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夕felicity对《一阅千年》的笔记(6)

不是所有的技术都代表着未来。在这瞬息万变的社会中，有些技术能够获得成功，但有些却注定失败。有时候，你甚至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创意，但根据你的创意做出来的产品可能并不会被社会接受。蔡伦没有发明纸，谷登堡没有发明印刷机，罗伯特·富尔顿没有发明轮船，托马斯·爱迪生也没有发明灯泡。反之，正是因为人们将那些已不再适应社会需求的思路或者机器重新整合为新的技术，这些发明才得以问世。这似乎说明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少会记住那些想出新主意的人，但对那些能将这些主意应用到商业领域的实用主义者甚是追捧。我们已经遗忘了那些创造了计算机诸多重要概念的人，却总是津津乐道于那些依靠计算机发家致富的人。
我们得到的另一个重要教训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将变得越来越廉价，同时也将变得更容易获取，质量也会有所降低。现在的纸要比以前便宜多了，但公元18世纪的纸要比公元19世纪的纸有更高的质量，同理，公元19世纪的纸又要比今天的纸好很多。
一千多年以来，造纸被视为文明的标志：掌握造纸技术的文明就是先进文明。当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在公元1504年抵达新大陆时，他对当地的阿兹特克人的印象极为深刻。他们已经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并且在数学和天文学领域走在世界前列，但让他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们的造纸能力。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一个有造纸能力的社会算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
用纸作为衡量文明与否的标志，会产生一个非常不同但又不乏准确度的历史画面。按照这个说法，亚洲的文明在公元前250年就开始了，并从那时起向阿拉伯世界传播。数个世纪以来，阿拉伯文化都是世界的主导文化，而那时的欧洲人是世界上最为落后的群体。他们不识字，也不懂科学，连简单的数学也不会；如果调查他们的商贸往来，你会发现他们对纸根本没有需求。公元5世纪时摧毁了罗马的“野蛮人”，到公元11世纪依旧是“野蛮人”。
今天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一致强调欧洲的“黑暗时代”远没有人们口中说的那么黑暗。但不可否认的是，那时的欧洲人确实要在很多方面落后于亚洲人和阿拉伯人。当基督教徒们接管了原先由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后，他们一并摧毁了安达卢斯的文明，而且有目的性地摧毁了墨西哥最为先进的文明，抑制了墨西哥的语言、宗教和文化的发展，并烧毁了他们的书籍。
当欧洲终于开始发展起来时，它并没有像今天的许多人所设想的那样，按照地理区位的顺序发展。意大利自南向北开始发展，起点是西西里岛。爱尔兰的发展要比英格兰早很多。在欧洲，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吸取了阿拉伯人在数学、科学和会计学方面的智慧思想，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在之后的历史中，欧洲取得跳跃式发展，超过了阿拉伯世界和亚洲。欧洲的快速崛起得力于一项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术，欧洲人能够利用这项发明为自身谋得发展，是因为不同于亚洲人和阿拉伯人所使用的文字系统，欧洲人的字母系统非常适合活字印刷术。这也意味着欧洲人可以按照他们想要的解读方式来书写历史。
拥有经文的宗教不在少数，从这点就可以看出书写文字的重要性。埃及人认为众神的书写员——鹭头人身的古埃及托特神将书写的能力赋予人类。对于亚述人来说，纳布是他们的文字神。玛雅人认为造物主之子伊特萨姆纳发明了文字和书籍。在纸被发明之前，宗教经典都是通过其他的书写材料作为媒介而传播的，还有一些书，比如犹太人的律法书《托拉》的手写体至今还保留在兽皮上。尽管宗教和文化，以及科学和数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我们也应该牢记对于金钱的追求从古至今都是推动技术发明的一大动力——文字、纸、计算机等都是为了扩大商业贸易而得到了发展空间。
在马丁·海德格尔的名作《关于技术的问题》中，他断言技术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所使用的手段”，他还说道，“技术不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技术是一种呈现真实的方式”。
