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每个人的经济学》的笔记(11)

英国喜剧《万能管家》的原著是P.G.伍德豪斯（P. G. Wodehouse）写成于20世纪30年代末的《万能管家吉夫斯》（Jeeves and Wooster ）系列小说。对剧中热心肠但无知的贵公子伯蒂·伍斯特（Bertie Wooster）来说，工作是其他人干的事。然而，这样整天无所事事的富人或者说有闲阶级 （leisure class） [1] 毕竟只是社会的极少数，几乎在整个人类历史，工作都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直到19世纪，今天西方富国的大部分国民在当时每周都还要工作70到80小时，有的甚至超过100小时。我们知道，他们周日早上通常还要去教堂做礼拜，算下来除了星期天，他们每天至少工作11个小时，有时甚至达到16个小时。而在今天，即使在穷国也没什么工作需要工作这么长了。全球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35—55小时。即使是这样，除掉周末和带薪假期，大多数成年人醒着的时候也有一半时间在工作（如果算上通勤，就不止了）。作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英国喜剧《万能管家》的原著是P.G.伍德豪斯（P. G. Wodehouse）写成于20世纪30年代末的《万能管家吉夫斯》（Jeeves and Wooster ）系列小说。对剧中热心肠但无知的贵公子伯蒂·伍斯特（Bertie Wooster）来说，工作是其他人干的事。然而，这样整天无所事事的富人或者说有闲阶级 （leisure class） [1] 毕竟只是社会的极少数，几乎在整个人类历史，工作都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直到19世纪，今天西方富国的大部分国民在当时每周都还要工作70到80小时，有的甚至超过100小时。我们知道，他们周日早上通常还要去教堂做礼拜，算下来除了星期天，他们每天至少工作11个小时，有时甚至达到16个小时。

而在今天，即使在穷国也没什么工作需要工作这么长了。全球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35—55小时。即使是这样，除掉周末和带薪假期，大多数成年人醒着的时候也有一半时间在工作（如果算上通勤，就不止了）。

一种解释认为，之所以会形成这些误解，是因为信息严重过时。就以荷兰人为例。在很多人眼里，荷兰人至今还是勤劳节俭的清教徒形象。然而，这种刻板印象背后依靠的信息至少是50年前的，甚至是80年前的，非常过时。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荷兰的确是今日富国中工作时间最长的几个之一。然而，这种状况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发生变化，60年代以后则变得更快。如今，荷兰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懒”的国家，也就是说它的年工作时间最短。

对这种错误的刻板印象的另一种解释是，人们往往误以为贫穷是懒惰的结果，因此自动假定穷国的人民比较懒。 5 这些人之所以穷，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生产率低下，这很少是他们的错。一国生产率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资本设备、技术、基础设施、制度，这些都是穷人没法提供的。因此，如果真要怪谁，也要怪希腊和墨西哥这些国家的富人和权贵。他们控制着生产率的决定因素，却没有为这些决定因素提供足够和优质的投入。

如果你生活在西欧国家，即使失业了财务上可能还过得去，因为失业保险给的失业津贴 （unemployment benefits）是失业前工资的60%—75%，还可以领两年。但这在全球只是例外。在美国，失业津贴顶多占失业前工资的30%—40%。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完全没有失业津贴。

失业也关乎一个人的尊严。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在其1952年出版的经典小说《自动钢琴》（Player Piano ）中，描述了一个完全没有体力劳动的世界，一切都由机器代劳。这些机器全都遵照指令单工作，就像自动钢琴遵照放入的打孔纸卷钢琴谱演奏，这也是书名的由来。书中的人衣食无忧，无所事事，但除了极少数工程师和管理者，全都闷闷不乐。他们不被社会需要，失去了为社会做贡献的那种尊严。

失业对健康的负面影响很大，尤其是心理健康。经济困难外加尊严扫地，失业者容易抑郁，有的甚至想自杀。 7

凯恩斯学派眼中的失业都有周期性，而许多经济学家——从马克思到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其“效率工资”模型中）都认为失业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特征。

这个观点源于一个明显但重要的观察：人不是机器，人有主见，有自己的想法。这意味着他们能够控制自己在工作上的努力程度。自然的，资本家会尽力让劳动者对自己的控制降到最低，比如让作业变得非常精细和可观察，或安装工人无法控制其速度的传送带。即便这样，工人对劳动过程 （labour process）依然有一定的自主空间，资本家需要想方设法确定工人是否尽了全力或者说没有“偷懒”（shirk） [5] 。

