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小說史

从中国文学史的观点看来，小品文之所以兴起，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最能表现传统的感性。……一个作家，为了自觉地反抗培育他的传统，或许容易接受一种新的信仰和哲学，但是他不可能仅凭意志去改变他的感性。因此，现代中国散文时时流露了传统的道德情感和审美的观念，虽然这些东西，无论在知性方面或甚至感性方面，都与新思想背驰。就是连进步作家如郭沫若和巴金也如此。写小品文时，他们也谈花鸟鱼虫，对童年与故乡也表示怀念，同非儒即道的古代读书人差不多。这种心态，同他们的革命行动当然是相左的。凡是传统的感性在严肃的文学中受到压抑时，小品文对许多作家来说，便成了一种个人的解脱。

这两种冲突的力量在《秋》得到重新安排，固然不再配合巴金一贯的论调，但却使这书得以反映人生的真相。巴金也终于走上了小说家的道路。四叔、五叔以及他们的妻子、陈姨太的罪恶，既没有证明，也没有否定中国旧家庭制度之不人道。它只是显露出：人是可能做出狠毒的事来的，无论在任何一种社会组织、或者制度之下。

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托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二翁，他们留给我们的作品，都借用人与人间的冲突来衬托出永远耐人寻味的道德问题。托杜二翁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对当时俄国面临的各种问题、危机都自有其见解，也借用了小说的形式说教无误。但同时也写出人间永恒的矛盾和冲突，超越了作者个人的见解和信仰，也可说超越了他们人道主义的精神。

我渐渐发觉诗赋词曲古文，其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是辞藻之优美，对人生问题倒并没有作了多少深入的探索，即以盛唐三大诗人而言，李白真想吃了药草成仙，谈不上有什么关怀人类的宗教感。王维那几首禅诗，主要也是自得其乐式的个人享受，看不出什么伟大的胸襟和抱负来。只有杜甫一人深得吾心，他诗篇里所表扬的不仅是忠君爱国的思想，也是真正儒家人道主义的精神。

再反顾中国传统小说，其宗教信仰逃不出“因果报应”、“万恶淫为首”这类粗浅的观念，凭这些观念要写出索、莎、托、杜四翁作品里逗人深思的道德问题来，实在是难上加难。我们可以说，大半传统小说里的宗教信仰，只能算是“迷信”；不少作品有其正视人生的写实性，也为其宗教思想所牵制而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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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第25页，

报应的调子在白话短篇小说里最为突出。虽然大多数的长篇小说中也可以听到这种调子，但伟大的小说极少以证明因果报应灵验为务。我们要讨论的六部小说中，唯有沉溺与说话传统的《金瓶梅》，完全赞同这个信仰。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第29页，

小说家别无选择只有把文明人进退两难的窘境记录下来：他既想纵容自己的七情六欲，同时又想建立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秩序；不是在爱情、权力和名誉等永久的幻觉中寻找他的命运，就是把希望寄托在上天或“道”的可能虚幻的永恒中。

因此它们在艺术成就上虽各有高下，至少有六部，像西方传统的伟大小说一样，对这些两难窘境的研究，可以说是丝丝入扣，鞭辟入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