根据海德格尔的意思，我们要想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就要知道是什么促进了技术的发展。所有的技术都起源于一个新颖又绝妙的想法，而未来的发明只是简单地将这个想法展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汽车就是车轮这一最初设想的更深层次的探索，而纸就是从书写语言这一伟大发明中发展而来的。

2024-09-29 19:27:52 回应

公元9世纪时，纸币开始在中国流通，人们开始在葬礼上烧钱。然而，他们很快便意识到，烧假钱要比真东西好——甚至假得让人无法当作赝品。马可·波罗亲眼见证火葬中的纸币和数不胜数的陪葬品——包括马、骆驼，甚至奴仆——都是用纸扎塑而成并被置于熊熊焚烧的柴堆上的。为逝者烧纸的习俗甚至随着时代发展步入了当代社会。著名汉学家钱存训曾推测在公元20世纪早期，中国手工纸用得最多的场合是丧葬。
纸终归与中国的其他文化一同走出中国，传遍整个东亚。汉字在公元186年传入越南，而越南是第一个为了承接汉字而造纸的国家。这些纸，有的在本地被消费，有的又回到了亟须用纸的中国。据称，越南人直到公元3世纪才开始兴起造纸，当时中原已经统治了越南北部。公元284年，30000卷蜜香纸——可能是由蜜香树皮制成的——从越南被运往中国，另有10000卷优质纸张（有的由海藻制成，有的则由蕨类制成）也出口到中国，数量相当庞大。由此看来，越南人的造纸术显然是十分精良的。然而，到公元10世纪以后，越南摆脱中原统治，成了独立国家，中国仍然不断进口越南纸，以及诸如纸扇等纸制品。
公元7世纪时，纸的足迹也一路从中国西藏延伸到印度。当时，印度人造纸的材料为黄麻或用过的黄麻袋，以及早期的回收再造的废旧纸。但印度的造纸术发展相对较晚，直至公元12世纪，纸才得到广泛使用。印度作为佛教发源地，也就成了纸张向其他亚洲地区拓展的重要角色。
亚洲所有的宗教都与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佛教正是其中用纸方式最为广泛的一员，因为佛教徒皆相信，描摹佛像、记下佛偈，或者抄写佛经，自会得到庇荫。中国的画家也有描绘佛像和其他神像的习惯。公元5世纪时，中国僧人在纸浆里灌入颜料，染制着色的纸张以供书写——尤其以粉红为多，也不乏天青、桃红、灰白及纯黄等颜色。
同样在公元5世纪，中国的典籍开始传到朝鲜半岛。公元109年，当时造纸这一概念还只是个新想法，中国人大批涌入朝鲜并移居半岛。到该世纪中叶，朝鲜人虽重获政治控制大权，却无法抑制已经根植在本土的中国文化。于是他们便学习书写汉字，并钻研造纸术。然而，汉字与朝鲜语却不能完好地融合，朝鲜人也确实在这方面努力尝试了好几百年，直至公元6世纪，汉字仍旧是朝鲜的唯一书写规范。
中国的僧人到朝鲜传道，传播的不仅是宗教文化，更有制笔、制墨，以及绘画之法，如此一来，朝鲜人即可学好佛法、写好佛经，并画好佛像。佛经有汉语版本的，也有直接从印度梵文翻译成朝鲜语版本的。
在造纸方面，朝鲜的技术无一不与中国相仿。朝鲜人用稻米、稻草、大麻、竹子、藤条、海藻，并加入大量的桑树皮合制纸张。人们把树皮置于太阳下暴晒、漂白、捣烂、蒸煮，并混以秋葵的黏液使纸板变硬。正如中国的纸模一样，朝鲜人的纸模具也是用竹编制而成的，但有时也会用朝鲜本土生长的一种草叶作为材料。

2024-09-30 09:09:25 回应

在基督教中也有十分狂热的教徒，像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一世，这位未来的西班牙女王是一个十足的狂热分子。但是，像之前的柏柏尔人这些多数派的基督领袖，他们的意图很简单，只会在意看得上的政位并设法谋取。公元1240年，阿拉贡国王海梅一世在看过萨蒂瓦的国土后写道：“看啊，这片我们前所未见的美丽沃土……在看到此情此景的一瞬间，我们的心满载愉悦与满足，早该带着军队来萨蒂瓦……为基督教攻城略地。”到公元15世纪，萨蒂瓦被大肆侵占，仅余一小块穆斯林和犹太人的飞地，而在公元1492年，穆斯林最后的城市格拉纳达也因为被殖民者全面封锁而最终就范。城里的犹太人和穆斯林被强行驱逐，而安达卢斯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西方文明中心也已荡然无存，就像做了一场梦。穆斯林生活在西班牙的时间足有800年，而欧洲人迁移到北美，在那里生活的时间只有500年。对于一度辉煌的安达卢斯文明，只有很模糊的线索证实它至今仍存留在欧洲，那些遗留下来的巨大建筑物——清真寺和犹太教堂——现在都变成基督教堂了；而被驱逐的犹太人将西班牙方言落到笔头上时，仍旧保留希伯来文的字母和拉地诺语的表达。同时，他们保存着家里的钥匙，一代代地传下去。公元1492年，犹太人被驱逐的那天，恰好是夏季的哀悼斋戒日，却也是犹太人最黑暗的一段日子，这个灾难将永远留在他们的记忆中。本土的四弦乌德琴（一种专为演奏犹太人的西班牙舞曲和穆斯林的安达卢斯—阿拉伯歌曲的乐器）也变成了欧洲人的五弦鲁特琴，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鲁特琴是一种重要的乐器。（今天生活在摩洛哥的法国人渐渐使阿拉伯人将乌德琴称作“阿拉伯鲁特琴”——这是文化侵略的典型体现。）西班牙语和大部分的欧洲语言中都有阿拉伯文明的痕迹，尤其是阿拉伯语的前缀“al”的融合运用，西班牙语也包含了一些阿拉伯语的音素，比如jota（霍塔舞）中的“j”发的是喉音“h”。
