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夕felicity对《地下世界》的笔记(7)

有关地下世界的词语——Hell（地狱），起源于原始印欧语系中的“kel-”，意为“隐藏”。在古希腊语中，“Hades”（希腊神话中的冥界）意为“看不见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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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夫如数家珍地谈论着纽约隐藏系统的拼图。他把纽约城想象成了一个不断蠕动、触角密布的庞然大物，而地表的居民只是看到了它的冰山一角。史蒂夫的使命就是使人类和世界隐藏的那一面再次相连。他甚至希望每座城市的井盖都是用玻璃制成的，这样人们就可以随时凝望地底。 史蒂夫说：“大多数人都是从两个维度走过世间，他们不知道脚下到底有什么。在你看到地下世界的时候，就会明白这座城市是如何运行的。不仅如此，你还会看到自己在历史长河之中所处的位置，并奋力地融入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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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最害怕的是死亡。我们对黑暗地带的所有厌恶都和对自身死亡的恐惧交织在一起。根据在以色列卡夫泽洞穴中的发现，人类至少从十万年前起就开始将死者安葬于黑暗的洞穴之中了，而我们的祖先尼安德特人在此之前便已经如此行事了。在世界各地的宗教传统中，对死亡之境的描述都映照着洞穴的黑暗地带，那里的游魂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飘荡穿梭。即使是一些没有洞穴的，也没有与实体地下空间有所接触的文明社群，比如，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或者西伯利亚平原的居民，他们同样也讲述天上地下的神话故事，故事中的地下之域也挤满了游魂。每当我们越过一个洞穴的入口，就会本能地对自身最终的死亡产生一种不祥之感，因为我们触及了生命的禁忌话题。 然而，当我们蹲伏在地下空间的边缘时，确实会想要下去一探究竟。那天，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地区，莱昂纳多·达·芬奇确实爬向了地下的黑暗里。（在黑暗地带的深处，他发现了一具嵌在洞穴岩壁上的鲸化石，这件事一直萦绕在他余生的思绪中，让他难以忘却，并不断地启发着他。）事实上，地球上每个我们能够进入的洞穴里都留有我们祖先的足迹。考古学家们曾匍匐穿过法国洞穴内泥泞的通道，沿河畅游过伯利兹城的地下长河，还在肯塔基州的石灰岩洞穴里跋涉了数千米。他们在每一个地方都发现了古人的痕迹化石。古人们费力地爬行于地下的岩石缝隙中，用松枝火把或者油灯来照明道路，以穿过幽暗之地。我们的祖先在那里偶然遇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超出了他们认知范围的异域之地。这个世界比任何夜晚都更加黑暗，回声隆隆作响，石笋像野兽的獠牙一样从地上尖利地拔起。前往黑暗地带旅行很可能是人类最为古老的连续性文化实践活动，考古证实它可以追溯至几十万年前，甚至在人类诞生之前便已存在了。没有哪一种传统是单一存在的，就像神话学者埃文斯·兰辛·史密斯（Evans Lansing Smith）写的那样：“把我们作为人类团结在一起，比向下前往地下世界更为重要。” 因此，在开始剖析自己对纽约地下世界的痴迷时，我发现自己被裹挟在一个更大、更古老、更普遍存在的奥秘之中。尽管最基本的进化逻辑告诉我们不要前往地下，尽管在地下我们会与一个个危险近距离接触，尽管我们与生俱来的恐惧感齐声敦促我们待在光明之地，尽管死亡甚至对我们发出了本能的召唤，但我们精神中埋藏着一股冲动，它带着我们走向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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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我们脚下的空间就会感受到这个世界正呈现于我们眼前。当我们把思想转向实体的地下隧道和洞穴时，便会适应于塑造我们现实生活的无形之力。我们与地下的联系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通往人类想象力中神秘莫测的区域。我们深入地下是为了观看尚未被发现的东西、日常生活中不可见的东西；我们深入地下是为了寻找仅能于黑暗中获得的启发。

