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语际实践

这本书的导论写的非常精彩。做一个梳理，供自己及感兴趣的友邻参考。不纯然是按页数来的摘抄，而是按照个人理解加了逻辑关系。引用的地方用双引号标出。

导论从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开始：翻译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

等值关系的喻说指的是一个基本的假设，即“语言是由对等的同义词组成的”。

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的跨语言实践，表达了一种“普遍性的诉求”，但是作者在此指出，“声称具有普遍性的任何一种思想，都应该救起本身语言的特殊性和权威的来源，予以严格的检验”。 因为，“任何现存的意义的关联，都来自于历史的巧合，这些巧合的意义则取决于跨语际实践的政治”。如果假设普遍性的存在，那么就会不可避免的遮蔽了历史。

比如，作者用“self”，“自我”来举例，“依赖（西方文化的）自我、人格、个人等范畴，去获得的关于另一种文化（非西方文化）的本真的认同知识，只能是同义反复的：要么说非西方文化在自我、人格和个人的概念方面是有欠缺的，要么说她们的概念与西方相对应的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

因此，重要的是去考察“知识本身的条件，而不是仅仅假定这些条件”。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论题，相对立的两方其实有一个共同认可的假设。

普遍主义者认为，“翻译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社会根深蒂固的普遍特征的存在，翻译就是要穿透两种语言表面的分歧，揭示出它们相似的东西”。

文化相对主义者则认为，“没有任何两种语言相似到可以表述相同的社会现实的地步”。不同的社会绝不是“碰巧贴着不同标签的同一个世界”。

但是，“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都继承了一种未经质疑的思维方式，亦即在表面上之一翻译的可能性的同时，实际上又依托翻译建立了某种知识模式”，也就是前文提到的，知识本身的条件。

如果语言各自孤立，那么怎样才能进行语际的交流？有没有可能走出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老套套？

作者认为是有的。

这一部分从本雅明说起，他不再把理想的接受者视为研究翻译理论的有效途径，而认为本源语和接受语都必须服从第三种概念，即“纯语言”，它“不再意指或表达任何东西，而是就像不可表达的、创生性的太初之言，在所有语言中都有意义”。 “纯语言属于上帝的记忆王国，原文和译文在哪里意义中互补的关系共同存在”。 翻译成为了一种矛盾的修辞——语言“要求翻译，但同时又禁止翻译”。

结构主义的阶段试图证明对等词并不存在，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超越这个阶段，去考察“这些对等关系是如何产生的？在历史上，这些让不同语言互相对等的行为究竟服务于什么需要？” 也就是作者多次重复的问题意识：“在翻译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如果说汉语仍然是最难翻译的语言之一，那么这种难度恰恰在于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假设的对等词句的数量越来越多，而不在于缺少这种对等”）

萨伊德的“旅行理论”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发，但，萨伊德的东方与西方不可避免的带有“霸权与抗争”的色彩。 语言之间的权力关系是否可以无一例外地化约为通知与抵抗的模式？

作者显然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这里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效果史”，即“当下仍旧在发挥作用并富有意义的那部分历史”。 文本作为一种社会事实，作为一种“效果史”，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叙事本身，而不进是作为比它们自身更重要的历史信息的来源”。 “翻译不再是远离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或与利益冲突无关的中立事件。事实上，它恰恰成为这种斗争的场所。”

将视野转回中国。中国研究的思想范式通常有三种：

一，冲击-反应理论。强调中国对于西方挑战的回应。

二，传统-现代模式，种族主义的对于变化的界定

三，非历史模式，中国历史本来有一个自然或正常的发展历程

超越这三种范式的是“中国中心式研究”。

这种中国中心式并非表面上的，作者引用周蕾的批评对表面上的中国中心式研究作出评价：“对于西方的敬意，长久以来似乎是用一种相反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即理想主义地维护独立的、自足的中国传统，以对抗西方传统。因为中国的传统如果不是更伟大些，至少也适合西方传统同样伟大的。像这样的‘摒弃‘西方，是通过高举中国的大旗，重复了它所摒弃的霸权色彩”。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一方面不赋予西方、现代性、进步或者其他启蒙之后的概念以特权，另一方面也不执着于本土中国的僵化观念，我们是否还能谈论中国在20世纪所发生的东西方之间的关系于相互作用？

作者认为这是可能的，首先，她引导我们关注南亚历史学家的研究。通过印度历史变迁的研究，南亚历史学家认为：一、历史变迁的奇迹是多种多样的，且它们是多重对立因素而不是过渡因素。二、变迁是以符号系统中的功能变化为其信号或标志的。

以汉语中的第三人称阴性代词为例，认为汉语中没有she的对等词是汉语的一种缺陷，这样的焦虑反应了一种历史状况，人们感受到的与其说是汉语本身的缺陷，不如说是语言之间的不平等。

人们并不是在对等词之间进行翻译，恰恰相反，人们是通过翻译在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之间的中间地带，创造着对等关系的喻说。 而那些土生土长，未被新词语和外来词碰过的词语呢？就像“他”字，因为“她”的出现，而改变来原来的含义。

对分析《伤逝》的这一部分不是很满意，觉得过于故弄玄虚，在“叙事的我”和“故事的我”之间绕个不停。其实鲁迅这个文本里叙述人和故事人物本身就是没有什么距离的，不值得花那么大功夫证明涓生是渣男的。

此页几个外国人有更为通用的中文名。

此处evariste-regis huc为古伯察，是第一个进入西藏的法国人。

这是中国通密迪乐。

这是麦都思的儿子麦华陀爵士。

这里的华北每日新闻，在当时应为著名的《字林西报》。1864年，该报独立发行，定名为North China Daily News《北华日报》。1866年改由皮克伍德经营，由于皮克伍德的洋行Pickwoad and Co.汉译为“字林洋行”，因此报纸改称《字林西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