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的石头记

原文摘录  · · · · · ·  ( 全部 )

• “我们应该对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心怀感激。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我们现在的汉魏诗歌是后代编选者根据他们的文学趣味筛选过滤的：他们既决定保存什么、不保存什么，也削删作品本身。这里的问题不是我们失去了多少文本，更重要的是认识到后来一个十分不同的文化世界决定了哪一部分汉魏作品应该流传。如果说得危言耸听一点，我们根本就不拥有东汉和魏朝的诗歌；我们拥有的只是被南朝后期和初唐塑造出来的东汉和魏朝的诗歌。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存在什么固定的‘源头’——一个历史时期的画像是被后来的一个历史时期描绘出来的。 这样的认识是否也应该写在新的文学史里呢？ 继续以东汉和魏为例，谈谈关于‘重要作家’的问题。如前文所言，当我们书写文学史时，一旦涉及到论述一个作家重要与否，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各个历史时期文学趣味的改变以及对这个作家的不同品评包括进来？所有的汉魏文学史都十分推崇魏武帝曹操，我们也已经接受曹操是一个重要作家的事实。但是，除了《文选》里有曹操的两首诗之外，只有《宋书•乐志》里收录了曹操所有的诗歌。而《宋书•乐志》收录作品根据的不是文学标准，而是旨在保存仪礼音乐的皇家传统。南朝的文学评论里，寥寥几句对曹操的评价不都不是褒奖，整个唐朝也很少有人提到曹操的诗。直到明朝中叶，曹操的乐府才因为符合了当时人们对汉魏乐府‘沉郁雄壮’的爱好而获得青睐。此外，在当时的通俗文化里，《三国演义》、三国和曹操题材的杂剧以及评话说书的流行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新的审美趣味？有没有可能文化史的次序被颠倒了，通俗文学影响了经典的营建？如果一个诗人在一千三百年里从未受到过重视，而只是因为他符合了明朝根据汉魏诗人‘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而塑造出来的汉魏诗人形象才被重新发现，这样的现象是不是也应该写入汉魏文学史呢？也许，我们在讨论一个‘重要作家’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明确指出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根据什么标准把他定义为‘重要作家’的？当我们写... (查看原文)

  云☁️ 1 回复 1赞 2019-09-13 16:52:45

• 这是一个道德选择。一方面，明确的作用与目的或者一套预定的问题在某种根本意义上损害了对艺术的经验，而受到“作用”的威胁，诗歌的声音就会沉默。在《列子》里面有一个故事，讲述一个喜爱海的年轻人，他每天都去海上和海鸥一起玩耍，而海鸥见到他，也都飞集在他身旁。有天，年轻人的父亲要求他带回几只海鸥来，让他也能玩一玩这一天，海鸥见到年轻人却只在空中飞舞，再也不肯下来了。我怀疑诗也很像海鸥：它们不肯和那些怀有某种动机的人来往，因为动机辜负了它们的好意。另一方面，我们在阅读诗歌的时候，需要了解那些大的语境，没有那些语境，诗歌的声音就没有回音。用一首诗为例，来描述宋诗的特点是把这首诗屈服于某种作用和目的，而这样的做法是危险的；但是，对“想象的宋朝”具有丰富、透彻的了解却会对我们阅读黄庭坚的诗甚有帮助。为创造一个“想象的宋朝”我们也许不得不驱使一些羞怯的诗篇。但即使是《列子》中那个关于无机的故事也还是有一个动机。 这只是一首诗而已。我们不会把它系在某个重要的观点上以致把它吓跑，但是我们也许可以试着把某些比较大的问题带到它身边来。这样的问题应该大而灵活。人为的语境对我们的阅读往往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它们是“类型”而不是“问题”，已经成了套话，往往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比如说，人们常说宋诗有种愉悦而随意的风味，而这种形象很容易被套在黄庭坚这首诗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诗人是在用机智的诗艺来拒绝哀伤。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愉悦的形象是宋朝诗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但是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太相信这种表面的形象了。人类喜欢为自己塑造新的形象，但是人性不像形象与朝代那样容易变迁。宋人一点都不比唐人更缺少激情与深情，但是宋朝的作家对感情的强烈觉得不安。他们受到情感力量的驱使，这是所有其他时代的人都要经历的命运，但是，他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是被驱使的，急切地渴望一种能够帮助他们超越这种驱使的人生态度。很多人... (查看原文)

  田柏楠 1赞 2020-11-12 20:50:01

> 全部原文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