但与此同时，安达卢西亚人也给欧洲人遗赠了另一份大礼：纸。

2024-09-30 10:35:27 回应

公元1390年，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商人施特罗迈尔，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德国纽伦堡创立了第一家造纸厂，德国其他城市也随之开始建厂，如雷根斯堡、开姆尼茨和斯特拉斯堡分别在公元1393年、1408年和1445年有了造纸厂。公元15世纪中叶前，法国也成了一个造纸国家，在香巴尼、孚日省、特鲁瓦和奥弗涅等地都设有工厂。巴黎也随之成了重要的纸交易市场，圣克鲁及巴黎其他地区一下涌现出了许多造纸者。
大麻和亚麻的产量有了显著提高，这些作物可用于生产亚麻布和麻绳，当然还有纸，这对于欧洲的造纸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时机。一开始习惯穿羊毛内衣的欧洲人开始转为穿亚麻内衣，也没有记录说亚麻内衣能让欧洲人反感，这也让碎布的产量得到提升。此外，意大利，还有后来的德国和法国，都超越了西班牙和阿拉伯地区，因为前者有更充足的水源和更湍急的河流来转动水车。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欧洲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对纸如此抵制呢？他们在法布里亚诺造纸厂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前的几个世纪就知道阿拉伯纸了，可他们为什么对阿拉伯纸一点儿兴趣都没有呢？在信奉基督教的地区，对于纸来说，似乎找不到任何固有的文化污名。确实，生活在中亚、北非和安达卢斯的基督教徒很容易就能接受纸，起初，他们还在犹豫要不要用纸来书写经文或者“圣书”（指《圣经》《古兰经》等），但后来却先于穆斯林和犹太人接受了它。在大马士革发现了一篇可追溯到公元800年的基督文本，而这篇文本就是写在纸上的。所以，问题出在了欧洲人身上，而不是基督教徒。
但丁的经历是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出生于公元1265年的佛罗伦萨的但丁是当时最重要的欧洲作家。他生活在意大利的那段时期正好是造纸业开始兴起的时期，欧洲在那个时候也迎来了新的学习时代。他用意大利文写作，被称为“意大利文学之父”，在欧洲从羊皮纸转向纸的浪潮中，他是最早的发起者之一。在但丁之前，作家都是用拉丁文来写书的，而这种语言只存在于修道院中。没人会用拉丁文进行对话，也很少有外行人看得懂或是想去看拉丁文的书。书只是给一小部分人看的，他们大多是与世隔绝在修道院里的隐士。富人趋之若鹜，尽管人们不懂拉丁文，仍为这些书点缀宝石和彩绘，拥有它们是地位的象征。与阿拉伯世界和亚洲相比，当时欧洲的存书并不多，因此羊皮纸便完美地满足了欧洲人的需求。
但是，但丁改变了这一点。他用人们说话的语言来写书，因此所有人都看得懂他写的书，但他在最开始的时候拒绝用纸这种新的媒介来写书。从逻辑上讲，他本应是第一个使用纸的伟大作家，但相反，他却是最后一个坚持使用羊皮纸的伟大作家。有趣的是，carte这个单词通常是“纸”的意思，它在《神曲》中至少出现了9次，且代表“羊皮纸”的意思。但英语翻译家，包括伟大的美国诗人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都习惯把carte翻译为“pages”（页），而不翻译为“paper”（纸）。也有例外的情况，如在《神曲·地狱篇》第25篇（Canto XXV of Inferno，但丁也用罗马数字）中，但丁将正在燃烧的纸描写为“and the white dies”（白色的东西正在死去）；在《神曲·天堂篇》（Canto XXII of Paradiso）中，他把法律描写成“rimasa è per danno de le carte”（纯属是对纸的浪费）。
经常使得研究但丁的专家迷惑不解的一句话就是：His nation be between felt and felt.（他的国家将处于两张毛毡之间。）研究但丁的学者对这句话的理解千差万别。英语单词“felt”翻译成意大利文是feltro，但有些翻译家，包括朗费罗和美国诗人罗伯特·平斯基，都不直接翻译，而只是将首字母大写。按照这种解释，但丁是在描绘一个地点，这个地点位于威尼托一个叫Feltro的小镇和罗马涅的蒙特费尔特罗之间。其他的学者认为这个单词引用自方济会修道士，因为这些修道士都身披毛毡；也有学者认为引用自民主，因为投票箱都是用毛毡连成一排的；还有学者认为和占星学有关。然而但丁那个时期的意大利人——不同于今天的但丁学者——都非常熟悉手工纸的制作流程。在法布里亚诺或其他地方，做好的纸都会从模子上被取下来，堆叠在两层毛毡之间，挤压、弄干。所以，有的学者把这句话理解为“一个建立在纸上的国家”。
