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夕felicity对《祥瑞》的笔记(26)

皇帝的婚姻意味着新的外戚，所以汉朝在立后这件事情上，总是“亲上加亲”。出现权臣时，权臣会从本家族里选择女子，比如上官桀把孙女嫁给汉昭帝，霍光把女儿嫁给汉宣帝；没有权臣的时候，皇帝则免不了被安排外家的女子，比如汉景帝做太子时就被母亲薄太后安排了薄皇后，汉哀帝也早被祖母傅太后安排了傅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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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奏中，王莽有一句话颇为有趣： 博采二王后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长安者适子女。4 王莽为皇后的选择划了一个范围。所谓“二王后”，是商周二王的后裔，这是今文经学“通三统”的说法，就是说一个新朝代要继续维持前面两个朝代的祭祀，以示“批判地继承”。秦朝是闰，不被算在内，那么就是商周两朝；“周公、孔子”，则是儒家最重要的先王或先师；至于列侯，则是包括自己在内的汉朝的贵族阶层，而且是留在长安的上层贵族。 这说明，在当时人的眼中，商周也好，周公孔子也好，并不是什么“古人”，而是和汉朝密切相关、紧密接续的“近人”。

在西汉，上至太皇太后，下到普通臣民，头脑里还没有“皇帝轮流坐”的观念，毕竟在此之前统共没有几次改朝换代。高皇帝是第一个平民帝王，但他是尧的后代，斩白蛇诛暴秦，是“五德循环”的必然结果，继承的是周代王化。所以，要设想汉朝的灭亡，谁都没有“历史经验”，甚至都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和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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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先秦到西汉，人们取名是五花八门的，别说“箕子”这样的“器物”，《左传》里晋成公名“黑臀”之类的都很多；至于字数，很多人都是双名，比如郦食其、周亚夫、霍去病、张安世，但按照今文经学的说法，孔子是“讥二名”的，虽然“讥二名”指的是“名字不能取两个字”还是“不能拥有两个名字”，后代有不同看法，但王莽认为是前者，只有单名才合乎古制礼法。所以，皇帝刘箕子就改名为刘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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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看起来会觉得荒谬，但却是颇多儒家士大夫呼唤已久的诉求。如果不是一种共识，那么汉朝人取名用单字的习惯就不会延续那么多年。东汉初年的英雄人物如刘秀等正是在这一时期陆续出生，几乎都是单名；整个东汉直到三国期间，绝大多数人也都是单名，刘、关、张、孙、曹、诸葛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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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做法兼有理想主义、笼络人心、政治表演的成分。但他无疑很把“民意”当成大事，愿意收买民心，让民意为他弥补统治合法性，从而超越外戚身份对自身权力的限制。 有目的的儒家性质的改革，加上广泛的仁政，使得王莽与周公在“德行”上的距离逐渐被拉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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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必要提到一个人：张纯。因为班固特意记下这次上奏是“富平侯张纯等九百二人”18，这么多人物，为何偏偏要记下张纯呢？ 张纯的父亲就是当年陪汉成帝微服出游的宠臣张放，在汉成帝崩殂之后悲伤哭泣而死。与父亲的放荡痴情不同，张纯为人谨慎、审时度势。他参与“赐九锡”，主要因为他笃信儒学，对这类制礼作乐的盛事很着迷，只要能“做业务”，“领导”是谁不重要。因此，多年以后王莽覆灭，张纯先是留在更始帝的宫廷里，又在更始帝败亡后迅速投到刘秀麾下。他忠于职守，为刘秀制定宗庙仪礼、祭祀制度，建立东汉明堂、辟雍，促使刘秀泰山封禅，因此得到重用，不仅做到东汉的大司空，还得以恢复西汉的爵位，改封武始侯。要知道，东汉初年执行的是“列侯非宗室不宜复国”19的政策，不承认西汉及新朝的封爵。张纯是罕见的将爵位从西汉传到东汉的列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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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汉公国配置了宗、祝、卜、史官，还“皆置啬夫”，也就是说，负责王莽的家庙祭祀、记录王莽言行的不只是几个人，而是成建制的服务机构。安汉公的宅邸曾是萧何旧居，赐九锡之后改居楚王旧宅，宅邸被大规模改造，装修均是“朱户”的天子之制。可以推断，楚王的王府一定比萧何的相府更大，规格更高，隐含着安汉公所对标的不再是“相国”，而是“在诸侯王上”了。至于封邑的户数，那就更多了，王莽在受禅之前，估计共获封六万户左右，而萧何只有万户，卫青、霍光大概是三万户。23 刘邦约定的“皇族宪制”，至此彻底作废。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际执行且有据可考的赐九锡，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完成了。 九锡第一次出现就与改朝换代密切结合在一起，等到汉魏禅让，九锡制度成熟以后，隋唐之前凡是要搞禅位的都会先赐九锡。司马昭之心为什么路人皆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受了六次九锡，真是不厌其烦；宋齐梁陈的开国四帝，均受九锡；到了唐末，朱温在称帝之前，听说唐廷还要赐九锡，急不可耐地破口大骂，说明九锡“赐予权力”的象征意义已经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了；到了宋朝及以后，赐九锡变得罕见，宋之秦桧，明之魏忠贤，都有过大臣奏请赐九锡的记载，但均没有下文。赐九锡在皇权稳固时显得敏感，在改朝换代时显得多余，也就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就像《诗经》里的“国风”，儒家会认为，通过“采风”能够看出一个地方的风俗，也能知道这个地方的统治者是明主还是昏君，民风是淳朴还是浇薄。而“采风”这件事，并不是谁都有资格来做，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隐含的意思就是，唯有王者兴起，才会在普天下“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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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莽安排下，元始二年秋，匈奴把王昭君的女儿须卜居次云派回汉朝服侍太皇太后，令太皇太后十分高兴。呼韩邪单于死后，王昭君按照匈奴风俗，嫁给了他的儿子，生下的女儿就是须卜居次云。“须卜”3，是这位公主丈夫的名字，“居次”是公主的意思，“云”是名字。王昭君是汉元帝的宫人，与太皇太后也算是故人，如今她的女儿从匈奴千里迢迢回来侍奉，说明地处“腥膻之地”的匈奴也沐浴在华夏文明的“孝道”之中，这无疑是王莽的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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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衎“每疾一发，气辄上逆，害于言语”7，就是一犯病就抽风说不出话来，所以他的病死，王莽应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了弥补这种责任，王莽令朝廷里六百石以上官员都得服丧三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臣子要像对父亲一样为皇帝之死服丧三年，后世王朝对这个安排很是满意，一直效仿；王莽又迅速为刘衎追加了元服，将其按照成年天子下葬；还给刘衎立了庙，庙号为“元宗”，让一个十四岁就夭折的儿皇帝承受如此宏大的庙号，显示出汉代严格的立庙制度已渐渐颓坏。那个曾经为汉武帝是否有资格立庙而吵得不可开交的汉朝，确实显得气数将尽了

