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R对《棔柿楼杂稿》的笔记(18)

扬之水当年搞的茗边老话就是字小本薄的啦。当然，谷林老上了年纪，肯定还是喜欢字大行疏，天地开阔，这样看起来才不费眼嘛~

《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七十七器量二： 裴晋公度为门下侍郎，过吏部选人官，谓同过给事中曰：吾徒侥幸至多，此辈优一资半级，何足问也。一生注定未曾退量。公不信术数，不好服食。每语人曰：鸡猪鱼蒜，逢著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即行。其器抱弘达皆此类。（出《因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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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8483929/ 六月初二，侵晨起身，看到昨晚友人发来的短讯，知道金性尧先生以九十一岁高龄辞世。 与先生的相识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印象中是读了《古今》，很喜欢其中署名"文载道"的文史随笔。但近几十年的出版物中似乎再见不到这个名字，因猜测这位作者很可能早已不在了。不记得是哪一位长者告诉说："文载道还健在啊，就是金性尧。"于是便认识了，且通讯往来近二十年。九六年以前，先生是《读书》的作者，虽然发表的文章并不很多。我离开《读书》之后，与绝大多数的作者都渐渐断了联系，先生则是很少几位始终保持来往的师长之一。有新著问世，总会寄我一册，——最后一册赠书得自去岁仲秋，是由先生的女公子携来，便是《三国谈心录》的大陆版，扉页上一如既往有着先生的亲笔题赠。问起近况，说是"还好"。不敢再问是否还能读书，而心里知道，不能读书，对先生来说，生之乐趣也就没有了。 先生一生写下的文字，大约数量最多的便是文史随笔，或曰文史小品也可。一贯的风格是平实而质厚，不事雕琢，而有蕴藉。正如早年的笔名"文载道"，先生的文史随笔始终萦绕着对世情的关注，虽是尽由读史而来，隐而不显。其实读史每每会从中读出"今"来，但要融知与识于一炉而以蕴藉出之，却不能不靠积累，积累而复久酿，方有其厚。《饮河录》付梓，先生命我作序，再三"抗命"而不果，因草得短跋，其中写道："先生之文，不以文采胜，亦非以材料见长，最教人喜欢的是平和与通达。见解新奇，固亦文章之好，但总以偶然得之为妙；平和通达却是文章的气象，要须磨砺功夫，乃成境界，其实是极难的。"这的确是我的真实感受。而先生"三百首"系列的特具赏鉴之眼，感悟之外，也还应该说是得自深厚的文史修养。记得是在九十年代末，我的一则短文"荔枝故事"刊于《解放日报》，其时是当作文史小品来写的，先生说读后很有些失望。我因此想到先生心中于文史随笔该是悬了一个很高的标准，而我竟为自己定得低了。 很荣幸也很惭愧，先生总把我视作文章知己。在一封信中他曾特别谈及我们的"共同特点"，曰："自学出身，无名师益友。聪明，有才气。这是王任叔在我二十三岁时给的评语。我们的文章，也可说毫无意义，但有才气这一点是很显明的。……厌凡庸，厌头巾，厌婆子嚼舌。有审美力，感情质，无理论基础。喜博览，爱书如命，手不释卷。喜收藏，近于贪婪，几日不到书店，茫茫然如有所失。但我因怕出门，买书受到限制。古的今的都喜读，但偏重于古。对学问穷根追底，一篇一二千字小文必遍阅资料，准备时间多于写作时间。"这里应该把我排除掉，那么这是"夫子自道"了。读书，爱书，写书，这是作者的乐趣，也是留给读者的乐趣，它不随着生命的逝去而消散，反而教人因此从生命的无端来去中看到某种永恒。 我一向怕写悼念文字，尤其在尚不能跳出悲哀而从容思索的时候，实在是惟有此际才最感到文字的无能与无力。展开数十通来书，看到上一个犬豚交替之除夕先生写下的一首诗，末联有走出苦痛经历的超然，也可以说是晚年情境的自况，因谨录此作结："鬟云鬓雾若新梳，漏泄春光柳渐舒（用杜公漏泄春光有柳条句）。顾我一身唯有影，驱寒万计不如书。犬豚中夜方相接，天地明朝又授初。已过艰危余事了，尽情灯火走轻车。”

