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夕felicity对《流行病的故事》的笔记(9)

能让人畜传染病病原体获取直接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能力，切断其与宿主之间联系的机制有很多，霍乱弧菌是通过获得产生一种毒素的能力而做到的。 
  这种毒素是弧菌的拿手项目。正常情况下，人体的消化系统会将食物、胃液、胰液、胆汁以及各种消化道分泌物输送到肠道，肠道内层的细胞则会提取其中的营养物质和液体，留下大量固体排泄物排出体外。弧菌毒素改变了人体肠道的生化状态，使器官正常功能发生逆转。被弧菌侵占的肠道不再吸收食物和水分来滋养身体组织，反而从组织中吸出水和电解质，并将它们与排泄物一起冲走。[33] 
  弧菌成功跃为人类病原体，要归功于毒素在两个至关重要方面做出的贡献。第一，毒素让弧菌摆脱了竞争者：大量体液卷走了肠道里的其他细菌，（以强劲的小菌落的形式附着于消化道壁的）弧菌便能不被干扰，定居在人体器官内。第二，毒素确保了弧菌获得从一个感染者传播到另一个感染者的通道。这种排泄物沾在没洗净的双手上，或是落入被污染的食物和水中，哪怕只是一小滴，都可能将弧菌传染给新的受害者。现在，只要弧菌能进入某个人的体内并引发疾病，就能再传播到其他人体内，这些人是否曾接触桡足类动物、是否曾吞下苏达班那富含弧菌的水已无关要旨。 

2024-04-22 07:46:30 回应

故事不胫而走：病人吃午饭时还好好的，等上甜点的时候就死了；男人回家发现门上贴了纸条，上面写着妻儿已在医院病逝的消息；火车司机在乘客面前突然倒下。[85]受害者可不只是紧抓胸口、倒在地板上，他们的肠道会不受控制地释放出大量液状便。霍乱的病状极不文明、令人羞耻，是对19世纪大众情感的冒犯。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就写道，这个异域入侵者让开明的欧洲人变回了野蛮人。[86] 
  埃文斯写道：“想到自己可能在有轨电车上、餐馆里，或是在大街上，突然发生止不住的腹泻，而且是在几十或几百个体面人旁边，这种感觉一定跟想到死亡一样恐怖。”[87]的确如此，可能不止于此。 
  霍乱引发了各种持续的恐惧，其中之一就是过早下葬。如今我们能通过各种发出哔哔嗡嗡声的仪器来监测我们的重要器官是否衰竭，除了少数吸睛的罕见病例，生死之间的灰色领域其实已经很狭窄了。但在19世纪，这片灰色领域要比现在宽阔得多，传说，有的尸体本来被裹在整齐的裹尸布里，但日后挖掘出来时被发现肢体扭曲、骨头折断，已成白骨的手埋在扯乱的、落满了报纸和杂志碎片的头发里，这些都是死前极力挣扎的证据。 
  医生们就死亡的确切症状，以及所谓“真死”和“假死”之间的区别争吵了几个世纪。1740年，杰出的法国医生让—雅克·温斯洛认为当时一些普遍存在的死亡测试——扎针和外科切口——缺乏精准性。（可怜的温斯洛还是孩子时就曾两次被错误宣告已死亡而被装入棺材。）有些人认为最靠谱的死亡信号应该是躯体的腐化。但这种方法对死者亲属来说是严峻且充满恶臭味的考验，他们可能被迫等待所爱之人身体腐烂，之后才能哀悼。即便到了这份上，也还是有人坚持认为尸体是活着的，只是昏睡过去而且长了坏疽。 
  应对死亡或曰“疑似死亡”的躯体的新律法、新发明、新方法开始出现，减少了误判死亡的问题。
18世纪90年代，巴黎的各个太平间实施了一套新制度，工作人员必须给尸体戴上专用手套，如果尸体的手指出现比较大的颤抖，就会牵动一根细绳，并推动一个大锤子敲打警报器。安保人员会遵循当地医生的指导在太平间里巡视，聆听是否存在异响。（如今，我们在生者中寻找死亡的迹象；彼时，人们在死者中寻找生命的迹象。）1803年的一项法律规定，在疑似死亡与葬礼之间应相隔一天，以免有人弄错。1819年，法国医生勒内·雷奈克发明了听诊器，能让医生听到心脏微弱跳动的声音（同时，也防止别有用心的医生为了听心跳声而直接把耳朵压到女性患者的胸脯）。英国皇家人道协会等慈善组织也相继成立，其成立伊始的目的是拯救溺水者的生命，但由此引发了探讨生死之间更细微差别的运动，提高了公众意识。（皇家人道协会的口号是“一息尚存，绝不言弃”，沿用至今。）[88] 
  霍乱扰乱了生死差别的特征，把巴黎人吓坏了。霍乱很轻易就能让活人看起来像具尸体：病人浑身泛蓝，肌肉凹陷，一动不动。“人们太容易弄错状况，”一位医生在1832年霍乱暴发时期抱怨道，“有次我把一个病人登记成‘已死’，结果其实他在几个小时后才真正去世。”[89]延迟下葬的规定实际上在疫情期间就已被推翻了，死者尸体和那些疑似过世的人一道被堆到摇摇晃晃的四轮马车上，尸体多到偶尔会从车上直接掉到大街上。所有“尸体”都被埋在巨大的墓穴中，一共埋三层。 
  地方当局宣布禁止在市中心举行公众集会或举办集市。他们给病患的房子做好标记，把活人也圈禁在里面。尽管采取了这些举措，但丧葬队伍还是连绵不断。教堂被漆成黑色。市医院里躺满了无法动弹、处于生死边缘的病人，在霍乱的摧残下，他们的肤色呈现吓人的紫色。一息尚存的病患则以酒代药，麻醉自己。旅法美国记者N.P.威利斯写道：“这真是极其残忍的情形。他们坐起来，从一张床移到另一张床，脸色依旧惨白，嘴唇呈蓝色，还穿着白色的病服，看上去真的就像一具具痛饮狂欢的尸体。”装满死者的马车沿着城市鹅卵石路行进，他们的血和体液就这样不断从车上泄下。 

