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鲲对《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的笔记(9)

今文学是孔子学派所传衍，经长期的蜕化而失掉它的真面目的。古文经异军突起，古文家得到了一点古代材料，用自己的意思加以整理改造，七拼八凑而成其古文学，目的是用它做工具而和今文家唱对台戏。所以今文家攻击古文经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的真意，这话也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露出他们的真相。

2017-06-24 17:45:58 回应

因此，我觉得两汉经学的骨干是"统治集团的宗教“——统治者装饰装饰身份的宗教——的创造，无论最高的主宰是上帝还是五行，每个皇帝都有方法证明他自己是一个“真命天子”;每个儒生和官吏也就都是帮助皇帝代天行道的孔子的徒孙。皇帝利用儒生们来创造有利于他自己的宗教，儒生们也利用皇帝来推行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宗教。皇帝有什么需要时，儒生们就有什么来供应。这些供应，表面上看都是由圣经和贤传里出发的，实际上却都是从方士式的思想里借取的。试问汉武帝以后为什么不多见方士了?原来儒生们已尽量方士化，方士们为要取得政治权力已相率归到儒生的队里来了。

2017-06-24 17:49:48 回应

至于叙述和说明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最重要的有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两汉，他们的目标既在曲解经书来适应于当前的统治集团的利益，把古代史实勉强拉来和当时的东西相比，他们的方法又牵缠于阴阳五行的附会，处处要使得人事和自然界应弦合拍，在这样的主观愿望之下，势不能不流入于武断的玄学。所以名为整理而实际却是棼乱，使得我们要整理三代文化时逼得先去从事于两汉文化的探索，多出了几重麻烦。第二时期是两宋，他们的目标是内心的修养，用了全力去寻求古圣先王的传授心法，这当然也是一个水中捉月的主观愿望；可是他们的治学方法却因部分地接受了禅宗的“呵佛骂祖”的精神，敢于打破久踞在学术界宝座的偶像，又因有了刻版，古籍容易传布，见多自能识广·，因此辨伪考证之风大兴，在整理方面开出了一个比较能客观研究的新境界。第三时期是清代，除了它的后期之外，一般学者的目标只是希望认识古代，既不想把古代的学术思想应用在当前的政治上，也不想把它应用在内心的修养士，而只是以周还周，以汉还汉······搜罗材料，钩稽异同，其态度的谨严和在史料学上的成就都超过了汉、宋两代。只是他们太偏于客观主义，注重积聚材料而轻视理论，好像尽制砖瓦，不打建筑图样，自然也造不起房子来；结果流于烦琐细碎，使得人们怕去亲近。

2017-06-24 17:58:31 1人推荐 1人喜欢 回应

黄帝是怎样一个人物，或只是天上的五色帝之一，或者有别的背景，均不可知；但他的传说普及于学术界是战国末年的事，其发展直到西汉，则是一个极明显的事实。所以我们如果研究黄帝，切勿以为所研究的是夏以前的史，而应当看做战国、秦、汉史，因为他的传说只是战国、秦、汉间的思想学术的反映，只是表现了战国、秦、汉间的文化。

2017-06-24 18:02:12 回应

自甲骨而钟鼎，而竹木简，而帛，物质的便利程度愈增加，记载的东西也就愈多。生在后世的人们用得惯了，看得惯了，正如纨绔子弟不知稼穑之艰难，以为古人也是这样的，应当有很多的东西传下来，对于古书和古史的责望心就很重。要是像现在这样，肯去挖地，从许多地下遗物里整理出几部古代史来，当然再好不过。无奈他们想不出这种方法，他们只会把耳朵重听来的算做古史，甚至于把自己心里想的箅做古史，再把这些听来的和想来的东西写在书本上，就承认为真的古书。因此，古人虽没法把当时的事情留与后人，但后人会给他们补上，而且补得很齐整。
此段文字鞭辟入里地阐释了汉儒造伪的时代心理与时代背景，极为精辟

2017-06-24 18:07:59 回应

当时只要我讲的经和你讲的两样，而你我所讲的都给人看作有理由，便可各立博士，都置弟子员。因为博士的官不算小，所以引得人眼红，常想标新立异，取得一个地位，以致经书愈讲愈乱。这又是汉代经学所以纷歧的一个主因。

2017-06-24 18:10:52 回应

“榖”和“公”是双声，“梁”和“羊”是叠韵，为什么这两个作《春秋传》的人都是复姓，而且差不多是同音的复姓，事情竟这样地巧呢?现在，我们既经明白了汉博士的地位和其势力，就可以知道这是当时学《春秋》的人看见别经分家而《春秋》不分，因此想自立门户，把原来的《春秋传》改称为《公羊传》，表示它只是二家之言而不是惟一的《春秋传》；再把自己的意思另写一部《春秋传》，别树一帜，影射了公羊的牌子而为《榖梁传》。
巧立名目真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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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24 18:14:21 回应

所以《左传》是一部真材料的伪书，它的真名是《国语》，它的伪物是经说。它不解经，它的价值在《公羊传》之上；它一解经，反成了《榖梁传》的后辈。至于现在的《国语》，那是刘歆的删削之余。

2017-06-24 18:18:55 回应

现在，如有人拿了许多经书堆在我们的面前，问有什么用处，那么，我们可以干脆答道：用处不大。因为《诗经》里的诗已不能唱了；《易经》里的占卜是我们不信的，《礼经》和《礼记》中许多琐碎的礼节，看着也头痛，《春秋》中的褒贬予夺，完全为了维持统治阶级的尊严，决不是现代的伦理；《尚书》里记的说话，动不动叫着上帝和祖先，我们的理智也提不起这种信仰了，这种东西，实在只有一种用处，就是它的史料价值。汉以前的材料，存留到现在的太少了，除了甲骨文和钟鼎文之外，可见的只有这几部经书了。甲骨钟鼎的材料固然可靠，但都是零碎的，而几部经书则是较有系统的，把这较有系统的书本材料来联串无系统的地下实物，互相印证，于是我们可以希望写出一部比较真实的上古史（完全真实是不可能的）来，使得人们知道我国古代的民族和社会究竟怎样、我们的先民辛苦缔造传给我们的是些什么，这是它的唯一的用处。

2017-06-24 18:34:57 4人喜欢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