要工人变得自律，不再偷懒，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工资抬高到市场价格以上。如果不这样，工人能轻松找到工资待遇一样的工作，他也就不怕被炒鱿鱼了。然而，当所有资本家都这么做之后，总体工资就会高于“市场出清”水平，导致一部分人失业。

根据这个推理，马克思称失业劳动者为劳动后备军 （reserve army of labour），意思是说只要资本家觉得已雇劳动者（正规军）不好用，可以随时叫劳动后备军顶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波兰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他比凯恩斯更早提出“有效需求”理论）指出，充分就业跟资本主义不相容。我们可以称这种失业为系统性失业 （systemic unemployment）。

历史能够凸显经济理论的局限。生活往往比小说还离奇，历史上有许多成功的经济经验（国家、公司、个人，各个层面都有），任何单一的经济理论都没法对其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比如，如果你只读《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你只会听到新加坡的自由贸易政策以及它对国外投资的欢迎。你可能会因此认为，新加坡的经济成功，证明了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最有助于经济增长。但如果你听说，新加坡几乎所有的土地都是政府的，85%的住宅都是由建屋发展局提供，国家产出中22%来自国有企业（而世界平均水平是10%左右），你就会怀疑之前的结论了。没有哪一个学派——不管是新古典，马克思主义还是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可以解释新加坡这种自由市场和社会主义的成功组合。像这样的例子会让你对经济理论的威力有了更多的怀疑，在得出政策结论时更加谨慎。

两权分离

股权分散意味着职业经理人即使没有股权，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大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这种情况被称为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简称两权分离 。这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 （principal-agent problem）：代理人（职业经理人）在经营企业时的商业行为，可能是为了增进自身利益，而不是委托人（股东）的利益。也就是说，职业经理人可能会最大化营业额而不是利润，或者助长公司的官僚作风，因为他们的威望跟公司的体量（通常由营业额衡量）和员工人数正相关。这正是1987年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 ）男主角戈登·盖柯所抨击的。有一幕，他批评他正要收购的公司居然至少有33个副总裁，而且这些副总裁都不知道在干吗。

许多亲市场的经济学家，尤其是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和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尤金·法玛（Eugene Fama），都认为委托代理问题即使无法消除，也可以通过将经理人的利益往股东利益这边靠来减少或减轻。他们提出两种方法：一种是让企业并购变得更简单（呼唤更多像戈登·盖柯这样的人出现），这样股东如果对经理人不满意，就能轻松换掉他。第二种是职业经理人的薪酬中很大一部分以公司股票（股票期权）形式支付，这样，他们就会从股东角度考虑问题了。这种思想叫股东价值最大化（shareholder value maximization），这个词由1981年新任通用电气CEO和董事长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提出后，立马席卷英美企业界，后来又传播到全世界。

人是复杂的。的确，大部分人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追求私利，但他们的行动也可以出于爱国、阶级团结、利他主义、公平感（或正义感）、诚实、意识形态承诺、责任感、感同身受、友情、爱、对美的追求、无用的好奇，等等。这么多词语描述的都是人类的动机，可见人是复杂的动物。

时间：20世纪30年代

地点：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办公室

事件：首席统计师职位面试

面试委员会问第一位候选人：“同志，二加二等于几？”他回答：“五。”

面试委员会主席面带宽容的微笑，说道：“同志啊，我们很欣赏你的革命热情，但这份工作需要懂算术。”旁边有人礼貌地示意这位候选人离开。

第二位候选人的答案是“三”。最年轻的委员起身骂道：“把他抓起来！这种少报成果的反革命宣传绝对不能容忍！”警卫立刻将这位候选人拖了出去。

第三位回答：“当然等于四。”一名貌似教授的委员严肃给他上了一课，列举了资产阶级科学太迷恋形式逻辑所导致的种种局限。第三位低着头，羞愧地离开了。

第四位被录取了。

他的回答是反问：

“你想要多少？”（How many do you want it to be？）

即使我们作为消费者时完全理性，地位商品 （positional goods）的存在也会让收入变成衡量生活水平（快乐、满足等）的不可靠标准。 2 地位商品之所以有价值，正是因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拥有它。 [7] 就算我们的收入增加，我们可能也买不起黄金地段的房子、伦勃朗的画、顶级工作所需要的精英教育，只要别人也变得更有钱，出的钱比我们多。这个问题在富裕国家更严重，因为精致商品往往是地位商品，必需品通常不是，而富国精致商品更多，穷国必需品更多。