2024-04-22 08:15:40 回应

古罗马人会用水将垃圾冲离他们的居住区，任其在荒郊野外腐烂。他们通过木制和锡制管道网络将偏远、无人居住的高地上的淡水引入城市，这些管道每天都能给一个住户运来300加仑的淡水，根据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数据，这是现在美国人平均耗水量的三倍。罗马人主要将这些水补给浴室和公共喷泉，但也会用在公共厕所里——大型水沟上方摆着带锁眼形开口的长凳，人们坐在上面如厕，同时一股新鲜的水在他们脚下流动。[126]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用水冲走排泄物的一个主要优点是从排出到分解这段关键时期内，不需要安排人手去处理富含微生物的粪便。水就这么把它冲走了，简简单单。但这样做的缺点是会使排泄物移动，由此产生大量被污染的流动水，而这些流动水会污染饮用水源（以及许多其他东西）。既然对新鲜清洁水源的喜爱让古代人建造出了供水管网，那自然也让他们明白了清洁饮用水的重要性。人们会嘲笑那些在未经过滤处理的水里洗澡的人，更别说那些直接喝的人了，他们还遵从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的建议，只饮用烧开后的水。[127] 
  不管怎么说，这些卫生措施本应该在任何时代存续，但事实并非如此。到了19世纪，古罗马人的欧洲后代们来到纽约定居，但他们已然遗忘了祖先的良好习俗。他们很容易接触到彼此的排泄物，以至于每人每天摄入的食物和饮品中都可能含有两茶匙的粪便。[128]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180度的转变与4世纪基督教的兴起有关。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都维持了仪式化的卫生习惯，更别提印度教徒、佛教徒和穆斯林了。印度教徒在每次做完“不洁”行为和每次祈祷后都必须洗澡。穆斯林每天须做五次祷告，而每次祷告前都必须清洗三遍，进出其他许多场合前也必须清洗。犹太人乐于在每次用餐、祷告、上厕所前后洗澡。相形之下，基督教对用水清洁的卫生仪式没有做任何详尽规定，一个好的基督徒只需要在他的面包和酒里洒些圣水，就能让这些食物圣化。毕竟，耶稣本人在坐下来用餐前也是不洗手的。知名的基督教徒会公开宣扬用水清洁自身乃是表面的、肤浅的、堕落的。有人这么说过：“一副干净的皮囊和一套干净的衣服，装扮的是一个不干净的灵魂。”最圣洁的基督徒会穿着满是虱子的刚毛衬衣，算是世界上最不爱干净的人之一了。果不其然，537年哥特人毁坏罗马水道后，基督教欧洲那些不爱洗澡的领袖们压根就没想重建，或者建造其他精细的供水系统。[129] 
到了14世纪中期，腺鼠疫抵达欧洲。基督教欧洲的领袖们和世界任何地方的领袖一样，面对自己无法理解的威胁，他们把责任推给自己最喜欢提及的替罪羊——用水清洁。1348年，巴黎大学的医生们特地谴责了热水澡，他们宣称用水洗澡会打开皮肤毛孔，使疾病进入体内。国王亨利三世的外科医生安布鲁瓦兹·帕雷[130]附和道：“蒸汽浴和澡堂子都应禁止，人在洗浴的时候，体表的肉和整个身体都会变软，毛孔张开，有毒的水蒸气便会迅速进入人体内并引发猝死。”他在1568年写下这些话。在整个欧洲大陆，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浴室均被关闭。[131] 
  既然中世纪的欧洲人对水的日常功用和道德意义都有所猜忌，他们便尽可能少地处理自己的排泄物，并减少喝水的欲求。他们的饮用水直接取自窄浅的井、泥泞的泉和浑浊的河，若水尝起来不太对劲，他们就干脆用啤酒代替原本就很少摄入的水。[132]那些有条件的人则会选择“干洗”。17世纪的欧洲贵族用香水掩盖自己肮脏的身体所散发的臭味，还用天鹅绒、丝绸和亚麻包裹自己。17世纪的一位巴黎建筑师声称：“比起古代人的洗浴和蒸气浴，亚麻织品能更方便地保持身体清洁。”他们会用镶有红宝石的金耳勺从耳中挖耵聍，用镶有花边的黑色丝绸擦拭牙齿，以此避免用水清洗自己。“水是我们的敌人，”卫生史学家凯瑟琳·阿申博格写道，“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接触。”[133] 
  这种避免接触带来的后果是几百年之中人类与动物粪便密切接触，工业化时代之前的人类完全习惯于这一情况，甚至视之为有益的状态。中世纪欧洲人常年生活在脚下的各种粪便散发的臭味之中，自己排出的还只占少数。他们与充当食物或交通工具的家畜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牛、马和猪排出的粪便要比人类多得多，但人们对在何处储存这些粪便显得更不上心。[134]至于处理自己的粪便，一些人就直接坐在房间或是屋外厕所里的简易便桶上解决，他们管这叫“茅房”。稍微复杂一点的方法包括在室外或地窖中手工挖坑，有时还会用石头或砖块松散地衬砌（就像建污水池和私人金库那样），可能再安上无底座位或蹲板。如何收集和处理排泄物取决于每家住户的想法，当局几乎未做规定。[135]排泄行为本身在当时并不像现在这般隐秘和羞耻。16和17世纪的君主，比如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世和法国的路易十四，会在上朝时公开“放任自流”。[136] 
  中世纪欧洲人非但没能揭开人类粪便的真相，反而开始思考它的药用功效。记者罗斯·乔治在他所著的卫生史中写道，16世纪的德国修士马丁·路德每天会进食一茶匙自己的粪便。18世纪的法国宫廷侍从们则琢磨出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子，他们会吸食“粪粉”，把自己的粪便晒干磨成粉，再凑到鼻子旁吸入。[137]（这样做危险吗？很有可能。但相较于像腺鼠疫那样更迫在眉睫的威胁，这种吸食造成的零星腹泻病例尚没能引起人们的警觉。） 
1625年，当荷兰殖民者们在曼哈顿岛南端建立起一个叫作新阿姆斯特丹的小镇时，把这些中世纪思想和卫生方法也带了过去。荷兰人直接就在地面上建造开放式的茅厕，还把他们的排泄物直接倒在大街上，这样“猪就可以拱食，在上面撒欢打滚”，新阿姆斯特丹的一名官员在1658年这样写道。英国人于1658年控制了这块殖民地，并重新命名为“新约克（纽约）”，他们同样把排泄物储存在所谓“露天粪池”中，也会直接倒在街上。[138] 
  中世纪的这些做法一直持续到19世纪，哪怕原本几千来人的小镇已经成了拥有几万居民的小城市。到1820年，茅厕和粪池占据了全城十二分之一的面积，成千上万头猪、牛、马、流浪猫狗在街头晃荡，任意排便。[139]1859年，一位官员抱怨道，纽约的户外厕所与茅厕“污秽不堪，条件恶劣，液体积滞，腐烂物质满溢，流出的污水让人无法忍受”。这些未经处理的污水就这样在公寓的背面和人行道上腐烂数周甚至数月。房东会在地面铺上木板来遮盖这些污物。城市巡视员汇报说，一旦有人踩压这些木板，下面就会挤出一股“浓浓的绿色液体”。[140] 
  市政府偶尔会雇用私人团队收集充斥街头的动物和人类粪便，然后当作肥料变卖，这一举动令布鲁克林区和皇后区一跃成为18世纪中叶美国最具生产力的农业县。人们管这种肥料浇灌叫“污水农耕”，这种方式并未持续发展，因为人们找不到任何一个有效隔绝的地方来储存亟待运走的粪便。残留在码头的恶臭堆积物招来了附近居民的抱怨，而且作为一种政治恩惠，市政机构倾向于把这种活儿交给私营承包商，这些承包商接了活儿却不干事。[141] 
  如此，大多数的城市排泄物就这么沿着大街渗透，甚至浸入地里。这些污秽被压缩成“沿着人行道边缘的路堤长脊”，19世纪40年代末的一位报纸编辑阿萨·格林尼这样写道。[142]行人和马就在粪便上践踏，慢慢把它们踩成了稠密的毯状。格林尼在日记里记道，在这层覆盖了整条街道的深厚“淤泥”之下，原本的街道石板“几乎再也看不到了”。极少情况下，城市会把街道清扫干净，当地人看到干净的街道反而会吓一大跳。一位一辈子住在城里的老妇看到新近清扫的街道，发出惊讶的评论，格林尼引用了她的话：“这些石板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以前一直不知道原来街道是铺了石板的。真是荒诞啊！”[143] 
  这些早期的工业化市镇依旧沿用中世纪的卫生措施，结果创造出非常适合霍乱疫情暴发的条件。这些地方与欧洲乡村完全不同，后者已经形成了处理排泄物的习惯。在中世纪欧洲人生活的偏远居住点，土层较厚，人口密度低。当他们的粪坑要达到容量极限的时候，可以直接掩埋旧坑，再在旁边挖个新坑；他们把便盆直接倾倒在街道上，但街上本来就没什么人流；排泄物可能会渗入地下，但土壤中各种各样的矿物质、有机物和微生物会捕获并过滤这些污物，使其在进入地下水之前就被轻易分解。[144] 
