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者手册

他们把钱花在惠及每一个人的公共物品上了吗？还是花在了只惠及少数人的私人物品上？对任何精明的政治家来说，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他需要保持多少人的忠诚，也就是致胜联盟里不可或缺者的人数。 在一个民主国家或任何个致胜联盟很庞大的体系内通过私人回报的方式来收买忠诚代价太大。钱会被极大摊薄。所以，依赖大型致胜联盟的较民主的政府趋向于着重把钱花在能增进普遍福利的有效公共政策上，这很接近詹姆斯麦迪逊倡导的理念。 小型致胜联盟助长了稳定、腐败、以私人物品为导向的体制。在提升社会福利和养肥一小批特权人士之间做出选择，这个问题与领导人个人是否善良毫无关系。高尚可敬的动机也许貌似很重要，但它们被维持支持者开心的需要所压倒，而使支持者开心的方法取決于有多少人需要奖赏。 正因为在一个依赖大型致胜联盟的政权里，政府税收可被接受的用途有限——只有那些人们负担不起、能带来更多公共福利的开支可被接受——因而税率往往比较低。但当致胜联盟很小并且私人物品成为维持权力的有效方法时，大部分人民的福利就靠边站了，这与霍布斯的观点相反。在这种情形下，领导人喜欢征收重税从可怜的可相互替代者以及被剥夺选举权的人那里尽可能地搜刮，通过这种方式来重新分配财富，把财富转到致胜联盟成员的手上，使他们发财致富保持忠诚。 如果你以损害致胜联盟的利益为代价而善待人民，很快你的“朋友们”就会伺机找你的麻烦。有利于普通老百姓的政策不仅未必能让核心支持者产生忠诚，而且太贵。饥饿的人民不可能有精力推翻你，大可不必担心他们相反地，失望的致胜联盟成员则会变节，让你深陷麻烦。 垂死的状态常常导致政治死亡。悲伤的事实是：在个独裁国家如果你想上台的话，与其想方设法医治国家的弊病，还不如偷到在位者的病历。 如果有人以为统治者在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即对国家最有利的事一一他最好去当学究而干万不要涉足政治。在政治中上台掌权与做好事亳无关系而永远与做有用之事有关系。 如前所述，牢固掌权的最佳方式是保持很小的联盟规模，并且至关重要的是，让联盟里的每个人都意识到有大把人可以取代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专制国家里也搞定期选举。所有人都知道这些选举根本不算数，然而人们还是要随大流。操纵下的选举与挑选领导人无关，也与获取合法性无关。假如一场选举的结果在投票前就一清二楚，这样的选举何来合法性？操纵下的选举是对有能力的政治家们的警告：如果他们不紧跟领袖的步伐，他们是可抛弃的。 无须多言，人们想要光鲜满足，不想瘦弱焦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保持忠诚。沉重的税负强化了富裕与贫穷一一在联盟内或在联盟外之间的差别。与此同时得来的收入养肥了幸运的极少数人，几乎没给此外的任何人留下什么。不仅如此重稅给一般大众造成的痛苦使得加入联盟变得更有价值。由于害怕換一个领导人自己会被排除在外受穷，支持者们对现领导人格外忠诚。为了保住他们所拥有的并能继续吃香喝辣，他们愿意做任何事。 在独裁国家，做个富人是很不明智的，除非是政府让你致富。而如果是政府让你致富，没有什么比忠于政府更重要。 独裁统治者避免征敛财富和再分配的技术难题还有种方式，就是允许支持者直接自我回报。对很多领导人来说，腐败并不是什么需要根除的坏事，反而是一种很关键的政治工具。领导人默许甚至公然纵容腐败。他们实际上授权支持者收受贿赂。这避免了管理上令人头疼的难题，也就是如何组织征税并将钱转给支持者。 让民众富裕和愉快，他们就不太可能起而反对你。然而似乎同样正确的是，病怏怏的、忍饥挨饿和无知的人民也不太可能造反。有些国家的民众似乎就完全安顺，他们将敬爱的领袖奉若神明，将他视作任何他们拥有的粗劣生活资料的唯一来源。谁会进行革命？是了不起的中间派，是那些既不穷困潦倒也未被娇纵的人。前者太弱，畏惧造反；后者心满意足，没理由造反。确实，只有广大的中间派才对政权稳定及其领导人真正构成威胁。 