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不知对《现代化的陷阱》的笔记(10)

目前这种财富占有格局的不公，归根结底不是由国民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而是由于资源的分配、占有及使用不公而引起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育和经济运行体制的根本变化，政府职能必须尽快实行历史性转变，必须将权力尽快从经济领域中逐步分离出来，使政府由过去经济生活的主体变为仲裁者，在制度安排上，要制约行政权力，并使之与经济活动绝缘，只是这种制度安排必须通过非经济领域的改革才能完成。

人是历史文化的沉淀，追溯历史就会发现，利益交换在我国古代就被赋予一种“道德”含义，现在的腐败现象只是中国古老贪渎文化的一种延续。也正因为有如此的文化背景，大规模的腐败现象在我国出现，才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败。

奉献型的经济伦理，在物欲的冲击下如此不堪一击，正好说明了它完全藐视人的求利动机，从根本上违反了人性。它之所以在社会上一度成为主流形态，从较浅的层面看，依赖于意识形态的强有力的约束，但往深一点看，实质上更有赖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资源支撑。当人们舍政府提供的就业机会之外无法以别的方式谋生时，其行为自然也就遵循政府划定的界限，一旦奉献型经济伦理的制度———计划经济体制发生变化，这座在沙滩上苦心构筑的伦理大厦自然也就失去了支撑的基础。

自50年代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鼓励人们虚伪无耻的告密，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可以说，这种破坏人性尊严并使人丧失道德羞耻感的告密，早就在我国公众意识深处种下了道德畸变的因子，否则不会有今天这种道德大滑坡的局面出现。

社会改革选择从上到下有序进行的方式，是中国社会唯一可以避免大的社会震荡，进行社会转型的机会。对于社会来说，“流氓无产者意识”或曰“暴民意识”才是改革真正的大敌。

与其说是农民和这些基层人大代表，眼光短浅，贪小便宜，倒不如说他们是借这种选举表达一种情绪，你们这些当官儿的，一年365天，除开大会选举之外，什么时候拿我们当人了？选县长，副镇长也是公差，走走过场，画个圈而已，今天潘某之类的还把我们放在眼里，倒不是那一元钱或一盒阿胶什么的值几文钱，就凭这种把我们当成一回事儿的情分，我们我们也给他画个圈。

深刻反思改革中全部难点问题就会发现，成为改革最大阻力的因素就是权力市场化。

一个政府的腐败意味着另一个政府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