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dsay对《中国乡村》的笔记(6)

这种制度运行起来，使得每一位居民都成为潜在的间谍，以揪出他们中间做坏事的或铤而走险的人，也就是自我审查。由于居民们被逐渐灌输了相互提防、相互猜忌的意识，故而没有人敢于冒险煽动他的同乡起来反对统治。这样，即使有个别犯罪分子漏网了，也没有多大机会去煽动他人一致起来发动抗争。保甲组织作为统治工具，其作用就在于：它在帮助政府减少犯罪的同时，也同等效果地对臣民形成威慑。一位19世纪的西方作者正确评价清朝保甲体系时说：“从表面上来看，封建王朝对其臣民的统治，是一种父亲对子女的慈爱；然而实际上它是一种残暴的统治，一种以恐惧和猜疑的方式维持权力的残暴统治。”保甲组织就是专制帝王为此目的而采纳的一种统治工具。有的作者把保甲组织当作“旧中国的自治”，有的当作“一种地方政府制度”或“一种人口调查工具”，这不但错误理解了保甲制度的功能，而且错误理解了专制统治制度的本质。

2022-11-27 14:14:04 回应

为了建立这种判断思想与行为绝对标准的“官方儒学”（imperial confucianism），新统治者的当务之急就是争取士人的认同，尤其是争取那些明朝遗留下来、仍然效忠于明朝的士人的支持。清朝建立者充分认识到，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士在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也体认到控制士人，实际上就是控制整个国家。

2023-01-28 10:05:21 回应

两大因素限制了清朝乡村统治体系的运行效率。其一，清政府不得不依靠地方居民的帮助来运行控制机制，但是由于这些居民顽固的态度和政府自己的基本目的（颇有讽刺意味），这个机制不可能真正提供有用的帮助。乡村控制基于大众的被动和市民的漠然而设计出来，它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长久地维持这种心态，这样，它就可以稳固地维持对地域辽阔的乡村地区的统治。控制体系的运作，部分是基于心理学意义上的恐惧和猜疑；另一方面是基于一种假设，即认为确保庶民顺从的一个方法，就是让被统治者依靠政府解决物质生活问题或取得社会利益。清政府没有努力培养乡人的能力和志愿，来为其左邻右舍和天下国家提供积极而实际的服务。的确，人们有充分理由认为清朝皇帝根本不想以地方居民的积极参与为代价，来让乡村统治体系完全有效地运作起来，他们唯恐地方自治蜕变为有害于中央集权专制的危险因素。看来，是拥有一套不太有效的乡村控制体系，还是要冒着地方自治的风险，皇帝们做出了历史的抉择。从长远来看，这很难说是一个幸运的选择。这样一来，乡村控制只能不幸地主要依靠被控者的消极顺从。这样维持的政治稳定只是因为偶然没有爆发动乱，而不是建立在积极服从的稳固基础上。当社会危机和动荡爆发，清朝的威望和权力受到严重损害时，乡人那习惯上的胆怯立刻就被绝望所取代，即使盘根错节的乡村控制体系仍然存在，清朝那并不稳固、并不完美的社会安宁也会立刻遭到严重破坏。
第二个大因素更直接地限制了清朝乡村统治体系的效用。统治者并不相信可以依靠乡人来推行各种各样的统治措施，基于这种情势的推理，统治者不得不依靠地方官来注意它，确保这些体系是以合适而安全的方式在运作。因此，州县官员有效而认真的监督，成为清朝成功推行乡村统治体系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依照清政府的理论与实际，几乎不可能培养出这种州县官员。从清朝初年开始，统治者的兴趣更多地放在培养顺从、奉承的官员，而不是充满行政能力的官员上。真正的权力很少授权给任何官员；清朝也未打算培养官员们在正常时期作出明智决策的能力，或面对危机的实用智慧。清朝皇帝所采取控制官员的措施，目标几乎都是要让他们变得无害；这正如每一种乡村控制的手段，都是以使农民温和、没有危害一样。这样，科举考试与学校制度，鼓励的是推敲八股文技巧（只要它运行良好），而不是训练有行政才能的人。全面的监察制度杜绝了公然的抗命，但同时也与熟练、充满精力的官僚政治无缘。清朝给予官员们的俸银并不多，因而准许他们自己想办法贴补；这种做法实际上迫使他们走向贪污、腐败。这样造成的情势对政权的稳定是很难有利的——一个庞大、经常吃不饱的乡村人口，处在薪水太少、能力堪忧的地方官的控制下，中间还夹着一群特权膨胀的乡绅，他们的利益和动机经常与前二者背道而驰。由于得不到乡村居民的积极支持，本来已经效用降低的乡村控制，又因为地方官无法有效监督其运作而进一步遭到损害。

