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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所谓纯政治也建立在理想和价值之上。人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政治越纯，它就越是一项事业，也就是说，它就越是献身于一项事业。总而言之，权力政治就是事业政治。引自 何谓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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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灭来自幻想，造成幻灭的不是现实主义，而是理想主义。
经验主义的精神存在于事物之间，因此它能够看到、触摸到和加以检验的事物十分接近，而理性主义精神则飞向一个更高的抽象层次，一个远离事实的层次。
经验主义的本能是看看事物如何工作，而理性主义的嗜好是从头做起，重新建立一切。
理性主义精神的标准是一致性而非适用性。... 经验主义倾向于试验，理性主义倾向于定义；前者热衷于从经验中学习，反复进行试验，后者则是不加试验地勇往直前；经验主义很少留心严格的一致性和漫长的证明步骤，理性主义者只信赖演绎的一致性。结果是，经验主义者表现得合乎情理而不合乎理性，理性主义着则把逻辑的严谨看得高于一切，为了理性甚至不惜变得不合情理。
受经验主义文化熏陶的人，本能地倾向于把词语作为表达事物的工具使用，因此是从词语的观察和描述的意义上使用它。引自 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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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立之初，理性主义民主便沉重地依靠"人民"这一概念。
欧洲大陆的大部分民主政体都是沿着议会制或议院制的方向发展起来的，而在英国或美国则没有出现类似的制度，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情。欧洲大陆的所有民主国家都放弃了一区一席制，基本上满足于比例代表选举制，这当然也不是偶然的。
卢梭、黑格尔和马克思已游遍全世界，最后这位甚至在中国都有读者，英美学者却没有一人在其文化疆域以外产生过刊于媲美的影响，“卢梭已燃起上千人的热情，边沁主义才说服了一个人。”
理性主义周游四方，经验主义足不出户。为什么？政治学说要想传播就必须具备普遍性、一定的抽象程度和理论基干，而经验主义对此心不在焉。
当观念的传播和渗透在整个世界上不断增长时，经验主义思想却常常表现出一种“求实精神”，它主张没有观念也能干出一番事业。就此而言，英美文化足可训练出难以对付的 homo faber（匠人），但也很可能愧对为养育和援助 homo sapiens （智人）所必需承担的教育责任。如果说理性主义不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训练，求实精神则缺乏足够的思想支配力。引自 理性主义民主和经验主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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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证据尽管优点多多，但它是近距离的，它要求从近处细看。如果证据必须完全局限于调查的证据，那么没有调查便是无知，严肃的科学家必须承认这点。这样我们便走向了茫然无知的道路，在严格的证据的名义下，我们不理睬不严格的证据。
舆论形成过程的瀑布模型的有点来自这样一个事实：每一个水潭都不理会其他水潭，而是抱着对立态度，以其特有的方式把进入它的信息重新加工一番。... 在极权主义的舆论制造系统内，上述现象都消失了。它的主要特征就是建立起了明确的等级式瀑布，其中的每一个水潭只起了强化作用、扩大作用。引自 公众舆论的独立性与非独立性
千篇一律的宣传攻势也会造成饱和与冷漠，从长远看还会引起断然拒绝的反应。
谈到信息的客观和公正，说到底我们面对的是职业伦理、尊重真理的伦理。我们可以承认终极真理不可获得，但仍可抱有追求真理的理想。归根到底，一切取决于相对真理，对真理的价值信仰。但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遍布意识形态鼓吹家的世界里，在他们看来“事业”是先于真理的。我们若是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便把最重要的事情给忽略了。引自 公众舆论的独立性与非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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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而又委婉的总结是，冷淡症和非政治化是普遍的，普通公民对政治没有兴趣，公民参与少之又少，对许多事情公民没有什么看法，仅仅有出自情绪和感情的变化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而已。
当人们为普选权而战时，获胜的观点是，人民将在投票中学会如何投票。当这个学习过程没有满足期望时，人们又开始指责贫困和文盲现象。
美国同其他民主国家相比十分悬殊：不投票的人数十分庞大；政党的动员能力十分低；在群众选民的层次，意识形态两极化的程度很差。
不管怎么说，认为富人会比穷人更多地参政，这种观点缺少令人信服的理由。相反的论证是，只要工人发现，完全重复性的后技艺劳动所固有的单调感和疏离感，能够从工会和政党中得到一定补偿，他们就会比资产阶级更多地参政。
根据粗浅的常识我要说，在分化不严重的两党政体中，就分歧进行投票可以找到最适宜的土壤，而在多党制民主社会中，尤其在政体的意识形态的距离和分化增长时，它便未必能出现或者难以实行。
人们会反驳说，参与论者心里想的确实是“充分参与”，他关于参与是一种学习过程的主张指的是参与的个人的积极体验。... 充分的参与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报酬就是行动本身。
合理的过程可能是这样的：感情强度、兴趣、注意、信息、知识。但从统计的角度看，这却是个很少见的过程。...从统计学中出现的频率来看，参与不会成为公决式民主所要求的那种学习过程，也就是说，它不会导致知情的和基于知识的意见，即理智地和“理性地”掌握目的－手段关系的公民。被参与式民主理论理想化的参与者只能产生意见对立的状态。