天子和皇帝，后人往往不加以区分，这也难怪，皇帝和天子绝大多数时候只是一人的两个身份。但是，西汉毕竟是早期的帝制皇朝，这个时候天子和皇帝并不能完全等同。 西汉后期，皇帝和天子有不同的玉玺，其中皇帝有三玺：皇帝行玺，用来任命诸侯王和官员；皇帝之玺，用来为诸侯王赐书；皇帝信玺，用来调发郡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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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和皇帝，后人往往不加以区分，这也难怪，皇帝和天子绝大多数时候只是一人的两个身份。但是，西汉毕竟是早期的帝制皇朝，这个时候天子和皇帝并不能完全等同。 西汉后期，皇帝和天子有不同的玉玺，其中皇帝有三玺：皇帝行玺，用来任命诸侯王和官员；皇帝之玺，用来为诸侯王赐书；皇帝信玺，用来调发郡国军队。而天子也有三玺：天子行玺，用来赐给外国君主官爵；天子之玺，用来祭祀天地；天子信玺，用来调动附属国军队。用《孝经纬》的说法就是： 接上称天子者，以爵事天也；接下称帝王者，以号令臣下也。1 “天子”是一个来自周朝的旧称，皇帝是秦之后才出现的称号。天子意味着神权，源于天命；皇帝意味着治权，好比商周时期的王，源于祖先；天子是今文经学里的一个“爵位”，皇帝则是世俗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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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王莽在主持祭祀等面对“天”的活动时，称“假皇帝”，是向天强调自己的“代理”身份；在处理政务、面对臣民时，称“摄皇帝”，因为治民是皇帝的职权，强调的是“摄政”之义。换言之，“假”代理的是地位，而“摄”取的只是职权，两者不仅有区分，而且“假皇帝”的身份高于“摄皇帝”。打个比方，“假皇帝”好比副处长提拔为正处级，代理处长职位；而“摄皇帝”是副处长主持工作。 这正是王莽的措意所在：天下虽然没有皇帝，但是有“真天子”担任未来的皇帝——皇太子的摄政。所以天下并非群龙无首。 在王莽的描述里，周公当年也是这么做的。周公曾经向周的祖先祭祷，获得王命摄政称王。这也透露了时人对儒家的信仰相当稳固，普遍相信“周公践祚称王”是信史。 当然，其中的隐情在于，周公与周成王是同姓，周公的权力仍留在周王室之内，是家族内部权力的临时分配，不涉及天命，周成王照样是天子2。但王莽是异姓外戚，他没有途径从刘姓那里获得“王命”当皇帝，所以只能依靠天命的转移来当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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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昭示天命转移的是什么呢？ 灾异与祥瑞。 汉室的灾异，王氏的祥瑞。 一个甲子以来，在层出不穷的灾异中，刘姓天命终结、新王继起的传言已经成为朝野的共识。元、成、哀诸帝并不是无动于衷，在祭祀、制度等许多方面尝试改制以避免天命终结，不仅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反而对传言推波助澜。这种情况下，王莽以安汉公的身份为汉室制礼作乐，效果显著，祥瑞迭出，就是在挽救汉室的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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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义、刘信失败后一年…… 这一年里，凡是往来于濮阳、无盐、圉等城市的人，都会在大路旁看到极其可怕的景象：用翟义和刘信叛军尸体堆成的塔山，也就是当时所称的“京观”。京的意思是大，京观就是“大观”。这些尸体已经白骨化，成为恐怖的尸山。路人所见是骷髅的幽深眼窝和骨殖的惨白颜色，所嗅是血腥腐臭的气味。王莽还令人对其封土，“方六丈，高六尺”，再覆盖上荆棘，旁边竖起一块高一丈六尺的表木，上书“反虏逆贼鲸鲵”22。“鲸鲵”是古代作恶的大鱼，在这里和反虏、逆贼并列。 之所以在这三个城市，是因为翟义和刘信等人在无盐密谋，从濮阳起兵，在圉城失败。制作恐怖的京观，就是要恐吓这几个城市的士民，也恐吓其他的宗室。 筑京观，的确古已有之，《左传》中就有记载。王莽主张复古，似乎有理由这么做。但京观更多的是上古祭祀与战争风俗的残酷遗存，并不是主张仁义的儒家题中应有之义。王莽儒生出身，却筑起中土久未出现的京观，在当时所产生的威慑效应，可想而知。 王莽的形象，在微妙、缓慢地发生着变化。他那激烈、极端乃至有些变态的性格，亦随着他权力的扩张而愈演愈烈，从早年摔碎玉石剑柄，到挖掘丁、傅两太后的坟墓，逼杀两个亲生儿子，再到以毒物污物诅咒叛乱者，直到京观，渐渐暴露出他在服膺儒学、敬天重礼的姿态下还有另一张面孔。

孔子创制儒学，不是自创，而是通过整理周代的“政典”来表达政治主张。这里的“政典”，并非有些史学家所说的“史料”或是“档案”，如果非要打比方，毋宁说是周代的“文件”：既有《尚书》这样的“红头文件”“政府白皮书”，也有《仪礼》这样的“规章制度”，还有《诗经》这样的“内参”。即使是孔子亲自编纂的《春秋》，也是依据鲁国的“大事记”而褒贬成书。总之，儒学与鲁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鲁地儒生的知识谱系也最为醇粹。 但是，孔子创制儒学，是想通过儒学来解决春秋时期的政治问题。换言之，儒学是在春秋“邦国时代”被设计出来，以实现社会正义的政治哲学。孔子在春秋，孟子在战国，都渴望能有一个邦国挺身而出，通过行王道来怀柔远人，消弭纷争战火，重建礼乐文明，实现“历史的终结”。 但孔孟应该都没有预料到，“邦国时代”的终结并未恢复周代的礼乐宗法，而是演进为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帝国时代”。帝国是什么？皇帝是什么？孔子和孟子都没见过，也没有猜想过。也就是说，儒学从来就不是为“帝国时代”而设计的，也没想到邦国的国君们会被皇帝所取代。 即便是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目睹了主要邦国纷纷变法以及郡县制、官僚体制已见端倪，主张效仿后王，融合礼法，甚至把希望寄托在秦国，培养出李斯和韩非，也仍然没能想象秦始皇的出现。 从邦国到帝国的“周秦之变”，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秦统一六国后，儒学的后生子弟、徒子徒孙们，大都难以适应或是尚未觉察到儒学与帝国时代的格格不入，还沿着旧日轨迹生活。有些和秦朝合作的儒生，在“焚书坑儒”8中也受到重大打击。秦末战争中，项羽被楚怀王封为鲁王，项羽死后，关东地区闻风降汉，唯独鲁国不屈。刘邦围困鲁都曲阜，一度想要屠城，鲁国的儒生们却仍然讲习礼乐，弦歌不辍。 是他们驽钝愚蠢吗？是他们从容不迫吗？ 似乎都不是。 