但丁对纸有一定的了解，但在他生平所著的所有作品中，没有一部是写在纸上的。事实上，我们找到的唯一真迹就是文本中他的一个签名，而这篇文本写在佛罗伦萨的一张羊皮纸上。所有他写的东西都是先口述给抄写员，抄写员再把内容写在羊皮纸上的。在纸之前，所有的作家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写书的。不过，也有可能是但丁不会写字。
阿拉伯人十分痴迷数学，计算和相关学习需要大量的纸张，但当时欧洲在数学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极其有限。但在公元10世纪时，欧洲有一个能追赶上阿拉伯人的好机会。博雷尔伯爵二世是一名基督教贵族，家住巴塞罗那，他来到法国的中南部，在欧里亚克的一个修道院停留下来。他在那里遇到了出身卑微的年轻男子热尔贝特。博雷尔伯爵认为，热尔贝特身上有数学天才的本能和天赋。后者对数字确实很有天分。仅仅因为住得离安达卢斯很近，博雷尔伯爵也比大多数欧洲人更了解数学，他认为，只要年轻的热尔贝特接受了阿拉伯教育，肯定能有了不起的成就。
尽管穆斯林的曼苏尔将军在公元985年洗劫了整个巴塞罗那，但博雷尔伯爵和许多的基督教神职人员都与安达卢斯的穆斯林统治者保持着不错的关系。博雷尔伯爵安排热尔贝特到基督教神职人员那里学习数学，这些神职人员都自学过阿拉伯知识。热尔贝特学会了用印度阿拉伯数字计数和运算，同时还学到了许多其他的思想。他对阿拉伯人很是着迷。当他回到欧洲时，由于在心算方面的惊人天赋而广为人知。他将所学到的知识传给欧洲人，从那以后，欧洲人开始采用新的数字系统。但即便是一个世纪后，欧洲人在数学运算方面仍然没有达到阿拉伯人的水平。
热尔贝特称得上数学天才，但他没有学到“0”的概念，他所拜师的欧洲神职人员也不理解“0”的概念。欧洲语言也没有表示“0”的单词。事实上，大多数的欧洲语言只有表示“1”“2”“许多”的单词。你可以有1个土豆，2个或者许多土豆，但如果你没有土豆，你就没有数字来表示。用一个数字代表“没有”，听起来似乎不合逻辑，但“0”的概念对于数学运算来说至关重要，如代数学、微积分，甚至基础会计学。
尽管有着这一重要的不足，热尔贝特仍对欧洲的学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还鼓励人们学习阿拉伯和希腊的数学和天文学。他不仅把印度阿拉伯数字引进欧洲，还把因为这些数字而成为可能的十进制也带到了欧洲。同时，他还把罗马衰亡后丢失的发明重新带回了欧洲，其中就有浑天仪（由金属环围绕而成的模型球体，可记述地球、恒星或是绕地球轨道运动的行星的运动）和算盘。罗马算盘上摆有石头用于计数。热尔贝特把石头换成小的珠子，这种设计类似于亚洲最早的算盘，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这种算盘成了欧洲最主要的计算器，尽管它只能用于计算，而不能记录。欧洲人仍没有开始使用纸。
热尔贝特后来成了第一位法国教皇——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但仅4年后就去世了。而欧洲在两个世纪之后才继续学习数学。尽管热尔贝特已经向欧洲人展示了印度阿拉伯数字的价值，但最后一本使用罗马数字的数学书直到公元1514年才出版。欧洲人开始接受“0”的概念，但是他们仍用罗马数字来表示0，如V0III（即503），这一做法让许多人费解。
公元13世纪晚期，诸多领域——如法律、会计、音乐、地图绘制——对于纸的需求越来越大。对于这些领域来说，用纸的计算和测量变得重要起来。自从工作中有了纸，欧洲人开始热衷于计算。罗吉尔·培根甚至计算出，如果一个人每天能走20英里，那么他走上14年7个月29天零几个小时，就能抵达月球。中世纪的欧洲人很少会把法律条文写下来——他们习惯用脑子记。人们觉得没有必要或者没人希望把法律条文写下来。但在公元787年，不识几个字的查理曼大帝颁布法令，规定写下的法律要比记在脑子里的更具法律效力。然而在英格兰，直到公元1066年诺曼人入侵后，威廉国王才开始确立法规和记录，这时候才有少量的法律条文被写下来。最著名的是他颁布的《末日裁判书》（书名在两个世纪后才被明确），该书完整地调查了所有居住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民的土地资产和其他资产情况，以便征税。
但是，很少有人会参考《末日裁判书》和其他成文的法典，因为人们仍没有阅读的习惯。诺曼人要求所有的文本都要用拉丁文书写，古英文文本也要翻译成拉丁文。这一举措使得英格兰和欧洲保持了一致，但同时也阻碍了人们去阅读这些文本，毕竟除了神职人员，很少有人看得懂拉丁文。一旦有法令颁布，接令目标仍是“所有听到及看到这一法令的人”。约翰国王于公元1210年签署了《大宪章》，之后开始印制复本，并送至每一个州郡，叫人大声地读给大众听。但历史学家怀疑复本印制的数量不够，不足以让每个地方的人都能知道。