扬之水日记作于94年4月20日，距918大案已1年半，开封博物馆还继续怂着，可见是被吓到骨子里了。 开封918文物盗窃大案http://baike.baidu.com/view/5453939.htm 九一八大案纪实http://www.56.com/w11/album-aid-122077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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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ywedu.com/20/93/60294.htm 文革余震不息的一九七六年夏秋之交，我虽得庆更生却又无家可归，孑然一身暂寄友人家中。他也是临时借了本地图书馆的三间败屋住着。我就挤进去做了一名“三房客”。小屋紧靠着馆中一幢小楼，原是张季直家里人昔年起居之处。这座虽已古旧而秀雅可赏的精舍，颇能助我想像民初年代的光景。我正好在这往昔的气氛中翻阅、摘抄一部馆藏的手稿，季自求日记，从中感受着那时的北京，那时的鲁迅。虽然也像鲁迅日记一样的简略，毕竟是能够唤起实感、联想的。 是听了章品正君的指点才去寻访这份资料的。捧着这十九册用毛笔抄的稿本，喜不自胜。从一九一一年三月十八日到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这二十八年中，所记有不少是令人感兴趣的事。如：“见袁世凯”，“陪黄兴游三海”，“赴冯国璋之宴”，“唐绍仪到宁”，“老袁贿选”，“北伐军入宁”；还有什么“观我国新造飞机”，“隆裕之死”和“珍妃移葬”之类。历史镜头有大有小，却是可贵的亲见亲闻。他还记下了四访张季直的情形。张孝若遭害毕命，当时寓居同一地的作者也在日记中记而评说之。当做一部掌故笔记看看是有价值有意思的，只可惜也像古来的此类资料，往往缺少细节，骨多肉少。 不过这些史料只是被阅这部日记所得的副产品，我一心追踪的是他同鲁迅的往还。当时虽已开始体验到“偶像之黄昏”，但鲁迅反而更其显得巍然了。对已见到的传记，不能满足，总想在心里头放映一部更具体、真实的“鲁迅传”。日记中四十四条他同鲁交往的记录，不止是可为鲁迅日记补遗、作注，同时也由于作者是我们乡邻的人物而更感亲切了。 此公履历也有意思：进过南洋水师学堂、江南将备学堂，毕业以后当了教官。光复之后在北京政府干参谋工作。一九一五年的“入蜀日记”中记了他随参谋次长陈宦入川经过(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三年第四辑中收此资料)。 周作人同他在水师学堂有同学之谊，所以这四十四条中第一条(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是“得起孟书云，豫才君处已于家书中介绍……” 十月四日的日记可说是一张他眼中的鲁迅小像：“访周豫才君于山会邑馆，遇之。其人静穆，与起孟如一人。斗室中一榻一案一椅。书架上列古书数种，有足自乐者”。 两天之后，“豫才君来访”了。从此他成了藤花馆中常客倒不奇怪，因为他确是怀着敬慕之忱去的：“……豫才终日伏案探讨经史，其造诣未可限量，自顾感愧之至”；可注意的是鲁迅回访，前后有十次之多。钱稻孙回忆过：那时候“鲁迅没事不出来找人，都是人家去找他”(钱氏于一九六一年五月与“鲁迅博物馆”人员谈话)其时鲁迅日记上经常出现的人名也不过是许寿裳、许季上、许铭伯、齐寿山和钱氏这屈指可数的几个。这鲁、季之间的四十多次互访之外还有招饮广和居，同游琉璃厂等事。相识未几，鲁便赠以《域外小说集》，后来又赠《炭画》、《百喻经》等。季氏那面回赠的《隋龙山公墓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自然也投正在广搜金石拓本的鲁迅之所好了。至于鲁迅向他借看《南通方言疏证》，且在某次访季自求于南通州会馆之时“持麻糕一包而归”，则更令与季氏同乡的我为之大乐，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滋味了。然而在这一条下似须加一点不算多余的小注：麻糕是一种崇川特产的茶食。不过如今虽然装进了华美的盒子，可作礼品，而风味已非复当年，不堪鲁迅翁一尝了。 从以上这种种可以想见，在那气闷的年代，除夜以独坐抄碑卒岁的鲁迅，对这位小京官是并不当俗客看的。对照一下看：鲁迅日记中或记某几人来访“未见”，某人馈食物“却之”，甚且有某人“送食物三事，令仆送还之”……更滑稽的：有个教育部办事员来，“对坐良久，甚苦”！ 原来并不相识而“欢若平生”的朋友，在鲁迅前期的交往中似乎少有其例。 对照两人日记，常常是季所记较详，正可补鲁记之略了。