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还没有适应甚至理解新的帝国时代。即使有人先知先觉感悟到周秦之变是一种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儒学要不要“入局”，是去适应帝国时代，还是固守先秦的格局？这又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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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孙通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不仅通晓“千年大变局”，知道天下不再是共主与邦国、贵族与平民共存的场域，而是一人专制、编户齐民的帝国，而且他认为，儒学必须转型以适应这一时代。 先秦诸子都是“邦国时代”的产物，除了法家，都面临同样的“转型”问题。转型当然是方方面面的，但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与皇帝共存。 法家，打个比方说其实是“管理学”，而非“政治哲学”，没有好恶，只论效率，“法、术、势”三个字冰冷而抽象，令野心勃勃的人兴奋，令生机勃勃的人恐惧，法家是帝国时代的缔造者，是专制君主的教师9，所以没有转型的困境。 墨家，是平民的政治哲学，主张选举贤人当天子。但邦国转变为帝国的结果之一，就是把邦国时代具有一定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的国人、平民转变为要服兵役、徭役、劳役和缴税的编户齐民，而编户齐民几乎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一旦帝国格局形成，墨家的生存基础便不复存在，也就谈不上转型这样奢侈的问题了。 道家，干脆否认和取消了政治哲学，认为政治的目的、价值等都没啥意义。因此，道家一部分与法家合流，法家只相信严刑酷法，不相信人情，不追求正义，道家是无所谓人情，无所谓正义，两者在这个层面上一拍即合；另一部分则远离政治，或逃入山林，或归于宗教，拒绝世俗生活。但无论哪一种，都与专制君主没有直接冲突。 唯有儒家，最为痛苦。 若论本心，儒家与帝国和专制君主是格格不入的，儒家爱宗法人情，爱礼乐“大一统”，爱封建自治，爱怀柔远人，爱垂拱而治，人是目的；而秦汉帝国却是爱法条律令，爱武力一统，爱中央集权，爱征服荣耀，爱以吏为师，人是工具。 叔孙通可能也经历过这种思想转型的痛苦，但不论是他想通了，还是被皇帝吓怕了，总之他出现在刘邦面前时，已经决然表现出要推动儒家适应帝国，积极向专制君主奉献力量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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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儒”最初就是礼官，就是搞祭祀和礼仪的。是孔子赋予了儒学以政治哲学的品质，孔子是大立法者。叔孙通完成了儒家在帝国时代转型的第一步，就是先入局，但他无力实践孔子的立法，在刘邦眼里他只是一个“司仪”，而不是立法者。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叔孙通谄媚、识时务的秉性，竟然剧烈影响了此后汉代儒家的气质。这决然出乎坚强刚毅、矢志不移的孔子和孟子立法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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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培公师生属于儒学中的鲁学，而董仲舒、公孙弘属于齐学，彼此的师法传承并不相同，齐学推阴阳，说灾异，究天人感应，察五际六情，其学说比鲁学要激进和夸张，而鲁学以严谨敦厚著称。 刘彻选择鲁学，主要是受王臧影响，觉得鲁学最为正统纯粹，其实并未深入了解儒学内部的派别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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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绾等人的倒台，使得明堂、巡狩、历法等儒家制度设计一概停摆，朝廷里没人敢再提。但是，刘彻登基时颁行的举贤良的政令并没有废止，而且几年后（建元五年19）刘彻设置了“五经博士”，这说明皇帝并没有忘记儒学。 博士品秩虽然不高，也没什么权力，却是汉朝的最高学术顾问团，为朝廷设计礼乐制度，时常被皇帝召见询问国家大事、解读祥瑞灾异。以前，汉朝虽然也有儒学博士，比如董仲舒自己，还有去世的申培公，走了的胡毋生，以及被召回来的辕固生，但他们都不是五经博士，换句话说，那时候儒学博士只是太常里众多博士之一。因此，设立五经博士，就意味着博士已经以儒生为主体，儒学融入帝国制度的程度加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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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彻，后人常常用“多欲”来形容他，在历代帝王的谱系里他从来不是一位符合儒家口味的君主。他对儒家的喜好，是希望用儒学为他的一切行为蒙上合法、道德、神秘的面纱。董仲舒从一场火灾出发，竟然能够谈及对王侯贵戚的冷酷制裁，这让刘彻嗅到了儒学复杂的味道，儒学的齐学也就进入了他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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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所作的对策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后世因为班固在《汉书》里收录了全文，使这三篇奏对极为有名，以至于后人误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已经实现。但司马迁凭着还是董仲舒的学生，在《史记》里对董仲舒的记录却篇幅很短，也没有收录“天人三策”23，可想而知，董仲舒的对策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轰动，而是被后世儒生不断推崇，最终才声誉显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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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彻也以类似问题册问了公孙弘：如何能够达到上古的大治？ 公孙弘的对策同样收录在《汉书》中，但名声为“天人三策”所掩。公孙弘的对策比董仲舒要务实得多，他先讲了一番儒家的大道理，随即提出“治民八本”，拐到了刑名之术，落脚在“赏罚分明”上，也就是法家推崇的“法”；又提出“治本四要”，也就是“仁、义、礼、术”，落脚在法家推崇的“术”上，再加上皇帝天然具有的“势”，用儒家的道理来论证“法、术、势”这三种法家的核心观点，可不就是刘彻最喜欢的缘饰儒术吗？ 奏对结束，公孙弘的对策被擢为第一。皇帝让董仲舒远赴江都26，给江都王当王国相。公孙弘则被留下，成为太常博士。从俸禄看，董仲舒成为郡守一级的官员，是提拔了；而公孙弘则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 这两个人刘彻都要用，但用法不同，刘彻可能对公孙弘更满意，所以留在身边；而董仲舒，刘彻可能特意让他先去王国历练，如果他确实能以自己主张的大道理治理好一个王国，再召回长安交付重任不迟。 