英格兰的成文法主体不断扩大。被诺曼人征服时，英格兰大概只有2000篇文本，但到公元13世纪，一年内的新文本数量就超过了这个数字。这种扩张一直广泛地持续着，尽管中世纪的人们始终担心书写的方式并不可靠。在中世纪，即便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也是通过口头传达的。
在公元13世纪之前，印度阿拉伯数字还未被引入时，欧洲人很少记账。人们不会写下业务记录，罗马数字不易于做加法或其他的数学运算。但采用了新的数字系统后，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商人们开始使用“交易票据”，一方提供某样商品或者服务，另一方同意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于是复式记账法产生了，在这种记账法中，信用和负债会同时做加减。
卢卡·帕乔利是公元15世纪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一个朋友，他为会计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尽管会计学在公元13世纪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仍然很粗略。例如，直到帕乔利做出创新之后，才有人尝试增加分数。在那之前，数字只有四舍五入，零钱都归了机构。在大型的交易中，那些被忽略的分数加起来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钱。
公元15世纪初叶，几乎没有什么文字可以用来形容一段音乐，但这种情况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有所改善。例如，阿雷佐的圭多修道士（公元11世纪本笃会修道士，出生于法国）在迁至意大利城市阿雷佐前，发明了四线谱（我们熟悉的第五线直到公元18世纪才被加入），写下高音也成了可能。他的音符名系统以一首赞美诗的首字母为基础，指出了各音符在音阶上的位置，如ut、re、me、fa、sol、la等。后来，“ut”变成了“do”，加上“ti”后就能表示八音音阶了。修道士们需要把每一行格里的高利圣咏（自中世纪以来教堂演唱的无伴奏圣歌）口传给下一代人，但到公元10世纪，欧洲的音乐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一首曲子中经常有两行甚至更多的音行交互在一起，即俗称的和声。公元13世纪，法国作曲家佩罗坦有时习惯作三行的曲子，大大地改进了这种作曲形式。神职人员也开始仔细地在纸上用符号标记或者记下乐谱。他们甚至会写下一些世俗音乐，并保留下来。
公元13世纪下半叶，来自科隆的弗朗科建立了一套含有长短音符的系统来表示节奏。这套系统一直到公元14世纪才得以规范，但在公元13世纪时，音乐已可以用符号表示，这使得音乐家明确了接下来要做些什么，这是在纸上作曲的开始：经过反复修改，将成品交给抄写员，再由抄写员完成最终的乐谱。
指南针是一项古老的中国发明，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这种神奇的磁石永远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但它最早的用途是占卜。在1200多年后的宋朝，中国人开始使用指南针来导航。当时的中国指南针就是浮在一小缸水上的一根针而已。
欧洲人很快就掌握了指南针的技术，仅在中国人开始使用指南针导航后的150年便投入了使用——欧洲第一次提到指南针是在公元1190年。与以往的历史模式不同的是，这次欧洲人走在了穆斯林的前面，他们率先使用指南针来导航。伊斯兰世界最早的指南针使用记录是在公元1232年用波斯文写成的。
到公元12世纪末期，船只航行在英吉利海峡和地中海区域时，人们开始用一种叫作干罗经的东西导航，之所以叫干罗经，是因为它不需要浮在水中。在指南针被发明之前，导航都是依靠观察星星的位置来完成的，但遇到多云的天气就不行了。在地中海，人们一般都会避开在4月至10月出海，因为这段时间的天气多为阴天。然而在公元13世纪末期前，商人们全年都航行在地中海上，这无疑极大地激发了欧洲的经济活力。人们一旦开始使用指南针，便需要用到以罗经读数为基础的航行图，因此就需要用到纸。意大利人用纸做出了第一张航行图。
公元12—13世纪，欧洲发生的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修道院中迸发出的智慧生活，这种生活开始走进大学和其他大众能够接触的地方，这种转变也意味着学习从遥远的郊区走进城市的中心。几个世纪以来，修道院依旧没有太多的改变。从公元5世纪的意大利开始兴起，到后来的一段时间，修道院一直就是读书的地方。修道士——特别是本笃会的修道士——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来读书。因为读书是一种在白天进行的活动，所以修道士在冬天只需要读两个小时，到夏天就要读三个小时。他们要在大斋节（亦称“齐斋节”，自“圣灰星期三”开始至复活节前的40天，在此期间进行斋戒和忏悔）期间读完一整本书，另外还有一种体积更小的书，方便修道士在旅途中履行读书的义务。
