。只是到举行婚礼的时候才清醒过来。我们在婚礼后乘车回家，坐下后米特罗凡·斯捷潘内奇舅舅说：‘尽管名声不好，事情却办得很妥当。’安库季姆老头也喝醉了，坐在那里哭了起来，——眼泪顺着他的胡子往下流。我嘛，老兄，是这么干的：我在口袋里揣着一条鞭子，是在婚礼前就准备好的，我决定了，现在我可要尽情地耍弄一下阿库莉卡，让她知道，无耻骗婚是什么下场，也让别人都知道，我并不是糊里糊涂就结了婚的傻瓜……”

“瞧这事儿！这么说，是要让她今后能认识到……”

“不，大叔，你就别说了。在我们那一带，婚礼后立刻就把新人送入洞房，其他的人暂时还在喝酒。洞房里只剩下了我和阿库莉卡。她面色煞白地坐着，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她是吓坏了。她的头发也完全白了，像亚麻一样。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老是默默地一声不吭，听不到她的声音，好像家里住着一个哑巴。她显得非常古怪。老兄啊，你能想得到吗：我是准备了鞭子的，而且就放在床边，而她，我的老兄啊，原来她在我面前竟然是毫无过错的。”

“什么！”

“她是毫无过错的；完全是清白人家的清白女孩。我的老兄啊，为什么她后来要遭受那么大的折磨？为什么菲利卡·莫罗佐夫要到处败坏她的名声呢？”

“是呀。”

“那时我立刻从床上下来跪在她面前，把双手交叠在胸前说：‘阿库琳娜·库季莫夫娜，亲爱的，你宽恕我这个傻瓜吧，我当初也认为你是那样的女人。你宽恕我这个下流东西吧！’而她坐在我面前的床上看着我，把双手搭在我的肩上笑着，却泪如雨下；又是哭又是笑……我当即出来对大家说：‘哼，现在我要是碰到菲利卡·莫罗佐夫，——他就别想再活在世上！’两位老人简直不知道该感谢哪位圣徒了：母亲放声大哭，几乎要扑倒在她的脚下。老头子说：‘要是我们早知道，我们心爱的女儿啊，就不会给你找这样的一个丈夫了。’婚后第一个礼拜天我和她上教堂去：我头戴羊羔皮帽子，身穿薄呢子上衣和天鹅绒马裤；她穿一件崭新的兔皮大衣，戴着丝绸头巾，——就是说，我配得上她，她也配得上我：我们就是这样走在去教堂的路上！别人都在欣赏我们：我嘛就是这样了，而阿库莉努什卡 [3] ，尽管不能当众夸她，可也不能贬低她，就她那模样还是数得着的……”

“嗨，真好。”

“嗨，你还是听着吧。我在婚后第二天，尽管醉醺醺的，还是摆脱宾客；我冲了出去，边跑边说：‘快，把坏蛋菲利卡·莫罗佐夫给我叫来，——把这个下流东西叫来！’我是在集市上这样大喊大叫！可我还醉着呢；在弗拉索夫商铺附近，有三个人捉住了我，把我强行送回家里。城里就传开了。女孩子们在集市上彼此说道：‘丫头们，姐妹们，你们知道吗？阿库莉卡原来是清白的姑娘啊。’不久后菲利卡却当众对我说：‘你把老婆卖给我吧——你就有酒喝了。在我们那里，当兵的亚什卡就是为了有酒喝才娶亲的：他不和老婆睡觉，三年里酒却管够。’我说：‘你下流！’而他说：‘你傻。给你举行婚礼时，你是神志不清的。这样的话，你对这种事情能懂得什么呢？’我回到家里就大声叫嚷：‘你们哪，’我说，‘是在我喝醉的时候给我举行婚礼的！’母亲马上就不依不饶了。‘妈妈，’我说，‘是金钱让你的耳朵聋了吧。你把阿库莉卡给我叫来！’于是我开始打她。打了又打，老兄啊，我打了她两个钟头，直到我站也站不稳才罢手；她三个星期不能起床。”

