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nosure对《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的笔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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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的意义不在发现和批评荒谬，而在发掘和解释荒谬背后的逻辑。
中国政体的突出特点是以中央政府为中心的一统体制。。。这一前提下， 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深刻矛盾是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 
一统体制有着两个基本维系机制—官僚体制和一统观念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进程中特别是在当代社会， 这两个机制受到了多重挑战： 官僚组织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治理功能， 不堪重负；一统观念制度受到多元社会的碰撞挑战， 难以为继。 面对这些困难压力， 一系列应对机制应运而生：（1） 决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以及逐级代理制的动态平衡，（2） 政治教化的礼仪化， 以及（3） 运动式治理的“ 纠偏” 机制。
这一系列机制。。。潜伏着极大的危机。 第一， 国家建设在集权与放权、 名与实、“ 失控” 与“ 纠偏” 的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转换， 对已经负荷累累的一统体制造成不断的冲击振动； 。。。 第二， 这一体制的制度逻辑限制了制度创新和可能抉择的空间， 使得依法治国、 官僚理性、 专业化过程难以充分展开，。。。
首先分析阐述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深刻矛盾； 然后阐述中国政治运行过程中演化出的三个应对机制， 即决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之间动态关系、 政治教化的礼仪化、 运动型治理机制； 我将在最后一章讨论这些应对机制所产生的一系列后果，
国家治理模式不是任意选择的， 常常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演变过程有着深刻关系。国家治理模式有两个主要线索： 一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权力间关系， 一是国家与民众间关系。
从国家内部社会生活的组织过程来看， 国家政权不能持久地建立在强权统治或高压政治之上， 而需要得到民众的认可和服从
政府也面临着组织管理、 信息不对称性、激励配置、 利益协调等一系列交易成本， 而且这些成本因为政府组织的垄断性、 政府官员的内部市场流动有限和向上负责制等一系列组织制度特点而放大和加重了。
可以说， 在中国历史上，治理规模一直是困扰执政者的核心问题。 不幸的是， 历史上有关郡县、 封建之争常常蒙上了中央集权与割据政权间利益对立的意识形态色彩， 因此打断了有关国家治理规模及其严峻挑战的深入讨论。
首先， 国家治理的规模取决于国家的物理空间和人口规模。。。其次， 治理规模取决于治理内容。【治理内容】指国家机构所承担的各种公共品提供的责任。最后， 治理规模也取决于治理形式。 在中央集权的形式中， 中央政府通过其中间和基层机构来承担其管理责任， 全国服从中央。这意味着， 中央政府必须承担起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问题压力和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
一统体制的核心是中央统辖权与地方治理权之间的关系； 两者之间的紧张和不兼容集中体现为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内在矛盾。 在这里， 【一统体制】的核心是广义上的中央政府对广大国土的统辖权， 体现在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推行其政策意图、 在资源和人事安排上统辖各地的最高权力。 【有效治理】指政府在不同领域或属地管理中处理解决具体问题的可行性、 有效性， 尤其体现在基层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上，。。。这两者之间的深刻矛盾是： 一统体制的集中程度越高、 越刚性， 必然以相应程度上削弱地方治理权为代价， 其有效治理的能力就会相应减弱； 反之， 有效治理能力的增强意味着地方政府治理权的扩张， 常常表现在—或被解读为—各自为政， 又会对一统体制产生巨大威胁。 。。。统辖的内容越多越实， 或治理的范围越大， 或资源和决策权越向上集中， 其治理的负荷就会越沉重， 其有效治理程度就会越低， 此时两者间矛盾主要体现为集权下的死寂呆板。 另一方面， 从国家视角看， 权力下放、 管理范围缩减， 会加强体制内有效治理能力， 此时两者矛盾则更多地体现在偏离和失控的情形中。
