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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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九州”小于“四海”，具有与王朝相统一的政治、文化制度的住民生活于“九州”，而从“九州”以外到“四海”之间，则是蛮、夷、戎、狄生活的空间，这就是我们从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中所看到古代中国人所想象的人类世界。 这些具有与中原人民不同文化的共同体，最初被统称为“九夷”和“百蛮”，之后又被称为“四夷”。“九”与“百”是强调数量之多的数字，而“四”则常常与时间、空间有关。类似“日靖四方”“光被四表”“钦四邻”等等关于方位的形容，都能使人联想到“四”与日出日落这一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称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为“四夷”（东夷、南蛮、北狄、西戎），实质上就是认为他们远离中央，处于边缘。 从《诗经·大雅·荡》中的“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诗经·大雅·民劳》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等最早使用“中国”这一名词的文献中可知，“中国”，原来是与“四夷”相对应而产生的名词。但是，“中国”与“四夷”的“对称”，也容易使人联想到“对立”的关系。例如孔子曾在《大学》中说道，“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其实二者本来并无互相排斥的意思。有比较才有区别，没有“中国”，就没有“四夷”；没有“四夷”，也就没有“中国”。 中国最初的民族意识不过是一种“文明论的华夷观”，即通过文明的形式来区分“华夏”与“蛮、夷、戎、狄”，而且不排斥“蛮、夷、戎、狄”通过接受文化的方式成为“华夏”。也就是说，“中国”与“四夷”之间的界限，并非像近代社会中的“民族”那样是一个依据血缘进行判断，并从法律上禁止逾越的界限。 “流共工于幽州，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杀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繇于鹈羽山，以变东夷。”（《大戴礼记·五帝德》） (查看原文)

  Duet 1赞 2020-04-26 14:37:09

• “天下”从地理上可以分为“九州”与“九州之外、四海之内”这两个部分，从方位上可以分为“中国”与“四夷”，而在民族集团的层次上又可以分为“华夏”与“蛮、夷、戎、狄”。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异民族也被列入“天下”的体系之中，这就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也直接提供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土壤。 先秦时代的“中国”人对蛮、夷、戎、狄的认识，既包含了对它在天下体系中地位的认识，同时也包含着对它在天下构造中所处方位的认识。蛮、夷、戎、狄生活的地域处于“中国”的四周，因此较之“外服”的诸侯国，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与王朝的距离都更加疏远，所以在天下秩序中的等级、地位自然就低于“中国”的诸侯各国。 从等级制的角度来看，中国初期国家社会时期的“天下”实际上是一个“三重的天下”。第一点是在这个“多重型天下”的体系中“四夷”也被看作是必不可缺的一部分，第二点是这个“多重型天下”的体系为蛮、夷、戎、狄进入“中国”提供了可能。因为多重“天下”的思想摆脱了狭隘的血缘意识，将政治和文化作为划分的标准，所以即使原来是属于蛮、夷、戎、狄的人或集团，随着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统一，也可能变成“华夏”。 因为“天下思想”是在中国初期国家社会形态的背景下产生的，所以必然要在其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被修正完善，但是它的原理部分却从未改变。这就是，人类社会所有的形式与内容都反映着或者应该反映“天”的意志，每个人类共同体集团的盛衰存亡也最终都决定于“天”的意志。这种思想，促使中国始终保持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传统：中国历代王朝和政权都将周边民族视为“天下”不可或缺的部分，几乎所有的王朝都采取“羁縻政策”，欢迎周边民族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欢迎并承认它的“中国化”。 (查看原文)

  Duet 1赞 2020-04-26 14:3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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