例如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这一条，鲁迅只有潦潦几句，而季所记却保留下一段文物鉴别的谈话：“午前十时许往访周豫才，过一地摊，见画一轴，写释迦像甚奇，异于常画……其制古拙……疑是明人手笔……乃见豫才，因具道之。豫才言此当是喇嘛庙中物，断非明代之物，盖明以前佛像无作青面狰狞状者。余深叹服，遂不作购置之想”。 季自求还携友同来。这人是刘历青，也是知堂的“水师”同学。而一见之下也是“倾谈恨相见晚也”。此君善画。于是“豫才又强历青作画一幅”。这回倒是鲁记得详细些了：“历青为作山水一幅，是蜀中山，缭以烟云，历二时许始成，题云：十年不见起孟，作画一张寄之。” 这“强令”又不禁叫人想到鲁迅日记中“捕”陈师曾写对联的那个“捕”字，以及后来“刘历青来，捉令作画”的那个“捉”字，真是有性格，也有味道的！ 此详彼略互为补充的还可举一事。某日日记中，鲁迅只说“访季自求，以《文史通义》赠之”。在季自求的日记上是“……余不学，闻见囿陋，章氏书未之前见……向者偶与豫才君道及，豫才许为觅购，今特践诺也”。 二人缔交是知堂的介绍，一见如故之中也看出了鲁迅对他老弟的感情吧？但直到知堂从家乡来京后，季自求才又提到：“访豫才、起孟。前日路遇豫才，知起孟来京。不见已十余年，相见甚慰。起孟举止一如往昔而神气渐有老意，畅谈至十一时许乃别”。 也有些事情季未记而在鲁迅日记中有，约有九条，记了季赠鼯鼠蒲桃镜与鲁赠《会稽群故书杂集》等等。 交往的记录，在季自求日记上是到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为止。但从鲁迅所记来看，季最后一次出现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来访。 我们知道，从一九一七年起，“从前那么隐默(知堂语)的鲁迅，由于老朋友金心异的“劝驾”，用《狂人日记》放了“攻击吃人的礼教的第一炮”，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地写起了文章。 一九二五年他在《看镜有感》中说的那面满刻蒲桃、跳跃的鼯鼠号称“海马蒲桃镜”而实是鼯鼠蒲桃镜，据《全集》编者注云，即一九一五年三月一日日记中的那面铜镜，季自求从地摊上买来送他的。但鲁文中说：“大概是民国初年初到北京时候买在那里的，‘情随事迁’，全然忘却，宛如见了隔世的东西了”！ 鲁迅最后的九年都在上海。当年藤花馆、补树书屋中的来客在哪里？他在南福里中做他的海上寓公，隔壁弄堂就是郭沫若等人住过的那个民厚里。不过他早已离开军界，且于一九二二年去了南方。曾做过江西督军蔡成勋的高参，国民党政府的盐务、缉私官吏，然后又入了金融界。从原先写得认真后来变得潦草的日记上看其在上海的生活，经常是到他经营的一爿古玩店里去查看生意如何。钱新之这个亦官亦商的闻人的名字也频频出现于日记中。后来他做了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秘书，也就是钱新之介绍去的。 同居上海，双方日记上再不见彼此的名字。但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那天的季自求日记，我在读时和抄录时杂感交集，真觉得“人事之迁变，不亦异哉”(鲁迅一九一二年十月六日日记中语)了！ 故人周豫才于新文学负大名，世所称鲁迅者也。廿年前在旧都过从极密，后遂疏阔。以患肺病，本日殁于施高塔路寓次，年才五十有六。可惜，可惜！ 过了八年，从海外回到上海的季自求也死去了。此公晚年所取的别号“俟翁”，很容易叫人想到鲁迅在北京的时期那个有含意的笔名“侯堂”。只不知季自求是不是回想到了当年藤花馆中的旧友，也不知道他晚年心里头所俟者为何了。 辛丰年

原载于《南方文物》2010年03期，原副标题作“读孙机先生著作散记” http://book.douban.com/review/6627161/ “所谓科学方法，一曰不忽细微，一曰善于解剖，一曰必有证据。” “所谓博学者，谓明白事理多，非记事多也。” “中国学问有二类，自物理而来者，尽人可通；自心理而来者，终属难通。” 以上是《量守庐学记续编•黄先生语录》中的几段话，把它移用来说明孙机先生的治学，正是很贴切的。 认识先生是在十二年前——王世襄先生给了我电话号码，说：给你介绍一位最好的老师。先是通电话，后是书信来往，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见面。