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读完了

* 金克木（1912年8月14日—2000年8月5日），男，字止默，笔名辛竹，安徽寿县人，中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梵学研究、印度文化研究家，与季羡林、陈玉龙并称“北大三支笔”，和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一起被称为“未名四老”。20世纪三十年代后到北京求学，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员，同时还掌握了英语、法语、德语、世界语等多种语言。1941年金克木经缅甸到印度，任一家中文报纸编辑，同时学习印地语和梵语，后到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钻研佛学，同时跟随印度著名学者学习梵文和巴利文，走上梵学研究之路。1946年金克木回国，应聘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1948年后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曾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中国世界语之友会会员，第三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第五届至七届常委，宣传部部长。2000年8月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临终遗言：“我是哭着来，笑着走。”

有这样一个老头：

一

读书的时候，一个学哲学的朋友经常到我的宿舍聊天。像任何喜欢书的年轻人一样，我们的话题最后总是到达自己心目中的学术大家。有一次，他信誓旦旦地对我讲，在当代中国，只陈寅恪和钱锺书堪称大家，其余不足论。他讲完后，我小心翼翼地问，这两人后面，可不可以再加上一个呢？他毫不犹豫地说，不可能，中国再也没有这个级别的人物了。然后，我给了他一个老头的小册子，并且告诉他，我认为这个老头也堪称大家。

第二天，这位朋友又到我的宿舍来了。他略显得有些疲惫，但眼睛里却充满了光芒。他兴冲冲地告诉我，他有点认同我的看法了，这个老头或许可以列到他的当代大家名单中。临走，他又从我的书架上抽去了这个老头的几本小册子。等我书架上这老头的书差不多被借完的时候，他也开始了辛苦地从各个渠道收集这老头的书的过程，跟我此前一样。

不用说，这个老头就是这本书的作者金克木。为了看到更多如那位朋友样充满光芒的眼睛，我起意编这样一本书。

二

金克木，祖籍安徽寿县。1912年生于江西，1930年北平求学，1935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馆员，1938年至香港任《立报》国际新闻编辑，1939年到湖南省立桃源女子中学和湖南大学任教。1941年，经友人介绍，金克木到印度加尔各答的中文报纸《印度日报》任编辑，1943年至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钻研佛学。1946年，金克木回国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1948年起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1949年之后，金克木的经历跟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两样。上世纪七十年代以还，金克木陆续重印和出版的著作有《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旧学新知集》《末班车》《探古新痕》《孔乙己外传》《风烛灰》等，译作有《通俗天文学》《三自性论》《伐致呵利三百咏》《印度古诗选》《摩诃婆罗多·初篇》等。金克木的一生值得好好写本传记，肯定好玩和复杂得要命。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奇特老头的几个人生片断。

1936年，金克木和一位女性朋友到南京莫愁湖游玩。因女孩淘气，他们被困在一条单桨的小船上。两人谁也不会划船，船被拨得团团转。那女孩子“嘴角带着笑意，一幅狡黠神气，仿佛说，‘看你怎么办？’”年轻气盛的金克木便专心研究起了划船。经过短时间摸索，他发现，因为小船没有舵，桨是兼舵的，“桨拨水的方向和用力的大小指挥着船尾和船头。明是划水，实是拨船”。在女孩的注视下，金克木应对了人生中一次小小的考验。

1939年，金克木在湖南大学教法文，暑假去昆明拜访罗常培先生。罗常培介绍他去见当时居于昆明乡间，时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见到傅斯年，“霸道”的傅所长送他一本有英文注解的拉丁文《高卢战记》，劝他学习。金克木匆匆学了书后所附的拉丁语法概要，就从头读起来。“一读就放不下了。一句一句啃下去，越来兴趣越大。真是奇妙的语言，奇特的书。”就这样，金克木学会了拉丁文。

