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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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固然是自由的，也有超越他自己及其世界的能力，但他若找不到建构意义的根据（这根据超越了他所无法超越的世界），那他就不可能建构一个意义的世界。作为宗教基本问题的意义问题，超越了以探索事物相互联系为目的的普通理性问题，正如人的精神自由超越了他的理性能力一样。 　　如果不引入一个超越了这个有待解释的世界的意义原则，那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若有关存在的生机原则，甚或次要的和谐原则被用作意义原则，那人就会陷入偶像崇拜。他就会把某些有限的、偶然的生存因素抬升到神的高位。他就会把某种本身仍需解释的东西当作和谐与意义的终极原则。偶像崇拜的最显著形式是，以自然生机或历史生机为中心来建构意义世界。比如，把显然是偶然而非终极的部落或民族生存作为意义的核心。将次要的和谐原则与意义原则当作终极原则，虽说较为隐蔽，但仍是一些偶像崇拜。自然的因果联系即属此种次要原则。如果只拿自然因果联系的原则去理解世界的意义，那就等于从机械凝聚的方面去构想世界，并未给那表现在人的意识中的自由留下地盘。关于和谐的种种理性原则，则代表了另一似乎更高但仍不恰当的意义体系。凡努力把意义等同于理性，就是在神化理性。此种等同代表了偶像崇拜，并且理性与逻辑的法则不能完全领会世界的全部意义，这一点可由下述事实来证实：人生与历史充满了理性原则所不能解决的各种矛盾。进而言之，那超越自身的心灵也不能合理地使自己成为终极原则，用以解释心灵与世界的关系。…… 　　尽管藉以领会上帝的宗教信仰不会与理性相冲突，即是说，意义的终极原则不会与那在理性的内在一致中发现的意义的次要原则相冲突，然而另一方面，宗教信仰却又不能简单地从属于理性并受其评判。否则，当理性追问宗教信仰中的上帝是否合理时，这一追问便已经包含着一个否定的回答了，因为理性已使自己成为上帝，自然便不能容忍另一位上帝。对于宗教所作的纯理性或纯理智的评判，通常是要寻求把宗教信仰的上帝在本... (查看原文)

  . 1赞 2017-11-19 20:39:29

• 　　就像动物一样，人也深陷于自然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之中；但与动物不同的是，人能正视这个处境并预知它所包含的危险。他寻求反抗自然的偶然性来保护他自己；但他这样做，就不得不违反上帝为其生存定下的界限。因此，所有的人都脱离不了以牺牲别人来换取自己安全的罪。而自然中的危险也因此而变成人的历史中的更为可悲的危险。再有，人的知识虽受时空的限制，但却不像动物的知识那样受限。人的知识之所以并不像动物那样受限，是因为人知道这些限制，这就是说，他在某种意义上是超越这些限制的。人所知道的，总是多于他直接置身其中的自然处境，他常以整个处境来领会他当前的处境。然而他却不能不以来自他直接处境的有限观点，来对这整个处境加以界说。他意识到他知识的相对性，这就使他陷入怀疑论的危险中，人精神上的一切努力，都面临着无意义的深渊。所以人受引诱去否认他知识和观点的有限性。他妄以为已取得一种超出了有限生存局限的知识。这正是一切人类知识都染有的“意识形态污渍”（ideological taint），而不仅仅是一种无知。人总是力图用妄以为知来掩饰他的无知。 　　总之，由于人既是自由的又是受限的，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故人总感焦虑。焦虑乃是人所陷于的自由与有限性这一矛盾处境的必然伴随物。焦虑是犯罪的内在前提。焦虑是陷于自由与有限性这一矛盾处境的人所必然具有的精神状态。焦虑是对受到诱惑状态的内在描述。焦虑不可等同于罪，因为总是存在着这样一种理想的可能性，即信仰会净化焦虑，使之不走向罪的自我发挥。这种理想的可能性是：信仰上帝之爱这一终极安全能克服自然与历史中的所有直接的不安全。这便是基督教正统教义何以始终要把不信界说为罪的根源，或界说为走在骄傲前面的罪的原因。…… 　　然而焦虑并不是罪。焦虑之不同于罪，一方面是因为，焦虑只是罪的前提而不是罪本身，另一方面是因为，正如它是罪的前提一样，它也是一切人的创造性的基础。人之感到焦虑，不只... (查看原文)

  . 1赞 2017-11-20 15: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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