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纲

序言就写得极好。讲了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诸如：新异性（分时空和内容的新异）

《中国史纲》阅读体会

个人主要看法和观点：

1、韩愈曾说“记事者必提其要”。判别和比较史事重要程度可以有五种不同的标准：新异性、实效、文化价值、训诲功用和现状渊源。

2、新异性由时空位置的特殊性和内容的特殊性构成。新异性的标准要求所记录的每一件历史的事情都在时间和空间里占一特殊的位置，此外要容有若干为其他任何事情所无的品质，或索具若干品质的程度为其他任何事情所无。按照这标准，史事愈新异则愈重要。

3、文化价值即是真与美的价值。写好通史，必须对文化价值有深刻的认识，既要“知古”又要“知今”，并且熟习整个历史范围里的事实。

4、众史事不是孤立无连的，写一个民族的历史的时候，不仅要注意社会之局部，还要注意社会之全部；不仅要有深度，还要有广度。

5、占卜文化是商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殷墟出土的无数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几乎全是占卜所用的，乃王室卜人所保管的档案。商人通过占卜预测未来的凶吉，或探问鬼神的意旨。卜辞的内容以关于祖先的祭祀的为最多。

6、孔子最大的抱负在政治，但他最大的成就在教育。孔子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开创者。在孔子以前，教育是贵族的专利，孔子首倡“有教无类”，即不分贫富贵贱，一律施教，推动了中国古代学术平民化的进程。

7、不同于春秋时代的孔子，战国时代的墨子不是传统制度的拥护者，而是一种新社会秩序的追求者。墨子认为，一切道德礼俗，一切社会制度应当是为着“天下之大利”，而不是一小阶级、一国家的私利。“天下之大利”是指全天下人都能安生遂生，足衣足食，结婚育子。做到这一步之前，任何人的享受，若超过遂生传种的最低限度需求，便是掠夺，“先天下之乐而乐”乃是罪恶。所以墨子及其门徒实行极端的勤劳和节约。

8、汉武帝的生财大道有二：新货币政策的施行和国营工商业的创立。实施币制的彻底改革，一方面集中货币发行权，禁止地方政府铸钱；另一方面统一法币，由中央另铸新钱，回收熔销旧钱。汉武帝所创的国家企业分为两类：国营专利的实业，包括盐铁和酒，以及国营非专利的商业。汉武帝的新经济政策，在不加重人民的赋税负担的同时，增加了财政收入，为国家建设提供了经济基础。

读后主要困惑与问题：

1、根据新异性的标准，在当时富于新异性的史事，若后来相类似的事情接叠发生，那么后来这类事便减去新异性。但如果后来的类似的史事在特殊程度上，与始例相比，有过之无不及，按照“史事愈新异则愈重要”的标准，后例的新异性和重要性会不会比首例减少？

2、作者在自序中写道，历史不仅是一时的静的结构的描写，并且是变动的记录。静的结构是形而上学的，片面的，而变动的记录则是辩证的、全面客观的。记史者本身局限于相对静态的时代背景，却要突破这个时代历史观的限制去客观地记录和评价整个动态的历史，无疑是很有难度的。如何把各时代各方面重要的变动的事实系统化，构建众史事之间的联系，从而统贯整个繁杂的动态的历史？

3、对于史事的见解随着历史知识的进步而改变。掌握越多历史知识，见解越加客观和准确。对史事的见解受当前社会史学观念影响更大，还是个人知识水平影响更大？

“和孔子的声望同时增加的是他的门徒，和门徒所带来“束脩”之类。此时他的生活完全可以当上一个退职的司寇：行则有车代步，衣则“缁衣（配以）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食则“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失饪不食，不时（不合时的菜）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沽酒市脯不食”，回思在陈绝粮时的情景，已成隔世了。但那样的晚福他并不能久享。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年四月（即“夏历”二月），他卧病七日而死，享寿七十四岁。 ”

照作者这样的说法，孔子的晚年其实还算挺幸福的了，但不知根据在何处，只是因为他不必再绝粮了吗？《子罕》篇曰：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看一次伤感一次。如果孔子当真地位那么尊崇，那么能沾弟子的光享他们的福，何必如此？甚至没有一个家臣为他治丧。对于门人伪作门臣之事如此伤心，还说“与其死于家臣之手，不如死于二三子（你们这些小子）之手。”孔子的弟子为官者虽多，实则无一人真正施行他的主张。《述而篇》：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弟子们甚至还怀疑他。《孔子世家》记载：明岁，子路死于卫。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为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 不仅“莫能宗予”——没有一个能继承他主张的人，且“天地之柱泰山坏了！国家的梁柱摧了！哲人病了！夏朝的人死了葬于东阶，周朝的人死了葬在西阶，殷商人死了葬于两柱之间，昨晚我梦见我在两柱间坐着祭奠，我先人是殷人。”国家没有变好，他希望的一切都没有发生，他是在极度的伤感里离世的。

衣则“缁衣（配以）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这些

乡党篇的这些生活细节，并非是孔子晚年生活改善或地位尊崇才产生的，而是和他的思想观念相符合的，能体现他的治国方略的，一以贯之的生活态度，是他追求的“礼”和“君子风范”。别的不说，就说乡党篇的这些礼仪内容吧，很多都是早前孔子当官时的记载。他的这些习惯，至迟那时候就开始了。

鬼神和天意是两回事。远鬼神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孔子也说要敬鬼神了。从《论语》看，孔子对天意是非常看重的，比如《尧曰篇》：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季氏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间接体现孔子对天意的看重敬服乃至融入自己生命中的，《子罕篇》：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而诸如此类的片段，就更多了。比如《乡党》：迅雷风烈必变。 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 现代以来的学者推崇西方的科学，就也喜欢曲解孔子的意思，将他当作一个不信鬼神不信天命的人。事实上今文经学就是充分发扬孔子天命观的一派，自西汉董仲舒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算是源远流长了，对我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不可谓不甚远啊，处处都能找到这种观念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