见面的日期至今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还在《读书》编辑部，先生单车驾临，交谈的时间前后不足十分钟，似乎只是一个目的，即送我一本信中索要的《文物丛谈》，而这本书当日在书肆已经买不到了。 在此之前我先已有了先生的《汉代物质文化资在此之前我先已有了先生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系友人陆君推荐。挑着读了其中的几节，便觉得实在太好，竟好像得获一部“汉代大百科”。全书一百一十一题涉及了两汉社会生活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农业六节，从起土说到收获；纺织六节，从养蚕说到织物品种；又武备六，车七，建筑十四，服饰八，饮食与炊具九，灯二，熏炉二，等等，等等，两汉的考古发现几乎尽皆网罗在内。它虽以“资料”名，然而却并不是丛脞纷纭的一部资料汇编，书中固多综合各家之研究的部分，但更有自家的发明与创获。其中用力最著者，是以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办法为各种古器物定名，并且在此过程中揭出人与物的关系，进而见出两汉社会的种种历史风貌。深厚的学养，广博的知识，严谨的学风，严肃的科学态度，使得这里所涉及的各个议题都达到了专精的程度，有的题目甚至抵得一篇专论，比如修订本中增补的漆器篇。因此它又不仅仅是一部囊括汉代百科、足以教人信赖的工具书。 这一部书的准备工作可以说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了，那是在江西鲤鱼洲干校时所从事的“地下工作”。书的图版草样先生后来送给了我，原是一百多页的米格纸用穿钉钉起来一个厚厚的本子，每一页安排一个小题的图版，或用笔钩摹，或粘贴剪下来的各种图样，而一一排列得整齐有序。目前它的修订本刚刚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规模超出初版五分之一强，图版更换了近一半。从初版的一九九一年至于今，各地汉代考古的新发现经过梳理和考辨悉数补入此中。这一部书所体现的科学精神，用黄侃的话说，正是“一曰不忽细微，一曰善于解剖，一曰必有证据”。 先生不大喜欢被人认作是做服饰史研究的专家——虽然当年王先生为我找孙先生做老师的时候，原是为了指导我做服饰史研究。记得十几年前他应下过某部通史的舆服志写作，然而最后还是退掉了。这大约与做学问的观念和方法有关。先生首先是一种“问题意识”，即特别有着发现问题的敏感（骑车于通衢，先生竟一眼扫见路旁宣传栏中的两行文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祛之”，便道：“这是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中的两句，可是把‘趋’字错成了‘祛’，意思就全错了。”）因此最有解决问题的兴趣。写一部综述式的通史便不能够仅仅从“问题”着眼，而必须面面俱到，当然这样的写作也就没有很多的兴奋点。 《中国古舆服论丛》不是通史式的著作，而是解决问题之作。它初版于一九九三年，很快即以其考校之精当、立论之坚实而成为专业领域的一部权威性著作，二○○一年所出增订版，更显示了这样一种力量。与初版相同，增订本仍是分作上下两编，上编是关于古舆服制度的单篇论文，除对旧作重新修订之外，又补入以后发表的相关著述。下编《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其实可以单独成书，不过其中的种种考证本与上编中的论文多有呼应，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是一致，因此裒为一编，正好显示一种总体的丰厚。 《论丛》谈车的一组，可作中国古车制度史来读。为出土的古代车马器定名，是细致而繁难的工作，先秦马车的轭靷式系驾法，即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它的重要贡献，更在于以秦始皇陵铜车马的出土，而揭出中国古车曾经有过却久已隐没的光荣。先秦古车是否西来，虽然至今仍有不同的意见，但先秦马车系驾方式中几个关键的细节与西方截然不同，则是讨论这一问题时绝对不可忽视的最为重要的证据。 《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就形式来看，可以说是旧瓶装新酒，即以传统的形式而灌注全新的内容。