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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目标的实现需要政治、经济等实践手段，人们常以为目的必先于手段，然而现代人选择“平等”为道德尺度，却是因为唯有平等的道德能被低成本地切实付诸实践，倘若违逆则代价极大，可见手段亦能反过来影响目的。社会科学无所谓“形而上学奠基”，而是一个多面整体，某一社会思想正确与否不仅取决于它内部的自治性，还取决于是否与其他方面的条件相契相配。例如在普遍关联的陌生人社会中，道德哲学与政治经济学虽有原则性区别，却须相互协同。平等主义在历史竞争中胜出，并非因为它更“自然”，而是因为它符合绝大多数人的长远需要，而现代世界撤去了阻碍其表达的因素。引自 5、文本解释与作者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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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上规律只在具备长远稳定预期的社会中オ有意义，有赖于诸多条件。例如现代法律在亿万陌生人之间构造长远行为预期的常见手段是罚款和监禁，即剥夺货币和自由时间；它们是生活的抽象可能性，是人人皆欲望的。预期的确定性是被货币和监狱等制度强化甚至发明的，而货币的前提是数学，在这个不存在两片相同树叶的世界上，数学也是被发明而非被发现的。人类必是先有了“等同”或“类”的概念，然后オ可能计数。结绳记事之前只会说“这”和“那”的原始人的人性，不同于发达的“数目字管理”社会中的经济人的人性。引自 9、历史中的偶然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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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论关心社会群体的幸福与痛苦，并不意味着忽视影响力有限的微小事件，有时透过个例也可能窥见更深层、更真实的构造：它们有无处不在的主宰力，却不为身在其中的人所意识到，仅暴露于某些细节。功利论要求揭示未经意识却影响广泛的前见，而对前见的揭示亦是对其他可能性的揭示。道德一视同仁地评价真实发生的事与本可能发生的事，揭示其他可能性即意味着批判地对待现实。引自 10、历史重要性与历史编纂中的道德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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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生活史与诸力量的历史的区别在于它研究的不是施加影响的力量，而是人类承受影响的状态；改变历史的力量可以是天灾，承受影响的却必须是人。希罗多称历史学旨在记载“人类的功业”是行动者的视角；庞贝城的毁灭并非人力所致，生活史却要重构庞贝人迎向死亡的姿态，这是承受者的视角。生活史的视角不忽略夭折的孩童，即便他们尚未产生历史影响就已死去，只有在此视角下“平等”的道德尺度才有意义。“生活”是一无所不包的概念，大萧条等重大历史事件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但生活史的视角首先关心它们对生、老、病、死、爱、憎、希望与恐惧的影响，而非国家的兴亡。理解人在这些方面遭受的影响是理解重大事件的必要前提，不仅因为某一方面的经济“压力”会传递到经济生活的每一方面，也因为某一方面的逆境在人心中产生的绝望，可能导致原则上不相干的其他方面的虚无或疯狂。引自 10、历史重要性与历史编纂中的道德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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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没有任何直接用处，它是德性与智识的训练场，最终是为了让经受过训练的人们，更好地投身于正在进行的历史。雅克·巴尔赞曾提及句话：“教养是你忘掉一切刻意学习过的东西后的所剩之物”，一个在这一训练中真正成熟的人可以忘掉历史学。引自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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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诸知识，在其某些领域或阶段时常为一些难以丢弃的问题困扰，然而赖以提出问题的概念本身却不具备原则上的真实性；人们习以为常地使用它们，仿佛其意义不言自明。然而这种虚假的自明性只是因视域的偏狭才苟存于反思的盲区。每当人们试图确定这些概念的意义，或凭借它们建立某种原则，它们貌似清晰的轮廓就会崩解，其边界就像沙丘的边沿般消失，其意义也如沙丘般随风而动，仿佛“一切坚固的事物皆烟消云散”。面临这样的困境，需要做的不是绝望地固守业已无存的封地，而是勇敢地反思我们的语言，揭示出真实的诸界限与诸原则，以求名正言顺，即便这一彻底的反思势必动摇历史与周遭世界塑造的语用习惯。引自 【三】大地上的尺规——关于诸“美”与诸“艺术”的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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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鼓起勇气运用我们的理智，凡能解决的问题一定能找到答案，凡没有答案的问题也定能被清楚地澄清为没有答案的。引自 【三】大地上的尺规——关于诸“美”与诸“艺术”的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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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时代的哲学家相信：建立形而上学是人的自然倾向。现代人只承认寻求“完整性”或“秩序感”等心理倾向，形而上学只是该倾向的天真表达。当一个问题无法通过哲学得出答案，现代人要么说它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诸具体学科问题），要么说它是一个伪问题，“凡答案不可言说的问题本身也无法被问出”。然而在古典哲学中，理论困境反而成就了某些概念在世界图景中的神圣位置。例如在现代哲学中“自由意志的发生原理”和“语言的起源”这两个表达是类似“无中生有”的不可思议，须被排除出知识的领域。在古典哲学中，正因为它们是超越理性界限的，才显示出自由意志在世界构造中的神圣性。美亦是如此，它不同于味觉，由于诸味觉之间的差异被生物学解释了，就不再神秘；美的机制无法被还原到任何一种原理中去，因此才成了谜；美之谜团具备强制力（人无法仅凭意愿改变自己的审美），因此它是命运；尼采说，“爱命运”是生命肯定者的最高公式。现代哲学中“美”被指控为一个假概念，围绕它的种种无解的难题也被归于伪问题；然而在古典哲学中，正因为美之尺度无法由任何一种原理清晰阐述，美才源于神圣；正因为美之概念是荒谬的，它才被信仰。荷尔徳林说：“最美的也最神圣”。引自 4、现代意识形态中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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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且仅当一种情况下“幸福”这个抽象概念仍无法被更具体的价值理由取代：在权衡取舍诸价值时，仍需把诸多异质的价值直觉纳入抽象一般的“幸福”，无论这一权衡取舍是只顾自己，还是考虑所有可预期的受影响者。然而“美”无须在诸价值直觉间权衡取舍，因此这个概念总能被更具体的价值理由取代，是完全冗余的。
作为对幸福的许诺的美没有独立的价值，无法区分于伴随对幸福的许诺而生的幸福。而且若将对幸福的许诺所唤起的价值直觉继续标记为“幸福”，不会导致逻辑上的无穷倒退：对“对幸福的许诺之幸福”的许诺是不可能的。我们总是在许诺某种令人期望的事态，而不是许诺许诺，或期望期望。因此“美”的此种意义仍是冗余的，它可被替换为“幸福”。引自 6、“对幸福的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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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探索途中曾有的种种矛盾被厘清了——崇拜自然天才的，或奉守历史传统的；欲将物理学置于前科学的生活世界中获得理解的，或要以物理语言一统诸科学(及心理学)的；认为日常语言是堕落的诗的，或认为诗性语言尽是滥用日常语言的；主张机器生产必将解放人类的，或认为技术集置将带来人性深渊的；要求全世界在场划时代的革命中得到转变的，或将“现代”的原则视作西方”这一地缘共同体的延续的。它们是众多的欲望、意志与趣味在时势的激流中相互冲撞划过的波痕，那时的人类尚且年轻，还分不清晨星与暮星、朝霞与黄昏、壮举与愚行，与之同样含混不清的“观念史”叙述仍左右着当今知识分子们对“现代性”这个丧失界限的大词的粗糙言谈。引自 4、哲学的终结与无尽的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