是的，这个世界产生过一些智慧的、善意的领导人甚至是在那些依赖少数核心支持者的国家。但这样的领导人并不多，也不敢保证他们就懂得如何改善他人的生活。事实上，那些依赖小联盟的国家领导人们有一种普遍的说辞是，能够促进政府改善人民福利的那些自由权利太奢侈一一比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特别是集会自由只可能在获得经济繁荣之后才能让民众享有，而不是之前。这看上去正是那些让人民受穷受迫的领导人们的自私主张。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对独裁者来说是潜在的威胁，因此独裁者要限制教育机会。独裁者们希望工人具有基本的劳动技能，比如识字，而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可能的继承人受到真正良好的教育，把他们送到诸如瑞士这样的地方上学。独裁者们也喜欢把孩子送到美国的顶尖大学读书，有的特别中意英国的牛津大学。实际上，人们几乎认为牛津大学是独裁主义者的温床。 独裁国家和民主国家有个共同之处就是，内部人士在进入顶尖大学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即使在依赖大量核心支持者的国家情况也是如此，不过这种特权是由大学们自己给予的，而非政府要求它们这么做。美国总统不会告诉哈佛大学应该录取谁。对于这种体制的进一步观察会发现，哈佛和其他许多名牌大学青睐“遗产”，也就是校友的子女，因为这些学生有可能为大学带来更多来自富袷校友的捐赠。在其他方面很公开的大型联盟体制下，这种进入大学的特权实际上反映了大学本身的内部机制。 我们不应该忽视，大学机构本身是一种小联盟政治体制，拥有相当大规模的可相互替代者。因此不奇怪大学就像独裁国家一样运行，青睐富裕、有关系的人，低看缺乏政治影响力的人。如果你质疑这一点，你可以看看大学校长们喜欢聘请多少行政管理人员，再比比教职员工的数量。行政管理配角们的工作取決于高层人物是否开心，这些人不可能太多。另一方面，教职员工则无须依赖“老板们”的开心，他们靠的是让同事们一直开心以获得教职，因此他们拥有相当大的做任何想做的事的自由一一不然你以为笔者怎么能写下这一段话。 尽管私人报偿可以直接由政府财政拨给警察，补偿警察忠诚表现一一包括愿意镇压同胞一一的最简单方式就是给予他们自由腐败的空间。工资这么少，他们必定会意识到腐败不仅可以接受也是必须的。然后他们会加倍效忠于政权：首先，他们会感谢政权给他们敛财的机会；其次，他们会明白如果他们三心二意，将很可能失去特权并被检控。 大部分人认为减少腐败是个可期的目标。一个通常的做法是增加立法，提高对腐败行为的惩罚程度。不幸的是这些做法达不到预期目标。当一个体制是围绕腐败而建立的任何重要人物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支持者，都被腐败污染。他们如果从来不曾把手伸进钱箱就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提高法律惩处力度无非是使领导人又多了一项惩戒他人的工具。改革者和揭发者被以各种理由起诉，这种情况太常见了。 旨在消除腐败的法律手段从来不会奏效，反而常常让情况恶化。对付腐败的最佳方式就是改变深层诱因。随着联盟规模增大，腐败会逐渐消失。正如我们建议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做的，增加负责选择比赛主办地的委员人数将终结贪渎行为。相同的逻辑在所有种类的组织中都适用。 突然之间有消息传来那些把帮助我们永远喂不饱的人民视为己任的外国援助者开始反感，并且暂停了运送救援物资，因为我们的财政部长耶尔玛·德雷萨先生为了充实帝国国库，要求援助者缴纳高额关税。“你们想帮忙？”德雷萨问道，“请便。但你们必须付钱。”援助者问：“你什么意思，付钱？我们是来提供帮助的！我们还得为此付钱？”“是的。”部长说 “这是规定。难道你们想让我们皇上从外援中一无所得吗？” 很难相信援助机构会天真到不明白他们的资金遭误用。