公元13世纪，修道士阅读和学习的书仍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他们还要把书的内容口述给抄写员听，然后抄写员再巧妙地把内容誊抄在羊皮纸上，配以大胆而美丽的装饰和绘图点缀。在通常情况下，一本中世纪的书会由几个人来完成。首先他们要抄写文本，在抄写的过程中会犯下许多错误，之后再把文本交给设计师，后者会画出装饰物的草图，并精心设计首个大写字母及图片。文本会设计得非常充实，不留一点儿空白。之后这本书会经过画家的手，再到装订工那里负责把书缝合好，再用漂亮的皮革封面把书包好，有时候封面还会镀上黄金或镶上宝石。书一般又大又重，人们很少会去读这些书，如果真要读，需要把书放到斜面讲台上支起来看。有传言说，公元14世纪的意大利诗人、学者彼特拉克曾试图举起一本这样巨大的书，但不小心把书砸到了自己的腿上，伤势非常严重，差点儿需要截肢。
抄写员在修道社会是最受尊重的职业之一，富人们为了收藏，仍会委任抄写员帮他们抄写修道院华而不实的作品。但在修道院外，又有一些其他的书或文本问世，供高校和图书馆使用。
设立制书工坊的目的就是要生产一些不甚奢华、价格也更低廉的书籍，对抄写员的手稿也有要求，不仅要抄写迅速，而且要比华丽的“圣书”风格更易于阅读。事实上，甚至在公元12世纪的修道院，作为今天普通书法的前身，一种看起来不那么“草”的草书体写起来也越来越快了，因为抄写员感觉到了赶工的压力。

一些用方言写成的世俗文学，特别是法语，早在公元12世纪就已出现，但许多作品在那之前就已经完成，以便被大声地读给公众听。这种学习模式需要听众仔细听清说话者所讲的内容，并尽可能地记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地中海医学如此重视健康和记忆。肥肉、醋或烈性酒、豆类、大蒜、洋葱和大葱都是有损记忆力的食物。如果一个人非常有才华或者博学，如早期文化里的谢赫拉莎德，那么他的记忆力一定是非常出众的。
那时候有流浪表演者可以背出很多曲目，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的观众也是普通人。还有一种吟游诗人，他们出身高贵，甚至出自贵族门第，倾向于背诵更高雅的文学。在吟游诗人中，女人只占相当小的比例。有时候，人们甚至会雇用一些专业的朗读者在晚宴时大声地读书给人听，这一做法有可能传自修道院，因为在修道士进餐时，就有人在旁诵读宗教书籍。
但到公元13世纪，人们一般私下阅读，但这不代表不需要大声读出来。大声朗读是几个世纪以来的悠久传统。即便是在今天，作者仍会朗读书籍，只是没有达到以前的那种程度。但从公元13世纪开始，给大众读书或自我阅读的人越来越多，专业的朗诵者变得越来越少。这就意味着新读者对书的需求越来越大。
为保护自身利益，在世俗商店里工作的抄写员加入了行业工会。他们书写大师的身份受人尊重，但没有像修道院抄写员那样崇高的地位。然而，社会对他们的依赖性却越来越强，因为公元13世纪的很多人都能识字、看书了，但很少有人会写字。这些书写大师没有自己的个人风格，相反，他们掌握着不同用途的书写笔迹方式。写书时下笔要用力一些，写商业文本则要轻一些。
即便是那些在羊皮纸上制作彩式手抄本的工匠也会感到提高产能的压力。他们开发出一种新的技术，通过描图纸来迅速复制作品。这样，就连羊皮纸抄写员也开始用纸了。
同时，书的种类开始以多样化的形式发展，涌现出了许多以各国方言白话为书写语言的书籍。乔万尼·薄伽丘出生于公元14世纪初的佛罗伦萨，他在公元14世纪中叶完成了《十日谈》。在这本书中，10名佛罗伦萨人为了逃离瘟疫，离开家乡，躲到了一处乡间别墅中，他们在那里用本国的意大利语，甚至佛罗伦萨的方言轮流讲故事。有些就是源于人们口口相传的故事，有些甚至和《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非常相像。
公元13世纪末，另一本新类型的书问世了，书名叫《巴黎管家》，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丈夫写给他15岁新娘的指南，他希望新娘能比他活得更久。这本书出版于公元1293年，书的作者有可能是上流社会中产阶级的新贵。书中有关于生活各方面的建议，如烹饪、园艺、社交和性行为，甚至还有食谱。这实质上就是一本上层中产阶级的行为指南。
公元14世纪之前，造纸在欧洲已成了一种普通的工业活动。只要有河的地方，并且水流速度尚可，河水干净、含铁量较低，周围能提供碎布，就有造纸厂。小到家庭作坊，大到有几百人的工厂，都可以被称为造纸厂。水的好坏就在于它溶解肥皂的能力。含铁和锰的硬水溶解肥皂的效果不好，因此硬水不适合造纸。造纸厂从来不会设在各种工厂的下游。
