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常识

地理和历史原来还有这样的作用呢~

步履蹒跚地向民主过渡的前苏联实则是一桩彻头彻尾失败的惨例。中国能做得比前苏联更好吗?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人叹为观止，但没人能确定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整整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让外界坚信市场经济终将推动中国改弦易辙，跻身民主制国家之列。北京当局一再声称民主化不会在中国大陆发生并且以警惕的眼光来镇压任何异议活动。同时，北京竭力打造特色的“中国模式”一党专政体制与半自由经济政策相结合——让大多数中国人安于该模式所带来的全新的物质享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能长期地持续下去吗?更让世人所忧虑的是中国人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一—部分源自于中国人民的自身深处和民族优越感，部分则源于当局大肆鼓吹与渲染——如同一座暗浆涌动蓄势待发的活火山会间歇性地爆发。假定中国的经济增长缓慢，那么政府会试图打出民族主义这张牌去转移国内矛盾吗?尽管要过渡到民主制国家有千难万险，但之前中国是本可以做到的，如果当初政府(指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时期的中国政府。——译注)能够不要如此软弱，本可以步俄罗斯后尘实现民主制。然而，就目前的局势看来，一党专政不到日薄西山之时是难以得到根本的改变了。

一、基本知识

民族：国家的文化要素；人们在心理上彼此联系在一起。

国家：国家制度的或政府的要素。

国家常常先于民族出现并创造民族。国家是典型的人为事物，是政府在许多代人中逐渐灌输一种共同文化的产物。一个运作有效的政府是成为国家的关键；那些没有这样的政府的国家是失败国家。

现代国家大约500年前才出现，并不必然是政治组织的最终形态。欧洲联盟的出现表明出现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新实体。

着手研究政治制度的一种办法是问这样一个问题：其人民为了什么而争吵？它代表了政治中的议题，就是你在一个国家的报纸上看到的某种东西。争论的根本原因包括：历史影响、重要制度、政治文化。历史在当前的政治中是鲜活的和可取的，它形成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和争论。历史在人们愤愤不平的仇恨中尤其鲜活，比如在那些感到被欺骗的地区和社会团体之中。

二、全书结论

战争能够破坏政治体系。马克思说，战争是革命的接生婆。我们所研究的国家中有几个由于战争，已经经历了彻底的体系变革。

经济增长是不稳定的，尤其是快速增长。经济增长和变化将新人带人政治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强烈地感到不满。不要认为经济增长可以解决政治问题；它常常使政治问题变得更糟。 民主制应紧随经济增长而来， 以阻止体系的巨变。

—个不能通过变革以面对新挑战的体系注定要死亡。明智的统治者进行渐进的增量改革， 以避免突然的激进变化。等到革命就要发生时才改革的统治者，实际上可能会因为妥协而火上浇油。所有的政权倾向于僵化；好的政权保持灵活性。

可靠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人民信任的制度是政治稳定的一种保障。不管如何聪明，没有一个政治领导人能够任意地获得有效的制度。制度需要时间、智力和持续的修正。

在每一个国家，官僚机构都处于支配地位。在一些体系中，永久性的公务员制成为最强有力的制度，官僚倾向于认为他们是国家不可或缺的救星。没有一个国家能完全控制其官僚机构。

政治体系很少完全是意识形态的，但是，也很少是彻底的实用主义的。政党和政权通常谈论一些意识形态，为它们辩护；但是，统治者在决策中倾向于实用主义。把意识形态作为橱窗装饰，是一种常见的政治手段。

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精英，即有大影响的少数人。取决于体系的不同，政党精英、劳工精英、商界精英、军界精英，甚至是宗教精英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精英们关注政治，通常领导他们所在的团体进行斗争。真正的政治动物是精英，而不是大众。政治的大部分由精英间的竞争和讨价还价构成。偶尔地，精英们为了获得与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精英的平衡力量，在选举中或者在全民公决中将问题提交给大众，并称之为民主。

公众和政治家争论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经济的。一些经济学家宣称，经济是政治的内容。 但也有一些重要的政治冲突不直接与经济相关，比如地区、宗教和个性问题。然而，大多数时候，人们围绕谁应该得到什么进行争论。应学习经济学。

民主制非常依赖于经济发展。贫穷国家很少支持民主制，大多数中等收人和更富裕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增长产生一个庞大的、受过教育的、多元主义的和温和的中产阶级，他们坚决要求政治参与。