巴黎人说他们的城市洞孔之多犹如星群，也像一大块瑞士奶酪。巴黎地下墓穴洞孔甚多，没有其他地方能与之相比了。它们组成了一座巨大的石头迷宫，拥有300多千米长的隧道，隧道主要分布在塞纳河的左岸。一些隧道遭洪水冲淹，还有一些已经倒塌，布满了落水洞，其余的则饰有整齐有序的灰浆砖、优雅的拱形门和华丽的旋转楼梯。正如熟悉此道的人所知道的那样，严格意义上来说，“catas”一词并不指地下墓穴，而通常是指起源于希腊语“katá”（向下）和拉丁语“tumbae”（坟墓）的复合词，意为“采石场”。塞纳河畔一系列恢宏的建筑，如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巴黎皇家宫殿等，都是由凿自地下的石灰岩块砌成的。在罗马时代，人们开辟了最古老的隧道来建造巴黎这座城市，如今，在它的拉丁区仍然可以寻觅到这条隧道的踪迹。几个世纪以来，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石匠们将更多的石灰岩带到了地面。这使得地下的狭窄地道变得越发密集，就像大树的树根一样，在城市之下呈扇状铺展开来。 在纳达尔还未把照相机带到巴黎地下的几年前，采石场内一片寂静，仅有少量的城市工人时常前往。停尸房里的工人在地下墓穴的地板上来回翻找骨头；采石场总监察局的员工提着灯走在石头通道上，他们的目的是加固隧道，防止其在城市的重压下倒塌；偶尔还有蘑菇种植者前来，他们利用干燥黑暗的地下环境来种植蘑菇。相比巴黎其余的地方来说，采石场是一片遥远的盲区、一处虚幻的地下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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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城市探险者王国的亚群体中的大多数人为十几、二十岁的大学生。然而，还有一些五六十岁的人，他们数十年来始终探索着地下道路网络，甚至养育出了热衷探险的子孙后代。巴黎还雇用了一支地下墓穴警察中队，其名为“法国地下警察”，字面意思为“地下警探”。他们在隧道中巡逻，给擅入者开具六十五欧元的罚单。但是，对地下探险者来说，这不具有什么震慑作用，因为他们早已把隧道当作一个巨大的秘密俱乐部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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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遇到一个完全颠覆现实感的地方。2004年，一支在采石场巡逻的地下警察中队闯入了一面假墙，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洞穴状空间。他们震惊地眨着眼睛，不敢相信这是家电影院——一群地下探险者在那里安装了可容纳二十人的石雕座椅、一面大屏幕、一台投影仪，以及至少三条电话线。放映室旁边有酒吧、休息室、工作间和小餐厅。三天后，警察返回调查，却发现影院内的设备已被拆除，里面空无一物，只留下一张字条：“不要试图寻找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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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警察是否知道真相，地下探险家对于我们的穿越之旅来说都极其重要。我们的地图出自部落长老们的设计，是几代地下探险家的知识结晶。它标明了哪些通道很低，需要爬行通过；哪些通道曾遭洪水淹没；哪些通道藏有陷阱，需要小心行走。（由于担心地下道路网络过于通达，长老们并未标出地图上所有的入口。）