此时的董仲舒和公孙弘有可能关系还不错，不知道他们是否会相约：一人在外，一人在内；一人在皇宫，一人在王廷，声气相通，勉力合作，振奋儒学，各自将君主驯化为圣君，将来就能使天下重致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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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公孙弘、主父偃三个大龄政坛新手，开始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皇帝。董仲舒以天人感应推说阴阳灾异，以儒学平决政事；主父偃则是纵横家术；公孙弘位于他们两人中间，以儒学修饰刑名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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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是否可以理解公孙弘？ 他或许能理解，儒家改制不是由一个人、通过几件措施就可以实现的，也不能寄托于一位皇帝身上。公孙弘穷尽后半生，就是给儒生铺就了一条通达的仕途，从而与外戚、勋旧在官场上分庭抗礼。而即便是这样一项看似简单的事情，也必须由公孙弘这个既懂儒学还能取得皇帝信任、对待政敌心狠手辣的人才能完成，而董仲舒一生所做的政治实务，只是为帝国的法律事务做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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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他把毕生关于天人感应、灾异论说的道理，都深深融入公羊学说里，为汉朝后来的儒生们大谈灾异打下了基础

汉宣帝及以后，朝廷的重大决策、大臣的谏言建议、皇帝的圣旨圣裁，都要找儒家作依据，就好比后代的文件一上来先要写“为贯彻落实……批示”之类。但这些引经据典只是表面文章。真正的做法是从义理上、案例上发挥对政治的影响，叫作“引经决事”，顾名思义，就是照着儒经来平决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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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昭宣时代，儒家已经深刻介入汉朝的政治、法律、日常事务之中，虽然距离儒家“制礼作乐”“圣人为君”的理想还远，但地位和功用已经远远超出叔孙通的时代。即使和后世比起来，也称得上光辉灿烂，与宋明那种“尊德性”“道问学”的心性儒学、个人实践儒学不同，与清朝那种“文字音韵训诂、版本校雠目录”的考据儒学也不一样，与20世纪以来“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的哲学化儒学更有本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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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三月，汉宣帝请太子太傅萧望之组织，在未央宫前殿北边的石渠阁召开了一次会议。石渠阁是皇家图书馆，因为藏书所以得防火，图书馆周围就用石头造了一道水渠，风景独特。这地方距离前殿很近，藏书又多，是当时博士和儒臣们常常光临的宝地。 开会，实在不是一件有趣的事，但这次会议却可以视作汉朝以儒家立法的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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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上，汉宣帝以帝王之尊，对此类儒学内部的争论进行裁决。这就意味着，皇帝依然凌驾于学术之上，而将公羊学、穀梁学都建为博士，还说明皇帝对经学的控制范围扩大了。 因此，儒学就在这期间慢慢分化。 官方的儒学，不论是公羊还是穀梁，越来越倾向于维护帝国的统治，接受皇帝对儒学的裁决。经学博士们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像后世的意识形态部门，他们虽然脱胎于儒家，但已经不纯粹是作为学术、作为理论、作为思想的儒学，而是成为“经学”。 经学有许多种定义，此处定义为官方儒学，因为唯有官方儒学，才能体现汉朝作为一个帝国所要追求的气质与德性。 与此同时，那些虽然不是经学博士，也未必是什么儒学大师的人，包括在野的学者、在朝的士大夫，他们没有资格参加石渠阁会议，但有不少却能保持自身的独立，该批判时政就批判，该谏议皇帝就谏议，仿佛儒学另有一套价值观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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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经学是儒学，但儒学未必是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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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禄大夫不是政府官员，而是宫内官，俸“比二千石”，虽然不是特别高，已是各类大夫里最尊贵的职务，而且很闲适。汉廷往往用大夫来安排三种人：一是病人；二是出于政治原因不好安置的人，比如董贤当大司马，他的父亲在朝廷上总不能比儿子官小吧，而当光禄大夫，不属于外朝官员，就规避了这个问题；三是不适合案牍劳形的人23，比如名儒龚胜，汉哀帝还是定陶王的时候就听说过他，当上皇帝后就把龚胜征召而来，先拜谏大夫，后来见他是儒臣，不适合搞行政，就安排为光禄大夫、加官给事中，宠信甚至在刘歆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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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改制，不同于一般的改革或变法，而是建立理想国，建立“王制”28。 具体来说就是“太平世”：社会消除贫富分化、人人物质上均匀；政治秩序按照道德高低上下排序；最高统治者是德位合一的王者，统治阶层是以身作则、践行仁义的君子，被统治阶层是懵懂无知、遵循礼节的小人——小人不是坏人，而是没有达到君子的人。 在王制里，“质”的层面是社会、民生、财富上的平等，“文”的层面就是礼乐制度，“王者”既是天下的君主，还是道德的圣人、君子的典范，不依靠暴力而是通过礼乐垂拱而治，德泽天下。 孔子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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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彻底解决民生问题了吗？消除贫富差距了吗？天下人都认可吗？如果都没有，怎么能开始制礼作乐？谁又来确认“制礼作乐”是否合法有效呢？ 上天来确认。 准确地说，是上天通过祥瑞、符命来确认王莽的天命，通过灾异来确认汉朝的没落。 桓谭并不相信谶纬、符命，而那个叫崔发的小人物，最擅长解说符命，越发得到王莽的眷顾。 于是各种祥瑞、符命接踵而至，有了符命的加持，王莽的制礼作乐就被盖上了“合法有效”的印鉴，王莽也就能走向帝王的神坛。刘歆等人或许对王莽并不是百分百满意，厌恶谶纬符命的桓谭也终于感受到与王莽的隔阂。但是，推一个符合儒家理想的君子，以和平禅让的方式登上皇帝位，实现王者的德位统一，正是儒家所设想的理想图景。 除了王莽，没有第二个人。 禅让，是儒家一系列礼乐制度设计的最后一环，也是最重要的一环。禅让的实现，意味着天下终于回到唐尧虞舜的“三代”政治，政权可以和平更替，谁贤能帝位就让给谁，既不要“家天下”的世袭，也不要战国秦汉的比拼武力，最好连“汤武革命”也尽量避免，这就保证了政治永恒的和平稳定。 这是华夏历史上，首次在帝制时代实现了政权的和平更迭，是空前的政治创新，令当时大部分儒家极度振奋，如果这条路成为常态，今后政权更迭这样的大事将摆脱暴力与阴谋。而在这个过程里，今文经学奉献了关于祥瑞、灾异和符命的微言大义，古文学贡献了制礼作乐的制度办法，今古文经学的“合作”远多于争议。