2023-02-17 19:55:22 回应

宗族令人讨厌的行为之一，就是“冒认”自己的祖先。这些宗族集团非常渴望提高自己的威望或扩大自己的影响，因而似是而非地声称自己是历史上杰出、著名人物（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的嫡系后裔。清政府常常找不到方法来证明它们的声称是真的还是假的，但只要他们不要太离谱，或没有什么危险的牵连，这个谱系就不会受到挑战。但是，当有些宗族夸张地把自己的宗系追溯到古代皇帝，就会引起清政府的怀疑，从而招致祸患。举例来说，江西巡抚1764年发现一些宗族“附会”自己的始祖：有个宗族声称自己的祖先是“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人物；另一宗族声称自己的祖先是“地皇”——传说中的第二个帝王；再一个宗族声称自己的祖先是董卓——公元2世纪的窃国大臣；还有一个宗族声称自己的祖先是朱温——公元10世纪唐王朝帝位的篡夺者。最稀奇古怪的一个事例或许就是，一个宗族声称雷震子——通俗小说《封神演义》中一个神话人物——是它的“始祖”。几年后，即1780年，山东沂水县知县上报说，有个刘氏宗族的族谱“狂悖”地记述他们最早起源于汉朝皇室。清廷下令把这些宗族的所有族谱都销毁。

2023-03-07 22:51:07 回应

在广州和黄埔邻近地区各乡村，世仇普遍存在。为解决这一紧急问题，村民们按照习惯，采取了一项非常奇怪的措施，即专门成立“献身队”，并把他们的名单加以保存。这些献身者自愿站出来承担罪责，拿生命作赌注。一旦有什么指控，在名单上的献身者就必须站出来，承认自己是行凶者，并向官府自首。然后由他们及其亲友雇请讼师、寻找证人，为凶手辩护，或者证明可以减轻惩罚。……万一被判死刑，那么他们所得的补偿……可以维持其家庭生计；还会得到一笔土地或金钱的报酬，其数量有时达到300美元。这笔钱是由有关村子村民自愿认捐的。

2023-03-07 23:02:19 回应

还应指出的一点是：长时期为帝国体系塑造的中国农民，其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根深蒂固，在中国帝制历史整个变迁过程中没有什么改变。参加各次政治叛变的农民，和置身事外的农民，他们的外观和行为基本上是相同的。一个简单的欲望——活下去的意志——左右他们的行动与反动；耕种土地维持生存以及自己和家庭的艰难生活占据了他们的注意力和精力。王朝的兴起没有在他们的脑海中注入一点政治热情，王朝毁灭也没有把他们变成决心改变社会和政治的革命者。但是，这并不是要否定农民大众作为一个群体在帝制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相反，我们的研究表明，农民人数众多，力量强大，再加上他们习惯上容易接受经济及社会地位与他们自己并不相同的阶层的领导，使中国农民大众成为历史上每一次反抗地方官员或反抗现存政权的叛乱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没有必要为了说明帝制时期的农民在一系列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而进一步给予更高评价。一些地区习用的“农民革命”一词，虽然对于宣传来说很有用或必不可少，但是难以经受客观的历史分析。

2023-04-02 17:56:20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