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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 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
通过强调中国民族具有“自然形成”的特殊性,以及模糊国族与民族的概念差异,来消解西方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理论与中国由帝国转变而来的多民族国家之间的分歧。以国族为民族的观念,经由孙中山的发挥,辛亥之后遂为举国上下所服膺。此前已经出现的代称汉族的“中华民族”,也被重新定位为融合五族的新国族名称,开始具有现代的中华民族的意义。引自 走出族群看华夏
华夏帝国在西汉中期达到扩张的极限,从此形成了较稳定的疆域。郡县体系之外的各种未臣服的人群被称为夷蛮戎狄,面对他们,帝国构建了两种华夷秩序,一种是现实的,变现在军事、外交、贸易等方面;另一种是符号的,变现在礼乐制度、天文地理想象、史学书写等方面。……在汉帝国崩溃以后,华夏帝国在南方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续,南方山地中的非华夏人群通过主动内属、战争被俘等方式加入华夏帝国,成为帝国控制下的编户或奴隶,从而实现华夏化;但随着南北分裂和南方华夏帝国政权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汉代贯穿全国的华夏网络出现了多处断裂,在断裂带上的山地人群获得了政治体发育的绝佳内外部条件,又由于其政治体发育从一开始就依赖华夏帝国的政治资源输入,所以最终演化为华夏式的中级政治体,被轻松整合进帝国之中;北方华夏帝国的秩序崩溃后,由非华夏建立的诸政权,在发展到一定规模成为高级政治体后,无一例外地开始采用华夏帝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他们主动继承和运用旧有政治文化中的符号体系,重新定位我群在帝国秩序中的位置,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夷狄变为华夏,实现了自我华夏化。引自 走出族群看华夏
“有夏”在周初指“西土之人”,其核心莫过于姬姜二姓,对于姜姓而言,要寻找一个认同符号,得以合法地凝聚姬姜诸国,且能使姜姓获得与姬姓一样的地位,莫过于“夏”字。因此,“诸夏”一语颇有可能创立于齐桓公之时,是他号令中原诸侯,共抗北狄南楚的一面旗帜。引自 华夏的出现及其性质
《史记》所记下的不是静态 的成熟的华夏帝国秩序,而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动态的华夏帝国秩序。描述一个动态的秩序,莫过于记下标志性事件,如帝国疆土的开拓,新型华夷关系的确立等,这是《史记》以事件为中心进行编排的真正原因。引自 塑造他者:华夏有关异族群的知识建构
汉代经学中构建的四夷与中国相对的五方格局,本是用来强调华夏或中国在帝国秩序中的优先地位,故而标举四夷则中国自见。对急于建立自身华夏身份、争夺中国正统的北朝来说,四夷专是一个极好的手段。引自 塑造他者:华夏有关异族群的知识建构
在研究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时,“华夏化”作为“汉化”的一个替代语,除了避免汉族族称出现较晚带来的时代错置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理论内涵,即它不简单地单指一族对另一族的文化同化,而是强调了进入或建立华夏式帝国政治体系的意义。引自 华夏网络断裂与南方山地人群的华夏化
按华夏网络的分析方法,凡是两侧或多侧的华夏政权——无论是国家一级还是州郡一级——不能互相统属或共同服从更高级的统属,处于对立甚至仅仅不配合的状态,就可以认为华夏网络出现了断裂,而断裂地带的局势有利于非华夏人群的政治体发育。故而断裂带可以出现在政权之间,也可以出现在存在区域对立的政权内部。引自 华夏网络断裂与南方山地人群的华夏化
华夏帝国的影响到来之后,蛮人的上层从原来的村落协调人被扶植为具有强制权力的蛮夷君长,接受华夏式的官爵印绶之后成为帝国的邑君、邑长,进一步与郡县体制靠拢则转变为州郡的大姓豪族,入仕州郡成为官吏。与此过程相对应,帝国影响下蛮人社会内部的阶序化进程首先使大部分蛮民成为服从蛮夷君长权威的部落属民,进而成为邑君、邑长管理下的熟蛮,开始对帝国承担一定义务,当邑君、邑长决定率领归义蛮夷加入郡县编户之后,他们进一步沦为非华夏编户,最终可能成为普通的华夏编户。在这个过程中,蛮夷君长曾在每一步都得到利益,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断升高,其代价正是普通蛮民成袋越来越多的负担,最终成为帝国的编户。帝国是整个华夏化进程的推动者,推动的主要方式就是利用官爵授予造成蛮人的等级分化,以此培植从内部促成蛮人归附的代理人。引自 华夏网络断裂与南方山地人群的华夏化
自匈奴以来草原游牧政治体已经摸索出适应游牧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分散君主制——即单于与诸王、将的联合统治,草原传统的政治体制与华夏制度中的封爵制更为接近;鲜卑、乌桓诸部比匈奴更分散,且缺少总领诸大人的“单于”,其政治常态是部落林立,由大人分别统治,大人们的个人名号以“官号+官称”构成,又常被冠于其部落之上,成为政治权力的标志,而“官号+官称”的组合与“爵号+爵称”也具有很强的亲和力。这两点使得爵制很容易被北族所理解和借用。另一方面,汉魏以来,匈奴、乌桓、鲜卑等北族先后接触到华夏帝国的封爵制度,在边塞附近的诸部中两种制度传统发生了混融,魏晋时代对北族官爵授予的扩大化,进一步深化了华夏爵制在北族中的影响。引自 北朝华夏化之一幕:北魏道武、明元帝时期“爵本位”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