曼哈顿岛上的情况则很不一样，其储存和过滤垃圾的能力十分有限。曼哈顿是一系列岛屿中最大的一座，这些岛屿散落在哈德孙河口，还包括史丹顿岛、总督岛、自由岛、艾利斯岛、罗斯福岛、沃德岛和兰德尔岛。两条微咸的河流从曼哈顿岛两侧流过——西边的是哈德孙河，东边的是伊斯特河；大西洋的潮汐也会拍打岛岸。两条河流正好在曼哈顿岛南端相遇，搅起水底的沉积物，向水层输送营养物质。河口的牡蛎长得很大，一般要切成三块才能食用。（今天，你在下曼哈顿的任何地方往下挖，只要挖得够深，就能发现空牡蛎壳，都是早期的牡蛎盛宴留下的。）尽管本地水域富含水生动植物，但早期的荷兰农民失望地发现，曼哈顿岛的土壤只有三英尺深。这样的土壤是留存不了多久的。在这一层浅浅的土壤之下，是由片岩和福德姆片麻岩构成的断裂基岩。纽约人后来意识到，这种基岩确实能承受住高楼大厦的重量，但也让地下水很轻易也很危险地暴露在排泄物中，因为排泄物被随意堆在地下水上面没多远的地方。新产生的人类粪便渗入薄薄的土层，直抵基岩。岩石的细小裂缝变成了地下“高速公路”，粪液能沿着这些细缝深入好几百码。[145] 
  这些地理特征使得城市的饮用水补给特别容易被污染。曼哈顿的用水原本就很紧张：包围曼哈顿岛的哈德孙河和伊斯特河的河水太咸，无法饮用；收集雨水作为饮用水也被证明有危险，等雨水滴到居民肮脏的屋顶时已经沾满了灰霾和烟尘，“看起来跟墨水一样黑了，闻到那个味儿你肯定不愿喝”，一个当地居民提到。[146]（早在1664年，饮用水源稀缺就被认为是定居曼哈顿岛的一个严重弊端。最后一位荷兰总督彼得·斯图维森特就抱怨说：“这里连一个水井和水箱都没有。”）岛上唯一一个方便取用的饮用水源是约70英尺深的积水塘，这是一个在后退的冰川上凿出的水壶形小池子。然而，随着城市人口逐渐向北扩张，制革厂和屠宰场之类的有害产业被推到了积水塘边。很快这个小池子就变得“又脏又臭”，在《纽约新闻报》上，一位居民在写给所有市民的公开信里这样抱怨。1791年，市政府购置下积水塘的所有权，卫生官员们呼吁将其完全排干。工人们开凿运河和沟渠，将补给积水塘的各个泉水排干。1803年，纽约市下令对排干了的池塘进行填埋，奖励每个往里倾倒整整一车物品（其实就是垃圾）的纽约人五美分。[147] 
在这之后，纽约人只能取用地下水（这些水是从地表渗入地底的），他们在街角挖建了公共水井。井挖得很浅，这很危险。现今的标准是要求井的套管至少有50英尺长，而且要在套管下方再钻一些距离，以抵达未受污染的地下水。19世纪，曼哈顿的水井只有约30英尺深。其中一口井就坐落在纽约最臭名昭著的贫民区五分区的茅厕和粪池之间，这口井通过曼哈顿公司建造的木制管道系统每日向全市三分之一的居民供应70万加仑的地下水。[148] 
美国各个水道的细菌污染有三分之一源自狗的排泄物，相较于商业区，这种污染在住宅区更加常见，因为宠物狗也生活在这些区域。（科学家称这种现象为“菲多假设”。）[174]空气中也存在狗粪。一项关于芝加哥、克利夫兰和底特律室外空气污染状况的研究发现，冬季树木凋零之际（树木由此无法向空中散发细菌），大多数气溶胶化的细菌来自狗粪。[175] 
  狗粪绝不是什么无害肥料，它既是环境污染物（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就是这么分类的），也是可感染人类的病原体的源头。狗粪与人粪一样，沾满了病原微生物，比如各种大肠杆菌、蛔虫和其他寄生虫。美国人感染寄生虫的最常见原因之一就是接触狗粪。犬弓首蛔虫在狗体内十分常见，而由于狗粪无处不在，它们很轻易地就传播到了环境之中。这种蛔虫能感染土壤和水源好几年。孩子们在受感染的泥土里玩耍时，可能会拾起这种寄生虫，当他们不经意间把手指伸到嘴里时，寄生虫就可能会进入他们体内。由于缺乏针对犬弓首蛔虫的有效诊断标准，这一感染甚少被诊断出来，然而，最近的一份调查显示，6岁以上的美国人中大约有14%感染过这种寄生虫。人体内的犬弓首蛔虫会引发哮喘和一系列神经系统疾病。[176]狗还会携带多房棘球绦虫，这种绦虫在人体内会引发一种与肝癌相似的疾病。在瑞典、美国阿拉斯加以及中国部分地区，这一感染带来的问题日益严重。[177] 
  这种对宠物粪便的微生物效能的不经意忽视，也扩展到了牲畜粪便上。尽管父母们会购买大量尿布，把孩子身上的粪便痕迹清除干净，但当他们参观农场和州举办的农牧业博览会时，却牵着孩子走在布满牲口排泄物、宛如19世纪纽约街道般的人行道上。我们日常食用的牲畜所居住的环境，若以人的标准衡量简直就是中世纪。鸡舍、猪圈、兔笼等都是粪便堆叠，动物直接在粪便上睡觉和生活。 
  过去，在种植与畜牧兼有的混合农场，牲畜粪便会被用作农作物肥料。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动物粪便的数量大致与周边农作物的肥料吸收能力匹配。情况已经改变。如今，农场产出的动物排泄物要比农作物的吸收量大得多。牲畜数量更多了。美国猪场的平均面积在1959—2007年间增长了200倍，同时期内肉鸡养殖场的面积增长了300倍。[178] 
由此，美国牲畜产出的固态粪便总量是人类产出的13倍。[179]农民们为了处理掉千万加仑量级的牲畜粪便，会加水后将液体泵入未经处理、占地好几英亩的粪池（“化肥坑”）。农民将这些粪水浇到庄稼地里，但由于当地作物无法全部吸收，粪水便会渗入地下水，流入地表水道。粪水还会产生一股异味以及由污水形成的细雾，遮蔽晾晒的衣物、汽车和位于农场下风向的民宅。[180]住在“化肥坑”不远处的一位居民说道：“你不可能在室外举办生日派对。你不会再筹备任何事情，天天都想着这股臭味和飞蝇。”（《纽约时报》援引一位女士的话说，因为附近有一个“化肥坑”，她记得自己办公室里每天会飞过1000多只苍蝇。）虽然已有防止动物排泄物进入地表水道的联邦法规，但法规并未被严格执行。风暴发生之时，粪池会漫溢出来，粪水便流入周边水道。2013年，威斯康星州有超过100万加仑粪水流到了周边环境中。最严重的一次粪水泄漏事故发生在1999年的北卡罗来纳州，当地遭受飓风袭击后，2500万加仑粪便泄入河流之中，其中的大肠菌污染了当地9%的饮用水井，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鱼类。[181] 
  这种广泛存在的粪便污染为许多新病原体创造了传播机会。志贺毒素就是其中之一，由它生产出的大肠杆菌被称作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全美饲养场里的牛约有一半感染了志贺毒素，若天气凉爽，这种微生物能在环境中存活数周甚至更久时间。该毒素感染人类后，会引发便血性腹泻以及威胁生命的并发症，包括溶血性尿毒症综合征，该病会导致肾衰竭。多达5%的感染者病故，三分之一的幸存者须忍受一辈子的肾脏问题。 
  自1982年首次发生有报道的疫情以来，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已侵袭了全球50个国家。尽管人类持续采取抑制措施，但每年仅在美国就有7万人感染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日本等工业化养牛场普及度高的国家，存在较高的疫情暴发风险；住得离养牛场越近，感染的风险就越高。[182] 
  但风险远不仅仅存在于农场区域，因为受粪便污染的农产品会被运往世界各地供当地人消费。2011年，产自埃及的一批葫芦巴种子引发了近3000英里外的德国的一次疫情暴发。这次疫情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第一，它表明受粪便污染的产品可影响这么远的地方，身处全球食物链上的每一个人都有感染风险。第二，它告诉我们病原体能充分利用被粪便污染的环境，不仅可以增加传播机会，还能变得毒性更强。 
  第二点其实涉及微生物交换遗传物质的方式。我们人类是“垂直”交换遗传物质的，也就是从父母传给孩子，而微生物则能在彼此撞压过程中实现遗传物质的“横向”交换。科学家们称这一过程为“水平基因转移”。这个过程一般发生在微生物密集汇聚的地方，被粪便污染的环境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有利环境。[183] 
在2011年之前的某个时候，这种病原体传播到了埃及的葫芦巴农场，深入葫芦巴种子内部，就此避过农民在种植前实施的消毒措施。[186]德国50家公司引进了共计16吨肉眼辨识不出的受感染种子，卖给了全国上下的园丁和农民，种子长出嫩芽。2011年春天，汉堡市内及其周边的居民食用了拌有葫芦巴芽儿的沙拉，O104:H4就这样悄然潜入他们体内。[187] 
  患者纷纷拥入诊所和医院，不明就里，甚至已经无法清楚地说话。他们“意识变得模糊，无法准确地用言语表达自己的意思，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汉堡的肾病专家罗尔夫·斯塔尔这样写道。患者遭遇的肠胃炎症状包括血性腹泻。一位女性患者的大肠生了坏疽，她的左侧结肠必须切除，而肌肉痉挛让她无法言语。斯塔尔说：“这完全是全新的临床场景。” 
  在疫情的尾声，整个欧洲有4000人患病，虽然该病起于德国，但法国也有不少病例。近50人病死。一些幸存者发展出癫痫等严重的神经系统症状，这是感染的后遗症。[188] 
  我们尚未看到该病原体的结局。O104:H4在完成了对人体的粗暴折磨后，跟从牛身体内排出的方式一样，随着粪便从人体内排出。疫情消退后的几个月里，幸存者持续将病原体随粪便排出，形成了一股源源不断的完整病原体流，这些病原体进入环境后，会与其他微生物混合和匹配。[189] 