三、民主

俄罗斯篇：民主制的一个基本构成要素（在竞争性的选举之外）是出版自由。辨别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最容易的办法，是看其大众传媒是否收到控制或者被钳制。如果电视、广播、报纸和杂志例行公事地批评政权却没有被关闭的话，那么民主制可能就已经存在了。政府关闭这些实体或者接管它们是威权主义的第一个信号。信息的自由对民主制是必不可售的，但是它会削弱独裁政府。

墨西哥篇：美国人接受了一个观念，即选举等于民主。革命制度党连续赢得了14次总统选举， 这表明民主远比单纯的投票要复杂得多。正如我们在有关俄罗斯的章节中所分析的那样，民主包含了许多哲学的、道德的、社会的和法律的基石，而这些因素经常伴随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出现而出现。选举仅仅是看得见的部分，可能会误导外国的选举监督者，他除了选举曰当天人们的投票以外几乎看不到其他东西，并且忽视了长期的和不容易看见的问题。不过，监督者正变得更加聪明。2004年，他们称乌克兰的选举被操纵了，迫使乌克兰重新进行选举。第三世界的选举几乎没有是完全自由和公正的。操纵选举的方式有这么几种：支配媒体、贿赂投票人、投票和计票被做手脚。

四、国家经济增长

墨西哥篇：什么是促进增长的好政策？ 战后世界的记录表明，好的政策是低工资和高生产力的结合体。当劳动力成本（包括税收、养老金和小时工资）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时，就能生产更多，并获得世界市场的份额。

劳动力成本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加，关键之处就是使生产力增长得更快，这可以通过提高科技水平和工人的劳动技能来实现。低工资和高生产力相结合的典范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以及今天的中国。当德国和日本的劳动力成本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国家的时候，它们的经济增长就乏力了；负面的例子就是战后的英国和今天的墨西哥。

如何能够辨别一个国家是否劳动力成本过高而其生产力过低？你不需要进行经济学的计算，只需注意外国或国内的企业是否在那里投资。如果国内的企业把它们的资金放到海外的话— 外逃资本, 正如我们在俄罗斯观察到的那样一一你就知道那里出现问题了。其他一些因素会营造出“敌视企业氛围” ，包括过多的管制、高税收、国家接管、热衷罢工的工会、犯罪和腐败。扫除这些因素后，你就能够获得快速的增长。已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 弗里德曼长期以来把自由市场赞美为经济增长的基础。当他被问到是否依然这么认为的时候，他回答，他现在认识到并不是这样；他说，真正的基础是法治。他指的可能是墨西哥。

尼日利亚篇：由于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尼日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曾达到相当可观的年均6%, 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被人口每年2.4%的增长率所抵消（这是尼日利亚5.4%的高生育率的结果）。几乎没有石油收入被用于投资，而只有投资才能为尼日利亚人提供工作，提升他们糟糕的生活水平。尼日利亚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并且越来越高。正如我们在墨西哥一章中所讨论的那样，石油财富并不是实现经济增长的良好基础。在1960年独立的时候，尼日利亚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几乎相同；而40年之后，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比尼日利亚要富裕许多。

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曾试图从几个层面来解释这一增长差距。他们分裂为两大阵营：基 于自然和物质世界的解释，以及基于文化和心理世界的解释。当然，两个阵营都没有唯我独尊； 很可能的情况是，在一个连续的环中，一种解释支持了另一种解释。

最显而易见的解释是贫穷国家几乎没有自然资源，但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尼曰利亚和印度尼西亚拥有大量的矿产资源，却很贫穷；而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几乎没有自然资源，却很富裕。自然资源和繁荣之间甚至是一种相反的关系。石油可能是一种诅咒，石油收入是对腐败的奖励。由于几乎没有自然资源，亚洲边缘地带的国家和地区不得不变得更加聪明、更有竞争力和生产力。不是自然资源而是被激励的人们才是重要的。

另一种解释是帝国主义，但这并不完整。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有过大量的帝国主义剥削；在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太多的剥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经历过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并没有为它们的殖民地做好独立的准备，它们本应该提供更多的教育和训练。

但是，殖民主义没能解释一些前殖民地的成功案例。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成功与该解释的不一致之处。两者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两者的领土面积都很狭小，自然资源为零；它们在经济上仅对所在的区域来说是重要的；两者在“二战” 间都曾被日本占领。那意味着贫困，然而现在两者都是繁荣的经济体，达到了第一世界的水平。