上世纪四十年代，金克木在印度结识“汉学”博士戈克雷。其时，戈克雷正在校勘梵本《集论》，就邀请金克木跟他合作。因为原写本残卷的照片字太小、太不清楚，他们就尝试从汉译本和藏译本先还原成梵文。结果，让他们吃惊的“不是汉译和藏译的逐字‘死译’的僵化，而是‘死译’中还有各种本身语言习惯的特点。三种语言一对照，这部词典式的书的拗口句子竟然也明白如话了，不过需要熟悉他们各自的术语和说法的‘密码’罢了”。找到了这把钥匙，两人的校勘工作越来越顺利。

上面三个故事，看起来没有多大的相关性，但如果不拘泥于表面的联系，而把探询的目光深入金克木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这些不相关的文字或许就会变得异常亲密。简单说，这种方法是“眼前无异路”式的，集全部心力于一处，心无旁骛，解决目前遇到的问题。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金克木把自己解决问题的特殊方法和丰富人生经历结合起来，写出了一篇篇珠玉之文。我们选编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把这些珠玉相关联的一些收集起来，看能否穿成一条美丽的项链。在编选过程中，我小心翼翼地克制自己，尽量把选文控制在谈读书的范围内——否则，这个选本将是全集的规模。

三

在一个知识越来越复杂，书出版得越来越多的时代，我们首先关心的当然是读什么书。如果不加拣择，见书就读，那每天以几何数量增长的图书，恐怕会炸掉我们的脑子，还免不了庄子的有涯随无涯之讥。那么，该选择哪些书来读，又如何读懂呢？

“有人记下一条轶事，说，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说过，他幼年时去见历史学家夏曾佑，那位老人对他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那位学者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时，他才觉得那话有点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说这故事的人也是个老人，他卖了一个关子，说忘了问究竟是哪几十种。现在这些人都下世了，无从问起了。”可是，光“中国古书”就“浩如烟海”，“怎么能读得完呢？谁敢夸这海口？”夸这海口的，正是嗜好猜谜的金克木——“只就书籍而言，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的书的基础，离了这些书，其他书就无所依附，因为书籍和文化一样总是累积起来的。因此，我想，有些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应当是少不了的必读书或则说必备的知识基础。”“若为了寻求基础文化知识，有创见能独立的旧书就不多了。”就中国古书而言，不过是《易》《诗》《书》《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等数种；就外国书而言，也不过《圣经》《古兰经》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狄德罗、培根、贝克莱、康德、黑格尔、荷马、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的著作。

略微深入接触过上列之书的人都不免生疑，这些“‘太空食品’一样的书，怎么消化？”选在第一辑里的文章，前一部分是金克木勾画的“太空食品”谱系，有了这个谱系，我们可以按图索骥，不必在枝枝杈杈的书上枉费精神。后一部分，则是对这些书的消化之道，体现了金克木自己主张的“生动活泼，篇幅不长”风格，能让人“看懂并发生兴趣”。认真看完这些文章，直接接触原作（即便是抽读或跳读），再配合简略的历史、哲学史、文学史之类，“花费比‘三冬’多一点的时间，也可以就一般人说是‘文史足用’了”。照此方法读下去，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有幸某天会惊喜地发现——“书读完了”。

可是，古代的书跟我们的时代差距那么大，西方的书跟我们的思维习惯那样不同，印度的书有着各种不可思议的想象，如何拆除这些壁垒，明白作者的弦外之音，从容地进入书的世界，跟那些伟大的写作者共同探讨人心和人生的奥义呢？金克木提供的方法是“福尔摩斯式读书法”与“读书得间”——这是本书第二辑的内容。

四

在金克木看来，要真正读懂一本书，不能用“兢兢业业唯恐作者打手心读法，是把他当作朋友共同谈论的读法，所以也不是以我为主的读法，更不是以对方为资料或为敌人的读法。这种谈论式的读法，和书对话……是很有趣味的”。“一旦‘进入角色’，和作者、译者同步走，尽管路途坎坷，仍会发现其中隐隐有福尔摩斯在侦探什么。要求剖解什么疑难案件，猜谜，辩论，宣判。”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要有尚友古人的胸襟和气魄，敢于并且从容地跟作者交朋友（却并不自认能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他本人）；一层是跟着作者的思路前进，看他对问题的描述或论证能否说服我们。这样做也有两重收获，一是读书时始终兴致昂然，二是读会的书就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有字的部分有了方法，怎么读那些书间的空白呢？——这或许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古人有个说法叫‘读书得间’，大概是说读出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于无字处看出字来。其实行间的空白还是由字句来的；若没有字，行间空白也没有了。”“古书和今书，空白处总可以找出问题来的。不一定是书错，也许是在书之外，总之，读者要发现问题，要问个为什么，却不是专挑错。”这就是金克木的“得间读书法”。用这个方法读书，可以明白写书者的苦心孤诣和弦外之音，进而言之，说不定还会发现古人著述的秘密。