2024-04-22 08:47:01 回应

  对依赖社会接触传播的病原体来说，毒力反而成了麻烦。如果它们的毒性高，那么感染者会很快显出病状甚至死亡。感染者会独自死在床上，或被隔离在医院病房里，无法在工作场合与人握手，或是在火车上面对其他乘客肆意呼吸。要是感染者死了，他们的尸体会被遗弃、焚毁或埋葬——这一切很可能发生在病人体内的病原体有机会传给其他人之前。这是个很严重的劣势，也是高毒力菌株比低毒力菌株更易消亡的原因。毒力在进化上受到了限制。 
  但某些人类行为会让踩上毒力刹车的那只脚抬起，甚至最致命的菌株也能传播开来，比如，那种让死者最亲近的家人处理其尸体的葬礼仪式。举个例子，乌干达阿乔利人的葬礼传统要求亲属为死者沐浴，而且哀悼者要礼仪性地触摸尸体面部。类似的仪式在2014年西非的埃博拉疫情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它将病原体从高毒力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哪怕像埃博拉这样能迅速杀死感染者的病原体也可能再次传给其他人，因为即便感染者已经死亡，社会接触仍在继续。[233] 
  贫民窟里的人群和工厂化农场里的动物起了同样的效果。在贫民窟，哪怕病人虚弱甚至将死，能够传播病原体的社会接触也仍在持续。病床可能就放在起居室或者厨房里，亲朋很容易就能接触到病人。医院病房人满为患，好几个病人共享一张病床，忧心忡忡的亲属就在床边踱来踱去。农场里染病的动物也和健康动物挤在一个笼子里。在这样的条件下，进化出更高毒力的病原体便不会遭受毒力一般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它们无论让感染者病得多重，都能继续传播。[234] 
  换句话说，这些传播开来的病原体可能和那些不依赖社会接触传播的、世界上最危险的病原体一样毒性强，后者要么是在环境中十分稳定，要么就是由介体携带，霍乱、引发肺结核的结核分枝杆菌、引发天花的天花痘都在此列。毒力并未阻碍它们的传播能力，因为感染者死后，它们仍能留存于环境之中，等待附着于下一个潜在感染者。依靠介体传播的病原体便是如此，比如引发疟疾的恶性疟原虫，只要蚊子还会叮咬人类，这种病原体就会持续传播，无论感染者的病症多么严重。（甚至与我们的认知相反，毒力反而会促进传播，因为感染者病得越重就越有可能卧床不起，与轻症患者相比，就越有可能被蚊子叮咬。）[235] 
  通过社会接触传播的病原体一般来说肯定更为温和，但拥挤的人群会让这些病原体变成杀手。 
  我们可以通过流感的例子来清楚地见识拥挤的人群对增加病原体毒力的作用。近些年，我们为流感病毒提供了大量人群和动物来感染，由此创造出许多全新的、毒性更强的毒株。 
  H5N1病毒究竟是怎样获得感染人类的能力的，我们还没有确切的了解。一些专家猜测，有一种家畜或许在这中间起了重要作用，那就是猪。禽流感传播到人类群体存在一个生物屏障，就是适应了禽类的病毒会与禽类体内的唾液酸结合，但这种唾液酸在人类体内不存在。理论上来说，H5N1病毒或其他适应了禽类的病毒可以发生突变，令自身能与人类唾液酸结合。但对新型禽流感病毒来说，还有另外一种更迅速的方式获得此种能力，即依靠所谓的“基因重配”。当某个病毒从其他病毒那里获得大片新基因，同时也会获得这些新基因带来的所有能力。一种禽流感病毒可以与一种已经十分易于感染人类的病毒“重配”，已有许多流感病毒适应了人类，比如那些引发季节性流感的温和病毒。由此，新型禽流感病毒就能获得有效在人群中传播的能力。 
  这种形式的基因重配只发生在同时感染了两种病毒的细胞内。但由于人类流感病毒只能与人类的唾液酸结合，而禽流感病毒只能与禽类的唾液酸结合，人类便不会轻易感染禽流感，禽类也难感染人类流感。所以，即便大量家禽在各国国境之间通过贸易流动，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人接触禽类粪便，人类流感病毒与禽流感病毒直接交换基因的可能性也依然很低。 
  这时候猪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猪的细胞表面既有类人唾液酸，也有类禽唾液酸。这意味着两种病毒都能与猪的细胞结合。（鹌鹑也存在这种情况，但由于鹌鹑养殖场的规模一般较小，其在流感的流行病学中似乎并未扮演重要角色。）猪与人类、家禽群落或野生水鸟的接触十分密切，它们或许正是禽类病毒与人类流感大流行之间缺失的神秘链条。病毒学家将猪称作完美的新流感毒株“混合容器”。[254] 
  无论H5N1病毒是演化成人类病原体，还是退出人们的视线，新型流感病毒的威胁一直存在，因为不断扩张的人群、家禽、猪会持续孵化有大流行潜在可能的新毒株。在本书写作期间，至少有两种已知的新型流感病毒出现，且都进化出了感染人类的新能力。 
  一个是H3N2病毒的变体，该病毒一般感染猪，2012年夏天，美国出现了人类感染病例。[科学家依据病毒表面的蛋白质类型对流感病毒分类。每个病毒表面都存在血凝素（H）16种亚型中的1种，以及神经氨酸酶（N）9种亚型中的1种。][255]农牧业博览会的猪舍中汇集了来自全州各地的数百头猪，而有人不幸在集市上感染了猪流感病毒。猪群在猪舍中制造出病毒学家迈克尔·奥斯特霍姆所称的“病毒空气云”，并被当地人吸入体内。[256] 