与此同时，地下探险者多年来把电钻和风钻带入了地下，在墙上凿出了一些小型通道，给其取名“猫道”，它们将成为我们跋涉旅途中的重要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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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巴黎城内的尸骨过多，无处安放。城里最大的墓地——圣婴墓地墙壁垮塌，尸骨滚落到了邻近人家的地下室。巴黎当局决定将死者遗骸迁移到地下采石场以防止疾病传播。几十年来，采石场在人们的脚下一直不断扩张。选址是城南一片面积约1.2公顷的空通道，位于伊索尔墓园街的下方。在三位牧师前往地下对隧道进行正式的圣化仪式后，尸骨开始了自己的穿越巴黎之旅。人们把它们放在了蒙着黑纱的木板车里，然后将之运往选定街道的坑穴，倾倒而下。总共有六百万死者的遗骸被运往采石场。工人们被分配到地下，承担了繁苦冗长的任务。他们对尸骨进行了分类并将其排列成了复杂的带状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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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自河下横越而过时，我想象着这座城市的截面图，图上画着一层层岩面，岩面层层相叠。在我们的上方，是轮廓高耸的巴黎圣母院、诸座桥梁及河流；在我们的下方深处，是很快便会挤满上班族的地铁隧道。而我们正好位于中间地层，手电筒射出的六道小小的光锥划破了黑暗。

生命大约起源于四十亿年前，至少西方科学家一直这样认为。能量激活了由简单生化元素组成的“原始汤”，让其中的元素结合为简单的有机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变成了氨基酸，聚合形成了DNA和蛋白质，最终进化成了单细胞细菌，成了所有生命的祖先。回溯达尔文的理论，研究者认为发生这些原始事件的舞台是一摊浅水，如一处潮池、一个池塘，又或者是海洋上平静的水面。 1992年，一种全新的理论出现了。该理论是由康奈尔大学的一位名叫托马斯·戈尔德[15]（Thomas Gold）的退休研究员提出的。戈尔德曾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天体物理学家，也有探索其他科学领域的本领，并能提出大胆且有悖于传统信仰的理论，而且这些理论往往被证明是正确的。他在追踪人类与地下生命的相遇历史数年后，写作了一本名为《深藏地下的滚热的生物圈化石燃料的神话》的著作，并在书中有力地论证了地下生命的丰富性。后来，戈尔德更进一步提出：生命始于地下。 戈尔德指出，四十亿年前的地球表面是一个烽火之地。它被淹没于火山喷发的熔岩之中、炙烤在强烈的紫外线之下，还遭到一连串小行星的撞击。戈尔德认为，生命最初的微妙反应，正如他所写的第一次“温柔接触”，极有可能发生在上述混乱的场景之中。另外，地下处于稳定的状态，那里没有天气，没有强光，没有剧烈的地震活动。人类的“伊甸园”更有可能位于地下深处，最早的单细胞微生物在那里依赖从深处获得的化学能量而生存。 根据戈尔德的模型，地内生命是厌氧、嗜热、嗜食岩石的黑暗爱好者，它们并不是我们这些地表居住者的神秘分支；反而是它们先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我们是它们的分支。于是，戈尔德在人类的创世故事中呈现了一个全新的场景：在温暖的地球内部孕育了数百万年以后，一群古老的微生物从地下世界其余的栖息者那里分离出来，然后缓慢地向上迁移。直到出现在阳光下后，它们才逐渐开始在地面上繁衍生息。戈尔德写道：“作为拓荒者，微生物是从地下开始入侵地表的。”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戈尔德的理论。微生物学家在越来越深的地球内部以及越来越古老的水域里发现了生命，这些生命可能存活了十亿年之久。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地内生命的DNA中，甚至是生活在地球相对应的两侧的物种中找到了共同点，就像居住在霍姆斯特克深处的金矿菌一样，这一现象暗示了它们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事实上，生命历史上最早的复杂动物是穴居动物。