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不知对《亲爱的安德烈》的笔记(21)

对那里头的许多人，尤其是有个性有思想的个人，譬如雷震、譬如殷海光——你以后会知道他们是谁，生活是抑郁的，人生是浪费的。可是整个社会，如果历史拉长来看，却是在抑郁中逐渐成熟，在浪费中逐渐累积能量。因为，经历过压迫的人更认识自由的脆弱，更珍惜自由的难得。你没发现，经过纳粹历史的德国人就比一向和平的瑞士人深沉一点吗？ 那个“愚昧无知”的乡村对于我，究竟是一种剥夺还是给予？亲爱的安德烈，十八岁离开了渔村，三十年之后我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明白了我和这个渔村的关系。

那“愚昧无知”的渔村，确实没有给我知识，但是给了我一种能力，悲悯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力的傲慢、欲望的嚣张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你懂吗，安德烈？

所以，十八岁的安德烈，请你告诉我，你，为德国队加油吗？“德国”对你意味着什么？德国的历史，它的土地、风景、教堂、学校，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你以马丁·路德、以歌德、以尼采、以贝多芬为荣吗？希特勒的耻辱是不是你的耻辱？你，还有你十八岁的朋友们，已经能自由地拥抱“德国”这个概念吗？或者，因为历史给了你们“过度肿胀的”罪感和耻感，押着你们远离“德国”这个概念，反而又造成另外一种不安和尴尬？ 欧洲已经是深秋，森林都变金黄色了吧？我们这儿已是中秋了，海上的月光一天比一天亮。

在这种与“国家”保持距离的文化和教育中长大，我看见它的优点：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真的很少很少爱国宣传的影响——政客要操弄我们太不容易了；当你对“国家”抱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的时候，你比较能够冷静地去分析它的问题所在。 可是最近几年，年轻人，我这一代人，对这种老是小心翼翼、老是低着头怕做错事说错话、老是要保持“政治正确”的行为和思维模式，开始觉得受不了了，烦了。很多年轻人开始说：为什么我不能跟别人一样？我要做我自己想做的，说我自己想说的，让我自由吧，我受够了——这包括，我还要努力假装“以身为德国人为耻”多久？

安德烈，我和席慕蓉的看法是一致的：上一百堂美学的课，不如让孩子自己在大自然里行走一天；教一百个钟点的建筑设计，不如让学生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讲一百次文学写作的技巧，不如让写作者在市场里头弄脏自己的裤脚。玩，可以说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 那么，我是否一点儿也不担心我的儿子将来变成冬天的蟋蟀，一事无成？骗鬼啊？我当然担心。但我担心的不是你职业的贵贱、金钱的多寡、地位的高低，而是，你的工作能给你多少自由？“性、药、摇滚乐”是少年清狂时的自由概念，一种反叛的手势；走进人生的丛林之后，自由却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时间在闪避道上荆棘。

MM。你知道吗，我们其实是很“保守”、很“乖”的一代。你想想，有什么大事能让我们去冲撞，什么重要的议题让我们去反叛呢？我们这一代能做的决定都不过是些生活里的芝麻小事罢了。你说“清狂”，我是挺“懒惰”的没错，但我大部分的同学可是非常“勤奋向上”的喔。很多人早就计划好明年夏天毕业了之后要去哪里实习，有些甚至已经知道将来要读博士了。老师们也很紧张，给我们极大的压力。从现在到明年毕业前，我们每个礼拜都有考试。德国失业率如此之高，年轻人其实战战兢兢，几乎到了“谨小慎微”的地步，他们太知道，没有好的教育就得不到好的工作机会，人生毕竟不是一场没完没了的party。

有一种主义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把信义完全抛弃……所谓和平，指的是战争；所谓友好，指的是侵略；所谓民主，指的是奴役……这种主义实为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局。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为这么少的人所欺骗。可是，光明终可消灭黑暗，信义终可战胜虚伪。 我在想，那个时候的成人世界，有多少人“问”我、“瞭”我，而不“判”我？那个时候的世界，有多少“真实”让我看见，有多少“谎言”我必须“穿越”？

你将来会碰到很多你不欣赏、不赞成的人，而且必须与他们共事。这人可能是你的上司、同事，或部属，这人可能是你的市长或国家领导。你必须每一次都做出决定：是与他决裂、抗争，还是妥协、接受。抗争，值不值得？妥协，安不安心？在信仰和现实之间，很艰难地找出一条路来。你要自己找出来。 你呢，安德烈？你小时候，球踢到人家院子里都不太敢去要回来，现在的你，会怎么跟菲力普说？

香港是全世界发达社会中贫富不均第一名的地方，每四个孩子之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穷中。我很喜欢香港，但是它的贫富差距像一根刺，插在我看它的眼睛里，令我难受。但是，我能做什么呢？我不能给那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妈妈任何东西，因为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我能做什么呢？ 我写文章，希望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我演讲，鼓励年轻人把追求公平正义作为改造社会的首要任务。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拒绝奢华，崇尚简单，以便于“对得起”那千千万万被迫处于贫穷的人，但是我不会加入什么扶贫机构，或者为此而去竞选市长或总统，因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我也很懦弱，很自私。 在你的信中，安德烈，我感觉你的不安，你其实在为自己的舒适而不安。我很高兴你能看见自己的处境，也欢喜你有一份道德的不安。我记得你七岁时，我们在北京过夏天。蝈蝈被放进小小的竹笼里出售，人们喜欢它悠悠的声音，好像在歌咏一种天长地久的岁月。我给你和菲力普一人买了一个，挂在脖子上，然后，三个人骑车在满城的蝉鸣声中逛北京的胡同。到了一片草坪，你却突然下车，要把竹笼里的蝈蝈放走，同时坚持菲力普的也要释放。三岁的菲力普紧抱着蝈蝈怎么也不肯放手，你在一旁求他：放吧，放吧，蝈蝈是喜欢自由的，不要把它关起来，太可怜……

我在生活层面进行消极的道德——不浪费，不奢侈，但是有些事情，我选择积极。譬如对于一个说谎的政府的批判，对于一个愚蠢的决策的抗议，对于权力诱惑的不妥协，对于群众压力的不退让，对于一个专制暴政的长期抵抗……都是道德的积极行使。是不是真有效，当然是另一回事。 事实上，在民主体制里，这种决定人们时时在做，只是你没用这个角度去看它。譬如说，你思考投票给哪一个党派时，对于贫穷的道德判断就浮现了。哪一个党的经济政策比较关注穷人的处境，哪一个党在捍卫有钱阶级的利益？你投下的票，同时是一种你对于贫富不均的态度的呈现。你有没有想过，欧陆国家为什么社会福利占了GDP的45%，而美国却只有30%？这和他们对贫穷的价值认知有关。60%的欧洲人认为贫穷是环境所迫的，却只有29%的美国人这样看。只有24%的欧洲人同意贫穷是个人懒惰所造成的，却有60%的美国人认同这种观点。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咎有应得，或者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社会责任，就决定了这个群体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