服制是丧礼最重要的部分。在儒家看来，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博爱，而是等差之爱，一个人如果自称爱父母和爱陌生人等同，那一定不是发自内心的爱，是虚伪，甚至是“禽兽”5。正常人会更爱与自己亲缘更近的人。所以，服制的不同是基于人之本性的流露，关系越近，爱得越多，哀伤也就越重，在服制上也就各有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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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王朝的合法更替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汤武革命，也就是“吊民伐罪”，以有道推翻无道。汉家“诛暴秦”而立国，勉强可以纳入其类。但王莽不可能采用这种做法，因为汉家承平日久，即使“德衰”，却谈不上罪，汉帝也不是孟子所说的“一夫纣”。而且汉家有安汉公辅佐，朝廷一直宣称汉家已“安”。“汤武革命”这条路不可能。 一种是尧舜的禅让。比起真刀真枪的“汤武革命”，“禅”显得复杂而邈远。其实，先秦儒家并不特别推崇禅让，儒家虽然赞美尧舜，但儒家以西周礼乐为基础，所以更支持宗法继承，对禅让没兴趣，特别是荀子还反对禅让。法家就更厌恶禅让了，韩非干脆说不存在禅让，舜禹都是篡逆。《竹书纪年》里还说尧是舜逼迫退位的。最推崇禅让的是墨家，而墨家又是先秦儒家的大敌。

按照儒家的设想，“通三统”并不只是形式，还要求现任统治者善待前代皇（王）族，吸取前面两朝的“治理经验”，而不是一味地改弦更张。这也是为了本朝终结后，继任的朝代也会以同样的善意来对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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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汉朝的瓦当、镜子上常有一些吉祥的词儿，比如“长乐未央”“长生无极”之类，这些词也跟着变了。多年以后，距长安千里之外的西伯利亚出土了新莽时期建筑物的瓦当，赫然写着“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8。这倒说明，新朝初建国时，其触角已经抵达帝国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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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已经把长安城里的明光宫改为定安馆，让定安太后居住；又把大鸿胪的府邸改为定安公第，这才是刘婴实际居住——不，被软禁的地方。 这座房子被专门看管，刘婴没有踏出大门的权力；他的保姆、奶妈以及所有的侍者，都被命令不得与刘婴说一句话；即使在定安公第，刘婴也被限制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外界的一切风景和人世皆不可见，以至于王莽覆灭后被放出来时，连六畜都不认识。对待刘婴的态度，把王莽内心深处的阴暗表现得一览无余。 王莽对待禅君的“心法”9，也被后世所继承。东汉的汉献帝禅位后，被曹魏监禁，直到曹魏禅位给晋武帝后才被放出来。明朝朱棣夺取了侄子建文帝的帝位，对建文帝的儿子从两岁开始拘禁，不允许任何人和他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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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王莽的做法是存有温情亦合乎仪礼的。后世改朝换代，能够优待前朝宗亲的委实不多。王莽的时代是帝制初期，人们还残留着三代以来的观念，把曾经的皇族或王族看作古圣王的后裔，具有一定的神圣色彩，也就没有屠杀的念头。再就是到了帝制末期，清帝退位，走向共和，各族群已是国民而非敌寇，也不会杀戮11，所以民国政府也对清室予以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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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典开始之前，甄丰等旧臣已经注意到他们中间有几张陌生面孔，模样倒是很周正，有福相。现在答案已经揭晓，其中就有王兴和王盛。因为这两个名字太过普通，所以，符命最初公布时，谁也不知道他俩是谁。 这当然难不倒王莽，他令有关部门把长安城里叫这两个名字的人都找出来，再根据面相进行占卜，找出最有福相、最能应和新朝德命的两个人。于是，在长安市里卖饼的王盛、在城门担任城门守将属官的令史王兴，被王莽亲自敲定，入列符命所说的新朝十一大臣。其他的王兴、王盛们，也因为沾了这两个令名的光，都被拜为郎，进入中央当“公务员”。 没错，王盛是商贩，王兴是小吏，但符命的神秘之处，就在于能够预知未来。两人容貌非凡，有贵人之相。所以，谁敢说他俩将来不会成为新朝的中流砥柱呢？ 而且，王莽还将孙女王妨嫁给了王兴，想来这位王兴应该器宇不凡。

筦，就是“管”；六筦，指的是六种财金、税务、经济方面的管制，目的就是按照儒家的要求抑制贫富分化，实现人和人财富上的平等。 哪六种？用皇帝诏书里的话说： 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卬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筦）之。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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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并不反对理财，而是反对以图利为目标的理财，强调伦理高于赚钱8，所以《大学》里有一句话特别有名： 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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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设计，“五均司市师”要在每个季度的中间月份，也就是二、五、八、十一月审定一次物价，把商品按照质量分成三个档次，根据本地的供需关系确定价格。其中，五谷布帛之类的生活必需品，或者说“初级生产资料”，如果供大于求导致滞销，那么“交易丞”就负责以保护价收购，不能让老百姓折本；如果商品供不应求，导致价格上涨到高于官方价格，“交易丞”再把前期收购的商品平价售出，以平抑物价；如果供应充足，价格低于官价，那么允许老百姓自由购买，防止商人囤积居奇。 如果说“交易丞”是“物价局”，那么“钱府丞”就是“社区银行”。