在解释如此明显的反常现象时，文化因素的解释若隐若现。有些文化很快就实现了经济发展，而其他文化却没有。那些相信通过自身努力可以创造未来的人通常会做得很好； 而另外一方面，宿命论使人们选择顺从，一切皆是上帝的旨意。慢慢灌输纪律和工作道德的文化能够快速增长。迄今为止，这场文化竞赛中的获胜者似乎是东亚受儒学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尽管几乎没有人预测到它们的增长。事实上，几十年以前，学者们把亚洲的落后归因于其儒学遗产。正如我们在印度一章所讨论的，似乎处于沉睡中的文化在合适的时机醒来，并创造一种经济奇迹。在尼日利亚，伊博人是这种文化的例子；潜伏于它们文化中的因素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变得显而易见。不要把非洲作为永远贫穷的地区。文化会改变。

五、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

殖民主义：获得并剥削海外领土，主要是欧洲人进行的；与帝国主义有关。

帝国主义：把其他国家变成殖民地的强国。

尼日利亚篇：传教士们常常是帝国扩张的先锋，因为， 很快就需要派驻一支军队保护他们。

卢格德在尼日利亚运用了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 和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 ) 这两种具有典型的英国殖民风格的孪生政策。通过与当地被头衔和荣誉收买的酋长和王公合作，英国只用了几百名白人就统治了印度那样广袤的殖民地。法国人更多的是实行直接统治，不愿把当地的责任移交给土著人，从而需要成千上万名法国人到殖民地去工作。英国人要更有效得多。

分而治之是罗马帝国采用的一个古老的技巧，其逻辑是： “如果你保持他们分裂，就能轻易地统治他们；他们联合起来就可能把你撵走。”在这一政策之下，殖民地的官员们强调文化、 权力，以及既有部落领土的独特性，以使他们彼此不容。在非洲总是有部落，但是，欧洲人大肆宣传部落主义，以便利他们的统治。

然而，殖民主义是一座正在销蚀的资产。你越是组织和教育土著人，他们就越是想统治自己。传教士的活动保证了受教育的非洲人的数量不断增长，一些人甚至达到了大学水平。在20世纪20年代，尤其是在英国的非洲殖民地，知识分子发展出泛非主义， 目的是把非洲大陆从欧洲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 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分子分裂他们的话，所有部落的非洲人就会融洽地生活在一个统一的非洲之中。英国针对非洲人日益增长的政治要求所采取的战略是，一点点地向他们转让地方权力和部分政治权力。

英国给尼日利亚遗留了一部联邦宪法和一名总理，表面上看起来相当不错。就像在印度那样，英国在尼日利亚的政治地位不能再维系，他们不得不离开，并为此计划多年。1960年10月1日，尼日利亚独立。尼日利亚正式成为殖民地不足60年，但是却经历了更长时间的欧洲帝国主义的统治。帝国主义者应该为尼日利亚的困境承担更多的责任，他们通过大规模的奴隶贸易扰乱了尼日利亚，用枪炮占领了尼日利亚，拙劣地制造了一个人为的、彼此敌对的部落构成的国家，然后就离开了。因此，从建国之初就很孱弱的尼日利亚瞬间沦为军事独裁统治，这样的变化并不让人惊讶。尼日利亚并不是特例；这也是许多由帝国主义者创造的国家的经历（例如，伊拉克）。

六、普力夺主义

普力夺主义：军事接管的趋势。

当罗马帝国变得僵化且崩溃的时候，罗马皇帝的护卫部队——禁卫军护卫队扮演了一个强有力的角色，他们扶植和罢黜皇帝，其中一些皇帝就是他们自己的军官。政治学家们现在用普力夺主义来描述这样一种情形：军队认为它必须接管政府， 以从混乱之中挽救国家。

普力夺主义不仅是渴望权力的将军们的问题，也反映了整个社会深层次的冲突。在普力夺主义的社会中，不仅仅是想要获取权力的将军们，包括其他许多群体，如学生、工会、革命者和蛊惑民心的政客都想夺取国家机器。由于形势的限制和平衡的崩溃，没有人按规则行事。在这样混乱和崩溃的局势中，相比于其他众多的权力竞争者，军队是最适合夺取权力的。因此，普力夺主义通常意味着军事接管，例如尼日利亚。尼日利亚依然因为贫穷和暴力而骚动，并可能发生另一场政变。普力夺主义将会成为第三 世界一种自我重复感染的地方病，曾发生过一次政变的国家就更容易发生其他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