也许真相存在于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另个目标——“增进美国外交政策的利益”。也许美国更感兴趣的是在对抗全球恐怖主义的战略中拥有一个可靠的盟友，以及在打击印度洋的索马里海盗方面获得帮助。 对于那些坚持认为援助是为了缓解贫困的人来说，这些事实也许令人不快。当然，有些援助的确是出于纯粹的人道主义动机，比如在自然灾害发生后。然而我们很难把流向埃及和巴基斯坦的这么大规模的援助与理想主义目标联系在起。如果援助确实帮到了穷人，我们本该看到受援国的人民很感激和尊敬援助国。事实与此天差地别。美国对埃及和巴基斯坦的“善举”换来的是遭到这两个国家人民的普遍唾弃；理由很充分。 民主领导人奉行人民想要的政策。由于他们必须经受当选和连任的考验，他们很没有耐心。他们只有很短的投资期。对他们来说，“长期”指的就是下一次选举，而不是国家在接下来20年的表现。然而，只要我们人民想要便宜的汽油和丰富的农产品充满市场，我们想要这些超过想看到穷国真正发展，我们的领导人就会继续奉行符合我们意愿的政策。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将被愿意这么做的人取代。这就是民主制的一切一一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内政府。 很多革命的结果无非是让一个专制政权取代了另一个而已。某些情况下新政权实际上比前政权更坏。 但对于参加革命运动的人民来说，他们的希望在于可以改变命运，要么通过实现民主化扩大致胜联盟的规模，要么至少成为新联盟的部分。 领导人明白，作为孤立的个人，人民对政府产生不了威胁。这正是政府领导人不愿放任人民自由集会形成组织的原因。一旦人民大规模走上街头，领导人想要生存的话当然需要有非常忠诚的支持者为他干镇压人民的脏活。 革命运动也许看上去是自发的，但我们应该明白，它们的发生是因为有足够的人民相信他们有了现实的成功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成功的独裁领导人都会消除反叛的吸引力。他们迅速采取行动严酷惩罚率先走上街头的人。这就是2009年总统大选之后我们看到伊朗发生的情况。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殴打、逮捕、枪杀示威者，直到人民害怕继续上街。 依赖大型联盟的政府创造了大量公共物品，包括统称为自由的揽子特殊公共物品，包括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这些自由权利使数量巨大的人民交换对于政府的看法、表达对任何不喜欢政策的反对意见变得容易得多。 这些自由也让抗议变得容易。但由于人民喜欢这些自由将它们赋予人民也能消解他们想搞垮政府的欲望。在民主国家，抗议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但旨在推翻政府制度的反叛行为则很罕见。民主领导人必须奉行人民想要的政策，否则会遭到抗议，而由于人民可以自由集会，领导人除了给他们想要的，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他们。 在民主国家，抗议是为了警告领导人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人民不高兴了，而如果政策不改变，他们将把无赖赶下台。然而在独裁国家，抗议具有更深层的目的：摧毀政府的整套制度，改变人民被统治的方式。 2005年《经济学人》杂志一篇文章生动描绘了缅甸人民到底有多不开心，记者回想起当地人不断问他怎样才能说服美国入侵缅甸：“外国入侵是美好的希望，而不是令人担忧的事情。”缅甸人民希望成为第二个伊拉克！人民对变革的渴望如此强烈难怪丹瑞对抗议活动如临大敌，聚精会神予以阻止。 缅甸很穷，丹瑞很富。他是一个幸运的领导人。由于他不用依赖人民的劳动因此可以无情地进行镇。这意味着缅甸人民虽然境况悲惨，但不容易造反。如果他们这么做，丹瑞有足够资源收买军队的忠诚，确保自己掌权。 他实行了赋予人民权利的政策。