祭祀等礼仪是一个家族最重要的事，老百姓如果没钱搞，能从“钱府丞”借无息贷款，还款期限也很宽松，一般祭祀不超过一旬，丧礼等大事别超过三个月；如果是因为太穷了，要借钱谋生，比如购置农具之类，也可以从“钱府丞”处借款，虽然不是无息，但只收不超过10%年利率的利息税，可谓非常“普惠金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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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室货币制度的确立，本身就经历了复杂的过程。遥想刘邦当年还允许民间铸钱，私人铸钱自然会偷工减料，以较少的铜撬动较高的面值，就造成了通货膨胀。为此，汉室一再改革，发行过八铢钱、五分钱、四铢钱、三铢钱、半两钱等等，百般试错，直到汉武帝时期铸造了五铢钱，轻重适宜，从此一百多年不再变更，达到了金融基本稳定、货币发行有序的状态。五铢钱一直使用到隋唐，唐朝废止五铢钱改铸开元钱，形制其实没有实质变化，可谓一脉相承、行稳致远。 标准的五铢钱大约重四克，大略同一时期的古希腊货币德拉克马、古罗马货币第纳尔，也都大约重四克，这就说明，这一重量和币值是符合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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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货币改制重新回到了原点，此后，新朝的货币制度也就逐渐稳定了。从居摄二年到始建国元凤元年的六七年间，先后改制三四次，造成了较大的混乱，但得承认最后一次终于稳定了。 但许多臣民却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因为这数次改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每一次发行的货币都比以前重量小、面值大，形成了事实上的贬值。在贵金属充当货币的年代，贬值就意味着财富转移，也就是转移到了朝廷手里。而这正符合王莽最初的意图：谁手里的钱越多，谁遭受的损失就越大，那么社会也一定会更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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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有人问，从“王田私属”到“五均六筦”，新朝的改制是一种“社会主义”吗？ 当然不是。 因为新朝改制是通过强化国家统制经济，打击商人豪杰，扩大私人工商部门征税，从而试图消除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与社会主义所蕴含的工业化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内涵，不是一回事，其思想的源头是儒家崇尚民本、仁政、患不均的政治精神。 后世还有人问，那是否属于“计划经济”呢？ 当然也不是。 新朝的改制虽然把国家统制经济作为核心，但既没有计划经济所蕴含的分配思想，也不具备计划经济得以实现的统计、财政收支等数目管理的基础。这种统制经济的思想源头，是儒家崇尚“大一统”和圣王统治，警惕利益集团侵害百姓的政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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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田私属”是较为纯粹的儒家改制，也寄托着王莽最大的希望。然而，令下仅仅三年，始建国四年，这道法令就在事实上被取消了16。原因不难想象，要实施王田制，首先要丈量土地，“搞土改”。这得有大量忠诚可靠的人，耗费相当大的财力，还得掌握切实的丈量办法。其次，当时的社会相对稳定，天下承平日久，各地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就算测量了也未必能够推行下去。以当时的水平，光丈量就得花费若干年，结果皇帝希望一纸法令就完成改制，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而禁止奴婢买卖是和王田制相配合的政策，王田制不能施行，奴婢改私属也就无法坚持。况且，奴婢改私属只针对私人，对于官奴是不涉及的。 但王田制虽有过于理想的因素，却不能简单斥之为复古的空想。 设想如果是战争过后，人口锐减，田地抛荒，地方利益集团灰飞烟灭，这个时候踏踏实实搞一搞类似王田制的均田、授田措施，未必搞不下去。 货币改制是另一种失败：一来，货币改制对贫富阶层的剥夺是一视同仁的。尽管有许多富人在货币改制中被收割了财富，但穷人也被收割了呀，穷人的财富没有增加。二来，始建国天凤元年的最后一次货币改制，基本上恢复了五铢钱，这意味着货币制度重回原点。因此，从儒家改制的意义上来说也是失败，但也说明货币制度日趋稳定，没有继续造成更坏的影响。 王田私属和货币改制，是一系列改制中最具儒家精神的，但都早早失败。不过，恰恰是因为失败较早，反而不能为多年以后王莽的覆灭承担主要责任。当然，这两项改制在实施时，确实有许多吏民因为犯法被流放处刑，而且状况颇为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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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均司市师、交易丞、泉府丞……众多的官员被安置在负责供销、信贷、定价的位置，出现权力寻租很正常。结果很有可能是，制度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果，反而养了一群蛀虫。 为了保证政策的实施，皇帝在每个郡都配备了“命士”来监督。有趣的是，他着意从富商中选派人员担当“命士”，如洛阳的薛子仲、张长叔，临淄的姓伟等，都是家财千万以上的富商。皇帝为什么一面千方百计打压商贾，一面又选拔富商来监督？大概是借鉴汉武帝时期出身于商人家庭的桑弘羊善于理财的先例，既然是财金经济的改制，选拔“技术官僚”来负责应该更妥当。 但这些富商并不具备桑弘羊的政治品质，而是迅速腐化下去，他们的“专业技术”不仅没能保证改制的公平，谋取私利反而更方便；广大吏民没有得到改制的多少实际好处，而是动辄得咎，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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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新莽改制，也没能撼动甚至触及秦制最根本的三个要素：编户齐民、严刑酷法、文法吏。有些方面甚至还加剧了。 秦造就了一台国家机器并开足马力，汉朝慢慢地运转这台机器，王莽和他的儒生们在有意无意间，把这台机器的马力又开到了最大。 究竟，什么才是王制？

在古代，战争机器一旦开动，正常的农业、工商以及地方行政秩序就会被打乱，一切给军事让位。而军事一旦优先，军人侵扰是难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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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丽是扶余人等族群建立的国家，和后来朝鲜半岛的王氏高丽国没有继承关系，与今天的朝鲜、韩国更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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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王莽一直没有进攻，但准备工作更加繁忙，奇怪战争也就更奇怪了。他大量招募男丁、死囚、吏民家奴，号称“猪突豨勇”，这个奇怪的称呼看似是精锐奇兵，实则准备让亡命之徒当炮灰。军费膨胀得厉害，王莽新增了财产税，也就是把财产的三十分之一贡献出来。军马也不足，就命令公卿以下直到郡县，凡佩戴黄绶的比二百石以上官员，都要养军马，官阶越高的越要多养。 