金克木曾提到佛教文献的一个特点：“大别为二类，一是对外宣传品，一是内部读物。”照此分类，金克木认为，佛教文献里的“经”，大多是为宣传和推广用的，是“对外读物”。“内部读物”首先是“律”，其次是算在“论”里的一些理论专著，另外就是经咒。如此一来，佛教典籍，除了“经”，竟大部分是“对内”的（“经”里还包含很多对内部分）。对内的原因，或是记载了“不足为外人道”的内容，外人最好不要知道；或是满纸术语、公式，讨论的问题外人摸不到头脑，看了也不懂。更深层的原因是，“佛教理论同其他宗教的理论一样，不是尚空谈的，是讲修行的，很多理论与修行实践有关。当然这都是内部学习，不是对外宣传的”。

“不但佛书，其他古书往往也有内外之别。讲给别人听的，自己人内部用的，大有不同。这也许是我的谬论，也许是读古书之一诀窍。古人知而不言，因为大家知道。”在金克木看来，恍兮惚兮的《老子》和思维细密的《公孙龙子》，里面本有非常实在的内容，“不过可能是口传，而记下来的就有骨无肉了”。现在觉得浅显，仿佛什么人都能高谈一番的《论语》，也因为“是传授门人弟子的内部读物，不像是对外宣传品，许多口头讲授的话都省略了；因此，书中意义常不明白”。连公认为历史作品、仿佛人人了解的《史记》，金克木也看出是太史公的“发愤之作”，所谓“传之其人”，就是指不得外传。正因如此，书中的很多问题，“‘预流’的内行心里明白，‘未入流’的外行莫名其妙”。知道了这些古人的行间甚至字间空白，或许书才会缓缓地敞开大门，迎我们到更深远的地方去。

当然，读过了书，如果不能让书活在当下，“日日新，又日新”，那也不过是“两脚书橱”。如何避免这个问题，怎样才能在书和现实的世界里出入无间？这正是本书第三辑的内容——“读书·读人·读物”。

五

金克木写过一篇题为《说通》的小文章，里面说：“中国有两种文化，一个可叫‘长城文化’，一个可叫‘运河文化’。‘长城文化’即隔绝、阻塞的文化。运河通连南北，是‘通’的文化。”对社会，对读书，金先生都反对隔绝、阻塞的长城文化，倡导“通”的运河文化。

金克木出版的单行本中，如《旧学新知集》《探古新痕》《蜗角古今谈》等，书名都蕴含着“古”“今”“新”“旧”的问题。如他自己所说，他的文章，“看来说的都是过去……可是论到文化思想都与现在不无关联”。“所读之书虽出于古而实存于今……所以这里说的古同时是今。”金克木关注的，始终是古代与现在的相通性，且眼光始终朝向未来。对他来说，“所有对‘过去’的解说都出于‘现在’，而且都引向‘未来’”。脱离了对“现在”的反应和对未来的关注，古书不过是轮扁所谓“古人之糟粕”，弃之不足惜的。

