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百辩经济学》的笔记(8)

一个人的名誉绝对不会包含其他人对他的看法之外的内容——因为这种名誉原本就来自这些看法。一个人被损害的名誉，也绝对不会超出其他人对他的各种看法的内容。不管他的名誉是通过正当手段还是不正当手段得到的，是经由真相或谎言而受到损失，他一开始就不拥有它，因此不应有任何诉诸法律要求赔偿的想法。 那么，当我们反对或禁止诽谤时，我们到底在干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就是在禁止某人影响或试图影响其他人的想法。如果我们不能够自由地影响周围人士的想法，言论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所以，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的诽谤和诋毁都符合言论自由的准则。

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所有自愿性关系，从恋爱到事业协作，其实质全都是交易！在浪漫的爱情和婚姻中，交易内容是感情、关爱以及体贴……这种交易也许让人快乐，恋爱中的人甚至会觉得为对方付出也是幸福的。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它交易的本质。很显然，其中一方必须给予对方感情、体贴或者某些东西，不然就得不到回报。同样，假设两个诗人未能“在交往中获得任何东西”，如此高雅的友谊也必定会庸俗地结束。

但是，我们很难赞同这种“违法即犯罪”的观点。事实上，针对纳粹的纽伦堡审判正好可以用来否定这个观点。纽伦堡审判告诉我们，一些法律本来就是以罪恶的动机制定出来的，遵守这些法律是错误的。我们也很难去理解“违犯法律一开先例，就必然导致混乱”的观念。这种观念意味着会发生以下状况：服从那种本身就非法的法律。这样一来，混乱倒是消失了，但独裁和谋杀随之而至，这就是洗脑。如果在纳粹上台后，集中营的看守士兵并不认同必须手法的陈腐观念，他们可能会拒绝服从那些合法的命名和残杀不幸的受害者。

也许反对者会称储蓄（积累下来的财富又被使用在生产过程中，促进生产）和守财（从消费支出中省钱，减少消费）是有区别的。储蓄者将他的钱再次投入商品制造业中，用来赚取更多的钱；守财奴的钱则不会带来任何利润。

我们应该牢记，所有企业交易都是建立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与企业家做买卖的人可以自由地接受或拒绝他的提议。如果他们接受了提议，这只能是因为他们认为同他做买卖能获益。他们事后也许会后悔，觉得本应该以更低的价格买进或者以更高的价格卖出。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追求利润的企业家提出的建议在当时被视为能让交易各方共赢。该事实很重要，而且是对企业家有利的论据，但它不能用来为诸如政府采购之类的官方交易提供佐论，因为官方交易不能算是完全自愿的。

在最低工资法确定以前，工资是如何商定的呢？如果劳动力市场由许多劳动提供者（工人）和劳动需求者（雇主）构成，那么工资将依据经济学家所说的边际劳动生产力来决定。边际劳动生产力是雇主雇用这位工人后获得的额外收益。换句话说，如果雇主的工资账册上增添了一位工人，雇主每周的总收入增加了60美元，那么这位工人的边际劳动生产力就是60美元。雇主支付给这位工人的工资就会趋向于与他的边际劳动生产力相当。为什么会这样呢？按照人们的普遍看法，无论雇工的工作能力如何，雇主都会更倾向于少给工资啊！其答案是，雇主之间的竞争。

这一切都会自然地发生。雇主的私利就像“看不见的手”那样引导着他们去找出低工资的工人，为他们许诺更高的工资并且带走他们。整个过程趋向于让工资提高，并让它越来越接近边际劳动生产力的价值。这不仅在城市工人身上见效，还会在那些居住在偏远地区、没有过多职业可以选择、知道外地有好工作但没钱去外地的工人身上见效。事实是，不知情的工人的边际劳动生产力与其工资标准之间的差异必须很大，以至于雇主愿意为寻找工人、劝告工人换工作、送工人去外地工作等一系列行为买单。实际情况总是这样的，而雇主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因此，最低工资法规并不是阻止西方文明倒退到石器时代的真正原因，市场强制力量和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才是确保工资不低于生产力水平的原因。而生产力水平又取决于科技、教育以及社会中的资本和设备的数量，而不会取决于已生效的“社会进步”法规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