2024-04-22 09:34:25 回应

引发大流行的病原体与战争和灾难性风暴的机制不同，它不会建构信任，促进合作式的防御。相反，由于新病原体可能带来的特殊心理体验，它们更可能在人类之间引起猜忌和不信任，以至于在损坏人体的同时，必然也会摧毁人与人的社会联结。
当韦斯顿和布朗尼提出抽调布朗克斯河河水的方案时，富有魅力、手段老练的律师阿伦·伯尔还是一名纽约州议员——2011年的《赫芬顿邮报》称他为“建国之初的坏小子”。[264]伯尔不是个空想家，他极具政治野心，这意味着他必须适应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联邦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政治斗争。联邦党人多是银行家和商人，他们希望趁着国家成立不久加强联邦机构的权力；共和党人则代表小农场主群体以及其他反对联邦党的群体。尽管伯尔出身上流社会，但他选择与共和党人共进退，而且他想出了个法子来加强他们手上的权力，那就是创办一家新银行。[265] 
  1791年时，联邦党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其创办的纽约银行赢得了一张州特许状。但共和党人认为，汉密尔顿的银行对他们搞歧视。（事实可能确实如此。《汉密尔顿传》的作者罗恩·彻诺就写道：“针对银行业务申请人的纯粹的政治歧视，完全是为了迎合那个时代的精神，也是源自政治与商业之间的模糊界限。”）为共和党人服务的新银行可以作为平衡汉密尔顿银行的政治力量。麻烦在于，要创办这样一家银行，得弄到一张州特许状，而且特许公司必须证明其能为公众提供利益。若这张新特许状是颁给一家私营自来水公司兼银行，而不单单是银行，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但在伯尔为私营自来水公司兼银行争取一张特许状之前，他必须设法让韦斯顿和布朗尼修建自来水管道的请求泡汤。他占用了该计划有可能申请到的州层面的资金，还告诉其他立法委员，这个公共自来水厂建造项目要耗费100万美元，而非布朗尼和韦斯顿申请时提到的20万。[266] 
  布朗尼和韦斯顿因此陷入困境，他们抽调布朗克斯河河水来拯救生命的可行计划未能获得州政府的特许状。两人的申请一落空，伯尔和他在纽约市议会里的同僚就忙不迭地申请成立私营自来水公司兼银行的许可，该公司就是曼哈顿公司，特许状很快就下来了。[267]特许状允许公司从私人投资者那儿筹募200万美元，这个金额十倍于韦斯顿和布朗尼最初估计抽调布朗克斯河河水项目所需金额，十倍于巴尔的摩等城市为修建城市自来水厂所募资金金额。它还允许曼哈顿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来进行自来水厂建设以外的任何其他业务，例如银行业务。[268] 
  差不多甫一成立，公司就动手削减自来水厂修建计划的预算。公司决定不使用当时前沿的蒸汽引擎来泵水，而是让马拉动水泵运转；[269]决定废弃在城市中修造一个100万加仑容量蓄水池的计划，将容量调小到只有原来的0.001%；[270]还决定不使用铁制管道，而使用木制管道。[271] 
  还有更糟的情况。虽然银行特许状给了曼哈顿公司抽调布朗克斯河纯净河水的专营权，还让他们募集到极为充裕的资金来修建通往城市的自来水管道，但公司还是决定抽调成本更低、修建更便捷的水源——污秽不堪、满是粪便的积水塘。曼哈顿公司明知道积水塘的水质“让人恶心”，根本不适合人类饮用，仍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一位公司高管在写给某个亲戚的信件中提到：“可怜的布朗克斯河可能将被我们永远遗弃。”[272] 
  曼哈顿公司的计划激怒了纽约人。一位报纸记者写道，曼哈顿公司要是给居民分配积水塘里“恶臭”的水，它的手上会沾满数千人的鲜血。[273]另一位居民在当地报纸上写道：“整座城市就这样被一个公司玩弄于股掌之间，实在是可恶至极。”[274]商人尼古拉斯·娄则称，曼哈顿公司是“比黄热病更可怕的瘟疫”。[275] 
  这些投诉或许成了州政府撤销曼哈顿公司经营特许状的理由，其他州也陆续撤销了未能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司的特许状。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和密西西比三州撤销了银行的特许状；纽约和马萨诸塞则以未能有效保养公路为由撤销了公路收费公司的特许状。然而，曼哈顿公司范围极广的特许权使它变得不可撼动，因为它所获得的诸种权利及附属权力是被永久授予的。[276] 
  随后的几年里，曼哈顿公司仅在纽约市自来水厂修建项目中花费了172261美元。[277]它将余下的资产统统投入1799年开始营业、位于华尔街40号的银行。没错，这家银行的确很好地服务了共和党人的利益。时任纽约市长的德维特·克林顿兼任曼哈顿公司主管，他收到了差不多900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5万美元以上）的借款；伯尔则收到了12万美元的借款，差不多相当于曼哈顿公司投在自来水厂项目的资金了。[278] 
  伯尔也在政治上获了利。1801年，他凭借反联邦党人的闪亮功绩，升任共和党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副总统。[279]连伯尔的对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曼哈顿公司“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个完美的怪兽”，但它确实“在营利和俘获影响力方面是个极便利的工具”。[280]（汉密尔顿犀利的评论惹恼了伯尔，伯尔决定与他进行决斗。1804年7月11日上午，在帕利塞兹的悬崖下，伯尔开枪射杀了汉密尔顿。[281]） 
曼哈顿公司将被污染的地下水分配给纽约市民，一做就是50年，横亘1832年和1849年两次霍乱大流行。公司最终在19世纪末自行撕下了自来水公司的伪装，但其作为一家自来水厂的成败是非，仍然暗藏在公司标志之中——曼哈顿公司选用古希腊神话中的海洋之神俄刻阿诺斯作为公司标志，并一直沿用到20世纪50年代。今时今日，这家曾让整个纽约市陷入霍乱危机的公司，已经更名为摩根大通集团，它是美国第一大、世界第二大银行。[282] 
意大利政府每月秘密向报社和记者支付50～150里拉的预付金，让他们不要提及以“霍”开头的那个可怕词语；他们拦截和审查含有“霍乱”字眼的电报；窃听潜在泄密者的电话，用坐牢来威胁他们。他们夜晚突袭医学社团，没收霍乱相关的教育资料。虽然政府仍然记录每个霍乱病例的情况，但他们会给病例报告打上粗体的“机密”标记，以及一句提醒：“注意！绝不可发表政府公报。”霍乱患者会在深夜被运到医院，而当地报纸却说：“本地没有霍乱，从来没有！” 
  美国官员也在掩盖事实。国务卿在电报中对容易受惊的意大利当局保证道，“我们不会公开发表任何非必要的关于意大利霍乱暴发的消息”。只要意大利保证会谨慎处理霍乱制造的混乱，美国就会无视《国际卫生公约》的限制性规定。“健康证明单一旦完成，会密封交给船主，”国务卿断言，“证明单里的内容只有领事和卫生官员知道，就连船主也不清楚里面写的什么。”对前往霍乱肆虐的意大利的居民，总医官不会发出警告，但他在私底下会让亲朋取消夏天去意大利的旅行。法国政府也同意对意大利的阴谋保密。[310] 
  历史学家弗兰克·斯诺登估计，1910—1912年间秘密的霍乱疫情杀死的人数多达18000人，而且传播到了法国和西班牙。然而，关于意大利这场秘密霍乱疫情的细节信息压根没出现在史料中，直到几十年后，斯诺登才将细节公之于众；当时的德国小说死忠读者也许能弄清楚发生了什么。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和妻子在秘密疫情期间到访意大利。1912年，曼出版了中篇小说《死于威尼斯》，故事讲述一个德国作家前往威尼斯，发现整座城市被某种“莫名恐慌”所笼罩。作家最终在吃了熟透的草莓后死去，在曼生活的时代，这种水果被认为是感染霍乱的一个主要危险因素。 
  意大利对疫情的隐瞒前无古人，但实难说后无来者。2012年秋天，沙特阿拉伯杰达港，一名在医院就医的病人体内突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而发现这一病毒的病毒学家被沙特政府勒令闭嘴。该院的病毒学家阿里·穆罕默德·扎基意识到这种新病毒可能带来极大的威胁，便将自己的发现发布到了“新兴疾病监测计划”上，对该系统的全球六万名订户发出警告。据各方记述，扎基及时发出的警告阻止了一场全球大流行。专家们迅速对冠状病毒测序，设计出诊断测试，全球的公共卫生机构相继发现超过100个病例，该病毒引发的疾病后来被称作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扎基称，沙特阿拉伯卫生部对此颇为不满。“他们对我充满敌意，”扎基说道，“派了一整支队伍来调查我……现在他们干脆逼迫医院行政部门让我递上辞呈。”阻止了一场潜在全球大流行的人失去了自己的工作，而且只能迁往埃及居住。[311] 
  印度政府也曾试图压制关于NDM-1病原体的言论。第一批关于NDM-1在印度医疗旅游业内出现并传播开来的报道，出现在2010年8月的国际医学文献中，那是发表在《柳叶刀》上的一篇由印度和英国科学家合著的论文。该文甫一发表，印度医疗旅游业的拥护者就开始否认NDM-1会对公共卫生造成影响。“这些超级细菌其实遍地都有，”印度政府的卫生研究秘书维什瓦·卡托奇博士对此嗤之以鼻，“其他国家有，印度自然也有。”NDM-1质粒在新德里首次被分离出来，在这之后针对该质粒的研究，用《印度快报》的话来说都是“伤害印度医疗旅游业的阴谋”。关于NDM-1的研究结论表明医疗旅游业确实急需整改，《印度教徒报》却说这一结论“不公平，而且会引发恐慌”。[312] 