渐渐地，人民的胃口变大了。“罗林斯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通过解放经济和开放电波，人民获得了发言权。人们感受到增强的信心。随着经济危缓解，人民开始觉得“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些，不需要有人教我们怎么”。 对独裁者来说，金融危机就是政治危机。独裁领导人亳不在意从人民那里窃取财富，摧毀本国经济。而现在资金捉襟见肘，他无法保持联盟的忠诚，发生政治变革的机会就出现了。如果国际社会减免了他的债务，独裁领导人就可以再次开始借钱支付给党羽，使自己继续掌权。 当一个独裁者面临国家经济崩溃、有可能发生人民抗议活动时，我们对外部观察者提供的第一条政策建议是：别去拯救独裁者；不要减免他的债务，除非独裁者首先让自己的权力接受真正风险的考验，包括允许集会自由、新闻自由、组党自由以及举行自由竞争性选举在其中独裁者所在政党不得在竞选资金、集会权利以及其他方面具有优势地位。 与提供债务减免或新贷款一样，对外援助也应该和受援国真正进行政治改革挂钩，而不是与相关承诺挂钩。 实际上，民主国家因恃强凌弱、专挑弱小国家下手而臭名昭著，遇到不可小觑的对手就选择谈判。 在某个层面上，独裁领导人和民主领导人是为了同一样东西而战：保住权位。在其他层面上，他们为了不同的东西而战。民主领导人诉诸战争更多时候是因为从外敌那里得到政策让步的其他手段都失败了。 对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来说不走运的是，随着苏联的崩溃他再也无法轻松发大财。1989年苏联人袖手而去。门格斯图需要新的财源。为了挽救自己的命运，他決定拿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法拉沙人）向美国和以色列换取军事援助和不义之财。法拉沙人在北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干年前属于公元前586年从著名的“巴比伦之囚”逃出来的以色列人的一部分。为了重新安置他们据称美国向埃塞俄比亚支付了2000万美元，以色列同意支付5800万美元（但最终只支付了3500万美元）。交钱之后，这些被拯救出来的法拉沙人定居于以色列。 普通人天生不希望战争。但，毕竟是国家的领导人在决定政策；把人民拖进战争永远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无论是在民主国家或法西斯独裁国家或议会国家，再或是其他类型独裁国家。你所要做的就是告诉他们敌人打过来了，然后谴责和平主义分子缺乏爱国心将国家置于危险之中。这套方法在任何国家都管用。 埃塞俄比亚军队司令部担心重武器会落入敌手。幸运的是，他们的空军力量相当不错。然而，埃空军不仅没有救援被困的同胞，反而发起了持续两个小时的空中打击，把所有东西都摧毁了。埃塞俄比亚方面的座右铭是：不落下任何一辆还能用的坦克。正如一名埃塞俄比亚将军说的：“当你丟掉了一块地方，你最好把所有装备都毁掉一一这是战争的原则。如果你无法把你的士兵和他们的装备区分开，你就把他们块儿炸了。 鸦片战争就是因为英国希望向中国出售印度产的鸦片以扭转对华贸易逆差。中国不愿成为一个瘾君子的国度。英国人动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成为一个毒品市场。香港被英国作为确保中国开放贸易的基地。为了结束战争而达成的协议正式名称是《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在中国人眼中这都是不平等条约。 当然，很多人也许会认为我们太愤世嫉俗。民主化的支持者喜欢举出成功的案例。然而所有这些案——联邦德国、日本、韩国——恰好其人民的价值观数十年来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美国的价值观，都是为了防抗庞大的共产主义邻居。 本书一开始我们说过，我们聚焦的是实然而不是应然的问题。现在我们应该讨论一下有关应然的问题了。