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教训

民主政治暗藏了重大的问题。其中最重大、严重的就是道德本质的问题。 有一个问题总是会引起混淆，总是会掀起道德上的质疑，那是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于是许多人就认为，从西方所谓民主的状况来看，后者，也就是“人民当家做主”是民主理论的核心。 希腊人用不同的名称界定国家统治组织，因为他们想知道政府是好是坏，哪种好些，哪种坏些。所以根据统治者的品质，取了五种名称。这个想法被柏拉图广泛采用，整理如下： 君主政治：被一个好人统治；它的变形就是“暴君统治”。 贵族政治：被一群好人统治；它的变形就是“寡头政治”。 民主政治：被人民、许多人、大多数人统治。 柏拉图只多加了一种不好的统治形式：就是一直被一群坏人统治。 “统治者应该是谁？” 柏拉图的答案是：“统治者应该是最好的人”。这当然是一个合乎道德的答案。 马克思跟恩格斯的答案是：“无产阶级应该专政。”虽然他们没把道德成分说清楚，但是，专政的当然是好的无产阶级，不是坏的资本家。 希特勒的答案更不用说了。他的答案一定很简单：“我。” 早在50年前，我就希望终结这个问题，让它永不再现。这是一个假问题，只会导致欺瞒，最终只会归纳出与道德规律相应的荒谬答案。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如果把政治上的对手视为不道德的魔鬼（自己所属的政党则是完美无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事情。这会引发仇恨，固然不好，但更糟的是这种态度会让大家强调权力，忽略了约束权力的重要性。 追溯源头，看起来我们感兴趣的好像是：比较各种政府的异同，而不是断言它是好是坏，或该由哪个人、哪种阶级、哪个种族甚至哪种宗教来统治！ 柏拉图的经典问题：“该谁统治？”或许可以换个方式问：“在道德上，我们最该谴责哪一种政府？”或者倒过来问：”哪种政府形式最能让我们摆脱政府中的邪恶、无能与损害？“ 这些问题不自觉地逼问到我们所谓的民主的根本，这跟柏拉图该谁统治的问题，大相径庭；不过却是支撑雅典民主与现代西方民主的基础。 ……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尽一切可能防止罪行发生的道德责任。这也许是我们支持民主国家的缘故，也只有这个理由让民主在道德上站得住脚。民主，不是多数人的统治，而是一种让大家不受独裁控制的制度。它不允许独裁累积权力、肆意横行，而是在寻找一个限制国家权力的方法。从这个观点来看，即使一个民主政体无法善用权力、善尽职责，并让这个政体下的民众觉得它的政策不好、不对，但是民主最起码能保证各种以非暴力方式推翻政府的可能性能够合法存在。 应该争论的问题不是”谁“应该统治，而是某一种政府究竟该”如何“统治。重点是政府不应该管太多，或者，更精确一点，是政府该”如何“管理国家的问题。 很多团体可以自认代表人民——军人、公务人员、工人、雇员、记者、广播电视评论员、暴徒、年轻人——但是，我们不要他们握有统治权力。我们不想怕他们，也不想被迫怕他们。如果真有必要，我们希望能保留保护自己、防范他们滥权的能力。这是我们西方政府的目标，但是由于语义上的含糊不清与积习使然，我们却笼统地称这为民主。所谓的民主其实是要捍卫人民的自由，除开主权统治、法治这些原则之外，不要受到统治权的干预。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不管哪一种统治形式，最重要的是能够允许政府以不流血的方式更换——随后，新政府还要有能接管统治的权力。 最能彰显美国民主本质的，莫过于尼克松总统的辞职。 民主政治中更换政府的多数议决原则，是一种消极的权力行使、一种强迫现任政府下台的能力。当然也有积极的权力运用，像是任命政府、总理，不过相较而言并不重要。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并没有看清这一点，过分强调政治任命权，其实暗藏危机：它会让政府自认取得了选民的认可，可以假”人民意志“之名，让它的所作所为合法化。（伯里克利）”在我们这群人中，可能只有几个人有能力制订政策、具体实行，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有评判的权力。“这段言简意赅的谈话，我认为触动了民主的核心。请注意这段话，基本上它否定了人民统治甚至全民创制的概念。取代这两个概念的是伯里克利所谓的全民评判。 理念——特别是创新的理念——或许会得到一些人的踵事增华、澄清诠释，但是追本溯源一定是少数人的心血结晶。但是，很多人在事后，却有能力评判这些观点是对是错，特别是那些切身经历政策后果的人，他们的看法更值得重视。这样的评估，这种对错的判断，是可以交由广泛的选民抉择的。 于是观之，所谓的”全民创制“只是误导，只是一种宣传手段而已。它还是少数人的创见，最多只是向大众公开，寻求评估而已。如果是这样，重要的是弄清楚一件事：向大众征询意见的课题，不要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 教育孩子他们生活在人民统治的环境中是很危险的——这不是真的，也不可能是真的。 ”民主“这个词——在语源学上，意思就是“人民统治”——其实是相当危险的。每一个平民老百姓心里都清楚，统治者不是他，所以，他会觉得民主不过是个骗局。所有人都应该从学校里学到一件事：早在雅典时代，民主就是防范暴君统治的一种制度名称而已。 独裁政治是不好的，我们必须要流血，才能推翻这种体制；有时流了血，还不见得能推翻。 但是，所有的独裁统治都有败亡的一天。所有的独裁统治在道德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民主的基本道德原则：这种统治形式可以通过不流血手段来更替政府。独裁统治在道德上翻了错误，因为它迫使国家的每一个公民——违逆他们较好的判断，违逆他们的道德信仰——似乎只能保持缄默，跟恶魔合作。它剥夺一个人的道德责任，少了这一层，人就只是半个人，甚至于百分之一个人。它把想要肩负起责任的努力，转化成意图自杀的冒险。 从历史上看，雅典民主，至少在伯里克利与修昔底德的心目中，其实强调的不是多数统治，而是不计任何代价避免独裁统治。这代价很高，也许是太高的，所以，雅典民主维持的时间不到100年。 所谓的代价就是经常被误解的“流放制度”。在雅典，任何人无需犯罪，只要太受人民欢迎，就会被流放。流放制度先发制人，阻绝他往独裁的方向继续前进。（※） 伯里克利心里清楚，雅典民主不是人民统治，这种事情不能存在。 想在世界上建立天堂的人，都把地球弄成地狱。 在我拒绝马克思主义之后，我还是当了好多年的社会主义信徒。如果社会主义能跟个人自由结合在一起，我想我还会是社会主义者。能在人人平等的社会中，过着温和、简单、自由的生活，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发现这只是个美梦罢了，自由比平等重要，为了实现平等，很可能会危害自由。如果没有自由，在这群不自由的人群中，也不会有平等。

p152我们可以在他的自由理论中，找到解决政治与左派问题的大致方向。其实，在漫长的共产党政权经历中，暗藏了另外一条可能的道路，一个可以融合自由与社会解放的重大政治选择。

正统、异端之争孕育了一个小小的罪恶——一个我们知识分子最敏感的罪恶——傲慢的罪恶：总以为我们是对的，总该卖弄我们的学识，知识分子的虚荣。

”十诫“中最重要的一句是：不可杀人！这句话几乎包容了所有的道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