2024-04-22 10:22:06 回应

西尼罗病毒进入美国国门，则为大众提供了又一个怪罪替罪羊的机会，但这次明显过于离谱。虽然现代几乎不存在利用病原体进行战争的情况，而且即便真利用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成功的，但美国政治体系中的某些部门还是执着于对生物恐怖主义的想象。据信，日本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的成员曾在埃博拉病毒疫情暴发期间造访刚果，但显然他们发现这种病毒无法被武器化。此外，奥修的追随者于1981年在俄勒冈州多个沙拉自助柜里投放沙门氏菌，这一事件发生在西尼罗河病毒到来之前没多久，导致人们对生物武器的忧虑程度远超生物武器的实际效力。（在这之后的2001年，美国还发生了炭疽袭击，导致5人死亡、17人染病。）[383] 
  无论如何，当西尼罗病毒于1999年出现在纽约市时，政府官员们马上猜测，怀疑这是时任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下令实施的生物恐怖袭击。 
  这种猜测的证据其实很难站得住脚。
疫情驱动的暴力行径也降临到了其他物种身上。在莱姆病暴发初期，人们将替罪羊目标确定为鹿，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早期研究表明，携带该病的蜱虫主要寄居在鹿身上，在基本没有鹿存在的岛上，蜱虫的数量大幅下降。而且，全美鹿的数量从1900年的25万只爆炸式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700万只，这些动物横冲直撞，穿过森林，摧毁了郊区的草坪和花园。[389] 
  然而，随后的研究表明，鹿与被感染的蜱虫之间压根就没关系，蜱虫是从啮齿动物那里获得引发莱姆病的细菌的。不管怎样，人们屠戮带角动物的欲望明显上升
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期间，埃及政府下达了类似的屠杀令，杀死了30万头猪。但其实并没有证据表明猪在传播H1N1病毒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该病毒的确源自猪，这也是为什么起初人们称其为“猪”流感，但它其实是一种人类病原体，传播途径就是人际传播。当时，埃及一例H1N1病毒感染病例都没有，但接到政府命令后，人们只能开着推土机和皮卡车将无数头猪运走。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一部分猪直接被刀棒结果了性命，“大部分则被倒进土坑之中活埋”。 
  这场血腥屠杀对阻止H1N1的传播可以说是毫无助益。相反，它摧毁了猪农，以及被称作“扎巴林”的、身陷窘境的埃及基督教少数派拾荒者的生计。 
  从这个例子来看，为某个病原体的传播寻找替罪羊的行为反而增加了人们对其他病原体的易感性。其实猪在维护公众健康方面起了极重要的作用，扎巴林会挨家挨户收集垃圾，他们饲养的猪食用垃圾中的有机厨余。在开罗，这些猪处理了全城60%的垃圾。在没有了猪以后，扎巴林干脆所有垃圾都不捡了。埃及政府尝试雇用国际垃圾收集公司来替代扎巴林，但失败了；这些公司寄希望于埃及人能将垃圾投入垃圾桶，以便周期性地统一捡拾，但埃及人并不乐意这么做。街道上开始堆满垃圾，肮脏的污染源威胁着埃及人的健康。一名到访的记者写道：“在任何一天，都会有某个社区成为堆满垃圾的‘无人区’。”开罗的某个社区长老提到，大肆屠猪“是他们做过的最蠢的事……是决策者未能全面了解即做武断决定的又一个例子”。 
  最终，埃及人躲过了垃圾成堆带来的疾病风险，但当时的政府在两年后下台。[393] 
疾病流行并不是唯一一种会引发针对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的袭击行为的社会危机。疫苗接种运动也触发了类似的暴力排斥和报复浪潮。个中缘由不尽相同，但结果是一致的：防控病原体的努力付诸东流，让流行病势不可挡。 
  引发暴力的原因自然形形色色，且根植于当地的具体情况，但与深陷新型疾病疫情的社会一样，拒绝由西方主导的疫苗接种运动的社会，早就处于类似的生存危机之中——西方军事干预的威胁显得越来越大。西方的疫苗接种人员在他们看来可能就是毁灭的代理人，这就好比几内亚的森林居民将临床医生视作埃博拉病毒的散播者，19世纪的纽约市民则将爱尔兰人视为霍乱的传播者。事实上，据我们目前所知，这些医护人员确实会参与强制性的秘密行动。在20世纪70年代的根除天花运动中，在南亚工作的美国疫苗接种人员会砸破房门，强迫哭泣的妇女接种疫苗。[397]菲律宾民众直接遭持枪胁迫，被迫聚集一处接种天花疫苗。[398]201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将情报收集行动伪装成乙型肝炎疫苗接种运动，该行动收集到的情报导致基地组织领导人乌萨马·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暗杀。[399] 
关于海地的霍乱源自尼泊尔这一点，的确不存在什么争议。科学家们将海地霍乱弧菌的基因组与尼泊尔的样本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几乎是完美匹配的，只有一两组碱基配对有明显区别。[418]即便如此，我仍然对“就算某人已因将病原体传给其他人受千夫所指，他还须承担法律责任”这样的观念感到困惑。要知道，注重卫生的垃圾管理措施和对部队的严格健康监测都不能阻止霍乱从尼泊尔传到海地。将霍乱弧菌带到海地的人很可能是个无症状患者，他自己都不知道体内已出现了无法察觉的感染。就算联合国基地谨慎处理了他的排泄物，海地其他地方也完全做不到这种程度。这样看来，将霍乱带到海地的尼泊尔士兵很可能与我们每个人无异。随着全球生物群落及其携带病原体的大移动，我们所有人都是潜在的病菌携带者。 
  毫无疑问，在法庭上疏导受害者的愤懑之情，要比宣之于大街小巷更有意义。但是，约瑟夫寻求的这种公正会不会是用法律的强制力来寻找替罪羊呢？这取决于谁来裁决。在2014年的几内亚，所谓“要对此负责”的人甚至包括医务工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同性恋是替罪羊；至于19世纪30年代的纽约，则是爱尔兰人。就算引入病原体的人群被精准确定（比如海地的情况），我们也很难说清楚这些人究竟要负多少责任。点燃疫情之火的既是引入病原体的患者，也是当地的社会条件。西非的毁林运动和内战，海地恶劣的卫生条件和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匮乏，19世纪纽约的拥塞和肮脏，若不是因为这些“恰到好处”的社会条件，埃博拉和霍乱疫情根本不会暴发。难道西非的医务工作者、海地的联合国士兵或19世纪纽约的爱尔兰移民也须对这些社会条件负责吗？ 