>>>>>>>>>>>>>>>为什么要追求一统体制？为什么要追求有效治理？换句话说，可不可以不要一统体制？可不可以不要有效治理？不要它们的话结果会怎样？这可能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
为什么要追求一统体制？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这样的。“中国”这两个字的定义里包含了“一统体制”这样一个性质。（这就像在数学里可以“把具有性质a的对象称为定义A”。那么问题“A为什么要具有性质a？”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把“一统体制”从“中国”的定义里去掉，那么“中国”就变成了新的“中国”。
另一方面，如果放弃一统体制会怎样？是的，这和传统中国文化不符。但这又能怎样？？
愿意放弃一统体制吗？从现在来看，貌似不愿意。为什么呢？这可能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或许《巨婴国》能给出一些可能的参考？）
为什么要追求有效治理？或者说，如果政府不为民众解决问题，会怎样？答案是民众会不认可政府。<<<<<<<<<<<<<<<<
如此负荷累累的一统体制是如何维系的？....一是官僚制度， 二是观念制度。....这两个制度提供了一统体制的组织基础。
中国一统体制的组织制度核心是： 中央政府拥有行政统辖、 规划的权力， 特别体现在人事安排和资源调配的权力上。
中央集权在组织实施上具有“ 委托—代理” 的固有困难， 即中央与地方政府双方利益目标不同和信息不对称， 在漫长的行政链条中， 只能实行层层节制，....。中央与地方关系也不是绝对权力的从属关系， 而是常常处于讨价还价的过程中。
>>>>>>>>>>>>>>>>>我以前只看到政府与p民之间的关系，没有意识到地方政府这个角色。这种感觉就像是原先两个人玩的游戏，现在三个人来玩了。有人说，管理一个下属，难；管理多个下属，简单。背后的道理即：联合对手的敌人来制约对手。但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这三人的游戏里，我似乎感觉不到中央利用民众来制约地方政府这样的案例。<<<<<<<<<<<<<<<<<<
面对辽阔国土上多元的文化和民众。。。一统体制的维系需要其他相应的治理机制来渗透和连接这一体制所覆盖的各个层次和不同角落， 而认同和顺从中央权威的观念制度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机制。 在中国历史上， 儒教文化曾长期地扮演了这一角色；
传统上分散经营的农业生产模式和政不下县的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国家与民众的直接冲突，
>>>>>>>>>>>>>>>>老大哥深得此道，在我看来，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也有这样的意图，利用公司和企业间接干预民众。如果民众有不满情绪，发泄情绪的对象会是公司和企业。这样的做法避免了政府和民众的直接冲突。<<<<<<<<<<<<<<<<<
在当代中国， 国家依靠马列主义统一执政党内部的观念， 曾有效地替代了儒家文化观念制度的维系功能。。。形形色色的各种运动。。。 虽然领域不同， 目标各异， 但都有着以统一思想观念来贯彻具体任务的形式， 因而与强化一统观念制度的努力相得益彰。 从这个意义上， 这些运动努力背后的逻辑可以解读为意在建立、 维系或强化一个以一统体制为中心的共享观念制度。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的儒教文化观念因小农生产方式的同构性而获得长期稳定基础的话， 那么当代中国的一统观念制度则是通过持续不断的思想教育、 政治活动，甚至是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的激烈的“ 群众运动” 来不断地加以维系、 修补和强化的。
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可以看到高度动员的官僚组织机制，也恰恰说明了一统体制中实施其政策意图的困难和代价。
一统体制在实际运行中面临极大的挑战。首先， 一统体制的一个重要机制是“ 政令自中央出”，。。。必然是“ 一刀切”， 这是一统体制的制度逻辑所致。 不难想象， 如果在制度上允许各地、 各领域按其具体情况各自为政， 免于自上而下的权力干涉， 久而久之， 中央权威的有效性和合法性难免式微， 受到质疑， 而一统体制也随之出现危机，“ 国将不国”。。。其次， 组织的局限性。。。。再次， 一统观念制度也在不断地受到现代社会中多样化生活实践的挑战和削弱。
>>>>>>>>>>>>>>>>>>>>我的理解，一统体制不必然导致一刀切。之所以一刀切是因为现在的技术手段（或执行手段）达不到。或许几千年后的人类文明可以支撑这样的体制，但问题是臣妾现在做不到啊！<<<<<<<<<<<<<<<<<<<<<
