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集体记忆

2014年秋历史沉默与记忆作业在课堂上进行的关于《论集体的记忆》的讨论中，“梦”与“记忆”的关系是第一个主要的问题。作者也的确把对于梦的研究作为论述自己观点的第一步。从序言来看，作者研究梦有两个目的。第一，作者首先认定与社会接触的个体能够并需要利用集体记忆的框架。然后，他希望通过研究集体记忆的框架不再运作时的个体记忆，从反面说明集体记忆框架的运作方式。作者认为个体记忆在“入睡的孤立状态”下，和在“与社会接触脱离状态”下一样，集体记忆的框架都不再发挥作用。这就是作者讨论个体在“入睡的孤立状态”下的梦的原因。可以说，这个论证思路预设了梦是一种记忆。第二，有一种观点认为，记忆经过了“获得——保存——唤起”的过程，且记忆以无意识的形式被保存。在这种观点下，即使记忆的集体框架存在，也只是社会中许多个体记忆的结果、总和或某种组合。但是，作者却认定记忆的集体框架不是依循个体记忆简单相加的原则，而是集体记忆用这一框架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那么，他就需要证明记忆不曾以无意识的形式被“保存”。而他认为，能从对梦的研究中获取其论据。作者在第一章对梦进行研究后，得到的结论是：梦与记忆的素材都是我们过去经历过的场景的意象，当意识处于正常状态且个体与社会保持联系时，这些意象被整体框架所支撑而显得细节完整，这就是记忆；个体在睡梦中的意识萎缩且个体脱离于社会的联系，因此梦只能是一系列意象的随机垒放；梦不是记忆。这些结论显然没有达到作者在序言中构想的两个目的。梦不是记忆，则第一个目的中的论证思路之预设被推翻了。事实上，作者根本没有按照预定的思路论证集体记忆的框架的运作方式。他直接认定记忆由于受整体框架的支撑而显得细节完整，梦不具有这种框架，是意象的随机垒放。由此来看，似乎只有具备了整体框架的意象组合，才是作者认可的“记忆”。换言之，作者借此提出（而不是证明），不存在集体记忆的框架之外的记忆。再看研究梦的第二个目的。作者并未证明梦是无意识的，而仅仅认定入睡者的意识处于萎缩状态。即便接受作者未经证明的观点，即在萎缩状态下的意识活动形成的梦不是记忆，那也不能排除在其他无意识状态下记忆是否被保存。总之，与其说作者在对梦的研究中证明了什么，不如说他只是借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结合第三、四章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的基本观点在于，记忆在被“唤起”之前是不存在的。由此引发对记忆的两方面的解释。一方面，只有外在于个体的群体能“唤起”个体的记忆，个体在记忆时总是将自己定位于某个群体中，群体是以“记忆的集体框架”作为构建并支撑个体的记忆的工具。另一方面，对记忆的构建是立足于“现在”的。由此可以获得这样一个信念：所谓记忆，是“群体”根据“现在”而构建的。需要澄清的是，即使作者说“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也并不意味着个体记忆相对于群体有任何独立性。在个体的记忆中，不存在属于个体的记忆与属于集体的记忆的区别，只存在属于不同群体的集体记忆的区别。对作者的上述观点，还存在一些疑问。首先，群体“唤起”个体的记忆的过程与群体使用“框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种“框架”具体是如何对个体发挥影响的；“唤起”是其发挥影响的唯一方式吗？这决定了“框架”的含义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群体用框架“唤起”个体的记忆的这个过程，存在某种目的性的解释吗？属于某个群体的“记忆的集体框架”的内容是由这个群体确定的吗？当“框架”立足于“现在”而发生变化时，群体的作用和态度是怎样的？这涉及到这个能唤起个体的记忆的“群体”，是否具有某种意志或按某种意图行事。第三个问题是，某个个体属于某个群体这件事是既定的吗？个体对此的观点与群体对此的观点不存在冲突吗？这对于个体被唤起的记忆而言有何影响？这是对作者关于“个体”与“群体”两个概念的反思。另外，如何确定某个群体的“记忆的集体框架”的特征，以区别于另一个群体的“框架”？在之后的三章，作者鉴于“集体记忆在群体中发挥着最重要的功能”而试图“从群体的角度来考察集体记忆及其框架”，因此以家庭、宗教群体和社会阶级传统为例进行研究。那么，作者在后文中是否对于上述这些疑问作出了回应呢？上述问题是作者真正关心的吗？在关于“家庭的集体记忆”的讨论中，作者认为，存在一套“社会关于家庭的普遍规范”，这确定了家庭的结构，这种结构规范和塑造了个人在家庭中的情感表达。每个具体的家庭在其建立之初，会从社会中借取这些规范。时间过去，家庭逐渐在亲密的相处中发展出一套特有的心态、品行、嗜好，并以此解释那些从社会借来的结构性规范，使其成为自己的逻辑。这两种类型的规范共同为家庭记忆提供了框架。这个框架具体表现为亲属关系和个人形象。“名字”是家庭记忆使用语言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同时指涉了亲属关系的纽带和某个特定的人的形象。另外，家庭重新解释从社会借取的规范而形成的特有逻辑，越加确保了家庭的内聚力和连续性。作者将家庭这个群体的“记忆的集体框架”的内容界定为亲属关系和独特而丰富的个人形象。但对“框架”的这种界定，更容易被理解为是在界定“哪一些记忆是属于‘家庭’这个群体的”，也就是说，这两个内涵更容易被当作“家庭记忆的集体框架”区别于其他集体的框架的特征。另外，作者认为，家庭这个群体是与“社会”一起，而非单独确定“框架”的内容。家庭还被认为具有一种保存自身记忆以确保其内聚力和连续性的意图。对此，需要注意的是，作者虽然看到了所谓家庭结构在不同时期之间和同一时期不同阶层、地域之间存在的差异，但并不是很强调这一点。事实上，对这种纵向和横向差异进行区分后，是不存在所谓的“社会关于家庭的普遍规范”的。在以基督教为例进行的“宗教的集体记忆”的讨论中，作者区分了基督教集体记忆的内容和框架。内容是基督教群体的集体记忆的内容是基督的生平和教诲，这些记忆是“基督教全部实质性的东西”。