2024-04-24 06:53:00 回应

霍乱的治愈方法几乎简单到令人觉得滑稽，弧菌不会像吞噬血红细胞的疟原虫或是引起肺结核、破坏肺部组织的结核杆菌那般摧毁人体组织，它也不似HIV那样会劫持我们的细胞，令其攻击人体自身。霍乱虽然致命，但在对人体发挥效力的时期里，它实际上更像是一个欲求不满的来访客人，而不是带着谋杀意图的袭击者。真正杀人的，是弧菌在肠道内进行复制时引发的腹泻脱水。这意味着想从霍乱感染中幸存下来，只需要将被吸干的体液再补充回来。霍乱的治愈方法就是洁净的水，再加上少量的简单电解质（比如盐）。这一基础的治疗方法能将霍乱高达50%的病死率降低到小于1%。将人类排泄物与饮用水源隔绝开也能有效防治霍乱，19世纪的技术能做到这一点，甚至古人使用的高架渠和蓄水池也能做到。[419] 

2024-04-24 07:13:11 回应

事实上，准确地说，霍乱并非消失于1926年。引发六次全球大流行的菌株，也就是“古典01型”霍乱弧菌的确灭绝了，但在绝迹之前，它诞下了一个鬼鬼祟祟的小小后代。这个后代生活在不断变化的海洋里，特别懂得怎么利用海洋提供的新机会。这种新型霍乱弧菌能在河流、河口、湖泊和池塘里茁壮成长，存活的时间至少比“古典01型”多三倍。[508]它是极具韧性的生物，甚至扛得住抗生素的大举屠戮。[509]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公共卫生专家们不认为这种新型霍乱弧菌是能引发全球大流行的潜在病原体。它首次被人类检测到是1904年在西奈半岛西海岸的埃尔托检疫站里，当地人在六名前往麦加的朝圣者的尸体里提取出了这种弧菌，这些人都死于腹泻。当时，相较于由“古典01型”弧菌引发的席卷全球的霍乱疫情，这种新型弧菌似乎微不足道。 
  调查者坚持认为，它根本不是霍乱弧菌，只是某种普通的、没必要记录的弧菌。他们就简单地用发现地来称呼它——埃尔托弧菌。[510]而后，医疗机构基本就把这种弧菌抛在了脑后。 
  1937年，埃尔托弧菌重出江湖，在斯佩尔蒙德群岛引发了多次疫情，斯佩尔蒙德群岛是印度尼西亚南苏拉威西省海岸一系列彼此隔绝、低洼的珊瑚礁岛。但这次暴发仍未引起国际重视。[511]这种弧菌杀死了65%的感染者，但疫情没有从偏远的苏拉威西传播出去，所以世卫组织遍布全球的卫生机构并不认为这些疫情是由霍乱引发的。世卫的机构认为，埃尔托弧菌引起的疾病只是某种“特例”，“是由当地环境促成的”。它们称之为“类霍乱病”，并决定不做任何防控措施。世卫组织报告说：“没有理由实施检疫措施，不必严格隔离病人及其接触者，也不必消毒、考虑群体免疫。”[512] 
  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时错失了一个重要的防控机会，埃尔托弧菌疫情的性质随斯佩尔蒙德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接下来的数十年间，越来越多的降水、更强大的暴风雨以及不断上升的海平面重创了苏拉威西。降水量每年都会增加约50～75毫米；暴风雨变得异常猛烈，哪怕是经验丰富的岛民在海上行船时也会迷失方向；而上升的海平面则让水井永久性地被盐水污染。[513] 
1961年，埃尔托“类霍乱病”急速扩张了影响范围，它引发的疫情已经超出苏拉威西，抵达印度尼西亚的其他省份，甚至远抵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是年夏季，埃尔托弧菌在广东省引发疫情，而后，它又传到了香港地区，最终进入南亚，这里是霍乱的腹地。[514]人们仍误以为埃尔托弧菌是类霍乱病而非真正的霍乱，因此没有用霍乱标准的检疫措施和国际通报规则来约束管理。[515] 
  1971年，埃尔托弧菌抵达非洲，此前这里从未出现过这种新型霍乱。[516]埃尔托弧菌侵袭了乍得湖沿岸，该淡水湖位于乍得、喀麦隆、尼日尔和尼日利亚四国交界处，当时一场大型聚会正在举行，一位显赫的酋长施行割礼仪式。800多人患病，数周内就有100多人病死。 
  人们发现，浅而温暖、布满浮游生物的水面是具有环境弹性的埃尔托弧菌的极佳栖息地。由于湖岸各国疯狂修建大坝、改造灌渠、清理沿岸土地，乍得湖已接近干涸。到2000年，这个原本占地超过1万平方英里的湖泊，只剩不到600平方公里的面积了，而且水深只有不到5英尺。致命疫情每年都会在乍得湖盆地周围暴发。[517] 
  最终，世卫组织承认，所谓只在偏远地区暴发、形态温和的类霍乱病压根就不存在。埃尔托“类霍乱病”就是霍乱，就是那种令人闻风丧胆的致命疾病。在经历了四十载所谓“胜利防控”后，霍乱卷土重来。第七次大流行开始了。[518] 
  1990年，霍乱抵达南美，这里自1895年以来不曾经历过霍乱。 
  它的到来仍然与特异的气候现象有关，这次是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象每2～7年发生一次，时间通常是在12月，当地人以“圣婴”来命名这种现象，因为他们大致在相同时间段庆祝耶稣诞辰。该现象始于信风削弱，由此导致印度尼西亚附近的暖水向东流动。[519]暖水向空中蒸发形成雨云，这些雨云便如巨石落入溪流，干扰了全球其他气候模式，导致美国西北部出现干燥冬季，东非出现较大降水量，澳大利亚北部则出现森林大火。[520] 
  1990年末，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暖水冲刷了秘鲁的西海岸，改变了当地浮游生物的构成以及沿岸的洋流——随着赤道浮游物种大举侵入，当地的浮游物种陷入崩溃；常年往北流动的秘鲁寒流也改变了方向。[521]任何种类的霍乱弧菌都能在这些水域的温暖环境中大量滋生，变得更具适应性，也更致命。温暖的海水协助霍乱弧菌产生了能让人类脱水的毒素，也协助这种细菌寄居在浮游生物上，让它们得以在更严峻的条件下存活更长时间。[522]（弧菌附着在桡足类动物的卵囊或肠道内时，其生物量要比在水面自由活动时高出5000倍，而且可以存活超过一年。）[523] 
  在地球上的智人的进化早期阶段，温血为其抵抗病原体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大多数会感染人类的病原体都适应了环境温度，因为这些病原体至少有一段时间是待在自然环境之中的。（当时地球上的人类数量不多，真菌无法实现全人体内生命周期。）维持温血挫败了真菌的侵扰。不幸的是，如今许多感染人类的病原体是从其他哺乳动物那里来的，这意味着它们在感染人类时就早已适应了温血。卡萨德沃尔指出，无论如何，我们还是会用发热来把真菌“烤死”，发热算是一种返祖现象，在人类进化早期，我们体内的热量就曾帮助我们抵抗病原体。 
  问题在于，我们温热的血液之所以能抵抗真菌病原体，仅仅是因为血液温度与真菌习惯的环境温度相异。如果真菌病原体进化到能够忍受更高的温度，这种因梯度带来的防御就会消失。从技术上来看这是可能的：在实验室环境中，真菌会在温度超过华氏82度时死亡，但经过培育，它们能够忍耐高达华氏98度的温度。全球性的气候变化能带来同样的结果，过程虽缓慢，但确能以无情的方式训练真菌，使其耐受不断升高的温度，终有一天，它们能适应我们血液的热度。 
  卡萨德沃尔说，要是耐热真菌真的出现了，将带来前所未有的传染病风险。除了温血，我们再无其他防御机制可以抵抗它们。“你们要是不信，大可去问问两栖动物。”卡萨德沃尔指的是几乎将两栖动物赶尽杀绝的真菌病原体，“你们也可以去问问蝙蝠。”[551] 