埃迪卡拉动物群[4]是生活在五亿四千两百万年前的一种微小且神秘的生物，是第一种进行有氧呼吸的多细胞生物，也是古生物学家所称的“第一批显生宙”，或称“可见生命的宙”。它们居住在大洋底部，通过在地下挖掘地道网来保护自己。古生物学家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发现了它们的洞穴化石，这些化石造型美丽而怪异，人们将其称为“痕迹”。 从那以后，掘穴成了生物在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之一，它们以此来阻挡捕食者、保卫幼崽，并且在恶劣天气下保护自己。从鱼在海底掘穴到鸟在沙漠挖洞，动物在每一个生命存在的区域及每一个栖息地都通过掘穴来繁衍生息。实际上，生物学家所认为的“生命史上最成功的陆栖动物”便是挖掘者——蚂蚁，它们已经在地球的各个角落繁衍了一亿年之久，数量大约占整个地球陆栖生物总量的百分之十五。它们长时间地挖掘出庞大且设计巧妙的地下巢穴，有一些有9米多深，覆地面积也像一座小房子的占地那么大，里面包含成百上千个入口和成千上万间洞室。每一间洞室都有它自己特定的功能，一些用来存储食物，一些用来处理垃圾，还有一些用来抚养蚁群的幼蚁。 按照所有的进化逻辑来看，人类不应该在地下挖洞。我们体型庞大，身体直立，四肢修长，需要依赖充足的阳光和空气来生存。从生理学来说，地下空间压抑、黑暗、封闭，而且缺乏氧气，其他环境都不像地下空间那样让人难以忍受。挖掘洞穴是体验幽闭恐惧症的一种最具体的形式，就像把自己关在一座坟墓里一样。 然而，纵观历史，我们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挖掘了洞穴。正如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5]（Paul Virilio）在自己的关于地下避难所的研究著作《地堡考古》中所写的那样，“当国家间爆发战争或冲突时，处于极度绝望中的我们会向黑暗深处挖掘洞穴，把自己关闭在‘地球的最厚层’中”。16世纪，马耳他人在自己的城市底下挖出了迷宫般的地下通道网来抵御土耳其人的入侵。同样，越共游击队在丛林之下挖出了蜘蛛网状的隧道城市；如今硅谷的科技巨富们正在挖掘宏伟奢华的地堡建筑群以预示世界末日的到来。挖掘洞穴是历史上最古老的故事之一。先知以赛亚[6]如此描述耶和华降怒于异教徒的那天：“由于敬畏上帝，畏惧其荣耀，他们必须进入岩洞中，进入地穴里。” “冷战”时期，美国掀起了当代最为疯狂的挖洞热潮。俄罗斯人和美国人就像尤利乌斯·罗伯特·奥本海默[7]所比喻的“一个瓶中的两只蝎子”，在导弹发射按钮上掰手腕。人们坚定地认为，到地下挖洞是从濒临爆破的核弹中存活下来的唯一方法。 家家户户在郊区后院中拿起了铁锹，来挖掘防空洞和散兵坑。他们往里面储存水鼓以及绰号为“原子炮”的生存饼干。数百家公司提供现成的个人避难所，产品款式多样，就像探险野营车和按摩浴缸一样，从“经济款”到“豪华款”，应有尽有。 新墨西哥州的阿蒂西亚市修建了一所地下学校。该学校唯一可从地面见到的地方是一座操场，下方是可供四百二十名学生学习的教室。倘若发生核袭击，这里还可庇护两千名市民。学校自助餐厅的小型冷藏间可转换为一间停尸房。有一名学生告诉一位报社记者说：“待在地下的感觉很有趣，至少你知道自己是安全的。” 与此同时，纽约市政府正在考虑一项关于曼哈顿避难所项目的提案，他们计划建设一个240余米深的避难所来容纳四百万名曼哈顿居住者，容纳期限最长为九十天。提案中的避难所拥有九十二个入口，能让曼哈顿的居住者在三十分钟内跑进防护门。

智人一直都是出色的寻向者。人类大脑的原始区域有一个强大的部分，名为“海马体”。每走一步，海马体便会释放一百万个神经元来收集我们所在位置的信息，然后汇集成一张神经科学家所说的“认知地图”，让我们总是能够在空间中确定方位。这个强大的部分传承自我们的祖先，他们以游牧、狩猎和采集为生，要完全依赖这种寻向能力才能生存下来。但是，这种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现代的需求范围。几十万年前，人类若寻找不到这些便必死无疑：水坑以及安全的岩洞、成群的猎物、可食用的植物。人类如若没有引导自己走出陌生环境的能力，那么早就消失灭绝了。寻向是人类的内在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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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的生物都无法在地下辨别方位：某些居住在地下的生物就非常擅长在黑暗中寻找方向。