“那是当然，”切列文冷漠地说道，“女人不打，她们就会……不过，难道你是捉奸在床？”

“不，那倒没有，”希什科夫沉默片刻，似乎很勉强地说道，“可我感到很苦恼，他们搞得我非常狼狈，而这一切的祸首就是菲利卡。他说：‘你的老婆是装门面给别人看的。’他把我们这些客人召集在一起，打开了话匣子：‘他的妻子，’他说，‘心肠好、高尚、谦和、有风度，样样都好，他现在多得意呀！可你忘了吗，小伙子，你曾亲自在她家的大门上涂抹焦油？’我醉醺醺地坐着，这时他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抓住头发就往下拉，把我的头拉得低了下去，‘你跳舞吧，阿库莉卡的丈夫，’他说，‘我就这样抓住你的头发不放，你给我跳舞，让我开开心！’我大叫：‘你混蛋！’而他冲着我说：‘我要带一伙人到你家来，当着你的面，用树条抽打你的老婆阿库莉卡，打到尽兴为止。’你信不信，我从此有整整一个月不敢走出家门，我想，他会再来侮辱我。就为这一点我又开始打她……”

“何必打她呢？捆得住手脚，捆不住舌头。多打也不是办法。要惩罚她，教导她，还要会哄她。对老婆嘛，就该这样。”

希什科夫半晌没吭声。

“很苦恼啊，”他又开始说道，“又是习惯支配了我：有时从早到晚都在打她；总是看她不顺眼。不打她一顿，就觉得无聊。她时常默默地坐在那里，看着窗外流泪……她老是哭，怪可怜的，可我还是忍不住要打她。母亲为了她会把我臭骂一顿：‘你这个下流东西，不成器的混账！’——‘我要打死她，’我大叫，‘现在谁也别来劝我；我是受骗结婚的。’起初安库季姆老头子想袒护女儿，他亲自来对我说：‘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会找到治你的法子！’后来也就撒手不管了。玛丽亚·斯捷潘诺夫娜完全妥协了。有一天她来了——眼泪汪汪地哀求我：‘我来打扰你了，伊万·谢苗内奇，事情不大，却要多多拜托。你要让她看到光明啊，孩子，’她深深鞠躬，‘你容忍她，饶恕她吧！我们的女儿是受到坏人的诬陷啊：你自己知道，你娶的是清白的姑娘……’她哭着一躬到地。我却摆足了架子：‘您的话我现在不想听！对你们这些人，我现在想怎样就怎样，因为我现在管不住自己了；而菲利卡·莫罗佐夫，’我说，‘才是我最知己的朋友……’”

“这么说，又和他沆瀣一气了？”

“哪里！我要接近他也不可能了。他被酒害惨了。把家产挥霍殆尽，他就受雇于一个小市民，顶替长子去当兵。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既然被雇去当兵，那么在把他送走之前，家里人人都要对他俯首帖耳，而他就是主宰一切的全权主人。钱是一次付清的，他住在雇主家里，要住上半年光景，他在主人家的胡作非为叫人忍无可忍！他说：‘我要顶替你的儿子去当兵，这就是说，我是你们的恩人，所以你们都得尊重我，否则我就不干了。’这样，菲利卡就把这个小市民家里搞得乌烟瘴气，他跟这家的姑娘睡觉，每天午饭后还要揪主人的胡子，——简直是为所欲为。他每天要洗蒸汽浴，而且要用啤酒蒸发的蒸汽，还要几个妇女用自己的双手把他抬进浴室。他在外面喝酒回来，站在大街上喊：‘我不走大门，把围墙拆了！’——于是就得在大门旁边的另一个地方拆除围墙，他才肯进去。最后，期限到了，要送他入伍，有人使他清醒了过来。人们成群结队地拥上街头：菲利卡·莫罗佐夫要入伍了！他向四方点头致意。这时阿库莉卡正从菜园里出来，菲利卡看见她在我们家的大门口：‘你等一等！’他大声叫道，跳下大车，向她一躬到地，说：‘我的心上人啊，’他说，‘好姑娘，我爱你有两年了，现在我要在军乐声中被送往军营。原谅我吧，清白人家的清白姑娘啊，我在你面前是个卑鄙小人，——全都是我的错！’于是再次向她深深鞠躬。阿库莉卡站住了，起初仿佛有些惊愕，然后向他深深鞠躬，说道：‘你也原谅我吧，好心的年轻人，我一点也不怨你。’我跟着她进了木屋：‘你对他说了什么呀，贱货？’而她，你对我的话信不信呢，她看了我一眼：‘如今，’她说，‘我爱他，胜过爱光明！’”