这些局限并不意味着收入在衡量生活水平上不重要。尤其是在穷国，收入提高往往是好事。在那些国家，收入哪怕提高一点点，也能让人民的生活大大改善：从饿肚子到吃得饱，从危险、累到断腰的工作换到辛苦的普通工作，从小孩活不过周岁到能够长大成人。社会越富裕，高收入对其生活水平的积极影响就越不确定。不过即便在富裕社会，只要使用得当，更高的收入还是能换来更高的生活水平。比如，在富国，更高的收入能减少人们的工作时间，腾出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和朋友，接受更多的成人教育，同时还能维持之前的物质消费水平不变。

在过去，某人向银行借钱买东西，借款银行就拥有一笔债权，也就这么回事。但过去几十年的“金融创新”创造了一个新的金融工具叫资产支持证券 （asset-backed security，简称ABS）。一张ABS将数千笔贷款——房贷、车贷、信用卡贷、大学学费、商业贷款等——打包成一张更大的“复合”债券。

银行有一笔个人贷款，如果借钱的人拖欠不还，这钱就收不回来了。因为有这个风险，这些贷款产生的债权就很难卖给其他人。然而，如果银行将几千笔贷款组合成一张ABS，这张证券就可以买卖了。比如，银行将几千笔住房抵押贷款汇聚在一起，打包转为居民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Residential Mortgage Backed Security，简称RMBS）。即使有一些个人房贷违约风险较高（在美国，这类高风险的房贷被称为“次级抵押贷款”），你也可以确定，平均而言，借款人大多还是会偿付。专业的说法是，这些产品将这些借款人的风险集中在一起，所有借款人共同分担风险，这跟保险产品对被保险人的处理方式 [9] 一样。

以这种方式，本来很难卖掉的非流动性资产（比如房贷、车贷产生的债权）就变成可轻松交易的复合式债券了。在ABS兴起之前，债券只能由政府或特大公司发行。如今什么都可以变成债券，连数额不大的学生贷款的债权都可以。放款人将多笔初始贷款的债权打包成一张ABS，然后卖出去获得资本，就能继续放贷。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ABS只在美国交易，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房贷。但从90年代初开始，包含各种贷款的ABS在美国大量出现，随后其他富国不再禁止银行把债权卖给第三方，ABS也就逐渐扩散到这些国家。

霍布斯提出这套理论，实际上是要证明绝对君主制（absolute monarchy）的正当性。他主张人民应该完全臣服于君主权威，因为后者有能力让人民走出自然状态。然而，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及其他现代契约论者则为霍布斯理念开辟了一个新方向，发展出一套支持最小政府的政治哲学。这种亲自由市场的契约论，在美国通称为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将政府描绘成必须受到束缚的潜在巨兽利维坦（跟霍布斯的本意不同）。对这种观点，里根总统有句名言总结得最好：“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免受他人伤害。但一旦政府决定保护个人免受自己伤害，就是走过头了。”

按自由至上主义者的说法，除非社会全体人民一致同意，不然任何政府干预都不合法。政府能做的，就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尤其是产权保护）、国防和基础设施。为什么呢？因为市场经济要运行，这些服务必不可少，因此政府提供这些服务必定会得到所有人的同意（如果他们有被问起的话）。除这几个功能以外的任何政府行为——不管是最低工资、福利国家还是关税保护，都侵犯了个人自主权，也是“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1944年的那本名著的名字）的第一步。

现代契约论或自由至上主义的哲学立场值得我们重视。一旦你相信政府（国家）“高于”国民，就很容易要求少数公民为“更伟大的利益” [2] 做出牺牲，至于什么是“更伟大的利益”，则随掌权者任意定义。世界上出现过太多自认为知道全体人民利益 [3] 的统治者，左派有波尔布特、右派有皮诺切特和希特勒，这些统治者往往通过暴力手段贯彻他们的意志。因此，让民众确立并坚持“国家或政府不能凌驾于个人之上”的信念，能有力防止政府或掌控国家机器的人滥用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