为此，我们想提出一些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永远不要让对完美的追求阻碍我们做出小的改善。对于ー个完美世界的各种乌托邦梦想说来说去无非还是乌托邦。幻想为所有人打造个完美世界纯粹是浪费时间，它是个借口，用来逃避做能够改善很多人生活的艰苦工作。 考虑一下蒋介石的经验教训，他当然不是傻子。我们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他在台湾推行的经济政策比在大陆时成功得多。大陆尽管广泛贫困，但由于人口众多，有足够资源让他和他的联盟发财致富。但当蒋介石带着支持者败退到台湾，他们接管的是一个人口很少并且几平没有什么资源的小岛。只有经济成功才有办法奖赏联盟。在争取经济成功的过程中他逐渐扩大了联盟的规模，也许这是来自核心支持者或美国的压力所致，直到有一天他在民主中一觉醒来。 当发生变革的时机或条件成熟，联盟成员必须意识到如果他们不施压要求扩大公共物品和公共福利，那别人就会。只要反叛的成功机会足够大以及预期收益超过冒险反叛的成本，顽固不化的联盟及其领导人将被反叛行动包围。 一个能提升所有人长期福利的简单办法就是取消对移民的限制。特赦非法移民——一个美国政治圈里的脏——是一种选择机制，可以挑选出在给定时间段中通过工作、纳税、抚养孩子展现出了生产能力的移民，他们为国家经济、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国家的社会结构做出了贡献。把你们的穷人送来，看看他们能不能创造更的生活。把你们疲乏的人送来看看他们通过参与督促一个以公共物品为导向的政府做得更好，能不能焕发生机。把你们渴望自由的蜷缩在一起的人们送来，看看他们的孩子能不能成长为一个比现在更强大、更和平、更繁荣社会的栋梁之才。一代又一代涌入美国的移民潮使美国的致胜联盟不断扩大变得更好。他们从贫穷、疲乏、踡缩在一起的人变成了现代美国的成功故事。这并不是时间或地点的偶然。它是美国公民权相对容易获得这一事实的直接后果，它同时产生了一个有助于改善国家治理的扩大了的致胜联盟。 当经济形势迫使独裁者必须允许人民相互沟通才能获得收入，他真正处在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技术关停的日子久，他就没有足够的钱收买联盟的忠诚。开放技术的话人民能够协调行动推翻独裁者。在这种情况下，聪明的独裁者会眼光放远，他会意识到实施自由化对自己比较有好处，胜于被迫流亡、被关入大牢或被干掉。在缅甸一张手机SIM卡（用户身份模块）要价超过1000美元，这不是偶然的。加纳面临经济崩溃时，J・J・罗林斯选择了实施自由化也不是偶然的。 本书一开头引用了凯歇斯恳求勃鲁托斯采取行动反对裘力斯・凯撒暴政时说的一段话“亲爱的勃鲁托斯，那错处并不在我们的命运，而在我们自己”。我们谦卑地加上一条原因，错处在我们自己是因为，我们——人民——太关心我们自己而太不关心世界上统治者们的帮手。但我们也看到了未来有希望。每一个依赖小联盟的政府和组织最终都会将自身的生产力和创业精神消磨殆尽，在自身的腐败和低效能的重压之下面对崩溃的风险。当那些关键性的机会时点出现，当劣政的重压将独裁者困住，一些简单的变革就将改变一切。

对于独裁者来说，无需多言，人们需要光鲜满足，不想瘦弱焦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保持忠诚。沉重的税负强化了富裕与贫穷---在联盟内或在联盟外---之间的差别。与此同时，得来的收入养肥了幸运的少数人，几乎没给此外的任何人留下什么。不仅如此，重税给一般大众造成的痛苦使得加入联盟变得更有价值。由于害怕换一个领导人自己会被排除在外受穷，支持者们对现领导人格外忠诚。为了保住他们所拥有的并能继续吃香喝辣，他们愿意做任何事。

民主政府也有征税的嗜好，不过他们不能将这一嗜好发挥到独裁政府那种地步。因为独裁者的关键支持者人数很少，他很容易补偿落到他们身上的税负。这对民主领导人来说行不通，因为他的支持者的数量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