最奇怪的是，他还征召有特异功能的人帮助攻打匈奴，选上后能够越级做官。于是全国有上万人报名，有的自称渡河不需要舟楫；有的自称有药方，三军服药后可以不吃粮食；有的自称会飞，一日千里，可以去匈奴侦察敌情。 会飞？这也太奇怪了。王莽饶有兴趣地把他请来试飞。只见此人穿上用大鸟羽毛编织的翅膀，头上身上也都插满羽毛，浑身用带子缠结实，就开始飞。不知道他是从多高的地方起飞，总之据说是飞了几百步掉了下来。皇帝一看，这肯定飞不到草原嘛，不免失落，但一想古代有千金买马骨的寓言12，为了吸引真正的奇能异士，依然封赏了这位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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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王莽始终不愿意与匈奴息兵，严尤几次上谏都不听。直到最后一次，严尤力争征伐匈奴已经不是新朝的首要任务，当下应该关注关东的赤眉军。但恰恰是这句话惹怒了皇帝，他立刻免去严尤的大司马之职，还把匈奴问题的责任推给严尤：匈奴不绝，盗贼不息，都是你不畏天威，不听从我的诏命！ 离开了大司马的职位，离开了对匈奴作战的任务，严尤是否会想起，早在形势尚好之时，他曾经给皇帝的一封上书。 在那封上书里他提出，自古以来，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征伐没有上策。周代，把他们撵出边境，属中策；汉武帝兵连祸结三十年，虽然将其打服，但内耗严重，属下策；秦始皇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长城，但御敌功效不大，是无策。 而王莽打的奇怪战争，比无策更差，把全国的兵粮调到荒凉的北方边境，大量粮草被消耗；先抵达的军人没有仗打，吃住艰苦，瘟疫流行，士气耗尽，还骚扰百姓；运输粮草不仅疲惫吏民，还占用本可以耕种的牛马。做了这么多准备，却不打仗，还要承受匈奴的破坏侵扰，而匈奴又间接促成了东北、西域以及西南所有边境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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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到底图什么呢？ 答案是：“儒家圣王”的功业，即“儒家国际秩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汉）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14 从安汉公到王莽，来自四夷的祥瑞是王莽得以成功的必要条件，因此，他必须代表华夏，把与四夷之间的关系按照儒家学说贯彻下去，“天下”有且只能有一个王者，就是他自己。不是他不想与四夷保持和平，而是这种和平必须得按照“内华夏而外夷狄”的国际秩序来构建，秩序优先于和平；就像在国内的经济领域，哪怕“儒家改制”破坏了经济，但改制的政治仍然优先于经济的稳定。 皇帝不这样做，就不会被认可为儒家的圣王，他受禅的前提、新朝的合法性等，都会受到根本损害。所以，即便打不赢，他也不会放弃政治上构建这一秩序的努力，整个新朝期间一直与匈奴保持着这种奇怪战争的局面。 与四夷关系的全面崩坏，是新朝在不具备国家能力的前提下，建立儒家国际秩序必然导致的结局。建立新国际秩序的失败，当然也就消解了以往积攒的祥瑞，王莽不是那个怀柔远人、万里贡赋的圣王，他甚至不能守住汉朝羁縻蛮族的遗产。 直接的影响显而易见：军费开支迅速消耗着昭宣以来积攒的财富，导致征税越来越重，臣民不仅要承担更重的经济负担，还要放弃耕种出兵打仗，这就使得财政收入进一步减少，税收压力更大，形成了恶性循环。当流民四起，社会趋于动荡，人们仿佛回到了汉武帝时期连年征战不得休息的极端状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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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和他的母亲云一定知道答案。王昭君的这位女儿和外孙，一直留在长安等待有朝一日去北方即位，直到新朝灭亡之时，死于乱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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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国元年冬天，统睦侯陈崇终于收到皇帝的策书，成为新朝第一任五威司命。在新朝的五威系统中，与负责宣传的“五威将帅”、负责安保的“五威将军”比起来，五威司命体系即使不是最重要的，也是权力最大的。 陈崇出任这个职位，显示了王莽的知人善任。在汉朝，陈崇就以丞相司直的身份替王莽监视丞相孔光，还充任绣衣使者赴各地采风，所从事的都是需要既懂政治又擅长刺探的差使。而五威司命的职责，正是“司上公以下”1，也就是监督上公四辅以下的各级官员，监督的内容有六条，分别是“不用命者，大奸猾者，铸伪金钱者，骄奢逾制者，漏泄省中及尚书事者，拜爵王庭、谢恩私门者”2。也就是抗命不遵、貌尊实奸、私铸钱币、骄奢逾制、泄露秘密、私相授受，全部围绕皇帝个人权力的维护，显示出他对群臣的高度警惕。在这套皇帝直接控制的监察体系里，陈崇虽只是侯爵，但犹如最高检察官，拥有强悍的权力。 五威司命的设置，令人想起明朝的特务机构。古代中国的历史，皇权是逐渐加强的，到明清臻于顶峰。例如，汉朝的宰相相当于“副皇帝”3，正式议事时可以坐而论道，但到了后面的王朝就只能站着，到明朝取消宰相，再到清朝，多大的官员也得跪着与皇帝议事了。新朝虽然很古早，但搞出这套“五威司命”和“五威将帅”确实超前，这一部分因为，儒家惩于春秋时期“诸侯僭天子，大夫僭诸侯”的时代状况，因此格外讲究“尊尊”；另外还因为王莽是一个敏感多疑的人。 政治是需要敌人的，当外部的敌人逐渐被消灭，政治就会从内部制造敌人。一个心胸坦荡的人登上帝位尚且免不了多疑，何况王莽呢。他很清楚，自己登上帝位之前是权臣，所以对权臣特别敏感。王莽的策略是，对高官极度苛刻，不分给实权，越是高官功臣越要找碴儿打压；对小吏常施恩惠，时而以帝王之尊为小吏撑腰；对中生代则予以笼络，着力提拔那些敢于为他充当爪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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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朝立国之初，大家曾对皇帝根据符命任命高官颇为不满，造符命的哀章成了国将，守门的王兴成了轻车将军，卖饼的王盛成了前将军，大家一度在心里发出疑问：皇帝怎么能如此轻率荒唐？怎么会昧于识人？ 事到如今，群臣逐渐明白过来，皇帝把这三个“阿猫阿狗”捧上高位，只是为了证明符命的正确，从而顺利登基而已，从未赋予他们实权，只是摆设、玩具。非但这三个人王莽不会用，就连真的立下大功的甄邯、甄丰、平晏，乃至刘歆，他都不用，“诸公皆轻贱”，杀甄丰，冷落甄邯和平晏，杀刘歆的儿女，将这些功臣们打压得个个有苦难言，晚景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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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有效管束了他的功臣、高官，既没有大举杀戮，也避免受其所制，还得到了中生代的拥护。多年以后，追随他逃到渐台的人里，有许多就是他拔擢的中生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成功的。 然而，这只是一种政客式的成功，是一种层次并不高的驭人之术，不足以达到儒家对王者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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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年老的宫人会记得，当年未央宫寝殿的夜晚也是灯火通明，成、哀皇帝饮酒作乐、彻夜不休，耳畔佩玉鸣銮，眼前歌舞升平。