而框架是对仪式和经文进行解释的教义。框架规定了回忆起内容的途径和方式，而这两者在关于家庭的讨论中是混同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关注了基督教群体为何以及如何立足于“现在”更新“记忆的集体框架”。在基督教形成初期，基督教的集体记忆与当时的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当时的记忆框架分散于社会各处，并且存在变化余地。然而时间流逝，经历变迁的社会与基督教的集体记忆渐渐脱离联系，如果任其发展，这些作为“基督教的实质”的记忆将不复存在。为了保存这种记忆，基督教群体中的神职人员作出两个方面的努力。第一，从世俗社会中撤离，建立完全面向过去的教会，并宣称基督教的集体记忆是“孤立”的、与其他处于变动中的记忆不相关的，由此获得崇高的永恒性。第二，在一次又一次对因时间隔阂而变得难以理解的仪式和经文进行阐释的过程中整合分散的教义，并根据变迁后的社会对教义作出调适，使教义在永恒的外表下被更新。但仅仅依靠神职人员建立的教义体系还不够。教义中最初的部分由于脱离了与产生它的社会的联系而逐渐变得贫乏，新添加的部分又沾染了后来社会的风气，这些都削弱了基督教的永恒性的感染力。神秘主义者在教义提供的框架下，以自己的体验和行动效法耶稣基督，力图突出基督生平及教诲中被忽略的方面。教会恰当地接受神秘主义者，既强化了与基督教早期历史联系，又提供了对宗教情感的支持。如此一来，新的框架才能良好地运行。对于这一章的论述，有一些值得再讨论的地方。基督教群体与家庭一样，显示出一种保持群体内集体记忆的意图。而基督教的例子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一方面，神职人员似乎比一般信徒有更强烈的保持记忆的意图，并且也是由神职人员主导构建新框架的努力。由此可以看出在“基督教群体”这个称呼之下，存在神职人员和一般信徒的区别。那么，在讨论记忆问题的时候，是区分“群体”与“个体”更有意义，还是区分群体中不同性质的“个体”更有意义呢？另一方面，作者以记忆即基督教的实质来解释神职人员如此看重对记忆的保存的原因，虽不无道理，但是否有可能淡化了记忆对“维持群体的存在”的作用。另外，还可以注意到在“个体”与“群体”的叙述之外，“社会”又一次出现了。群体的记忆依赖于社会，类似于个体的记忆依赖于群体。“社会”被描绘为不断变化的，群体记忆本该跟随这种变化生成或消亡。第八章中，作者通过对社会阶级的讨论，呈现出关于社会的连续性与变化的三个层面。在16、17世纪佩剑贵族没落与穿袍贵族兴起的过程中，以贵族为尊的社会等级体系从表面上看维持着连续性。但是，随着“贵族群体的集体记忆的框架”发生变化，社会等级体系已经被重构。新的框架不再关注贵族所看重的因素，而是关注新兴市民阶层具有优势的因素。从工商业者和专业职能者这两个市民阶层的代表身上，更能集中地体现市民阶层与贵族的区别。专业职能者，具体指行政、立法、司法领域的公务人员，他们的价值是根据在当下能否胜任某个职能来评判，他们由于专业分工而被限制在某个领域而与其他领域相隔离，他们并不关注与之打交道的人的品性。工商业者则从事以盈利为目的的活动。而贵族重视“过去”，重视从祖辈传承而来的、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的品性；也正是凭借这种品性，而不是盈利性活动，他们得以占有财富。在这种以“贵族”为名号的新框架下，市民阶级抬高了自身的地位而占据了社会顶层，关于贵族的观念却被侵蚀殆尽。至此，市民阶层已经不再需要“贵族”名号了。于是，他们揭开了蒙在新的等级体系之上的旧面纱。新的等级体系把职能和财富作为主要的划分标准。然而，作者的真正目的不在于讲述变化，而是揭示一种深层的连续性。贵族与市民阶级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表象。专业职能者必须依靠品性来行使职能；这种品性，只能在“过去”与“现在”充分整合的、“非专业化”的社会生活中才能获得。在对某个职能者作出评价时，依据的正是这种品性，而非其专业技术。在对某人的财富进行衡量时，这些财富被看作是其占有者的品性的标志和有形证明。如果财富与其占有者之间的联系是偶然的，那这些财富并不能提升财富占有者的社会评价。如此一来，职能和财富并不是与个人品性对立的，或者说，在新的等级体系中，品性仍然被认为是社会顶层区别于其他阶层所必要的特殊要素。在这个意义上，专业职能者和工商业者，与过去的贵族是没有区别的。这也解释了工商业者为何强调新教伦理对自身的影响，为何提出功利主义道德学说以证明工业活动的道德性。当一种新力量凭借有价值的职能或大量财富进入社会顶层后，这种力量都会宣扬造就其成功的新品性的价值。金融新富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一章中，关于记忆的最关键的讨论围绕着“职能”与“集体记忆”的关系。作者并不认为在某种职业群体里，通过专业活动的简单运作，就能够形成对应于这个职能的集体记忆。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东西，最多只能被称为团队精神。最重要的集体记忆是在人们并不从事他们专业活动的那部分社会生活之中产生并被加以保持的。作者对这个观点的论证并不算充分，但也许更重要的是理解这个观点在作者的整个论述中的意义。作者认为社会顶层群体的集体记忆是社会记忆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顶层群体的集体记忆都是与品性有关的。品性来自于社会传统并分散存在于不同群体中。那么，当一个群体上升到社会顶层时，将会建立起关于其所特有品性的集体记忆。社会通过社会顶层群体的集体记忆回忆起了这种品性，也就意味着，社会记起了自己。尽管这个论证过程存在一些问题，在梳理学术史之前也很难理解作者所使用的“社会”一词具体指是什么，但至少可以比较明显地辨认出，作者想要强调的，是对社会深层连续性的设想。在这个意义上，刘易斯·科瑟在导论中提到的对作者不注重历史连续性的批评是值得再考虑的。另外，在这一章中，记忆的集体框架似乎并不是讨论的重点。结合之前两章，也并不能得到对“框架”的含义的更具概括性的解释。

