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ze对《轴心时代》的笔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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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时代”是孔子、佛陀、苏格拉底，以及以色列的先知、印度的苦行者和希腊的悲剧作家生活的时代，也是人口迁移、王朝更迭的动荡时代。面对史无前例的暴力，轴心时代的贤哲们认识到古老部落宗族伦理的局限，将关切扩展至所有造物，发现了可以将自我提升到超越个体和世界的内在根源，开始用理智、道德的方式面对世界。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了相同的“金规则”，即推己及人、关爱众生。孔子教导弟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印度教推崇守贞专奉，佛陀说“是故为自爱，勿以伤害他”，《圣经》中的首要诫命之一“爱人如己”，古希腊悲剧对同情和怜悯之心的呼唤，都是金规则的体现。人类形成了某种“深刻的互相理解”，“迈出走向普遍性的步伐”，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人性的唯一本源的表现”。

从这个相同的起点出发，四大文明开启了各自伟大的思想传统——中国的儒道思想，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希腊的哲学理性主义，以及以色列的犹太教及其延展出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轴心时代的思想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塑造了各文明今天不同的文化形态。

本书按时间顺序追寻四个轴心民族的发展历程，以及这些突破性洞见如何酝酿、生根、发展、辉煌，并最终在公元前3世纪末期渐次逝去。历史上，我们从未超越轴心时代的洞见，当历经精神和社会危机之时，往往回溯轴心思想以寻求引导。轴心时代的贤哲们在世界上不同地域生发出的一致见解，昭示了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面对当代纷繁复杂的问题，我们亦有必要回溯轴心精神，诉诸人性的共同本源，寻求更深刻的相互理解。
    也许每一世代的人们都相信，历史已到了一个转折点，但是我们当下遇到的问题似乎特别难以解决，未来愈发不可预见。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困境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精神危机。在20世纪当中，我们目睹暴力以空前的规模爆发。令人悲痛的是，我们彼此伤害的才能已然可与人类非凡的经济和科学进步相媲美。我们似乎缺乏将侵害控制在安全和适度范围之内的智慧。最早的两枚原子弹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爆炸，在人类现代文明辉煌成就的中心展现出恐怖的自我毁灭。由于我们不再将地球尊为神圣，而仅将其视为一种“资源”，人类面临着环境灾难的危险。除非发生某种能与人类的科技发展相并行的精神变革，否则我们将不太可能拯救这个星球。纯粹理性的教育无济于事。直到付出代价我们才发现，一所杰出的大学可与集中营比邻而居。奥斯维辛、卢旺达、波斯尼亚，以及纽约世贸中心的垮塌，无一不是现实真谛阴郁的显露。这些揭示出，当每个人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认知丧失之后将会发生什么。
    人们认为，宗教是可以帮助我们培养这种态度的，但它却似乎往往投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暴力和绝望。几乎每天，我们都能看到由宗教而引发的恐怖主义、仇恨和褊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传统的宗教教义和宗教实践落后于时代潮流并且令人难以置信，从而转向艺术、音乐、文学、舞蹈、运动甚或毒品，以求得到似乎是人类所需要的超越的体验。当我们比以往更加充分地关注自己的人性时，会感到被来自内心的东西深深触动，在刹那间超越自我而感到欢欣鼓舞，所有人都会追寻这种狂喜和入迷的瞬间。我们是探寻意义的造物。而且，不同于其他动物，如若我们不能在生命中找到意义和价值，便很容易陷入绝望。
自大约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200年，在世界四个非同一般的地区，延绵不断抚育着人类文明的伟大传统开始形成——中国的儒道思想、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以色列的一神教，以及希腊的哲学理性主义。这是佛陀、苏格拉底、孔子，以及耶利米、《奥义书》的神秘主义者、孟子和欧里庇得斯生活的时代。在这一具有高度创造力的时期，宗教和哲学天才们为人类开创了一种崭新的体验。他们中的很多人未曾留下姓名，而另一些成为我们的导师，至今仍能使我们心存感动，因为他们教导我们人之为人该有的样子。
    尝试实践轴心时代精神的第一个民族是居住在俄罗斯南部大草原的牧人，他们自称为雅利安人。雅利安人并非一个特质鲜明的民族，因此它不是一个表示种族的术语，而是一种自豪的宣示，大意为“高贵的”或“可敬的”，等等。雅利安人是享有共同文化的一些部族的松散联合。

    这是一种宁静的定居生活。雅利安人不能走得太远，因为马匹还没有受到驯养，所以他们的视野被大草原限制住了。他们耕种土地，牧养绵羊、山羊和猪，珍视稳定和连续性。他们并非尚武的民族，除了为数不多的几次内部的或是与敌对族群之间发生的小冲突之外，他们没有敌人，也没有征服新领地的野心。他们的宗教朴素而平和。如同其他古代民族一样，雅利安人在内心深处，以及在他们看到、听到和触摸到的万物当中体验到一种无形的力量。暴雨、狂风、树木与江河都不是无人格、无意识的现象。雅利安人感受到与它们的亲和关系，并将其尊为神圣。人类、神灵、动物、植物以及自然力，都是同一神圣“精神”的表现形式，阿维斯陀语将它称作“mainyu”，而梵语则称其为“manya”。这种精神鼓舞、支持着雅利安人，并将他们凝聚在一起。
    到公元前4世纪时，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变革速度是十分惊人的。战争还在继续，国君需要钱款用于支撑耗费巨资的战事，因此他们鼓励发展新兴的商贸经济。公元前5世纪晚期，中国人已经掌握了冶铁的技术，在强有力的铁质工具帮助下，他们能够开发大量林地。到公元前4世纪末，渭河流域、成都盆地和中原地区都在进行持续的开发。农民们掌握了施肥、区分不同类型的土壤，以及农田最佳犁耕、播种和排水时间等方面的技术。粮食产量增加了，尽管战乱频仍，人口的增长速度还是很快的。商人阶层开始兴起，这些人与王室密切合作，建立铸造作坊，开发矿场。其中最有魄力的商人们建立了大型的贸易团队，他们的纺织品、谷物、食盐、金属和皮革远销朝鲜、西伯利亚大草原，甚至遥远的印度。他们还雇用了越来越多的工匠、中间商和车船。
    城市中居住着成千上万的民众。它们不再仅仅作为政治和宗教中心，而是成为贸易和手工业中心。在封建采邑时代，小型宫城的城墙长度不过460米，而如今一些城市的城墙长度已经超过了3公里。公元前4世纪，齐国的都城临淄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人口有30万之多。不再依赖于宫廷的城市手工艺阶层开始在那里出现，富人们也开始尽情享受各种新式的奢侈品和繁荣的娱乐业。


    大多数人享受着这些变革的乐趣，但是另一些人开始不安地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经和先祖们礼仪化的生活方式大不相同。处于强势的大国国君不再拘泥于礼制的束缚，他们不再按照王室之礼的要求奉行“无为”而治，反而热衷于追求各自野心勃勃的政治图谋，并渴望独揽统治大权。
    经济繁荣日益加重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并且导致重大的社会分裂。农民们被征人伍，从而背井离乡；一些人成为地主，但是其他人则陷入沉重的债务之中，并被赶出自己曾经耕作的土地。统治者夺取了大量川泽林地，农民们曾经在其中捕鱼、狩猎或者采伐。村落社会遭到了致命性的毁灭，众多农民被迫到手工工场和铸造作坊出卖自己的劳力。一些贵族家族开始没落，那些面积较小的守旧的封国也不断面临着覆灭的危险。许多人的生活中都出现了一种强烈的空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