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对《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的笔记(11)

小人，就是“小宗之人”。 君子，就是“君主之子”。 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本义----大宗之人和小宗之人。这时，作为贵族，小宗之人也是“人”，地位至少比“民”高。民，就是平民和奴隶。人与民，并不平等。 第二种含义产生了：君子是贵族，小人是平民。人与民，并不平等。 第三种含义：阶级讲身份，等级讲地位，品级讲品位，品类讲品质，都是君子高，小人低。 有精神贵族，才有贵族精神。 贵族精神不是摆谱撒娇端架子，而是高贵自律守底线独立自由有尊严。

天下--天子--天下共主/王国--王族--王室--王社--王子 封国--诸侯/公侯--国君--------公族--公室--人民国社/侯社--公子 家/采邑--大夫--家君--氏族--氏室--君子 封，就是划分势力范围；建，就是厘定君臣关系。 封邦建国 封土立家 齐家：大夫的家，诸侯的家，都自治。大夫有权自行管理采邑，诸侯不干预。 治国：诸侯有权自行之力封国。天子不过问。 平天下：大夫有义务协助诸侯治国，诸侯也有义务在发生动乱时。奉天子之命摆平江湖。 周人的邦国制〈〉 古希腊的民主制〈〉古罗马的共和制〈〉近现代的联邦制。 封建制是上层建筑，井田制是经济基础，宗法和礼乐是秩序。

仑，金文字形像栅栏。 伦，就是次序、类别=====〉不伦不类。 人伦、五伦。

乐是艺术化的礼，礼是伦理化的乐。 乐==〉音乐==》节奏、韵律。 礼==〉伦理==〉秩序、和谐。 秩序是礼的节奏，和谐是礼的韵律。 贵贱--音高，亲疏--银长，长幼--音强，内外--音色。 礼辩异，乐统同。

没有人可以不要名分。没有名分，就没有面子。 面子是名分的标志，也是人的脸面，或脸谱。摆出来，就叫“摆谱”；有了它，就叫“有谱”。 这就可以交往，可以“面对面”。否则，就“对不起”。 难怪我们“死要面子”。

希腊和中华。 中华的翅膀，是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 的确，忧患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底色。 从《诗·小雅·小》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到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再到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忧患意识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华史。 这是对的。历史的经验证明，任何一个政权，忧患则生，安乐则死。个人也一样。所以，士大夫固然要“先天下之忧而忧”（范仲淹），诗人们也得“为赋新词强说愁”（辛弃疾），因为“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曹操）。甚至就连妓女丫环、贩夫走卒，也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而“忧国忧民”。 但，我们民族又是乐观的。我们相信“天遂人愿”，相信“善恶有报”，相信“事在人为”，相信“事情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因此，我们“不改其乐”，哪怕“自得其乐”，也总归“乐在其中”。 一忧一乐，就有礼有乐。礼就是“理”，讲伦理，讲秩序，体现忧患；乐就是“乐”，讲快乐，讲和谐，造就乐观。礼和乐，也是两只翅膀。 希腊呢？ 希腊的翅膀，是科学精神和艺术气质。 正如罗马人痴迷于法律，希腊人则陶醉于科学。希腊人的科学不是实用主义的，他们是“为思想而思想，为科学而科学”。所以，他们能把埃及人用于测量土地和修建金字塔的技术，变成几何学；也能把巴比伦的占星术，变成天文学。 有科学这双翅膀，希腊文明就超越了他的埃及爸爸、美索不达米亚妈妈。 与此同时，希腊人又极具艺术气质。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正常的儿童”，因此能“为艺术而艺术，为审美而审美”。这种纯粹，使他们即便是在纵欲和淫乐时，也毫无负罪感，更不会道貌岸然。只要干得漂亮，不管是谈天说地，还是寻欢作乐，都会得到喝彩。而且，喝彩的既包括朋友，也包括敌人。 由此可见，科学和艺术，在希腊人那里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 它们统一于单纯，统一于天然，统一于率真。事实上，希腊艺术原本就是感性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统一。它们在尼采那里被叫做“酒神精神”（狄俄尼索斯精神）和“日神精神”（阿波罗精神），前者体现于音乐，后者体现于造型艺术，尤其是雕塑。 希腊精神是互补的。 同样，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也是“互补结构”。 忧患是底色，乐观是表情，正如希腊艺术气质的背后，其实是科学精神。它们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共同塑造着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风貌。 也许这就是秘密所在——那些毁灭了的文明，很可能都是一条腿在走路。 然而希腊与中华，却又迥异其趣。 总体上说，希腊文明是外向和进取的，中华文明则是内向和求稳的。我们的忧患，其实是对乱的恐惧，对治的祈求。 因此，尽管两种文明都有翅膀，飞行方式却截然不同。希腊人是“远航”，我们是“盘旋”。因为远航，他们“浴火重生”；因为盘旋，我们“超级稳定”。 希腊人有两只翅膀：科学与艺术； 罗马人也有两只翅膀：法律与宗教。 它们都是“互补结构”，也都体现了“个体意识”。因为这两只翅膀就像十字架，以自我为中心向外伸展，又回到自己。 实际上，当希腊人体现科学精神时，他们面对的是自然界；体现艺术气质时，他们面对的是人自己。这就正如罗马人面对法律，看见的是“物”；面对上帝，看见的是“心”。