正是通过对这本书的思考，我们相信，我们自己能够回忆起一种我们昔日所处的心理状态。……但是，情形往往是这样的：我们表面上好像是在重读以前读过的书，实际上却似乎是在读一本新书。

听歌，试图找到第一次听歌时的心情？但那又不是完全一样的。

在我们的社会里，老人也受到尊敬，因为他们阅历丰富，拥有许多记忆。正是这种功能给了他们现在有权得到的唯一声望，他们怎么能不会刻意地努力履行这一功能呢？

老人没有太多能力关注现实，又有必要的闲适，于是社会赋予他们记忆护卫者的功能，而这种功能与角色促使老人更加投入到积极的回忆中。

对于过去的时代，所有人都本能地采取一种希腊哲学家的态度，把世界的开始看做黄金时代。……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使自己相信：今天的世界与过去的世界，特别是与我们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相比，有些色彩单调，兴味寡然……

我们怀念过去，是因为现实社会带来的种种压抑？为何过去记忆中那种痛苦的社会压抑不被我们记得了？因为

约束只有运作才能被感觉到，过去的约束不再发挥效力，所以昨日社会里最痛苦的方面已然被忘却了。

是社会致使心智把过去美化为它所向往的目标。

尽管我们确信自己的记忆是精确无误的，但社会却不时地要求人们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现过去的事件，还要润饰它们，削减它们，或者完善它们，乃至我们赋予了他们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

“昨日社会里最痛苦的方面已然被忘却了。”昨日的痛苦展开来又是一个大话题了。集体的创伤记忆常常通过仪式、符号被不断地重温。借用精神分析的视角，创伤的维持也就是压抑的维持，创伤记忆被用来维系一个过去被需求或业已被确立起来的集体秩序，以免它又一次垮掉。

……在某种程度上，沉思冥想的记忆或像梦一样的记忆，可以帮助我们逃离社会。但我们却很少有机会能完全成功地把自己孤立起来，这是因为，我们的记忆，特别是最早的记忆，确实是属于我们的记忆：那些可能如同我们一样了解我们这些记忆的人，不是消失了，而是离开了。然而，由于我们的过去是由我们惯常了解的人占据着，所以，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逃离了今天的社会，也只不过是为了在别的人和别的环境中找到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只有通过将这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对立起来，才能逃离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