大多数造纸工坊生产的纸都供不应求。工人们没有固定的工时，如果接了一笔大单，他们就会彻夜赶工，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不愿意住在造纸厂附近的原因。在法国，工人在早上4点就开始上班，奥弗涅（法国中南部一个地区）的工人则在午夜12点至1点开始工作。造纸厂一般在晚间停工，这时候一群“造纸学徒”或者小孩就会爬进大桶里面，把锤子和设备擦洗干净。当他们完成工作后，借用历史学家奥里欧尔·瓦尔斯·伊·苏比拉的话来说就是，“很快就会有人把他们拉出来，用粗布擦干他们的身体，轻轻拍打他们麻痹的皮肤，然后他们就会得到一大杯葡萄酒，之后就裹着暖暖的毯子上床睡觉了”。
因为长时间和冷水接触，造纸工人的寿命一般都不足30年。肺结核、风湿病、神经紊乱、极度劳累等对于他们来说是常见病。在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造纸工人会联合成立各个公会，这样他们就有了一定的权利。他们的待遇比较优厚，餐食也有供给，所以他们把赚到的大部分钱攒下来，希望最终能买下属于自己的造纸厂。整个家庭（包括父母和孩子）都会在厂子里生活、工作，一起攒钱来实现这个目标。如果他们寿命够长的话，这个目标是可以达成的，因为总有地方容得下新的造纸厂。

2024-09-30 18:32:38 回应

在公元7世纪晚期（也许更早），中国人就开始了雕版印刷——在木板上雕刻图案，涂上油墨，然后在纸上压印成图。但羊皮纸、纸莎草纸，以及树皮布就不适合印刷。像印记和印章一样，木板印刷也采用反面印刷技法，经过雕镂的地方仍为白色，反之，未经雕刻的位置着墨之后则是黑色。一位熟练的雕刻匠能够仅凭这一技法在白纸上绘出一幅墨线画，或“写”出一篇长文。目前已知最古老的木版印刷，是印在桑皮纸上的卷轴。纸张质地浑厚，以便卷动，宽约2.25英寸、长约20英尺。人们根据书法风格推断它完成于公元710年左右，为梵文译成汉语的佛经典籍。
虽然印刷的概念源于中国，但人们已知最早的印刷，则是在公元770年的日本，由当时的日本女天皇在以佛教为主导的首都奈良主持的。女天皇在位期间为公元749—769年，而公元735年，天花横行，几乎摧毁了整个日本，天皇招募了116名僧人，令他们设法把天花驱除殆尽。僧人们想出的方法是把100万册名为《陀罗尼》的经书藏在100万个高约4.5英寸的三层木制佛塔中。虽然祷文为梵语，但用汉语书写。女天皇本可以雇用无数个抄手把祷文写100万遍，但她那位在中国学习了19年的老师吉备真备提议把祷文刻在块状体上，再将其在纸条上来回印刷100万次。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这里的“块”指的是木板，但也有可能是金属制成的，甚至是陶瓷或是石头制成的。公元18—19世纪的部分日本历史学者则认为当时采用的是铜制材质。如果是木头的话，模板就会被磨损，可能需要重新雕刻约100次，才能做出100万份印刷品。
人们花费了6年时间去印刷祷文、制作小型佛塔，到公元770年才完成。藏置祷文的佛塔还要放在10座寺庙中的专用庙堂里。历史学家认为这就是印刷术的开端，虽然早在公元6世纪时就有中国道士和佛教徒印刷过类似的咒文驱病除害，当时道教的画家在制作日月星辰的印画时会息气凝神，屏住呼吸。
僧人们抓紧印刷术发明的良机，大量地印制经书，尽管数目不及皇家规模宏大。公元10世纪时，一位佛教僧人在中国一次就印刷了14万幅宝塔图。据记载，当时佛教印刷品的数量日益增加，从2万、5万增加到7万。因为人们相信，拥有的佛家卷宗越多，得到的庇佑则越多。
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册印刷佛经典籍，当为公元868年雕版印刷的《金刚经》。从其上乘的印刷质量与精细的木刻插画可以看出，印刷水平在那之前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只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古老历史而已。《金刚经》在公元1907年被一位著名的匈牙利籍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发现，随着它的出土，不计其数的古代宝藏也向世人露出了真容。在那之前，西方人根本不知道亚洲的印刷术比他们的发明早了500多年，很多人都以为那是亚洲人从欧洲人那里学到的。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可以说是所有考古学家的模范，他带领过4队人马深入中亚，也向喜马拉雅山发起过挑战。不管是挖地掘土，还是尽入山林，他始终有“冲锋”这条忠实的狗陪伴左右。在80年的冒险生涯中，他一共养过7条名为“冲锋”的狗。
有历史学家认为，欧洲相比亚洲和伊斯兰更积极地接受印刷术，是因为欧洲更发达。然而，这又是一个技术性错误观念在作怪。恰恰相反，欧洲需要印刷技术，是因为整片大陆都洋溢着创新的氛围。艺术、科学，以及社会公义和宗教的新思维都亟须得到表达和传播；而中国和穆斯林革新的时代晚于欧洲开始，在当时，那是两个相对落后的社会，印刷术并没有真正的需求，这就是古代中国人的汉字书写体系非常烦琐，还要学习如何印刷，却又不普遍使用印刷技能的原因。