对车马服饰各个细节的笺注，短则数百字，长则逾千，几乎每则注文都是一篇图文相辅的考证文章。古已有之的古器物学，更多的是追求其中的古典趣味，今天与田野考古并行的文物研究，当然与之异趣。文物研究不能少却对社会生活中细节的关注，了解与廓清一器一物在历史进程中名称与形制与作用的演变，自然是关键，尽管有时它会显得过于琐细。而若干历史的真实，就隐藏在这平常的生活细节中。 与《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相同，传世文献与考古发掘中的实物互为印证，也是《论丛》基本的研究方法，当然也是它最为鲜明的特色。此所谓“二重证据法”，经观堂先生提出之后，颇为学人所重，虽然它今天已经不算新鲜，就服饰研究而言，沈从文先生的著作即早著先鞭，并且有着很好的成绩，但此著毕竟只是粗勾服饰史轮廓，许多专题尚未涉及。所谓“两重证据”，并不是讨巧的方法，而是一项坚苦的作业。文献与实物的互证，最终揭明的不仅仅是一事一物的性质与名称，而是它的背后我们所力求把握的历史事件。 征引宏富，论据严密，考证精审，时有中西两方面的比较而使得视野开阔；虽考校一器一物却不限于一器一物，笔锋所到，便总能纵横捭阖，不断旁及与器物共存的历史场景；还有简练干净的文字，准确清晰的线图，等等，都是《论丛》的出色之处。其中的不少发明和独到的见解，十余年来已被专业领域内的研究者普遍认可和采纳。 最令人钦羡的是先生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熟悉和对科技知识的掌握。先生常说，我知道的只不过是常识。然而正是对各个门类之常识的积累而练就了火眼金睛，而可以因此发现人们已是习以为常的谬误，比如与中国四大发明相关的“司南”。 指南针的发明是中国人在科技领域中的伟大创造，但此器究竟出现于何时，却是一个并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目前已知的几项时代明确的文献与实物之证据，仍都属于十一世纪。上世纪五十年代，王振铎先生以《论衡•是应篇》中的“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十二个字为依据，做出了“司南”的想象复原。然而它却不是以科学为依据的复原，虽然后来这一件勺形的司南进入了教科书，又作为邮票广为发行。 “王振铎先生根据他的理解制作的‘司南’，是在占栻的铜地盘上放置一个有磁性的勺。此勺当以何种材料制作？他说：‘司南藉天然磁石琢成之可能性较多。’可是天然磁石的磁矩很小，制作过程中的振动和摩擦更会使它退磁，这是一宗不易克服的困难。王先生于是采用了另两种材料：一种是以钨钢为基体的‘人造条形磁铁’，另一种是‘天然磁石为云南所产经传磁后而赋磁性者’。汉代根本没有人工磁铁，自不待言；他用的云南产天然磁石也已被放进强磁场里磁化，使其磁矩得以增强。这两种材料均非汉代人所能想见，更不要说实际应用了而后来长期在博物馆里陈列的‘司南’中的勺，就是用人工磁铁制作的。”“‘一九五二年钱临照院士应郭沫若要求做个司南，当作访苏礼品。他找到最好的磁石，请玉工做成精美的勺形，遗憾的是它不能指南。由于磁矩太小，地磁场给它的作用不够克服摩擦力，只得用电磁铁做人工磁化。’郭沫若院长在二十世纪中尚且做不到的事，前三世纪之《韩非子》的时代和公元一世纪之《论衡》的时代中的匠师又如何能够做到？”（《简论司南》（《技术史研究十二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二○○六年）——这是先生在北京理工大学的一次讲演中谈到的情况。《论衡》中的十六字意义究竟如何，可以先放过不说，司南为磁勺，复原过程所表明它的不能成立，本在常识范围之内，只是因为它关系到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出现的时间问题，而使人很难正视。 当然早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并且提出质疑。刘秉正《我国古代关于磁现象的发现》、《司南新释》先后发表于《物理通报》（一九五六年第八期）和《东北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后来又有一篇《司南是磁勺吗》，收在台湾联经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中国科技史论文集》，其中说道：“要把磁石加工成能指南的磁勺，确要有意识地‘顺其南北极向’磨镂。