现在未央宫换作了寿成室，寝殿的夜晚烛火依然。 但王莽却是在批阅堆积成山的简册。 宫人们会想，真不愧是新朝的皇帝，如此勤政，白天与大臣议政，晚上还要处理政务。但他们不知道，白天，王莽很多时候把大臣喊来待上一整天，可不是在商讨政事，而是研究学术问题，诸如这一处礼仪怎么安排，那一句儒经如何理解，等等，乐此不疲，废寝忘食。 就这样，官僚们不得不赔上时间进宫，和皇帝搞“读书会”，早出晚归，经年累月，本职工作却没时间处理，各个机构里积攒着大量事务没有解决，特别是诉讼官司之类的急务。与当代社会一样，这类事务虽然不是什么关系到天下兴亡的大事，但不会因为拖久了就自然解决，只能越积越多，直至形成结构性的大问题。 晚上，王莽点灯熬油，宵衣旰食，的确勤勉。但很多事务并不重要，不是非他本人处理不可。他这么做，是吸取了自己曾架空汉帝的“历史教训”，刻意把大小事情揽过来，亲自研究、亲自处置，还刻意避开领机要的尚书们。他着意培养使用宦官，特别是财务、国库、粮食等要紧事宜，一概委派宦官管理。吏民的上书也都由宦官拆封送给他，不经尚书之手，怕尚书借此弄权或是泄露给外臣。 即便是交办给臣下或是循例办理的工作，王莽也颇不放心，总是让下边的人反复向他请示，大小事都要过问。前面的工作迟迟无法办妥，后面的事情已经积压上来，最后乱成一锅粥。 由此可见，不论是外朝的官僚，还是省内的宫官，王莽都不很信任。但种种迹象表明，不信任只是一方面，是权力斗争的浮沫。王莽的心态是觉得官僚们可有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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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觉得，只要制作了礼乐制度，颁布了改制法令，那么天下的事情就会自动变好。 既然如此，还要官僚机构有何用？ 王莽的这种垂拱而治的心态，成为他改革官僚制度的主要精神，也造成他与整个官僚体系的龃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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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显然把“无锡”的“无”字理解为“没有”，但无锡、乌伤等地名，应是吴越古老方言的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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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天下郡县的改名，而且是能改则改、应改尽改，有的还反复改，改到四五次之多，同步还对郡县版图重新规划，个别的大郡如陈留郡甚至被撤销。动作激烈且复杂，以至于在当时人们就难以搞清楚全部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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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改为“有锡”之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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俸禄制度的改革也遵循同样的逻辑。 始建国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五月，王莽颁布了新的俸禄制度，这是一份初看起来颇为振奋人心的政策，它把全国的官吏分为十五个级别，每个级别都规定了相应的俸禄，从最低的六十六斛到最高的万斛不等。 对比汉朝的俸禄体系，这个分配基本可行14，而且待遇比汉朝大幅提高，理应博得各级官吏的拥护。但是王莽增加了复杂的条件：官吏的俸禄和管辖郡县的财政收入挂钩，贵族从食邑上获得的租税和食邑的财政收入挂钩，地区如果出现歉收、灾害，那么官吏、贵族要按比例减少俸禄或租税。 中央官员也逃不掉，他们虽然不直接治理疆土，但全国划片，从四辅到司卿，都被分配了不同大小的郡县，比如国师和宁始将军，就要和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挂钩，这些地方如果财政收入减少，他们的俸禄也要减少。王莽更表示，自己的开支用度也要照此办理。 如此来看，这是很有现代精神的“绩效激励体系”和“对口扶贫机制”，相当超前，以人为本，王莽自己也以身作则。在西汉，官僚也会因为歉收而减少俸禄，但从未像王莽这样系统地形成“长效机制”，如果切实可行，不失为一大善政。 但凡是对现代企业的绩效体系、奖金激励制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设计绩效系数、计算绩效所得是比较专业的知识，要以大量的数据为基础，耗费相当的人力，借助计算机才能实现。因此，王莽的这个设想虽然很好，但很难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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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行政区划的短时间内大规模改名，还是烦琐无法落地的俸禄制度改革，以及皇帝抛开官僚体系处理海量普通行政事务，一定会严重影响行政机器的运转。王莽曾担任大司马、安汉公，总揽行政事务多年，管理经验丰富，怎么会不了解这一点呢？16 这可能仍然源于他改制后对官僚机构的定位。 在他想象的图景中，他坐在天下正中制礼作乐、发号施令，天下自动得到治理；各地的官僚、诸侯仿佛“神职人员”，道德上以身作则最重要。在这个图景里，俸禄的绩效管理会使官吏们主动干好工作，改名也会令治理更加有效而不是变得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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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王莽的亲力亲为确实避免了大权臣的出现，却制造了许多小权臣；他们发现王莽根本干不完这些工作，就扣下一些事情不报，进行权力寻租。一些从郡县来到长安上书的官员，迟迟等不来回复，长年滞留于此。长安的卫戍部队都是从郡国征召来服役的，按照制度应该定期轮换，但这事儿没人管，竟然连续三年没有轮换。 地方上就更严重了，行政区大量改名，就得重新刻制印章，吏民对这些名字也很生疏，诏书里提到一个郡县的名字，怕大家不知道是哪里，还得在后面缀上原来的名称。 而行政区划的剧烈更改，导致地方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状态。有的郡县职位空缺得不到及时补充，剩下的官员身兼数职，疲于奔命，或是大权独揽，无人制衡；有的地方官趁机大搞腐败，盘剥百姓。郡县的诉讼案件大量积压，监狱人满为患，有人没有罪也被长期关押，最后被放出来不是因为案子办完了，而是赶上了大赦。边境的军队因为行政调度的失效，粮草供应跟不上，一些军队出现了哗变。 俸禄的无法落实和地方上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各级官吏对王莽离心离德，对新朝的热情也渐渐消退。按照常理，皇帝越是集权，官僚体系越是趋向于暗中对抗，王莽虽然大权独揽，有效权力却日益萎缩，没法有效传导到地方，甚至号令不出长安城。基层官员利益受损更严重，后来更始帝和光武帝起兵的队伍里，有大量新朝的基层官员加入。 王莽对这些后果，很可能茫然无知。这可从太傅平晏去世后，他选拔唐尊接任太傅之事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