这是技术基本规律的又一个典型例子。有人把科技形容为“潘多拉宝盒”，充满了诱惑。每当有新事物面世，众人必定都要尝试一番，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一旦技术未能与社会需求相一致，它便又沦为明日黄花。

公元15世纪的欧洲需要寻求更快捷、更高效地生产书籍文献的方法。人们对亚洲的科技一点儿都不了解，还在绞尽脑汁地思考解决方法。
欧洲的几个古老文明曾经无限地接近印刷术的发明。雅典人会在平整的金属板上雕刻地图，那一刀刀的线槽可以留住印墨。他们只需在板上涂墨，然后印在羊皮纸或纸莎草纸上，就可以进行地图的复制和印刷。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金属板就是地图。当需要另一张地图时，雅典人就会再刻一个新的。而且因为他们不知道印刷，所以不需要学会阳文雕刻的技术。
亚述人会制作印章在陶器上压制图画，罗马制陶工顺势把这一技法拿了过去，在他们的陶罐、陶壶上印上自己的名号。公元19世纪，美国一位名为西奥多·洛·迪文尼的印刷匠在研究印刷的历史时发现，罗马陶工为自己刻制印章，竟为每一个字母单独刻制了一个印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早期的活字印刷。
公元前1世纪，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命题，而维莱乌斯这位无神论者坚称，世界是由无数个可能性组成的。拜尔巴斯反驳道：“既然如此，我不明白为何一个人就不相信他是由21个字母，或者黄金，或是其他材料胡乱堆砌而成的呢？他也可以从地上捡起散落的表格，来井井有条地拼凑成《恩纽斯年录》。”因此，就算西塞罗有过活字印刷的念头，都会被一众争论所掩盖，被当作一个无稽之谈。他用formae literarum这个短语来代表活字印刷，在1600年后，活字印刷最终出现，人们就用了这个短语冠之以名——因为这终究并非可笑的想法。
迪文尼认为印刷在罗马不会很有发展，因为未能找到合适的墨，而且纸张也很稀缺。要在纸莎草纸上印刷十分困难。但假如罗马人有印刷的需求，这个问题就一定会迎刃而解。不过，他们并没有这个需要——罗马人庞大的抄写团队足以生产一切所需书籍，且大部分百姓只是听书而非读书，听书的场合更是形形色色：在公共阅读区、餐桌上，甚至在浴室里。
生活在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在4000年前就有了书写语言，这也许能证明欧洲是世界活字印刷成品的诞生地。公元1908年，出土了一个直径为6英寸的费斯托斯圆盘，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7世纪。盘两面的四周皆印有图案，分别为45种不同的符号，共241个印记之多，或从盘的圆心向外发散，或游绕于边沿。鉴于符号所印力度不一，可认为每个符号只对应一个印模，也就是说，这是活字。这些符号被归成数组，成为类似文字篇章的形式，学者认为这就是早期的印刷文本。然而，尚不能辨认这是一种什么语言。

2024-09-30 18:46:35 回应

有一种日本造纸技术的知名度在逐年上升：海苔（一种在制作寿司时用来包裹米饭的海草，包卷时非常考验筷子功夫）。海苔的制作工序与造纸如出一辙。事实上，它也适用于纸的定义——一片随意交织的纤维。
人们在海水低潮时架起竹竿，在竹竿之间横向撒开布满海苔孢子的渔网，但孢子小得难以用肉眼看到。海苔的养殖生产就是在这些网格上开始的。在随后的40天里，养殖人每天会趁低潮时划船出海，检查海苔的生长态势。主要是把缠在网上的其他种类的海草和杂物去除，让海苔安稳地生长——实际上，这是定期的除杂行动。
在日本四岛的全境海岸线上分布着各种红藻，它们同为紫菜属，皆是制作海苔的原料。当地人称其为“浅草”和“水中草”。
过去，海苔的制作方法与和纸相似：以人工切碎混以水，再由人工筛选过滤。大概50年前，日本开始引进制作海苔的机器设备，于是手工海苔就逐渐销声匿迹了。海苔机的结构和长网造纸机非常相似，都配有一条长长的输送带。机器将海草切碎后，会自动加水形成溶液，经塑料滤网过滤后再进一步按压，把剩余的水分榨干。
有些和纸工匠改行去做海苔，因为听说这是个有利可图的行当。但包括金万则夫在内，并非所有人都认为生产海苔一定比生产和纸获利更多。那些仍然怀念手工海苔的老人对机制的产品颇有微词，因为后者经过加热会变得更酥脆、色泽更鲜绿，反而流失了自然的黑色。行内人则补充说手工海苔不仅颜色更黑，而且会更厚实，还松软可口。现在市面上特别高价的海苔都集上述手工海苔的特质于一身。
韩国的飞马纸业国际公司更是创意十足，尝试以红藻入纸，在和纸与海苔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该产品经过双重漂白，手感平滑、色泽透白。公司称，比起用木浆造纸，制作红藻纸时根本没必要清除木质素，因此耗能更低。该公司也表示，在制作过程中，红藻能生成乙醇，是一种用处甚广的副产品，让成纸尝起来像——纸的味道。

2024-10-02 17:54:27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