但在十一世纪指南针发明以前，古文献中从未有过磁石两极以及它的指极性的记述。既没有平面支承的磁石指极性的记述，甚至在讲到最易显示指极性的用线悬挂时，也没提到发现它的指极性。在不知磁石有两极及其指极性的情形下，人们怎能有意识地‘顺其南北极向，杓为南极，首为北极’加工成指南的磁勺呢？而且即使古人用线悬可能发现磁石的指极性，比之线悬磁石，磁勺是极难加工的，指极性能也更差些，古人何苦出此下策不线悬磁石用以指南而要制作磁勺呢？”而同样的意见，我初与先生相识的时候，先生就已经不止一次向我说起，只是待正式写成文章刊发出来，已经是二○○五年秋（《中国历史文物》二○○五年第四期）。这里并没有要特别辨明两位学者提出问题的先后，因为这并不是高难的科技尖端而关系于发明权，具备常识便都可以有这样的怀疑，问题在于具备常识而又能够把它融入自己的专业研究，因此能够始终保持一种科学的态度，并诓谬正俗。收在《寻常的精致》一书中的《豆腐问题》，也是类似的一例。此亦即黄侃所说“所谓博学者，谓明白事理多，非记事多也”。 因为具备了各个门类的常识，先生可以从容出入于很多领域。“中国古车马馆”、“兵家城”、“中国古代钢铁冶炼展”等等，这些展览设计以先生的专业来说，都算作“余事”，但却一一做得出色。 摹绘器物图，对于考古专业来说，原也是必修课，只是近年似乎不再那么“常识”。而先生每一本著作的插图至今坚持手自摹绘，并且在这一方面花费的气力一点不比文字写作少。以一幅模糊不清的照片作为底图，而用线条把复杂精细的纹饰钩摹得清晰，如果不是亲自做过，恐怕很难想象得出其中的艰辛。 深锐的洞察力，始终旺盛的求知欲，使先生总能保持着思维的活泼和敏捷，专深之研究而却总能以清明朗澈之风使人豁然，又有不少考证文章竟是旁溢着诗意。前不久北京的尚兄、浙江的郑兄分别谈及先生的学问和文笔，也都有此同感。此即学问之“自物理而来者，尽人可通”。所谓“自物理而来者”，“常识”打底也。 我所说的“常识”，其实是把先生一部至今没有出版的书稿认作常识——当然这原是先生自己的话。书稿的名字叫作“物原”，还有一个副标题是“中国科学技术及其他文化事物的发明与起源”。它也写作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用的是当年流行的一种红色塑料皮作包封的笔记本，三册合为一编，装在一个自制的函套里，总题为“第一部分”。“物原”共设词条五百余，每条字数或数百或千余，并且多有陆续增补之什，末附引用文献约数百种，类如经过整理归类的读书札记，性质则同于一部中国古代科技小百科。“物原”中的不少条目后来都发展为很有分量的专论，那么可以说这是由常识而成就的真知灼见，而这一部手稿也正使我看到了“常识”之积累的奥秘。 十年前，先生曾以《积微居金文说》一册相假，随书附有一函，其中写道：“杨树达先生的《积微居金文说》，架上尘封，殆近十年。岁月匆促，杂事纷芜，视先生治学，持之以恒，精益求精，数十年如一日，岂可及哉！展卷略事检寻，仿佛面对故人。回忆史无前例期间，在昌平苹果园中读此书，于会心之处，抚脾叫绝，胸旷神逸，欢欣雀跃，恍若云开雾霁，空山花雨，一身遨游物外，睥睨人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矣。但冷静思来，先生之学，寸累铢积，未免既从小处着手，又从小处着眼。欲自此中窥两周之形势，则彷徨迷津，不得其门而入也。夫治学之道，大别可为二宗：一曰专精，二曰通贯。先生之治金文，实际上只是在研究史料，离历史的主线还远着呢。专固然好，但要小中见大，大中见全，政治家所称全局之才，此之谓也。物理学研究微观世界，由分子而原子，而电子，而中子、质子、介子，微得不胜其微，但一下子揭开了物质构造的奥秘，轰隆一声，爆炸了核弹氢弹，整个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文史之学虽难以如此‘功利’，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苹果园中的读书境界很教人羡慕，那该是非常年代里一份意外的赐予。小中见大，大中见全，可以说是先生一贯的主张，它也是考据应该达到的一个理想境界。而这一境界，先生真正是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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