2024-04-24 09:09:08 回应

自汉密尔顿首次发表其关于病原体和性进化的理论以来，人类在这方面已经累积了相当多的支持性证据。生物学家发现了兼有有性生殖和无性生殖的物种，它们能依据环境中病原体的类型转换生殖方式。秀丽隐杆线虫在没有寻常病原体的实验室环境中，或是在病原体发生异变、无法再进化的情况下，大概率会通过无性复制的方式繁殖；当它们被病原体追踪攻击时，又会转变为有性生殖。在另外的一些实验里，科学家改变了线虫的性状，让其无法进行有性生殖，而后用病原体来饲养它们，结果这些线虫会在20代之内灭绝。相反，当科学家允许线虫进行有性生殖，它们就能与病原体永远共存下去。要想抵抗病原体，似乎要仰仗有性生殖提供的特殊优势。[559] 
  病原体迫使生物做出性的进化，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附加的适应特征，那就是死亡。死亡是某种可选择的“进化”项目，人类会认为这种理念是反直觉的，因为在大多数人对生命的理解中，“衰退和死亡无法避免”的观念举足轻重。我们将身体视为一定会随时间而磨损的机器，当部分受损，损伤便会累积。最终，在抵达一个临界值后，整台机器就停止运作。所以我们才会说，没人能“欺骗死亡”。我们甚至以同样的理念来看待“年老”（aging），这个词的本义不过是形容时间流逝。[但在我们心里，这个词其实约等于生物学家所说的“衰老”（senescence），这是一个随着时间推移、人体功能逐渐衰退的过程，尽头便是死亡。] 
  但衰老与死亡并不是生命无可避免的面向，我们周遭就满是永生不朽的例子。微生物能永久生存，树也不会随着时间衰退。相反，它们会随着年岁增长而更具活力，吸收更多的养分。对微生物和许多植物而言，永生乃是常态，而非例外。有些动物甚至也不会衰老，比如蛤蜊和龙虾。对这些生物来说，死亡只会由外因引发，内因是不会导致死亡的。 
科学家发现，衰老并不是一个天然不可避免的过程，它实际上是由某些独特的基因控制的，这些基因被宽泛地称为“自杀基因”或“死亡基因”。它们的职责是循序渐进地关闭让我们的身体维持良好状态的自我修复进程，就像是屋主在派对结束后关闭一盏盏灯。无论如何，这个关闭的节点终会在某个时刻到来。[561] 
  早在20世纪70年代，人类就发现了这些基因，当时科学家发现移除雌性章鱼的某些腺体后，可将它原本注定到来的死期推后。一般而言，雌章鱼会在产卵后十天就不再进食，随后死亡，就好像没上发条一样。但如果通过手术移除那些控制生殖成熟和繁殖的腺体，章鱼的行为就会变得很不一样。移除腺体的雌章鱼在产卵后仍然会进食，接着存活六个月。[562]科学家还用类似的方式确定了蠕虫和苍蝇体内除加速衰退和死亡之外无其他已知功能的基因。一旦这些基因在实验中被去活化，死期就会推迟，蠕虫和苍蝇能继续生存。[563] 
  截至目前，人体内尚未发现仅控制死亡功能的基因。人体内的自杀基因承担了许多不同的功能，既有利又有害。控制发炎的基因在我们年轻时能帮助愈合伤口，防止感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逐渐具有自杀倾向，开始攻击健康细胞。我们至今仍不明确，到底是什么条件触发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大转变，但毫无疑问，科学家正在抗衰老研究中重点考察这些问题。[564] 
我们的基因组里还包含了历史上一次特殊流行病的暴发线索。那次流行病大约在距今200万年前袭击了所有的人科动物（我们智人是唯一的幸存物种），证据就位于专门控制唾液酸这种特定化合物分泌的基因中。在长达30万年的时间里（放在进化的时间尺度里，这不过如一记心跳般短暂），每个能分泌这种唾液酸的个体都死了或是无法有效繁殖，仅留下了那些不分泌唾液酸的个体，后者的体内存在使唾液酸失活的基因变体。 
  如此巨大的变化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成的？唾液酸专家阿吉特·瓦尔基发现，人类遗弃了分泌唾液酸的基因，他猜测是一场流行病引发了剧变。这是因为唾液酸除了在细胞间相互作用中发挥多种功能外，还会被病原体利用，以入侵细胞。（病原体可与唾液酸结合，以此进入细胞内部，有点像是在锁孔里转动钥匙。）某种病原体利用唾液酸侵入人科动物细胞，其引发的流行病杀死了所有能分泌这种唾液酸的个体，只留下无法分泌的个体。瓦尔基认为，那次流行病很可能是某种疟疾，因为亚种疟原虫可以与这种唾液酸（亦即N-羟乙酰神经氨酸）进行结合，而亚种疟原虫如今仍是引发黑猩猩疟疾的祸首。[570] 
  那场可能是疟疾的流行病给幸存者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幸存者的细胞不再像其他灵长类动物以及所有脊椎动物的那样分泌N-羟乙酰神经氨酸。这意味着未能幸存的人不可能拥有自己的遗腹子，因为幸存者的免疫系统会将含有N-羟乙酰神经氨酸的精子细胞和胚胎视作异物并发起攻击，瓦尔基利用基因改造老鼠做的实验表明，幸存者只能与幸存者繁育后代。 
  一个新物种就此诞生。依据化石证据，第一个直立行走的人科动物，正是在N-羟乙酰神经氨酸丢失前后的时间段与其先祖南方古猿区分开来的。如果瓦尔基的理论是对的，那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成为人类，我们遭逢的第一次疾病大流行帮了忙。[571] 
  令人瞩目的是，这些与远古疾病大流行有关的发现所依据的悖论式观察其实都是在与遗传学不相关的调查中做出的。人们发现丢失的唾液酸，发现病原体识别基因的多样性，都属意外。1984年，瓦尔基给患有骨髓衰竭的病人注射了马血清，他发现病人的免疫系统对血清中的唾液酸产生了反应。瓦尔基耗费数十年时间思考个中缘由，跌跌撞撞地寻获了一个古代疾病大流行的故事。至于病原体识别基因的多样性，则是科学家在尝试器官移植的过程中发现的。外科医生发现，除非器官捐赠者和接受者拥有同样的、识别病原体的人类白细胞抗原基因，否则接受者的免疫系统就会像攻击病原体那样攻击捐赠者的器官。医院依据捐赠者和接受者的人类白细胞抗原基因进行器官配型，这种尝试逐渐揭露出我们体内病原体识别基因的丰富程度。尽管这些发现具有偶然性，但它们得出的结论俱与进化生物学家的理论相悖，后者正竭力解答自身理论中的这些悖论。要是我们直接抱着寻找远古疾病大流行的目的去做研究，岂不是能找到更多证据？[572] 

2024-04-24 17:49:41 回应