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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 汉文与东亚世界
汉字的发音本来因时由地而变化,古音和今音不同,中国各地方言之间读音也有差异。中国近邻地域的人当初接受汉字,就跟我们现在学习外语一样,学习当时中国的汉字发音。可是,一来他们学习的时期不同,二来所学习的中国地方音有异,就产生了差别。例如越南汉字音保留中国早期的上古音;朝鲜汉字音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原发音。日本汉字读音(音读)有吴音、汉音、唐音之别,吴音是中国六朝时代通过朝鲜半岛的百济传来的江南音;汉音是唐朝的长安音;唐音则是宋以后的南方音,各有差别。引自 三、汉字的读音——音读和训读
历史上,日本先接受汉字,假名是由汉字派生出来的。假名的“假”是针对真名(汉字,名就是字)的“真”而言,这样势必难免真假并用。用日语作为汉字读音的训读是日本人长期以来把外来的汉字驯化为本国文字的表征。日本人一般认为汉字虽然来自中国,但已然成为日本文字,理由就在这儿。越南、朝鲜半岛则不同,并不认为汉字是本国字。引自 二、汉字的训读(kun-yomi)
现存早期的训读资料(8世纪)全都是佛经,训读起源于佛教寺院殆无疑问。中国自从南北朝以来佛教大张其道,而日本接受中国文化正当其时,因此,佛教的影响远远超过儒家。当时的日本僧人通过种种管道,如阅读相关资料,或随着遣隋使、遣唐使去中国直接观摩或参加译经现场,对中国梵经汉译的具体程序非常熟悉。引自 三、汉文训读和佛经汉译
日本固有的宗教叫神道,神道的形成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其中最重要、影响最广泛的宗教思想就有“本地垂迹说”,与梵和同类说互为表里。所谓本地垂迹说的内涵是:日本固有神的本地在印度,日本神是印度的佛、菩萨所垂迹的“权现”(化身),是一种佛神合一思想。例如本地垂迹说中日本神道的最高神天照大神(天皇的祖先)是佛教大日如来的化身,八幡神(神话中的应神天皇)是阿弥陀如来的化身等等。后来神道盛行以后,又提倡“反本地垂迹说”,颠倒主客,主张日本才是佛和菩萨的本地,佛、菩萨是日本神的化身。直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以神道作为国家主导思想,实行“排佛毁释”“神佛分离”政策,本地垂迹说才算告终。可至今日本很多寺院都设有神社,是本地垂迹说的遗响,可见其影响深远。引自 四、训读的语言观及世界观
佘良时代天期出现的用符号的训读,范围只限于佛书,而是汉文水平不甚高、没有能力直读的人的辅助手段,只在难读的地方才施训读,符号的使用也没有一定的规矩。总之,是属于个人的,并不是公共的。可是到了平安末期的十二三世纪,训读的范围已扩大到整个汉文文献,包括日本人所撰的《日本书纪》等书,且全文都要施加训读,符号的使用也渐趋规范化。训读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备忘,而成为公共的信息载体了。引自 五、训读的演变
朝鲜建国的檀君神话,这跟日本天皇的天孙降临神话异曲同工。内容都是天上的神降到高山顶上,成为地上的统治者。这种神话在东北亚萨满教流行地域很普遍,自有其古老的来源。引自 二、朝鲜半岛训读的语言观及世界观
当初音译时为什么选择“震旦”这两个字,已不得而知市唐代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所引琳法师(慧琳)之说云:“东方属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旦。”(卷四)震卦在《易经》相当于东方。“震旦”既是“东方日出之方”的意思,朝鲜在中国的东方,岂不更有资格当上“震旦”?这就是“三韩变为震旦”的根据。而这也不是白胜贤的独创,之前高句丽的后身渤海国(698一926)亦称振国,始祖大祚荣自称震国王;灭渤海而建立辽朝的契丹则在渤海旧地置了东丹国。“真丹”“振丹”都是“震旦”的异写。在中国东方的国家纷纷自居“震旦”之位,而最东方的国家乃自称“日本”,既然是“日本”,再也没有更东方的国家了。日本东尽之国,就占了便宜引自 二、朝鲜半岛训读的语言观及世界观
(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八思巴文、朝鲜谚文)这些都是王朝创始不久之际,由皇帝或国王下令,人为地制造且推行普及的文字,与日本假名、越南字喃乃至欧洲拉丁文等世界绝大多数的自然发生的文字大有异趣,可视为唐朝灭亡后连锁发生的东亚各地民族觉醒的表露,在世界文字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引自 三、其他近邻民族的训读现象
训读之发生,原因是中原近邻民族的语言跟中原属于不同系统,语法有差别,中国的训读现象的出现则是因为古今语法的转变。阅读汉籍时需要把汉文(文言文)按照本民族语言(俗语)的语法来颠倒语序,还要加所需要的助词等。当他们书写汉文时,也会发生同样的现象,把本民族语言的语序颠倒过来,删除本民族语言的助词,改为汉文的助词,才能成为正规的汉文。引自 一、东亚的汉文、汉诗
和歌、俳句、时调都是短诗,主要是即兴之作,也都不押韵,与汉诗有别,且其风格比之汉诗似同而实异。朝鲜、日本的文人作汉诗,总觉得隔了一层,作本国的诗,才表现得意无余蕴。这让朝鲜、日本的文人除了拥有汉诗的世界之外,还拥有另一方诗歌天地,这是过去的中国人所不知道的,现在的中国人可能也未必熟悉。引自 二、东亚各国语言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