只是，在金克木看来，单单读通了书还不行，“物是书，符号也是书，人也是书，有字的和无字的也都是书”，因此需要“读书·读人·读物”。“我读过的书远没有听过的话多，因此我以为我的一点知识还是从听人说话来的多。其实读书也可以说是听古人、外国人、见不到面或见面而听不到他讲课的人的话。反过来，听话也可以说是一种读书。也许这可以叫作‘读人’。”“读人”很难，但“不知言，无以知人也”，“知言”正是“知人”和“知书”的重要一步。最难的是读物，“物比人、比书都难读，它不会说话；不过它很可靠，假古董也是真东西”。“到处有物如书，只是各人读法不同。”读书就是读人，读人就是读物，反过来，读物也是读人，读人也是读书。这种破掉壁垒的读书知世方法，大有古人“万物皆备于我”的气概，较之“生死书丛里”的读书人，境界要雄阔得多。

钱锺书力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意在沟通东西，打通南北，要人能“通”。金克木“读书·读人·读物”的“通”，与钱锺书的东西南北之“通”，是一是二，孰轻孰重，颇值得我们好好思量。毫无疑问的是，有了这个“读书·读人·读物”的通，金克木那些看起来不相联属的人生片断和东鳞西爪的大小文章，就有了一个相通的根蒂。

当然，书是否真的能够读完，书、人和物是不是真的能通，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事，要亲身体味领受才好。能确定的只是，金克木提示了一个进入书的世界的方便法门。

六

临了，要说明一下书中数字、标点的用法和文章的写作年份问题。为尊重原作，我们不对金克木先生与现行规定不一致的数字和标点符号用法强做统一，而是按其习惯照排。文章末尾原有年份的，一仍其旧。部分未标明年份的，编者根据各种资料推定写上，为与原标年份区别，加括号——如（一九八四年）——标明。另有少数年份尚难确定的，阙疑。部分文章在发表之后，结集时金先生另加了“评曰”，或指点文章读法，或又出新意，本书一起收入，以观其妙。

最后，感谢金木婴女士授权此书出版，并应编者之邀写了后记。

黄德海

2005年12月写

2016年10月改写

*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男，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 yín kè即“陈寅恪”（1890-1969）。中国历史学家。江西义宁（今修水）人。陈三立子。早年赴日本求学，后入上海复旦公学，1910年（清宣统二年）起负笈欧美，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学校和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达十余年。1925年起，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等校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以及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和佛教经典，均有精湛研究，为国内外学者所推崇。着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并有《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寒柳堂集》等。有《陈寅恪集》。

* 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钱”。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学士学位。 1941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1958年创作的《宋诗选注》，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开始写作《管锥篇》。 1976年，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文化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有结构，有系统的过去的书籍也应是有条理的，可以理出一个头绪的。看出古书间的关系，发现其中的头绪、结构、系统，也可以说是找到了密码本。

就中国古书而言，不过是《易》《诗》《书》《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等数种。就外国书而言，也不过《圣经》《古兰经》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狄德罗、培根、贝克莱、康德、黑格尔、荷马、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查克、托尔斯泰等人的著作。

想要了解西方文化，没有圣经（包括旧约、新约）的知识，几乎可以说是无法读懂西方公元以后的书，包括反宗教的和不涉及宗教的书，只有一些纯粹科学技术的书可以除外，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书与圣经无关，但也只有在圣经对照之下才较易明白。许多古书都是在有了圣经以后才整理出来的。因此圣经和古希腊、古罗马的一些基础书是必读书，对于亚洲，没有古兰经的知识就无法透彻理解伊斯兰教世界的书。

读史书最少要读《史记》《资治通鉴》，加上《续资治通鉴》(毕沅等的)《文献通考》。读文学书总要先读第一部总集《文选》，如不大略读读《文选》就不知道唐以前文学从屈原《离骚》起是怎么回事，也就看不出以后的发展。

佛教文献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对外宣传品，一类内部读物。佛教的“经“大多是为宣传和推广用的对外读物。内部读物，首先是“律“，其次是算在“论“里的一些理论著作，另外就是经咒。对内的原因或是记载了不足为外人道的内容，或是满纸术语、公式，讨论的内问题让外人摸不到头脑，看了也不懂。更深层的原因是，佛教理论同其他宗教的理论一样不是尚空谈的，是讲修行的，很多理论与修行实践有关。当然这都是内部学习，不是对外宣传的。

不是作者的错，是我的错，一半看不懂，看的懂的都是精品，这书我是没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