我们都知道蝙蝠会利用声呐和回声定位，在黑暗的洞穴中俯冲飞行，但地下寻向冠军却可能是盲鼹鼠。盲鼹鼠的皮肤粉粉皱皱的，它长着龅牙，模样就像一根九十岁高龄还带着尖牙的大拇指，它生活在一座巨大的迷宫般的地下巢穴中。它们为了在黑暗的通道中寻找方向，会周期性地将头撞向地面，然后根据返回振动的频率来识别空间形状。盲鼹鼠的大脑里甚至有一个微小的磁铁粒子，那相当于一个内置的指南针，可以帮助它们探测大地的磁场。自然选择没有赋予我们地表居民这种适应性技能。对我们来说，向地下空间迈入一步也就迈入了寻求方向的真空地带，这是朝着错误的方向迈入的一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完全没有方向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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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经学来讲，所有这些都是有意义的：毕竟，在我们迷路时，大脑会处于最开放、最包容的状态。此时，海马体中的神经元会疯狂地从我们所处的环境中收集有关声音、气味和视觉的信息，抓取任何有助于我们重获方向感的数据链。在我们感到焦虑的时候，我们的想象力也会变得异常活跃，会从周围的环境中感知信息，在脑海中变换出华丽的图景。当我们在树林里拐错了方向，看不到林中的道路后，大脑就会把每一根树枝折断的声音或者每一片树叶的沙沙声都当作一只脾气暴躁的黑熊或者一群疣猪，或者一个逃犯到来的信号。在迷路时，我们的大脑会更加开放地面向这个世界，就像我们的瞳孔会在暗夜中放大，只为接收更多的光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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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拯救了我、塞莱娜和奥萨的是冬天的空气。这些地下墓穴的温度全年都保持在14℃左右，在12月的那个特殊的夜晚，墓穴内的温度比地表的温度高出了大约20℃。在摸索着穿过隧道，寻找任何可辨认的地标和方向时，我们感觉到了某种意想不到的东西：微微吹拂着的冷风。它轻拂我们的皮肤，片刻之后便消失了，之后再次出现，接着再度消失。慢慢地，我们整合所有的信息得出结论：空气是从出口孔那儿吹来的。因此，我们跟着寒风寻找出路。如果我们爬行一条隧道时感受到空气在慢慢变暖的话，那么便会折返，因为我们知道那是在沿着错的方向走。若是几个月后，地上地下的温差不再那么明显时，比如说在一个温暖的春夜，那我们便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出路了。

里面散布着大量的人类脚印，总共一百八十三个，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它们几乎都是脚后跟印。2013年，为了揭开脚后跟印之谜，贝古昂家族安排了一次洞穴之旅，邀请了三位来自卡拉哈里沙漠桑部落的男士前来参观。桑部落人传承着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仍遵循传统的生活方式，是现存的最后一批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群体之一。这三个人是足迹追踪的行家、老手，他们能根据一个清晰的脚印判断出人物的性别，是否受伤、生病或携带物件，脚步是快还是慢，甚至还能辨别出其精神状态是紧张还是松弛。在杜贝尔洞穴的尽头，三人蹲在乱七八糟的脚后跟印那儿看了一小时，你来我往地用母语讨论了起来，场面十分激烈。 他们推断，一万四千年前，有两人到达过这间洞室，他们分别是十四岁左右的男孩和三十八岁上下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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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散布着大量的人类脚印，总共一百八十三个，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它们几乎都是脚后跟印。