如果市场可以提高效率， 为什么会有企业组织存在？如果正式组织可以提高效率、 降低交易成本， 那么， 为什么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不能置放在一个大的正式组织之中（20 世纪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失败即是明证）？答案：因为成本。
（p28）作为所有权力集于一身的中央政府，主要需要完成两项基本任务：一是为广大百姓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维持政权的长期稳定；二是保证下放给行政代理人的权力不被滥用，中央的政令能够畅通无阻。这两项任务本质上是冲突的。
从一统体制的角度， 中央政府权威需要以严密有效的组织制度和观念制度维护之， 体现在权力、 资源的向上集中， 并通过中央政府政策指令在日常工作中的贯彻落实而延续和强化之。 但从组织有效治理的逻辑来说， 权力、 资源和治理能力应该放在有效信息的层次上， 即加强基层政府的能力， 而这一思路与一统体制的基本原则相悖，
这里的组织学悖论是： 一统决策的集中程度越强， 执行过程中的灵活性就越大（周雪光 2009b）。 也就是说， 权力越趋于集中， 其决策结果与各地实际情况差距越大， 因此不得不允许各地执行过程中更大的偏移程度。
在推动“ 大跃进” 运动时， 毛泽东通过更换省级领导人的做法来迫使地方政府追随其动员号令。
，“ 行政发包制” 不足以在中央—地方关系间提供一个稳定的松散关联的运行机制， 不足以在制度上保障各地因地制宜的灵活性；
从规避风险的角度看， 在仪式上表现出保持与中央权威一致的姿态尤为重要。。。“ 中央下达的文件指令， 我们的表态很重要， 但真正执行起来就不符合实际了……但来自直接上级的指令要认真对待。”。。。“ 你在汇报工作时就要把你的工作和这些要求联系起来。 你讲了一大堆你的工作， 但如果不和这些要求联系起来， 就不是一个好汇报， 这是点睛之笔。 你的日常工作总是这样做的， 但是汇报时要和上级的工作部署联系起来”。。。“ 认认真真走过场， 踏踏实实搞形式”。。。这些仪式性活动对于（暂时地） 维系一统体制有特定的作用。。。在象征性符号和动员机制上建立和制度化了一整套程序规则。。。强化了一统体制的象征性意义。。。当人们“ 认认真真走过场” 时，这些仪式化活动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维系、 强化了人们相互间对中央权威的意识和认可。。。这好比军队营房中的日常操练， 这些列队行走形式本身与战时应对千变万化的战场场景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它们强化了服从命令、 遵守纪律的“ 习性”。 如此这般， 政治动员一旦到来， 人们的顺从行为会随之启动， 而观念制度的功能也随之进行由名到实的转换。 简言之， 这些仪式性活动产生了民众顺从权威的共享知识和同步启动的效果， 这正是权力的基础。
行政发包制的应对机制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一统体制实际运行的困难， 而政教仪式化的机制则维系了这一体制的象征性意义。从国家的角度来看， 上述应对机制也有其潜在危险。 当政府默许或鼓励下级政府因地制宜时， 后者可能按自己意图解读实施政策， 随着政策实施过程的展开， 执行灵活性越来越大， 与政策主线的偏差距离越来越大， 导致与原政策相去甚远的结果。 而这些偏差不仅仅反映了区域性的差异， 更为重要的是， 它们隐含了对一统体制的挑战； 如果不能及时制止， 则可能诱发地方割据， 导致中央集权的危机。 因此制度安排的一个重要考虑（或者说， 中央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 不仅是保持决策的一统性， 允许（默认） 执行灵活性，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需要保持最后裁决权， 即纠偏的能力、 规范边界的能力。 在中国政治过程中， 相应的治理机制—“ 运动式治理” 以及相应的运动型政府—应运而生。
>>>>>>>>>>>>>>>>说白了，按大哥说的去做，出错的话他来纠正（把你干掉）<<<<<<<<<<<<<<<
我们常常观察到， 整治过程中对个别案例严厉处罚， 以儆效尤； 但惩处做法和对象有很大的随意性， 令人感到治标不治本， 痼疾难除。 这是因为， 执行的“ 灵活性” 与执行过程中的“ 偏离” 常常是同一现象的不同标签。 也就是说， 同一现象可能具有截然不同的解释； 一旦超越了某种临界度， 触动一统体制的神经， 灵活性就演变成为偏离甚至对抗。
>>>>>>>>>>>>>>>>>>>>>昨天读完了前言，了解了书的大致内容。从昨天到今天，我有种很奇怪的感受，就是能感觉到内心那种莫名的焦虑多少有所缓解。我在想这是为什么。
我在看一本书，书里对于大哥的行事给出了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解读。
我猜，以前自己对于社会各种负面报道的愤怒、讽刺、无奈、焦虑，因为这种解读而有所缓解。面对这些负面报道，我现在能更理性地知道它们的原因，这竟能缓解我内心的焦虑？让我很惊讶。我仅仅知道了那些各种恶心的事背后的根源所在----它们没有减少，目测也不会减少----就能缓解我内心的焦虑。