文化内核，原因在“文化内核”。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 任何时代的任何民族都要生存，都要发展，这是相同的。但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各自不同。不同在哪里？在方式。比如有的靠游牧，有的靠农耕，有的靠商贸，有的靠掠夺。海盗和山贼，也有“文化”的。 文化，就是方式。 但，任何一个文化成熟的民族，都会有一个“总方式”。 正是这个“总方式”，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具体方式，包括为什么西方人吃饭用刀叉，中国人用筷子；也包括为什么西方人喜欢十字架，中国人喜欢太极图。 这个总方式，就叫“文化内核”。

礼乐，是从巫术演变而来的。 巫术在印度变成了宗教，在希腊变成了科学，最后又都变成了哲学。图腾在埃及变成了神，在罗马变成了法，在中国则变成了祖宗，只不过经历了夏商周三代，而且绕了一个弯。 简单地说，就是夏把图腾变成了祖宗，商把祖宗变成了神，周又把神变成了圣。 神变成圣，宗教的发生就没了可能。 是的，没有可能。因为圣是人，不是神。圣人崇拜是“人的崇拜”，不是“神的崇拜”。何况之所以要圣，就因为不想要神。 因此，我们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宗教，哪怕人神共处，或者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中华文明，注定只能是“无神的世界”。 没有宗教，就不会有信仰。 什么是信仰？ 严格地说，信仰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比如上帝、神，或唯一的主。这样的存在不属于自然界，不能靠科学实验证明；也不属于人类社会，不能靠日常经验证明。没办法，只能“信仰”。 难怪德尔图良大主教说：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 这样的对象，华夏历来没有。我们之所有，或者是自然的，如荀子的天；或者是世俗的，如墨子的义；或者既是自然的，又是世俗的，如孔子的命。死生有命，是自然的；富贵在天，是世俗的。就连老子的道，也一样。 至于殷商的上帝，则是他们的祖宗帝喾，也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 当然，民间并不是什么都不信。比方说，信神，信鬼，信风水，却其实“信而不仰”。和尚、道士、风水师，都可以花钱雇。至于烧香拜佛，则不过例行公事，又变成“仰而不信”。你要让他真信，必须“显灵”。所谓“信则灵”，说穿了是“不灵就不信”，或者“灵了我才信”。信不信的标准，是管不管用。 由是之故，我们民族的“信”，没有定准。祖宗、菩萨、狐仙、关老爷、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都可以是崇拜对象。

忧是出发点，乐是终点站，群体意识则是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核（西方文化的内核是“个体意识”）。 这就是周人的遗产，是他们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产物： 一个内核（群体意识）， 两只翅膀（忧患、乐观）， 三大精神（人本、现实、艺术）， 四种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 堪称体大思精、尽善尽美。

金文的“德”与甲骨文的“德”，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甲骨文由“彳”和“目”组成，金文则多出一个“心”。《 古文字诂林》收入“德”字甲骨文共二十个，都没有“心”。 金文中，不表示“道德”（比如用作人名）的，也没有“心”。 字形，与甲骨文更是如出一辙。 这就说明，道德之德，即“有心之得”。而且，把“眼中所见”（得到）变成“心中所得”（道德）的，正是周人。 事实上，何尊所谓“恭德裕天”，就是“以德配天”思想的体现。这种思想大量见于文献记载，现在又有青铜器为证。“以德治国”为周人所独有独创，已是“铜”证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