2013年，为了揭开脚后跟印之谜，贝古昂家族安排了一次洞穴之旅，邀请了三位来自卡拉哈里沙漠桑部落的男士前来参观。桑部落人传承着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仍遵循传统的生活方式，是现存的最后一批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群体之一。这三个人是足迹追踪的行家、老手，他们能根据一个清晰的脚印判断出人物的性别，是否受伤、生病或携带物件，脚步是快还是慢，甚至还能辨别出其精神状态是紧张还是松弛。在杜贝尔洞穴的尽头，三人蹲在乱七八糟的脚后跟印那儿看了一小时，你来我往地用母语讨论了起来，场面十分激烈。 他们推断，一万四千年前，有两人到达过这间洞室，他们分别是十四岁左右的男孩和三十八岁上下的男子。他们在这里来回走动，将洞坑内挖出的大块黏土不停地搬运到隔壁野牛所在的洞室，负担的重量使他们的脚都陷进了泥巴里。但是，三人断言道，脚后跟印并不是由在低矮的洞室内活动造成的，而是马格达林期人故意为之的结果。他们说，这些脚印可能是某种仪式的残迹，也许是一种舞蹈，尽管看起来像是，但也很难言之凿凿。不管怎样，这些足迹追踪者赞成这些脚后跟印是一种后跟行走的活动遗留下来的。他们解说道，卡拉哈里沙漠的每一个人都认识自己所在群体中其他人的脚印，在某处留下一个脚印就像签上了自己的大名一样。（如一个群体内不可能有婚外情发生，因为任何一个足印都会立即把你深夜私会的秘密暴露出来。）掩藏身份的唯一方法便是采取真正的匿名行动，即用脚后跟行走。当我们蹲在石化的脚后跟印旁时，我想象出马格达林期的雕塑家正借着昏暗的火光不停地忙碌的画面，他们在为一个我们永远也无法完全理解的仪式做准备。但是，这个仪式太过神圣了，他们必须掩盖自己的身份，即便是在隐秘之地也要隐姓埋名

心理学家将这些小幻觉称为“眼内现象”，“眼内”（entoptic）一词由希腊语的“内部”（entos-）和“看见”（-op）复合而成，指这种现象来源于大脑和视觉处理系统的内部。我在马腾斯洞穴中看到的那些光点及其他一些简单的几何图案，如线条、网格、格状结构、“之”字形等，都标志着我已经进入了意识状态异常的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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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幻觉十分普遍：桑部落萨满，亚马孙流域的图卡努部落萨满，以及西伯利亚地区阿尔泰山脉的神职人员，都报告称自己在进入神迷状态的早期阶段经历了眼内现象。这些现象和西方参加神经科学实验的人员所描述的内容恰好一致，如唐纳德·赫布的“X-38”项目中的志愿者便有如此感觉。 在意识状态异常的体验中，第二个阶段也普遍存在，它能引领我们与地下景观之间关系的核心部分。20世纪80年代初，南非人类学家大卫·刘易斯·威廉姆斯（David Lewis Williams）在关于萨满进入神迷状态的人种志记载中发现了这一现象。全世界的萨满陷入变异意识状态的最深阶段时都会经历一场惯性死亡并去往灵界，他们形容说，那种感觉就像是灵魂在不断下沉，而后穿过一个地底黑洞一般，那也像一个旋涡，或者一扇地下大门。正如桑部落萨满Diä！kwain所回忆的那般，“在地下飘行了很远”；因纽特族萨满也将自己通向灵界的经历描述为“沿着一条一直往下的路穿越大地”，还说“仿佛顺着一条贴合身体的管道坠落一般，自己几乎是滑翔着穿过那条道路的”；秘鲁科尼宝部落的神职人员将其描述为“循着大树的根部深入地下”；加拿大阿尔冈昆族的一位萨满则将“灵魂走过的路”描绘成“通向大地最深处的洞穴”。 后来，当代心理学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幻觉影像：实验对象进入意识异常状态的最后阶段时，会感觉自己仿佛正在穿过一条黑暗的通道进入地下深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系统科学家罗纳德·西格尔（Ronald Siegel）在一项研究中获得了五十八份调查报告，报告涉及8种类型的幻觉影像，他发现报告中最常见的一个经历便是穿越一条黑暗的隧道，这种幻觉在所谓的濒死体验报告中尤为普遍。