令人不解的是，我们的眼光为什么应当被训练得老是盯在“理性投票者”这个没有必要的、幻影一般的东西上，而不是盯住“理性的决策者”。... 知识－认知能力以及对手段目标的理性认识－不是一个民主理论始终可以忽略的问题。引自 选举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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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的权力较少，丝毫也不意味着被统治者的权力较多。这种游戏未必是零和游戏，它很可能是负和游戏，其中各方都有损失，统治者失去的权力并没有被被统治者获得。
如果对最终会出现或重现魅力领袖暂且不论，那么至今为止，西方民主制度的总趋势是一直向着散乱的丧权、虚弱和麻木的方向发展。
我们不要自欺欺人：朝着让人民更少地被统治而使其更多地自治这个明确方向去扩大民主，大大依赖于一般公民的表现，而这一表现是不能靠积极参与的模式，靠提升敏感度、强度或意识形态加温而得到改善的。
指望形成大量公众舆论的一般公民对每个问题都作出充分掌握情况的“理性的”判断，这是毫无意义的。引自 统治与不可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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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产生许多少数派，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少数。
多数原则有可能把社会专制正当化而使之加剧。
杰斐逊采取了给予多数原则优先地位的做法，但他十分明确地声明，“正确”不能只依靠人数。
设计的效果往往不遂人意。随着时间的消失，对量的强调渐渐侵夺了质的位置。
民主为了生存就必须有价值来支撑。
然而，就我所知，欧内斯特－巴克是最后一位强调这一点的重要学者，他在1942年说：“我们不能放弃价值理想；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其数量上占多数就崇拜多数。我们必须找出某种把价值与数量联系起来的方法，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不可分的。”
米尔斯曾提出一个十分有影响力的看法，他认为，美国事实上受着一个统治阶层的统治，其特点在于它是一个军事－工业综合体：一个由巨富、公司老板、军界领袖和一小撮主要政客组成的团结一致的帮会。
我不否认偏见，但最大的偏见是把一切都称之为偏见。
马克思和米凯斯... 没有解释这一区别，原因非常简单，他们根本不理解大规模的民主是如何实际产生的。他们在结构中，而不是在互动关系中，寻找民主。他们想从某个静止的东西内部找到它，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各团体和组织之间的动态过程去追求。结构当然是重要的，但就巨型民主如何产生而言，它们的关键性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的互动关系。失去了这个基点，我们将总是在一个民主要么死了要么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地方靠岸，而决不会到达生存着民主的疆域。
多头统治的民主化的出现结合着两个方面的进步，虽然它们未必会同时出现：1. 自由化或公开的争论；2. 包容性与参与。
没有价值意蕴，我们便得到了价值真空；当一个好词呗颠倒成坏词时，我们便只剩下表达偏见的词。
精英一词有“值得被选”的意思，它指一个榜样集团，确切地说是指一个价值榜样集团。
对这个问题的一种态度是，承认权力分配不平等，承认权力集团的存在，并且它们无论如何都将继续存在。可以把这称为现实主义的态度。对此我所反对的，不是这从经验上有什么不对，而是它对事情听之任之的态度。
贬低能人统治，我们只能得到低能儿的统治；贬低择优，我们只能得到不加选择；贬低基于功绩的平等，我们只能获得基于缺点的平等，这是不会有错的。引自 纵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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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永远有点狂妄，永远有点过头。
政治理想主义在反对堕落的政治制度中荣耀一时，一旦到达最终目的，它便开始退化，在胜利中死亡。
理想在多大程度上变为现实，它也必须在多大程度上变为监控性反馈机制。引自 至善论与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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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极权主义指的是一种趋势，或一种“诱惑”，... 这一名称的语义学设计是启发性或隐喻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
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关键差别不在于它们实际干了些什么，而在于它们各自的潜力。
民主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谁也不能选择自己进行统治，谁也不能授权自己进行统治，因此，谁也不能自我僭取无条件的和不受限制的权力。引自 民主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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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1: 一切团体或集体决策都有内部成本，即决策者本身付出的成本，这一般称为决策成本。
定理2: 一切影响到集体的决策都涉及外部风险，即从外部接受决策的人遭遇的风险。
成本是可以核算出来的... 风险是一种特殊的不确定因素。
如果作出决策和适用于该决策的是同一个团体或集体，就不涉及外部风险... 只有在不止一个人决策时，决策才有成本。决策者人数与外部风险成反比——决策团体增大，外部风险减少。引自 决策民主论
形成决策团体的代表制方式允许外部风险曲线迅速下降，而决策规则只会使决策成本有所减少或稳定下来。
委员会决策是正和决策，... 多数决策是零和决策。
权力取决于行使，不是取决于有名无实的归属。因此原原本本的民主必然也是原原本本的自治。
委员会避免多数原则，通过内部的延期报酬去追求全体一致的协议。
从本质上说，事情的另一面是，正和结果基本上导致渐进的变革。迅速或决定性的变化要求明确的是与否的选择，因此要求零和的决定。引自 决策民主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