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ns对《记忆的纹理》的笔记(4)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被工具化和政治化的最突出表现，是对南京安全区的歪曲和丑化。当时的控诉活动或新闻报道将安全区描绘成“受难的难民区”，称在安全区内“美国鬼子点名，日本鬼子执行”，将保护中国人的外国侨民描绘为帮凶或凶手。

2022-12-31 00:31:20 4人喜欢 回应

在五个自变量中，只有南京大屠杀整十周年（p=0.041）和当年中日两国摩擦事件数量（p=0.000）具有统计显著性。比较起来，前者（β=0.469）对于回归模型的贡献比后者（β=0.743）小得多，可见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的年度数量受当年中日两国摩擦事件的影响比南京大屠杀的关键纪念时刻的影响要大得多。这一方面说明南京大屠杀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当代”议题，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新闻生产常规——聚焦新闻热点事件、强调新闻价值——对创伤叙事产生的影响。

2022-12-31 02:29:57 1人喜欢 回应

通过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一代表屈辱的标语并置，南京大屠杀被建构为近代史上的“国耻”之一；不过，这种并置也严重地削弱了南京大屠杀的独特性和暴行的严重程度。而由这一国耻所引发的历史教训是一个更为经典的表述，即“落后就要挨打”。这一表述似乎暗示着南京大屠杀的某种“必然性”，但问题是，落后是否就一定要遭受“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是“可理解的战争暴行”还是“不可理解的人类罪行”？更重要的是，“落后就要挨打”并不是专门针对南京大屠杀发展出来的论述。经由它，南京大屠杀与整个以“屈辱-复兴”为核心的官方近代史叙事勾连和对接起来，变成了后者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2022-12-31 02:40:15 2人喜欢 回应

在我们所分析的几类主要行动主题中，受害者的出现频率低于加害者和见证人。在“为历史作证”方面，见证人和加害者的“地位”远比受害者来得重要。而在“批驳右翼言行”这一目标之下，加害者所扮演的承携者角色更为积极，形象更为立体，而受害者则主要是以“中国人民”的代言人身份在表达“集体性”（口号式）的诉求。在“纪念事件”中，受害者也更多的是仪式化地出场。概而言之，在聚焦当下的诉求目标之下，受害者的叙事及其主体性都遭到了压抑和削弱。

2022-12-31 02:51:32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