“是吗！……”

“这一天我对她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是到了傍晚：‘阿库莉卡！我现在要杀了你，’我说。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到过道里喝了点克瓦斯，这时也就露出了曙光。我走进屋里。‘阿库莉卡，’我说，‘准备到开垦地去’。而我早就作了准备，母亲也知道我们要去。‘这才是正经事儿，’她说，‘正是农忙季节，听说，那名长工游手好闲，三天没出工了。’我套上大车，没搭理她。一到城外，就是绵延十五俄里的松树林，松树林那边就是我家的开垦地。在树林里大约走了三俄里，我勒住了马：‘起来吧，阿库莉卡。’我说，‘你的末日到了。’她吃惊地看着我，一声不吭地站到我面前。‘你让我厌烦了，’我说，‘你向上帝祷告吧！’我猛地抓住她的头发：把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缠在手上，从后面用双膝把她紧紧夹住，拔出刀，使她仰起头来，一刀抹了她的脖子……她惨叫一声，鲜血直冒，我扔下刀子，从前面搂着她，躺倒在地，我把她搂在怀里，对着她号啕大哭，她也哭，我也哭，她浑身颤抖，在我的怀里抽搐，鲜血溅在我身上——溅在我的脸上、手上，血就那么流啊，流啊。我扔下她，恐惧突然袭来，我把马也扔了，只顾往家里跑呀、跑呀，从后门跑回家里，钻进了浴室：我家的浴室破旧不堪，早已不用了；我躲在蒸浴床底下坐着。一直坐到天黑。”

“阿库莉卡呢？”

“她呀，要知道，在我走后就站了起来，也往家里走。后来是在离那里百步开外的地方找到她的。”

“这么说，你并没有杀死她。”

“其实……”希什科夫停顿了一会儿说。

“这样的血管是有的，”切列文指出道，“要是没有一下子把它割断，人就会一直抽搐，无论流多少血也不会死。”

“其实她还是死了。死者是在傍晚找到的。通知了家里人，于是开始找我，天黑前在浴室里把我找到了……我在这里生活大约有三年多了。”他沉默片刻后补充了一句。

“嗯……当然啦，不打是不行的！”切列文冷静地、字斟句酌地指出道，一边又取出角状烟盒。他开始久久地间歇地嗅着鼻烟。“再说了，小伙子，”他继续说了下去，“终究还是你自己太蠢哪。我也曾碰见老婆和她的情夫在一起；我就把她叫进板棚；把缰绳折成两股。我说：‘你忠实于谁？起誓吧，你忠实于谁？’我真的抽她，是用缰绳抽啊，狠狠地抽，抽了有一个半钟头，她就对我大声叫道：‘我愿意为你洗脚，而且喝你的洗脚水。’她名叫奥夫多季娅。”

[1] 一种拨弦乐器，19世纪下半叶不再流行。

[2] 表示这一家的女孩失去贞操。

[3] 阿库莉努什卡、阿库莉卡都是阿库琳娜的爱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