比如，一个人心脏病发作，在救护车里被宣布死亡，而后又苏醒了过来。在此类事件发生之后，病人描述的经历往往类似于萨满进入神迷状态、历经假死的情况。20世纪70年代，精神病学家雷蒙德·穆迪（Raymond Moody）对一百五十位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进行了采访，其研究报告一度成为当时的畅销书籍。在他所有的采访对象口中，最常提到的经历便是感觉到“正在被快速地拉扯着穿过某种黑暗空间”。雷蒙德列举了各种各样的特定相似物，如“洞穴、水井、低槽、围场、隧道、烟囱、真空空间、下水道和阴森的空地”。一位经历者说自己穿过了一个入口，那个入口“刚好能允许她的身体通过”。她说道：“我的手和胳膊似乎就在身体的两侧。我伸着头朝前走着，那里很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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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将这些小幻觉称为“眼内现象”，“眼内”（entoptic）一词由希腊语的“内部”（entos-）和“看见”（-op）复合而成，指这种现象来源于大脑和视觉处理系统的内部。我在马腾斯洞穴中看到的那些光点及其他一些简单的几何图案，如线条、网格、格状结构、“之”字形等，都标志着我已经进入了意识状态异常的第一阶段。这些幻觉十分普遍：桑部落萨满，亚马孙流域的图卡努部落萨满，以及西伯利亚地区阿尔泰山脉的神职人员，都报告称自己在进入神迷状态的早期阶段经历了眼内现象。这些现象和西方参加神经科学实验的人员所描述的内容恰好一致，如唐纳德·赫布的“X-38”项目中的志愿者便有如此感觉。 在意识状态异常的体验中，第二个阶段也普遍存在，它能引领我们与地下景观之间关系的核心部分。20世纪80年代初，南非人类学家大卫·刘易斯·威廉姆斯（David Lewis Williams）在关于萨满进入神迷状态的人种志记载中发现了这一现象。全世界的萨满陷入变异意识状态的最深阶段时都会经历一场惯性死亡并去往灵界，他们形容说，那种感觉就像是灵魂在不断下沉，而后穿过一个地底黑洞一般，那也像一个旋涡，或者一扇地下大门。正如桑部落萨满Diä！kwain所回忆的那般，“在地下飘行了很远”；因纽特族萨满也将自己通向灵界的经历描述为“沿着一条一直往下的路穿越大地”，还说“仿佛顺着一条贴合身体的管道坠落一般，自己几乎是滑翔着穿过那条道路的”；秘鲁科尼宝部落的神职人员将其描述为“循着大树的根部深入地下”；加拿大阿尔冈昆族的一位萨满则将“灵魂走过的路”描绘成“通向大地最深处的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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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当代心理学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幻觉影像：实验对象进入意识异常状态的最后阶段时，会感觉自己仿佛正在穿过一条黑暗的通道进入地下深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系统科学家罗纳德·西格尔（Ronald Siegel）在一项研究中获得了五十八份调查报告，报告涉及8种类型的幻觉影像，他发现报告中最常见的一个经历便是穿越一条黑暗的隧道，这种幻觉在所谓的濒死体验报告中尤为普遍。比如，一个人心脏病发作，在救护车里被宣布死亡，而后又苏醒了过来。在此类事件发生之后，病人描述的经历往往类似于萨满进入神迷状态、历经假死的情况。20世纪70年代，精神病学家雷蒙德·穆迪（Raymond Moody）对一百五十位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进行了采访，其研究报告一度成为当时的畅销书籍。在他所有的采访对象口中，最常提到的经历便是感觉到“正在被快速地拉扯着穿过某种黑暗空间”。雷蒙德列举了各种各样的特定相似物，如“洞穴、水井、低槽、围场、隧道、烟囱、真空空间、下水道和阴森的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