好比一个故事。有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A和一个野蛮部落B。两者邻邦，有贸易往来，也有暴力冲突。A的科学家决定研究一下B。科学家发现，B极其残忍，崇拜活人祭祀、同类相食。在A看来，B简直无法被称之为人类。出于安全考虑，A打算干掉B。后来，A的科学家对B有了更多的研究，发现虽然无法理解B的很多事情，但其那些事情背后的逻辑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活人祭祀是B信仰的一部分。虽然在A看来，B的很多事情荒谬至极，但A与B还是有些共同的基本的逻辑。这样，在A看来，B并非完全不可理喻。<<<<<<<<<<<<<<<<<<<<<<<<<
“ 从西汉到清末， 中国社会都是由上、 中、 下三个层次整合而成的。 社会上层是以王权为中心的大一统官僚机构， 中层是士族缙绅对地方和农村事务的管理， 下层是宗法家族组织
这个历史长河中有两个权力并存： 一是最高决策者的专断权， 二是官僚体制的权力。
国家治理的诸多机制大多是在“ 用” 官僚机器以实施其意图并且又不得不“ 治” 官僚体制弊病这一矛盾中演化而生的。
如果说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举世无双令人羡慕， 其治理逻辑有收放自如的灵活性， 我们也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 这一长期生存的适变能力和灵活性是有代价的， 具体说来， 这是以低效率的代价换来的。。。帝国的逻辑是以牺牲效率来换取安定， 这是众多研究颇为一致的结论。 。。
>>>>>>>>>>>>>>>>>>>>>这么说来中国不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甚至还需要刻意压制先进的科学技术。进化就是要抛弃不合适的元素，不肯进化的生物最终会被认为是丑陋的。<<<<<<<<<<<<<<<<<<<<<<
“ 正是这个在世界帝国中阻碍行政理性化的领受国家俸禄者阶层， 在战国时代却是各诸侯国里（在行政合理化方面） 最有力的促进者， 尔后刺激就消失了……在国家方面， 权力的垄断则会窒息了行政运作、 财政管理与经济政策的理性化。 存在于各战国诸侯相争时期的理性化驱动力， 在帝国统一后就不复存在……”
>>>>>>>>>>>>>>>>>韦伯对中国的研究太赞！<<<<<<<<<<<<<<<<<<
地方官员频繁流动， 使之无法滋生地方性势力， 拥地自重。 但相应的代价则是， 如此制度下的官员急功近利， 无法有长期经营发展的目标。 第三， 拒绝走向法理权威的制度建设， 因为这一制度限制了皇权， 限制了政策执行中的灵活性。
>>>>>>>>>>>>什么是执行中的灵活性？举个例子，一次聚会中，听人说他的公司在身份识别技术上做得好，便捷、准确度高，完全碾压指纹识别。想应用与国内考试入场的身份识别。在向某地方教育厅谈合作时，对方领导说：“你的这个技术的确先进，但同时会让我很难办。因为假如有一天我的领导让我给某个学生提供一些便利。我怎么办？”<<<<<<<<<<<<<<<<<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 朝廷内外着力于在帝国的窠臼中补苴罅漏， 而不是制度上的实质性变革， 体现为帝国王朝周期性循环的现象。....在近代以前， 中华帝国没有面临在新生产力基础上的外来威胁和国际竞争， 因此可以在各类矛盾积累、 爆发到释放的王朝兴衰替代周期性过程中延续下来。 然而， 在 19 世纪下半叶， 一旦国门打开， 帝国便难以坚守下去， 在内外交困的危机中轰然崩溃了
全国作为经济实体的数千“ 诸侯” 相互间的持续竞争， 这极大地焕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
今天的政府...趋于成为自成一体的经济主体， 成为与其他法人组织在资源和机会上的直接竞争者....官僚体制的权力、 意志、 绩效互为推动， 官僚机制随之蔓延和渗入到经济、 社会的各个层面角落。 可以说， 官僚4 4体制化是近年来中国社会演变的一个大趋势.
一统体制的逻辑有利于推行普遍统一的标准，如度量衡标准， 但与专业化逻辑难以兼容。...专业化发展需要有其各自的专业化过程， 从教育、 培训、 职业自律到专业协会和杂志等一系列制度。 然而这些专业化过程有相对独立性， 形成各自领域中的专业权威， 难以纳入一统体制的逻辑之中， 甚至形成对一统体制的挑战. 专业人员在各种政治教化的礼仪性活动中也必须放弃或变通他们的专业化观念。 当一个专业人员（如教授） 必须按照政治动员的需要来参加各种教化活动时， 他（她） 必须把自己的专业价值判断束之高阁， 去扮演这一仪式化过程的司仪角色。 如此这般， 专业化过程不断被打断、 被虚化， 成为象征性符号， 而不是塑造专业化的基本价值和共享观念。
>>>>>>>>>>>>>>>>>一统体制下只有大哥是权威，什么科技专家都是个P。想到这里，越发觉得《巨婴国》提供了深层次的解读。<<<<<<<<<<<<<<<<
国家治理的大趋势正从国家权力与官僚权力之间关系这一主线转变为国家与民众之间关系这一主线，
总的来说，少了一些愤怒，多了一些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